美国纪实摄影师埃里克·索斯（alecsoth）以自己为模特创作的肖像照倡导人们放下对身份的执念，为身份做一次“水疗”。这些“不见脸的自拍照”被他发布在instagram上，照片中索斯本人的脸被各种各样不易长久留存的事物遮住：水、雾、雪、冰晶、水蒸气、装着水的玻璃杯、突然的动作、重组的像素格、被抛向空中的球、举在面前的照相机或是躺在湖面上的睡莲。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近照恰好与面部识别技术处于两个极端，或许可以称作“面部健忘技术”或“面部消融技术”之类的东西。它们不仅不愿巨细靡遗地展示一个人的面部特征，反而还为人脸罩上了一层诗意的纱。看着索斯在照片中的形象，我不禁想起过去母亲下厨房时的模样。炉子上烧着一大锅水，母亲将五六根从瑞士山区采摘来的香草料投进锅中，然后将一块端菜用的毛巾搭在头上，好让皮肤吸收这氤氲的蒸汽。她有时也会用蛋白或酸奶与一种由海草、蜂蜜、燕麦和木瓜混合而成的绿色糊状物混合在一起，仿佛光凭这些日常家用的食材就足以为人类的面部肌肤带来改变，甚至是一场革命。在我看来，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种都像是一张面具，能够重组人类的肌肤细胞、面部肌肉和表情，有时甚至能影响一个人的存在方式。
索斯的自拍照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细胞重组方式。他的形象与面部识别系统保持着距离，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可问题是，能模糊我们身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烟、涟漪，还是悲伤、焦虑或恐惧之类的情绪？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消失？又是什么让我们变得为人所知或不知？这些象征着幻灭的照片还告诉我们，有些时候，要想不被看见和认出，我们需要借助想象。但巧合的是，这种想象也正是使我们受到关注所必需的能力。在如今这个过度透明的时代，索斯的自拍照证明，人们是健忘的。“我们是谁”不仅与我们可以被人看到的样子有关，还与别人看不到的我们有关。对身份进行模糊处理或许是重新激发我们想象力的合法方法。我们的存在既与如何展示自己有关，也与如何隐藏自己有关。
在隐藏面部特征方面，美籍非裔艺术家凯里·詹姆斯·马歇尔（kerryjamesmarshall）创作的绘画作品或许给人的视觉冲击力最强。马歇尔从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隐形人》中获得灵感，让他的画中人与黑色背景几乎融为一体，却依旧露齿而笑，目光如炬。人们或许看不见他，但他依旧能说、能看。他就在那里，却又不在那里。倘若他此刻正在慢慢地滑向地底，那闪烁着炯炯目光的双眼又分明能让人一眼就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是个隐形人，却又有声音和清晰的视觉。马歇尔的画中人兼具“在”与“不在”的双重特性，无形的轮廓下暗藏着灼人的权威感。
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作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hazlitt）于182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活出自我的遐思》（onlivingtoone’sself）的散文。他写道，自己“宁愿做奇妙大自然的无言观察者”，也不愿成为受人瞩目的对象。他提倡在不寻求他人瞩目的前提下关心别人的事务。如果一个人借助“别有洞天的隐居状态”来观察世界，那么这个人将：
无须一直盯着周围，四处探索自己能做些什么，便可在宇宙中发现足够多的有趣事物。尝试是徒劳的！这个人从云朵中读出思想，目视星空，见证四季轮换。他目睹过秋天的落叶，也品尝过春日的芬芳气息。他在附近的矮树林里因为听见画眉鸟的歌唱而喜悦，也曾在篝火边席地而坐，听着风的呼啸，投入地读一本书，在写作中怡然度过几小时，或是沉浸在思绪中忘了时间。所有这些都让他如此专注，以至于浑然忘我。
留心周遭事物，哈兹里特如此告诫我们。全身心地沉浸于当前所处的环境中，并忘掉自我。
如果能活到今天，哈兹里特又会对生物数据采集之类的技术作何感想呢？“deepface”背后的开发团队是否会考虑聘请他来做顾问？哈兹里特本人尽可能地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集哲学家、评论家和散文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但他提倡的不仅是沉思与独处，还有“忘掉自我”。早在1900年弗洛伊德发表《梦的解析》（theinterpretationofdreams）时，这种类似于“健忘症”的状态或许就已经过时了。可时至今日，它仿佛卷土重来。2014年，欧洲某高级法院做出判决，要求搜索引擎公司授予用户遗忘过时、错误及无关信息的权利。
当代身份政治要求我们对是什么使我们成为自己进行深刻的评价。每个人都想获得他人的认可，并被他人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每个人也都希望自己所表现出的形象在他人眼中是真实的。我们希望语言能反映出这一点，为此，我们小心翼翼，力求准确地使用每个人称和性别代词。但是，这是我们所认识的身份政治中的一个阶段吗？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对身份少一些关注。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后，就索性忘掉这个身份吧。“”和“”这两个网站为我们提供了无比精确的种族及基因谱系追溯服务，毕竟人人都觉得“寻根”是件大事。我们还有几乎无穷无尽的新方式可以用来了解自己，比如面部识别系统、虹膜扫描和生物数据采集工具就能够读取包括我们的声音、心率、激素水平及脑电波在内的各项生理指征。可不幸的是，在忘掉自己方面，目前我们并不具备同样多的新途径。
英国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bowie）去世后，一张关于他的照片在twitter上流传开来。照片中的鲍伊穿着宽松的工装短裤，上身套着一件t恤，头戴棒球帽，正走在纽约街头的人行道上。他是那样不受关注，除了摄影师，没人注意到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鲍伊创造出了众多的“舞台人格”，如怪异的红发摇滚歌手齐格·星尘（ziggystardust）、贵公子般衣着考究的“瘦白公爵”（thethinwhiteduke）、太空怪人汤姆少校（majortom）和脸上画着红蓝闪电标志的阿拉丁·塞恩（aladdinsane）等。尽管如此，鲍伊也能做到在公共场合随意走动而不被人注意，堪称“隐形”领域的杰出诗人。他创造身份的能力令人望其项背，但他不仅热爱“变身”，也深知“隐身”的价值。
或许，正是这种隐身能力为鲍伊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心。当今社会，“消失”反倒成了一件难事。就拿我的两个儿子来说，“消失”对他们而言还是一件新鲜事。在他们眼中，这种老古董式的行为与我小时候祖母用的银制芦笋餐叉没什么分别，都是一样陈旧。两兄弟现在都已经20多岁了，社交网络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逐渐减少。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我可以删掉社交网络上的一切东西，比如我的facebook页面、instagram上的照片和snapchat中的聊天记录。但从技术上说，它们永远都在那里。总有人可以想方设法找到它们。即便它们客观上不存在了，但我们仍从心理上认为它们还在。”尽管我的儿子们可以脱离社交媒体、弃用网上银行与gmail、放置具有实时定位功能的电子设备，并在网上散布一些关于自己的错误信息，他们却仍然觉得不够，数字意义上的个人身份具有永恒性。2018年，欧盟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赋予个人在网络上自由处置私人信息的合法权益，包括对信息的“删除权”。然而，由于争议较多，美国境内尚未通过类似保护隐私的法律法规。有人说“删除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有人认为它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有人说它提供了一种处理网络信息的实际手段，也有人认为它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相关条款。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删除某些信息，就像突然摔门而去，或是粗暴地结束一段感情，就这样丝毫不被察觉地消失在他人的视野中，一去不复返。个人信息在数字世界中的永恒性或许能证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想“摔门而去”，这背后实则潜藏着一种将事物画上句点的一厢情愿。
以色列高科技公司ripples开发出一种新型3d打印技术，可以用喷墨式打印机帮助咖啡师依照任意图像制作卡布其诺咖啡的泡沫拉花。不必多说，这家公司进行市场营销时热推的卖点正是将顾客的照片制成拉花图样。当然，坐在咖啡厅里，注视着咖啡杯中的液体表面，我们时常容易陷入遐思。但当咖啡表面浮现着你自己的脸时，想必能极端强烈地激起你的自我觉察。“自恋狂”的形象在每种文化、每代人中都会以独特的形式出现，但这种新技术的出现能否预示着人类可以在任何东西上留下具有个人特色的特殊印记？我们又能否随时随地看见自己的倒影？还是说，这项技术暗示我们个人身份可以像拿铁咖啡泡沫般轻易溶解？抑或个人身份其实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永恒？
想到这里，我又把自己那张高中毕业合影拿出来看。如果我有能力开发“deepface”识别技术，应该会应用一些特殊算法，使它不仅擅长识别人脸的每一个细微特征，还能恢复人脸在过去任意时刻的模样。有了这项技术，我就可以把自己的脸放进照片，以毕业那天的清晨自己应有的模样出现在我的朋友们中间。这项技术不仅能捕捉到那个高中女生的年龄、姿势、表情和面部特征，甚至还能识别出她当天的心情：得意扬扬、眉头紧锁，也或许只是单纯地望向远方。我想全面地了解过去的那个自己，我期待再次与她相见。
不过，我很高兴过去的自己已经一去不返。多年前那个春日的清晨，一个高中女生的自我存在感发生转折，这种感受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当时的我一心想接受社会的历练，渴望“逃离那张合影”。后来我才开始明白，一味强调自己“不在那里”反而愈加凸显出自身的存在。自那以后，我逐渐领略到“不在场”的力量。或许，当年的我其实只是沉迷于一种青少年版的“捉迷藏”游戏。那时我意识到，“消失”是一种特权，而“消失的能力”则是一种天赋。前不久，我从英国圣公会牧师詹姆斯·伯恩斯（jamesburns）的箴言中获得了启示。在我看来，他的这句话在“不被看见”这个话题上显得尤其振聋发聩：“我们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然后放下这件事，再学着去爱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