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亲眼见过一次这样的军事装备。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在哈德逊河的奥尔巴尼港口停泊着一艘名为“斯莱特号”的舰艇。“二战”期间作为美国海军驱逐舰服役的它如今已被改装成一座向游客开放的博物馆。它的表面被涂装上深蓝色、浅蓝色和灰色的不规则色块——这是综合考量水面、时间、动态及物理距离等各种因素之后做出的决定。它看上去就像一幅立体主义画作，在工业化的河岸边漂浮。我眺望着河水下游不断变换的晨光，瞬间明白为什么从远处看来这些颜色和形状竟会产生如此令人迷惑的视觉效果。要是布拉克还在世，看到此情此景，想必会欢欣鼓舞吧？那天早上我在河上看见的舰艇，无论在材质、形态、色彩还是光影效果方面，都远比博物馆中展示的任何一幅油画更具说明意义。
时至今日，科特的研究成果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点或许连他本人也始料未及。在2016年法网公开赛上，阿迪达斯为网球选手们设计的运动服采用了夸张的黑白波状条纹设计，这就如同此前提及的剑鸻和战舰上的伪装一样，意在分散对手的注意力，干扰它们的判断。同年，英国艺术家康拉德·肖克罗斯（conradshawcross）设计出了“光之斗篷”。这幢建筑坐落于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尼治半岛地区，炫目的外表给人以足够的视觉冲击。建筑内部实为一座低碳能源中心，包裹着高达49米的大型烟道，为当地超过1.5万居民供能。“光之斗篷”由数百块锻造后的铝板拼接而成，铝板连接处经激光处理，以不同角度衔接，从而构成了整个极具设计感的建筑外壳。每逢日出和日落，“光之斗篷”的外表就会呈现出特殊的波纹效应——大楼表面交错的线条会在光影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干扰中生成波纹状图案。它就矗立在光中，但看上去好像又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区的艺术家丽塔·伊科宁（riittaikonen）与卡罗利妮·约尔特（karolinehjorth）合作创作了摄影作品集《铜铃般的大眼睛》（eyesasbigasplates）。两位艺术家从芬兰与挪威民间童话传说中汲取了灵感，她们请老人做模特，扮演成当地民间传说中的主角。人物服饰取材于当地随处可见的材料，像用海草织成的裙子、海带做成的披风、杂草和花蕾编成的帽子和苔藓制成的毯子。此时，老人与其身穿的衣服之间就存在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关联。他们脸上的皱纹与衣服上的叶片、杂草和花蕾的质感之间形成了某种精神上的亲昵。这些照片好像在告诉人们：一个地方的风貌既具有地理层面上的意义，又有精神层面上的内涵。它们囊括了时间与自然两个主题，激发出某种关于老龄化的模糊生态学的启示。这些难以捉摸的暗示仿佛揭示了自然系统循环的必然性，以及人类注定归于尘土的最终命运。
中国艺术家刘勃麟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城市迷彩”（“hidinginthecity”）的行为艺术作品，堪称与背景完美融合的艺术典范。照片中的他全身涂满油彩，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杂志摊前、水果市场的垃圾桶旁或是背靠着一堵石墙。他的皮肤和衣服被涂上与背景完美契合的油彩，整个人仿佛隐身于周围的环境中，不仔细看的话甚至难以察觉其存在，人们必须眯起眼睛仔细瞧才能分辨出他的轮廓。这些照片展示出了人与背景完美结合的惊艳之美。在美国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leibovitz）为意大利高端服装品牌盟可睐（moncler）拍摄的一组广告宣传照中，受邀担任模特的刘勃麟同样不遗余力地将自己“隐藏”起来。照片中的他坐在一家旧书店里，背后堆满了旧书、金属档案柜和老古董式的图书索引卡，这些要素无不强调着这家复古书店的残破与杂乱，但这一切又令人心生向往。刘的脸被涂上了蓝色油彩，这正是他背后窗户上的玻璃颜色。他的上衣和裤子也依照周围书堆的样子被涂上了色，而靴子则应和着地板，与其融为一体。这则广告似乎表明，这件手工缝制的新品外套真正奢华的地方就在于它被赋予的谨慎感。
不久前，我和几位友人在佛蒙特州的一片树林里漫步，其中一位朋友的口袋里正巧放着一只买给他家宠物狗的玩具。这是一个小小的塑料汉堡包，被挤压时会发出尖厉的声音。正当这个小玩意儿被捏得“吱吱”叫时，附近很快传来一只猫鸟的回应。就这样，在这个6月的晚上，一个汉堡包玩具和一只鸟儿竟然一唱一和地持续对话了好几分钟，这令我惊奇不已。看来，人类在声音上的伪装虽然怪异、牵强又捉摸不定，却不是毫无成效的。谁知道我们中的哪个人会上怎样的当呢？作为现代消费者，我们适应周围环境的方式总是不稳定、任性、武断或出人意料的。
刘勃麟的每张照片捕捉到的都是某个时间点上的画面，而只有当他静止不动时，才能使涂着油彩的装束与环境融为一体。科特将这类行为分别称为“适应性静止”与“适应性行动”，并指出只有外表上的伪装是不够的：“对于动物而言，要想实现完美的伪装，就必须从外表到行动都伪装起来才行。”正如蜥蜴一动不动的时候看起来就像片枯叶，静止的态度其实富有创造性。又如鳗鱼能模仿水草轻柔摇曳的样子，或是鱼儿浮着肚子顺水漂流，在游进海草床的一瞬间重新将身子竖直起来游走。有些昆虫会聚在一起摆出花朵的造型，这可以证明伪装术并不一定是被动的。展翅的棕色巴拿马蝴蝶像极了在空中起舞的落叶，停驻在睡莲上的麻鸦那看似反常的行为——静止一会儿，摇摇身子，再静止一会儿——模拟的正是微风轻拂水面、荡出一圈圈涟漪的自然状态。今天，人类在野外狩猎活动中使用的伪装衣，模仿的不仅是背景环境的颜色与质地，还有发生在其中的实质性行为。那些人为设计在布料上的条纹与网格，是为了在二维与三维空间上形成落叶、沙砾、尘土和雪的假象。21世纪，在军事界广泛应用的数字伪装术更注重规模和距离。如今的技术既能模拟近距离下的极细微状态，如叶脉或草叶的边沿，又能从宏观上拉近远处的物体，使它看起来仿佛近在咫尺。
伪装不一定是一种持续不变的状态，它是对空气与光线的微弱变化的活跃、即兴、短暂的响应。鱿鱼利用体内的“虹色细胞”（iridocytes）来保护自己。这种细胞中含有一种名为“反光素”（reflectin）的光敏蛋白，负责调节海洋动物的表皮颜色。通过舒展或挤压色素细胞，鱿鱼就能依据周边环境的色调，从自己的“调色盘”中精准地选出相应的颜色，为自己披上一层防护衣。“二战”期间，鱿鱼的变色能力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其中一项策略是考虑使用许多小灯照亮战斗机的前方及边缘处，利用干扰性的漫射造成伪装，使战斗机本身更不易被隐藏于地面和水下的探测设备察觉。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人员已探索出分离光敏蛋白的方法。他们还将其与其他材料进行结合，研发出一种新型合成纤维织物，可保护穿戴者免受红外探测。目前，这种新型材料被用于制作一种科技胶带。将这种胶带撕下来贴于军事装备表面，即可对不同波长的光照做出干扰性的反射，使探测设备无法对其进行完整识别。
科特也指出：“隐晦的静默之于耳，有如隐晦的外表之于目。这里所说的‘静默’不单指没有声音的被动状态，还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一种为了获得猎物而必须具备的显著特质。它既能通过基因结构上的不断修饰而先天获得，也可由动物不断摸索与环境相适应的行为而后天获得。”例如，猫在夜间穿梭于草丛间是无声的，但这种安静并非源于动作上的静止，而恰恰是因为在动的过程中保持安静。因此，科特表示，动作的静止并不等同于对声音的抑制。这种对“静态”的分层不禁使人联想到哈罗德·品特（haroldpinter）的戏剧作品。演员们利用台词上的停顿，暗示情节上的不确定性，有时是悬在空中的一句疑问，有时是质疑引发的一片死寂。因此，剧作家品特才会写道：“我们听到的言语总在诉说着一些言外之意。”
不引人瞩目的状态，关乎外表、静止与运动，也关乎光线、声音与沉默。一只鸟要想不引人瞩目，可以装模作样地发出电锯般的声音，也可以沉默不语，把自己隐藏在林间枝叶中。当我们试着换上不属于自己的面目时，喜剧效果就会随之而来。默片《从军记》（shoulderarms）中，卓别林饰演的新兵埋伏于敌方阵营。他乔装得极像一棵树，手臂两侧还挂着一些小树枝，头顶的帽子就像葱郁的树冠。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一名敌军士兵适时出现，想将他一刀劈成两半，当作柴火。他伺机而动，挥舞着“枝繁叶茂”的四肢一通乱打。这名倒霉的敌方士兵看不清自己眼前的东西，屏幕前的观众也是一样的，可他们会为这个令人迷惑的情景所吸引。而且最重要的是，卓别林的打斗动作与其惊恐万分的面部表情共同作用，催生出了十足的喜剧效果。
话说回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并产生一种类似于亲情的关联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荒诞。我们要做的或许只是尊重并顺应环境所提供的存在方式而已。我的朋友伊丽莎白·谢尔曼（elizabethsherman）是一名生物学家。在谈论到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时，她如此描述道：“当人类试图观察自然时，无论是在森林、草地、沙漠，还是在水下，我们都会努力让自己变得不起眼，以便更好地亲近自然。”谢尔曼的研究对象是大开曼岛周边海域里的珊瑚礁。她每次都得通过潜水的方式在安静、失重的状态下工作，以免打扰到海里那些无脊柱动物及各类水族生物的正常生活。我看着她采集回来的水下录像素材，不难想象出一名潜水员在海底世界中可以体验到的“隐身”状态。视频中的谢尔曼使我想起之前提及的丽塔·伊科宁以老年人为主角的摄影作品，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者偏重于展现精心雕琢的视觉效果，如海草做成的外套或珊瑚制成的帽子，以表示对自然环境的敬意。但谢尔曼在海洋中的存在则更多地展现出对如何融入环境这个行为问题的探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谢尔曼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对事业充满热情、备受学生爱戴的大学教授。但当她投身于那些于她而言最重要的研究项目时，却有意不让水中的研究对象注意到自己。那些蓑鲉、神仙鱼、大海龟与海胆都对她的存在漠不关心。在它们眼中，无论她在不在那里，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不禁好奇，这种刻意隐藏自己的存在方式能否也在陆地上实现？或许只有当一个人像自然文学家彼得·马修森（petermatthiessen）一样对所处陆地环境具备无比深入的认知时，才可能真正做到与其融为一体。马修森在《雪豹》（thesnowleopard）一书中记录了他本人在西藏地区的群山之中追寻一只神秘雪豹的旅程。这只令他神往的豹子灰白色的皮毛上带有玫瑰状的黑色斑纹，象征着神秘、警惕、遥远与未知。它极巧妙地将自己隐藏在选定的地方，哪怕人类与它仅隔几米远，也未必能注意到它。尽管如此，在马修森的不懈追寻下，这头豹子的行踪还是逐渐显露出来了。一路走来，马修森认为猫科动物在“静”这一方面的能力已达到一些瑜伽大师所谓的“灵魂出窍”水平，即“本体静止不动，磁场振动亦完全停止，以至于在旁人的心智或记忆中对其全无印象”。马修森认为，在某些场合下，人类或许也会渴望达到这种“使人全无印象”的状态。这种与周边环境的全然融合能使人体会到一种持续的圆满感，一种在与现代生活暂时脱轨的状态中所体会到的令人心安的归属感。在崇尚自我标榜的当今社会，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可选择的充满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暂时放下对自我塑造与个人形象的追寻，安享片刻的宁静。
海伦·麦克唐纳（helenmacdonald）曾在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自然保护区是否应该设立观察站，以便游客在不对自然环境造成人为影响的前提下观察动物作息的问题。她在文中写道：“要想亲眼观察动物的自然行为，我们不必非得把自己藏起来。正如研究狐獴与黑猩猩的科学家所证明的那样，长时间的相处可以使动物习惯我们的存在。但对于‘把自己藏起来’这种惯性思维，人类恐怕一时积习难改。我们总喜欢在别人看不见自己的同时窥视别人，这会让我们得到一种值得怀疑的满足感，而且这种态度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她还描述到，自己曾在一个英国小镇的公园里散步，猛然瞥见一群水獭在浅浅的溪流中游泳。她惊异不已，因为水獭这类动物生性内敛，通常喜欢在隐秘的地方过着不受人类打扰的自在生活。但在这里，这群水獭显然对它们的人类朋友没有戒心，无忧无虑地在水里嬉戏。小镇上的人也早已习惯这些水獭的存在，并以此为乐。相比之下，来到这里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们一个个身穿伪装服、挂着配备长镜头的照相机，看起来反倒显得愚蠢又不合时宜。
这或许并非自然而然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但在寻求归属感这方面，我们其实是具备创造性的。日本建筑设计师妹岛和世（kazuyosejima）构想出一款概念性的“隐形列车”。列车车身覆盖着高度反光的硬质材料，飞驰起来如同一束耀眼的光柱，与清晨的天空、正午的阳光、黄昏的云朵、远山的灰色轮廓和旅途经过的土绿色田野浑然一体。无论它在哪里，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虽然人们看到它的时候，除了把它看作一列正穿山越岭的金属物体之外想象不到其他的事物，但它仍在努力地适应着周遭环境。诗人凯瑟琳·拉森（katherinelarson）写道，保护色是“事物隐藏起来的方式，是某些细碎的真相在与更大的真相碰撞之时的消亡”。或许，当我们坐在这列隐形列车之中，也能在遭遇更大的真相时体验一次消亡。
英国设计师劳伦·鲍克（laurenbowker）一直为生物化学所着迷。她发明了一系列墨水，能对当前环境的综合情况做出反应。事实上，鲍克最初只想研发一种能够吸收污染的墨水，这种墨水在接触到环境中的某些毒素时就会由黄色变为黑色。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她又开发出几种热敏墨水，可对环境中的温度、光照、湿度、气压及其他各类因素做出反应。不仅如此，鲍克还发明出能够反映使用者脑部活动与情绪状态的墨水：蓝色代表悲伤，白色表示平静。她创办的公司“theunseen”专门生产各种款式的渐变荧光色披肩与皮饰。这些产品被业界解读为带有异域风情的奢侈品，还混合着独一无二的创新性，可谓定制服装界最时尚的“心情指针”。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时尚界的创新之举，而不是我们之前谈论的“保护色”。尽管如此，这类作品的诞生也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承认周围环境的存在并对其做出合理反应，也能对“美”进行定义。我们甚至还能进一步发散思维，为鲍克的神奇墨水畅想一下在其他领域内的应用前景。若暂不考虑成本，从更加实际的视角来看，或许这种变色墨水的制作原理可以被应用于开发新式服饰，使之能够对环境中的毒素做出感应，从而预警某些极端的温度变化，甚至成为环境警示系统的一部分。又或者，这种衣服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色，使我们也能融进周边的环境中？鉴于如今的我们与周遭世界之间存在如此多的冲突，这类服饰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与世界和谐共处。
化学变色墨水和隐形胶带之类的东西自有其吸引人之处，但“隐形”的状态实则不大可能通过这类小玩意儿实现。具体原因我还无法道明，毕竟我的“卵石多肉植物”永远不会作声，科特笔下的物种也说着人类听不懂的语言。但假设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能用人类的语言将它们的一系列模糊行为解释清楚，也许我们也能体验到美国诗人、随笔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berry）在肯塔基州的密林里扎了几天帐篷之后所描述的那种感觉：“我个人已经精简到了无法进一步精简的地步。”他在题为《树林的入口》（anentrancetothewoods）的文章中写道：“我就像一个减去了50磅体重的人，身体前所未有地轻盈。当我离开广阔无垠的石头地，再次走进树林深处时，我明白了，此时的我已经融入了这里，成为这片树林里一处小小的细节。”
贝里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他在树林里扎帐篷时随身携带了一卷隐形胶带，或是穿着一件染着热敏墨水的外套。相反，他的“隐身衣”正是他对静息与沉默的事物的观察、是他逐渐轻盈的脚步、是他对周围环境更为密切的审视与体察，还有他后天锻炼出来的灵活适应性。正如贝里所提及的那样，他“全然沉浸于此处，就像松鼠把自己藏在窝里一样隐秘”。
早于贝里的另一位作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keats）亦对如何实现“隐形”的状态提供了一种观点。1818年，他在那封著名的，写给好友理查德·伍德豪斯（richardwoodhouse）的书信中提出了“诗人就像变色龙”这一看法。他说，“变色龙诗人”并不坚守于自己的个性，他们“既享受光，又享受阴影；无论境遇好坏、得意失意、地位高低、身份贵贱，都活得热情。在他们眼中，就连伊阿古也成了伊摩琴。他们随遇而安的乐观本性，令自命不凡的哲学家惊诧不已”。济慈还说，一旦诗人摒弃对个人身份的执念，便能化作“太阳、月亮、海洋和世间的男男女女”。从这封被后人称为“变色龙之信”的内容来看，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个人可以成为任何物种中的一员。他相信，没有了显著的自我，诗人反而能更好地活在当下、更有效地总结经验、更有能力构想出诗歌的主体：无论是夜莺、英式庄园还是一名女性。
约翰·济慈没能与休·科特生在同一时代进行交流简直是一大憾事。济慈的书信与科特在动物行为学领域的研究代表着艺术与科学的交融，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也在致力于类似的事业。他们也明白，究竟需要怎样精确、深刻的艺术性，才能全然地认识自我以外的世界。
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着一种银蚁，外表完美地适应了恶劣的沙漠环境。它们小小身躯的中部与侧部覆盖着三角形截面的毛发，可高度反射太阳光中的可见光与近红外光，进而达到卸载多余热量的效果。如此，银蚁才能在每天离开巢穴的20分钟内无惧沙漠里150华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或许，到21世纪中期，这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案例将为我们带来无比重要的启示。毕竟，随着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人口数量突破90亿大关，我们将不得不思考如何进一步与极端环境共生的现实问题。人类内心深处秉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到时候很可能只会留存在人们的回忆中。
这不禁又使我想起我那盆小小的“卵石植物”，它为了适应剧烈变化的环境而生，因而也具备了与此相衬的气质。它之所以堪称伟大，或许是因为它兼具表达两种基本的，但却截然不同的渴望的能力：对融入环境的渴望，以及对自我革新的渴望。我在想，自己之所以对“卵石植物”、竹节虫和那只海狸如此着迷，或许正是因为我羡慕它们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同时满足这两种愿望。对它们而言，这种目标上的不约而同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想，它们都拥有足够的想象力去认识它们生活的世界。这些物种以它们安静而确定的适应感、以它们与环境的相容性、以它们对归属感的坚定把握，深深地使我着迷。无论我们称之为“保护色”，还是简单地将其概括成“归属感”，人性的衡量方式或许并非源于我们如何在世界中脱颖而出，而是来自我们如何在其中寻求优雅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