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无法捕捉在自然演变历程中存在的每个事物，因为自然这个舞台太大了，难免会有所遮蔽、有所阻碍。
自然的演变历程太过迅速，在大自然这一背景的衬托下，反而具有不易参透的隐秘性。
——约翰·巴勒斯
在紧挨我书桌的窗台上，多年来一直摆着一小盆银色的多肉植物。它整体呈浅灰色，夹杂着米色和玫瑰色斑点。表面平滑，从球茎上抽出的叶片统一呈椭圆形，活像一堆小鹅卵石。这样一盆柔软、顺从、长着气孔的多肉植物逐渐长成了一块坚不可摧的岩石。我深感欣慰，并暗暗佩服它莫大的勇气。但仔细想想，发生于它那优雅外表之上的变化完全是一种必然。这种俗名“卵石”的多肉植物发源于非洲平原，在进化过程中成功地避开了食草动物的注意。我每天看到窗台上的这盆植物时都不禁啧啧称奇。一方面感慨它竟然仅凭独特的伪装技巧就能在适者生存的非洲大草原上存活至今，另一方面惊奇于它的隐秘性——在如今这个以曝光为荣的社会，这种小植物却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上的启迪。它生来就擅长隐藏自己，隐秘性早已渗透进它的每一个细胞结构中。它启示着我们与自己所处的环境融为一体。它在植物学上的独特性彰显出它的美丽、勇敢和对“不被看见”的隐形状态的想象力。
我虽然称不上是一个热爱园艺的人，却唯独为这盆多肉植物的倔强醉心不已。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重量、形态和色泽，还是因为它的每个细胞都在拼尽全力，想让自己成为另外的样子。它是丈夫送给我的礼物。以前，我的丈夫为使他的“植物园”更加繁盛，总会储备各种苗木的种子。他每年都会种植西红柿、罗勒、薄荷、浆果以及各种花卉。“给你。”他边说边将埋着多肉种子的花盆递给我。他料定我觊觎这样一盆植物已久，而且一定会对这盆小东西珍爱有加。“这东西是我见过的最不像植物的植物。”他微微翻了个白眼，继续说道，“花圃里有人告诉我，这棵植物长起来极其缓慢。我觉得还挺适合你的。”
此话不假。这种多肉植物在园艺界的戏称正是“活石头”。我将它放在窗台上，这小小的椭圆形植物就这样静静地待了几个月，似乎连一厘米也没有生长。它既不抽枝，也不开花，就连有所变化也谈不上。事实上，唯一能证明它活过的，就是在它濒死之时叶瓣会变成肝粉色，其自身也会凋敝成一种奇特的肉质形态，直到最终彻底解体。这就是这种植物的性子，既倔强得可爱，又始终在环境下伪装着自己。直到最后一刻，我依然为曾经照料这个小骗子而感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毕竟，我曾无微不至地关心它，为它定期松土，也确保它在窗台上能享受到充足的光照。它低调的伪装在我眼中有一种魅力。对像我这样对植物谈不上狂热的园丁而言，还有什么比一株一心只想当块石头的植物更适合的呢？
在自然界中，这种伪装技巧被称为“保护色”，指的是生物所具备的与其当前所处环境融为一体的本领。它使生物得以借助视觉、嗅觉、声音、形态的变化，形成一种外在的假象，使其存在不易被天敌察觉。自然界中充满了这类低调生活的拥护者：贝类、植物、两栖动物、昆虫、鸟类、哺乳动物；在降雪前通体毛色会变白的北极狐、甲壳上带有怪异巴洛克风格图案的印尼蟹以及皮下组织细胞可以随着自身所处海洋环境的颜色改变而变化的章鱼。变得“隐形”并不等同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它不是对个人创造性的否认，也无意打压我们每个人的独特性；相反，它是一种吸引同伴、保卫家园的策略，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在家园里生息、捕猎与防卫。自然界的伪装术不是一种猎奇式的品性，它既不起眼，又带有创造性，充分体现出生物本身对所处环境的敏感与审慎。最重要的是，它是强大的，足以使拥有它的生物受到保护。
大自然喜欢隐藏自己。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就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界提供的不仅是词汇表，还有一整套帮助人类理解与周围环境融合的价值的体系。伪装与拟态具有深刻的实践功效，却也时常伴随着幽默、勇气、优雅和智慧。以澳大利亚琴鸟极具伪装性的声音模仿能力为例，它不仅能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以及自然界中的其他各种声音，甚至还能发出类似于汽车、货车和喷气式飞机的引擎声的噪声。从微妙的鸟鸣到刺耳的机械噪声，都被列入了澳大利亚琴鸟的演出剧目。它的叫声不仅彰显出优雅，仿佛还自信地向世人宣称：“我既可以是一只蓝鸟，也可以做一把电锯！”同样喜欢玩弄优雅诡计的还有长尾黄鼠狼。每到冬天，它的毛发会蜕变成白色，只在尾部点缀一点黑色。这样，当鸟儿在它上空盘旋的时候就分不清它的头尾，只能不幸成为狡猾黄鼠狼的盘中餐。
我既未亲耳听过琴鸟的叫声，也没有目睹过长尾黄鼠狼的小伎俩，但我对自然界中其他常见的伪装术并不陌生。4月的一个下午，我和朋友简在山里玩皮划艇时偶遇一只黄褐色的海狸。它把自己藏在溪流中的一小块沼泽地里，尾巴巧妙地盘在身下一块突起的泥堆上，不仔细看的话真的很难察觉。它那油光水滑、根根分明的皮毛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闪耀出金黄色，与它所栖息的沼泽地水草有着相似的视觉效果。这并不是说动物与植物是完全相同的，相反，它们之间微妙的不协调对周围世界的环境而言才是真实的。还有一次，我在哥斯达黎加的一棵树上见过一条长达1.8米的绿树蛇。要是在平常，对蛇的恐惧足以使我当场僵在原地，就算是在自家后院石墙上看见哪怕一条再小不过的无毒乌蛇，我都会被吓得连连后退。然而，这条绿蛇就那样顺着一棵棕榈树的树皮和树叶一圈圈盘旋而下，鲜艳的翠绿色和精致的扇形鳞片模仿着这棵树的装饰，与它浑然一体。我完全无法将视线从它身上移开，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它准备向蹲伏在树干底部的一只小蟾蜍发动袭击。
去年夏天，我注意到家里门廊扶手附近的藤萝枝上，竟然有一只竹节虫轻巧地休息在上面。按理说，它那对称的纹路、色调以及小树枝般的轻盈体态都会让我不屑一顾，但那天，我还是注意到了它的存在。我注意到它的优雅不仅源于精致的纹路与柔和的配色，还来自它小小身躯的微微颤抖。看起来，这颤抖并非来自碰巧拂过的微风，而是这个小家伙自发的行为。它静默不语，它的形态、颜色和举止共同传递出一种信息，使它看起来隐忍如同一位艺术大师。这些因素为它建造起了只属于自己的王国，堪称一处不起眼的自然奇迹。
我们对伪装术的崇拜似乎与伪装本身一样自然。素有英国“犯罪小说女王”之称的作家鲁斯·伦德尔（ruthrendell）认为，未解的谋杀案之所以引人入胜，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点儿犯罪情结。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也可用于解释人类对伪装术的向往。人类不大擅长这类伪装术，因而一半出于嫉妒，一半出于欣赏，自然容易心向往之。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在一场骗局中，被骗者与行骗者其实是共犯。对此我完全不敢苟同。或许每个骗子都需要一个相信他的人，但仅此而已。我和其他人一样，都不喜欢被骗。但话说回来，我并不排斥自己练就一套精明的骗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多少都有点儿逆反心理，暗自希望自己能拥有不同于常人的能力。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无法将视线从打盹儿的海狸、颤抖的竹节虫和饥饿的树蛇身上移开，我会回答，那是因为我也渴望像它们一样拥有强大的伪装能力。
美国画家、自然学家、猎手兼动物标本制作师雅培·翰德逊·泰勒（abbotthandersonthayer）认为，“每只动物身上都映射着它所处的环境”。他在自己的画布上对“保护色”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描绘，这是那些动物将自己隐藏在栖息地里以免被捕食者盯上的一种手段。他的一幅油画的主角是雪地中的两只冠蓝鸦，夕阳西下，两只鸟儿的轮廓极易让人误以为是两丛树影。在另一幅油画中，艳丽的火烈鸟沐浴着落日余晖飞过低空，以免引起鳄鱼的注意。泰勒还刻画过林间池塘中的一只林鸳鸯。在这幅意在展现不确定性的作品中，这只林鸳鸯轻快地划过睡莲浮叶丛，深色的羽翼倒映在黑色的水面上，与之融为一体。树林、羽毛、池水和天空，交融出一幅模糊的图景。“我看见了什么？”很可能每个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会这样问自己。
泰勒用精湛的笔触展现出动物界的“反荫蔽”理论，这种理论概括了许多物种展现出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色彩。拥有“反荫蔽”模式的动物表面颜色通常较深，而它们身体上不暴露在阳光下的部分则颜色较浅，或直接以白色呈现。这种颜色分布的差异会导致视觉对光影的感知混乱，上方投下的光线会使它全身颜色均匀而不醒目。一些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都会借助这类视觉效果让自己在环境中变得不那么起眼。还有其他一些保护色的形式，例如某些动物身上绘着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图案，以此干扰捕食者的视线。此外，一些动物还能根据周遭地形与背景因地制宜地调整状态，使自己的毛色或图案与周围环境融合为一。
泰勒的保护色理论在“一战”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在他的建议下，美军替换掉了色调模拟沙尘环境的卡其色制服，转而采用迷彩军服，以更好地混淆敌方视听。泰勒画笔下的女性人物肖像同样传递出某种隐藏的信息。1918年，正忙于为军队设计迷彩服的泰勒抽出时间为自己的儿媳创作了一幅画像，名为《穿绿色天鹅绒的女人》（womaningreenvelvet）。在这幅作品中，女主人公身上衣裙袖子的质地和颜色融入了她身后的松枝。尽管这是一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天鹅绒裙，但在隐蔽功能上，它与奔赴战场的年轻士兵穿的迷彩制服殊途同归。
在泰勒所处的那个年代，人们眼中的女性特征仍然停留于隐忍与保守。因此可以说，泰勒的这幅作品带着时代的烙印。但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新端详这幅画的我却并未从中感受到任何强烈的性别偏见。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与环境融合的生活方式。从整体上看，泰勒的画作表明他看重的并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判断力，在他内心深处还潜藏着渴望被保护的信念——无论是在热带湿地、森林、战场还是在画室中，他都渴望受到保护。正如雪地里的冠蓝鸦、火红云朵映衬下的火烈鸟、身着迷彩服的士兵与穿着绿裙子的女性一样，都需要在必要时刻将自己保护起来。于是，有艺术史学家推测，在那样一个被恐惧笼罩并缺乏信仰的时代，泰勒的画作和他在动物行为学方面的研究，实则是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剥夺了人们精神需求的恐怖阶段实现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20世纪初，英国动物学家休·科特（hughb.cott）致力于研究自然界中各类极具创意的伪装术，并为此建立起一套无比复杂的理论体系。他于1940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动物的保护色》（adaptivecolorationinanimals）堪称该领域的维基百科。书中，他认为动物的保护色可以分为三种用途：隐藏、伪装和自我标榜。他在这部书的开篇处就阐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动物的外表显然都与自身所处的环境存在某种相似点，这就是为什么北极狐有着雪白的皮毛，热带树蛇的皮是鲜艳的翠绿，而丘鹬的羽毛则与飘落的橡树叶颜色相近。这类保护色的作用在动物界中是最基础的，也只是这种神奇特性的初级体现而已。在自然界，有的动物还能通过改变自己的轮廓改变阴影的形态，还有的可以借助迷惑性的颜色干扰天敌对其整体轮廓的探知。蝴蝶停留时会收起翅膀，这是为了使其在阳光下的阴影“尽量缩小到不会被察觉的幅度”。
动物不仅能通过改变外表颜色避免引起注意，有的还能使自身颜色随着时间与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以天为单位，也可能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科特对这类“欺诈者”的考据样本来自各类聪明的非洲昆虫——非洲大陆上，被火烧过的野草地状如焦土，成为各类昆虫争相模拟的颜色；还有美国缅因州的蜘蛛——它们会在夏末把自己的外衣换成与金菊一样的深黄色。隐蔽或反荫蔽、光的相互作用或是处于幽深的黑暗之中，都能让善于利用环境条件的动物处于一种“隐形”的状态。此时，视觉维度消失，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确定。动物可以潜伏在某处而不被人或捕猎者注意，它们就像一条把自己伪装成水草的鱼，或是皮毛上的斑点与透过林间枝叶洒下的光斑融为一体的小鹿。
动物身上的条纹、斑点还有其他夸张的羽毛、皮毛或鳞片的形态都能迷惑观察者的眼睛。剑鸻雏鸟长着黑白相间的绒毛，这是其他雏鸟不具备的特征，由此它们才能免于沦为捕猎者的盘中餐。科特还在书中明确区分了“隐蔽”和所谓的“侵略相似性”——后者如蛇类形似藤蔓植物，或蛾类看上去像是树皮及鸟类排泄物。一种巴西蝴蝶的翅膀上有着扭曲的细丝纹路，像极了破碎叶片的脉络。软体动物利用身体表面的突起、斑点和色带模拟着藻类在海洋中游弋的样子。动物界的隐形并不仅是颜色、图案在不同情况下的精准变化，似乎还与物体的生命及其行为结构本身存在着某种关联。
基于科特对动物界的隐秘性的揭露，才有了后来流传于“二战”期间的一本关于如何设计战舰、坦克和士兵制服的手册。“迷彩伪装”早在“一战”期间就已有所应用，到了“二战”时期，它已被军事界普及于战舰的外观设计。这种设计模仿的正是剑鸻雏鸟身上黑白相间的绒毛。无论是设计手册还是“迷彩伪装”，均旨在打破事物原有的完整形态，即科特所谓的“表面完整性”——这正是捕猎者赖以锁定猎物的判断根据。战舰表面尺寸夸张的黑白几何图案，如巨型波纹、云纹或菱形棋盘图案等，虽然不能真的使整艘战舰隐藏起来，但能有效干扰敌方对这艘战舰的速度、体积、形态和行进方向的判断。这种图案的展现方式由一位艺术家为英国军队设计，可谓是向“点画法”和“立体主义”等现代艺术表现手法致敬，而毕加索、布拉克等先驱皆因其开创性而广受赞誉。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时刻，因为几乎还没有什么像“伪装术”这样能同时使军事战略家、动物学家和艺术工匠兴致盎然的东西。但正如科特敏锐观察到的那样，“从本质上看，自然界与战场一样，局势瞬息万变，几乎不存在理想情况”。干扰性的图案正是为了“防止或尽可能拖延敌方识别并锁定目标”，堪称视觉上与心理上的双重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