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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奥兰多的魔戒(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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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声、香水味或其他微观之物,客观存在着却又无法为肉眼所见。

其本质使然,与去向无关。

——约翰·伯格

从童年一路走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看不见的朋友”心怀感激,并对这些“朋友”的力量有所了解。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成年后的我们竟如此容易将“看不见的朋友”与不端、堕落、恶意甚至罪行联系在一起。1693年,基督教传道士科顿·马瑟(cottonmather)出版了著作《无形世界的奇观》(thewondersoftheinvisibleworld),其中全面记录了塞勒姆小镇女巫审判案中被审判者“遭受感染与恶魔侵袭”后的种种表现。在马瑟笔下,塞勒姆小镇经历的一系列风波全都归咎于看不见的物质和灵魂—“充斥着令人费解的情形”。尽管恶魔撒旦想方设法地掩人耳目,但马瑟依旧运用图解等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其中一名被捕“女巫”的恶行:她如何勒住别人的脖子,如何让一位邻居的皮肤脓肿溃烂,如何让一个人全身瘫痪,又如何使一群牛中邪。

三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已普遍接受了“看不见”与“恶意”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r.r.tolkien)所著的奇幻小说《霍比特人》(thehobbit)与《魔戒》(thelordoftherings)中发生的故事围绕着一枚金色指环展开。这枚“至尊魔戒”只从属于某个强大却不可见的灵体。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这个灵体的腐败与恶毒也逐渐被揭露出来。戴上“魔戒”的人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他们会感到视野受限,却能看见另一个阴暗的世界。随着“魔戒”的罪恶本源逐渐显露,读者也会意识到,要想拯救“中土世界”,这股黑暗势力必须被摧毁。

“盖吉斯效应”(gygeseffect)源于柏拉图讲述的“盖吉斯之戒”的故事,现已引申为网络上的匿名暴力和挑衅行为。这原本是属于一位牧羊人的故事,他偶然发现了一枚能够使人隐身的戒指。戴上戒指后,牧羊人隐匿身形,混入王宫中,诱惑了王后,杀害了国王,自己登上了王位。柏拉图想用这则寓言警示世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有可能在“隐身”(或者说,不受社会监督的)状态下做出越界和不端行径。这种“隐身”状态不仅使这些不道德行为成为可能,还会助长此类事件的滋生。柏拉图还认为,社会监督存在使人钻空子的灰色地带,这无异于道德堕落者谋划犯罪行为的温床。事实上,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中,因为躲在暗处而得以发生的欺诈等不轨行为比比皆是。专为已婚人士提供婚外情中介服务的加拿大社交网站“阿什莉·麦迪逊”(ashleymadisonagency)于2015年被黑客入侵。手机应用程序“私密相册”(photovault)允许高中生或任何身份的人在手机上私藏色情图片或其他非法资料。此外,旨在越过网管监察的“暗网”(darknet)堪称让人毛骨悚然的地下网络世界。那里的用户使用加密的身份资料,以便买凶杀人、从事毒品与武器交易或是提供普通渠道无法获得的儿童色情产品。

菲利普·鲍尔(philipball)编写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名为《隐形:看不见的危险诱惑》(invisible:thedangerousallureoftheunseen),谈论的正是在公共视野之外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开篇处写道:“如果你能隐形,会做些什么呢?很有可能,你的行为逃不出权力、财富或性的范畴,甚至三者兼而有之。”但鲍尔也认为,我们没必要对此感到内疚,因为人性本就如此。一旦逃离监管,人性就会驱使我们暂时堕落。在这一点上,艾拉·格拉斯(iraglass)每周放送的广播节目《美国生活》(thisamericanlife)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这档节目设有一个名为“隐形人和鹰侠”的环节,在某期节目中,美国作家、幽默家约翰·霍奇曼(johnhodgman)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能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是想飞,还是想隐身?结果,那些选择“隐身”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倘若拥有这种超能力,自己就能溜进电影院看免费电影,或偷偷地登上飞机在全世界畅游。选择“隐身”的女性还想到,这种能力使她们有能力去商店里偷取心仪的毛衣,而男性更想趁此机会潜进澡堂偷窥异性洗澡。“几乎没有人说‘我想用自己的隐身能力去惩治犯罪’,大家对此好像都不怎么关心。”霍奇曼最后评价道。他由此得出结论,在成人世界里,不受监管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误入歧途的开端。

不仅如此,“隐形”的状态还被现代人覆上了一层偏执的色彩。1977年,艺名为瓦莉·艾丝波尔(valieexport)的奥地利艺术家拍摄了电影《看不见的对手》(invisibleadversaries)。影片中,女主角坚信自己周围的人被看不见的外星人寄生。在2013年创作的影片《关于如何隐身的超级教学材料》(hownottobeseen:afuckingdidacticeducational.movfile)中,旅居柏林的艺术家希朵·史黛尔(hitosteyerl)给观众上了有关“如何消失”的5节课。影片刻意采用教学录像中惯用的话外音口吻,向我们宣称,爱、战争和资本都是无形的。第一课的主题是“如何不被镜头拍到”,影片中,史黛尔教育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目的:躲起来、闪到摄像画面之外、关掉摄像头、找人将拍到我们的镜头删掉或者干脆人间蒸发。第二课的主题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消失”,建议的方式包括:佯装不在场、当着别人的面突然藏起来、将自己蜷成一团或直接抹掉自己存在的痕迹。而第四课则从各式各样的隐形群体入手,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消失方法——进入一个安装了门禁的居民区或一块警戒森严的军事重地;身处任何一座机场、工厂或博物馆之中;穿上隐身披风或在“暗网”里遨游;成为超过50岁的女性;缩成小到几乎让人看不见的像素以及被极权制度折磨得意志消亡。这部影片中的许多场景都以残破不堪的老式校准靶作为背景,其几何图案被投射在恍如加州的沙漠上,用作无人机的训练目标,也就是说,这是早期的无人机演习场景。借助这部影片,创作者意图告诉我们,在当今这个监控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隐形”与“隔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尽管“隐形”有时会对人们起到积极作用,但多数时候还是暗示着一种疏离与冷漠。

然而,现在是时候质疑这种观点的权威性了。当某人变得“隐形”,对社会大众而言,他最有可能正在酝酿某些越界行为,或是根本就存在性格偏执的一面,人们会开始以轻视的态度对待他。这是最容易形成的成见,也是无聊透顶的看法。在法语中,“秘密庭院”(jardinsecret)一词指的并非园艺意义上的真正庭院,而是一种心理上的自闭状态。其涵盖范围广大,从个人的小小例行仪式到某种心理状态,再到不为人知的私人事物、想法或活动。它可以是透过窗子看到的某处景象,可以是一处避风港或避难所,是清晨的一次散步,是靠近桥的河畔某处,是咖啡馆里的一张桌子,是一段乐曲,也可以是私人收藏的皮草、奇石、书籍或扇子。隐私感是“秘密庭院”的核心所在,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占有欲、掌控欲和亲密感,甚至还可能罩上一丝情色意味。在“秘密庭院”的背后还蕴含着其他深意,比如,每个人在过去的生活中都有不愿同他人分享的细节;人类的体验和想象力有时是个人意图、行为或奖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内心深处的隐私感,或许正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与体验分享的共同基础。

“秘密庭院”泛指某种自闭的心理状态,由此折射出“不被看见”这一概念在本质上的模糊性。或许,我们成年人之所以会对看不见的情形存疑,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孩子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它、接受它,但凡事喜欢条分缕析的成年人却容易因它感到焦躁。然而,“不被看见”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它可以鲜活地存在于人类的想象中,也可以完全不被人察觉。如果说“不被看见”的状态是各类越界行为的温床,那么它也可以与欢愉、知识、心灵成长、探索、隐私、审慎、静默和自主有关。它使我们得以与内在的自我对话,在喧嚣的世界里留有一块安宁的绿洲,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求得心灵上的安定。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之子珀尔修斯有一顶可以随时使他化身云雾的隐身帽,而智慧女神雅典娜也时常戴着一顶令旁人难辨其真容的头盔。

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kentridge)的艺术作品为“不被看见”的内在含义提供了一个微妙的视角。肯特里奇以擅长将精美艺术与动态影片相融合而闻名,他经常在作品中运用拥有自主意识的、突然出现或消失的纸张、阴影或人形等素材。在其创作的影片《无形的修补》(invisiblemending)中,他用一把刷子和一块橡皮修复一幅木炭自画像。完成后,画像中的肯特里奇从纸面上走了下来。接着,肯特里奇的本体凭空出现,用不知从屏幕之外的哪儿飞来的碎片,再次将破碎的自画像拼合完整。艺术家与物象本身互为永恒,无止境地重复着创建和解构的循环。这部影片是系列影片《献给梅里叶的七个片段》(fragmentsforgeorgesmlis)中的一部,旨在纪念梅里叶这位伟大的法国魔术师、演员及电影导演。作为一名电影特效大师,梅里叶在世时就经常创作带有诙谐色彩的幽魂形象。

倘若说肯特里奇意在借这部影片来探讨个人身份的幻灭,那么他还在其他地方强调了个人身份在社会、政治和地理维度上的脆弱性。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提及约翰内斯堡市地下流淌着液体金子的矿层,正是这些矿层和金子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这些看不见的脉络、在地下默默流淌的矿藏、泵入矿藏中的水源、突然落陷的灰岩坑以及有如定时炸弹的地井,都是这座城市的无形风景,更是对南非动荡不定的政治环境的隐喻。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卢梭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漫步遐想录》(thereveriesofthesolitarywalker)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对“盖吉斯效应”的解读方式。行将就木时,卢梭对人类灵魂的行善与作恶能力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在第六次漫步的途中,他反思了人与人应如何公平相待,并为“隐世”状态做了慷慨激昂的全面辩护。在他看来,隐姓埋名反而传递出一种道德上的力量,而这或许正是为人类走向社会正义做出贡献的良师益友。他在书中写道:“若我能一直顺应本性地自由、隐没、与世隔绝,我将只会行善,因为在我心中,没有埋下一粒渴望作恶的种子。若我能像上帝一样隐于人们视线之外,一样无所不能,那么我也将像他一样常存善心。”即便卢梭的观点无法令所有人苟同,却不妨碍他充满喜悦地认为自己在“无忧无虑时”偶尔能创造奇迹,在戴上“盖吉斯之戒”之后做出“无数悲天悯人的公义行为”。卢梭确信自己愿为实现人类大同的目标添砖加瓦,这枚戒指只是构筑和谐世界的附属品。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能力高于常人的人都难逃堕落的下场。尽管他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应当丢弃“盖吉斯之戒”,摒弃逃避公众监督的想法,但他却仍旧坚持,默默无闻的状态虽然会给人以堕落的诱惑,但也同样会使人更容易行善。

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路德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ariosto)创作的史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furioso)中也有类似于“魔戒”的意象。尽管诗中的“魔戒”是从一位印度女王那里偷得的,创造性的力量却丝毫不比《指环王》中的“魔戒”差。故事的主人公奥兰多热烈地爱慕着安吉莉卡公主,他为爱痴狂。这部浩浩荡荡的史诗早在开篇就已交代“魔戒忠于其主”。此话不假。将“魔戒”戴在手上或含在嘴里就能让人隐形。有人将“魔戒”作为贿赂之礼献给原先那位女王,以谄媚其身份尊贵。戒指失窃后,知晓其去向的人却独守着这个秘密。就这样,戒指在不同人物间流转,忽隐忽现,贯穿着整部史诗。这则架构宏大、狂放不羁的故事以超现实主义的形式存在于地球和月球之上,不断在超然和荒诞间循环往复。“魔戒”几易其主,被赋予的意义各不相同,堪称一场以颠覆和虚伪为主题的狂欢。戒指能帮助主人逃避追捕,免除牢狱之灾。它能拆散爱侣,也能使他们破镜重圆。它能保护主人,也能为其招来祸端。正是这枚戒指,使相爱之人的身影在彼此的视线中消弭、重塑。

尽管“魔戒”常被用来作恶,可并非“为所欲为”的代名词。相反,它的存在使创造力倾泻而出,使思维天马行空,使行动颠覆传统。它昭示我们,人世间种种浪漫的疯狂,最终皆可归结于“可见”与“不可见”的范畴。由此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该将“盖吉斯之戒”摘下,转而戴上奥兰多的“魔戒”呢?在社交媒体文化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对曝光度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否迫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想想,具有隐身法力的“魔戒”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创造性的启发,并驱使我们采取颠覆传统的举措呢?

前文我们已结合儿童的行为特点提出“客体永久性”的概念。这里的“客体”可以是字句、朋友或人际关系。尽管如此,它仍像一个猜不透的谜,始终贯穿我们的人生。事物永无止境地在“消失”和“被找到”间循环往复,而这大体上便是心理治疗的根基所在。虽然我不会像小孩子那样拿着一个羊毛线轴抛来抛去,却也时常在某人或某事突然闯入自己的人生后惊讶地蹦出“来了!”的想法。这些人或事物可能是一个朋友、一份工作、一本书、一个想法、一场交谈、一顿饭、一张票、一个机会、一次昨日重现、未来将至的一闪灵光、一朵云、一场暴风雨、一个西红柿甚至一枚鸡蛋。然后,我会像孩子们一样,兴高采烈地发出“去吧!”的呼喊。

转眼间,当年那个把金耳环扔出窗外的小男孩已成为纽约市的一名电影剪辑师,多完美啊!儿子的日常工作就是对人物、树木、动物、房屋、家具、墙纸、窗户、面孔、光影等万事万物的图像进行增添与删除。业内常常将电影剪辑形容为“隐形艺术”,因为观众无法直观地了解到电影图像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能一帧帧地跃然于屏幕之上。经过精良剪辑的电影是毫无遗留痕迹的,被剪掉的片段永远都不会被人看到。儿子说:“当你看电影时,剪辑过程并不会像角色或灯光一样呈现在你面前。你不应该注意到剪辑的存在。剪辑师移除了观众与影片素材间的障碍,力求为观众带来极致的沉浸式体验。”在我眼中,儿子已成了“客体永久性”方面的专家。可话说回来,我再次怀疑,任何一个或多或少爱过另一个人的人,都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幸福的决定因素众多,但事物来去的方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看见、被认出和被认可,是人类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社会能见度也对我们的幸福感至关重要——当这种能见度衰减时,我们就会感到痛苦。每个人都渴望被他人认可,他人的瞩目是人际交往的前提。由此,一般用于形容热恋关系的“目光交融”也变得让人容易理解起来。或者,我们道别时说的“再会”,同样暗示着自己已经被他人看见且将再次被人看见的状态。自不必说,人活着就是为了看见和被看见。

但我仍然相信,选择隐没于他人视野之外的主动行为对幸福感的产生与存续而言同样不可或缺。一位在医院手术室工作的技术人员告诉我,病人的面部与实际手术部位之间隔着一块屏幕。这块屏幕的存在不仅是为了确保手术部位保持清洁与消毒的状态,还具有一定的心理保护作用。倘若没有这块屏幕挡住病人的脸,主刀大夫和护士就无法在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实施手术,因为他们没办法一边看着患者的脸,一边划开他的皮肤、锯掉里面的骨头或摘除任何器官。在天主教堂的忏悔室里,也有一块帘幕将忏悔者与神父隔开,好让忏悔与宽恕得以进行。在进行传统的精神分析时,分析师会坐在患者身后的帘子里,将自己隐藏在患者的视线之外,以便他们能更好地探索自己的潜意识。不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我们更有可能吐露心声。

不过,即便不从事精神分析工作,我们也能知道,眼神接触有时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有无数场合要求人与人之间避免眼神接触。这就是拼字游戏如此受到追捧的原因——它允许一家人一边盯着游戏图纸,一边彼此交流。我有一个从事陶瓷工艺教学的朋友,连连感叹自己的学生竟会在为陶瓷拉坯、制作落地大花瓶或是给瓷器上釉时透露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私事。她说,当他们忙于手边的事,目光聚焦于眼前的作品时,很容易透露关于个人私生活、婚姻状况以及人生得失的秘密。我也知道,汽车座椅有时候就和心理治疗室里的沙发有着相同的效果。某天,我带一位年近百岁的朋友前往乡下长途旅行。当时正值深秋,火红的枫叶鲜艳无比。我这位朋友心情大好,完全无法将她的视线从车窗外移开。那时的她,表达机能已逐步退化。但她发现,当我们交谈时,如果我不注视着她,她反而能更有效地组织语言。就我个人而言,我和处于青春期的儿子们最有成效的谈话,不是发生在面对面地坐在家里的餐桌边的时候,而是在驱车前行的路上。当我专注于开车,眼睛紧盯前方的路而非他们的脸时,孩子们会更自在地与我谈论最近在追的女孩、前两天偷偷吸的一根烟或是刚刚收到的一张超速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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