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北部，自西南向东北逶迤横贯着兴都库什山脉，作为兴都库什山脉的重要隘口，巴米扬地区便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驼铃阵阵的商队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如今，巴米扬既是阿富汗的一个省名，也是其省会的名字，又代表当地的巴米扬河谷，而这其间的渊源，我无从可考。
公元前三世纪，信奉佛教的摩揭陀王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征服了现今阿富汗所在的地方之后，自然将佛教也一并传入，所以屈指算来，一直到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伊斯兰教取代了佛教的时候，佛教已经在阿富汗地区发展了上千年。可以想见在这千年的延续之中，阿富汗地区的佛教香火兴盛的状况，而巴米扬大佛，就是在其佛教的鼎盛时期于公元二至五世纪傍山雕凿而成，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立式佛像。
在佛教发展的最初阶段，僧侣们过着居无定所、四处游方的生活，但是渐渐的，僧侣们开始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傍山凿窟，定居隐修，这便逐渐形成了佛教石窟的两大基本类型：毗柯罗窟（vihara，僧侣们居住的处所以及禅室）和支提窟（chaitya，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这两种石窟的形态、建制，便从印度向北，辗转地经犍陀罗（在现今的巴基斯坦西北白沙瓦一带），越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又折而向东，经塔里木盆地，穿河西走廊，进入了中国内地。
这是一条令人充满遐想的旅程，因了这种遐想，我曾追随着它的足迹，从印度的爱罗拉、阿旃达石窟，越过犍陀罗，来到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经敦煌，过麦积山和云岗，最后一直到达了河南洛阳的龙门。
人类的历史在时间的旅程中留下了这些难以磨灭的痕迹，它使我们的视线得以延伸，比远方的地平线还要遥远。
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巴米扬石窟，便也当属于这两种石窟类型，而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入侵，使这里早已成为了希腊化地区之一，因此大佛的雕刻自然也会带着希腊化的犍陀罗艺术的痕迹。巴米扬便曾经是这样一个希腊、印度、波斯文化交流的繁盛之地。公元四世纪时中国的高僧法显路过这里，公元七世纪时前往印度求佛取经的玄奘也来到了这里，并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了对巴米扬大佛的珍贵记载。而对这一切，现在的人们只能根据图片和想象去进行追忆了，巴米扬的历史不仅受到了风雨的磨蚀，还遭到了炮火的袭击，终于形成了彻底的断裂。
对于中国人来说，巴米扬远在异邦，但如果听说了那儿曾经是个佛教圣地，也许就会感到一丝遥远的亲切。而大部分人第一次听到巴米扬这个名字大概还是在2001年3月，通过新闻广播人们知道塔利班政府用炮火毁掉了一些宝贵的东西，那个东西的名字就叫做巴米扬大佛。
一些东西消失了。如果它们曾经是宝贵的，那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历史中所包含的人类的情感，可是说到底，它们终究也只是一些存在的物而已。相对于世人对阿富汗的冷漠与遗忘，相对于在阿富汗这片土地上发生着的关于人的战争、灾难和死亡，相对于阿富汗作为一片土地的无名和无声，世人们对佛像的热切关心和为之而进行的奔走呼号，既像是一个讽刺，又像是历史所开的一个令人感到辛酸的玩笑。
所以我宁可去想，面对阿富汗这片土地上的深重灾难，巴米扬大佛是作为一种物而被历史的恶毒玩笑所摧毁了的。物曾经被人创造出来又为人所毁，而在它们被摧毁的过程中，新的历史又在继续着。
所以，我来到巴米扬，并不是为了物。我只是来见证一下，只是一种纪念，从而试图避免遥遥地怀想。怀想什么呢？这听上去好像有点怀旧，其实我也无旧可怀。
我在山崖底下找了块石头坐着，面对山崖仰头凝望了很久。
这座山不高，山体上开凿着大大小小的洞窟，这些曾作为佛龛僧院的洞窟里面现在大都已空徒四壁。有两个洞因其巨大而最为显目，里面曾经站立着两尊大佛，连同不远处另一尊更小一些的佛像，被当地人戏称为“父亲”、“母亲”和“儿子”。
“它们是一家人，你看像不像？”一个当地人指着那三个洞笑着对我说。我已经看不到那三尊佛像了，我只能看到三个大小不同的空洞。
对于信仰伊斯兰教而不是佛教的阿富汗人来说，巴米扬遗迹早已经纯属旅游胜地，不带有丝毫信仰的性质，因此大佛被塔利班政府炸掉了，遗憾是遗憾，却没有更大的信仰上的愤懑。无论如何，人们总是要生活下去的。
而这座山，就这样满身空洞地在那儿沉默着，因满目疮痍而显得有些怪异。在西南边的山脚下，可以看见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隐约延伸至山后，沿着它大概可以到达山顶。可是我现在根本无力攀爬到山顶，所以便站起身来，奋力向山崖上爬去。
早在山脚时，我便已看见山上晾晒着些红红绿绿的衣物，有些洞窟门口还加筑了土墙和木门，那是一些无家可归的贫苦百姓占据了洞窟并长年以此为家。住在此处的孩子们正在山崖间的小路上嬉闹着四处乱蹿，看见我这个陌生人正在猫腰往上爬，便都立住了脚，从山崖上遥遥地向下俯视着我，又将双手拢到嘴旁，对我喊着些什么。
我站住了，直起腰手搭凉棚看看他们。只听其中一个喊了声什么，三五个孩子便一齐从山坡上飞快地奔了下来，像小子弹似的直冲到我身边才猛地刹住脚，顿时将我团团围住。
“来。”一个孩子说，笑嘻嘻地拉住我的手。
这些孩子都是蓬头垢面的。另外还有几个小女孩，头上披着肮脏的头巾，背上背着孩子或者手里抱着孩子，站在不远处看着我们。
“去哪里？”我问，站着不动。
小男孩指了指山腰处的一个洞窟，然后便拉着我向山上走去。他那粗糙的小手上满是泥巴，可是却很温暖。在孩子们的前呼后拥下，我来到了他们栖身的地方。
他们的妈妈正低头坐在地上补衣服，看见我们来了，慌忙把衣服放到一旁，站起身来。她让孩子从里面抱出两个垫子来放在地席上，她俯身把垫子拍了一拍，客气地让我坐下。
我坐下来打量着四周。这是一个大洞套小洞的格局，里面小洞的地面上铺着地席，大约就是他们晚上睡觉的地方了；而这外面的大洞，因为长年累月地用作厨房，早已是烟熏火燎、四壁乌黑。
那个妈妈从地上拿起一个水罐，吩咐孩子到山下去打水，孩子便高高兴兴地抱着水罐到山坡下的小溪去了。不一会儿，水打了上来，他妈妈就开始生火煮茶。茶水滚了两滚，她从放在一旁地上的小竹篮里取出一个茶碗，用自己身上的衣服擦了又擦，给我倒了一碗。她又进到里面，拿出一个装满了碎馕的篮子放到我面前。
“你吃。”她简短地说，坐在我旁边。
我笑了笑，从包里取出自己作为午饭的饼干。三个孩子正坐在我对面的柴堆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一见那包饼干，顿时两眼发亮，向我伸出乌黑的小手。他们的妈妈一见之下便即大声斥骂，他们眼望着妈妈，怯怯地缩回了手。
我便从地上拿过一个盘子，将饼干拆开来散放在盘中，然后把盘子放到孩子们的面前。他们看看妈妈，妈妈没有说话，于是他们便一人拿了一块，放进嘴里小心地咀嚼着。
我抱着膝盖默默地看着孩子们嚼着饼干快乐的样子，又转头望望他们的妈妈——她也正凝目看着我。这个身形瘦小、衣衫褴褛的妇人满面都是憔悴与劳苦，可是从她孩子的年龄来判断，她大概不会超过三十岁。
孩子们很快就把盘子里的饼干吃完了，又伸手叫着：“饼干！饼干！”
她突然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一把将他们伸着的小手打开，骂了几句。孩子们就老老实实地坐了下来。
我又坐了一会儿，心中只觉抑郁难耐，所以便起身告辞。她有些吃惊地拦着我，指了指放在地上的锅碗，大概是想我留下来吃午饭。
也不管她听不听得懂，我只嘟囔着：“不了不了，我要走了。”然后就像是逃似的跑远了。
顺着洞前的小道往大佛那个方向走去，回身看看，她已经在洞门口又坐了下来，手肘子搁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出神地望着我。
而在离开巴米扬之前，因为心中割舍不下，我买了些东西又去拜访了这一家。
巨佛曾经站立的地方现在已拦着铁丝网，铁丝网上挂着块蓝色木牌，上面用几种文字写道：
“大佛：五-六世纪建立，对人类有特殊意义，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政府和阿富汗文化局共同管理。此处危险，禁止攀爬入内。”隔着铁丝网，只看见一面高耸的空墙和在洞底坍塌堆积的泥土。
日本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出重资赞助各国文化项目的建设，比如在越南、柬埔寨或者印度的众多古迹之前都可以看到感谢日本政府捐助的碑文。
我曾经问昌弘：“听说日本政府有计划要重建大佛，并自信地宣称，凭借日本的技术可以把大佛重建得与原先一模一样？”昌弘的脸上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是啊，我也听到过这个说法。”
我忍不住问道：“重建倒塌的大佛有意义吗？”他笑笑不答。
其实我想问的是：历史便是历史，倒塌也是历史，难道历史还可以重建吗？
人，有时候是过于雄心勃勃了。
昌弘曾经告诉我，在山脚下的一间房子里可以找到看守人，他有打开铁丝网上那个小门的钥匙。进门之后我可以顺着洞窟边沿的台阶拾级而上，从那些台阶可到达大佛顶部平台，沿着台阶的几个小窟内还存留着些壁画。
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非要到达顶部不可，更不必去看那些已经岌岌可危的壁画，所以便只是站在铁丝网后面，仰头打量着这五六十米高的空洞。空洞既空，我无意久留，所以过了一会儿就准备离开。
这时从身后走来两个年轻人，他们一边走一边大声说话，一边说还一边捋高了袖子，想在地上找块石头垫脚爬进铁丝网去。
我不由地叫了一声：“你们干嘛？”
他们站定了看看我。“准备进去——你不知道从这洞里可以爬到顶部去吗？”
我指着山体上的一条巨大裂缝——那条裂缝的形成大约还是炮火的功劳，说：“你们难道没看见那个？你们不怕一踩上去洞就塌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