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天气
伊恩·麦克尤恩抵达首都机场十分钟之后，刚刚坐上我们的车，就用小说家的笔调口述了他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我推着行李出来，先是看见几个愁眉苦脸的司机举着牌子，以为里面有一个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再走几步就看见一个新世界：有花，有好多lady和她们的笑脸。我觉得我的运气太好了。”
“就是天气……不太好。”我瞥了一眼车窗外灰黄的雾霾。
“如果这次看不到著名的霾，我也会觉得遗憾的。”麦老师轻轻地笑。
那天是10月25日，足足刮了一夜的风。第二天起来，霾散云开，空气清澈冷冽，阳光亮得晃眼。
半小时
给一位七十岁的英国作家张罗活动，时常让我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有点不近人情。整整一个星期，日程表总是满的，而麦老师也总是挣扎在时差反应中。白天跟他确认第二天的行程，他总是说好好好；晚上送他去酒店，他微笑，拥抱，然后眼里闪过一丝为难。
“再晚半个小时开始怎么样？你看，北京时间十一点，伦敦还在半夜里……”
后来几天，我干脆就提早计算好这半个小时的差额，把后面的活动安排得紧凑一点，等着满足他对自己的“最后一分钟营救”。事实证明这个固定节目还算有效，最后那张日程表上的项目全都打卡成功。麦老师有四十多年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他知道怎么控制时间，知道怎么活跃气氛，也知道怎样竭尽所能，把那些讲了几百遍的题目翻出一点新花样来。有记者功课做得厉害，挖掘出他早年偶尔当过一次清洁工的历史，要他讲讲这对他日后的写作有什么意义。
“我真的已经忘记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但我还是回答了。我说，意义很重大，可能意味着我后来写的都是垃圾。”
只有在一位女记者呆呆地对着稿子、不停追问他的小说是否写的都是欲望时，他才表现出一丝不耐烦来。
“不是，那不是我的主题。”
女记者开始结巴，因为她稿子上的一半问题都跟“欲望”(lust)有关。于是她继续追问，麦老师继续否认。周围的空气像刷了一层胶水。女记者不明白的是这个词在英文中的分量——那差不多是在指控麦老师一辈子都在写色情小说。
吃饭的时候，麦老师突然沉下脸，严肃地问我：“你认为我的小说都是写欲望吗？”
“不是。”
“那为什么她要这么问？”
这回轮到我结巴了。好在，及时上桌的烤鸭救了我。麦老师把鸭肉、山楂条和关于欲望的困惑，都卷进了面饼，若有所思地塞进嘴里。
老问题
“你的写作灵感从哪里来？”麦老师所到之处，总有人这么问。
“这是个……老问题。”
按照麦老师的说法，英国作家们私下会面，常常会拿这个“老问题”来对一句暗号，交换一下眼神。“怎么样，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了吧？说说你是怎么回答的？”如果把这些答案编一本集子，那么，麦老师的回答大概属于特别实诚的那种。
他开始回忆，一本小说一本小说地列举。最近的那个名叫《我的紫色芳香小说》的短篇，是因为要完成一场艺术展览的约稿，眼看着要截稿时突然染上了流感。于是，文字在高烧中舞蹈，四个小时就冲到终点。《儿童法案》源于法官朋友讲述的一个真实案件——这是麦克尤恩写作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听故事就知道是个现成小说的特例。《切瑟尔海滩》原先写一个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故事，但是写着写着就觉得不对劲，于是推翻原先花哨的技巧，改成了契诃夫式的切入方式。《赎罪》的动机离成品十万八千里，罗比原先是一个未来的科幻故事的主人公，脑子里被植入了某种高科技产品。麦老师写到灵感枯竭之后才决定回归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奥斯丁的叙述笼罩在伍尔夫的微光中”（厄普代克语）。至于《坚果壳》，灵感起源于与怀孕八个月的儿媳的谈话，他突然意识到每句话都会被倒挂在子宫里的胎儿听见……
“这样解释一下也是有好处的。”我听到麦老师自己咕哝了一句。
“什么好处呢？”
“比方我到美国去，才发现那里的读者认为我写《坚果壳》是为了反堕胎。你看，美国人太奇妙了……”
写作课
不止一次，有人翻出伊恩·麦克尤恩的履历，指出他的处女作《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其实是他硕士就读的创意写作专业的成果——这项成果确实有让人艳羡的理由，因为一出手就拿到了毛姆奖。但是麦老师却拒绝将这本书作为全世界“创意写作专业”的成功范例。
“其实在大学里，我的课程只有一小部分跟写作有关，等我毕业了以后那一小部分才被扩展成了整整一个专业。问题是，我的声音，比起学校公关部的声音，还是太微弱了，所以……”麦老师耸耸肩。
总体上，麦老师似乎对“写小说能不能被教出来”这个问题，持相当审慎的态度。不过，只要是有关写作技术的问题，麦老师总是回答得格外认真。他聊起文学观来也许不像纳博科夫或者卡尔维诺那样华丽而绝妙，他不会突然击中你，让你眼冒金星、呼吸困难。但他的话总是很实用。
我告诉他，如果没有翻译他的经历，我很难想象我会开始写小说。当面表白偶像多少有点尴尬，好在偶像只是淡定地微笑，很快就把话题岔开。我说我正在犹豫着怎样从中短篇过渡到长篇，他马上给出一条具体的建议：“寻找一个同样也适合短篇小说表达的题材，一个小规模的故事，看看有没有办法扩展到更长。”看我还在发愣，他又继续补充：“也可以是两个短篇故事，你看看是否有办法能将它们捏在一起。”
他喜欢强调错误、犹豫和“什么也不写”对于写作的意义。在他看来，所有灵感滞涩的空白、信步走上的歧路，抑或神游天外的思绪，都不是浪费时间。你得通过在尝试、中断、调整、继续尝试之间反复盘桓，才能在黑漆漆的隧道里找到出口。这种对“错误”的珍惜，甚至延续到了小说出版之后。麦克尤恩一直记得收到过一封读者来信，指出他在《只爱陌生人》中写到的某个细节不够准确——“在那个季节的夜晚，你在威尼斯的夜空里是看不到猎户座的”。
这个认真的读者指出的细节，被麦老师认真地记录下来。“我有一个文件夹，”麦老师告诉我，“里面装满了我的错误。我有事没事都会打开看看。”
好奇心
麦老师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是看报纸，他把自己描述成嗑报纸成瘾的重度新闻依赖症患者。他接受采访，文学的话题多半回答得中规中矩，但是一讲到国际政治形势就两眼放光。在上海的活动，嘉宾小白提到他的长篇小说《无辜者》中的分尸情节，他马上就把这桥段与最近沙特驻土耳其领馆里那桩骇人听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只是那个事件里没有狗而已”。
那只在《无辜者》中围着装满碎尸的行李箱流连不去的狗，确实是“恐怖伊恩”写得最揪心的黑色细节之一。小说家对于节奏的控制，对于细节的执念，对日常生活的近乎贪婪的好奇心，在那一刻高度凝聚。
麦老师自己也喜欢把“好奇心”挂在嘴上，用来回答诸如“你为什么写作”这样的大问题。他的好奇心常常溢出文学的疆界，蔓延到千奇百怪的领域。《追日》之于理论物理，《甜牙》之于冷战间谍史，《儿童法案》之于宗教和法律，都是这样的例子。他很享受深度浸淫于陌生领域的调查过程，这一点跟我常见的中国当代作家很不一样。写《星期六》的时候，为了写好男主人公，他每周都要见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让我算算，”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一共坚持了一年半。”
机器人
麦克尤恩的第一台电脑，是1985年买的。那时他打心眼里欢呼，因为在他看来，人类最糟糕、丑陋、笨拙的发明是打字机。他用打字机当了十年的作家，终于等到了升级换代的机会。
然而升级的魔匣一旦打开，速度便超越人类的想象。时至今日，麦老师已经不得不在手机上装个app来强制自己每天断网一段时间了。虚拟对于真实的入侵，既对他构成刺激，也让他时时警惕。如果在他开始用电脑的那个年代，机器人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那么历史会怎么改写？这个念头最终变成了一部长达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这样的机器》。小说的草稿已经完成，麦老师打算在访华结束后再改最后一稿。在这部小说的开头，麦老师用狄更斯式的上帝视角说，“那（人工智能）是科学的圣杯”。
如是，也难怪他此行至少有一半心思都在围着机器人打转。活动现场，上海人工智能专家张峥跟他聊机器人搞文学的可能性，英文专业术语飞来飞去。我们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麦老师却是瞬间进入舒适区，兴致勃勃地讲了他新小说里的段子：
“有个电机工程师跟着未婚妻去见未来的丈人，身边跟着一个满腹经纶的机器人。那老头是个莎士比亚专家，他跟机器人聊得一见如故，错把他当成了女儿要嫁的人。工程师不想打破老头的美梦，只好扮演机器人，对他说‘我到楼下充充电’。如果未来是这样，我希望自己不要活到那一天。”
弄脏手
在维基百科上，麦克尤恩有两个身份：小说家和影视编剧。
问他为什么要“触电”，他说写小说太封闭太自我太“干净”了。“我需要定期走出这种状态，与他人接触、合作。我需要把我的手弄脏。”
这是麦克尤恩式的平衡。在我看来，麦老师从早期的叛逆青年慢慢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达成了这种平衡。在他看来，在娱乐圈的染缸里把手弄脏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因为他知道自己能把握住分寸。好莱坞不是觉得《甜牙》的剧本太复杂吗？那就搁两年再说。不是有人想把《追日》拍成四集电视剧吗？那就让别人来编吧，因为“编四集的时间可以用来写两部小说”。
很少有人知道，麦克尤恩“弄脏手”的历史，其实跟他写小说的历史一样长，第一个完成的剧本在1976年被拍成电视剧。他甚至跟我们提到了他在1988年作为编剧参与的一部喜剧电影《酸甜》。“演女主角的是一位香港女演员，很有特点，眼睛里有特别的东西。”
我在网上查到了这部电影，在剧照上看到了张艾嘉棱角分明的面孔和倔强的眼神。我告诉麦老师，sylviachang在中国很出名，不仅是好演员，后来也当上了导演。麦老师一个劲地点头，说：“知道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小鼓女
难得闲下来，跟麦老师提起英剧，从《唐顿庄园》说到《王冠》，他微微点头；说到今年的《保镖》，他频频点头，还插了一句，嗯，这个好看；再说到《黑镜》，他就干脆把话抢过去，开始复述第三季第一集的剧情。
“那个要买房子的年轻女人，被别人打的分数活活逼疯……嗯，非常聪明的想象力，但又不是天马行空、离我们很遥远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