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向我推荐《小鼓女》（littledrummergirl，网上很多人译成“女鼓手”，但真是不如“小鼓女”那样既忠实又摇曳生姿）。“我出门前这个剧刚刚开始，好看，你一定要看。”
临回国前，我告诉麦老师，我已经看了两集《小鼓女》，他嚷起来：“哎呀你的进度居然超过我了。我回去马上补。”
麦老师告诉我，《小鼓女》的剧本是勒卡雷的儿子写的，所以“味道很正”。“勒卡雷写的，是最有趣也最知识分子的间谍故事，没有那么多暴力或者太过炫目的人物。实际上，他笔下最有趣的部分是办公室政治。在他的故事里，最大的敌人并非来自对方阵营，而是你的老板或者同事。”
听着他侃侃而谈勒卡雷，我忍不住在心里默念：没错，这才是写得出《甜牙》的那个人嘛。在《甜牙》里，军情六处和中情局之间的钩心斗角，办公室楼上楼下的微妙关系，同样写得栩栩如生。
我发愣的时候，麦老师已经开始讲那个著名的间谍段子：俄国派了四个间谍去荷兰侦查关于毒气的情报，却被警察扣住。警察在车上不但发现了一系列用来搞情报的电脑设备，还在钱包里找到了一堆写着莫斯科总部抬头的发票收据。
“因为他们要回去报销啊哈哈，”麦老师眉飞色舞地说，“而且他们的护照都是连号的。所以说，俄罗斯人也是很奇妙的……”
老马丁
好多年以前，麦克尤恩跟马丁·艾米斯在一个派对上初次相逢，原本以为不过是圈子里的泛泛之交，不料马丁当时的女朋友突然挤过人群来告诉他——“马丁不喜欢你”。
“所以我当即决定，我也不喜欢他。”
当然会有喜剧性的转折：马丁向麦老师澄清，他只是得罪了女朋友，被她报复而已。在这个故事里，马丁是迷人而无辜的英国文二代，麦老师是闯入伦敦文学圈里的敏感而宽厚的外乡人。他们成了好朋友。
这对好朋友要比《我的紫色芳香小说》里的那两位作家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读书会上，上海作家孙甘露要麦老师推荐一位好朋友的作品，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就按字母顺序排吧，艾米斯(amis)在巴恩斯(barnes)前面。”
不过，事实上，在整个访华期间，马丁也确实是他提起最多的朋友的名字。私下里，他为马丁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伦敦场地》首映后收到的负面评论而担心，也在吃饭的时候提起二十年前的往事。
“那年我拿到布克奖，马丁正好从外地回来。机场上，他看到我这条新闻，当时有点发愣。他问自己开不开心，最后想清楚了——其实他不开心。”
“你看，我们就是这种朋友——他会把这样的真实想法告诉我。”
孩子们
麦克尤恩的代表作《赎罪》使用了很多素材，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我父亲是军人，在二战时受过伤，他养伤的时候发现，他住的医院，就是我祖父打一战时住过的那一所。后来那所医院，就出现在《赎罪》的第三部分里。”“重点是，”麦老师的语速突然慢下来，“我在写那家医院的时候就在想，你看，这两场大战之间相隔得似乎并不远，人类好像总是在重复这样愚蠢的错误。我写《赎罪》的部分动机，可能就是想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我们还要让儿孙们再来到这同一家医院吗？”
“恐怖伊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恐怖的？麦老师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常常会说到孩子们。他会轻叹一口气，说他很早结婚生育，生活的每个阶段总是会被孩子们fascinate。这个词不太好译，有那么点迷恋，也有那么点困惑，好像词语一说出口，便有某种被捅到软肋的感觉弥漫在空气中。他写过一个叫“梦想家彼得”的童话，那个叫彼得的孩子，躲进猫的身体，让别人挠它毛茸茸的肚皮。
饭桌上，第一次见面的麦老师和阎老师（阎连科）相互客套了好久。酒过三巡，不知谁第一个提到了孩子，两位爷爷的脸上顿时生动起来。他们都有刚满四岁的孙辈，手机里都装满他们的照片。他们一张张点开，交换记忆和欢笑，完全不需要翻译。
要有光
“现在的我，学会让更多的光透进来。爱情、政治、科技、法律，种种元素都可以在我的书里找到。持续四十五年的写作生涯，不可能只写阴暗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大概就被关到精神病院了，也不可能坐在这里。”
记不清多少次听他说这样的话，连我在旁边都替他不耐烦。婚床上的尴尬瞬间（《在切瑟尔海滩上》），物理学家家里的桌角引发的血案（《追日》），深夜失眠的医生目击窗外坠毁的飞机（《星期六》），谁能说这样的情节不够黑色？在他近二十年的作品中，他的批判力度并没有减弱，只是视角更多变，立场更中性，在事物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之间，他更关注前者。与其说他变得柔软了，不如说他变得宽阔了。
在透进他世界的光谱里，一定也有音乐的位置。麦老师吹过长笛，很为自己对音乐的悟性而骄傲。他喜欢去威格莫音乐厅听室内乐，把《在切瑟尔海滩上》的女主角设置成四重奏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在《阿姆斯特丹》里，他大段大段铺陈作曲家的专业音乐知识，据说得到了真正的作曲家的赞赏，这让他得意了好久。
“其实我听很多音乐，除了古典乐之外也听民谣、布鲁斯、爵士乐和摇滚。实际上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音乐意味着什么’的概念，我想音乐最好的特质就是它其实‘不意味着任何事’。”
坤宁宫
“伊恩，你知道这地方为什么叫紫禁城(forbiddencity)吗？”
“因为要买票才能进来嘛。”
麦老师第一天来就说要去看看故宫，还点名要看坤宁宫(palaceofearthlytranquility)。太太在旁边温和镇定地说：“伊恩，你不能抱太大希望，毕竟名叫tranquility（“宁静”的名词）的地方不一定是真的tranquil（“宁静”的形容词）。”
坤宁宫里果然游人如织，人声鼎沸。从麦老师抵达北京第二天开始就刮起的大风仍然没有停下的意思，站在路上简直能被风带着跑。我们说，故宫里的房子都差不多(similar)。麦老师探头望望坤宁宫里的摆设，说：“嗯，其实是分毫不差(identical)。”
再问下去，原来麦老师对故宫的情结里还包含着一件陈年往事。上世纪80年代，他和贝托鲁奇一起合作搞个剧本。辛辛苦苦工作了两年之后，贝导约他去咖啡馆撂挑子，那电影拍不成了——“因为他说他要去中国”。
后来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麦克尤恩当然去看了那部让他两年的心血付之东流的《末代皇帝》，并且记住了坤宁宫。在故宫里转悠的大部分时间里，麦老师都在跟太太讲这部她没有看过的电影，讲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如何在历史的缝隙里安放自己的命运。临出门前，他们在一处路标前合影，麦老师手指“文华殿”(hallofliterarybrilliance)，说：“我想要的可不就是‘文华’(literarybrilliance)吗？”太太反应很快，马上指着“文渊阁”(pavilionofliteraryprofundity)，说：“那我就要‘文渊’吧。”在英国人看来，brilliance意味着“华美”，profundity则指向文本的深度。一不小心，在纯文学的语境里，太太仿佛赢了一局。
绿裙子
麦太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安娜丽娜。安娜丽娜是资深记者，近年来也全力投入写作，出版了好几部长篇小说。当著名的伊恩的太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还要展开自己的写作生涯就更不容易。平时，他们互相不看对方正在写的稿子，只有在大家都完成得七七八八时，才会挑选“某些特别的日子”，隆重地打开那个近在咫尺的秘密，像履行某项仪式。
麦老师很喜欢讲他们俩初次邂逅的故事，兴致好的时候还会多加两个转折：“那时我正陷在跟前妻离婚之后的沮丧中，你知道，就是那种动不动要在电话里讨论什么时候能看到孩子的状况。一地鸡毛。那时我出了一本书，跟我的经纪人说不想接受任何采访。他说，这样吧，就安排两个行吗？半天就能解决。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我同意了。”
“第一个进来采访的是《金融时报》的记者。你当然猜出来了，那一定是安娜丽娜。半小时过去，我的经纪人进来告诉我下一个记者已经到了。我说，不存在下一个了。请替我取消后面的采访。”
我一直都想问问后面那个倒霉的记者到底是哪家的，直到麦老师离开中国都没有找到机会问。
但是安娜丽娜实在值得麦老师做出那个决定。才见了几面，她的温柔得体就征服了我们所有人。好几次，我陪着安娜丽娜坐在观众席里，多少带点歉意地问她：“这些话你听过几百次了吧？”
“但是伊恩每次都回答得不一样。”
有记者提出采访安娜丽娜，麦老师哈哈大笑，说你终于也有一项工作要完成了。安娜丽娜耐心地跟记者聊了大半个小时，后来我悄悄问她：“你们聊点什么呢？”
“其实我知道她并不是想采访我，只是因为没排上单独采访伊恩的机会，所以想跟我打听他……不过，我理解，真的，这是个甜美的姑娘。”
1988年夏天，记者安娜丽娜来过中国，在两个星期里跑了九座城市。在火车上，她教了中国口译员一首苏格兰民谣，换来对方教会她唱《东方红》。她至今都能把旋律完整地唱出来。我的同事告诉她，上海外滩的钟楼就是用《东方红》的旋律作整点报时的。麦老师在旁边飞快地接口：“好吧，这下你每个小时都能唱这首歌了。”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麦老师说：“这地方比我想象得还要大。安娜丽娜三十年前来的时候，说到处都是自行车，现在自行车都去哪儿了？”
谁都看得出麦老师对安娜丽娜的关注和依赖。来中国之前，安娜丽娜的身体状况出过一点问题，一度曾让麦老师考虑放弃中国之行——这个悬念整整煎熬了我们一周。在上海的诵读晚会开始之前，麦老师突然坚持要我们派车送安娜丽娜回宾馆。“我没事啊。”安娜丽娜小声抗议。“你已经陪了一天了，现在你得休息。就这么定了。”
偶尔，安娜丽娜也会跟我们说起他们在英国的生活。作为英国人，他们当然都看足球。不过，也许是因为都有苏格兰血统，所以他们更关注的是苏超而不是英超。一家人几乎都是苏格兰凯尔特人队的拥趸，只有麦老师除外——他更喜欢格拉斯哥流浪者队。
在离开伦敦一百二十多公里的乡间，麦老师家的花园在整个英国文学界赫赫有名。园里有湖，湖中有岛，岛边有船。像所有典型的英国人一样，安娜丽娜是热烈的园艺爱好者。“说起来，我们家也是有中式建筑的呢，”安娜丽娜兴致勃勃地说，“那是个亭子，是那园子的前一个主人——一位来自斐济的女士叫人建造的。”
在那个没有安娜丽娜陪伴的朗读之夜，麦老师突然拿起一本新版的《赎罪》中译本，注视着塞西莉亚在封面上抽烟。塞西莉亚的裙子，在灯下闪着明亮的绿光。“你知道吗，”麦老师问我，“电影里的绿裙子，所有的细节，都是严格按照小说的描写订制的。”
“我知道，这裙子实在太好看太有名了。在中国，它也是这小说和电影最鲜明的符号。”
“但你知道这裙子是谁给我的吗？我在写的时候，需要一条让人记忆深刻的裙子，你知道是谁告诉我它应该是这个式样、这个颜色的吗？”
我猜出了答案，但还是摇摇头。我想听麦老师自己把那个名字说出来。
“安娜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