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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罗斯:野蛮的玩笑(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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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在新英格兰应该是酷暑加骄阳,而在棒球场上,则该是一个白色本垒打战神和一个褐色本垒打战神之间所进行的神话般比拼,然而那个夏天席卷全美的却是虔诚与贞洁的大狂欢,因为突然,恐怖主义——早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被吮吸所代替,一位精力旺盛、面相年轻的中年总统和一个举止轻狂、神魂颠倒的二十一岁雇员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像两个十几岁孩子在停车场上似的调情,这使得美国最古老的公众激情得到了复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是它最为不可靠、最具颠覆性的快感:伪君子的狂喜。国会里、报纸上、网络中,随处可见满腔正义、哗众取宠、渴望指责、哀叹和惩罚的小爬虫,四出游说,唇枪舌剑,大肆说教:全都处于霍桑(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住在离我家门口仅仅几英里的地方)早在建国初期就指认为“迫害精神”的处心积虑的狂热之中;全都热衷于颁布严峻的净身仪式,割除官员们的勃起,从而使利伯曼参议员十岁的女儿能够重新舒适安全地和她窘迫的爸爸一道观赏电视。不,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一九九八,你是不会明白什么叫作伪道德的。

——《人性的污秽》第一章

仅仅到小说的第三个自然段,菲利普·罗斯已经无法遏制他挥洒长句的偏好。词语的集束轰炸,对于政治现象的全景横扫,直接诉诸感官的讽刺快感——罗斯的标志性特征都在里面。你很难不被吸引,但也很容易对这种即将(也许是正在?)失去节制的状态心生反感。

罗斯的风格异常鲜明,他坚定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样的作品。尤其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个叫内森·祖克曼的人物进入了罗斯的小说,成为罗斯此后大部分小说的鲜明标志。祖克曼的身份和经历通常与罗斯本人有诸多相似之处,他有时候是小说的第一主角,直接参与小说的中心事件,有时候是旁观者和见证者。打一个不一定贴切的比喻,这个角色的功能以及与作者的关系,有一点像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常常会出现在其自导自演的电影中。在实现叙事功能的同时,祖克曼也使得罗斯的小说往往带有强烈的自我表达的意味。有些评论家将罗斯的小说视为“半自传体”小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些有“祖克曼”出现的小说中,被罗斯本人命名为“美国三部曲”的三部小说显得尤为重要。这三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并没有联系,但是都聚焦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比如《背叛》中涉及的麦卡锡主义,《美国牧歌》中涉及的越战问题,都是在美国历史中留下深深伤痕的事件。

因此,回过头看,小说开头的这一段并非可有可无。与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人性的污秽》选择了一个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的时间点——1998年夏天。男主角——七十一岁的雅典娜学院古典文学教授兼院长科尔曼亲口说,自己正在与三十四岁的清洁女工福妮雅私通。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震惊全美,由此引发的政治动荡和伦理争议余波不绝。在罗斯的设定中,小说主人公科尔曼受到的道德指控与克林顿事件同步发生,显然是有意让两者形成对照的。

小说从作家祖克曼的第一人称叙述开始,但从第一句话就引入这部小说真正的男主角——祖克曼的邻居科尔曼·西尔克。接下来的故事,都是祖克曼在叙述科尔曼的故事,但时间顺序是打乱的,科尔曼的过去和现在交替进行,中间还不时插入祖克曼与科尔曼结识、交往的过程,揭示他是如何渐渐洞悉科尔曼的秘密。也就是说,整本书的主线是科尔曼的一生,顺叙、倒叙和插叙始终并存,而副线则是祖克曼怎样追寻线索、组织材料,把这部小说搭建起来——这条副线使得《人性的污秽》具有明显的“元小说”的意味。

在《人性的污秽》中,主线和副线时而平行,时而相交,时而互相追逐,到最后,一旦把前因后果全部拼接完整以后,会发现逻辑严丝合缝。这样写,读者的视角实际上就被大大拓宽,你会不知不觉地不断调整与人物的时空距离,从多个角度观察他,探索他的内心世界。不过,与此同时,这样的写法对作者的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换一个写作者,很难设想能像罗斯那样驾驭自如。在《人性的污秽》里,一直处于疯狂边缘的是人物的状态,是紧绷到极致的情节的弧线,而不是内在的结构,更不是罗斯的控制力。

***

那个班由十四名学生组成。科尔曼在头几次讲课前都点名,以便了解每个学生的名字。到学期的第五周,仍然有两个名字没能引起任何回应。于是,科尔曼在第六周,一上讲台便问道:“有人认识这两个人吗?他们究竟是实有其人,还只是幽灵?”

——《人性的污秽》第一章

在一个成熟的故事里,后果越严重,起因往往越是微不足道。作者构建情节的难度,就体现在如何将微弱的节拍发展成有力的强音。

随着叙述的进展,我们很快发现,与福妮雅的私情,只是造成科尔曼人生危机的原因之一。真正引发这场危机的,是一场近乎乌龙的意外事件。在科尔曼的课堂上,连续五周点名都有两个学生缺席,第六周仍然如此,他就当场开了个玩笑,说究竟这两个名字是真有其人呢,还是spooks。spook这个英文词,用在科尔曼的玩笑语境中,显然应该解释成本义“鬼魂、幽灵”。然而,科尔曼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他从未见过的学生实际上是黑人,而早在四五十年代,spook有时可以用来作为指称黑人的贬义词。两个学生据此以种族歧视为由向学校告发,学校要科尔曼解释,科尔曼说自己早就忘了这个词还曾经有过这样的含义,因此“这项控罪不仅是子虚乌有——而且是弥天大谎”。

然而,事情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迅速发酵。因为早在科尔曼接手院长工作时,他的“典型犹太式”的改革,那些引入竞争机制的举措,就给科尔曼的人际关系埋下了定时炸弹。原来支持科尔曼改革的老校长已离职,新任校长的态度与前任大不相同,于是一股反对科尔曼的势头便出现了。“这股势头究竟有多强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个系一个系地计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对眼前的局面幸灾乐祸时,他才恍然大悟。”

在这场实质是学院内部斗争的“种族歧视”事件中,科尔曼不仅声誉严重受损,被迫主动辞职,而且结发妻子艾丽斯在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后不幸去世。系主任德芬妮·鲁斯是一个外貌出众而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对科尔曼既怀着某种被扭曲被压抑的、无以言说的欲望,又对他的位置觊觎已久。于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鲁斯发出一封匿名信,指控科尔曼与清洁女工福妮雅的私情,让科尔曼再次声名狼藉,他与儿女的关系也降到了冰点。

科尔曼的满腔愤懑无从倾诉,于是主动与邻居祖克曼接触——因为他知道祖克曼是作家,希望借助他的笔把自己的冤屈写出来。祖克曼在与科尔曼的交往中,渐渐把他的人生故事拼接完整,其中既有科尔曼乐意倾吐的,也有他刻意掩藏的。最让祖克曼惊讶的是,这位在履历上毫无瑕疵、表面上如假包换的犹太白人,实际上却是一个黑人。

科尔曼的祖上是逃跑的黑奴,由贵格会教徒通过“地下铁路”从马里兰带到北方。历经岁月变迁,很多当地的黑人通过与战死的士兵的遗孀通婚,使得后代的血统渐趋复杂。科尔曼就是这些后代中的一员,从他的外貌已经很难分辨是不是有色人种。科尔曼生在小康之家,父亲原先对他的人生企划也堪称周到完美:希望他学医,接受黑人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在大学里遇见一个正派黑人家庭出身的浅色皮肤的女孩,结婚,安家立业,生儿育女,再将孩子们送入最好的黑人学校。父亲坚信,科尔曼必将凭借智力和相貌上的巨大优势迅速进入黑人社会的最高阶层,使他成为大家永远景仰的人物。

然而,随着年事渐长,尤其在父亲去世之后,科尔曼发现,黑人的最高阶层也难以得到社会真正的认同。小说写到这里,安排了好几个事件,促成科尔曼思想的转折。比如,在中学里的田径队里曾经有过一个白人运动员在车祸中受重伤,队员们争先恐后到他家献血,但那家人礼貌地拒绝了科尔曼的献血请求,显然是出于无法言说的种族偏见。于是,当科尔曼在十八岁服兵役填表时,他突然意识到完全可以借这个机会摆脱自己原来的身份。科尔曼填表时篡改了种族,服完兵役之后又用新的身份考入了纽约大学。从此,他拥有了理想的学校,用过人的体力当上了地下职业拳击手,还赢得了那些懂得如何走路、如何着装、如何摆动的女孩子的青睐。

科尔曼一度与其中一个具有纯正北欧血统的女孩情投意合,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一切在他带着女朋友回了一趟家以后戛然而止。尽管家里人小心翼翼地提前做了准备,女朋友还是在回去的火车上大喊一声:“我做不到!”她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解释,痛哭流涕,独自一人冲下火车,似乎后面有人追杀,自此便杳无音信。

***

痛定思痛的科尔曼在最终完成婚姻大事时做出了违背人性的决定。首先,他之所以选择犹太人艾丽斯,最大的原因是艾丽斯的头发“宛如灌木丛似的纠缠盘绕”,远比科尔曼的头发更像黑人的头发。这样一来,万一将来他们生下的孩子的发质看起来有点像黑人,艾丽斯的相貌也能帮他洗脱嫌疑。更有甚者,科尔曼在结婚前回了一次家,把一个残忍的计划扔给了寡居的母亲。这一段母子俩的对话构成了这部小说中最让人难忘的部分,我们来看看罗斯是怎么写的:

“她相信你父母双亡,科尔曼。你是这么对她说的。”

“对。”

“你没有哥哥,你没有妹妹。没有欧内斯廷。没有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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