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点头。
“你永远不会让他们见到我，”她说，“你永远不会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妈，’你会关照我，‘妈，你到纽约火车站，坐在候车室的那条板凳上，上午十一点二十五，我会带着穿戴得跟星期天一样整齐的孩子走过你面前。’那将是五年后我的生日礼物。‘坐在那儿，妈，别做声，我会慢慢走过去。’而你深知我是一定会等在那儿的。火车站。动物园。中央公园。不论你说哪里，我当然就去哪里。你告诉我唯一能让我抚摸我孙子的办法是，你雇用我以布朗太太的身份看护孩子，照看他们睡觉，我会照办。叫我以布朗太太身份给你打扫房子，我也会照办。我肯定会做你吩咐我做的一切。我别无选择。”
“没有吗？”
“有选择？是吗？我的选择是什么，科尔曼？”“跟我脱离母子关系。”
几乎是以嘲弄的态度，她假装考虑了一下。“我想我可以对你如此绝情。是的，这可以做到，我想。但你认为我到哪儿才能找到对我自己如此绝情的力量？”
在罗斯的小说里，以剧场感强烈的情节将人物逼到死角的情况并不少见。然而，每次重读这一段，我还是会被台词的力量震到需要停顿一下才有勇气继续。母亲给自己的未来想象的画面越是生动，读者感受到的残忍就越是清晰——那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才能积攒起撕裂自己、重塑“布朗太太”的勇气？然而，科尔曼甚至连她这点微茫的希望都断然否定。“布朗太太”的可能性被瞬间击碎，母亲的“假装考虑”里跑过千军万马，种种悲恸与麻木最后只能归于“嘲弄”。罗斯下笔之凶狠，台词推进力度之坚决，在这一段体现得淋漓尽致。
***
七十一岁上你当然不再是二十六岁那头易怒好斗的野兽。但兽性的残余，自然天性的残余仍然存在——他与之相接触的正是这种残余。其结果是他很快乐，他对能和残余兽性相对接心存感激。他不仅是快乐——他热血沸腾，而且由于热血沸腾，已无法与她分开，已牢牢地与她结为一体。
在床上没有一样东西逃得过福妮雅的眼睛。她的肉长着眼睛。她的肉看得见一切。在床上她是个强大的、连贯的、统一的人，她的快感在于超越界限。在床上她是个深不可测的东西。
——《人性的污秽》第一章
性是罗斯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原动力，在有些作品里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比如《波特诺伊的怨诉》）。詹姆斯·伍德曾以厄普代克的性描写为反例（“之于厄普代克，性的存在无异于草或空调外机的金属光泽，完全没有哲学性，而不过是一种相当无聊的多神正论，在一切事物上都能找到同等程度的声色官能”），表扬罗斯笔下的性“绝对通往虚无主义”。这话对厄普代克不够公平，而且“通往虚无主义”是否一定比“声色官能”高级，本身也是个问题。但伍德对于罗斯的这种概括，在《人性的污秽》里也能找到贴切的例证。
科尔曼彻底抛弃了原生家庭，虚构了犹太人科尔曼，以为这样就能把黑人科尔曼的历史轻轻抹去。但是，身份认同的错乱，以及对于被揭穿的恐惧，始终没有放过他。早在当年在海军服役时，科尔曼就曾经因为在白人妓院里被人认出是个黑人而受到极大的羞辱。当时，保镖将他扔出开着的大门，甩过人行道边的台阶，丢在了马路当中。那天晚上，他找人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美国海军”的文身，把这个文身视为“一个唤起潜伏在狂乱背后之一切的标记”。在科尔曼看来，这是他全部的历史，他的英雄主义与羞耻的不可分割的缩影。镶嵌在那个文身里的才是他的真实、完整的自我形象。早在那时，他已经知道，无论此后做出怎样的努力，他的无法磨灭的身世和根深蒂固的原型，不可预知的未来，一切暴露的危险，以及一切隐藏的危险，甚至生命的荒谬性，都隐含在这个小小的、傻乎乎的蓝色文身里。
“幽灵”事件的爆发，终于把科尔曼一生积压的屈辱、愧疚和惶惑翻到了台面上。他对于种族的背叛，仿佛以一种宿命的、极具反讽意味的方式，得到了“报应”。坠入谷底后的科尔曼，唯一的寄托——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便是福妮雅。祖克曼渐渐了解到，福妮雅的身世曲折而凄惨，她的“身份”也存在吊诡的错位。
福妮雅的原生家庭其实很富有，但内部千疮百孔。福妮雅五岁时，父母离异。有钱的父亲发现美丽的母亲和人私通。母亲爱钱，又嫁给了有钱人，但继父对这个漂亮的女孩没安好心，屡次企图性侵。母亲不愿相信福妮雅，她只是用上层阶级的那套方式处理问题，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在就诊了十次以后，连医生也站到了继父那一边——因为给诊所付账的人是继父，而心理医生的情人正是福妮雅的母亲。福妮雅别无选择，只能离家出走，逃到南方，刻意地与她原本从属的阶层划清界限，刚满二十岁就嫁给一个比她年长的、当过越战老兵的农民莱斯特。然而，刚从上流社会的噩梦中惊醒，她便坠入了底层的深渊。莱斯特既没钱也缺乏技能，农场很快破产。更严重的是，莱斯特在战争中患上了创伤应激综合征，有严重的暴力倾向。面对极度贫乏、伤痕累累的生活，福妮雅只能通过与别的男人出轨来释放压力，在外出偷情时无人照看、不慎失火，两个孩子因此丧生火海。
科尔曼与福妮雅的关系，与其说是单纯为了寻求生理刺激，不如说是两个同样遭遇身份错位、最终都困在悖论里的“天涯沦落人”在抱团取暖，苟延残喘地寻求一点心理慰藉。更形而上的说法，他们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通往虚无主义”。当文学教授科尔曼在床上感受到福妮雅的“强大、连贯、统一”时，他为自己搭建的哲学庇护所也算是暂时完工了。
读者应该可以从整部小说的基调判断出他们不会在小说结尾得到救赎，事实也果然如此。对于科尔曼与福妮雅最终意外死亡的事件，在小说里并没有正面叙述。表面上，夺去他们生命的是两人驾车外出时发生的一场车祸。人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连人带车都栽进了河里。然而，菲利普·罗斯在情节上做的两处安排却让这次“意外”显得意味深长。
首先，就在车祸发生的同时，小说正面叙述的是系主任德芬妮·鲁斯。当时，处于单身寂寞中的鲁斯正在犹豫是否要给《纽约书评》的分类广告栏目发自己的匿名求偶广告。在神不守舍、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状态下，她把广告草稿群发给了以前自动设定的邮件地址，刹那间就抵达了雅典娜学院文学系的十名教师。更糟糕的是，这份广告里勾勒的理想男性，无论是相貌还是学识水准，她的同事们一看就会知道是按着科尔曼的模版来写的。科尔曼一直是鲁斯在学院里权力斗争的敌人，是当年录用过她，后来却被她用匿名信算计过的前领导。鲁斯眼睁睁地看着这封表明她其实一直暗恋着科尔曼的邮件被直接发往同事手中，顿时崩溃痛哭。恰在此时，科尔曼与福妮雅双双遇难的消息传来，鲁斯顺势虚构了科尔曼在出事之前闯进她办公室、用她的名义群发出邮件的狗血情节。为了自保，为了保住她在众人眼中的形象和“身份”，鲁斯不惜在科尔曼死后又在他的名誉上泼了一道脏水。
第二处安排更为隐晦。在小说末尾，祖克曼与福妮雅的丈夫莱斯特有一大段玄妙的、心照不宣的对话。莱斯特在说到自己战后创伤时，有意无意地提到了战友们都担心他会死在车祸里。在祖克曼的追问下，莱斯特承认自己经常一边开车一边酗酒；在被问到“你有没有撞到过别人？”的敏感问题时，莱斯特并没有否认，只是以故作轻松的态度说“就算出了事，我也不会知道”。他已经学会驾轻就熟地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来为所有潜在的罪责开脱。关于科尔曼的车祸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小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确凿的答案，但一切已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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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菲利普·罗斯的所有作品中，《人性的污秽》的批判力度未必是最大的，但故事深邃的悲剧性以及人物动人的复杂性，却让这部小说光彩夺目。当我们重新把结构梳理一遍之后，会发现整部小说中的人物的痛苦根源都与身份有关，他们那些难以言说的秘密，都是因为在塑造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发生了强烈的甚至是畸形的错位。科尔曼终身被囚禁在种族困境中，伪造身份之后终被“身份”反噬；福妮雅在贫富悬殊的两个阶层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德芬妮·鲁斯满嘴标榜的女权主义与她内心深处的欲望形成强烈冲突；莱斯特则将自己封锁在战争创伤中，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小说背景中不断出现的克林顿性丑闻事件的进展，以及小说中各种人物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则构成反讽意味强烈的背景音乐，始终萦绕在文本中，为小说人物的命运提供意味深长的注脚。罗斯几乎用一本小说的容量，深深触及了美国社会的所有痛点。
美国建国的历史并不长，它并没有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某种程度上倒更像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人类社会实验田。美国的种族、阶层和价值观都是多元的，要将这么复杂的社会构成统一起来，必须以一种共同的信念、一个美好的“故事”作为团结的基础。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美国梦”。在这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身份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阶层之间是生而平等的——只要你足够努力，都能梦想成真，实现自我价值。“政治正确”在美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就是因为这些准则都是支撑这个故事得以成立的基础。然而，罗斯犀利的笔触，总是毫不迟疑地揭开华美的袍子，指出袍子底下暗藏着多少虱子。小说中有一段是直接点题的。福妮雅在看到一只家养的乌鸦飞到外面的树林就被野生乌鸦骚扰欺负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就是接受人工喂养的结果，”福妮雅说，“就是他一辈子老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的结果。人性的污秽。”她说，语气里既无反感，也无轻蔑，更无指责。甚至连悲哀都没有。……我们留下一个污秽，我们留下一串踪迹，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在每个人的身上。存储于体内。与生俱来。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无需印记。污秽先于反抗，包围反抗，并使一切的解释与理解陷入茫然。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净化行为纯属玩笑。而且还是个野蛮的玩笑。纯洁的幻想是极其可怕的。是疯狂的。对纯洁的追求，其实质倘若不是更严重的不纯洁，又会是什么呢？
对于“纯洁”和“净化行为”的过分追求，会导致矛盾和污秽被暂时掩藏或压抑，却也同时意味着此后更强烈的反弹，甚至崩溃。罗斯力图通过这部小说，这场活生生的悲剧，来揭示这种人为的、极端的“净化”，指出这个“野蛮的玩笑”对于人性的原生态会造成多大的扭曲和伤害，也会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越来越虚伪。从这个角度理解《人性的污秽》，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立意，远比单纯批判种族主义或者阶级鸿沟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