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人堂中，达里奥·福是相当特殊的一位获奖者。他生于1926年，2016年病逝，长达九十年的人生与舞台密不可分。达里奥·福不像另两位诺奖获得者——彼得·汉德克或者耶利内克那样同时是小说家或者评论家和诗人，他的其他社会角色几乎都与舞台有关：戏剧导演、演员、歌手、舞台设计师以及政治活动家。最后一项身份，他也主要是以戏剧作为武器，以戏剧界的巨大影响力，参与政治活动。直到21世纪，达里奥·福仍然活跃在戏剧舞台和社会舞台上，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达里奥·福出身于平民阶层，青春期正逢二战，一度被征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军队。不过，在那段短暂的岁月里，达里奥和他的父亲都曾暗中帮助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秘密运送难民和盟军士兵去中立国瑞士。战后，达里奥回到专科学院继续被战争中断的学业。他原先的职业规划是当个建筑师，却在眼看着将要毕业时饱受精神崩溃的困扰。医生建议他做一点能真正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于是他扔下毕业文凭，开始到米兰的小剧场试着表演独幕剧，从此为他的狂放不羁的基因找到了释放的渠道。
达里奥一生创造的戏剧不下五十部，执导八十余部，199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大多直接取材于市井生活和时政风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他显而易见的左翼立场和辛辣的讽刺力度，不仅常常使得意大利当局颇为难堪，甚至连美国政府也曾多次限制过他的剧目在美国上演。在戏剧理念上，达里奥主张继承中世纪喜剧演员的精神，看重即兴表演和临场发挥。因此，他的剧作往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表演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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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70年在米兰首演，此后历经多次修改，出版的剧本采用的是该首演版的最终版，也是最为权威、最接近达里奥原意的版本。与达里奥很多作品一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并不是凭空编造的故事，而是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有真实的新闻事件作为虚构的基础。因此，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把时间切换到20世纪60年代末，看看那时的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0年代末社会革命运动几乎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但这股革命风潮在意大利的蔓延时间特别长，过程也格外激烈而复杂，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这在西方各国中可谓绝无仅有。人们常常用“意大利漫长的1968年”来指代这长达十多年的整个时间段，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和专著也层出不穷。在描述这段特殊时期时，各方势力各执一词，在很多问题上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其中有一个概念，英文是strategyoftension，中文可以翻译成“紧张策略”，就是典型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
所谓的紧张策略，是指当局放任甚至暗中鼓励社会暴力的发生，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在那段时间里，意大利社会矛盾激化，人们饱受左右翼发动的恐怖袭击的困扰，爆炸、绑架、纵火、谋杀等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最后常常以政府实施围捕、大量异见人士落网而告终。然而，事情并非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非黑即白，不少左翼人士提出，有些暴力事件实际上是极左激进分子在政府的纵容甚至授意下发生的，目的是以此为借口逮捕左翼人士，同时借助极右翼新法西斯主义分子采用法外私刑的方式铲除左翼势力。对于“紧张策略”的概念，史上争议颇多，很难得出定论，但唯有对这个背景的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才能理解《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以及与其相关的真实事件，为什么会呈现如此混沌而喧嚣的面貌。
直接激发这个剧本灵感的事件发生在1969年的一起爆炸案之后。有八十多人因此被捕，其中一名叫皮内利的铁路工人被指认为嫌疑犯。此人被定义为“无政府主义者”，关押期间从警察局四楼的窗口坠亡。警察局声称皮内利是在审讯中跳窗自杀的，但审讯记录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参与审讯的一共有三名警官，其中还包括特派专员卡拉布雷西。在舆论的压力下，他们在1971年都接受了相关调查，却最终被宣判无罪。公诉人的说法是，皮内利在经过三天的高强度审讯之后昏倒，失去平衡，于是从窗口跌落下去。如此显然不合逻辑的说法当然无法服众，于是极左翼组织决定以血还血，派人谋杀了特派专员卡拉布雷西。
整个事件惊心动魄，疑点丛生，意大利社会为之哗然。达里奥将这个热点事件迅速搬上舞台，可谓直接击中了当时的痛点。但是，究竟应该从什么角度切入，用怎样的方式来表现，才能让这出剧不仅仅流于新闻事件的表面，获得超越性的视角，使其哪怕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这是剧作家达里奥需要在短时间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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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托佐警长：噢，为他好？这也是一种治疗手段吗？
疯子：正是这样……如果我不接受他的两万里拉，您想，那可怜的病人，尤其是他的亲属会满意吗？如果我只收五千里拉，他们定会心里嘀咕：“这家伙不怎么样，也许压根儿不是个教授，可能刚从医学院毕业，初出茅庐。”相反，我的要价一高，他们就会大吃一惊：这医生是何许人也？怎么如此了得？……他们就会像过复活节似的，高高兴兴地回去……甚至激动得要亲吻我的手……“多谢了，教授！”……他们激动得泣不成声。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第一幕
剧本第一幕的第一场在米兰中央警察局的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展开。警察甲和贝托佐警长正在审问一名男子，剧本上直接提示这个男人是个“疯子”。在整出戏里，这个角色都没有确定的名字，直到落幕，“疯子”这个身份都是他唯一的代号。警察局的档案上说这个疯子总是乔装打扮，两次冒充外科医生，一次冒充上尉，三次伪装成大主教，一次自称造船工程师。由于这种疯狂的行为，他先后十一次被捕，警察却从来没找到可以给他判刑的罪名。作为被医生确诊的精神病人，临床诊断证明成了他天然的保护伞。这一回是疯子的第十二次被捕，起因是有人指控他扮演精神病医生，声称自己是大学教授，看完病还要收费。
面对这样的指控，疯子胸有成竹，警长的所有质询他都振振有词地反驳。达里奥将疯子的台词设计得相当精彩，雄辩、生动而有说服力，引经据典且言之凿凿，令人难辨真伪。连警长都忍不住说：“真该死，你的叙述太动人了……”我们渐渐发现，疯子引人入胜的叙述几乎是在牵着警长的鼻子走，警长从他这里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反而要忍受他把整个司法系统，从官僚社会的文字游戏、警察对民众的镇压迫害到法官的昏聩无能，挨个嘲讽一遍。当警长想把疯子撵走时，疯子靠近窗口，威胁说要跳窗，警长慌忙阻止。我们不妨做个标记：这是这出戏里第一次出现“跳窗”这个情节。
警长刚把疯子从门口推走，警察甲就拉着警长去开会，于是疯子再度潜入已经空无一人的房间，随意翻看摆在桌上的审讯档案。此时，电话铃响，疯子镇静地拿起听筒。在接听电话的过程中，疯子尽情展示他的表演天分，虚拟有两个人对话的现场，成功地骗过电话那头的政务警长，让他以为贝托佐还在这个房间里，并且对他态度很不恭敬，甚至扬言要揍他。而疯子非但挑拨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从这个电话中了解到关键信息：为了调查前不久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坠楼事件，有个政府的特派法官，不久之后即将赶来。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联想到这出戏排演时震动意大利社会的皮内利坠楼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舞台上“现挂”当时的新闻热点，会在台下引起多么强烈的共鸣。
挂掉这通电话之后，贝托佐警长回到办公室，疯子警告他，待会儿政务警长只要碰到他，就会揍他。接着，疯子迅速离开，顺便悄悄带走了与这起案件相关的几份文件。政务警长果然立马出现在门口。贝托佐说：“啊，最亲爱的，正巧方才我跟一个疯子还谈起你。他竟然说，你一看见我……你就会给我……”说时迟那时快，从侧幕迅速伸出一只胳膊，贝托佐被打倒在地，倒地的同时嘴里还在讲着后半句：“一记拳头！”人物挨拳的动作和台词的“拳头”正好重叠，而恰在此时，从门外闪进疯子，他嘴里在高声嚷嚷：“我对他说了，要低头弯腰！”第一场戏在这个精确的喜剧节奏中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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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乙：您想跳楼，法官先生？
警察局长：不，他推我们。
疯子：没错，没错，我推了你们。差一点儿你们就当真跳下去了……你们已经绝望了。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什么都无所谓了……
警察乙：啊，是的，“什么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