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说，她从来没想到过：她父亲只是个铁路局小职员，母亲由于经济压力，一生不幸，以致最终憔悴而死，作为这种家庭出来的女儿，现在居然能够过着南部非洲富裕之家的小姐生活，这是多么不容易。她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事，如果想结婚，也可以随便嫁给什么人。这些事情，她从来没有想到过。“阶级”这个名词在南部非洲是不存在的，而和它意义相当的“种族”这个名词，对她来说，指的是她工作的那个公司里的听差，别的女人们的用人，以及大街上一群群散漫的土人，这些人她都不大去注意。她知道这些土人一天天变得“脸皮厚起来了”（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可是她实在和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和她是两路人。
——《野草在歌唱》第二章读《野草在歌唱》，有两条需要提前标注。
其一，《野草在歌唱》的时空背景与莱辛写作时基本一致，故事也发生在1940年代的南罗得西亚。需要指出的是，南罗得西亚当时是英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的一部分，后来几经变迁，直到1980年才彻底独立，成为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南非”(southernafrica)，与我们现在熟悉的国家南非并不是一个概念，可以理解成笼统地指涉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当然，南罗得西亚的地理位置就是今天的津巴布韦，与今天的南非接壤，当时又同属英国殖民地，所以在1940年代的历史背景中，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在各方面的情况非常相似。
其二，作为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的很多素材显然来自莱辛本人及其家庭在非洲的经历，从中梳理一条简约的线索大约是这样的：
莱辛原名多丽丝·梅·泰勒，1919年生于伊朗，父母都是英国殖民者。1925年，多丽丝随父母迁居到英国在南部非洲的殖民地罗得西亚的南部务农。母亲一度雄心勃勃，想用西方文明改造当地的生活方式，当个成功的农场主，但父亲很不适应乡村生活，再加上那块地始终没有好收成，所以多丽丝的童年生活很不宽裕。母亲对多丽丝要求严格，把她送进古板的天主教学校，多丽丝从小饱受与地狱、诅咒有关的惊悚故事的恐吓。十三岁那年，多丽丝因眼疾辍学，她一生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到此为止，此后基本上都是在担任电话接线员、保姆、速记员的间歇，依靠阅读来自修，间或投稿给当地的杂志，偶尔获得发表。
同当地很多女人一样，多丽丝十九岁就早早结婚，并且生下两个孩子。但她很快就感觉到，如果想按照自己的意志寻求个人发展，那么就必须摆脱这场错误婚姻的束缚。1943年，多丽丝离婚，在二战期间加入左翼的读书俱乐部，两年后嫁给德国难民戈特弗里德·莱辛。1949年，多丽丝再度离婚，此后便再未结婚。第二任丈夫留给她的是此后沿用终身的姓氏，以及年幼的孩子。同年，多丽丝·莱辛带着儿子只身回到她此前从未踏上的英国国土。当时的莱辛一贫如洗，行李中有一卷刚刚写成的手稿，那就是《野草在歌唱》的雏形。
1950年，三十一岁的莱辛出版了《野草在歌唱》，其突破禁忌的主题迅速引起整个文坛的注目，一举成名。不过，正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尖锐了，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将她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1956年起，南非白人政权禁止莱辛前往南非，直到1990年代才解禁。1995年，阔别故乡四十多年的莱辛才得以重访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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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泽西农场主理查德·特纳之妻玛丽·特纳，于昨日清晨被发现受害于住宅阳台上。该宅男仆已被逮捕，对谋杀罪供认不讳，唯谋杀动机尚未侦悉，疑涉谋财害命。
这则报道很简略。全国各地的读者肯定都看到了这篇标题触目惊心的报道，都难免感到有些气愤。气愤之余又夹杂着一种几乎是得意的心情，好像某种想法得到了证实，某件事正如预期的那样发生了。每逢土著黑人犯了盗窃、谋杀或是强奸罪，白人就会有这种感觉。
——《野草在歌唱》第一章
《野草在歌唱》的文本一共分成十一章。小说以一则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开始，短短一句话就将整部小说的核心事件的表面要素交代清楚。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在第一章登场，围绕着这件蹊跷的凶杀案表现出各自的态度。除了表面的信息之外，我们很快从这些人物的言行中，得出几条若隐若现的线索。
首先，当地社群中的白人显然都认为谋杀原因并不是谋财害命，但大家对于真实原因都讳莫如深。其次，在此之前，特纳夫妇在当地并不受欢迎。人们谈到他们时，语气尖刻而随意，原因似乎仅仅是他们生活过得很不富裕，不仅住得寒酸邋遢，而且农场经营得非常失败，同时又不愿意与邻里搞好人际关系，显得“落落寡合”。在当地，特纳夫妇属于所谓的“穷苦白人”阶层——尽管社会地位比土著黑人要高，但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却让整个白人社群为此蒙羞。莱辛在这里用了一个近乎新闻报道的旁观者视角，犀利地指出“当地人对待特纳夫妇的态度，原是以南非社会中的首要准则，即所谓‘社团精神’为根据的，可是特纳夫妇自己却没有理会这种精神。他们显然没有体会到‘社团精神’的必要性；的确，他们之所以遭忌恨，原因正在于此”。
在第一章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跟读者迅速打了个照面，莱辛仿佛给每个人都画了一幅速写：受害者的丈夫迪克·特纳精神失常，痴痴癫癫地自言自语，警察们注视着他，听任他自行其是。警长匆匆结案，对明显的疑点视而不见，一副深谙当地人情世故的样子，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等你在这个国家里待久了，你就会明白，我们是不喜欢黑人谋杀白人妇女的。”另一个农场主查理·斯莱特俨然是当地社群的领袖，跑前忙后，有意无意间，既散布着流言，又维持着心照不宣的秩序。在事件发生前，查理已经准备收购特纳家的农场，还派了一个刚来非洲不久的年轻白人托尼到特纳家帮忙。作为整个事件的间接见证人，托尼的心理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原本对于南非的种族歧视抱有笼统的反感，如今则在感情上对农场主夫妇和凶手都怀着一种“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怜悯”——他觉得，这种怜悯其实是出于对环境的愤恨。
凶手是一个名叫摩西的黑人，第一章里对他的描写只有短短一句话：“摩西身穿一套又湿又脏的汗衫短裤，全身乌黑，好像是一块精光闪亮的漆布。”案发后摩西并没有逃走，而是静静地等在原地，向警察自首。我们从摩西这个名字中，多少能看出莱辛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的理想化色彩。因为摩西是《圣经》里的先知，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从第一章出现的所有线索中，读者能隐约感觉到事件和人物的轮廓，但也引发了更多的悬念。最大的悬念来自躺在地板上的僵硬的尸体。这位此时已经没有呼吸和表情，无法为自己说话的农场女主人名叫玛丽，不仅惨遭杀害，而且似乎受到了所有当地白人的鄙夷——“好像她是什么令人厌恶的肮脏东西，被人谋杀了正是活该”。
从小说的第二章开始，直到第九章，莱辛虽然仍然使用第三人称，但视角推近，从局外人的距离，渐渐聚焦到一点。同时，莱辛把时钟倒拨了几十年，在第一章里始终躺在地板上的尸体，仿佛重新站起来，在倒叙中重生。接下来的故事，莱辛从玛丽的童年讲起，紧贴着玛丽的视角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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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坐不住了，点着了一根烟，呆望着各个出口处挂着的黑丝绒门帘，然后望望自己坐的这一排，从他头顶上方的什么地方投下一团光亮，照见了一张脸蛋儿和一头亮闪闪的浅棕色头发。那张脸蛋儿好像浮在空中，渴望向上，在那奇怪的绿色灯光之下，显得艳丽非凡。他推推身边那个人，问道：“那是谁？”那人望了他一眼，咕哝着回答道：“玛丽。”
她没有想到就是迪克。一眼看出是他，她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镇静地招呼着他；如果她当时把自己的内心感情流露出来，他一定会把她甩掉的。现在迪克总算拿定了主意，把她看成是一个讲求实际、易于变通和性格镇静的女人，只要在农场上生活几个星期，就会成为他理想中的女人。她要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那他可要大吃一惊，而且会毁了他对她的幻想。
——《野草在歌唱》第二章
这是特纳夫妇的婚姻的开端。这场婚姻自始至终都充满了误解、错位和幻灭。从一开始，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就很清楚：迪克当然不是玛丽的救星，玛丽也不会成为迪克“理想中的女人”。
与莱辛本人相仿，玛丽的童年生活同样挣扎在贫困线上，但不是在农场，而是在城市里。父母陷在“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套路里难以自拔。父亲是铁路局的小职员，整日借酒浇愁，母亲总是被债务逼得与父亲打架，而她的哥哥和姐姐，在同一年死于痢疾，家里只剩下她一个孩子。玛丽在寄宿学校念书，毕业之后在一座小城里当个小职员，这一段生活过得平稳舒适，她以为命运终于善待了她。然而，年过三十之后，一种无形的压力渐渐将她越裹越紧，她终于在某次聚会中偷听到别人对她大龄未婚的非议和猜测。这种局面很好理解，因为直到今天，全社会对于所谓“剩女”的刻薄也比较常见，不过，如果我们代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南部非洲的小城，就能发现这种压力比现在要大得多。玛丽试图与一位鳏夫谈恋爱，却在答应他的求婚之后无法克制对这个男人的生理厌恶，临阵脱逃。
此时的玛丽开始陷入怪圈。一方面，她无奈地屈服于社会压力，遮遮掩掩地寻找机会物色可以结婚的对象，每一次失败都成为别人的笑柄；另一方面，她见到男人就会条件反射地厌恶。唯一聊以寄托的是，她看电影的次数比从前更多，每次从影院出来就昏头昏脑。银幕上的虚妄镜头和她自己的现实生活之间没有丝毫的共同点。从玛丽的性格中，我们或许能依稀看到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人物之一——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同样是接受过一点教育和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小城女青年，玛丽和包法利夫人都无法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经历协调起来，也都难以摆脱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狭隘设定。
于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玛丽终于走到了“破罐子破摔”的临界点，并且在那个点上巧遇农场主迪克·特纳。迪克难得进城，既讨厌城市，也讨厌电影，那天只是鬼使神差地被朋友拉进了电影院。迪克的卡车上装满了粮食，玛丽从后面窗口望着这些不熟悉的东西，不由得生发出某些浪漫的、关于乡村和草原的联想。迪克是这幅美丽画面的一部分，他的木讷和缺少攻击性，恰巧给她提供了一种新的择偶的可能性。至于迪克，之所以在相遇两次以后就马上向玛丽求婚，是因为她外表看起来温柔沉静、讲求实际，“带有贤妻良母的意味”。他们飞快地结了婚，迪克把玛丽带回了农场。
几乎在农场醒来的第一天，玛丽就被乡村生活的无聊、破败和辛苦击倒了。莱辛儿时曾在农场生活，有厚实的素材基础，因此《野草在歌唱》对于农场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令人信服。玛丽的性格特点，以及她与迪克之间的关系，有一部分直接来自莱辛的母亲。迪克是个厚道有余、胆略和耐心都不足的人，既缺乏审时度势、提高生产力的本领，又没有把任何一项事业坚持到底的毅力。他忽而养猪，忽而养鸡，忽而养蜂，忽而又热衷开店，三分钟热度之后便半途而废，不仅赔上了辛苦积攒的本钱，也让玛丽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时时陷入绝境。小说中有个生动的细节，玛丽提出要在他们的房子里装上可以隔热的天花板，迪克却说那要花很多钱，推到明年再说。于是玛丽坐在屋里发呆，她想：
（迪克）花在店铺、鸡舍、猪圈和蜂箱上的钱，足够用来安装天花板，装了天花板就用不着害怕炎热的夏季降临了。但是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她简直要溶化在失望和不祥的泪水中了，可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帮着迪克把工作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