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之前有过别人吗？有啊，的确有的。实际上，要是有年夏天我没有爱上某个小女孩儿的话，可能根本就没有洛丽塔。那是在海滨的一个小王国里。啊，是什么时候呢？从那年夏天算起，洛丽塔还要过好多年才出世。我当时的年龄大约就相当于那么多年。一个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绝妙的文章，你对这一点永远可以充满信心。
——《洛丽塔》第一章
在这部名叫《洛丽塔》的小说里，我们几乎看不到真实、准确的洛丽塔本人。洛丽塔始终如同一颗洋葱，读者一层层剥下去，到最后也得不到一个稳定而实在的形象。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拿不准她的真名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亨伯特对她有各种各样肉麻的昵称；我们完全不明白，洛丽塔的天真与性感是怎样糅合在一起的，她的性格怎样迷失在华丽的修辞中，她对于亨伯特的那种有意无意的“诱惑”究竟出于怎样的动机，或者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亨伯特的主观投射，真相在多大程度上被亨伯特的叙述扭曲。实际上，早在小说的第三自然段，亨伯特就已经取消了洛丽塔本人的“原创性”——她只是一个杀人犯（根据另一个原型）“总能写出”的一手“绝妙的文章”而已。
洛丽塔的“原型”，那个曾让亨伯特获得初次性体验的小女孩名叫安娜贝尔，名字和爱伦·坡的著名诗作《安娜贝尔·李》完全相同。纳博科夫将这首悲伤的诗歌描写的故事和意境完全移植到小说中：安娜贝尔因伤寒早夭，也将亨伯特所有的情欲想象，永远地定格在一具十三岁少女的躯体上。经过岁月的消磨，这个原本就高度符号化的形象，显得愈发暧昧难辨，成为亨伯特“闭着眼睛，在眼睑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那个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亨伯特说，这就是他后来“所见到的洛丽塔的样子”。
我们在这段话里找到了关键词——“复制”。关于安娜贝尔的记忆诗一般地栖居在亨伯特的意识中，铸就了一副“性感少女”的模板。与其说亨伯特试图寻找的猎物是一个特定的女人，倒不如说他寻找的是一种特定的状态——由他的模板“复制”出的对象，是不可能也不应该长大的。在想象力的作用下，虚幻的“复制”产生了相当逼真的效果，以至于亨伯特的指尖第一次掠过洛丽塔“细小的汗毛”时，就认定：“洛丽塔已经安安稳稳地唯我存在了。”
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段落时，其实应该已经意识到亨伯特的心理不是健康正常的，但面对他引经据典、风趣高雅的笔触，面对他超强的艺术感悟力，我们常常会忘记，病态的心智对于他的叙述、对于他眼中观察到的事物，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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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眼下已经对我有所了解，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当我极力想瞥见在中央公园玩耍的性感少女时（嗨，总是离得很远），我会变得多么暧昧和激动；而当那些花哨的、除过臭气的职业妇女，给某个办公室里的某个色鬼不断往我身上推卸时，我又感到多么厌恶。让我们跳过这一切吧。我的健康十分糟糕地忽然垮了，于是在一家疗养院里住了一年多。我又回去工作——结果又住进了医院。
读者会相当遗憾地知道，回到文明世界不久，我的精神错乱（如果必须用这个令人痛苦的名称来指忧郁症和一种难熬的压抑感）又发作了一次。我的彻底康复都亏了我在那家特殊的、费用昂贵的疗养院里接受治疗时发现的一种情况。我发现耍弄一下精神病大夫真是其乐无穷：狡猾地领着他们一步步向前；始终不让他们看出你知道这一行中的种种诀窍；为他们编造一些在体裁方面完全算得上杰作的精心构思的梦境（这叫他们，那些勒索好梦的人，自己做梦，而后尖叫着醒来）；用一些捏造的“原始场景”戏弄他们；始终不让他们瞥见一丝半点一个人真正的性的困境。
——《洛丽塔》第九章
我丧妻后的第一晚喝得烂醉，睡得就跟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孩子一样香甜。第二天早上，我急忙查看口袋里那三封信的碎片。它们已经完全混杂在一起，根本无法再整理成三封完整的信。“……你最好把它找回来，因为我无法买……”我猜想这是写给洛的一封信上的话。其他一些碎片似乎表明，夏洛特打算带着洛逃到帕金顿去，甚至返回皮斯基，以免这个贪婪的家伙夺去她心爱的小宝贝。另外一些碎片纸条（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手指这么强劲有力）显然是一份申请书，不是写往圣阿，而是写往另一所寄宿学校的。据说，那所学校的教学方法非常严厉、陈旧和贫乏（尽管也提供在榆树下的槌球游戏），因而博得了“少女教养院”的绰号。最后，第三封信显然是写给我的。我辨认出了诸如“……经过一年的分居以后，我们可以……”“哦，我最最亲爱的人儿，哦，我……”“甚至比你另外养个女人还要恶劣……”“……或者也许，我会死去……”等这么几条。可是，总的说来，我搜集到的这些零星的材料并没有多少意义；我手掌心里这三封仓促写成的书信形状各不相同的碎片，就跟它们的各条内容在可怜的夏洛特的头脑里一样混乱。
——《洛丽塔》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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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叙事”是作者故意选择在感知视角、理解能力上受到限制的叙述者，用被扭曲、遮蔽的视角去观察、去讲述，由此造成事实真相与叙述文本以及读者实际感受到的内涵之间的多重偏差。严格地说，所有第一人称叙述都带有人物的主观倾向，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不可靠”因素；但是，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叙述者，比如涉世未深的孩子，比如精神病患者，“不可靠”的变形程度会特别大。对《洛丽塔》的文本加以道德谴责的读者，或粗心或故意地忽略了全书的第九章。在这一章里，亨伯特不仅提到自己“因为备受煎熬的欲望和失眠症”进过“疗养院”（这显然是精神病院的委婉语），回到文明世界之后不久又复发，还对自己的病程、症状以及假装“彻底康复”的伎俩津津乐道。他吞吞吐吐地说到了“精神病”这个词。显然，纳博科夫在这里给读者亮出了明确的不可靠叙事标记。
跟着亨伯特的“不可靠叙述”，我们踏上了追寻洛丽塔的不归路。为了接近猎物，他追求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跟这个他其实相当讨厌的女人结婚。在费尽心机接近洛丽塔的过程中，亨伯特似乎总是堕入怪圈。在他的主观视角中，这个女孩从来都不是沉默的羔羊，反而在举手投足间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勾引”他；当他憧憬着与夏洛特和洛丽塔一起去沙漏湖，从而有机会重现当年跟安娜贝尔的海边旧梦时，夏洛特却自说自话地把她送去了夏令营。
亨伯特气得发疯，甚至虚构了一桩完美的谋杀案，想象自己怎样把她拖到湖底淹死。纳博科夫将他的想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以至于读者可能会猜想亨伯特最终的受审是否与此相关。然而，阴差阳错之间，亨伯特没能下手，现实却提供了比完美谋杀案更“完美”的解决方案：夏洛特遇上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死于非命。亨伯特当晚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自己撕碎了夏洛特没有发出的三封信。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再一次有意或无意地避开了对真相的陈述。但我们从那些碎片上的只言片语中，可以猜测夏洛特生前已经有所察觉，正在试图带着女儿离开亨伯特——进而，我们也能倒推出，在亨伯特遮遮掩掩的叙述中，一定缺失了几块关键的拼图。他究竟做过什么，让夏洛特感觉到了对女儿的威胁？我们并不知情。
读到这里，我们发现，亨伯特的故事在纳博科夫的控制之下，正在沿着一条精巧而险峻的、充满反讽意味的路线行进。亨伯特的如意算盘不断落空，故事的悬念被不断延宕，而叙述者的欲盖弥彰进一步提高了这个叙事游戏的难度。夏洛特死后，亨伯特把洛丽塔从营地里接出来，谎称夏洛特生了病，因此洛丽塔只能跟着继父在外面住一阵子。自此，亨伯特带着洛丽塔上路，几乎走遍了全美国各个州的汽车旅馆。一路上，汽车经过许多典型的北美场景，纳博科夫不时用嘲讽的笔触信手拈来，妙趣横生。小说出版后，这样的描写招来两个截然相反的罪名——有人因此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反美”倾向，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看成含沙射影，暗示“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对于这些无稽之谈，纳博科夫只能无奈地说，“这样的看法，要比愚蠢地说淫秽不道德，更让我痛苦……我选择美国汽车旅馆而不是选择瑞士饭店或者英国客栈，只是因为我要努力做个美国作家，只要求得到其他美国作家享有的同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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