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条街的对面，就在我们房子的前边，我发现有一小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上面有些富于色彩的矮树丛、一堆砖头和几块散放着的木板，路边还有那片泡沫似的寒伧的紫红和铬黄的秋花；越过那块荒地，你可以看见跟我们塞耶街平行的校园大街上微微发亮的一段路面，路那边就是学校操场。这种总的布局可以使多莉一天都靠我很近。除了这种布局带给我的心理上的安慰外，我还立刻预见到我会有的另一种乐趣。那就是在课间休息时，我可以用高倍数的双筒望远镜从我的书房兼卧室里辨别出在多莉四周玩耍的女孩子中的性感少女，她们从统计学方面来说不可避免会占有一定的百分比。不幸的是，就在开学的头一天，来了一些工人，沿着那块荒地修了一小段围墙，不久，围墙里面便恶毒地耸立起一座黄褐色的木头建筑，完全挡住眼前神奇美妙的景致。
——《洛丽塔》第四章
旅程中，亨伯特的行为和思想，同时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一方面，他无视洛丽塔远未成年，一厢情愿地扮演一个成熟的情人，一步一步将少女引到床上满足私欲，冷酷地将她囚禁，直到洛丽塔从起初的好奇、依赖变得越来越怀疑、厌烦，越来越想挣脱；另一方面，他也不止一次地暗下决心，“要给这个小孤女一种健全的教育，一个健康、幸福的童年”。纳博科夫不吝篇幅，写亨伯特给洛丽塔置办各色行头的购物清单，写他如何测量少女的身高体重三围乃至颈围大腿围小腿围，写他为洛的十三岁生日买了精装本的《小美人鱼》，同时也替自己买了一本《了解你自己的女儿》。他肆无忌惮地告诉洛丽塔，她也许可以告自己强奸幼女，但是，他又说，“当我在牢里紧抓住铁栅栏时，你就成了无人照管的儿童”，他说洛丽塔可能会被送进感化院之类的地方，把小姑娘吓住。潜意识里，亨伯特似乎成功地让自己分裂出了“父亲”的角色——既对“乱伦禁忌”怀着某种恐惧，又盼望女儿永远不要长大，从而把每一个出现在女儿身边的男子都当成了假想敌。
然而洛丽塔毕竟在长大。随着时间的推进，她知道了母亲已经死去，对亨伯特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渐渐消失。亨伯特把洛丽塔送进附近的私立学校，兴致勃勃地在学生课间休息时“用高倍望远镜辨别出在洛丽塔四周玩耍的女孩子里有多少性感少女”，但他没有意识到，或者拒绝意识到，自己在主观视角里臆造的那个美丽而感伤的、充斥着复制品的天堂其实并不存在。当洛丽塔很快找到从他身边逃走的机会时，书外的我们并不意外，而书里的亨伯特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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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同于社会学，不能用简单的道德评判来干扰文学解读。然而，话说回来，对于《洛丽塔》这样的特殊题材，你也很难用晦涩的文学理论驱散各种层面的读者对其道德责任的疑虑。所以，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还是回到文本。如果跟着纳博科夫的文本顺序，大致把全书的情节线走了一遍，其实完全可以看出小说讲述的既不是什么跨越年龄或者阶层的爱情故事，也不仅仅是一个黑白分明的刑事案件。关于纳博科夫自己的态度，人们通常喜欢引用的话是这一句：“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不过，其实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纳博科夫曾在给文学评论大师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指出：“当你果真阅读《洛丽塔》时，请注意，它是非常道德的。”对于小说的叙述者亨伯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纳博科夫在访谈录《独抒己见》中也给出了鲜明的定义：“亨伯特是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努力显得很‘动人’。”
“动人”的亨伯特在纳博科夫逼真的塑造下，确实给阅读和分析造成了很大的难度。特里林曾经这样概括过对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感受：“我们实际上已经准备宽恕这种亵渎行为……我完全无法激起道德义愤……亨伯特心悦诚服地说他自己是一个恶魔，而我们却越来越不愿意同意他的说法。”对此，纳博科夫最重要的传记作家布莱恩·博伊德则针锋相对地说：“特里林只是接受了亨伯特版的亨伯特，他回应的是亨伯特的雄辩，而不是纳博科夫的证言。纳博科夫更多地使得‘从亨伯特的角度看待亨伯特’成为可能，他要提醒我们认识到心灵在振振有词地推卸它所造成的伤害时能达到怎样的力量：心灵越强大，我们就越要加倍警惕。”博伊德似乎在暗示，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对于精神病态的展示和解释，本身也可能构成亨伯特的伪装，也可能是“不可靠叙述”的一部分。
无论是否同意博伊德的判断，我们对于亨伯特的叙述，确实有无尽的开掘空间。在大量细节中，亨伯特将自我合理化、审美化和诗意化的天赋令人惊叹，其中调用的大量话术的套路既不乏道德感，也具有堪称深远的文化内涵。他的忏悔深切诚恳，既能说服自己，也容易将读者带入他预设的轨道。凡是在阅读过程中掉入叙事陷阱的，要么会被亨伯特的魅力俘获，将他与洛丽塔之间的关系简化为单纯的情感，要么会将作者立场全部或部分等同于叙述者立场，从而对小说的道德取向产生严重质疑——《洛丽塔》的屡次遭禁，主要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想抵抗这样简单化的阅读，那就要时刻记住叙事游戏的基本规则：从细节中寻找拨开迷雾、识破套路的钥匙。高明的作者给高明的读者准备了最丰厚的礼物，一旦绕过重重陷阱，抵达作者的文本意图，那么你对人性深度的理解就会比阅读那些一目了然的作品要高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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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搏斗起来。我们抱成一团，在地板上到处乱滚，好像两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他浴衣里面是赤裸裸的、淫荡的肉体。在他翻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要透不过气来了。我又翻到他的上面。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我们滚来滚去。
我猜等这部书出版被人阅读的时候，总也得是公元两千年的最初几年（一九三五年再加上八十九或九十年，长命百岁，我的情人）；年纪大的读者看到这儿，肯定会回想起他们童年时看过的西部片中那些必然会出现的场面。然而，我们之间的扭打既没有那种一拳把牛击昏的猛烈的拳击，也没有家具横飞的场面。他和我像两个用肮脏的棉花和破布填塞成的假人。那是两个文人之间的一场默默无声、软弱无力、没有任何章法的扭打，其中一个被毒品完全弄垮了身体，另一个患有心脏病，而且杜松子酒喝得太多。等我最终把我那宝贵的武器抓到手里，而那个电影剧本作家又在他低矮的椅子上重新坐下的时候，我们俩都上气不接下气，而刚刚经过一场争斗的牧牛人和放羊人却决不会如此。
——《洛丽塔》第三十五章
这是走向决定性的时刻——无论是对人物的命运，还是对小说的结构，都砸上了最后一枚坚实的钉子。
在洛丽塔逃走的五年后，亨伯特收到了她用干巴巴的语调写的求救信，说自己已经结婚，即将临产，丈夫在远方找到好工作，但是夫妻俩现在没有钱还债，希望继父能把她自己以前的东西卖掉，换几百美元寄给她。亨伯特带着枪、开着车找到洛丽塔的极具象征意味的住处——杀手街十号。而此时，已经十七岁的姑娘却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对亨伯特并不设防。读者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在亨伯特的逼问下，洛丽塔说出了五年前诱拐她离开亨伯特的人是谁。亨伯特在给洛丽塔四千美元之前，最后一次以舒适富裕的生活诱惑她跟自己走，被洛丽塔坚决拒绝。故事进行到这里，纳博科夫虚晃了一枪。他写道：“接着，我拔出自动手枪——我是说，这是读者可能设想我会干的那种蠢事。其实，我甚至根本没想要这么做。”
直到此时，我们才对《洛丽塔》的文本结构有了全面的认识。某种角度看，《洛丽塔》的情节线就像是一部逆向而行的侦探小说。我们从第一页就知道主人公是一个杀人犯，却直到最末几章才知道受害者是谁，在破解这个谜团的过程中时常产生误解。现在我们知道诱拐洛丽塔的男人才是亨伯特真正的目标。这个男人叫奎尔蒂，是个有一定才华的剧作家，但也具有更为典型、更为外露的恋童癖症状，同时还吸毒成瘾，穷困潦倒。亨伯特的心理逻辑也容易理解，他不伤害洛丽塔是因为女孩早已长大，远远地偏离了被亨伯特“复制”的性感少女的轨道，报复甚或夺回这样一个褪去了光环的赝品变得毫无意义；而追杀当年诱拐洛丽塔的奎尔蒂则变得刻不容缓——在亨伯特看来，正是奎尔蒂，强行打乱了他的“复制”工序，最终使得珍宝沦为赝品。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之前的叙述中，纳博科夫其实已经藏下了很多伏笔，奎尔蒂的名字已经出现了二十多处，但读者很难轻易察觉。纳博科夫善于驾驭结构、营造草蛇灰线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只需要寥寥数笔，我们就能看出，奎尔蒂的心理痼疾与亨伯特是高度同构的。在亨伯特的叙述中，这个形象既无比猥琐、不堪一击，又莫名地让他想到自己。在最后与他狭路相逢时，亨伯特注意到奎尔蒂“穿着一件紫色的浴衣，跟我过去的那件很像”。奎尔蒂从亨伯特身旁大摇大摆地走过，亨伯特觉得“他不是没有看到我，就是把我当作什么熟悉、无害的幻觉而不予理会——他让我看到他那毛茸茸的小腿，像个梦游者似的朝前走下楼去”。画面奇诡，就像亨伯特迎面撞上一面镜子，或者在梦中与自己擦肩而过。
亨伯特与奎尔蒂最后的对峙被纳博科夫写成了一出精彩的闹剧。他们喝酒，抽烟，谈论戏剧，朗读用韵文写的判决书，兜着圈子聊着那个“小姑娘”。亨伯特拿出的枪在奎尔蒂看来只不过是一件玩具。在纳博科夫笔下，他们的“搏斗”是一场炫目的人称代词的魔术。他们抱成一团的时候，“我”“他”“我们”和“他们”奇特地交织在一起。“我被压在我们下面，他被压在他们下面”是简洁而有力的神来之笔，构成了两个男人两面一体、互相指涉的直观景象。他们扭打在一起的样子，就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镜像交战——在这一瞬间，亨伯特与奎尔蒂合二为一，他们也成了对方的复制品。
亨伯特在他的自述最后声明，这部书稿只有“在洛丽塔不再活在世上时才能出版”。读者这才意识到，第一章里雷博士交代了一系列书中人物的结局，其中提到的“死于难产”的理查德·弗·希勒太太（纳博科夫设下的众多文本圈套之一）其实就是洛丽塔。也就是说，虽然亨伯特在写完这本自述时认定洛丽塔还会比他多活很多年，而事实上，她却在亨伯特冠心病发作之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所以亨伯特原以为“公元两千年”之后才会重见天日的回忆录才能这么快就出版。被复制的洛丽塔并非直接死在亨伯特的枪下，但亨伯特对她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造成的破坏，无疑间接导致了她的悲剧。由始至终，纳博科夫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故事里，无论是怎样“绝妙”的文章，它的作者终究是个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