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巴黎
居斯塔夫·福楼拜说：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二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在忍受苦难，伤心饮泣。
永镇，以及鲁昂是这二十二个村庄的活化的标本。标本放大延伸，便交织成了《包法利夫人》的经纬和血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小说的那个让亨利·詹姆斯深深着迷的副题——外省风俗。
读那个时代的法国小说，经常惶惑于“外省”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所凸现的多元性：是地域上的，是经济上的，是美学概念上的，也是情感归属上的。
一个“外”字，先就露出几分隔绝与怯意，披着既脆且薄的外衣，只消轻轻摇曳，便抖落下一生的嗟叹、几世的风尘。与“外省”在地理及情感上相对应的，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巴黎，香榭丽舍的浮华笙歌，是外省人胸中永远的隐痛。
从外省出发，通向巴黎的路径，究竟承载过多少时代变迁、人生沉浮，根本无可历数。巴尔扎克是善于把自己钟爱的人物往这条路上打发的，雨果也是。然而，单就这一个人物系列而言，其中的翘楚却是于连，那个不仅属于司汤达，更属于整个法国、整个世界的于连。
福楼拜从来不喜欢司汤达，然而，命运注定，他的爱玛也是一个徘徊在外省与巴黎之间并且最终在挣扎中幻灭的人物，因而就无可逃遁地必须行走在于连的阴霾之下：如何避免各个层面上的雷同，甚至完成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是福楼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性别差异是有效而安全的切入点。女性在当时所受到的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决定了爱玛的巴黎梦只能是被动的、狭隘的，甚至是猥琐的、变形的。
他俩先是慢慢移步，随后愈跳愈快。两人转起圈来：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烛灯，家具，墙壁，地板，犹如一张圆盘绕轴不停地转。跳到门边，爱玛的裙裾擦过他的裤腿；两人的小腿碰上了；他低头注视着她，她仰脸迎着他的目光；她一阵晕乎，停了一下。两人重又起舞；子爵猛地一下子，拉着她离开大厅，转进过道的一端，她气喘吁吁，险些跌倒，有一小会儿把头靠在了他的胸前。随后，两人依然转着圈，但跳得慢下来，跳着跳着，他把她送回了原处；她仰身倚墙，举手蒙在眼睛上。
——《包法利夫人》第一部第八章
巴黎，浩瀚胜于大洋，因而在爱玛眼里仿佛在朱红的氤氲里闪闪发光。可是，那儿充满喧闹的躁动纷繁的生活，又是各有地界，分成若干不同场景的。爱玛只瞥见了其中的两三种场景，它们却遮蔽了其他的场景，让她觉着这就是整个人生。大使府邸的客厅，四处都是镜子，中央那张椭圆形长桌，铺着有金色流苏的丝绒台毯，宾客在晶亮的镶木地板上款款而行。那儿有垂尾挺括的礼服，有事关重大的机密，有掩饰在微笑背后的焦灼不安。接着浮现的是公爵夫人们的社交圈：那儿人人脸色苍白，都要到下午四点才起床；那些女人真是惹人爱怜的天使！裙子上都镶着英国的针钩花边，而那些男士，看似热衷于琐事，实则怀着一腔才具，他们不惜累垮自己的骏马，以逞一时之快，他们每年要到巴登-巴登去消夏，临了到四十头上，便娶个有钱的女继承人。
——《包法利夫人》第一部第九章
同于连在德·拉木尔小姐面前欲擒故纵的伎俩相比，爱玛与子爵共舞时那番近乎晕厥的惊慕，显然更让人心酸。在爱玛的心目中，子爵便是巴黎，巴黎只有子爵。
于连是要去征服巴黎的，爱玛只求被巴黎征服。于连的一路高歌猛进走的是螺旋形上升的轨迹，将至顶点时方才被重重地摔到了谷底；爱玛却自始至终都只在原地打转，甚至从未真正踏上过从外省通往巴黎的迢迢长路，最多只是在路口张望了几眼。对于“巴黎”，她的所有概念不过是与情人幽会的旅馆和子爵府邸的幻象的某种叠加。福楼拜着力塑造的，是一种冷冰冰的、无可救药的下沉感、幻灭感——悲剧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作者从来没有给过爱玛一点逃脱的机会，或者说，从来没有给过读者以任何哪怕是渺茫的希望。
爱玛/夏尔
钥匙在锁眼里转动，她进门就凭当初的印象，直奔第三格搁板，取下那只大口瓶，拔去瓶塞，伸手进去，抓起一大把白色粉末，往嘴里塞去。
“不能吃！”他边嚷边朝她扑去。
“别出声！要不有人会来的……”
他不知所措，想喊人帮忙。
“什么也别说，否则干系就全落在你主人身上了！”
说完她转身回家，心头陡然感到非常平静，几乎就像履行了一项职责那般从容。
——《包法利夫人》第三部第八章
绝望的爱玛到了小说的尾声，歇斯底里到了近乎面目狰狞的地步，就连服砒霜也是不由分说地“抓起一大把白色粉末，就往嘴里塞”——全无美感可言。
这样的安排其实不无冒险，很容易诱发读者对于文本的某种无可名状的愠怒——一方面晕眩于小说的严酷与逼真，另一方面却又被这种逼真压迫得不得不追问一句：为什么？
“作为他要描写的生活的特殊渠道，福楼拜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低劣的，甚至是卑鄙的人来作为人类的标本呢？”亨利·詹姆斯在《论福楼拜》一文里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这样的质问，而且认为那是“作者才智上的缺陷所造成的”。事实上，詹姆斯对《包法利夫人》的褒奖大多停留在其“完美无缺”的艺术表现层面，至于作品的主题，或所谓灵魂，詹姆斯似乎一向颇有微词。
果真如此吗？
说到底，爱玛是个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的女人，天生丽质难自弃，是她一生的宿命。幼时在修道院里种种近乎神秘的记忆，借由爱玛无限夸张且无比坚韧的想象力，密密匝匝地织就了一张大网，爱玛身陷其中，如何动弹得了？
罩在这样一张网里的女人，永远也不可能有满足的时候：她曾如此快乐地以为自己可以一生一世爱夏尔，并为之付出了不可谓不认真的努力。然而，子爵的一场舞会，便让这些努力全都散成了碎片，勉强捡起来，也只能拼接成一幅十二万分可笑的漫画来，如果为这幅画命名，便只有两个字：鄙夷。
爱玛对夏尔的鄙夷到了寒彻入骨的地步。当爱玛穷途末路，最终击溃她的，其实并不是倾家荡产或者情人的始乱终弃，而是无法忍受将被夏尔抓住把柄的可能性——“包法利居然会占她上风的这种想法，使她大为恼怒……看来她是非得等着这幕可怕的场景，非得承受他的宽宏大量这份重负不可了……”爱玛偏偏不愿意承受这份重负，哪怕不承受便意味着死亡。
至于夏尔，又何尝不是个被命运牵着鼻子走的角色？对于爱玛的放浪形骸，夏尔与其说是不能知晓，倒不如说不愿知晓——一辈子局囿在他个人的狭小空间里，活生生乃至血淋淋的现实是他不堪忍受的。其实，爱玛和夏尔都是与现实绝缘的人，前者习惯于把琐屑、细小的东西想象得无比宏大，而后者呢，却可以对所有清晰可辨的脉络视而不见，事实一进入他的视野，便失去了立场，只顾搅在一处，模糊成一片。与现实绝缘的人，一旦被迫面对真相，便只有选择死亡：爱玛如是，夏尔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