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开学与以往不同。我决定准备参加考试，最终逃离三年来我在里面转来转去的迷宫，开始迈步走向未来。今后我的每一天都有了意义，引导我走向最终的解脱。事业上的困难激励着我，再也不可能去胡思乱想、自寻烦恼了。现在我既然有事可做了，海阔天高，够我施展抱负了。我摆脱了不安、绝望和一切忧伤。“在这本日记里所记的，再也不是带悲剧色彩的议论，而仅仅是每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经过艰苦的学习，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了，我愉快地投入这真正的人生。
十月份索邦大学正放假，我每天去国家图书馆。我得到允许不回家吃午饭，而是买一些面包、熟肉酱去王宫花园里吃，边吃边观赏最后的玫瑰花凋谢。坐在凳子上的几个挖土工人，啃着大块的三明治，喝着红酒。如果下毛毛雨，我就进到比亚阿咖啡馆躲避，与正在吃盒饭的泥瓦匠待在一起。我庆幸逃避了家中那种正规的用餐。还食物以其本质特性，我觉得是向自由迈出了一步。我回到图书馆，研读相对论，兴趣很高。我不时打量一眼其他读者，满意地仰靠在自己的靠背椅里。在这些学者、科学家、研究者和思想家之中，我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完全没有了被我的阶层抛弃的感觉。是我离开了它，进入了社会。在这里我看到的正是这个社会的缩影，所有追求真理的睿智之士跨越时空，在这里相互沟通。我也参与了人类为求知、理解和自我表达所做的努力，投入了一项伟大的集体事业，永远摆脱了孤独。多么了不起的胜利！我重新开始工作。六点差一刻，看门人郑重其事地宣布：“先生们，马上就要关门了。”每次从书本里钻出来，重新看到那些商店、灯光、行人和在法兰西剧院旁边卖紫罗兰的侏儒，总不免有种惊异之感。我慢步走着，沉浸在傍晚和归途的凄凉之中。
我回巴黎后没几天，斯蒂法就回来了，此后她经常来国家图书馆阅读歌德和尼采的作品。她总面带微笑、左顾右盼，太讨男人喜欢，对男人太感兴趣，无法专心读书；刚刚坐下，又把大衣往肩上一披，跑到外面找调情的对象去了。那些人之中有德语应试生、普鲁士大学生、罗马尼亚博士。我和她一块吃午饭，她尽管并不富裕，还常常在一家糕点店请我吃蛋糕，或者在波卡迪咖啡馆请我喝一杯浓香咖啡。六点钟我们在林荫大道上散步，更多的时候是去她的住所喝茶。她在圣叙尔皮斯街一家旅馆里住一个湛蓝的小房间。她在墙上挂了塞尚、雷诺阿、格列柯等几位著名画家作品的复制品，还挂了一位想学绘画的西班牙朋友的素描画。我喜欢她的毛皮衣领的柔软、她的无边小软帽、她的裙子、她洒的香水、她的喁喁私语和表示亲热的动作。我与我的朋友如莎莎、雅克、普拉德勒的关系，始终非常严肃。而斯蒂法在街上总挽着我的胳膊，看电影时总握住我的手，为了一句话动不动就会亲我一下。她对我讲许多事情，她热衷于尼采，对马比耶太太感到气愤，并嘲笑自己的那些情人。她模仿得惟妙惟肖，把自己讲述的事情分成一些小滑稽段子，让我听了很开心。
她正在清除旧宗教感情的底子。在卢尔德，她作了忏悔并且领了圣体。在巴黎，她在邦马舍百货公司买弥撒小书，在圣叙尔皮斯一座小教堂里跪下来，试着进行祈祷，可是并没有得到回应。她在教堂前面徘徊了一个钟头，拿不定主意是再进去还是离开。她双手抄在背后，双眉紧锁，忧心忡忡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她是那样激情澎湃地模仿这次危机，我不得不怀疑这危机是否有那么严重。实际上，斯蒂法视为神圣顶礼膜拜的，是思想、艺术、天才。没有天才，她就欣赏智力和才能。每当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男人时，她就会想办法结识他，竭力“插上一脚”。“这才是永恒的女性。”她对我解释说。较之于调情，她更喜欢有关知识的交谈和友情。每周她在丁香园咖啡馆与一帮乌克兰人讨论几个钟头，那帮乌克兰人在巴黎从事泛泛的研究或新闻工作。她每天都要与她的西班牙男朋友见面。这个男朋友她认识几年了，曾向她求婚。我在她房间里碰到过他好几次。他名字叫费尔南多，和她住在同一家旅馆。他属于四百年前在西班牙遭到迫害和驱逐的犹太人家族的后裔，生于君士坦丁堡，在柏林求过学。他过早地秃了顶，显得圆头圆脸，谈到他“贵族出身”时带着几分罗曼蒂克，但也会冷嘲热讽，对我颇为友好。斯蒂法欣赏的，是他身无分文还能想办法学习绘画，她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他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甚至是实现一个乌托邦世界的革命者。她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否嫁给他，是因为她珍惜自己的自由。
我介绍他们认识了我妹妹，他们立刻接受了她；我还介绍他们认识了我的朋友。普拉德勒摔断了腿，十月份我在卢森堡公园的平台上见到他时，他还有点跛。斯蒂法觉得他太斯文，而她的健谈使他不知所措。斯蒂法与丽莎相处得好一些。丽莎现在住在一栋窗户朝向小卢森堡公园的学生公寓里。她靠代课维持生活，手头十分拮据。她正在准备考科学合格证书和关于曼恩·德·比朗的文凭，但没有考虑什么时候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她体质太弱。“我这可怜的脑袋！”她常常双手捧住她那剪短发的小脑袋这样说，“想想我只能依靠它，一切只能指望它取得！真令人难以承受，要不了多久它就会衰竭了。”她无论对曼恩·德·比朗、哲学还是她自己，都不感兴趣。“我真不明白你们有什么兴致来看我！”她苦笑一下说道。她倒不使我觉得厌烦，因为她从来不说空话，她的怀疑态度使得她目光敏锐。
我和斯蒂法经常谈起莎莎。莎莎延长了在劳巴尔东逗留的时间，我从巴黎给她寄了《忠贞的仙女》和其他几本书。斯蒂法告诉我马比耶太太曾经大发雷霆说：“我憎恨知识分子！”莎莎开始让她严重不安了，因为要把撮合好的一桩婚事强迫她接受不容易。马比耶太太后悔不该让她上索邦大学读书，觉得现在刻不容缓的是要重新控制住这个女儿，非常希望让她摆脱我的影响。莎莎写信告诉我，她公开了我们打网球的计划，她母亲大为光火，“她宣布她不接受索邦大学的这种风尚，绝不让我去参加一个二十岁的小女生组织的网球队，与她连家庭出身都没有摸清的一些男青年在一起。我唐突地把这一切告诉你，是很想让你知道我时时面对的这种精神状态，但出于基督教要顺从的考虑，我又不能不尊重。可是今天我神经紧张得都想哭。我喜欢的事情却互不相容。在道德准则的借口下，我听到一些令我反感的事情……我讥讽地表示愿意签一纸协议，承诺我绝不嫁给普拉德勒、克莱劳，也不嫁给他们的任何一个朋友，可是这没能使妈妈平静下来。”在随后的一封信里，为了让她与“索邦”彻底断绝关系，她母亲决定要打发她到柏林去过冬天。她对我说，就像过去，乡间的家庭为了阻止一段不像话或麻烦的私情，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南美洲去一样。
我从来没有像最近几个星期这样给莎莎写吐露感情的信；她也从来没有像现在直爽地向我倾吐感情。然而当她十月中旬回到巴黎时，我们的友谊却变得不太妙。相隔两地时，她一个劲地对我讲她的困难、她的反抗，令我觉得自己是她的盟友。可是实际上，她态度暧昧：她始终保持着对她母亲的全部尊敬、全部爱，她与那个圈子休戚相关。我再也无法接受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我估量了马比耶太太的敌对态度，明白在我们分别所属的两个阵营之间，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抱“正统观念”的人想消灭知识分子，反之亦然。莎莎下不了决心站到我一边，与竭力要消灭我的敌对方妥协，因此我怨她。她担心强加给她的柏林之行，心里痛苦，我以不与她分忧表示我对她的怨恨。我所显示出的愉快心情，使她感到困惑。我装得与斯蒂法非常亲密，两个人一唱一和，感情洋溢地谈笑风生。我们说的话常常令莎莎觉得刺耳，听到斯蒂法说人越聪明就越会成为国际主义者，她直皱眉头。作为对我们这些“波兰女生”的举止的反应，她生硬地摆出一副“地道的法国女青年”的样子，这令我加倍担心：也许她最终会站到敌人那边去。我再也不敢非常随便地和她交谈，而宁愿与普拉德勒、丽莎、我妹妹、斯蒂法一块去看她，和她面对面交谈。她肯定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这种距离，另外动身的准备工作也使她无暇旁顾。十一月初我们没有多大信心地相互说了再见。
大学开学了。我跳了一级，所以新同学之中除了克莱劳，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业余爱好者，没有一个应卯的，全都像我一样，是竞赛的牲口。我觉得他们一张张脸都令人厌恶，个个都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决定无视他们，在学习上继续快马加鞭。我在索邦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上与教师资格相关的所有课程，还按时间表去圣热娜薇耶芙、维克多-库辛或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晚上看小说或外出。我老大不小了，很快就要离开父母了，所以这一年他们允许我晚上不时单独或与朋友一块去看戏。我看了曼雷的《海星》及于尔叙利纳影院、二十八号摄影棚和拉丁区电影院的所有片子，还看过布里吉特·赫尔姆、道格拉斯·范朋克、巴斯特·基顿的所有片子。我还常去卡特小剧院。在斯蒂法的影响下，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不修边幅。她对我说：那个德国的教师资格应试者责怪我钻在书本里过日子。二十岁就装扮成女学者，未免太早了；长此以往，我会变丑的。她表示了抗议，而且生气了，不希望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被看成一个长得难看的女才子。她肯定地对我说，我身材方面有潜质，强调我应该加以利用。我开始经常光顾发廊，颇有兴致地去买了一顶帽子，做了一件连衣裙，又找回了一些朋友。朗贝尔小姐不再让我感兴趣。苏珊娜·布瓦格跟随丈夫去了摩洛哥。但再见到里斯曼我还是很愉快，我对让·马勒重新产生了好感。他现在是圣日耳曼中学的辅导教师，同时在巴吕兹指导下准备一个学位考试。克莱劳经常来国家图书馆。普拉德勒敬重他，让我相信他才高八斗。他是天主教徒、托马斯·阿奎那主义者和莫拉的门徒。由于他对我说话时总是直视我的眼睛，而且总用斩钉截铁般的口气，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寻思自己是否低估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莫拉。我仍然不喜欢他们的理论，但想知道，人们如果采用了他们的理论，会怎样看世界，又怎样感觉自己。克莱劳令我好奇。他肯定我会获得教师资格。“看来你做的所有事情都能获得成功。”他对我说。我十分沾沾自喜。斯蒂法也勉励我：“你将有一个美好的人生。你总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因此我勇往直前。对自己的星宿满怀信心，对自己十分满意。这是一个美丽的秋天，我从书本上抬头起来时，庆幸天空如此柔媚。
在此期间，为了确保我不是钻在图书馆里的书呆子，我想起雅克，在日记里成页地记述他，给他写信，但没寄给他而是自己保存。十一月初我见到他母亲。她显得很亲切，告诉我，雅克恳切地向她询问“巴黎他唯一感兴趣的人”的消息。她在对我说这些话时，还会心地对我笑了笑。
我学习刻苦，也不忘消遣，找回了心理平衡。回想起夏天的那些荒唐事，还有几分惊讶。我曾经整晚整晚泡在里面的酒吧和跳舞厅，现在只引起我的厌恶，甚至某种恐惧。这种贞洁的反感与我过去的放纵异曲同工：尽管我抱着理性主义，肉体方面的事始终是我的禁忌。
“你真理性主义！”斯蒂法常常这样说我。她小心翼翼地注意不吓着我。一天，费尔南多指着房间墙上一幅裸体女人素描，狡黠地对我说：“这是斯蒂法在摆姿势。”我失去了常态，斯蒂法愠怒地瞪他一眼：“别乱讲！”费尔南多连忙承认他是开玩笑。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斯蒂法会证实马比耶太太的这个判断：“这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姑娘。”然而她试图委婉地向我透露一点：“我告诉你，亲爱的，肉体的爱情十分重要，尤其对男人而言……”一天晚上出了戏院之后，我们看到克利希广场聚集着很多人。一个警察刚刚抓住了一个斯文的矮个子年轻人。他的帽子滚到了水沟里，他脸色苍白，挣扎着，围观的人骂他：“拉皮条的坏家伙！”我觉得自己就要昏倒在便道上，拉了斯蒂法就跑。大街上的灯光、嘈杂声、涂脂抹粉的女人，一切都使我想大喊大叫。“怎么啦，西蒙娜，这就是生活呀！”斯蒂法语气庄重地对我说，男人们并非圣人。当然，这一切有点“令人厌恶”，可这是事实，甚至对所有人都很重要。她对我讲了许多趣闻作为例子。我态度僵硬，但不时真诚地努力反思：我哪来的这么些反感、这么些成见呢？难道是天主教给我留下了如此强烈的贞洁癖，只要一听到提及肉体方面的事情，就感到难以言状的难受？我想到阿兰-傅尼埃笔下的科隆贝，她由于不肯在贞洁上妥协而投水自尽。这也许是自尊吧？
当然，我并没有声称要无限地固守童贞。但是我深信在婚床上可以做贞洁弥撒：一种真正的高尚爱情、肉体的拥抱，在意中人的怀里纯洁的姑娘愉快地变成清清白白的少妇。我喜欢弗兰西斯·雅姆，因为他把快感描绘成单纯的色彩，就像激流之水；我尤其喜欢克洛岱尔，因为他赞美肉体里美妙敏感心灵的存在。于勒·罗曼《肉体的上帝》，我没有读完就扔下了，因为在这本书里，肉体的快感没有作为精神的体现加以描绘。我对莫里亚克的《基督徒的痛苦》感到愤慨，在由《新法兰西杂志》发表的这篇作品里，肉体在一个人身上显得得意扬扬，在另一个身上则十分屈辱，但这两者都占有了太重要的位置。克莱劳令我气愤，他在回答《文学新闻》报的一项调查时，揭露“肉体的毫无价值及其悲剧性的霸占权”；尼赞和他的妻子也令我气愤，他们要求夫妻间彻底性放纵。
我像十七岁的时候一样为自己的反感进行辩护：如果肉体听从头脑和心灵的支配，就一切顺理成章；不应该本末倒置。但是既然罗曼的主人公都是唯意志论者，而尼赞夫妇为放纵辩护，这个论据就难以成立了。况且，我十七岁时合理地装正经，与经常使我不知所措的那种神秘的“恐惧”毫不相干。我并不感觉直接受到威胁；有时会有一阵阵骚动传遍我的全身，那是在骑师酒吧、在某些舞伴的搂抱中，或者在梅里尼亚克，妹妹和我紧搂在一起躺在景观园草地上的时候。不过这类眩晕对我来讲是愉快的，我与自己的身体相处和谐；出于好奇，出于性意识，我渴望发现其根源和奥秘。我不带惧怕甚至焦急地盼望自己成为妇人的时刻。我间接地，即通过雅克，觉得自己有问题。如果肉体之爱仅仅是一种纯洁的游戏，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那么我们的交谈与他和其他女人愉快热烈的勾搭比较起来，应该就没有什么分量了。我赞赏我们的关系之高尚、纯洁。事实上我们的关系并不完满，平淡乏味、干巴巴的；雅克对我表示的尊重属于最传统的道德；我降到了受钟爱的小表妹忘恩负义的角色。这个少女与一个阅历丰富的男人之间，有着多大的距离啊！我不情愿屈居于这种低人一等的角色，还不如在放荡中染上污点，那样就可望看到雅克有所提防，否则他不会引起我的嫉妒，而只会引起我的怜悯。我宁愿必须原谅他的缺点，而不愿意远离他的快乐。然而这种前景也令我害怕。我向往我们的心灵透明地融合在一起。如果他犯了见不得人的错误，那么他与我就无缘了，过去无缘，甚至将来也无缘。因为我们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步入了歧路，永远再也不会与我为我们想象的故事相吻合。“我不愿意生活除了服从我自己的意志还要服从别人的意志。”我在日记中写道。我想这是我的焦虑的深刻含义。对整个现实我几乎全然无知。在我周围，现实被习俗和礼仪掩盖；这些陈规陋习令我不胜其烦，但又不尝试从根本上抓住生活，相反却逃避到云霄之中，只对思想和心灵感兴趣；性的闯入打破了这种超凡入圣的状态，突然将欲望和骚动令人生畏地整个儿暴露在我面前。在克利希广场我受到冲击，因为我感觉到拉皮条者的非法交易与警察的粗暴态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关系到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如果人人都有着欲壑难填而又不堪重负的肉体，那么世界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了。贫困、犯罪、压迫、战争，我隐约看到了可怕的前景。
十一月中旬，我回到了蒙帕纳斯。学习、聊天、看电影，这种生活方式突然令我厌倦了。这就是生活吗？是我在这样生活吗？有眼泪、有狂热、有历险、有诗意、有爱情：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我不愿沉沦。这天晚上，我要和妹妹一块去“欧佛尔”。我在圆顶咖啡馆找到她，带她去骑师酒吧。像教徒摆脱了精神空虚的危机后沉浸在焚香和蜡烛的气味中一样，我再次沉浸在烈酒和烟草的气雾之中。我们很快感到酒劲上了头，故态复萌，相互大声对骂，还有点你推我搡。我希望更厉害地撕裂自己的心灵，便带妹妹去斯特力克斯酒吧。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小个子布勒松和他一位四十来岁的朋友。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与宝贝蛋调情，送给她一束紫罗兰。我则和里凯攀谈，他对我热烈赞扬雅克。“他遇到一些沉重的打击，”里凯对我说，“但总能振作起来。”他告诉我雅克的软弱隐藏着怎样的力量，他的夸夸其谈中有着怎样的真诚，正如他善于在饮两杯鸡尾酒之间谈论严重而痛苦的事情，他以怎样清醒的头脑权衡一切的虚妄。“雅克永远不会幸福。”他赞赏地总结道。我的心抽紧了，问道：“如果有人给予他一切呢？”“那会使他感受到屈辱。”害怕和希望又哽住了我的嗓子。在沿着拉斯帕耶大街回家时，我一直把脸埋在紫罗兰里哭泣。
我喜欢眼泪、希望和担心。第二天，克莱劳盯住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将写一篇关于斯宾诺莎的论文。生活中只有这个：结婚，还有写论文喽。”我不以为然。从事一个职业和结婚，是两种不同方式的认输。普拉德勒同意我的看法，工作也可能是一种毒品。我衷心感谢雅克，他的影子使我摆脱了呆头呆脑死读书的状态。索邦大学我的某些同学，在知识方面也许比他更有才华，可是那又有什么。克莱劳和普拉德勒的未来，我觉得事先就勾画好了；雅克和他的朋友的人生，在我看来就像一系列的赌博：也许他们最终会毁了自己或者误了自己一生。我宁愿这样冒险，而不愿四平八稳。
一个月期间，我带斯蒂法、费尔南多和他们的朋友之中一位利用闲暇学日语的记者，每周上一两次斯特力克斯。我也带我妹妹、丽莎和马勒去。也不知道我哪里弄来的钱，因为这一年我没再讲课。也许是从母亲每天给我的五法郎午餐费里省出来的吧，反正是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不管怎样，我是按照这些聚会的开销安排我的预算。在皮卡德书店翻阅阿兰的《关于柏拉图的十一章》一书，发现其价格相当于八杯鸡尾酒的钱，太贵了。斯蒂法装扮成酒吧女招待，帮助米歇尔招待顾客，用四种语言与他们开玩笑，还哼唱乌克兰小调。我与里凯和他的朋友谈论季洛杜、纪德、电影、生活、女人、男人、友谊和爱情。我们吵吵闹闹返回圣叙尔皮斯。第二天记述道：“妙不可言的晚上！”记述中穿插了一些调子不同的插话。里凯曾对我这样谈过雅克：“有一天他头脑一热会结婚；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好父亲，但还是会怀念冒险的生活。”这些预言并没有太扰乱我心灵的平静。真正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三年之间雅克过着与里凯差不多同样的生活。里凯谈起女人时的轻浮态度令我发指，那么我能够相信雅克依然是大个子莫林的一个兄弟吗？我非常怀疑。毕竟，我把他想象成这个样子是未经他证实的，因为我开始寻思，我想象中他的形象也许根本不像他。我不甘心。“这让我感到痛苦。我对雅克的想象让我痛苦。”总之，如果工作是一种麻醉剂，烈酒和游戏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的位置既不是在酒吧里，也不是在图书馆里。那么在哪里呢？显然只有在文学里，我能看到得救的希望。我正在酝酿一部新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将写两个冲突中的主人公：女主人公是我，男主人公像雅克，带着他“强烈的傲慢和破坏的疯狂”。我仍然感到不自在。一天晚上，我瞥见里凯和廖库尔及其女友，即我觉得很高雅的奥尔加，坐在斯特力克斯酒吧的一个角落里。他正在议论他们刚刚收到的一封信：是雅克寄来的。他们正在给雅克写一张明信片。我不免寻思：“为什么雅克给他们写信，却从来不给我写？”我在大街上整整逛了一个下午，心里充满绝望，后来含着泪躲进了一家电影院。
第二天，与我父母关系很好的普拉德勒在我家吃晚饭，然后我们一块去拉丁区电影院。走到苏弗洛街，我突然提出他不如陪我去骑师酒吧。他不太热情地答应了。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俨然是正经顾客。我边饮着加柠檬汁的杜松子酒，边开始向他介绍雅克是何许人。过去我很少对他谈到雅克，只是匆忙提过几句。他谨慎地听着，显然感到不自在。我问他，我出入这种地方，他是否认为我不像话？不，但他个人觉得这种地方令人沮丧。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经受过绝对的孤独和绝望，而这正是一切放纵的根源。然而，坐在他旁边，隔着距离看我过去经常去里边放纵的吧台，我以一种新眼光看待那舞厅了，因为他那中肯的目光使舞厅失去了全部诗意。我带他来这里，也许是为了听他大声说出我低声对自己说的话：“我来这里干什么？”不管怎样，我立刻赞同他的意见，甚至把严厉的锋芒转向雅克：为什么他浪费时间在酒吧里麻醉自己？我与放纵一刀两断。父母要去阿拉住几天，我不想一起去。我拒绝跟斯蒂法去蒙帕纳斯，甚至恼火地拒绝了她的央求。我待在火炉边的一角，阅读梅雷迪斯的作品。
我不再究问雅克的过去。说到底，就算他犯过一些错误，世界的面目也没有因此而改变。现在我甚至几乎不再关心他。他沉默得过分。这种沉默最终像是敌意了。到了十一月末，他外祖母弗兰丁夫人告诉我一些他的消息时，我听了感到无所谓。不过我一向不喜欢放弃任何东西，估计等他回来后我的爱情会死灰复燃。
我继续勤奋地学习，每天要花九到十个钟头在书本上。一月份，我去让松-德赛义中学实习，由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老先生罗德立盖斯监督。他是人权同盟的主席，一九四〇年德国入侵法国时自杀。和我一同实习的同学有梅洛-庞蒂和列维-斯特劳斯。这两个人我都有点熟。前者一直引起我一种朦胧的好感；后者总板着面孔，令我有点局促不安。不过他表演得很巧妙，当他面无表情、用平淡的语调向我们的听众讲述情欲的疯狂时，我觉得他很滑稽。有些上午天气阴沉，面对四十个似乎对感情生活毫不在乎的中学生论述感情生活，我觉得可笑；天气晴朗的日子，我对自己所讲的东西感兴趣，觉得在某些学生的眼睛里捕捉到了智慧的闪光。我记起过去我贴着斯塔尼斯拉斯中学的围墙走过时的激动心情。那时，一个男生班在我看来是那样遥不可及！现在我在这里，站在讲台上讲课。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是遥不可及的。
当然我并不因为是女人而感到遗憾，相反我从中得到很大满足。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确信女性在智力上低一等，与我同性别的许多人同意这种看法。“一个女人至少要经过五六次失败，才有望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已经遭到两次失败的鲁兰小姐这样对我说。这种先天的劣势使得我的历次成功和男生比较起来，愈加显出难得的光彩夺目。我只要与他们平分秋色，就显得出类拔萃了。事实上，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令我刮目相看的男生。展现在我面前的前程和他们的同样广阔。他们不具有任何优势，也不声称具有什么优势。他们对待我并不显示出优越感，甚至显得特别亲切，因为他们不把我视为竞争对手。在考试中，女生和男生是按同样的标准打分的，但女生总是被额外录取，不会与男生争名额。正因为这样，我的一篇关于柏拉图的述评，受到我的同学尤其是让·伊波利特的赞扬，他们私下里的任何想法都削弱不了这种赞扬。获得了他们的尊重我感到自豪。他们的善意使我得以避免采取挑战态度；后来美国女人采取的挑战态度就令我恼火。从一开始男人就是我的伙伴而非敌手。我一点也不嫉妒他们，我的地位特别，在我看来是得天独厚。一天晚上，普拉德勒邀他最要好的一些朋友及其姐妹去他家。我妹妹陪我同去。所有姑娘躲进了普拉德勒妹妹的房间里，我则与小伙子待在一起。
然而我并不否认我的女性特征。这天晚上，妹妹和我精心打扮了一番。我穿一身红绸缎衣服，妹妹一身蓝色绸缎。实际上我们的打扮很不高明，但其他女孩子也不比我们出色。我曾在蒙帕纳斯碰到一些高雅的美女。她们的生活与我的生活太不相同，我也不会因此感到自惭形秽。不过，如果有空闲且口袋里又有钱，那就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模仿她们。我没有忘记雅克说过我长得漂亮；斯蒂法、费尔南多也说我很有希望。就这副模样，我经常照镜子，怡然自得。在同样条件下，我并不觉得自己不如其他女人幸运，对其他女人没有任何怨气，没有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蔑视她们。在许多方面，我觉得莎莎、我妹妹、斯蒂法甚至丽莎要高于我的男性朋友，她们比他们更敏感、更慷慨，更具有幻想、落泪和爱的天赋。我自鸣得意于我兼有“一颗女人的心和一个男人的头脑”。我仍然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使这种狂妄有所减弱的——至少我希望如此——是我特别喜欢我在自己心里引起的感觉，是我对别人比对自己的形象感兴趣得多。当我在使自己与世隔绝的陷阱里挣扎时，我觉得自己与朋友分开了，他们都对我爱莫能助。现在，我重新争取到的前途，亦即我们共同的前途，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了；我重新看到这种充满希望的生活，正是体现在他们身上。我的心为他们之中的一个、另一个，为他们所有人跳动。我心里永远装着他们。
感情上我难舍难分的首先是我妹妹。她现在在卡塞特街一所她中意的学校里上广告艺术课。在学校组织的一次联欢活动中，她装扮成牧羊女，唱了几首古老的法兰西歌曲，我觉得她光彩夺目。有时她出去参加晚会回来，一头金色秀发，红红的面颊，一袭蓝色珠罗纱连衣裙，显得那样活泼，使我们的卧室四壁生辉。我们经常一块去参观画展、巴黎秋季美术展览会和卢浮宫。晚上她去蒙马特一间画室作画，我常常去那里找她。我们穿过巴黎，继续着我们从牙牙学语时期便开始的交谈，躺到床上入睡之前还在谈，第二天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又接着谈。我所结交的友谊，我赞赏什么、迷恋什么，都让她分享。我对任何人都不如对她爱恋，只有雅克被虔诚地算作例外。她对我太亲近，无法帮助我生活，可是没有她，我觉得我的生活会索然无味。当我陷入悲观情绪时，我想过如果雅克死了，我就自杀。可是如果妹妹消失了，我甚至不需要自杀就会死去的。
丽莎一个女朋友也没有，总是有空闲，我常常和她在一起待好长时间。十一月份一个下雨的上午，下了课她要我陪她去她的住所。我想回家做功课，没有答应。到了美第奇广场，我就要上公共汽车时，她用一种怪怪的口气对我说：“好吧。那么星期四我再把我要对你讲的事情告诉你吧。”我竖起了耳朵说：“立刻告诉我。”她拉着我进入卢森堡公园。潮湿的小径上一个人也没有。“你可别传出去，这太可笑了，”她说着犹豫起来，“是这样：我想和普拉德勒结婚！”她说道。我靠在草地旁的一根铁丝上，惊愕地望着她。“他非常讨我喜欢，”她说，“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讨我喜欢！”他们都准备考理科证书，一起上一些哲学课。当我们成群结队外出时，我根本没有觉察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不过，我知道普拉德勒以他的媚眼和迷人的微笑，很能勾引女孩子。我通过克莱劳了解到，他的同学的姐妹之中，至少有两个对他相思得人憔悴。在阒然无人的公园里，站在滴着水珠的树底下，丽莎对我讲述着她对生活产生的新兴趣，讲了一个钟头。身穿一件磨损的大衣的她，显得多么柔弱啊！我觉得她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头上那顶小帽子像一朵花的萼，不过我怀疑普拉德勒是否会为她略显枯涩的柔媚动心。当天晚上，斯蒂法向我提起，有一次我们正在议论丽莎的孤独和忧愁时，普拉德勒漠不关心地转移了话题。我试探普拉德勒。他刚参加一个婚礼回来，我们发生了一点争论：他认为这类仪式颇吸引人，我认为把私事公开展示令人恶心。我问他是否有意也考虑自己的婚事。“模模糊糊考虑过。”他回答说。但是他几乎不抱希望会坠入爱河爱上一个女人。他过于专一地依恋他母亲，甚至在友谊方面，也自责有点薄情寡义。我对他谈到我有满腔感情控制不住，不禁热泪盈眶的情形。他摇摇头说：“这也未免夸张。”他从来不夸张。我忽然想到他也许不容易爱上。无论如何，丽莎在他心目中算不了什么。丽莎愁眉不展地对我说，在索邦大学，普拉德勒没有对她表现出任何兴趣。那天将近黄昏，我们在罗同德咖啡馆待了很长时间，谈论爱情和我们的爱情。舞池里飘上来阵阵爵士乐，幽暗处传来阵阵窃窃私语声。“我习惯了忍受不幸，”丽莎对我说，“天生就是这样。”她从来没有得到过她希望得到的东西。“然而，只要能把那个头捧在我手里，我也就释然啦，永远释然啦。”她想去殖民地找个工作，去西贡或者去塔那那利佛。
与斯蒂法在一起我总是很开心。每次我去她房间里，费尔南多往往在那里。在她调柑香鸡尾酒时，费尔南多拿他临摹的苏蒂纳和塞尚的作品给我看。他这些画虽然还不够纯熟，我还是喜欢的，而且我也欣赏他不顾物质方面的困难，毕生投入绘画。有时我们三个一块外出。我们兴致勃勃地观看夏尔·杜兰演出的《沃尔普尼》，在巴蒂剧院和香榭丽舍喜剧院严肃地观看冈蒂永的《出发》。上午一下课，斯蒂法就邀请我去克纳姆吃午饭，我们听着音乐品尝波兰菜肴。她征求我的意见：她是否应该嫁给费尔南多。我回答说应该。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此心心相印。他们是完全符合我理想的一对伴侣。她还犹豫不决：世界上有那么多“引人注目”的男人！这个字眼有点令我恼火。我几乎没有觉得那些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斯蒂法却与他们玩性别角逐。有时我的沙文主义苏醒过来。我们与一位德国学生在设于图书馆里的餐馆共进午餐。那位德国学生有着金黄色的头发，脸上照例有一块刀疤，以报复的口气谈论着他的国家的伟大。我突然想：“也许有一天他会和雅克、普拉德勒拼杀的。”我恨不得离开餐桌。
然而，我与那位匈牙利记者建立了友谊，他十二月底突然出现在斯蒂法的生活中。他个头很高、很笨重，宽大的脸盘上，一张黏糊糊的嘴显得似笑非笑。他经常得意地谈起他那在布达佩斯最大剧院当老板的养父。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法国音乐戏剧的论文，热烈赞美法国文化，赞扬斯塔尔夫人和夏尔·莫拉。除了匈牙利，他把所有中欧国家尤其巴尔干国家，都视为不开化的国家。看到斯蒂法与一个罗马尼亚人交谈，他就火冒三丈。他容易发火，发起火来双手发抖，右脚抽筋似的跺地板，说话结巴。这种不能自制的表现令我感到不舒服。同样令我恼火的，是他那张阔嘴总是颠来倒去说出高雅、优美、细腻这几个词。他并不蠢，我常常好奇地听他发表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的看法。不过总的来讲，我不大欣赏他说的话。他为此生气。有一天他用既恼怒又伤心的口气对我说：“如果你知道我用匈牙利语说话是多么风趣！”当他试图哄骗我，要我为他向斯蒂法说合时，我就撵他走。“这不理智！”他愤恨地说，“所有姑娘，当她们的一个女友有了私情，都喜欢撮合。”我不客气地回答，他对斯蒂法的爱没有感动我，因为他怀着一种占有和控制的自私欲望。再说我怀疑他是否可靠：他准备与斯蒂法一起构建他的生活吗？他嘴唇哆嗦着说：“有人给你一尊萨克森小瓷雕像，你会把它扔到地上，看看它是否会摔碎吗？”我不向班迪——斯蒂法这样称呼他——隐瞒，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费尔南多的盟友。“我讨厌那个费尔南多！”班迪对我说，“首先因为他是犹太人！”我感到愤慨。
斯蒂法对他多有抱怨。她觉得他相当出色，有意搭上线，可是他追得太紧。这个机会让我注意到，正像她说的一样我太天真。一天晚上，我与让·马勒去香榭丽舍剧院看波德雷卡首次来巴黎演出的《短笛》。我瞥见斯蒂法被班迪搂得很紧而不反抗。马勒深爱斯蒂法，把她的双眼比作一头打了吗啡针的老虎的眼睛。他建议去向她问好。匈牙利人连忙避开了，斯蒂法毫不尴尬地对我微笑。我明白了，她对待自己的追随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认真。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忠的表现，心里怪罪她，因为我对调情一窍不通。因此当她决定嫁给费尔南多时，我十分高兴。班迪找她大吵大闹，不顾她的一切禁令，把她堵在她房间里。过一阵他才平静下来。斯蒂法不再来国家图书馆。班迪还请我去波卡迪喝咖啡，但不再对我提起她。
此后他作为一家匈牙利报社的记者生活在法国。十年后，战争爆发那天晚上，我在圆顶咖啡馆碰到他。他即将在第二天加入由外国志愿者组成的兵团。他托付给我一件他十分珍惜的东西——一个玻璃的圆形大挂钟。他向我承认他是犹太人、私生子，而且有性怪癖：只喜欢体重一百公斤以上的女人。在他一生中，斯蒂法是个例外，尽管她身材矮小，他希望她凭着自己的才智，给他一种高大的印象。战争吞没了他，他再也没有回来问我要回大挂钟。
莎莎从柏林给我写了一些长信，我摘要地念给斯蒂法和普拉德勒听。她离开巴黎时叫德国人“德国鬼子”，是怀着强烈的恐惧踏上敌国土地的。“我到达弗罗贝尔招待所时狼狈不堪，本来期望有一家女士住的客栈，找到的却是一家杂七杂八的旅客住的旅店，里面尽是肥胖的德国鬼子，倒都还挺体面的。女招待把我领进房间，交给我一串钥匙。恰如斯蒂法事先告诉我的那样，有带穿衣镜的衣柜钥匙、房间钥匙、我住的这栋楼的钥匙，还有车马出入的大门钥匙；最后这把钥匙是供凌晨四点钟之后返回旅店用的。旅途劳累不堪，加之一切完全由自己做主，而柏林那样大，弄得我晕头转向，没有勇气下楼去用晚餐，一头倒在一张没有床单、毯子只有一条压脚被的奇怪的床上，泪水淋湿了枕头。我睡了十三个钟头，起床后去一家天主教小堂做弥撒，带着好奇满街瞎溜达，到了中午时分感觉总算好多了。自此之后越来越习惯，但许多时候，对我的家、对你、对巴黎失去理智的思念就像一阵剧烈的疼痛，突然抓住我的心。不过柏林的生活我喜欢，与任何人交往都没有困难，我觉得我要在这里度过的三个月，将是最有意思的三个月。”在只由外交使团构成的法国侨民之中，她找不到门路。在柏林只有三个法国大学生，莎莎来到德国度过一学期而想上课，人们无不感到惊奇。“领事在一封为我写给一位德国教授的推荐信里，结尾用了一句令我开心的话：‘谨请您热情鼓励马比耶小姐如此引人注目的主动精神。’好像我飞越了北极似的！”因此，莎莎很快决定与本地人交往。“星期三，在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人的陪同下，我领略了柏林的戏院。请想象一下吧——斯蒂法会这样说——将近六点钟，我看到旅店的经理胖老头波拉克先生走到我面前，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可爱的法国小姐，今晚上和我一块去看戏愿意吗？’起初我有点目瞪口呆，向他问了戏的道德内容，又打量老波拉克先生那副严肃、高尚的样子，才决定接受。八点钟我们在柏林的街上快步走着，一边像老朋友一样闲聊。每当要为什么东西付钱时，这个胖德国佬总是很有风度地说：‘你是我的客人，不要你付钱。’第三次幕间休息，一杯咖啡使他来了精神，他对我说他妻子从来不肯陪他来看戏，和他完全没有相同的爱好，结婚三十五年来从来没有想过让他高兴，除了两年前他病得快要死时。‘可是人不能总病得要死啊。’他用德语对我说。我非常开心，觉得这个胖波拉克先生比正在演出的《名誉》中的苏德曼还滑稽。这出戏是具有小仲马风格的主题剧。出了特里阿农剧院，为了结束这个典型德国式的晚上，我的这位德国佬非要去吃腌酸菜和红肠不可！”
一想到马比耶太太流放莎莎而不允许她参加男女混合网球队，我和斯蒂法就笑起来。现在莎莎竟在晚上独自和一个男人外出，而这个男人还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鬼子！尽管莎莎询问过那出戏的道德内容。不过，据她随后的来信说，她很快就变得活跃了。她去大学听课、听音乐会、看戏、参观博物馆，还与一些大学生和斯蒂法的一个朋友建立了友谊。斯蒂法那个朋友叫汉斯·米勒，斯蒂法把他的地址告诉了她。起初汉斯觉得她太一本正经，便笑着对她说：“你戴着轧光羊皮手套接触生活！”她听了觉得很伤自尊心，便决定摘掉手套。
“我见到这么多新的人、新的阶层、新的地方，而且都彼此如此互不相同，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成见都可鄙地消失了，我再也不确切地知道自己是否曾经属于一个阶层，一个什么样的阶层。一天上午我在大使馆与外交界的知名人士，与衣着华丽的巴西和阿根廷大使夫人共进午餐；到了晚上，则是一个人去阿施恩格吃晚饭。这是一家十分大众化的餐馆，与一位胖职员或者与一位希腊也许是中国大学生肘头靠肘头坐着。我不让自己局限于任何一帮人，任何愚蠢的理由都不能突然阻止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或不可接受的。我惊奇地、满怀信心地接受新的每一天给我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新鲜东西。起初我前怕狼后怕虎，问人家什么事情‘做得’或‘做不得’。人家微笑着回答我：‘每个人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忠告让我受益匪浅。现在我比一个波兰女大学生还自由放任，白天黑夜不管什么时候都单独外出，和汉斯·米勒去听音乐会，和他散步直到凌晨一点。他似乎觉得这再自然不过，使本来感到吃惊的我倒觉得不好意思了。”她的思想也在改变，她的沙文主义正在消失。“在这里最让我惊愕的，是和平主义，尤其是所有普通的德国人对法国的友好。有一天在电影院我看到一部和平主义的电影，反映战争的恐怖场面，所有观众都为之鼓掌。去年这里好像放映过《拿破仑》获得了巨大成功，乐队演奏了《马赛曲》。某一天晚上在环球电影公司放映厅，掌声经久不息，乐队在全场的欢呼声中连奏了三次。在离开巴黎前，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与一个德国人谈论战争，我会吓一跳。一天，汉斯·米勒对我谈到他当俘虏那个时期，最后他说：‘也许那时你太小，不记得了。那个时期太可怕了，对双方来讲，那个时期都不该重新开始。’又有一次我对他谈到《西格弗里德和利穆赞人》，说他对这本书会感兴趣的，他问我（德语的词能更有力地表达他的想法）：‘这本书是关于政治的还是关于人类的？人们对我们谈国家、种族谈得够多了，还是给我们谈一谈普通人吧。’我觉得这类想法在德国青年中很普遍。”
汉斯·米勒在巴黎待了一周。他和斯蒂法一块外出，对她说他的女朋友到了德国后改变了。他受到马比耶夫妇的冷遇，对莎莎和这个家庭其他成员被一条鸿沟分隔感到惊讶。莎莎也越来越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在信中对我说，她母亲来柏林看她，当她看到火车窗口母亲的脸时，她都哭了。可是一想到返回自己家，她心里就发怵。丽丽终于接受了一位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的求婚，据汉斯·米勒说，那个家现在忙翻了天。“我感觉得到，在家里所有人都一门心思忙着发请柬，收贺信、礼物，挑选结婚戒指、嫁妆、伴娘衣服的颜色（我想我什么也没遗漏）。这种准备婚礼的大忙乱，使我没有了多少回去的愿望，对这一切我开始感到很不习惯了！在这里我的确过着美好的、有趣的生活……当我考虑回去时，心里感觉到的主要是和你重逢的巨大快乐。但是我得向你承认，重新开始我三个月前的那种生活，真让我感到害怕。我们阶层大部分人生活中那种颇值得尊重的形式主义，已变得让我无法忍受，尤其无法忍受是因为记得不很久之前，我思想上还不知不觉地充满了那种形式主义。我担心一旦回到那种环境里，就会恢复那种精神状态。”
我不知道马比耶太太是否明白，她女儿在柏林的暂住并没有产生她所预期的结果。无论如何，她准备把女儿重新控制在手里。在我母亲陪宝贝蛋参加的一个晚会上，她碰到我母亲时，说话态度生硬。我母亲提到斯蒂法这个名字，她说：“我不认识斯蒂法，我认识的是阿夫迪科维奇小姐，当过我孩子的家庭教师。”她又补充说：“你爱怎样教养西蒙娜那是你的事。我嘛，有不同的准则。”她抱怨我对她女儿的影响，最后说：“幸好莎莎非常爱我。”
这年冬天流感侵袭整个巴黎，莎莎回巴黎时，我卧病在床。她坐在我的床头，给我描述着柏林、歌剧院、音乐会和博物馆等。她长胖了，脸色也红润了。斯蒂法和普拉德勒像我一样，对她的变化感到惊讶。我对她说十月份她表现的矜持曾令我不安。她叫我放心，说她已经脱胎换骨。她不仅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沉思默想死亡和憧憬修道院，而且活力四射。她希望姐姐的出嫁会使她的生存变得容易一些，但也同情丽丽的命运：“这是你最后的机会。”马比耶太太这样对丽丽说。丽丽跑出去向她所有的女朋友征求意见。“接受吧。”认命的年轻妻子和嫁不出去的单身姑娘众口一词地这样建议她。莎莎听到这对未婚夫妻的交谈，心都抽紧了。然而不太明白为什么，现在她肯定自己不会受到这种前途的威胁了。暂时嘛，她准备认真学习小提琴，大量阅读，加强修养。她打算翻译斯蒂芬·茨威格的一本小说。她母亲不敢过分粗暴地重新剥夺她的自由，允许她与我一起外出过两三次。我们去听了由俄国歌剧团演出的歌剧《伊戈尔王公》。我们看了阿尔·乔尔森演的第一部电影《爵士乐歌手》，还出席了“力量”集团组织的一次活动，其间放映了热尔曼娜·迪拉克的几部电影，然后就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进行了热烈讨论。下午我在国家图书馆钻研时，往往感到有一只戴手套的手搁到了我肩头：莎莎戴着粉红色的钟形毡帽正对我微笑呢。我们便去喝一杯咖啡或溜达一圈。可惜她去了巴约讷，要在那里待一个月，陪她一位生病的表妹。
我很想念她。报上说巴黎十五年来没有遭遇过如此的严寒。塞纳河上漂着冰块。我不再出去散步，学习太紧张。我就要获得学位，正在为一位名叫拉波特的教授写一篇关于休谟和康德的论文，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一直坐在国家图书馆里我的椅子上，中午只花差不多半个钟头吃自己带的三明治，下午有时会打瞌睡，甚至会睡着。晚上在家里，我还试图阅读歌德、塞万提斯、契诃夫、斯特林堡的作品。可是我头疼，有时甚至困倦得想哭。显然，照索邦大学的搞法，哲学一点也不令人欣慰。布雷耶所开的有关斯多葛学派的课倒是蛮精彩，但是布兰斯维克讲的总是老一套，而拉波特把所有体系都批得体无完肤，只有休谟体系除外。他是我们最年轻的教授，蓄着小胡子，系着白腿套，在街上跟踪女人，有一次不当心竟上前与自己的一个女学生搭讪。他把我的论文发还给我，打了一个及格分，写了一个嘲讽的评语，说我喜欢康德甚于休谟。他叫我去他家，博斯凯大道一套很漂亮的公寓，对我谈我的作业。他说我：“颇有才气，但很缺乏兼容性。文笔晦涩，貌似深刻——就哲学方面的表达而言如此！”他批评他的所有同事，尤其是布兰斯维克。老一辈大师他一带而过。古代哲学家吗？尽是些蠢材。斯宾诺莎？一个怪物。康德？伪君子。只剩下休谟。我表示异议，说休谟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他耸耸肩回答：“实际没有问题要解决。”不。在哲学中不应该看到一种消遣，人们有权更喜欢其他消遣。“总之，只不过是一种习俗吧？”我说道。“啊！不，小姐，这回你夸大其词了。”他突然生气地说。然后补充道：“我知道，怀疑主义不时髦。当然，你去找一种比我的学说更乐观的学说吧。”他把我送到门口，“很高兴！你肯定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最后他令人恶心地说。他的话也许更有裨益，但不像让·巴吕兹的预言那样鼓舞人心。
我试图表示反对。可是斯蒂法已经在准备嫁妆，购置家用器具，我几乎见不到她。我妹妹闷闷不乐，丽莎显得绝望，克莱劳神情冷淡，普拉德勒总是他那副老样子。马勒的文凭考砸了。我试图关心鲁兰小姐和其他几位同学，但没做到。整个下午。我在卢浮宫的画廊里进行一次伟大的旅行，从亚述到埃及，从埃及到希腊。出来后，我身处巴黎一个潮湿的黄昏。我徘徊踯躅，没有思想、没有爱情。我蔑视自己，遥远地想起雅克，好像想起一份失去的骄傲。从摩洛哥回来的苏珊娜·布瓦格，在一套明亮、不引人注目地带有外国情调的房间里接待了我。她有人爱，充满幸福，我羡慕她。最令我心情沉重的是我觉得自己衰颓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非常多，但最糟糕的是，我竟不为此感到痛苦……我颓唐消沉，沉迷于眼前的日常事务和幻想。我整个人没有任何担当，不留恋任何思想、任何感情。曾长期使我依恋那么多事物的这条纽带，竟是这样狭窄、这样无情，而又这样牵动人心。我克制地关心一切：啊！我理性得甚至不对自己的生存感到焦虑。我死抱着这种希望：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四个月之后摆脱了考试，我会重新对生活感兴趣，将开始写我的书。可是，我多么希望有一种外来的救助：‘希望一种新的感情、一次奇遇，无论什么，只要是别的就行！’”
酒吧的诗意走了味。不过在国家图书馆或索邦大学待了一天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了把自己闷在家里。去什么地方呢？我重新在蒙帕纳斯闲逛起来，一天晚上与丽莎一起，后来与费尔南多和斯蒂法。我妹妹与她一个同学交了朋友，那是一个十七岁的姑娘，灵活、大胆，她母亲开一家糖果店。大家叫她若若。她外出十分自由自在。我经常在多姆咖啡馆找到她们。一天晚上，我们决定去骑师酒吧对面新开张的丛林酒吧，但钱不够。“没关系，”若若说，“你去那里等我们吧，我们去想办法。”我进入那家酒吧，在里面找个座位坐下。宝贝蛋和若若坐在大街边一只凳子上大声哀叹：“真想不到，我们只差二十法郎！”一位行人动了容。我不知道她们对那人说了什么，不过一会儿她们就坐在了我身旁，面前摆上了杜松子调柠檬汁鸡尾酒。若若善于挑逗男人，所以有人请我们喝酒，还请我们跳舞。一个被叫做“抹布”的矮个子女人，我在骑师酒吧已经听说过的，一边唱歌，一边撩起裙子说一些淫秽的话。她展示布满瘀斑的大腿，讲述她的情人怎样咬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倒是令人耳目一新。我们重新开始。一天晚上在骑师酒吧，我见到几个老熟人，和他们一起重温头年夏天的开心事。一个小个子瑞士男学生，国家图书馆经常的读者，向我大献殷勤。我喝着酒，煞是开心。后来已是夜里了，一直用批判的眼光在观察我们三个人的一位年轻医生，问我是否来这里研究风俗的。到半夜时分我妹妹离开时，他向我祝贺我妹妹懂得把握分寸，不过用带点责备的口气对我说，若若太年轻，不宜来这种酒吧。将近一点钟，他表示要搭出租车送我们。我们先送若若。最后一段路只剩下我和他时，他看到我显得拘谨，显然挺高兴。他的关心使我感到欣喜。一次邂逅，一件未曾预料到的小事，都足以给我一个好心情。不过，从这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中获得的快乐，并不足以说明我再次抵挡不住这些不良场所诱惑的原因。我大惑不解：“爵士乐、女人、跳舞、脏话、烈酒、肌肤接触，这一切怎么我不觉得反感，怎么我在这里接受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接受的东西，而且与这些男人调侃呢？我怎么会热衷于这些与我本不沾边又与我难分难解的东西呢？我来这些惑乱人心的地方寻求什么呢？”
几天后我去鲁兰小姐处饮茶。与她在一起我实在感到无聊，离开她之后，便去了欧洲人音乐厅。花四法郎得到一张楼厅座位票，坐在一些没戴帽子的女人和衣冠不整的男人中间。一对男女搂在一起接吻。一些散发着浓烈香水味的姑娘，愣神地听着一位油头粉面的歌手唱歌。阵阵浪笑，突现了这些听众的戏谑。渐渐地我也激动起来，跟着他们一起笑，心情愉快。为什么？我在巴尔贝斯大街徘徊良久，不再带着嫌恶而带着某种羡慕打量妓女和流氓。我再度错愕不已：“我心里也许存在，一直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可怕渴望：对喧哗、对争斗、对野性，尤其对沉沦的可怕渴望……还差什么我也就成了吗啡瘾者、酒鬼……天晓得还成为什么？也许只差一次机会，还差对我所不了解的东西稍许强烈点的渴求……”有时我对在自己身上发现的这种“堕落”，这种“劣根性”感到愤慨。过去责怪我把生活看得太高尚的普拉德勒会作何感想？我责备自己表里不一、虚伪。但是我不想否定自己：“我要生活，要整个生活。我觉得自己好奇、贪婪，贪婪得比其他任何女人更炽烈地燃烧，而不管燃出什么样的火焰。”
我差一点就承认真相了：我当够了纯粹的人。并非欲望折磨着我，像青春期前夕那样。但是我估计，强烈的、赤裸裸的肉欲，会把我从令我萎靡的高尚的枯燥乏味中解救出来。并不是说我要去体验。对雅克的感情和我的成见，都禁止我这样做。我越来越不加掩饰地厌恶天主教。看到丽莎和莎莎在“这个坑人的宗教”中挣扎，我就庆幸自己摆脱了它的控制。实际上我仍然受到它的毒害，性方面的禁忌还在作祟，以至于我声称自己会成为吗啡瘾者或酒鬼，其实我连想都没想过要放荡。阅读歌德的作品和路德维希写的关于歌德的书时，我对歌德的道德观提出异议：“如此平静地、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忧虑地赋予感官生活一席之地，这激起我反感。最糟糕的放荡，如果指的是纪德那种人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种食粮、一种辩护、一种挑战，会令我激动不已。歌德的爱情观则令我恼火。”要么肉体的爱情和一般讲的爱情融为一体，那么一切顺其自然；要么是一种悲剧性的堕落，我可没有胆量沉溺其中。
我显然受季节的影响。这一年依然这样，感受到第一缕春天的气息，我便身心舒泰快活地闻着暖烘烘的沥青气味。我不敢懈怠，考期将近，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但疲劳迫使我休息，我便趁机放松，与妹妹去马恩河畔散步，又兴致勃勃地同普拉德勒去卢森堡公园里栗树下闲聊。我买了一顶小红帽，斯蒂法和费尔南多见了都发笑。我带父母光顾欧洲人音乐厅，父亲在韦普勒露天咖啡座请我们吃冰淇淋。母亲相当经常地陪我去看电影。我和她一块在红磨坊观看了《修女的遮巾》，但并不像科克托所声称的那样不同凡响。莎莎从巴约讷回来了。我去参观了卢浮宫里的法国绘画新展厅。我不喜欢莫奈，有所保留地欣赏雷诺阿，颇崇拜马奈，对塞尚五体投地，因为从他的画里我看到“思想深入了敏感的心灵”。莎莎与我的趣味大体相同。我并不太感到无聊地参加了她姐姐的婚礼。
复活节放假期间，我每天钻在国家图书馆里。我在那里碰到了克莱劳，我觉得他有点书呆子气，但他继续引起我的好奇。这个又瘦又黑的矮个子男人，真的肉体上受到苏珊娜悲剧性的折磨吗？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他好几次把交谈引向莫里亚克的文章。对基督教徒夫妻而言，性爱可以允许到何种程度呢？对未婚夫妻而言呢？有一天他向莎莎提出这个问题，把莎莎惹火了。“这是老处女和神甫的问题！”莎莎回答。几天后他对我诉说，他个人经历了一次痛苦的体验。学年初，他与一个同学的妹妹订了婚。他的未婚妻对他敬佩有加，是一个多情的女人，如果不是他说“别这样”，天知道激情会把他们带到何处！他向她解释说，他们应该守身到新婚之夜，在那之前只有纯情的拥吻是允许的。可是她固执地要他吻她的嘴，他拒绝了。最终她对他产生了嫌恶，与他断绝了关系。显然对这次失败他难以释怀。他以一种近乎怪癖的劲头没完没了地议论婚姻、爱情、女人。我觉得这件事相当可笑，它使我想起苏珊娜·布瓦格的事。不过他向我吐露了隐情，我挺得意。
复活节假期结束了。在高等师范学校的花园里，丁香花、金雀花、红刺李花竞相绽放，我高兴地回到了同学中间。我几乎全认识他们。只有萨特、尼赞和艾尔博组成的圈子，对我始终是封闭的。他们不与任何人交往，只听几门选修课，而且坐得离其他人远远的。他们的名声不好。有人说他们“对事物缺乏同情心”。强烈地反对激进天主教徒，他们属于主要由阿兰过去的学生组成的一个团伙，以粗暴著称。这个团伙的成员经常向夜晚穿礼服回家的高师优等生扔水炸弹。尼赞结了婚，旅行过，经常穿高尔夫球裤，在他那玳瑁架眼镜的镜片后面，我看到的是威吓的目光。萨特相貌不难看，但据说是三个人之中最可怕的，甚至有人指责他酗酒。只有一个在我看来是可以接近的，就是艾尔博。他也已经结婚了。与萨特和尼赞在一起时，他对我熟视无睹。当我遇到他独自一人时，我们经常交谈几句。
一月份在布兰斯维克的课堂上他做了一个报告，在随后进行的讨论中他引得大家都很开心。我觉得他那调侃的声音和嘲讽的撇嘴有些魅力。我的目光看那些灰不溜秋的同学看厌了，欣然落在他那张红红的、衬托着一双天真的蓝眼睛的脸上。他金黄的头发浓密，像野草一样茂盛。一天上午他来国家图书馆学习。尽管他身着蓝色的大衣、浅色的围巾、剪裁考究的西服显得高雅，但我仍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土包子气。这天与平日相反，我突然拿定主意，到楼上的图书馆内部餐厅去用午餐。他非常自然地在他的餐桌上给我让出位置，就好像我们是约好的。我们谈论了休谟和康德。我在拉波特家的门厅里碰到过他，拉波特客气地对他说：“那么，再见，艾尔博先生。”当时我遗憾地想，这是一位结了婚的先生，十分遥远，在他眼里我永远不存在。一天下午，我在苏弗洛街瞥见他与萨特和尼赞走在一起，胳膊挎着一个穿灰色衣服的女人。我有一种遭到排斥的感觉。他是三人帮中唯一听布兰斯维克的课的。复活节放假前不久，上课时他坐在我旁边。他从科克托在《波多马克的结局》中塑造的欧仁受到启发，画了不同的欧仁，还写了一些尖酸刻薄的短诗。我觉得这个人挺怪，不过在索邦大学能碰到一个喜欢科克托的人，还是让我有些激动。从某个方面讲，艾尔博令我想起了雅克。他与雅克一样，常常用微笑代替一句话，而且似乎也生活在书本以外的地方。每次他来到国家图书馆，总亲切地和我打招呼，我很想和他说点有见识的话，可是搜索枯肠找不到一句。
假期之后布兰斯维克继续开课，艾尔博又坐到我旁边。他题赠给我一幅《普通应试生肖像》以及另外几幅画和一些诗，并突然对我宣称他是个人主义者。“我也是。”我说。“你？”他怀疑地打量着我，“可是我以为你是天主教徒、托马斯·阿奎那主义者、社会工作者？”我说我不是。他向我祝贺我们有一致的地方。他断断续续对我赞扬我们的先驱者，如席勒、巴雷斯、司汤达和他偏爱的亚西比德等。他对我所说的话我不全记得了，不过他越来越令我开心。他显得非常自信，但又对自己满不在乎。令我着迷的正是这种自大与自嘲的混合。每次离开我时，他总是说下次我们一定要更多地谈一谈。我喜不自胜。“他有一种能抓住我心的智慧。”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为了他，我已经准备放弃克莱劳、普拉德勒和其他所有人。他显然具有新的吸引力。我知道自己兴奋得快，有时又会扫兴地迅速离开。不过我还是为这种迷恋之强烈感到惊异：“是与安德烈·艾尔博相会，还是与我自己？哪一个使我如此激动不已？我为什么心潮起伏，好像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似的？”
我的确发生了某种事情，它间接地决定了我整个一生。不过，这要晚些时候我才知道。
从此之后，艾尔博经常来国家图书馆，我总是在自己的座位旁边给他留一个座位。我们常常在一家面包店二层的冷餐室吃午饭。我的钱刚好够买每天的当日推荐菜，而他总是不由分说硬塞给我一些草莓船形糕点。有一次在卢瓦广场的百合花餐馆，他请我吃了一顿饭，我觉得算得上奢华。我们常去王宫花园散步，坐在喷水池旁，风刮得喷泉的水柱摇来摆去，细小的水珠溅到我们脸上，我便建议回去学习。“咱们先去喝杯咖啡，”艾尔博说，“不喝你学习效率不高，会坐立不安，妨碍我看书。”他便领我去波卡迪咖啡馆，最后一杯喝完我起身时，他总是深情地说：“真遗憾！”他是图卢兹附近一位小学教师之子，上巴黎来准备考高等师范学校，在预科一年级认识了萨特和尼赞。关于他们，他对我谈了很多。他欣赏尼赞与众不同的放荡不羁，但尤其与萨特关系密切，说萨特非常有趣。我们的其他同学嘛，他从整体到个别统统都瞧不起。他把克莱劳看成学究，从来不与他打招呼。一天下午，克莱劳手里拿本书走到我身边，用拷问的口气问道：“波伏瓦小姐，布洛夏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上帝能够体验到快感，你对这个看法作何感想？”艾尔博打量他一眼，高傲地说：“我希望他能够。”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聊我们共同的小世界，即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和考试。他对我列举高师学生一贯感兴趣的论文题目：《概念的观念和观念的概念之间的区别》。他还想出一些别的题目，如：《读书计划中的所有作者，你比较喜欢哪一位，为什么？》《灵与肉：相似与差别，利与不利》。实际上，他与索邦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关系都相当疏远，他的生活在别处。这方面他也对我谈了一点。他对我谈到他妻子，在他眼里他妻子体现了女性的全部悖论。他还谈到他结婚旅行过的罗马、让他激动得流泪的古罗马广场及他的道德体系和他要写的书。他给我带来《侦探》和《汽车》两本杂志。他热衷于自行车赛和侦探破案。他讲述的趣闻轶事和出人意料的联想，搞得我晕头转向。他是那样随心所欲地夸大其词，沉默寡言，抒发情怀，玩世不恭，天真烂漫，蛮横无理。任何事情经他讲述出来，绝不会枯燥乏味。但他最令人不可抗拒之处，是他的笑。简直可以说他突然间掉到一个别的星球上，欣喜若狂地发现了那个星球上超乎想象的令人发笑之处。每当他开怀大笑，一切都令我觉得耳目一新，出人意料，趣味无穷。
艾尔博不像我的其他朋友。我的其他朋友个个都有一张非常理性的面孔，使他们变得难以琢磨。雅克的相貌，说实话一点也不高尚纯洁，只不过是某种资产者的冷漠掩盖着非常的性感。不可能使艾尔博的脸化为一种象征。向前翘起的下颌、开心的含情脉脉的微笑、明亮的角膜包围着的蓝色虹膜、肌肉、骨骼、皮肤，一切都显得威严、自负。此外，艾尔博有强壮的体魄。他在绿树丛中对我说，他非常厌恶死亡，绝不会接受疾病和衰老。他感觉自己血管里流淌着新鲜的血液，显得多么自豪！我看着他风度翩翩而又略显笨拙地在花园里大步走来走去，两只耳朵在阳光照射下，透明得像两颗粉红色的糖果。我知道，我身边这个人并非天使，而是凡人之子。我厌倦了超凡入圣，很开心他像斯蒂法一样，把我当做凡间女子对待。他对我的好感，并不是考虑到我的心灵怎么样，也不是考虑到我有什么优点；那是自发的，没有动机的，也就是整个儿地接纳我。其他人和我说话者总带着尊重，至少态度严肃，或敬而远之。艾尔博呢，他冲着我的脸笑，把手搁在我手臂上，威吓似的用手指着我叫：“我可怜的朋友！”对我这个人，他常常提出许多小小的看法，不是亲切的，就是嘲讽的，但总是出乎意料的。
从哲学上讲，他并不令我赞赏。我在日记里有点缺乏条理地记述道：“我欣赏他对所有事物都有自己一套理论的这种能力。也许正因为他对哲学知之不多，所以颇讨我喜欢。”他的确缺乏哲学的严密性，但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为我展示了一些途径。我呢，虽然还没有胆量，但是渴望采取这些途径。我的朋友大部分都信教，我总是寻求使他们的观点和我的观点达成妥协。我不敢过分疏远他们。艾尔博使我想与这个把他和我隔开的过去一刀两断。他批评我经常与激进的天主教徒往来。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令他厌恶，他也故意无视形而上学的焦虑。他反宗教、反教权主义，也反民族主义、反军国主义，对所有神秘主义深恶痛绝。我把自己十分得意的关于人格的论文拿给他看，他看了撇撇嘴，因为从中发现有天主教和浪漫主义的痕迹，而这正是他劝我尽快清除的。我激动地接受了。我受够了“天主教的纷争”、精神的死胡同和奇迹的谎言。现在我希望脚踏实地。这就是为什么遇到艾尔博，我觉得找到了自我，他指明了我的未来。他既不是一个观念正统的人，也不是一个钻在图书馆里的书呆子或酒吧的常客。他用自身的例子证明，我们可以在老的范畴之外，为我们自己构建一种自豪、愉快、思虑周到的生活：这恰恰也是我所希望的。
这种崭新的友谊激发了春天般的快乐。我对自己说：一年只有一个春天，一生只有一次青春。不应该让自己青春的春天虚度。我的毕业论文就要写完了，我正在阅读关于康德的书。主要工作完成了，我觉得胜券在握。事先就十拿九稳的成功令我陶醉。我和妹妹经常去“博比诺”“敏捷的小兔”“包雷小酒窖”度过愉快的晚上；妹妹在“包雷小酒窖”画素描。我和莎莎去普莱耶尔音乐厅听莱顿和约翰斯顿的音乐会。我和里斯曼去参观莫里斯·郁特里洛的一个画展；我为演出《月亮里的让》的瓦朗蒂娜·泰西埃喝彩。我欣赏地阅读司汤达的《吕西安·娄万》，好奇地阅读《曼哈顿中转站》。后一本书，以我来看，写得太雕琢。我坐在卢森堡公园里晒太阳，晚上凝望塞纳河黝黑的河水，凝神欣赏夜的灯光，闻着夜的芬芳，谛听自己的心跳。幸福让我透不过气来。
四月末的一个晚上，我在圣米歇尔广场见到我妹妹和若若。在小区新开的一家酒吧“醉舟”里喝过鸡尾酒、听过爵士乐唱片之后，我们去蒙帕纳斯。霓虹灯招牌的蓝色荧光使我想起小时候看到过的牵牛花。在骑师酒吧，一些熟悉的面孔向我微笑，萨克斯管奏出的乐曲又一次轻柔地打开了我的心扉。我瞥见了里凯，我们聊起《月亮里的让》，也像往常一样聊友谊和爱情。他使我感到无聊；他与艾尔博相差多远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隐约看出是雅克的笔迹。“雅克变了，”里凯对我说，“变老了。他要八月中旬才回巴黎。”他激动地补充一句：“十年后他将做成前所未有的事情。”我一声未吭。我的心仿佛麻木了。
然而第二天我醒来时却想哭。“雅克为什么给别人写信，从未给我写信？”我去圣热娜薇耶芙图书馆，但无心学习。我阅读《奥德赛》，“想把整个人类置于我和我个人的痛苦之间。”这药疗效甚微。我和雅克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两年前，他的冷淡接待令我失望，我便在大街上闲逛，决计要有“一种我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我有了。可是，难道我要忘掉我青年时代的英雄，大个子莫林传奇性的兄弟？他大有希望做成“前所未有的事情”，也许有突出的天才呢，谁知道？不。过去和我难舍难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多么强烈地希望将过去随之带进未来。
因此，我又开始在遗憾和期待中摸索。一天晚上，我推开斯特力克斯酒吧的门。里凯邀请我和他坐一张桌子。吧台旁，廖库尔的女朋友奥尔加正在和一位褐发女郎聊天。那位女郎穿着暖和的银色毛皮大衣，我觉得很美。她套着黑色头带，有一张尖削的脸，嘴唇抹得红红的，两条腿修长柔软。我立刻知道了她就是玛格达。“你有雅克的消息吗？”她问奥尔加，“他没有询问我的情况？这家伙走了一年了，连我的消息也不打听。我们在一起甚至不满两年。唉！是我运气不好！这个难对付的家伙！”她的话我句句记在心里，但当时我几乎没有反应，而是平静地与里凯和他那一帮人交谈着，直到深夜一点钟。
上床一躺下，我就崩溃了，度过了可怕的一夜。第二天我整天待在卢森堡公园的草地上，试图理清头绪。我几乎没有产生嫉妒心。他们那种关系结束了，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它对雅克产生了压力，他想抢先了断。我所希望的我们俩之间的爱情，与这件事毫无干系。我记起一件往事：在雅克借给我的皮埃尔-让·茹弗的一本书里，他在一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着重线：“我对这位朋友倾诉衷肠，但拥抱的却是另一位。”当时我想：“好吧，雅克。我可怜另一位。”他助长这种傲慢，对我说他不尊重女人，不过我在他心目中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还意味着别的东西。那么我心里为什么这样伤感呢？为什么我眼泪汪汪地暗自重复奥赛罗的话：“真遗憾，伊阿古！啊！伊阿古，真遗憾！”这是因为我刚刚有了一个痛心的发现：就是我的生活这个美丽的故事，随着我的讲述，它竟变得虚假了。
我真是瞎了眼！我真是自取其辱！雅克的沮丧、他的厌恶，我归咎于他对难以做到之事的某种渴望。我那些抽象的回答在他看来该是多么愚蠢！当我以为我们彼此亲近时，我和他却相距那么遥远！然而当时是有一些迹象的，例如他与一些朋友的交谈中，谈到难言而确切的烦恼。另一件往事也浮上心头：我曾瞥见雅克的汽车里，有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漂亮的褐发女人坐在他身边。可是我太依赖他了。我是多么机智、多么固执地上当受骗啊！我单方面幻想这种友谊幻想了三年；现在我因为过去仍念念不忘这种友谊，而过去却纯属谎言。一切全都土崩瓦解了。我想拆掉所有桥梁：爱上另一个人，或者去天涯海角。
而后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虚假的是我的幻想，而不是雅克。我能责备他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摆出一副英雄或圣人的姿态，甚至还经常说自己许多坏话。标出茹弗那句话就是一种提醒。他曾经试图和我谈玛格达，可是我没有给他提供坦白的便利。再说，这个事实我早就有预感，甚至知道。它激起了我心里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天主教的旧偏见？我恢复了平静。我错在要求生活符合一个事先确定的理想。应该是我要表现得不愧对生活给我的赐予。我从来喜欢现实甚于喜欢幻想。我结束了自己的思考。值得自豪的是：我碰到了一件可鄙的事，但我成功地超越了它。
第二天上午，从梅里尼亚克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祖父患了重病，生命垂危。我很爱祖父，但是他很老了，辞世是自然的，我并不悲伤。堂姐玛德莱娜在巴黎，我带她去香榭丽舍的露天座吃冰淇淋。她给我讲了一些事情，我没有听，我在想雅克，带着厌恶。他与玛格达的私情过分忠实地符合一直令我恶心的传统模式：一位名门公子与一位身份卑微的情妇接受人生的启蒙，而后当他决定要成为正人君子时，便甩掉了她。这事了无新意，且十分恶劣。我上床安歇，醒来时因为心里充满蔑视而嗓子发紧。“人是可以用他做出的让步来衡量的。”在高等师范学校听课，我一直暗自重复着让·萨尔芒的这句话。而当我和普拉德勒在圣米歇尔大街一家类似乳品店的艾芙丽娜餐馆吃午饭时，普拉德勒谈到他自己，他不满地表示，他并不像他的朋友所宣称的那样冷冰冰的冷静沉着；他只是讨厌一切抬高自己的做法，没有把握就绝不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我赞成他的这种顾忌。在我看来，他有时对别人太宽容，对自己太严格。这当然比反过来要好，我酸楚地想。我们提起所有我们尊重的人，他一句话就把“酒吧唯美主义者”排除在外了。我认为他是对的。我们一块坐公共汽车到达帕西，我去布洛涅森林散步。
我闻着刚修剪过的青草的气味，在巴加泰勒公园里款步而行。雏菊、黄水仙、繁花满枝的果树，真个是目迷五色。一个个花圃里，尽是勾着头的红色郁金香，丁香花组成一道道花篱，蓊郁的树林一眼望不到尽头。我在一条溪畔阅读《荷马史诗》，薄薄的水雾和阵阵阳光，抚摩着沙沙作响的树木枝叶。在这大自然的美景面前，什么样的烦恼能不烟消云散呢？说到底，雅克并不比这公园里的一棵树更重要。
我生性健谈，喜欢公开谈论我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而后希望有人能对这件事发表公正的看法。我知道艾尔博会觉得可笑；莎莎和普拉德勒嘛，我太尊重他们，不愿意让他们评价雅克。相反，克莱劳不再令我畏惧，他会根据依然令我不由自主地折服的基督教道德来评判各种事情，因此我把我这件事交给他评判。他贪婪地听我讲述，然后叹息一声：“姑娘都是不依不饶！”他向他的未婚妻承认他有时意志薄弱——他向我暗示是手淫——他未婚妻不仅不欣赏他的坦白，还感到恶心。我估计他未婚妻喜欢更光彩的坦白，或者如果他做不到，宁愿他保持沉默。关于我的事情，他责备我严厉，也就是说他认为雅克是清白无辜的。我决定接受他的意见。雅克的私情在资产阶级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直接冒犯了我。我竭力忘掉这一点的同时，责备自己用抽象的准则去谴责雅克。实际上，我是在一条隧道里同幽灵搏斗。我打着自己不再相信的理想的幌子，反对雅克这个幽灵，反对已逝去的过去。不过，如果我抛弃这种理想，根据什么作出判断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爱情，我压抑自己的傲气：为什么要求雅克与其他人不同？只不过，如果他像所有人一样，而我知道在许多方面，他比许多人还差，那么我有什么理由青睐他呢？宽容最终变成了冷漠。
在雅克父母家的一次晚餐，使这种混乱思绪有增无减。在我曾经度过一些那么沉重又那么温馨的时刻的走廊里，姨妈告诉我雅克来信对她说：“见到西蒙娜时，好多事情你对她谈谈。我没有好好待她，我也没有好好待过任何人。再说她也不会为我这一点大惊小怪的。”这样说来，在他眼里我只不过是其他人之中的一个而已！更令我不安的是，他要求他母亲来年把他弟弟交给他照顾，因此他打算继续过单身汉的生活？我真是不可救药。我悔不该单独编织出了我们的过去，还继续独自构建我们的未来。我放弃作出各种假设。“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我对自己说。我甚至想，与这件陈年旧事了断，彻底重新开始别的事情，也许对我有好处。我还没有断然渴望弃旧图新，但这对我有吸引力。我决计，不管怎样，为了生活、写作和幸福，我完全可以放弃雅克。
星期天一封电报通知我祖父去世了。显然，我的过去正在瓦解。与莎莎在布洛涅森林散步或独自穿过巴黎时，我心里空落落的。星期一下午，我坐在卢森堡公园沐浴着阳光的平台上，阅读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我的一生》，也幻想自己的一生。我的一生不会是喧嚣甚至辉煌的。我只希望有爱情，写一些好书，有几个孩子“和一些朋友，我可以把我的书题献给他们，他们可以教我的孩子思想和诗歌”。我只给予丈夫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在还赋予他雅克的相貌的同时，我迫不及待地用友谊弥补我不再隐瞒的缺憾。在这个我开始感觉到已经临近的未来，主要的依然是文学。我没有在太年轻的时候写一本抱憾终生的书是对的。现在我想同时表达生活的悲剧性和它的美。我在这样沉思默想自己的命运时，瞥见艾尔博正和萨特一起绕着喷水池漫步。他看见了我，但视而不见。日记是神秘的，也有虚假：我在日记里没有提这件小事，然而它留在我心里。我感到难过的是，艾尔博否认我们之间的友谊，使我感受到自己最厌恶的那种被放逐感。
全家人都聚集在梅里尼亚克。可能由于这嘈杂声，无论是祖父的遗体还是这个家或大花园，都不使我心情激动。十三岁时想到有一天会感觉到在梅里尼亚克不再是在自己家里，我因此而哭泣过。现在这已成为现实。这里的产业现在已属于我的伯母和堂兄弟。这一年我还会来这里做客，也许不久后就再也不会来了。我没有发出叹息。童年和少年时代，星稀月明之夜乳牛蹄子碰撞牛棚门的声音，这一切现在都抛在了身后，已经很遥远了。现在，我准备好了要做别的事情。在强烈的期待中，遗憾烟消云散。
我回到巴黎，身穿孝服，帽子上罩着黑纱。栗树已是繁花满枝，脚下的柏油路软软的，透过衣服感觉得到阳光的灼热。正逢荣军院前广场市集。我与妹妹和若若在里边一边逛，一边吃黏手的牛轧糖。她们俩碰到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把我们领到他的单间公寓里听唱片、喝葡萄酒。仅一个下午就享受到这么多乐趣！每一天都给我带来一点东西：杜伊勒利画展的油墨香，和马勒一起去欧洲人音乐厅听达米娅演唱，与莎莎或丽莎一块散步，还有夏天碧蓝的天空和阳光。我在日记里又记了好多页，没完没了地讲述我的快乐。
在国家图书馆，我又见到了克莱劳。他向我表示哀悼，目光炯炯地问我心情怎么样。过错在我，以前我说得太多。不过我还是感到恼火。他让我看他用打字机打的一篇不长的小说，写的是他与未婚妻的争吵。一个有教养、据说也聪明的小伙子，怎么会浪费时间，用枯燥乏味的语言，讲述这类不值一提的琐事呢？我不讳言我认为他对文学没有多少天赋。他并没有显得怨恨我。由于他与我父母非常喜欢的普拉德勒关系密切，一天晚上他也来家里吃晚饭，并十分讨我父亲喜欢。他似乎对我妹妹的魅力很敏感，为了向她表明他不是书呆子，一个劲地开一些使我们感到沮丧的笨拙玩笑。
回来一周后，我在索邦大学的一条走廊里见到艾尔博。他穿一套浅米色夏装，与萨特并排坐在一个窗台上。他向我伸出手，亲切地握了好长时间，好奇地打量着我的一身黑服。课堂上我坐在丽莎旁边，艾尔博和萨特坐在我们后面。第二天艾尔博来到国家图书馆，说他为我没去上课感到担心：“我估计你去了乡下，昨天看见你却是一身重孝。”他想到我这令我高兴；他又提到我们在卢森堡公园的相遇，更使我高兴得不得了。他本来很想介绍我认识萨特，“可是，虽然我不尊重克莱劳的沉思默想，”他说，“但你正在思考问题，我是不敢冒昧打扰的。”他把萨特题词送给我的一幅画交给我，这幅画是《莱布尼兹和单子一起沐浴》。
在教师资格考试前三个礼拜期间，他天天来图书馆，即使不在那儿看书，也会在关门之前来找我，和我到什么地方喝一杯。考试令他有点不安，不过我们还是抛开康德和斯多葛学派聊我们的天。他向我介绍“欧仁的宇宙论”。这是他依据科克托的《波多马克的结局》想出来的，得到萨特和尼赞的欣赏。他们三个人全都属于最高等级，即由苏格拉底和笛卡儿阐明的欧仁家族等级，而把他们的所有其他同学贬到更低的等级，如贬到在无限中浮游的马拉纳族，或在蓝天中飘浮的莫蒂默族之中。有些同学显得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我呢，把自己排在性情中的女人即有前途的女人一类。艾尔博还让我看超感觉的主要动物的画像：啃自己脚的垂首及地的长颈怪兽、用肠鸣声表达思想的腹鸣怪兽。夏尔·杜·博斯、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以及《新法兰西杂志》的大部分合作者，均属于这一类。“我告诉你吧，任何等级思想都是无法忍受的悲哀——这是欧仁的第一个教训。”他鄙视科学和工业，嘲笑所有的普世道德，唾弃拉朗德的逻辑学和戈布罗的《逻辑学论》。艾尔博对我解释说，欧仁设法使自己的生命致力于一个独特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对独特的“理解”。我嘛，并不反对这个想法，甚至想利用这个想法建立一种多元道德论，使我能够接受并解释雅克、莎莎和艾尔博本人等如此不同的态度。我确信，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法则，这个法则像绝对命令一样严格。尽管它不具有普遍性，但人们只能根据每个人的独特规范，对其表示谴责或赞成。艾尔博完全不欣赏这种系统化的努力，生气地对我说：“这正是我讨厌的那类思想。”不过我热心地赞同他的神话，使我得到了原谅。我很喜欢欧仁，他在我们的交谈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显然这是科克托的一个创造。但是艾尔博为他设想了一些富有诱惑力的冒险，巧妙地利用欧仁的权威反对索邦大学的哲学，反对等级、理性、权势、愚昧和一切庸俗的东西。
艾尔博炫耀地崇拜三四个人，而蔑视其余所有人。他的苛刻令我高兴。我欣喜地听见他把布朗舍特·韦斯批得体无完肤；我任由他去对付克莱劳。他不攻击普拉德勒，尽管对普拉德勒一点也不欣赏。每当看见我在索邦或在高师与某个同学在一起说话时，他就轻蔑地离得远远的。他责备我宽容。一天下午在国家图书馆，那个匈牙利学生打扰我两次，请教法语的微妙之处：他想弄明白的事情有一点是，在一篇论文的序言中可不可以用“面首”这个词。“所有这些人纷纷来找你！”艾尔博对我说，“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匈牙利人都勾引你两次了！还有克莱劳和你所有那些女朋友！你把你的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你不是善解人意就是不可原谅！”他并不厌恶莎莎，尽管他觉得莎莎太严肃。我对他谈到斯蒂法时，他用责备的口气说：“她对我飞媚眼！”爱挑逗的女人他不喜欢，因为她们越出了女人的本分。又一次他有点不高兴地对我说：“你是一帮人的捕猎对象。我寻思在你的世界里剩下给我的还有什么位置。”我叫他放心，他完全知道，留给他的位置是宽广的。
他越来越令我喜欢，他的可爱之处在于，透过他，我喜欢我自己。其他人都一本正经地对待我，而他觉得我让他开心。出了图书馆，他愉快地对我说：“你走得真快！这我倒挺喜欢，好像我们要赶到某个地方去似的！”又一次他对我说：“你这个奇特的沙哑嗓音。不过它挺好，你的嗓音，但是它沙哑。它使我们——萨特和我，非常开心。”我发现我有一种步伐、一种嗓音，这倒新鲜。我开始用心地打扮自己，他用一句赞扬的话奖赏我的努力：“这个新发型，还有这白衣领，对你非常合适。”一天下午在王宫花园，他困惑地对我说：“我们的关系不寻常。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从未有过女性的友谊。”“这可能是因为我不是很有女人味吧。”“你？”他说着大笑起来，笑的样子使我很惬意，“不。这多半是因为你无论什么事物都容易接纳，这样大家立刻就平等了。”起初他亲切地称呼我“小姐”。有一天他在我的日记本上用粗体字写道：“波伏瓦=海狸。”他说：“你是海狸。海狸成群出行。它们具有建设的头脑。”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很有默契，只听半句话就明白对方的意思。然而，事物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触动我们。艾尔博熟悉乌泽什，与他妻子在那里小住过几天。他很喜欢利穆赞。可是当他那富有说服力的声音，使荒原上耸立起史前墓遗迹、糙石巨柱和有巫师采摘槲寄生的森林时，我惊愕不已。他经常沉浸在历史的遐想之中。在他眼里，王宫花园里有着许多高贵的幽灵。而我呢，往昔令我无动于衷。相反，鉴于他冷漠的语调和无拘无束的态度，我觉得艾尔博的心肠是相当硬的。当他说他喜欢《忠贞的仙女》《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大个子莫林》时，我十分感动。当我们谈到阿兰-傅尼埃时，他现出激动的样子喃喃地说：“有一些值得羡慕的人。”沉默一会儿，他又说：“实际上，我比你更爱用脑，然而起初，我发现我一样敏感，但我不肯承认。”我对他说，我常常仅仅因为生存着就感到陶醉。“而我有一些美妙的时刻！”我说。他摇摇头说：“但愿如此，小姐，你配得上嘛！我嘛，没有美妙的时刻，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不过，我所做的事情了不起！”他用一个微笑否认自己最后这句话是吹牛，可是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呢？“不应该对我作出裁决。”有时他对我说。我搞不清楚他这是请求还是命令。我乐于信任他。他对我谈他要写的书，也许它们会真的“了不起”吧。他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困惑：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主义，他把赌注下在社会成功上面。我根本没有这种雄心壮志。我既不贪图金钱、荣誉，也不汲汲于名望。我害怕用“肠鸣音”说话，虽然我常提到“拯救”“内心完善”这些字眼，它们反复从我笔端流露在我的日记里。不过应该承认，对自己所称的“我的命运”，我保留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想法。艾尔博关心他为自己在别人眼里塑造的形象；他将来要写的书，他只是作为他这个人物的因素加以考虑的。在这方面，我的固执绝不能松动。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与不可靠的公众的认可绑在一起。
我们很少谈我们的个人问题。然而有一次艾尔博无意中说欧仁并不幸福，因为冷漠无情是一种他达不到的理想。我向他吐露说，我很理解欧仁一类的人，因为我的生活中就有过一个。“欧仁一类的人与性情中的女人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别扭的，”他说道，“因为性情中的女人想吞噬一切，而欧仁一类的人反抗。”“啊！这一点我注意到了！”我说。他笑了很久。我便慢慢地把我和雅克的故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他催促我嫁给雅克；不嫁给他，嫁给别人也行。他补充说：女人嘛，就应该结婚。我惊讶地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他的看法几乎与我父亲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一个男人到十八岁还是处男，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神经有毛病的人。但是他主张女人只有合法地结了婚，才能献身于人。我不赞成有两套衡量标准。我不再责怪雅克。但现在我就是同意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肉体。我很喜欢迈克尔·阿伦一本题为《绿毡帽》的小说。一个误会使女主人公艾丽斯·斯托姆和她年轻时的至爱内皮尔分了手。她从来没有忘记他，尽管她与许多男人睡觉。为了结束这一切，她不是从一位可爱而深情的妻子身边把内皮尔抢走，而是开车撞树自杀。我欣赏艾丽斯，欣赏她的孤独、放纵和十足的高傲。我把这本书借给艾尔博。“我对水性杨花的女人没有好感。”他把书还给我时对我说。然后笑一笑又说：“我希望一个女人讨我喜欢，但是我没法尊重一个让我占有过的女人。”我气愤地说：“不可能占有一个斯托姆那样的女人。”他说：“任何女人都不可能忍受男人的接触而不遭受恶果。”他一再对我说，我们的社会只尊重结了婚的女人。我不在乎受不受到尊重。与雅克一块生活或嫁给他，这是一回事。不过在可以把爱情和婚姻分开的情况下，现在觉得这倒是更可取。一天，我在卢森堡公园里看见尼赞和他的推着一辆婴儿车的妻子。我强烈希望这种情景在我的未来不会出现。夫妻双方被一些物质的限制牢牢地拴在一起，我觉得难以忍受。相爱的人之间唯一联系的纽带应该是爱情。
因此，我并非毫无保留地与艾尔博融洽相处。他毫无意义的雄心壮志、他尊重的某些习俗，有时还有他的审美观，都使我感到困惑。我想，如果我们俩都是自由身，我不会愿意把我的生活和他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把爱视为完全的承诺。因此我不爱他。不过，我对他所怀的感情，奇怪地让我想起雅克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每次离开他时，我就盼望下次和他会面。我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脑子里想的一切事情，都非和他讲不可。每当我们聊完了，并排坐下来学习时，我就心情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分手在即，而且我根本不确定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这种不确定令我黯然神伤。有时我苦恼地感受到我的友谊的脆弱。“今天你很忧郁！”艾尔博亲切地对我说，他正想办法让我恢复好心情。我勉励自己这样过一天算一天，既不抱希望，也不怀恐惧。这样得过且过，给我带来的只有快乐。
快乐占了上风。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在卧室里按照大纲复习功课，记起了我准备中学会考时那段和现在完全一样的时光。我心里同样平静，同样充满热情。十六岁以来我变得充实多了！我给普拉德勒寄封信，敲定一次约会，信的末尾我这样写道：“愿我们幸福！”他提醒我，两年前我曾经要求他让我提防幸福。他的警惕性令我感动。但是这句话的含义变了：这不再是一种放弃、一种麻木，因为我的幸福不再取决于雅克。我作出了一项决定：来年，即使我考试不及格，我也不会留在家里；如果我获得了教师资格，我也不会谋求职位，不会离开巴黎。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将自己安一个家，去做家庭教师维持生计。祖母在祖父去世后，一直出租房屋。我去她家租一个房间，这样我就可以完全保持独立，而又不让父母担心。父母同意了。挣钱、外出、接待朋友、写作，获得了自由：这一回，生活真的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