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妹妹也卷进了这个未来之中。当夜幕降临时，我们在塞纳河畔畅谈我们扬眉吐气的明天，畅谈我的书、她的画、我们的旅行，还有世界，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流水中抖动着立柱的倒影，上面的桥上人影幢幢。我们让黑色的面纱遮住眼睛，使景象变得更加光怪陆离。我们常常把雅克也吸收到我们的计划里；我们谈论他，不再是作为我生活中的爱人，而是当做我们的大表兄，我们青年时代的主人公。
“我嘛，明年就不在这里了。”勉强地通过了考试的丽莎对我说。她在西贡谋求到一个职位。普拉德勒大概猜到了她的秘密，躲着她。“唉！我真不幸！”她带着一丝苦笑自言自语。我们经常在国家图书馆和索邦大学相遇，在卢森堡公园里喝柠檬汁，或者黄昏时分，在丽莎那间饰有粉色和白色刺李花的房间里吃橘子。一天，我们和克莱劳在索邦大学聊天时，普拉德勒急切地问我们：“你们心里喜欢什么？”我骗他说：“喜欢另一个男人。”丽莎回答说：“我嘛，喜欢的是出路。”另一次她对我说：“你的长处是，从来什么也不拒绝，总是让所有门敞开着。我呢，总是在外头，随身带着一切。我哪里想得到某一天进到你家里呢？或者是你来了，你想等待？当主人不在的时候，人们的确会想他随时会回来的。可是不是人人都会这样想……”有时，晚上穿着细布睡衣时，她几乎显得漂亮，可是劳累和绝望使她显得面容憔悴。
普拉德勒从不提丽莎的名字，相反却常常对我提到莎莎。“把你那位朋友带上吧。”他邀请我参加加利克和盖昂诺的一次辩论会时，这样对我说。莎莎在我家吃晚饭，和我一块去富尔街。会议由马克桑斯主持，参加者有让·达尼埃鲁、克莱劳和其他思想正统的高师学生。我记起三年前加利克的报告会，那时他在我眼里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世界里的半神，而雅克在那里到处跟人握手。而今天，我握了很多人的手。我仍欣赏加利克热情、充满活力的声音，不幸的是，他的话让我觉得愚蠢。这些与我整个过去联系在一起的激进天主教徒，现在我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多么陌生！当盖昂诺发言时，《法兰西行动》报的一些粗鲁的大个子向他起哄，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们静下来。加利克和盖昂诺一块去附近一家小酒馆喝酒去了，听众也都散去。尽管正下雨，普拉德勒、莎莎和我，我们还是走上圣日耳曼大街和香榭丽舍大街。我这两个朋友比平常更爱打趣，两个人联合起来拿我寻开心。莎莎叫我“无德贵妇”。这是《绿毡帽》里艾丽斯·斯托姆的绰号。普拉德勒则更厉害，说：“你是一个性情孤独的贵妇。”他们的串通一气使我开心。
尽管这个晚上的辩论会可说是一场惨败，但几天后莎莎还是激动地对我表示感谢。她突然决定性地明白了，她永远不会接受她的阶层要求她的心灵和精神的萎缩。普拉德勒和我接受学位考试的口试，她来观阵。我们三个人去艾芙丽娜饮茶，庆祝我们考试成功。我组织了艾尔博所称的“布洛涅森林大派对”。一个美丽温煦的黄昏，莎莎、丽莎、我妹妹、若若、普拉德勒、克莱劳、莎莎的第二个弟弟和我，我们在湖上泛舟。我们进行划船比赛，笑声阵阵，歌声不断。莎莎身穿一袭粉红色绸连衣裙，头戴一顶小草帽，一双黑眼睛闪闪发光，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漂亮。普拉德勒和我刚建立友谊的时候，他的快乐曾让我心里充满阳光，现在我发现他依然那么快乐、容光焕发。我一个人与他们两个人坐在一条船里，再次对他们的串通默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有点惊讶：这天晚上，他们那样热烈地流露出对我的感情。他们注视着我，对我微笑，和我说一些温馨的话，而他们之间还不敢这样。第二天我陪莎莎开车去购物，她怀着仰慕之情对我谈到普拉德勒。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结婚的想法越来越让她反感，她绝不甘心嫁一个凡庸之辈，但也觉得自己不配得到一个真正出色的男人的爱。我又一次没有猜到她郁郁寡欢的真正原因。说实话，我尽管对她怀着友谊，但还是有点心不在焉。教师资格考试第三天就开始了。我对艾尔博说了再见。多长时间才能再见？考试期间我瞥见过他。再说，他打算离开巴黎，返回来后，又要和萨特、尼赞一块准备口试。过去啦！我们在国家图书馆一起走过的日子。我多么留恋啊！然而第二天，“布洛涅森林那帮人”聚在枫丹白露森林里野餐时，我的心情却十分愉快。普拉德勒和莎莎兴高采烈。只有克莱劳显得闷闷不乐。他殷勤地追求我妹妹，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应该说，他行事的方式有点怪。他带我们去一家面包店后间喝饮料，擅自招呼：“来三杯茶！”“不，我喝柠檬汁。”宝贝蛋说。“茶更清凉解渴。”“我更喜欢柠檬汁。”“好！那就来三杯柠檬汁。”他生气地说。“你还是喝茶吧。”“我不想与众不同。”他老是想象自己失败了，因而心怀不满，又不时给我妹妹寄气压传送信，对自己脾气不好表示歉意，保证他会成为一个快乐的伙伴，从今以后尽量表现得自然。可下次相见时，他强装出来的热情洋溢使我们心都凉了，而他的脸又气愤地抽动起来。
“祝你好运，海狸。”我们在索邦大学图书馆坐下来时，艾尔博非常亲切地对我说。我把一个装满咖啡的热水瓶和一盒奶油糕往旁边一放，只听见拉朗德先生宣布考题：《自由与偶然性》。所有的目光都盯住天花板，然后所有的钢笔开始动起来。我写了好几页，觉得进展蛮顺利。下午两点，莎莎和普拉德勒来找我。我们在花神咖啡馆——当时只是一间小区里的小咖啡馆——喝了一杯柠檬汁之后，去卢森堡公园里散步了好长时间。公园里开满大丛黄色和淡紫色的蝴蝶花。我与普拉德勒有一场温和而尖锐的争论。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一直存在歧见。他认为，幸福与不幸、信教与不信教、任何一种感情与没有这种感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我则狂热地持相反的看法。尽管艾尔博责备我与什么人都交往，不顾自己的名誉，而实际上我把人分成两类：对少数人我有着强烈的眷恋感；对大部分人我抱着鄙视的冷漠态度。普拉德勒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个篮子里。两年来，我们双方的立场都变得更坚定了。前两天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批评我说：“我们在许多事上有分歧，比你想象的多得多，而我没想到这么多……我不能容忍，你的同情心竟如此狭隘。不把所有人全都网在同一张爱的网里怎么生活？可是一提到这些事情，你就很不耐烦。”最后他真诚地写道：“尽管你的狂热无意中使我感到尴尬，而且与我那样背道而驰，但我还是对你抱着最深挚的和最难以解释的友谊。”这天下午，他再次向我宣传对人类的怜悯之心。莎莎谨慎地支持他，因为她遵守福音书的训诫：不要评判。我呢，认为人没有恨就没有爱，譬如我爱莎莎，但厌恶她母亲。普拉德勒离开我们时，我们双方，无论是他还是我，都寸步未让。我和莎莎在一起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候。她对我说，这是头一回，她没有感到她是普拉德勒和我之间的第三者，她深受感动。“我没有想到存在普拉德勒这么好的小伙子。”她冲动地说。
第三天，我结束最后一场考试出来时，他们在索邦大学的院子里一边等我，一边热烈交谈。考完了，真如释重负！晚上父亲带我去“红月亮”，然后我们去利普吃荷包蛋。我一觉睡到中午。午饭后，我上贝利街莎莎家。她穿一套新连衣裙，披着有黑白图案的蓝色纱巾，头戴一顶阔檐遮阳女帽。自初夏以来，她真像鲜花绽放了似的。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漫步时，她对自己重新焕发了青春感到惊异。两年前她与安德烈分手时，觉得从今以后自己只能苟延残喘了。可是现在她怡然自得地感到，自己又像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岁月一样愉快了。她恢复了对书籍、思想和对自己想法的兴趣。尤其她怀着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信考虑未来了。
同一天将近午夜，我们从农夫电影院出来，普拉德勒告诉我他多么尊重我的这位女友：她从来只谈论她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事情，谈论她真诚感受到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她常常保持沉默，但她说的每句话都有分量。他也欣赏她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仍表现得和平常一样。他要我再邀请她和我们一块散步。我兴冲冲地回家，回顾这个冬天，每当我告诉他莎莎的情况时，普拉德勒都听得那么认真；而莎莎在她的每封信里，也很有好感地说几句有关他的话，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他们相互爱上了。我重视的愿望之一实现了：莎莎将生活幸福！
第二天早上母亲告诉我，我去农夫影院看电影时，艾尔博来过家里。我感到尤为懊恼的是，离开考场时没有见到他，而他对自己的考试不满意，也没有和我约定见面的时间。将近中午时分，我带着失望，下楼去买心形奶油，竟在楼梯下遇到了他。他请我吃午饭。我很快买好东西。为了不改变习惯，我们去百合花餐馆。他对我父母对他的接待感到欣喜。我父亲对他说了一些反对军国主义的话，艾尔博表示完全赞同。他明白自己受到愚弄时，哈哈大笑。第二天，他出发去巴尼奥勒-德洛纳和他妻子会合。过了十来天他回来后，就与萨特和尼赞一起准备参加口试；他们真诚地邀请我加入他们之中。这期间萨特想认识我，提出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和我见面。可是艾尔博叫我别去，认为萨特利用他不在的时机，想独霸我。“我不愿意让别人碰我最珍惜的感情。”艾尔博用串通一气的口气对我说。我们决定由我妹妹在预定的时间和地点去见萨特，告诉他我突然去了乡下，由她代替我和他一块出去。
这样，我不久就能再见到艾尔博。我被他那一伙接受了，心花怒放。我从容不迫地着手准备口试，一边看令自己开心的书、闲逛、享受愉快的时光。在宝贝蛋和萨特在一起那个晚上，我回顾刚过去的一年和我的整个青年时代，满怀激情地考虑着未来：“奇怪啊，我确信自己内心的财富将被世人接受，我说的话将有人倾听，我的一生将成为其他人汲取的源泉，总之这是一种使命的确信……”我情绪激昂，像我沉醉于宗教时一样激昂，但并未离开大地。我的王国最终是在这个世界上。妹妹回来后，祝贺我留在家里是个明智的决定。萨特彬彬有礼地相信了我们的谎话，带她去看电影，表现得很可爱，但他们没有怎么交谈。“艾尔博所讲的萨特的一切，都是他编造的。”妹妹对我说。她对艾尔博有了些了解，觉得他挺好玩。
我利用闲暇时间，恢复与一些人多少已经淡化的交往。我去看望朗贝尔小姐和苏珊娜·布瓦格。朗贝尔小姐见我泰然自若，未免诚惶诚恐；布瓦格沉迷于夫妻生活的幸福之中，而失去了情趣。里斯曼越来越闷闷不乐，和他在一块感到无聊。斯蒂法销声匿迹两个月了，把家安在蒙特鲁日。费尔南多在那里租了一间画室。我估计他们生活在一起，她不再见我是为了对我掩盖她行为的不端。她重新出现时戴了一枚结婚戒指。她早上八点钟就来找我，我们在一家俄式餐馆多米尼克吃午饭。这家餐馆是几个星期前在蒙帕纳斯新开张的。整个白天我们一块散步、聊天，晚上在她的挂浅色乌克兰壁毯的单间公寓里吃晚饭。费尔南多从早到晚作画，进步很大。几天后他们举行了一个婚礼晚会。出席晚会的有俄国人、乌克兰人、西班牙人，似乎都是画家、雕塑家或音乐家。大家喝酒、跳舞、唱歌、化装。斯蒂法不久就要与费尔南多去马德里，打算在那里定居下来。她把心思全花在了旅行准备和家务上。我们的友谊以后可能会得到更新，现在是靠回忆滋养。
我继续经常与普拉德勒和莎莎一块外出，现在是我有点觉得像个插足者了，因为他们相处是那么融洽！莎莎还没有爽快地承认自己的愿望，但从这种愿望中汲取了反抗母亲干涉的勇气。马比耶太太正在为她谋划一桩婚事，不停地烦扰她。“你对那个小伙子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妈妈，可是我不爱他。”“孩子，女人无所谓爱不爱，爱是男人的事。”马比耶太太劝说道。说着她火起来：“你既然对那个小伙子没有任何意见，为什么不肯嫁给他呢？你姐姐与一个不如她聪明的男人不是蛮合得来吗？”莎莎向我讲述这些争论时，更多的是带着沮丧而不是嘲讽，因为她并不是随意对待母亲的不满。“我争吵得累极了，早两三个月，我也许已经让步了。”她对我说。她觉得她那个求爱者还相当可爱，可是她无法想象他能成为普拉德勒或我的朋友。我们的聚会中没有他的位置；她不愿意接受一个她不如对其他人那样尊重的男人做自己的丈夫。
马比耶太太大概想到女儿如此固执的真正原因了。当我去贝利街按门铃时，她迎接我的是副冷面孔，而且不久便反对莎莎与普拉德勒相会。我们计划了第二次去划船，出游前两天，我收到莎莎一封气压传递的信：“我刚刚与妈妈有一次谈话，星期四绝不可能和你们一块去划船了。妈妈明天上午要离开巴黎。她在家里，我可以和她争论，与她对抗；可是利用她给我的自由做一件她完全不喜欢的事情，这我做不到。放弃星期四晚上的活动我很难过，本来我希望重温与你和普拉德勒在布洛涅森林度过的美妙时刻。母亲对我说的话使我陷入了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刚才我差点去了随便一所修道院，去待上三个月，在那里人家会让我清静的。我还在考虑去不去，惶惶不可终日……”
普拉德勒愁肠百结。“请你拿出对马比耶小姐的崇高友谊来吧，”他给我写信说，“我想我们完全可以不让她违背自己的诺言，而在光天化日之下相会，就像偶然遇到的。”他们在国家图书馆重逢了。我重新开始来这里学习。我和他们一块吃午饭，然后他俩就双双单独去散步了。七月底之前，他们单独见了两次面。莎莎激动不已地对我宣布：他们相爱了；等到普拉德勒获得教师资格并服完兵役，他们就结婚。但莎莎害怕母亲反对。我说她不该悲观。她不再是个女孩子，马比耶太太无论如何会希望她幸福、会尊重她的选择。她有什么好反对的呢？普拉德勒出身于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是一个遵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很可能前程远大，无论如何教师资格能确保他有一个体面的地位。丽丽的丈夫也不是非常富有嘛。莎莎直摇头，说：“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我们圈子里婚姻不是这样促成的！”普拉德勒是通过我认识莎莎的，这是不祥之兆。其次，订婚之后要等很长时间才结婚，也会使马比耶太太不安。但主要的，莎莎固执地对我重复道：“是不能这样做。”她决定等到开学后再跟母亲谈，但打算在暑假期间与普拉德勒通信。这样做，马比耶太太可能会发现，那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尽管忧心忡忡，一到劳巴尔东，莎莎就觉得充满了希望。她给我的信里写道：“我确信我能够自信地等待并忍受许多烦恼和矛盾，如果这烦恼和矛盾是无法避免的。生活是美好的。”
艾尔博七月初回到巴黎，给我捎了张便条，约我晚上会面。父母不赞成我与一个已婚男人外出。不过我马上就要脱离他们了，他们差不多已经放弃干涉我的生活。因此我还是与艾尔博去看了电影《朝圣者》，然后去利普吃晚饭。他对我讲述了欧仁最新的冒险，并教我玩“巴西埃卡泰牌”，这是他发明的一种纸牌游戏，能确保他每赌必赢。他告诉我：“星期一上午，那两个小人物同学在大学城等我，他们指望我帮助他们研究莱布尼兹。”
进入萨特的房间，我有点吓坏了。满屋子乱七八糟全是书和纸，每个角落都扔满烟头，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萨特客套地接待我。他抽烟斗。尼赞一言不发，叼烟卷的嘴角持着睥睨的微笑，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窥视着我，那神态颇费思量。整个一天我都怯生生地发呆，对《形而上学言论集》发表议论。傍晚，艾尔博送我回家。
以后我每天都来，很快就不感到拘束了。莱布尼兹令我们厌烦，因此我们认定对他的了解已经够了。萨特负责给我们讲解《社会契约论》，对这本书他有独特的见解。说实话，对所有作者，对教学大纲的方方面面，他远比我们知道得多，我们只有洗耳恭听。有时我试图争论，绞尽脑汁，固执己见。“她倒是爱钻牛角尖！”艾尔博愉快地说，而尼赞则全神贯注地端详自己的指甲。可是萨特总占上风。没法怪罪他。他尽量让我们分享他的学识。“这是一位出色的知识引导者。”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对他的慷慨极为惊讶，因为这些讲解并不能让他学到任何东西，他花上数小时毫不计较地付出。
我们经常是上午学习。在大学城餐厅或孟苏里公园旁边的夏宾餐馆吃过午饭，下午我们休息很长时间。尼赞的妻子，一个感情丰富的褐发美人儿，经常来加入我们。奥尔良门有市集。我们去那里玩日式台球、微型足球或者射击、抽彩，我赢过一个玫瑰色的大瓷瓶。我们挤在尼赞的小汽车里，去巴黎转一圈，我们随意停下来，在露天座喝一杯啤酒。我参观了高等师范学校的宿舍和房间，照例爬上屋顶。在这些兜风过程中，萨特和艾尔博扯开嗓子唱他们即时现编的曲子。他们根据笛卡儿作品中一章的题目，作了一首赞美歌：《再论上帝的存在》。萨特有一副好嗓子，会唱许多歌曲，包括《老人河》和流行的所有爵士乐歌曲。他演喜剧的才能闻名于整个高师，每年的歌舞杂耍演出，都是他扮演朗松的角色。在《美人儿艾莱娜》和一九〇〇年代抒情歌曲的演出中，他取得了火爆的成功。他唱够了，就拿一张唱片往唱机的唱盘上一放，我们便听索菲·塔克、莱顿、约翰斯顿、杰克·希尔顿、勒韦雷兄弟的歌曲和美国黑人唱的圣歌。每天他房间的墙上都要增加几幅新颖的画，画的是抽象的动物、欧仁的新功勋。尼赞擅长画莱布尼兹的肖像，故意把他画成神甫，或者让他头上戴顶蒂罗尔人的帽子，屁股上带有斯宾诺莎的一个脚印。
有时我们不去大学城而去尼赞的书房。他住在妻子的父母家里——瓦文街的一座贴瓷砖的楼房里。他书房的墙上有一幅列宁画像、卡桑德尔的一幅招贴画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我欣赏超现代的家具和精心保存的藏书。尼赞是三人帮中的先锋，与文学界交往，加入了共产党。他向我们介绍爱尔兰文学和美国新的小说家。他了解最新的时尚，甚至了解明天的时尚。他带我们去阴暗的花神咖啡馆，“给双叟咖啡馆开个玩笑。”他狡狯地咬着指甲说。他正准备写一本抨击官方哲学的小册子和一本论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的论著。他很少笑，但经常露出凶恶的微笑。他的谈吐吸引我，但我和他交谈有些困难，因为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冷嘲热讽模样。
我怎么这么快就适应了呢？艾尔博小心翼翼地不顶撞我，但是当他们在一起时，这三位小人物同学并不克制。他们的语言常带有挑衅性，他们的想法不容置疑，他们的评判不容异议。他们嘲笑资产阶级的秩序，拒绝参加预备军校学员的考试。在这方面我跟随他们没有困难。但是在许多问题上，我仍然受到资产阶级理想化的蒙骗，而他们无情地戳穿所有理想主义，嘲笑高尚的灵魂、高贵的灵魂以及情绪、内心生活、文学作品中神奇的成分、奥义、社会精英。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他们的言论、态度、戏谑中表现出人并非精神，而是被欲望折磨、被置于激烈冒险之中的肉体。一年前，他们还让我害怕，但开学以来我已经有所进步，经常渴望比我平常所汲取的内容更充实的精神食粮。我很快明白了，我这几位新朋友邀请我进入的世界，之所以令我觉得粗俗，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掩盖。总之，他们要求我敢于得到自己一直想得到的东西，敢于正视现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下定决心这样做了。
“我非常高兴你与几个小人物同学相处得很好，”艾尔博对我说，“不过……”“好啦，”我说，“你们，是你们。”他微笑着说：“你永远不会是小人物同学，你是海狸。”他说，他嫉妒，在友谊和爱情上同样嫉妒，要求别人公平对待他，坚决维护他的特权。头一回谈到大家一块出去时，他摇摇头说：“不。今晚我要和波伏瓦小姐去看电影。”“好，好。”尼赞讥讽道。“算啦。”萨特和善地说。这一天艾尔博闷闷不乐，因为他担心考试考砸，还有与他妻子有关的什么原因。看完巴斯特·基顿的一部电影，我们进到一家小咖啡馆里坐下，交谈不活跃。“你不觉得烦闷吧？”他有点焦急但很殷勤地问我。“不。”我答道。但他的担心使我与他拉开了点距离。白天借口帮他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他在一起，他和我又亲近了。他在瓦诺街一家小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们就是在那里工作，但时间不长，因为亚里士多德使我们厌烦。他让我读我一无所知的圣琼·佩斯《阿纳巴斯》的片断，又让我看米开朗琪罗的《女预言家》的复制品。然后他对我谈起了他与萨特和尼赞的不同之处。他毫不隐讳地享受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快乐，如艺术作品、大自然、旅行、男女私情和性快乐等。“他们呢，总想究根问底，尤其是萨特。”他对我说。接着用赞赏而生畏的口气说：“萨特可能除了睡觉之外，所有时间都在思考！”他同意让萨特和我们一块度过七月十四日的夜晚。在一家阿尔萨斯餐馆吃过晚饭后，我们坐在大学城草坪上观看烟火。然后，以豪爽闻名的萨特让我们上了一辆出租汽车，去蒙帕纳斯街的法尔斯塔夫酒吧，请我们畅饮鸡尾酒，直到凌晨两点。他们竞相表现得殷勤，给我讲了一大堆故事。我无比高兴。我妹妹弄错了，我觉得萨特比艾尔博还更会逗人开心。不过我们三个都同意，艾尔博在我们的友谊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在街上，艾尔博炫耀地挽着我的胳膊。随后几天，他比以往更公开地表现出对我的喜爱。“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海狸。”他对我说。由于我和萨特要去尼赞那里吃晚饭，而他没有空，他便以温和的口气专横地对我说：“今晚上你会想我的吧？”对他的语气变化和皱眉头，我十分敏感。一天下午我和他在国家图书馆大堂里聊天时，普拉德勒和我们打招呼，我愉快地和他答话，艾尔博生气地和我说声再见，把我撂在那里便走了。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感到难过。傍晚再见到他时，发现他对所达到的效果显得满意。“可怜的海狸！我可恶吧？”他愉快地对我说。我带他上斯特力克斯咖啡馆，他觉得这里“奇特得令人心醉神迷”。我给他讲述了我过去那些越出常规的行为。“你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对我说。接着，谈起他自己、他在乡下度过的童年、来到巴黎之初以及他的婚姻。我们从来不曾如此亲密地交谈过。但是我们都忐忑不安，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知道笔试的结果了。艾尔博如果不及格，就会立刻动身去巴尼奥勒-德洛纳，明年不管怎样都要在外省或国外找一份工作。他许诺这个夏天去利穆赞看我。不过某种事情结束了。
第二天我去索邦大学，心怦怦直跳，在大门口遇到萨特。他说我、尼赞和他可参加复试。艾尔博初试没通过。他当天傍晚就走了，我都没有见到他。“你转告海狸，我衷心祝她幸福。”他在给萨特通知行程的快信里这样写道。一个礼拜后他才重新出现，但只待了一天。他带我去巴尔扎尔酒吧。“你喝什么？”他问道。随后补充说：“过去我和你在一起时，你喝柠檬汁。”“你永远和我在一起。”我说。他露出了微笑：“这正是我想听到你对我说的话。”但是，我们两个都知道我说的是假话。
“从现在起，你就由我负责了。”萨特在告诉我可参加复试时，这样对我说道。他对女性的友谊抱有兴趣。头一回我在索邦大学看见他时，就见他头戴一顶帽子，正热烈地与一位准备应试教师资格的瘦高个子女人交谈。那女人给我的印象挺讨厌，很快就不讨他喜欢了。他和另一个更漂亮的女人交上了朋友，但这个女人老是制造麻烦，他很快也与她翻了脸。艾尔博和他谈起我，他立刻就想认识我，现在独霸了我，很是高兴。我呢，现在觉得，凡是不与他在一起的时间，都白白浪费了。在口试的那半个月里，除了睡觉之外，我几乎没离开过他。我们一起去索邦大学参加考试，听同学们谈教训，与尼赞夫妇一块外出。我们与阿隆和波利泽去巴尔扎尔酒吧喝酒，前者正在气象局服兵役，后者加入了共产党。通常是我们两个单独溜达。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萨特为我买了《帕尔达扬》和《方托马斯》。他喜欢这几本书远远胜过里维埃和傅尼埃的《通信录》。晚上他常常带我去看美国西部片。我像刚入门者一样热衷于这些影片，因为此前我的兴奋点主要在抽象影片和艺术影片。我们常常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喝咖啡，或者在法尔斯塔夫酒吧喝鸡尾酒，我们边喝边聊天，一聊就是几个钟头。
“他从不停止思考。”艾尔博对我说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时刻分泌出公式和理论。他厌恶学究气。不过他的思想总是处于警觉状态。他从不麻木不仁，浑浑噩噩；从不逃避责任，躲躲闪闪；从不停滞不前，谨小慎微，崇拜权威。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从来不认为任何东西会自动得到。面对一个客体，他不会因为一个传言、一句话、一个印象、一个先入之见而回避它，而是对它进行观察，不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各种含义，绝不放弃。他并不考虑应该思考什么，思考什么有趣、机巧，而只考虑他所思考的。因此，他使那些渴求可靠的美的美学家失望。对巴吕兹的连篇空话赞叹不已的里斯曼，两年前听了他的一个报告，愁眉不展地对我说：“他没有天才！”在上“分类”课的课堂上，他真诚得一丝不苟，使我们的耐心在这一年受到考验，最终使我们不得不感兴趣。他总是使不拒绝新鲜事物的人感兴趣，因为不追求标新立异，他也就不会堕入任何因循守旧。他顽强、纯真的注意力使他得以在纷繁中抓住活生生的事物。与他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比较起来，我这可怜的世界显得多么狭小！后来只有某些疯子使我产生过一种类似的卑微之感，因为他们在一个玫瑰花瓣中发现了错综复杂、见不得人的阴谋。
我们经常谈论许多事情，但其中有一个话题特别使我感兴趣：我自己。其他人声称解释我是什么样的时，总把我归并到他们的世界里，因而令我恼火。萨特则相反，力图让我处在我自己的体系之中，他根据我的价值、我的计划来理解我。当我对他讲述我和雅克的故事时，他听得兴味索然。像我这样教养大的一个女子，要回避婚姻恐怕是困难的，但他认为婚姻没有多大好处。我无论如何都应该保持自己身上最值得重视的东西，保持自己对自由的兴趣、对生活的热爱，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和写作的意愿。他不仅鼓励我这样做，还表示愿意帮助我。他比我大两岁——他充分利用了这两年时间——起步更早也更良好，在所有方面他都知道得更多。但是他自己承认、我也看得很清楚的他的真正优势，是那种沉静而疯狂的热情，激励他将来著书立说。过去，我看不起那些不能像我一样热情地玩槌球游戏或学习的孩子，可是现在我遇到了一个人，在他眼里我狂热的努力倒显得畏缩不前了。的确，拿我和他比，我的狂热只不过像温吞水！我以为自己与众不同，因为我不能想象活着而不写作。可是，萨特只是为写作而活着。
当然，他并不打算过书斋文人的生活。他厌恶例行公事、等级森严，厌恶职业、家庭、权利和义务，厌恶生活中一切正经八百的东西。他很不愿意接受要有一个职业、有同事、有上司、有要遵守或要强加的规矩这种观念。他永远不会成为人父，甚至不会成为一个结婚的男人。他怀着当代的浪漫主义，以二十三岁的年龄，梦想着伟大的旅行。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将和装卸工亲如兄弟；在贫民窟，他将与拉皮条者一醉方休；他将周游世界，无论是印度的贱民、希腊圣山的东正教神甫，还是纽芬兰的渔夫，对他而言都不再神秘。他不会在任何地方扎根，不会让任何占有物妨碍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徒劳无益地为自己保持行动自由，而是为了表现一切。所有这些经历应该有益于他的写作，因为他坚决排除有损于他的写作的经历。在这方面，我们顽强地进行争论。至少在理论上，我赞赏严重的越轨、危险的生活、堕落的男人、无节制的饮酒和情欲。萨特坚持认为，当你有某种东西要表达时，任何浪费都是犯罪。在他眼里，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是绝对的目的；它们本身就有着自身存在的理由，有着其创作者存在的理由，也许甚至有着——他没有说，但我估计他深信不疑——整个宇宙存在的理由。玄学方面的争论他不屑一顾。他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感兴趣，同情尼赞的立场。但是他自己的事情是写作，其余的都在其次。此外，当时他多半是无政府主义者，而非革命者。他觉得现在这个样子的社会令人厌恶，他喜欢厌恶这个社会；他所谓“对立的审美观”，能够容忍傻瓜、流氓的生存方式，甚至要求这样的生存方式；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推倒、需要斗争，文学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别，我觉得他和我的态度非常接近。他的雄心没有丝毫的功利色彩。他拒绝我的唯灵论的词汇，但他在文学里所寻求的也正是拯救之道。书籍把必要性引进这个可悲的偶然性的世界，又对作者产生影响。某些事情必须由他说出来，那么他就完全有了生存的理由。他相当年轻，在三杯马丁尼酒落肚之后，听到一支萨克斯曲子，会为自己的命运情怀激荡。但是如果需要，他会同意保持默默无闻。重要的是他思想的胜利，而非他本人的成就。他从来不会暗自说——像我有时那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有“价值”。但是，他认为一些重要的真理，也许甚至认为真理本身，被他发现了；他的使命就是强令世界接受这些真理。在他给我看过的一些笔记本里、在交谈中、在学校的论文里，他坚持不懈地表达了一整套思想，其独特性和严谨性令他的朋友吃惊。趁《文学消息》展开《对今天的大学生的调查》之机，他把这些思想写了一个系统的报告。“我们收到让-保罗·萨特一份非凡的报告。”罗兰·阿利克斯在介绍他的回答时这样写道，并且刊印了这篇报告大段的摘录。的确，其中显示出一整套哲学，与索邦大学教给我们的几乎毫不相干。
“思想的悖论在于，人，其任务是创造生活必需品，无法把自己提高到存在的高度，就像那些预言家，能为别人而不能为自己预卜未来。正因为如此，无论从人的本质讲还是从自然的本质讲，我看到的是悲哀和烦恼。这并不是说，人没有把自己作为一种‘存在’去理解；相反，他竭尽全力在这样做。这就产生了善与恶，产生了致力于人类的思想的人。这是毫无意义的思想。决定论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思想，它奇怪地试图把生存和存在综合考虑。我们像你们所希望的一样自由，可是无能为力……至于其他的，如权力意志、行动、生活等，只不过是一些空幻的观念。没有任何地方有权力意志。一切都太虚弱，因为一切事物都趋向于死亡。冒险——我想说的是，相信种种必然的、也许存在的联系——尤其是一种诱饵。冒险家是冒失的、自以为自由的决定论者。”萨特将他这一代人和前一代人进行了比较，下结论说：“我们更不幸，但更引起好感。”
最后这句话令我发笑。但在与萨特交谈时，我隐约看到了他所谓的“偶然性理论”的丰富内涵，其中已经可以看到他有关存在、生存、必要性和自由的思想的萌芽。我明白，有一天他将写出一部举足轻重的哲学著作。只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因为他无意因袭传统法则，编纂一本理论专著。他既喜欢司汤达，也喜欢斯宾诺莎，不愿意把哲学与文学分开。在他眼里，偶然性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世界实在的一面。必须运用艺术的一切手段，让心灵感觉到他在人身上和事物之中觉察到的这种隐秘“弱点”。这种尝试在当时非同寻常。不可能从任何形式、任何模式汲取灵感。萨特的思想以其成熟让我感到惊讶。相比之下，他表达自己思想的文章之笨拙，则让我感到困惑。为了介绍他的思想的独特本质，他求助于神话。《亚美尼亚人艾尔》就是求助于诸神和提坦——在这种古老的伪装下，他的理论失去了锐利。他知道这很笨拙，但并不为之不安。无论如何，任何成功都不足以建立对未来轻率的信心。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生活展现在他面前，他最终肯定会做成他想做的事情。我没有一刻怀疑过，他的健康体魄和他的愉快心情，能使他经受住一切考验。显然，他的信念包含了百折不挠的决心，将来必然在这一天或另一天，以这种或另一种方式取得成果。
这是平生头一回，我感到有一个人的智力高于我。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加利克、诺迪埃，令我肃然起敬。但那是遥远的、隐约的，我并没有拿自己与他们进行比较。而萨特呢，我每天整天和他较量，在争论中我不是他的对手。一天上午在卢森堡公园美第奇喷泉旁，我对他阐述了多元道德观，这是我杜撰出来，为我所喜欢但并不想效仿的人辩护的。他把我的多元道德观批得体无完肤。我坚持我的观点，因为它允许以我的心灵去判定善与恶。我争辩了三个钟头，但不得不承认失败。其次在交谈中我发现，我的许多看法是建立在成见、不真诚、粗心大意之上的，因此我的推论是蹩脚的，我的观点是模糊的。“我对自己所思考的再也没有信心，甚至再也没有信心去思考了。”我哑口无言地在日记里写道。这之中我丝毫没有考虑到自尊心，而是好奇心远远胜过霸气，学习的欲望胜过出风头的欲望。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孤芳自赏，我发现自己不是独一无二、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突然对自己的真正能力没有了把握，这无论如何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不只是萨特使我不得不谦虚。尼赞、阿隆、波利泽都大大领先于我。我是急急忙忙准备考试；他们的学问比我扎实，他们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新鲜事物，他们有讨论的习惯。我尤其缺乏方法和方向。对我而言，知识的世界杂乱无章如一堆乱麻，我在其中摸索着前进；他们呢，他们的研究至少大体上讲是方向明确的。他们之间已经有重大分歧。大家责备阿隆顺从布兰斯维克的唯心主义，但是所有人都比我彻底得多地得出了上帝不存在的结论，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地上。令我折服的还有，他仍对自己要写的书有相当明确的想法。我呢，曾经反复讲过“我要描述一切”。这太多又太少。我不安地发现，写小说会产生许许多多我不曾想到过的问题。
然而我并没气馁。未来尽管突然显得比我预计的更艰难，但也显得更真实、更可靠。我看到的不再是模糊的可能性，而是看到一个清晰确定的领域展现在我眼前，包括它的问题、任务、材料、手段和阻碍。我不再寻思：做什么？一切都等着我去做，去做我过去希望做的一切：抨击错误，寻求真理，阐明真理，启迪世界，甚至帮助改变世界。我需要时间，需要努力，信守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哪怕是一部分。我无所畏惧。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功，一切皆有可能。
接着，我获得了一个重大机会：面对这个未来，突然我不再孤独一人了。到此时为止，我依恋过的男人——雅克以及程度差一点的艾尔博——都与我不是一类人。他们都无拘无束、不可捉摸，有点前后不一，显示出不祥的魅力。没有可能与他们毫无保留地交流。萨特恰恰满足了我十五岁时的心愿：他是我的分身，在他身上我找得到自己的全部爱好，而且达到极致。和他在一起，我永远可以分享一切。八月初离开他时，我知道他再也不会走出我的生活。
不过，在我的生活最终定型之前，我必须理清我与雅克的关系。
当我重新面对自己的过去时，我会有什么感受？九月中旬从梅里尼亚克回来，按响赖纪永家的门铃时，我焦虑地这样问自己。雅克从底层的办公室出来，和我握手、微笑、请我上楼。我坐在红沙发上，听他讲他服兵役的情况，讲非洲，讲他的苦恼。我高兴，但丝毫不激动。“我们重逢多么容易！”我对他说。他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我们该重逢啦！”我认出了这条半明半暗的走廊，认出了他的手势、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他了。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绝不会嫁给他。我不再爱他。”总之，这种直截了当的结论并不使我感到意外。“非常明显，即使在我最爱他的时候，我们之间也总是存在深刻的分歧。要克服这些分歧，除非我放弃自己，否则就只有放弃这种爱情。”我借口为了开启自己的未来而等待这场较量，这是欺骗自己。其实几个礼拜以来，我们大局已定。
巴黎人还不多，我常常见到雅克。他对我讲述了他与玛格达的故事，以一种浪漫的方式。我则对他谈了我新结下的友谊，他似乎很不欣赏。他对此感到不满吗？我对他算什么？他指望我什么？这些我很难揣摩透，尤其因为无论在他家里还是斯特力克斯咖啡馆，我们之间总是有第三者在场。我们常与里凯、奥尔加一块外出。我有点苦恼。相隔遥远的时候，我给了雅克很多爱。现在他如果要求我给他爱，我却是两手空空。他没有向我提任何要求，但有时用一种宿命的口气提到自己的未来。
一天晚上，我邀请他和里凯、奥尔加还有我妹妹，来庆贺我搬进新的住所。是父亲为我出资安的家。我很喜欢我这个房间。妹妹帮我在一张桌子上摆上几瓶白兰地、味美思酒、几只酒杯、几个碟子和小糕点。奥尔加有点姗姗来迟，而且只来了她一个人，令我们很失望。不过两三杯酒落肚，交谈便活跃起来了。我们询问有关雅克的情况和他的未来。“一切取决于他妻子，”奥尔加说着叹口气，“不幸，我想她不是为他而生的。”“你指的是谁？”我问道。“奥狄尔·廖库尔。你不知道他要娶吕西安的妹妹吗？”“不知道。”我目瞪口呆地答道。奥尔加好意地作了详细介绍：雅克从阿尔及利亚回来后，在廖库尔氏庄园住了三个星期。吕西安的妹妹迷恋上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她父母宣布，她要嫁给雅克。吕西安将此事告诉雅克，雅克表示同意。他几乎不了解那个女孩子。照奥尔加的说法，除了可观的嫁妆，她没有特别可称道的地方。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一直没机会与雅克独处：他既不敢隐瞒不说，也不敢如实告诉我。今天晚上雅克爽约于我，就是为了让奥尔加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尽量装出不在乎的样子。可是等到只剩我和妹妹两个人时，我们立刻流露出懊丧情绪。我们在巴黎街头溜达了好长时间，看到我们青年时代的英雄变成了一个工于算计的资产阶级分子，心里感到难过。
当我再去雅克家时，他有点尴尬地对我谈到他的未婚妻，骄傲地谈到他的新责任。一天晚上，我收到他一封令人捉摸不透的信。他对我说，是他为我开辟了道路，可是现在他落在了后面，在风雨中艰难跋涉，赶不上我。“再说风雨加上劳累，多少有点令人落泪。”我心潮起伏，但没有答复。没有任何必要答复。无论如何，这件事已经了结。
这件事对雅克意味着什么？而他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原本以为，他结婚会让我看到他的本相，在青年时期的浪漫危机过去后，他会平静下来成为原本的有产者，可是我错了。有时我看见他和他妻子，他们的关系不冷不热。我们的交往突然结束了，但随后我相当经常地看见他在蒙帕纳斯那些酒吧里，孤单一人，面部浮肿，眼里含泪，明显是饮酒过度。他生了五六个孩子，投身危险的投机买卖：他把自己的设备搬到一位同行的厂子里，拆掉了赖纪永家的老厂房，想盖一幢有房租收入的大楼。不幸的是，厂房拆掉之后，他没有能够筹措到盖大楼所必需的资金。他与岳父和自己的母亲闹翻了，因为他们都不肯加入这场冒险。他呢，把老本吃光之后，不得不先抵押后变卖他的设备，在那位同行的厂子里工作了几个月，很快被辞退了。
即使他谨慎行事，搞成功了，人们也不免会纳闷，雅克为何要拆掉他的厂子？他当然不会不在乎这里生产的不是五金产品，而是彩画玻璃。在一九二五年世界博览会后的几年间，装饰艺术有很大发展。雅克迷恋现代审美观，认为彩画玻璃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抽象地说的确如此，可是实际做起来，却不得不降格以求。就家具、玻璃制品、布料、彩色壁纸等而言，能够甚至必须创新，因为资产阶级顾客渴求新玩意儿。可是雅克要满足的是一些审美能力落后的乡村小神甫。因此，他要么把自己搞垮，要么在自己的厂子里使赖纪永牌彩画玻璃传统的丑陋永远延续下去。丑陋令他厌恶。他宁愿投身于与艺术毫不相干的生意中去。
没有钱、没有工作，雅克靠妻子生活了一段时间。廖库尔老爹给了女儿一份年金。但夫妻俩之间什么事情也行不通。游手好闲、挥霍浪费、追求女色、嗜酒贪杯、招摇撞骗……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雅克无疑是一个讨厌的丈夫。奥狄尔最终要求夫妻分居，把他扫地出门。当我在圣日耳曼大街偶然遇到他时，距今已经有二十年了。他才四十五岁，看上去像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眼睛充血，由于饮酒过度已经半失明，两眼呆滞无神，没有一丝笑容，脸上没有肉，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模样完全像他外公弗兰丁。他在塞纳河畔一个征税站记点账什么的，每月挣两万五千法郎。他给我看的证件显示，他的待遇与一个养路工差不多，生活得像个乞丐，在带家具出租的小客店里过夜，吃得很少，无节制地喝酒，没多久丢掉了工作，完全走投无路了。他去向他母亲和兄弟讨吃的，他们责骂他没有骨气。只有他姐姐和几位朋友周济他。可是想帮助他也不容易，他不肯抬一抬指头自救，最后只剩下皮包骨头，四十六岁时死于营养不良。
“唉！我为什么没有娶你呢？”我们相遇时，他动情地握住我的手说，“真遗憾！可是妈妈一再对我说，表兄妹间结婚是该诅咒的！”这样看来，他曾经考虑过要娶我的。什么时候改变了主意呢？究竟为什么？为什么他不继续过单身生活，年纪轻轻的就仓促达成一桩不理性的荒唐婚姻？这些我都没能搞清楚，也许他自己也没弄清楚，因为他的脑瓜子糊涂了。我也没有打算问他沉沦的经过情形，因为他首先关心的就是让我忘掉这个。在他穿上了干净衬衫、吃饱了饭的那些日子，他喜欢回忆赖纪永家族风光的过去，说话俨然像一个资产阶级大人物。有时我想，如果他成功了，他也不比其他人好多少。但是这么严厉并不恰当。他遭到如此触目惊心的失败，并非偶然。他不满足于平淡无奇的失败。大家可以责怪他许多事，但不管怎样，他从来不是平庸之辈。他摔得这样惨，其实是受了“毁灭性的疯狂”支配；我将这种疯狂归罪于他年轻。他结婚显然是为了揽下责任。他以为牺牲自己的快乐和自由，就会使自己蜕变成一个新人，坚定相信自己的义务和权利，适应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家庭。可是唯意志论并未产生效果。他还是老样子，既不龟缩在资产者的躯壳里，也无法逃逸，只好钻进酒吧，躲避他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同时他试图在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里平步青云，但不是通过耐心的工作，而是一步登天、极不谨慎的冒险一搏，暗中所抱的欲望似乎就是摔折自己的腰。毫无疑问，这个命运早在那个被抛弃、被吓坏的小男孩心里就酿成了：那个小男孩七岁就以主人的身份，在赖纪永氏工场的荣耀和灰尘里转悠，在青年时代鼓励我们要“和所有人一样生活”，那是因为他不相信什么时候能做得到。
当我正决定我的未来之时，莎莎则在为她的幸福而斗争。她的第一封信流露出希望。接着的一封就不那么乐观了。在祝贺我获得教师资格之后，她对我写道：“现在和你相距这么远，我感到特别痛苦。真希望和你细细地谈一谈，既不要求那么准确，也不很深思熟虑，就是谈一谈三周来我的整个生活是什么样子。愉快的时刻也有一些，但直到上星期五，我尤其经历了可怕的不安和许多困难。那天，我收到普拉德勒一封比较长的信。信中说了更多事情，说了更多话，使我能够抓住一些不容置疑的证据，克服我无法彻底摆脱的疑虑。相对来讲，我不难接受种种相当严重的困难，接受这件事暂时无法对妈妈谈，接受我和普拉德勒的关系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确定（这甚至根本没什么要紧，因为现在我都顾不过来，够我烦的了）。最难以忍受的是这些疑虑，这时好时坏的心情，这如此彻底的空虚。以致有时我不免寻思，所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场梦。当快乐完全回来了的时候，我又感到十分羞愧：竟然懦弱地失去了信心！其次，我很难把现在的普拉德勒和三周前的普拉德勒联系起来，很难把他的信和相对比较新近的会面联系起来。在比较新近的这些会面时，我们彼此还是那样神秘。有时我不免觉得这仅仅是一场游戏，突然之间一切会重新回到现实之中，回到三周前的那种沉默之中。我究竟该怎样做，才不至于只要一见到他就想逃跑？这个小伙子，我给他写过那么多事情，而且是那样轻松地写的，现在我在他面前都不敢开口了，现在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令我胆怯。啊！西蒙娜，我正在给你写些什么呀，这一切我对你谈得多么蹩脚。只有一件事情值得告诉你：那就是有一些美好的时刻，所有这些疑虑，所有这些困难，像毫无意义的东西从我身上消失了，我只感受到始终不变的、深藏不露的快乐驱散了那些痛苦，留在我的心里，渗透了我的身心。于是，想到他的存在就足以使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当我想到，他有那么一点是为了我和由于我而存在时，一种过分巨大的、沉甸甸的幸福感，使我的心脏痛苦得几乎停止了跳动。你看，西蒙娜，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我所过的生活。今天晚上我没有心情和你谈。从内心里流露出的巨大快乐，这些天有时会使我倍感珍惜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尤其感到疲劳，因为尽管内心强烈而非常渴望清静，却不得不继续去附近散步、打网球、饮下午茶、玩耍。邮件到来是一天里唯一重要的时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亲爱的西蒙娜，一心盼望待在你身边。”
我给她回了一封长信，试图让她振作起来。随后一周，她给我写道：“平静而快乐，我开始做到了。我亲爱的，亲爱的西蒙娜，这真好！现在我确信，任何东西都再也不可能虏获我，这是一种美妙、温馨的确信，它战胜了情绪的起落，战胜了我的一切反抗。我收到你的信，还没有摆脱不安，还没有足够的自信，不知道很好地阅读普拉德勒写给我的那些很温情也很心平气和的信，而是陷入了不理智的悲观情绪，给他寄了一封信，一封他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有点冷酷’的信。你的来信使我恢复了活力……自从收到你的信，我就默默和你待在一起，和你一块阅读我星期六收到的普拉德勒的信。这封信使我高兴万分，高兴得感到那么轻松、那么年轻；这新添的快乐，使我三天来就像一个十八岁的孩子。我本来担心我那封不公平的回信，又使前途变暗淡了呢。他的回信是那样明智，与我的估计相反，一切重新变得容易和美好了。我不相信谁能更动人地责备人、批评他们，然后原谅他们，让他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一切都简单、一切都美好，应该有信心。”
但是，不久出现了别的更可怕的困难。八月底，我收到一封令我沮丧的信：“不要怪我这太长时间的沉默……你知道劳巴尔东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要见许许多多的人，去卢尔德待五天。我们星期天才从那里回来，明天贝贝尔和我又要坐火车去阿列日与布雷维尔一家人会合。你可以想见，所有这些消遣我完全可以不要的。当你感觉不到一丁点玩的兴致而去玩，会非常厌倦的。我尤其渴望清静，因为依然‘美好’的生活，看来不久要变得很艰难了。种种顾虑最终破坏了我的快乐，迫使我不得不下决心和妈妈谈了，而妈妈那种盘问的、担心的甚至怀疑的态度，我觉得不堪忍受。可是我只能对她说一半实话，所以我供认后的结果，就是不能再给普拉德勒写信，妈妈要求在作出新的决定之前，我不能再见他。这真无情，甚至残酷。当我想到我不得不放弃写的这些信对我意味着什么，想到我寄托了这么多期待的长长的一年我们却不能再相会时，我伤心得都喘不过气来，心里难受得发疼。不得不彻底分开生活——多么可怕！对我而言，我可以逆来顺受，可是对他呢，我觉得艰难得多。想到他为我忍受痛苦，我就愤愤不平。痛苦，我早就习以为常了，觉得对我而言几乎是自然的事。可是，他根本不该承受痛苦。我非常喜欢看到他高兴得笑逐颜开的样子，就像那天在布洛涅森林湖上与你和我在一起划船时那样，现在却要让他也承受痛苦，啊！真是苦不堪言！然而抱怨会让我感到羞愧。当我们收到这样崇高的一样东西，我感到它就在我心里，始终不渝，那么其他一切就都能忍受。我的快乐的本质不受外在环境的支配，要想损害它，除非有一种直接来自他或来自我的困难。这个嘛，再也用不着担心了，我们源自内心的一致是如此彻底，他听我说话时就像他在自言自语，我听他说话时就像我在自言自语。现在尽管表面上是分开的，要真正拆散我们，已经不可能。我的快乐克制了种种最痛苦的想法，还在升华，并且扩散到所有事物上……昨天，昨天在给普拉德勒写了一封我感到很难写的信之后，我收到他一封短信。这封短信洋溢着对生活纯真的热爱，而这种热爱直到现在，在他身上不如在你身上表现得明显。只是并非亲爱的非道德的贵妇吟唱的异教之歌。在谈到他妹妹订婚时，他对我所说的话，正如‘天堂赞美上帝’这句话深情昭示的内涵：歌颂朗朗宇宙，让生活与人间所有美好的事情保持和谐。啊！自动放弃收到像昨天那样的信，这真不堪忍受，西蒙娜。除非真的相信痛苦的价值，希望像基督一样背负十字架，才能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而这我自然做不到。且不说这个吧。生活无论如何是充满光明的，如果此刻我心里不充满感激之情，那我就是可怕的忘恩负义之徒了。世界上是否有很多人有你我这样的情操，或者会感受到类似的情操？为了这宝贵的某种东西，为了一切必要的东西，要忍受痛苦，且需要忍受多长时间就忍受多长时间，这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丽丽和她丈夫目前在这里。我相信三周来他们两口子所谈的话题没有别的，全是他们的房子和他们安家的费用问题。他们很友善，我没有任何可责备他们的地方。不过我觉得非常宽慰，因为现在我确信我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我感觉到尽管我不拥有任何身外之物，但我的内心比他们富有上千倍，因为面对这些至少在某些方面像路边的石头一样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我永远不再孤独了！”
我提出一个在我看来非采取不可的解决办法：既然马比耶太太对莎莎和普拉德勒的关系感到不放心，那么普拉德勒干脆正式求婚，请她把女儿嫁给他。我收到的回信如下：“我在阿列日度过了十天，无论如何是挺累。昨天一回来，就看到你寄到这里的也是我所盼望的信。读了这封信之后，我现在才给你回信，慢慢地和你交谈，尽管诸事缠身，人又累，还有整个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挺可怕。在布雷维尔的十天里，贝贝尔和我同住一个房间，我没有一分钟是单独一人。我在写某些信的时候，忍受不了别人在旁边看着我，不得不等她睡着，凌晨两点至五六点钟起来写。白天要去远处郊游，而且不能显得心不在焉，对接待者的关心和愉快的说笑，要有所应对。他收到的我上一封信严重地受到我的疲劳影响，因为我读他上一封信时处于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我现在明白，他信中的某些段落我没有很好理解。我给他的回信可能使他痛苦，因为我没有把我想说的话和应该说的话对他和盘托出。这一切使我有点懊恼。如果说直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自己有任何优点，这些天来我倒是具有了一些优点，因为我需要非常大的毅力，才能克制住自己的欲望，不把自己所想的一切，不把所有打动人、说服人的事情，统统写在信里告诉他。所谓打动人、说服人的事情，就是我打心底里想告诫他，不要总是一味地责备自己，不要总是不自觉地请求我原谅。我不想通过你给普拉德勒写信，西蒙娜。那样在我眼里，比违背我不需要再商量的决定还更虚伪。不过我时常想起他最近几封信的一些段落，即我没有充分回答、还继续撕裂我的心的那些段落。‘你可能对我的某些信感到失望吧。’‘我对你说话时的真诚态度，可能让你厌倦，给你带来一定的忧愁吧。’还有气得我蹦起来的其他句子。你知道普拉德勒带给我的快乐，西蒙娜，他对我说的和写的每句话，根本不会使我失望，而永远只能使我对他的仰慕和爱情更深、更坚定。我过去怎样，现在怎样，我所缺的是什么，他那样可钦可佩、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什么，这一切你是亲眼看见的。啊！请你尽量让他稍许明白，我的生命如今焕发的美全都多亏了他；他心里没有一样东西对我不是珍贵的；他要我原谅他说的话或者他写的信那真是荒唐。他的信我每重读一遍，就更好地体会到它们深刻包含的美和柔情。西蒙娜，你是完全了解我的，这一年来我的心脏每次怦然跳动你都一清二楚。请你告诉他，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给了我、能够在什么时候给予我完满的幸福和彻底的快乐；而这，我即使不再说，心里永远觉得我是很不配的。
“西蒙娜，你说的做法如果可行，今年冬天一切就更简单了。普拉德勒有在他和在我眼里都站得住脚的理由不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妈妈没有要求我彻底一刀两断，但为我们的关系设置了许多障碍和限制。我则被反复的一次又一次斗争吓坏了，宁愿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他对我那封忧心忡忡的信的复信，使我深深感到这种牺牲对他意味着什么。现在我再也没有勇气希望这样了。我会尽量把事情处理好，靠顺从和耐心，争取妈妈对我、对我们产生一点信任，打消她要把我送到国外去的想法。这一切不容易，西蒙娜，这一切很难办。我为他感到抱歉。他两次对我谈到宿命论。我明白他用这种迂回的方式想对我说什么；为了他，我要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改善我们的处境。凡是应该忍受的，我会热情地忍受，因为为了他，我觉得忍受痛苦是一种快乐，尤其因为我觉得，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永远买不到已经享受到的这种弥足珍贵的幸福，这种任何意外事件都破坏不了的快乐……我来到了这里，非常渴望独处。在这里除了我姐夫，我还见到了他的五个兄弟姐妹。我与他姐姐和两个双胞胎妹妹住一个房间，就是我与你和斯蒂法住得那么愉快的那个房间。我给你写这些话用了不到三刻钟，因为要急于陪家人去镇上的市场。明天白天杜穆兰全家人都来这里，后天热娜薇耶芙·德·布雷维尔要来，而且一准要去米勒家跳舞。不过谁也没想到我始终是自由自在的。所有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就像不存在一样。我的生活就是悄悄地对我心里不断听到的那个声音微笑，就是和他一块去寻找最终的避难所……”
我生普拉德勒的气了：他为什么拒绝我建议他的办法？我给他写了封信。他回信说：他妹妹刚订婚，他早已结婚的大哥——他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去多哥。他如果告诉母亲他也在考虑离开她，一定会给她致命的打击。“那么莎莎呢？”九月底回到巴黎时我问他。难道他不明白这样较劲已使她精疲力竭。他回答说莎莎赞成他的态度。我白操心，他固执己见。
莎莎显得很消沉，人瘦了，脸上也没了血色，经常头痛。马比耶太太暂时允许她恢复与普拉德勒见面，但要她十二月份就去柏林，在那里度过这一年。想到这次要被流放，她就感到恐惧。我又提出一个建议：普拉德勒瞒着自己母亲去向马比耶太太解释。莎莎摇摇头。马比耶太太才不会听他解释呢，她心里清楚得很，知道只不过是个借口。照她看，普拉德勒并没有下决心娶莎莎，否则他早就同意去办正式手续了。再说，一位母亲不会因为儿子订婚而心碎，他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在这一点上，我倒是同意马比耶太太的看法，结婚是两年后的事，普拉德勒太太的情况，在我看来犯不上悲观。“我不想让她因为我而痛苦。”莎莎对我说。她心灵的高尚让我生气。她理解我生气的原因，理解普拉德勒的顾虑，理解马比耶太太的谨慎，也理解这些并不互相理解而且总是误解她的人。
“等一年，没有要把大海喝干那么难。”普拉德勒恼火地说。这种冷静不仅没有给莎莎增添勇气，反而使她的信心受到考验。为了不至过于痛苦地忍受长期的分隔，她需要具备这种信心；她在信里曾经祈求过，可是残酷的事实是她缺乏这种信心。我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普拉德勒不容易爱上一个人，尤其像莎莎这样一个情感炽烈的女人。他用类似孤芳自赏的真诚抱怨莎莎缺乏热情，而莎莎则禁不住归结为他对她爱得不强烈。普拉德勒的行为使莎莎不放心。他对自己的家庭关心得过分无微不至，几乎不在意这会使莎莎痛苦。
他们还只是短暂地会过一次面。莎莎迫不及待地盼望着他们约定共度的那个下午到来。就在这上午，她收到一封快信。普拉德勒的一个叔父过世了，他认为这哀伤与他们约会的快乐不相容，要求取消约会。第二天莎莎来我这里与我妹妹和斯蒂法一块喝酒，始终没有露出一丝笑容。晚上她给我捎来一封短信：“我写信不是为了表示歉意。尽管你用味美思酒款待我，又给了我勉励的忠告，我还是那样愁眉苦脸。你想必能够理解，我还是因为昨天收到的那封快信而沮丧。那封信来得不是时候。普拉德勒如果想到了我怀着怎样的感情盼望着我们相会，就不会寄那封信了。不过好在他没有想到。他那样做合我的意。我完全孤单一人，承受着痛苦的思考，承受妈妈认为有必要给我的一次次严厉警告。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看到自己究竟会气馁到什么地步，对我来讲这并不是坏事。最伤心的是不能和他联系。我没有敢往他家里寄过信。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家里，我想请你帮我往他家里给他写几句话。信封上是你的字迹，人家认不出来。麻烦你立刻给他寄一封气压传送信，告诉他——但愿他已心里有数——无论快乐还是痛苦，我总和他在一起。尤其告诉他，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往我家里给我寄信；他最好不要放弃给我写信，因为我不可能很快见到他，所以非常渴望至少收到他一封短信。此外他不要顾忌我这个时候会乐呵呵的，我就是对他说话，即使谈我们的事，也会相当严肃。就算他的存在使我得以解脱，生活中可以说还是有相当多悲伤的事情，尤其在服丧期间，在《灰尘》里所描述的情况下。这本书我昨晚拿来重读，受感动的程度并不亚于假期之初。是的，朱蒂很出色，讨人喜欢，尽管如此，始终并不完美，尤其是非常可怜。她对自己的生命和对‘创作的东西’的热爱，使她在生存的艰难中获得了拯救，这我承认。可是面对死亡，她就快乐不起来了。只当最终都不会有这种事般地活着，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我放下这本书后抱怨了一会儿，这令我感到羞愧。而我觉得在所有困难之上、在有时会掩盖快乐的悲伤之上，存在着一种快乐，一种难以品尝到、以我的懦弱往往得不到的快乐。而要获得这种快乐，至少并非世界上任何人都必不可少，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我。这种快乐不会减少任何东西。我所爱的那些人都无需担心，我不会逃离他们。此刻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地眷恋着大地，甚至眷恋着我自己的生命。”
尽管这结论是乐观的，尽管她勉强同意普拉德勒的决定，但莎莎还是让自己的痛苦流露了出来。为了以“至少并非世界上任何人都必不可少”这种超自然的快乐，对抗“创作的东西”，她就必须不再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能最终指望任何人。我给普拉德勒寄了一封气压传送信。他立刻给莎莎写了信。莎莎对我表示感谢：“感谢你，星期六我就能摆脱折磨着我的幽灵了。”可是，幽灵并没有让她清静多长时间。她是孤单一人面对幽灵。甚至我关心她的幸福反而使我们之间产生了距离，因为我生普拉德勒的气，她责备我错怪了他。她选择了放弃，我鼓励她自我保护，她硬是不愿意。另一方面，她母亲不准我去贝利街她们家，而且千方百计不让她离开家。不过我们在我的住处长谈了一次，我对她谈了我自己的生活。第二天她给我寄来一封短信，热情洋溢地告诉我，我们的交谈令她多么快乐。但她补充说：“为了一言难尽的家庭方面的原因，我有一段时间不能见你。请你等一等。”
另一方面，普拉德勒告诉她，他哥哥刚走了，整个礼拜他要在家安慰他母亲。这一次，她假装觉得他毫不犹豫地牺牲她是自然的。可是我可以肯定，新的疑虑在折磨着她。我感到遗憾的是，一个星期之中，没有任何声音能够挫败马比耶太太三番五次的“可悲警告”。
十天后，我偶然在波卡迪咖啡馆遇到她。我是在国家图书馆看书，而她是在这个小区买东西。我陪她买东西，惊讶地注意到她非常愉快。独自一个人待着的这个礼拜，她考虑了很多，渐渐地在头脑里和心中理出了头绪。哪怕是让她去柏林，也吓不倒她了。她将有闲暇会尝试写她酝酿已久的小说，还可以读很多书。她从没有如此渴望看书。她仰慕地重新发现了司汤达。她的家人非常坚决地憎恨司汤达，至今她还未能克服他们的这种偏见。最近读了他的作品，她终于理解了他，毫无保留地喜欢上他了。她感到有必要修正自己的许多看法，觉得自己身上突然发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她热情地，几乎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激情对我谈起这些。她的乐观情绪中有某种疯狂的因素。然而我感到欣慰，因为她重新找到了新的力量，让我觉得她正在大大接近我。我向她说再见时，心里充满了希望。
四天后，我收到马比耶太太一封短信：莎莎病倒了，发高烧，严重头疼。医生吩咐把她送进了圣克鲁一家诊所。她需要清静，绝对静养，不允许任何人探视；如果高烧不退，人就完了。
我见到了普拉德勒，他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情况。我遇到莎莎的第三天，普拉德勒太太一个人在家，听到有人按门铃。她开了门，面前是一位姑娘，穿着讲究，但没戴帽子。在当时这完全是不合习惯的。“您是让·普拉德勒的母亲吗？”姑娘问道，“我可以和你谈谈吗？”她作了自我介绍，普拉德勒太太请她进屋。莎莎四下打量一眼，脸色苍白，但颧颊发红。“让不在家？为什么？他已经去了天国吗？”普拉德勒太太吓坏了，告诉她让一会儿就回来。“您讨厌我吗，太太？”莎莎问道。普拉德勒太太矢口否认。“那么，您为什么不肯让我们结婚呢？”普拉德勒太太力图让她平静下来。她平静下来一会儿后，普拉德勒回来了，但是她前额和双手发烫。“我送你。”普拉德勒说。他们搭了一辆出租车，在驶往贝利街的途中，莎莎用责备的口气问：“你不能吻我一下吗？你为什么从来不吻我？”他吻了她。
马比耶太太把她放到床上，叫来医生。她向普拉德勒解释：她不想让她女儿不幸，不反对这桩婚事。普拉德勒太太也不反对，不想让任何人不幸。一切都会顺利解决。可是莎莎高烧达四十摄氏度，说胡话。
在圣克鲁诊所四天期间她一直叫喊道：“我的小提琴，普拉德勒，西蒙娜，香槟酒。”高烧没退。她母亲有权陪她度过最后一夜。莎莎认出了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别伤心，亲爱的妈妈，”她说，“所有家庭都有废物，我就是我们家的废物。”
我在诊所的小教堂里再见到她时，她躺在摆有蜡烛和鲜花的厅中央，穿一件粗布长睡衣，头发长长了，硬硬的一绺绺披散在一张瘦得几乎认不出来的蜡黄的脸两旁，指甲长而灰白的双手交叉放在十字架上，显得特别易碎，像一具古代的木乃伊。马比耶太太抽泣不止，马比耶先生对她说：“我们只是天主手里的工具。”
医生们说是脑膜炎，又说是脑炎，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是意外的一种传染病，还是莎莎疲劳、焦虑过度？夜梦中，她常常出现在我面前，蜡黄蜡黄的，戴一顶粉红色阔檐软帽，责备地看着我。我们曾经一块儿与等待着我们的恶劣命运搏斗——有好长时间我都在想，她的死是为我的自由付出的代价。
mainedebrian（1766—1824），法国政治家、经验主义哲学家和多产作家。
stefanzweig（1881—1942），奥地利作家。
伊戈尔王公是基辅罗斯文学的杰作《伊戈尔远征记》中的主人公，该歌剧源自这部作品。
aljohnson（1886—1950），俄国出生的美国歌星和电影演员。
germainedulac（1882—1942），法国电影剧作家。
哲学概念，指一种非物质的实在。
charlesdubos（1882—1939），法国作家。
gabrielmarcel（1889—1973），法国哲学家、剧作家。
andrélalande（1867—1963），法国哲学家。
edmondgoblot（1858—1935），法国哲学家、逻辑学家。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与其《政治学》互为补充。
titans，又译泰坦，指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乌拉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子女和他们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