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上圣热娜薇耶芙图书馆的楼梯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我进入专供女读者坐的区域，在一张大桌子前坐下。这张桌子像德西尔学校的桌子一样，铺着黑色单面仿皮漆布。我埋头阅读《人间喜剧》或者《一位名士的回忆录》。我对面坐着一位成年小姐，一顶画有鸟的宽大帽子遮住了脸，正在翻阅旧《政府公报》的合订本，一边低声自言自语，一边笑。那时，这间阅览室出入自由，许多怪人和半流浪者栖身在里面。他们自言自语，哼小调，啃面包头。有一个人头上戴顶纸帽子，来回踱步。我觉得自己已经远远离开德西尔学校的自习室，终于投身于繁华的人世之中。“成功啦，我成了大学生！”我愉快地想道。我穿了一件花格呢连衣裙，是我自己缲的边，崭新的，按我的身材剪裁的，我查阅目录，来来去去，忙得很哩。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妩媚动人。
这个学年的教学大纲上有卢克莱修、尤维纳利斯、《七日谈》、狄德罗。如果我仍然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懵懂无知，冲击会猝不及防。这一点父母觉察到了。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母亲在我对面坐下来，犹豫片刻，脸一红说：“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我也脸红起来，忙说：“我知道。”她没有好奇地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们都松了口气，谈话到此为止。几天后，她把我叫到她的卧室里，有点尴尬地问我宗教方面怎么样了。我的心怦怦跳起来，回答说：“唔，我有一段时间不信教了。”她脸色大变，说：“我可怜的孩子！”说着关上房门，不让妹妹听到我们的谈话。她用恳求的语气简单提醒我上帝是存在的，然后无能为力地挥一下手，就不说话了，眼里噙满泪水。我遗憾给她造成了痛苦，但心头轻松了许多，终于可以无须掩饰地生活了。
一天傍晚，我一下公共汽车，就瞥见房子前面停放着雅克的汽车。雅克拥有一辆小小的汽车已有一段时间。我三步并作两步登上楼梯。雅克不如过去那么勤来看望我们了。我父母不能原谅他文学方面的兴趣，他大概对我父母的嘲笑有些恼火。父亲认为只有他青年时代的偶像才有才华。照他的说法，外国作家和现代作家之所以取得成功，全在于人们附庸风雅。他认为阿尔丰斯·都德远在狄更斯之上。有人对他谈俄国小说，他直耸肩膀。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与他一块在排练让诺一出名为《回归大地》的戏，一天晚上冲动地说：“应该深深地向易卜生鞠躬！”父亲大笑道：“是吗？我可不鞠躬！”外国的作品，无论是英国作品、斯拉夫语作品，还是北欧作品，统统烦人、艰涩、幼稚。至于前卫作家和前卫画家，他们都厚颜无耻地拿人类的愚蠢做文章。父亲欣赏某些青年作家的纯朴自然，他们包括加比·莫尔莱、弗雷斯奈、布朗夏尔、夏尔·布瓦耶等。可是他认为高波、杜兰、儒韦的探索徒劳无益。他讨厌比托叶夫兄弟那两个外国佬。凡是不赞同他的看法的人，他就把人家视为坏法国人。因此，雅克总是回避争论，总是滔滔不绝用甜言蜜语和我父亲开玩笑，笑嘻嘻地讨好母亲，但小心翼翼地什么也不谈论。这一点令我感到遗憾，因为每当他偶尔暴露自己的观点，所谈的事情都是我惊讶和感兴趣的。我不再觉得他自命不凡，他对世界、人类、绘画和文学，所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得多。我真希望他让我分享他的感受。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他还是把我当成他的小表妹看待，但是他的声音和微笑是那样亲切，仅仅再见到他，我就感到非常高兴。我的头枕在枕头上，眼睛里涌出了热泪。“我哭了，就是说我爱上了。”我喜不自胜地想道。十七岁：我到了爱的年龄。
我隐约看到了一个迫使雅克看重我的办法。他认识在圣马利亚学院讲授法国文学课的罗贝尔·加利克。加利克创建并领导着一个称为“社会团队”的运动，其宗旨是要把文化传播到大众阶层。雅克是团队的成员之一，仰慕加利克。如果我能成功地让这位新老师赏识我，向雅克夸奖我的优点，雅克也许就不会再把我看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了。加利克三十岁出头，金黄色的头发，有点秃顶，说话时声音活泼，略带奥弗涅口音。他讲解龙萨令我赞赏不已。我非常认真地写了第一篇论文，可是只有一位穿平民服上课的多明我会修女受到称赞。我和莎莎得了一个宽容分十一分，仅略略高于班上其他人。泰莱丝则落在我们后面很远。
圣马利亚学院的知识水平远远高于德西尔学校。朗贝尔小姐在高级班处于主宰地位，令我敬重。她年约三十五岁，已获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一个黑黑的刘海使她的面部透露出顽强，一对眼睛很明亮，目光敏锐。可是我根本见不到她。我开始学希腊文，发现自己对拉丁文一无所知，老师们都瞧不起我。至于我的新同窗们，我觉得她们也不比过去那些同学更快乐。她们都免缴住宿费和学费。作为报偿，她们要负责中级班的教学和纪律。她们之中大部分已超过结婚年龄，酸楚地认定自己永远结不了婚了。争取将来有一种体面生活的唯一机会，就是要确保考试成功。她们心里时时挂虑着这个。我试图与她们之中的几个聊一聊，可是她们都和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十一月份，我开始在天主教学院进修普通数学。女孩们坐在前排，男孩们坐在后排。我觉得所有学生都是一副迟钝的模样。索邦大学的文学课令我厌倦，老师们满足于用懒洋洋的声音重复他们过去在博士论文里所写的东西。福图纳·斯特罗维斯基讲述他本周看过的戏，他疲惫的热情让我兴奋不了多久。为了消遣，我便观察梯形教室里坐在我周围的男同学和女同学。有些同学引起我的好奇，吸引我。下了课，我甚至目送一位陌生的女同学很远，她的优雅和妩媚令我惊讶；她要把她那浮在嘴唇上的微笑献给谁呢？与这些陌生的生活只稍有接触，却重新体验到了孩提时代在拉斯帕耶大街阳台上私下感受到的那种莫名的幸福。只是我不敢同任何人交谈，也没有任何人和我交谈。
外公经过漫长的垂危状态，在秋末辞世了。妈妈披戴黑纱，也把我的衣服染成黑色。这身孝服使我变得难看、孤单，觉得它会使我永远是这副清苦的模样了，心里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圣米歇尔大街，男孩子和女孩子成群结队闲逛，笑声不断、上咖啡馆、戏院和电影院。我呢，整个白天阅读论文，翻译卡图卢斯的作品，晚上就做数学题。父母抛弃了以往的做法，不再引导我结婚，而引导我谋求一个职业，日复一日不断地让我服从这种考虑，根本谈不上让我没有他们陪同单独外出，也根本谈不上免去我干家务活儿。
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我的主要消遣是与我的几个女朋友的相会、聊天。现在除了莎莎，她们都使我厌烦。我参加过三四次她们在特雷库尔神甫主持下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但讨论会沉闷无聊的气氛把我赶跑了。老同学们并没有很大改变，我也一样。但过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即我们的学习。如今我们的生活各不相同了。我继续朝前走，继续成长，而她们为了适应待嫁姑娘的生活，一个个开始变得愚钝。我们各不相同的未来提前使我和她们分道扬镳了。
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年并没有给我带来我所预期的东西。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仿佛失去了平衡，然而并没有发现任何新天地。直到此时，我一直凑合着生活在笼子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而且这天正不顾一切地越来越近，门是会打开的。现在我迈出了这道门，可是依然闭关自守。多么失望！再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希望支撑我。这间囚牢没有铁窗，我找不到出口。出口也许有一个，在哪儿呢？我何时才能找到呢？每天晚上我下楼倒垃圾，一边把皮壳、灰烬、废纸扔进垃圾箱，一边叩问小院子上方的那一片天空。我驻足楼门口。橱窗熠熠生辉，汽车在街上行驶，行人往来如织，外面的夜生意盎然。我重上楼梯，反感地握紧被垃圾桶弄得有点发黏的拳头。等到父母去城里吃饭时，我和妹妹赶忙跑到街上，漫无目标地闲逛，竭力捕捉我们被排除在外的盛大欢乐场面的一个回声、一道反光。
我待在家里丝毫不再感到开心，所以更难忍受这种被幽囚的感觉。妈妈眼睛望着上天为我的灵魂祈祷。她为我在尘世间误入歧途而唉声叹气。我们之间的一切交流都断绝了。至少我知道她惶惶不安的理由。父亲的保留态度令我吃惊，对我的刺激大得多。他应该关心我的努力和进步，应该亲切地和我谈论我正在研究的作者，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某种敌意。我的堂妹让娜学习上天分不高，可是总是满面笑容，十分礼貌。父亲逢人就说他兄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说罢连连叹气。我感到气恼，根本没有想到是误会将我们父女隔开，这误会将给我的青年时期造成压力。
在我这个阶层，当时大家认为一个姑娘进行深造不合时宜，从事一种职业更是掉价。我父亲自然是强烈的反女权主义者。我说过，他非常喜欢柯莱特·伊夫尔的小说，认为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和沙龙里。他的确欣赏柯莱特的风格、西蒙娜的表演，但像欣赏著名交际花的美貌一样，是隔着距离欣赏，不会在家里接待她们。战前，未来朝他微笑，他指望从事一种兴旺的职业，进行成功的投机，把我和妹妹两个人嫁到上流社会。他认为，一个女人要想在上流社会出类拔萃，不仅要求美貌、高雅，还要谈吐不俗、博览群书。因此，他为我在中小学取得的初步成功感到欣慰：从相貌上讲，我有希望；如果我又有知识和教养，肯定会在最优越的社会占据引人注目的位置。不过，父亲喜欢有才智的女人，但对女学者却没有任何兴趣。当他说“我的女儿们，你们别结婚，应该工作”时，他的话音含有苦涩的味道。我以为他是为我们感到惋惜。其实不是，从我们艰难的未来，他看到了自己的失落。他诅咒不公正的命运，因为这命运注定他有两个失去社会地位的女儿。
他顺从必然。战争过去了，毁了他，卷走了他的梦想、他的神话、他的依凭、他的希望。我以为他听天由命了，然而我错了。他不断对自己新的地位表示抗争。他特别赞赏良好的教育和优雅的举止。然而，当我和他一起在餐馆里、地铁里或火车上的时候，他说话很大声、手舞足蹈，对旁边的人的意见根本不在乎，实在令我难堪。他是要用这种赤裸裸的挑衅态度，表明自己与他们不是一类人。他坐头等车厢旅行的时候，表现得彬彬有礼，以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坐三等车厢时，则无视礼仪的基本规则，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出身。几乎在所有地方，他都摆出既惊异又挑衅的派头，表示他的真正位置不是在那里。过去在战壕里，他当然与战友们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他曾经开心地告诉我们他的一位战友说：“当波伏瓦说‘他妈的’时，‘他妈的’就成了一个高雅的字眼。”为了表示他高雅，他越来越经常说“他妈的”。现在他所交往的人，几乎都是他认为的“普通人”。他显得比普通人还要俗气。由于得不到同等人的认可，他便故意表现得乖戾，让比他低等的人摸不清他的底细。在罕见的情况下，譬如我们去看戏时，奥德翁剧院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一位著名女演员时，他才重新表现出上流社会的全部风雅。但在其他时候，他刻意表现得粗鄙，以致最后除了他自己，别人不能不以为他真的粗鄙。
在家里，他哀叹时世艰难。每次母亲向他要钱作为家用，他总是大为光火；他尤其抱怨两个女儿使他作出的牺牲，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不知趣地强迫他给我们施加恩惠。他之所以那样迫不及待地责备我在不懂事的年龄显得不可爱，那是因为他对我已经怀有怨恨。是啊，我不仅仅是一个负担，而且会成为他失败的活生生的体现。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和他姐姐的女儿都将成为贵夫人，而我不会。当然，我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我的成绩令他感到欣慰，令他自鸣得意，消除了他的顾虑，因为看来谋生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不知道他的自鸣得意掺和着强烈的气恼。
“真遗憾西蒙娜不是男孩子，不然她可以上综合工科学校！”我经常听到父母表示这种遗憾。在他们眼里，一个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很了不起。可是我的性别不允许他们有这么高的抱负，父亲谨慎地准备让我将来做行政工作。然而，他厌恶那些吃公家饭的公务员，所以不无懊丧地对我说：“你嘛，将来至少有份退休金！”我选择了教师职业，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他实际上是同意我的选择的，但远远不是从心底里表示赞同。他把所有教师都视为学究气的人。他在斯塔尼斯拉斯中学有一位同窗，名叫马塞尔·布特隆，是研究巴尔扎克的著名专家。他谈到此人总带着怜悯的神情。他觉得，耗尽自己的一生钻进故纸堆里去研究学问，极不值得。他对教师还怀有更过分的不满，因为教师属于曾经支持德雷福斯的危险派别，是知识分子。他们陶醉于自己的书本知识，固执于莫名其妙的清高和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虚妄抱负，舍弃国家、种族、种姓、家族、祖国等具体的现实，而高谈阔论人权、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导致法兰西和文明正走向灭亡。我如果追求他们那种地位，岂不是要接受他们的观点。父亲目光敏锐，一下子就看出我可疑。后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不是谨慎地激励妹妹与我走同样的道路，而是宁愿让她选择一种艺术职业去碰运气。把两个女儿都推向敌人的阵营令他受不了。
明天我将背叛我的阶级，现在我已经背弃了我的性别。这一点父亲也是不甘心的，因为他崇拜女孩子，真正的女孩子。我堂妹让娜就是这种理想的化身，她现在仍然相信小孩子是从花椰菜里生出来的。父亲曾经试图让我保持愚昧无知的状态。过去他常说，我就是十八岁了，他还是要禁止我读诗人弗朗索瓦·科佩的故事集。现在他同意我什么都可以阅读。可是在他眼里，一个有阅历的姑娘，与维克多·玛格丽特最近在一本色情作品里所描写的毫无管束的姑娘，没有多大区别。哪怕我至少保全了他的面子呢！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儿，他也可以将就了，如果这个女儿能小心翼翼地避免变得奇异的话。可是连这个我也做不到。我过了不懂事的年龄，经常重新自我欣赏地照镜子；而在人多的场合，我的样子不起眼。我的女朋友们，包括莎莎，都怡然自得地扮演着上流社会的角色，在她们的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出面给客人们端茶，脸上挂着微笑，可爱地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我嘛，很难露出微笑，也不知道装出可爱、风趣甚至随和的样子。父母经常拿一些姑娘给我做榜样，她们在知识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且在沙龙里也都表现出色。我感到恼火，因为我知道这些姑娘的情况与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们学习是出于爱好，而我是职业性的。这一年我准备考文学、拉丁文和普通数学文凭，还学习希腊语。我自己制订了这个计划，困难让我开心。正是为了强制自己欣然付出这种努力，学习不应该代表我的生活中一种附带的东西，而应该是我生活的本身。对周围人们议论的事情我不感兴趣。我没有破坏性的想法，事实上我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想法，尽管我成天在训练自己思考、理解、批判、反躬自问，寻求明确的真理。这种认真的态度使我无法进行社交对话。
总之，我除了在考试中获得成功，在其余时间没有为父亲争过什么光。因此他对我的文凭看得极重，鼓励我多拿文凭。他这种强烈的要求使我相信，他为自己的女儿是一个有头脑的女人而自豪。其实相反，只有出色的成绩才能消除他所感到的尴尬。如果我同时读三个学士学位，我就会成为像伊瑙迪那样的人，一种不能用通常标准来衡量的人；我的命运就不再反映家庭的衰落，而是一种天赋在命运奇特安排下的结果。
我当然不明白分裂着我父亲的矛盾，但很快就明白我自己处境的矛盾。我不折不扣地顺从他的意志，他似乎为此感到恼火。他让我务必好好学习，可是又责备我成天埋头在书本里。看到他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人家还以为我是违反了他的意愿而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其实这条道路是他为我选择的。我弄不明白自己有何罪过，感到浑身不自在，心头积压着怨气。
我每周最开心的时刻，是上加利克的课。我越来越仰慕他。在圣马利亚学院，人们都说加利克在巴黎搞文学本来前程无量，但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连论文都没有集中精力做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团队”的工作。他作为禁欲者生活在美丽城的一座平民楼里，相当经常地举行宣传报告会。在雅克介绍下，我获准和我母亲一起出席了这样一次报告会。雅克领着我们来到一排豪华的房间里，里面摆好了一排排金色靠背的红色椅子。他让我们坐下后，就去和一些人握手。他似乎认识所有人，多么让我羡慕！房间里挺热，我穿着孝服感到透不过气来，这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得。加利克出现了，我忘记了其他一切，甚至我自己。他那权威的声音征服了我。他对我们讲述，他二十岁的时候，在战壕里发现了一种消除了一切社会隔阂的友情所带来的快乐。停战之后他恢复了学业，但不愿失去这种友情带来的快乐。民众生活中的这种隔阂，将资产阶级的青年人和工人阶级的青年人分隔开，他觉得就像手足受到了戕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所有人都有权享有文化。他相信利奥泰在摩洛哥的一次演说中所表达的下述想法是真理：人与人之间除了各种各样的差别，总是存在一个共同点。在这个基础上，他决定在大学生和平民子弟之间创立一种交流方式，使大学生摆脱孤芳自赏，使平民子弟摆脱愚昧无知。让两部分人学会相互了解和相互热爱，从而共同致力于促成各阶级的调和。“由仇恨引起的斗争不可能产生社会进步，”加利克在掌声中肯定地说，“社会进步只能通过友谊去实现。”他让几个同学参与他的计划，帮助他在勒伊组建了第一个文化中心。他们争取到了支持和赞助，运动发展壮大了，现在在全法国拥有约一万男女青年成员，一千二百名教师成员。加利克本人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徒，但没给自己确定任何宗教使命。他的合作者之中有一些不信教的人。他认为人类应该在人道方面互相帮助。最后，他用响亮的声音说：“只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就是善良的。资产阶级拒绝向老百姓伸出手，将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后果将落到它自己头上。”
我如饥似渴地听着这些话，这些话并不扰乱我的世界，丝毫不会导致我对自己的不满，但听起来绝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诚然，我周围的人们都提倡忠诚，但规定以家庭圈子为限。出了家庭圈子，别人就不是自家人了。加利克扫除了这些界限。世间只存在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其所有成员皆是我的兄弟。消除所有界限和所有隔离，走出我的阶级，抛开我的皮囊——这个口号激励着我。我想象不出，除了给予人类知识和美，还有什么办法能为人类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我打算报名参加团队，我特别赞赏地注视着加利克提供的榜样。我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个男人，他不是被动地接受一种命运，而是选择自己的人生。他的生存有目的、有意义，代表了一种思想，是这种思想美好的必然结果。这张谦逊的脸，带着生动但并不灿烂的微笑，这是一张英雄的脸，一张超乎常人的脸。
我回到家里，头脑兴奋，在门厅里脱掉大衣。摘下头上黑色的帽子时，我突然愣住了，两眼盯住地毡上那些磨坏的线，听到自己心里一个声音急切地说：“我的一生必须尽责，我一生中的一切都必须尽责！”令我愕然的是，有一点显而易见：无穷无尽的任务在等待着我，我责无旁贷；如果我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浪费，就是背弃自己的使命，损害人类。“一切都将尽责！”我嗓子发紧地自言自语。这是庄严的誓言。我这样发誓时心情非常激动，等于面对天地，义无反顾地拿自己的未来为这一誓言担保。
我从来都不愿意浪费时间，然而我责备自己过去生活得懵里懵懂。今后我要仔细地利用每一刻时间。我睡得少了，梳洗马马虎虎，根本不再照镜子，只是简单地刷刷牙，从来不清洗指甲；不允许自己看无聊的书、无益地闲聊，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娱乐。要不是母亲反对，连每周六早晨打网球我也放弃了。吃饭的时候我也拿本书，不是学希腊语动词，就是寻求一个问题的解答。父亲生气了，但我充耳不闻，他厌倦了，便由着我。母亲接待朋友时，我硬是不肯去客厅里。有时母亲发火了，我才让步，但屁股坐在椅子边上，咬住嘴唇一声不吭，一副气鼓鼓的样子。母亲没辙了，只好赶快打发我走。在家里，在亲人们中间，大家都对我不修边幅、沉默寡言、不讲礼貌表示吃惊。我很快被视为怪物。
毫无疑问，我采取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怨恨。父母觉得我不合他们的意，我干脆让自己变得讨厌。母亲让我穿着不要讲究，父亲则责备我穿着不像样子，我成了一个邋遢鬼。他们不想理解我，我就陷入了沉默和怪僻，希望自己完全让人看不透，同时自己设法排遣无聊。我生性不懂得顺从，把天生的朴素推到极致，使之成为自己的一种爱好。既然失去了快乐，我便选择了禁欲。但我不是无精打采地挨过单调乏味的每一天，而是朝前走去，默默无言，目光凝视，奔向一个看不见的目标。我让学习弄得自己困顿不堪，疲劳使我感到充实。我的过分努力也有积极意义。长期以来我决意摆脱可怕的日常平庸。加利克的榜样使这种希望变成了一种意志。我不肯再忍耐，迫不及待地踏上英雄主义的道路。
每次见到加利克，我的愿望就变得更加坚定。我坐在泰莱丝和莎莎之间，嘴唇发干，等待着他出现的时刻。两个伙伴漠不关心的态度令我吃惊，我觉得所有人都该心潮澎湃。莎莎对加利克的尊重不是毫无保留的。她对他总是迟到感到不快。“准时是国王的礼数。”一天她在黑板上写道。加利克一坐下来，就在讲台下面架起二郎腿，露出浅紫色的吊袜带。莎莎批评这种放任。我不理解她为何如此吹毛求疵，但感到庆幸：如果有另一个女孩子像我一样崇敬欣赏我的这位英雄说的话和微笑，我会忍受不了。我希望了解他的一切。我的童年训练了我沉思默想的技巧。我运用这种技巧，按照从他那儿听到的某个字眼，试着猜度他的内心世界。但是我研究他所依据的线索有限，仅仅是他所讲的课和他有点仓促地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而且我往往太无知，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有一位加利克经常引用的作家，就是贝玑。这个贝玑是何许人？一天下午，他笑一下对自己的大胆表示歉意，然后悄悄说出的那个姓纪德的人又是何许人？课后，他总是进入朗贝尔小姐的办公室，他们一起谈论什么？我有一天是否也配与加利克平等地谈一谈呢？我幻想能有一两次。“像你一样的女孩子，爱蕾，天生要成为英雄的伴侣的。”我穿过圣叙尔皮斯广场时，这个遥远的预言蓦然闪烁在潮乎乎的暮色中。马塞尔·蒂奈尔是否为我占了卜？爱蕾先是为一位懒散而富有的年轻诗人动了心，后来被一位情感高尚、年龄比她大得多的使徒的德行征服了。如今在我眼里，加利克的优点使雅克的魅力黯然失色。我际遇了自己的命运吗？我只是怯生生地把玩一下这种预兆。加利克已经结婚，这令人扫兴。我只不过希望稍许为他存在而已。我加倍努力赢得他的尊重，我成功了。一篇关于龙萨的论文、对一首《致艾莱娜的十四行诗》的注释、关于达朗贝尔的一堂课，受到令人陶醉的赞扬。我在班上名列前茅，紧随我之后的是莎莎。加利克鼓励我们三月份的考期一到就报名参加文学结业文凭考试。
莎莎并没有估量我对加利克的仰慕整个儿有多么强烈，只是认为我对他的仰慕太过分。她学习上比较节制，很少外出，把很多时间花在家庭上，没有偏离常规。我狂热地响应的这种呼唤没有触动她，我有点脱离她了。她在巴斯克地区过完圣诞节之后，奇怪地变得冷漠了，课照样听，但目光暗淡无神，不再笑，很少说话，对自己的生活漠不关心，我对自己生活的关心竟没有引起她的任何共鸣。“我的全部欲望就是睡觉，睡着永远不要醒来。”有一天她对我说。我没太重视她这句话，莎莎常常经历悲观的危机，她这次所经历的危机我以为是源于她对未来的担忧。这个学年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缓冲。她所担心的命运临近了，我可能觉得她既没有力量抗争，也没有力量屈从，所以希望永远睡着，不再忧虑。我心里责备她自认失败，觉得这种情绪已经意味着放弃。而她那一方面，则从我的乐观情绪看到了我轻易地适应现有秩序的证据。我们两个都脱离社会，莎莎是因为绝望，我则是因为狂热的希望。我们的孤独感无助于我们的团结。相反，我们隐隐约约地互不信任，我们之间的沉默日益加深。
至于我妹妹，她这一年倒是挺顺利，中学毕业会考成绩出色，在德西尔学校大家都对她友好，她有了自己喜欢的新朋友。她不太为我担心。我估计不久的将来，她也会成为一位心安理得的少妇。“宝贝蛋嘛，咱们让她出嫁。”父母很有把握地说。我仍然喜欢跟她在一起，但不管怎样，她只是个孩子，我什么也不告诉她。
有一个人可能帮助我，就是雅克，我否认了自己有一夜过早落下的热泪。不，我不爱他；我就是爱，也不会爱他。不过我渴望他的友谊。一天我在他父母家吃晚饭，入席之前我们在客厅里耽搁了一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母亲语气生硬地提醒我要守规矩。“对不起，”雅克微微一笑对她说：“我们在谈论夏尔·莫拉的《内心的音乐》。”我闷闷不乐地喝自己的汤。怎么让他知道我不再嘲笑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如果他向我介绍他所喜欢的诗和书，我会洗耳恭听。“我们在谈论《内心的音乐》……”我心里常常重复这句话，体味着他的伤感，那里面透露出一点点希望的余味。
三月份，我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文学结业文凭。加利克向我祝贺。朗贝尔小姐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打量、端详着我，说我前途无量。几天之后，雅克来家里吃晚饭，大家快要散去时，他把我拉到一旁说：“我前天见到加利克，大家都在谈论你。”他对我的学习和我的打算认真地问了几个问题。“明天上午我开汽车带你去布洛涅森林里兜兜风。”最后他出乎意料地说。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成功啦，雅克对我感兴趣了！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啊，我单独和雅克坐着汽车沿湖岸行驶。他满面春风地说：“你喜欢急刹车吗？”话音刚落，我的脸便朝挡风玻璃撞去。在我们这种年龄，居然还可以体验孩提时代的快乐！我们一同回忆童年：维兰堡、《大众天文学》、《老查理》和我捡的马口铁罐头盒。“我让你跑了多少路啊，我可怜的西蒙娜！”他愉快地对我说。我用断断续续的句子，试图给他讲我的困难、我的问题。他严肃地摇摇头。将近十一点，他让我在布拉尔街的网球场前面下车，狡黠地笑一笑，说：“你知道，人嘛，即使获得了学士学位，还是可以很好相处的。”好相处的人、很好相处、被意中人所接受，这是最大的提升。我迈着胜利的步伐穿过网球场。某种事情发生了，某种事情开始了。“我刚去了布洛涅森林。”我自豪地向我的女友们宣布，非常兴奋、前言不搭后语地讲述着我的兜风。莎莎以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问道：“你今天上午怎么啦？”我感到幸福。
随后那周，雅克来我们家敲门时，我父母外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常他与我妹妹和我开一会儿玩笑，就会离开，可是这一回他留了下来。他给我们朗诵了一首科克托的诗，给了我一些阅读方面的建议，列举了一堆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特别向我推荐了一本我想似乎题目叫《大个子莫尔》的小说。“明天上我家来，我借给你几本书。”他离开时对我说道。
接待我的是老女管家艾丽莎，她说：“雅克不在家，不过他在他卧室里留下了要交给的东西。”雅克写了一张字条：“请原谅，我的老朋友西蒙娜，这几本书你拿去吧！”我看见他书桌上有十来本颜色像酸味糖包装纸一样鲜艳的书：几本浅黄绿色的蒙泰朗的作品、一本覆盆子红的科克托的作品，几本柠檬黄的巴雷斯的作品，还有几本克洛岱尔和瓦莱里的，都是雪白的底子衬托出鲜红的颜色。通过透明的纸我反复念那些书名：《波托马克河》《人间食粮》《给马利亚报信》《剑影下的天堂》《论血、快感和死亡》。有许多书我已经接触过，但这些不属于一般的书。我期待有不同寻常的新发现。可是一本本翻开一看，我几乎感到吃惊，里面尽是轻易可以看懂的通常词语。
但是这些书并没令我失望，而是让我困惑、惊叹、心荡神驰。除了我指出过的个别例外，通常我把文学作品视为文物，怀着或多或少的兴趣进行探索，有时还欣赏，但它们与我无关。突然，一些有血有肉的人，嘴巴附在我耳边，对我谈论起他们自己和我来了，表达种种向往和不平，正是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却明白的不平。我把圣热纳薇耶芙图书馆劫掠一空：我阅读纪德、克洛岱尔、雅姆，头脑兴奋，太阳穴发涨，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我把雅克书架上的书都读完了，又去“图书友人之家”借阅，阿德丽安娜·莫尼埃穿着棕色呢长袍端坐在那里。我太贪婪，对只给借阅两本书不满足，偷偷地拿了五六本塞进书包。困难的是阅读完之后把它放回书架，我害怕不能悉数归还。天气晴朗时，我跑到卢森堡公园，在阳光下看书，兴奋地绕着喷水池转悠，心里默念着自己喜欢的句子。我常常坐在天主教学院的自修室里看书，这家学院离我家只有几步路，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去处。在那里我坐在一张黑色的课桌前面，处在虔诚的大学生和穿长裙的神学院学生中间，热泪盈眶地阅读雅克最喜欢的那本小说，它的题目不叫《大个子莫尔》，而是《大个子莫林》。我像过去沉浸在祈祷之中一样沉浸在阅读之中。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宗教曾经占据的位置。它渗透了我的整个生活，改变了它的面貌。我所喜爱的书籍成了一部《圣经》，向我提供忠告和帮助。我抄录很长的段落，熟记一些新的感恩歌、新的祈祷文，一些圣诗、格言和预言。我背诵这些神圣的片断，净化自己生活的每时每刻。我的激情、眼泪和希望同样真诚，词语、韵律、诗句和诗节并不为我充当掩饰，而是默默地拯救我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所有这些内心遭遇。它们在我与存在于某处、触摸不到的知音之间，创造一种和谐一致。我不是经历自己个人卑微的历史，而是置身于一部伟大的精神史诗之中。数月之间，我从文学中汲取着养料，这是当时我能够深入的唯一的实际。
父母皱眉头。母亲把书分成两类：严肃作品和小说。在她眼里，阅读小说即使不是有罪的也是无聊的消遣，她斥责我阅读莫里亚克、拉迪盖、季洛杜、拉尔博、普鲁斯特等作家的作品是浪费时间，不如用这些时间去了解俾路支、朗巴尔亲王夫人、鳗的生活习性、女人的灵魂或金字塔的秘密。父亲瞄了一眼我最喜欢的作家，断定他们都自命不凡、晦涩难懂、标新立异、堕落颓废、伤风败俗。他严厉责备雅克尤其不该把马塞尔·阿尔兰的小说《艾蒂安》借给我。父母已经没有办法审查我该读什么书，但是他们常常为此生气，大发雷霆。对这些攻击我也感到恼火。我们之间酝酿的冲突日益激化。
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顺利地度过了。年复一年，我始终认识自己。但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刚刚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断裂。对德西尔学校、神甫和我的同学，我记忆犹新，可是对于几个月前还是一个文静的中学生的我，根本无法理解了。现在我对自己心灵的状态比对外部世界要关心得多。我开始记日记，并在说明中写道：“不管什么人如果偷看了这些日记，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他的做法是一种丑恶行为。请重视这一警告，尽管我的郑重其事看似有点可笑。”我还小心翼翼地把这本日记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在日记里，我照抄了我最喜欢的书里的一些段落，同时反躬自问、自我剖析、庆幸自己的变化。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的日记并没有讲清楚，很多事情在其中没有提到，因为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距离。然而，重读这些日记，有些事实一目了然。
“我孤独。人总是孤独的。我会永远孤独。”在这本日记里，从头到尾我都看到一再重复的这句话。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完全变了。”有时我自豪地这样想。从自己的变化中，我看到了有一天大家都将承认的一种优势的保证。我与一个叛逆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想成为一个不平常的人，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永远不停地继续我一生下来就开始了的进步。因此我必须摒弃旧例，打破常规。我相信不脱离资产阶级而超越资产者的平庸是可以做到的。资产阶级对普世价值观的虔信我想是真诚的。我想我有权清算传统、习俗、成见和一切特性，以便弘扬理性、美、善和进步。如果我的一生能获得成功，干成一番给人类增光的事业，我将像赞塔小姐一样，被人们接受和赞赏。我突然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人们远远谈不上赞赏我，连接受我都谈不上；人们不仅不给我编织花环，还根本容不下我。我陷入了焦虑，因为我明白人们不仅指责我现在的态度，更指责我为之奋斗的未来。这种排斥将不会停止。我没想到存在一些与我阶层不同的阶层，这里或那里会有几个人从群众里脱颖而出。可是这些人我几乎没有机会遇到一个，即使与一两个人结下了友谊，也不能给我遭到放逐的痛苦带来安慰。我一直受到疼爱、关怀、器重，希望有人爱我；我的命运的严峻令我害怕。
我是通过父亲知道自己命运严峻的。我本来指望得到他的支持、同情和赞赏，可是这些他都不肯给予我，令我深感失望。在我雄心勃勃的目标和他忧心忡忡的怀疑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他的道德准则要求看重习俗；至于个人，他们在世间除了避免烦恼和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父亲经常重复说应该有一个理想。他虽然讨厌意大利人，但同时又羡慕他们，因为墨索里尼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然而他没有给我指出任何理想。鉴于他的年龄和处境，我觉得他的态度是正常的，觉得他也许能理解我的态度。在许多问题上如国际联盟、左翼联盟、摩洛哥战争等，我没有任何看法，赞同他对我所说的一切。我们的分歧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严重，所以起初我没有做任何努力缩小我们的分歧。
父亲把阿纳托尔·法朗士视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假期末他让我读《红百合》和《诸神渴了》。我表现得很不热心。他硬要我读，在我十八岁生日时送了我一套四卷本的《文学人生》。法朗士的享乐主义令我气愤。他从艺术里只寻求自私的快乐。“多么低俗！”我想道。我也瞧不起莫泊桑的小说之平庸，而父亲将它们视为杰作。我礼貌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却大为恼火。他觉得我的厌恶态度是对许多事物提出质疑。当我抨击某些传统时，他就更严肃地发火了。每年整个家族要在一个或另一个堂姐妹家聚会几次，吃午饭或晚饭，我总是不耐烦地忍受。我断言，重要的是感情，而不是婚姻和血缘关系的巧合。父亲崇尚家族，开始认为我没心没肺。我不同意他的婚姻观。他倒不像马比耶夫妇那么古板，在婚姻里给爱情留了相当宽松的位置。但是我不把爱情和友谊分开，而他看不出这两种情感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不能接受夫妻两个之中一个“欺骗”另一个，如果彼此不再适合，那就应该分手。我感到气愤的是，父亲允许丈夫“偷鸡摸狗”。从不关心政治的角度讲，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不在乎选举权。但在我眼里，男人和女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要求他们要严格地相互尊重。父亲对女性的态度对我是一种伤害。总的来讲，资产阶级轻浮的偷情、恋爱和通奸令我恶心。伯父加斯东带我与妹妹和堂姐去看米兰达的一出无伤大雅的轻歌剧：《热辣辣》。回来之后我表示强烈反感，使父母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阅读纪德和普鲁斯特时都十分泰然自若。通常的性道德观令我愤慨的，包括其纵容的一面和严厉的一面。我读一则社会新闻时惊愕地了解到，堕胎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我身体里发生的事情只与我自己有关，任何理由都不能让我松口。
我们的分歧相当迅速地加剧。如果父亲表现得宽容些，我本来可以接受我这样一位父亲。我还什么也不是，正在决定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此采纳了一些与他相反的看法和兴趣，这就使得他认为我是存心否定他。另一方面，我的倾向是什么，他看得比我清楚得多。我拒绝精英赖以出人头地的等级制度、价值观和虚套子。我认为，我的批评只不过是要使精英摆脱长辈毫无意义的庇荫。事实上意味着摆脱这种关系。我觉得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重要的。最终我不可避免地喜欢整个社会胜过喜欢我的阶级。总之敌对是由我挑起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为什么父亲和他身边的人都谴责我。我跌进了一个陷阱。资产阶级让我深信它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分不开。我以为能够与资产阶级和睦相处，掌握对所有人都有价值的真理。可是当我要接近真理时，它却起来反对我。我感到“痛苦，目瞪口呆，晕头转向”。是谁愚弄了我？为什么、怎样愚弄了我？不管怎样，我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我的怨恨情绪渐渐演变成了反抗。
谁也不接受本来的我，谁也不爱我。我决计要好好爱自己，来弥补这种被遗弃。过去我自我感觉不错，但很少想到要了解自己；今后我打算剖析自己、审视自己、观察自己。在日记里，我与自己对话。我进入了一个世界，那里的新鲜事物令我惊愕不已。我明白了悲伤与忧郁、从容与冷漠的区别所在，明白了心灵的犹豫和狂热、重大的舍弃引起的反响，希望暗暗的絮语。我情怀激荡，就像晚上在蓝色的山丘后面仰望变幻莫测的夜空。我既是景物又是目光，我仅仅靠自己和为自己而存在。我庆幸放逐把我驱赶到了如此强烈的快乐之中；我看不起那些不懂得这种快乐的人，惊愕自己居然没有这种快乐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然而我坚持自己的决定：服务。我在日记里对勒南提出异议：伟人自己并非目的本身，他只有促进人类普遍的知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才能为自己正名。天主教教义让我相信，不要把任何个人，哪怕是最不幸的人，看成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人都同样有权实现我所称的永恒的本质。我的道路已经明确地确定：完善自我、充实自我，在一部能帮助其他人生活的作品里表现自我。
我已经觉得应该把我正在体验孤独的感受传达给其他人。四月份，我写了一本小说开头的数页。我化名艾丽雅娜，与几个表兄弟、表姐妹在一个公园里散步，在草地里抓到一只金龟子。“给我们看。”大家都说。我小心戒备地将手握起来。大家非要看不可，我挣脱他们就跑，他们在后面追。我气喘吁吁，心怦怦乱跳，便钻进了树林子，摆脱了他们，低声哭起来。不一会儿我揩干眼泪，自言自语：“永远不让任何人看到。”然后慢慢回到家里。“她觉得自己足够坚强，能顶住所有攻打和示好，保护她唯一的财产，一直紧握她的手。”
这则寓言表达了我最不容易摆脱的心病：防备别人、保护自己，因为父母不是责备我，就是要求我信任他们。母亲经常对我说，她遭受过外婆的冷漠，希望成为她两个女儿的朋友。可是她怎么能够和我促膝谈心呢？在她眼里，我是一个濒危的灵魂，一个要拯救的灵魂，是一件东西。她的信念之坚定使她不可能作出丝毫让步。她盘问我，并不是为了在我们之间寻求谅解的基础，那是在探察。每当她问我一个问题，我总觉得她是通过一个锁孔在窥视我。仅仅她申明对我拥有权利这一点就令我寒心。她把这种做法的失败归咎于我，想方设法制伏我的反抗，办法就是对我表示关心，可是她的关心使我的反抗更强烈。她恼火地说：“西蒙娜宁愿把身子脱光，也不肯把藏在心里的想法讲出来。”的确，我异常沉默。甚至与父亲，我也放弃争论。我没有任何机会影响他的看法，我的理由都在一堵墙上撞得粉碎。他一劳永逸地、像母亲一样彻底地断定是我错了，甚至不再试图说服我，只是伺机挑我的错。最没有危害的交谈也隐藏着陷阱，父母把我的话按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把与我的想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想法归咎于我。我一直挣扎着反抗语言的压迫，现在常常暗自重复巴雷斯这句话：“为什么让词语这样生硬而明确地来曲解我们复杂的思想？”我一张开嘴，就立刻克制住自己，被重新禁闭在这个世界里。我花了好些年才逃出这个世界。在那里每样东西都毫无疑义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作用；在那里恨与爱、善与恶像黑与白一样分明；在那里一切都事先分好类、编好目录，都被了解、被理解，被不可改变地作了评判。这个世界有着峭拔的山脊，处在无法逃避的光线照射之下，没有任何疑虑的阴影掠过它上空。我宁愿保持沉默。只是父母不能将就，认为我忘恩负义。其实我远不像父亲想象的那样无情无义，因此感到伤心，晚上常常躺在床上哭泣，甚至会当着他们的面号啕大哭。他们感到不快，变本加厉地指责我是白眼狼。我想出一个防卫的办法：以缓和的方式回答他们，说假话。但又不甘心这样做，觉得是背叛自己。我决定“说真话，不拐弯抹角，不加解释”。这样既可避免伪装自己的想法，也可避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不过这样做不怎么机灵，会激怒父母，而又无法平息他们的好奇心。实际上不存在什么解决办法，我无计可施。父母既无法忍受我对他们说的话，也无法忍受我的沉默。我冒险对他们解释几句，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你把生活看偏了，生活并没有这么复杂。”母亲说。可是，我如果退避不予理睬，父亲又会哀叹我完全没了感情，只会耍心眼。他们议论要把我送到国外去，四处征求意见，显得慌乱不安。我尝试硬着头皮顶住，鼓励自己不要怕指责、不要怕嘲笑，也不要怕被误解。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别人的看法有没有根据，都不要紧。一旦抱定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不想笑我也笑得出来，别人怎么议论我都怡然自得。不过这样我觉得自己与别人决绝了。我看镜子里别人眼里的那个人，那不是我，我不在，到处都不在，到哪里去找回我呢？我精神迷惘。“活着就得说谎。”我沮丧地说。按理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说谎。可是实际上，不停地给自己制作假面具是很累人的。有时我觉得自己就要精疲力竭了，就要甘心重新变得与别人一样了。
这个想法把我吓坏了，尤其因为现在我见他们对我表示敌视，就用敌视对待他们。过去我决心不要像他们一样时，感到对他们还是敬爱的，并不抱敌意。可是现在，他们讨厌我身上有别于他们而我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我从怜悯变成了愤怒。他们多么自信真理在他们一边！他们拒绝任何改变、任何异议，对一切问题都持否定态度。为了理解世界，为了找到自我，我必须逃避他们。
我本来相信自己是在一条胜利的道路上前进，可是突然发现自己卷进了一场斗争，这令我张皇失措。我感觉受到冲击，好久才镇定下来。无论如何，文学帮助我从困境中振作了起来，感到自豪。“家庭，我憎恨你！家庭隔绝，门关闭了。”梅纳克的诅咒让我相信，我对家庭感到厌倦时，就在为一桩神圣的事业服务。阅读巴雷斯早期的作品让我了解到，“自由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野蛮人”的憎恨，他首先应该反击他们。我不是默默地忍受不幸，而是在勇敢地战斗。
巴雷斯、纪德、瓦莱里、克洛岱尔，我对新一代作家充满敬慕。我狂热地阅读年龄比我大的年轻作家的所有小说和散文。我从他们身上认出了我自己，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他们像我一样是资产者，像我一样感到不自在。战争毁掉了他们的安全感，而没有使他们脱离自己的阶级；他们反抗，但仅仅是反抗他们的父母、反抗家庭和传统。战争期间他们被迫听信的谎言令他们恶心，他们要求有权正视事物，知道事物的真相。不过他们根本没有想要颠覆社会，而局限于仔细研究自己心灵的状态，主张“真诚地对待自己”。他们摒弃陈词滥调、老生常谈，拒绝他们看到已溃败的古代道德，但并不试图创立另一种道德。他们更倾向于断言不应该为任何事情作出牺牲，强烈地表示不安。一切赶潮流的青年人都感到不安。一九二五年封斋节期间，桑松神甫在巴黎圣母院布道，就提到“人类的不安”。由于厌恶旧道德，最大胆的人甚至对善与恶也提出质疑，而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魔鬼附身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他们的偶像之一。某些人倡导自傲的唯美主义，另一些人则归附于非道德主义。
我恰恰与这些失去常态的富家子弟处于同样的情形：我脱离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向何处去呢？不可能降格到“低下阶层”。人们能够也应该帮助他们往高处走。可是现在在日记里，我对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享乐主义和“挤在电影院里”的工人的唯物主义同样厌恶。由于在世间没有任何适合我的位置，我就愉快地打算永远不在任何地方驻足。我心怀不安。至于真诚，我自小就向往。在我周围，大家都谴责说谎话，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讲真话。今天我之所以如此难以开口说话，是因为我厌恶像周围的人那样说假话。我以不亚于别人的热情接受非道德主义。当然我不赞成在利益驱使下去偷盗，也不赞成追求淫乐的床笫之欢。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动机，而是出于绝望和反抗——当然是假设的——我会毫不犹豫容忍一切罪过，包括强奸和暗杀。作恶，这是拒绝给体面人当任何帮凶最激进的方式。
拒绝空话、拒绝伪善、拒绝舒适，这种否定的态度，文学将之表现为积极的伦理。它把我们的不安变成一种寻求：我们寻求救赎。我们否定了我们的阶级，是为了居住在上帝心里。“罪孽是上帝网开一面之处。”斯塔尼斯拉斯·菲梅在《我们的波德莱尔》里写道。因此，非道德主义不仅是对社会的挑战，而且使人可以到达上帝那里。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都乐于用这个称号；依前者所想，指的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存在；依后者所想，指的是一种令人晕头转向的不存在。二者没有多大区别，我容易把克洛岱尔和纪德搞混。在他们两个人笔下，就资产阶级社会而言，上帝被定义为他者，凡是属于他者的，表示都是上帝的某种东西。贝玑笔下圣女贞德心灵的空虚，侵蚀着维约莱娜的麻风病，我从中认出了折磨纳塔奈尔的渴望。一种非凡的牺牲和一桩没有动机的罪行之间，并没有很大距离。我从茜妮身上看到拉夫卡迪奥的妹妹。重要的是脱离人世，那样就接近永恒了。
少数年轻作家如拉蒙·费尔南德斯、让·普雷沃等，离开了这些神秘主义的道路，试图建立一种新人道主义。我不跟他们走。然而去年，我赞成上天的沉默，充满激情地阅读了亨利·庞加莱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世间，而人道主义——除非是革命者，可《法兰西杂志》里谈到的人不是革命者——意味着可以达到普世而仍然是资产者。然而我刚刚突然注意到，这样一种希望是一种诱饵。从今往后，我只会给予我的智力生活一种相对价值，因为它在使我获得所有人的尊重方面失败了。我祈求不屈的坚韧，使我能够不理会其他人的评价。我躲进“深藏不露的自我”之中，决定我的存在要服从于这个自我。
这种变化使我用新的眼光看待未来：“我将有一个幸福、丰富、光辉的人生。”十五岁时我就这样想。我决计：“我将满足于一个丰富的人生。”我觉得服务于人类仍然是重要的，但我不期望人类承认我，因为对我而言别人的看法不再重要。这种放弃使我付出的代价甚少，因为荣耀其实只不过是未来一种不可靠的幻象。相反，幸福我曾经享受过，而且一直希望得到，我不会甘心让幸福轻易地从我身边溜掉。我之所以下此决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已被彻底拒绝于幸福门外。我认为幸福与爱情、友谊、亲情是不可分的。我投身于“不可避免要孤独地”从事的一种事业。为了重新获得幸福，就得走回头路，就得丧失。我宣布一切幸福本身就是一种丧失。怎样调和幸福和不安呢？我喜欢大个子莫林、阿丽莎、维约莱娜和马塞尔·阿尔兰笔下的莫尼克。我将以他们为榜样。作为补偿，并非不允许得到快乐；快乐常常降临到我头上。这个季度，我洒了很多眼泪，但也经历了一些非常值得赞叹的事情。
尽管文学结业考试已通过，但我并未考虑不再上加利克的课，每周六下午我依然坐在他对面听讲。我的热情未减。我觉得，如果没有值得仰慕的人，这世间就不宜居住了。有时我不与莎莎或泰莱丝一块从讷伊回来，就步行回家。我沿着格兰德-阿尔梅街往上走，醉心于一种在当时仅仅包含有限危险的游戏：不停地笔直穿过星形广场。我大步穿过香榭丽舍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想着那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住在一个陌生的、几乎有些异国情调的街区：美丽城。他没有“心事”，但睡不着觉。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但没有家庭、没有职业、没有例行公事，他的时光里没有多余的东西：他单身一人，自由自在，从早到晚都在行动、在发光、在燃烧。我多么想效法他！我唤醒自己心中的“团队精神”，怀着爱心打量所有行人。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看书时，如果有一个人在我的凳子上坐下并想和我攀谈，我会热心地答话。过去父母不准许我与不认识的女孩子一块玩，而我喜欢打破老的禁忌。偶然与“大众阶层的人”打交道时，我特别高兴，觉得这是实践加利克的教导。他的存在照亮着我的每一天。
然而，我由此得到的快乐不久就渗入了忧虑。我仍然听他讲巴尔扎克、讲雨果。老实说我是在竭力延长一个已经消逝的过去。我仍是他的听众，但不再是他的学生：我不再属于他的生活。“过几个星期，我甚至再也见不着他了！”我心里想。我已经失去了他。我从来不曾失去过任何珍贵的东西。什么东西要和我分手，我总是事先就放弃了。这一次我是被迫的，我进行反抗。“不，”我说，“我不愿意。”可是，我的意愿不起任何作用。如何抗争呢？我告知加利克，我要报名参加“团队”，他对我表示祝贺。可是他几乎不管妇女组的事。也许下一年我就根本见不到他了。这个想法真让我受不了，于是我便胡思乱想起来。我是否有勇气对他说，给他写信，告诉他彻底见不着他了我没法活？我寻思，如果我敢这么做，会怎么样？我不敢。“开学的时候我能够再见到他的。”这个希望使我平静了些。而后，我一方面尽力把加利克留在我的生活里，另一方面又听任他落到次要的位置。雅克的分量越来越大。加利克成了一个遥远的偶像，而雅克关心我的种种问题，能与他谈天说地我感到温馨。我很快就明白，雅克重新占据了我心中的首要位置。
这时我宁愿暗暗吃惊而不想弄明白，并不试图确定雅克处于什么位置，也不想弄清楚他究竟如何。只是如今我才有点条理地重新整理他的故事。
雅克的祖父娶了我外公的妹妹——我那位上唇汗毛特别浓、给《模范娃娃》杂志写文章的姨婆。他祖父这个人野心勃勃又好赌，疯狂地进行投机，结果破了产。连襟俩为了利益问题无情地吵翻了。外公尽管自己一次又一次破产，在我称雅克为未婚夫那会儿，却气壮如牛地宣布：“我的外孙女绝不会有一个将来嫁到赖纪永家。”埃内斯特·赖纪永去世时，那个彩绘玻璃制造厂还好好的。不过家里人说，那个可怜的夏洛如果不是过早地死于那次可怕的事故，可能最终也会把它弄得倒闭的。他像他的父亲一样胆子太大，不理智地相信命运。是我姨妈日耳曼娜的弟弟负责管理那家公司，直到他的外甥长大成人。他管理公司非常小心谨慎。与赖纪永父子相反，弗兰丁父子是乡下人，眼光狭隘，满足于蝇头微利。
雅克两岁丧父。他长得像父亲，像他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张好吃的嘴和一副机灵相。他祖母赖纪永爱他爱得不得了，他刚会说话就把他当成小家长，赋予他保护蒂蒂特和小妈妈的责任。他呢，也严肃地担当起这个角色，他姐姐和母亲都奉承他。可是日耳曼娜姨妈守了五年寡之后，与生活在维兰堡的一位公务员再婚了，定居在那里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初她把两个大孩子带在身边，后来顾及他们的学业，就让蒂蒂特去瓦尔东学校、雅克去斯塔尼斯拉斯学校半寄宿。姐弟俩住蒙帕纳斯大街那套房子，由老艾丽莎监护。这样被抛弃，雅克怎么忍受下来了呢？很少有孩子像这个被废黜、被放逐、被抛弃的小贵族一样，被蛮横地逼得装模作样。他对自己的继父和同母异父弟弟与对他的母亲和姐姐一样，都现出一副笑眯眯有感情的样子。未来将会证明——那是很久以后——他只有对蒂蒂特的感情是真的。他大概不会承认自己心怀怨恨。但是，他粗暴地对待他的外婆，对母亲方面的家庭总是表现出近乎敌意的鄙视，那绝非偶然。被刻在门面上和绚丽多彩、熠熠生辉的彩绘玻璃上的赖纪永这个姓氏，在他眼里像一个徽章那样光辉夺目。但是他之所以如此炫耀这个姓氏，是想通过只承认父系方面的飞黄腾达，来对他母亲进行报复。
他想在家里替代英年早逝的父亲没有成功，作为补偿，便公开要求自己的继承权。八岁上，他不甘心忍受舅父的临时监护，宣称自己是家里的唯一主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年纪轻轻就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有谁知道，他在那寂寞的顶楼里可能忍受了怎样的不幸、怎样的嫉妒、怎样的怨恨、怎样的恐惧。在那顶楼里，往昔的尘垢预示着他的未来。他的狂妄、镇静、自吹自擂，肯定掩饰着严重的惶恐。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造反者。他想要像男子汉一样懂道理。他不需要去争得自由，而是需要对抗自由，把父亲在世时告诉他们的准则和禁令，强制自己遵循。他精力旺盛、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在学校里就常常乱喊乱叫。他笑着让我看他的记分册里的一条意见，指责他“用西班牙语发出各种怪叫”。他不装出一副模范小男孩的模样。他装出的是一副成年人的模样，正是成年人的成熟使他可以违反过于小孩子气的纪律。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家里即兴表演一出不大看得懂的滑稽戏，提倡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令观众大为惊讶。他饰演一个小伙子的角色，拒绝娶一位贫穷的姑娘为妻。“我之所以建立一个家庭，就是为了确保我的孩子们能过上舒适富裕的生活。”他解释说。在少年时代，他从来没有对现有的秩序提出过质疑。他怎么会反抗他孤单一人在虚无之上维护的那个幽灵？作为一个好儿子和热心的兄弟，他忠于一个阴间的声音给他指出的路线。他对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表现得十分遵守。有一次在谈到加利克时他对我说：“这是个不错的人，不过他应该结婚并且有一个职业。”“为什么？”“一个男人应该有一个职业。”他自己把将来的职责放在心上，上装饰艺术课和法律课，在底层那几间散发着积年尘垢味的办公室里开始学做生意。生意和法律使他不胜其烦，相反他喜欢画图画，学会了木雕。他对绘画非常感兴趣，不过没有可能致力于绘画。他那位对美术一窍不通的舅父治理公司有力，雅克的任务与任何小老板的任务不会有多大差别，但能够重拾父亲和祖父大胆的目标，他已经感到安慰。他酝酿了一些大计划，不满足于乡间本堂神甫这样一小批买主。赖纪永彩绘玻璃将以其艺术质量令世界吃惊，他的制造厂将成为一间上规模的企业。他母亲和他的家人都感到不安。“最好把生意交给他舅舅管理，”我父亲说，“他准会把公司搞破产。”因为他的热情有点让人生疑：他十八岁时这副严肃样子非常像他八岁时表现出的严肃样子，是为了不让人觉得他在儿戏。他过分遵循惯例，仿佛他并不属于他所依仗并且生下来就属于的社会等级。这是因为他替代父亲的企图事实上遭到了失败。他只听从自己的声音，但他的声音缺乏权威。他特别小心翼翼地避免否定自己所具有的智慧，绝不让它深藏不露。他与他张扬地扮演的角色——赖纪永之子根本不相符。
我觉察到了这个缺陷，断定雅克采取了我觉得可行的唯一态度：一边唉声叹气一边求索。他的激昂无法让我相信他有雄心壮志，同样他冷静的声音也无法让我相信他已听天由命。他远远不属于稳重的那类人，甚至拒绝反对墨守成规的方便条件。他厌倦的撇嘴、犹疑的目光、他借给我的书、他半遮半掩的吐露隐情，一切都让我相信，他是面向一个不确定的彼岸生活着。他喜欢大个子莫林，也让我喜欢上了这个人物。我把他们两个等同起来了。从雅克身上我看到了“不安”的精确化身。
我相当经常地和家人一起去蒙帕纳斯大街雅克家里吃晚饭。我不讨厌这些晚上的聚会。与我身边的其他人相反，日耳曼娜姨妈和蒂蒂特不认为我变成了怪物。在这套我自小就熟悉的半明半暗的大房子里坐在她们身边，我的生命的经络重新连接起来了，我再也不觉得自己被另眼相看和遭到放逐。我与雅克有短暂的私下交谈，建立了彼此间的默契。我父母对此并无恶意的看法。他们对雅克的感情模棱两可，怪他几乎不再上家里来，关心我甚于关心他们。他们还指责雅克忘恩负义。然而，雅克肯定有舒适的生活条件。如果我嫁给他，对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来讲，那是多么幸运！母亲每次提到他的名字，总露出十分诡秘的微笑。我感到恼火的是，父母居然把在一致拒绝市侩眼光基础上的谅解，变成了一种市侩做法。然而，我与雅克的友谊被视为是正当的，父母允许我和他单独见面，我觉得这挺方便。
我一般是在下午将近黄昏时去按那座楼的门铃，径直上楼去那套房子里。雅克露出殷勤的微笑欢迎我。“不打扰你吗？”“你从来不打扰我。”“你怎么样？”“每次见到你，我总是很好。”他的亲切让我心里暖烘烘的。他把我领进那条长长的中世纪式的走廊；他把自己的办公桌安置在走廊里。走廊总是不明亮，一扇彩画大玻璃窗妨碍采光。我喜欢这种半明半暗，喜欢那些大箱子和厚重的木头柜子。他让我在一张包深红色天鹅绒的沙发上坐下，自己踱着方步，嘴角叼一支卷烟，略略眯缝起双眼，仿佛在烟圈中寻找自己的思路。我把向他借的书还给他，他又另外借给我几本。他给我朗诵马拉美、拉福格、弗兰西斯·雅姆、马克斯·雅各布等诗人的作品。“你要对她进行现代文学启蒙吗？”父亲半讥讽半冷淡地问他。“没有任何事情比这让我感到更愉快。”雅克回答。他把这个任务放在心上。“不管怎样，我让你了解了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他自豪地对我说。他对我进行引导非常谨慎。“喜欢《爱人》，太好了！”当我把雅克·里维埃的这本小说还给他时，他这样说。我们很少进行更深入的议论。他讨厌啰嗦。当我要求他说明时，他常常引用科克托的话：“这就像铁路事故一样，可以感觉得到，但是说不清楚。”他让我去乌尔苏拉会电影制片厂——上午与我母亲一块去——看一部前卫电影，或者去剧团看杜兰的最新演出时，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这个不应该错过。”有时，他细致地向我描述一个细节，如画布角上一道黄色的光、银幕上一只正张开的手等。他的声音听起来那样认真又那样开心，使人联想到无限。不管怎样，他还是给了我一些宝贵的提示，例如让我懂得怎样欣赏毕加索的一幅画。他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不看署名，就能分辨出布拉克或马蒂斯的一幅作品。在我看来他像有魔法。他向我显示的这些新东西令我震惊。我有点觉得这些都是他的作品，或多或少把科克托的《俄耳甫斯》、毕加索的《丑角》、勒内·克莱尔的《幕间休息》看成是他创作的。
实际上他在做什么呢？他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考虑？他工作干得不多，喜欢夜里飙车穿越巴黎，偶尔去拉丁区的啤酒馆和蒙帕纳斯酒吧。他对我把酒吧描述成神奇的地方，那里总要发生点什么事情。可是他对自己的生活并不十分满意。他在走廊里踱着方步，抚弄着他那头漂亮的栗黄色头发，满面笑容地向我吐露道：“我复杂得可怕！被自己错综复杂的想法搞得晕头转向。”有一回他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看，我必须做的事情，是要信仰某种东西！”“难道活着还不够吗？”我问他，“我就信仰生命。”他摇摇头说：“什么也不信仰，活着就不那么容易。”然后他就换别的话题。他心里要说的话每次只吐露一句半句，我也不强求。与莎莎在一起，我们的交谈从来不触及实质；与雅克在一起，我们的交谈如果接近了实质，也是以非常谨慎的方式，我觉得这倒是正常的。我知道他有个朋友，叫吕西安·廖库尔，是里昂一位大银行家的儿子。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整夜聊天，从蒙帕纳斯大街到波纳街你送我、我送你，有时廖库尔就睡在那张红沙发上。这个小伙子遇到过科克托，并且向杜兰透露过写一个剧本的打算。他出版过一本诗集，由雅克用木刻画加的插图。这种优势令我折服。雅克在他的生活余暇给了我一个位置，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了。他对我说，他一般与女人合不来，他爱自己的姐姐，但觉得她太多愁善感。像我们这样，男孩和女孩能在一起聊天，的确不寻常。
我不时稍许对他谈到我自己，他呢，就给我一些忠告。“要尽量表现得透明。”他对我说。他告诫我要接受生活的单调平常，并且引用魏尔伦的话：“平凡的生活，要干的工作繁杂而简单。”我并不完全同意，但重要的是他听我讲话，能理解我、鼓励我，在短暂的时间里帮助我摆脱孤独寂寞。
我相信他巴不得我更加亲密地融入他的生活。他让我看他的朋友们的信，想让我认识他们。一天下午我陪他去隆尚看赛马。有一回他表示想带我去看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妈妈断然拒绝：“西蒙娜晚上不一个人外出。”并非她怀疑我的操守。晚饭前我可以单独和雅克在家里待几个钟头，但是晚饭之后，如果没有父母在场驱除邪魔，一切地方都变成了邪恶的场所。因此我与雅克的友谊，仅限于言犹未尽的交谈，加上长时间的沉默以及大声朗读。
这个学期结束了。我通过了数学和拉丁语考试。时间过得快，考试成绩好，令人愉快。当然，对严密科学和死语言，我并没有什么兴趣。朗贝尔小姐建议我重拾最初的计划。在圣马利亚学院，哲学课由她讲授，我当她的学生她会很高兴，她肯定我会很容易取得教师资格。我父母不反对。对这个决定我也很满意。
尽管最近这些星期，加利克的形象有点淡薄了，但当我在圣马利亚学院一条阴暗的走廊里和他告别时，还是感到黯然神伤。我还要听他一回课。他在圣日耳曼大街一间会议厅举行一场报告会，参加作报告的有亨利·马西和马比耶先生。马比耶最后一个发言，话语从他的大胡子间流出来显得磕磕绊绊，他整个发言期间莎莎尴尬得双颊通红。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加利克，感觉到母亲困惑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甚至不打算控制自己。这张即将永远消失的面孔铭记在我的心里。这存在如此完整，这消失如此彻底，二者之间似乎不可能有任何通路。马比耶先生发言完了，几个演说者离开了讲台。木已成舟。
我还不愿意撒手。一天早上，我搭上地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下了车。这地方这么远，感觉就像走私越过了国境线：我到了美丽城。我沿着加利克住的那条大街走去。我知道他住的是几号楼，贴着墙根走过去。如果他发现了我，我会羞愧得晕过去。我在他住的房子前面停留了一会儿，仰望那临街的灰暗的砖墙和那道他每天早晚出入的门，然后继续走我的路，打量街旁的商店、咖啡馆和广场中心花园。所有这些加利克都很熟悉，以至于熟视无睹。我来这里寻找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
雅克嘛，我肯定十月份能再见到他，因此与他说再见时一点也不难过。他刚刚法律考试吃了败仗，有点垂头丧气。他最后的握手和最后的微笑充满热情，令我激动。离开他之后，我不安地寻思，他是否会把我的平静当成冷淡。这个想法令我气恼。他给了我那么多。我想到的不完全是那些书、画和电影，更多的是当我对他谈到我自己时他那柔情的目光。我突然想到必须感谢，一口气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我的笔在信封上面停住了。雅克最看重廉耻心。作为神秘的暗示他微微一笑，从科克托提供的版本中，给我引述了歌德的这句话：“我爱你，这与你有关吗？”我这样不加掩饰地吐露感情，他是否会认为不谨慎？他是否会自言自语地咕哝：“这与我有关吗？”然而，如果我的信能使他稍许振作精神，不寄出去那就是怯懦。我犹豫不决，担心遭到嘲笑，正是这嘲笑使我童年时代变得木讷。不过我不想再像小孩子一样行事，便赶忙加了一句附言：“也许你会觉得我可笑吧，不过我如果永远没有勇气面对嘲笑，那我就会瞧不起自己。”我把信投入了邮筒。
玛格丽特伯母和加斯东伯父与他们的孩子在柯特雷温泉疗养，邀请我和妹妹去与他们一块疗养。早一年，能见到山我会欣喜若狂。如今，我钻进了自我之中，外部世界不能让我动心了。再说，我与大自然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不忍心在这里看到它降到度假消遣的水平。人们把大自然割裂成一片片提供给我，而不让我有必要的闲情去接近它。既然不能投身于大自然，我便一无所获。冷杉和山涧激流都沉默不语。我们在加瓦尼竞技场和戈布湖游玩，堂妹让娜拍了一些照片，而我看到的只像透明幕布上一些乏味的画面。一如街道两旁建的那些难看的宾馆，装修得再豪华也白搭，丝毫不能分散我的痛苦。
因为我不幸。加利克永远消失了。我与雅克究竟怎么样了呢？我信里告诉了他我在柯特雷的地址。他显然希望他的回信不落到我以外的其他人手里，所以他会往这里写信，或者根本不写。他没有回信。我每天去宾馆办公室四十六号格子里查看十来次。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我是在相互信任和无忧无虑中感受我们的友谊的。现在我寻思：对他来讲我算什么？他觉得我的信幼稚？或者不合时宜？还是他干脆把我忘了？真折磨人！我真希望能够慢慢地平静下来！可是我一刻也不得安宁。我与宝贝蛋和让娜睡在同一个房间，外出总是三个人一起，我成天要控制住自己，可是总不断有声音传进我耳朵里。在莱耶尔，晚上在宾馆的沙龙里，大家围坐在一起，面前一杯巧克力，伯母和伯父闲聊着。正值假期，他们看书，谈论所看的书，说：“写得还挺好，但有些啰嗦。”或者说：“有些啰嗦，但写得还挺好。”有的人现出沉思的目光，用洞察入微的口气说：“这有点奇怪。”或者用更严厉的口气说：“是有点特别。”我等待夜里去哭泣。第二天还是没有信来；我又等待夜晚降临，气鼓鼓的，焦虑不安。一天早晨，我在房间里号啕大哭起来，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使我那吓坏了的可怜伯母安下心来的。
在回到梅里尼亚克之前，我们在卢尔德停留了两天。我受到一次冲击，碰到一批奄奄一息、缺胳膊少腿和甲状腺肿大的人。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场面，我突然意识到，人间并非只讲心境。人有肉体，遭受着肉体的痛苦。我跟在一队人后面，对他们大声唱的圣歌和这些欢乐的善男信女身上的酸臭味，全都麻木不仁；我对自己的悠然自得感到羞愧，眼前这难以言状的苦难比什么都真实。我倒是隐约地羡慕起莎莎来了。她在朝圣期间为病人洗碗碟。要全心全意，忘掉自我。可是那又怎样？为了什么？在这里不幸乔装打扮成滑稽可笑的希望，没有任何意义，不能让我幡然悔悟。我在恐惧中挨过了几天，然后重新开始操心自己的事情。
我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假期，在栗树林里踯躅、哭泣，感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绝对孤苦伶仃。这一年，妹妹也将我视同陌路。我挑衅性的严肃刻苦态度惹恼了父母。他们不信任地观察着我，翻阅我带回家的书，然后他们两个以及玛格丽特伯母一块议论。“这不健康，偏离了正道。这不对头。”他们常常说。他们这样做，就像他们议论我的心情或者猜测我脑子里想什么一样，同样伤害我。他们比在巴黎有更多空闲，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有耐心忍受我的沉默。我也任性，有两三次乱发脾气，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尽管我努力改进，还是非常容易受到责难。当母亲摇着头说：“这当然不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如果我成功地使一个花招，她却叹口气说：“这好一些啦！”真气人。我依恋父母，在这里我们曾经那样亲密无间，现在我们之间的误解使我比在巴黎更感到痛苦。此外我也无所事事，只弄到很少几本书。对康德的一项研究使我热衷于纯粹理性批判，而纯粹理性批判使我更加坚定地不接受上帝。从柏格森关于“社会的我和深层的我”的理论中，我兴奋地辨认出了自己的体验。但是哲学家客观的声音不像我喜爱读的作家的声音，能给予我同样的鼓舞。我再也感觉不到自己周围存在亲如手足的人。我唯一求助的，就是我的个人日记。当我在日记里反复讲述了我的烦恼和忧愁之后，我又开始忧愁地烦恼起来。
在格里埃尔的一天夜里，我刚在一张宽大的乡下床上躺下，就禁不住焦虑万分。我曾经担心会死，竟至潸然泪下、连声叫喊。可是这一次更糟糕，生命已经倾覆于虚无之中，万物俱灭，此时此刻只剩下一种异常强烈的恐惧。我犹豫着是否去敲母亲的房门，声称我病了，好听到人声。但我终于还是睡着了，对这次发作保留了一个心惊胆战的回忆。
回到梅里尼亚克，我考虑写作。我喜欢文学甚于喜欢哲学。如果有人预言我会成为一个柏格森那样的哲学家，我是不会完全满意的。我不想以那种深奥的口气讲话，那种口气我听到了也无动于衷。我渴望写作的是一部“内心生活的小说”。我想传播我的感受。我犹豫不决，似乎觉得心里“有一堆事情要说”，但明白写作是一门艺术，自己对此并不在行。不过我还是记下了好几个小说题目，最终下定了决心。我构思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这是一个未遂的私奔故事。女主人公与我同龄，十八岁，与家人一起在一座乡间别墅度假，一位按习俗与她相爱的未婚夫，要到这里来与她相会。直到此时，她对平淡无奇的生活感到满意。可是突然她发现了“别的东西”。一位天才的音乐家让她看到了真正的价值；艺术、真诚、不安于现状。她发觉自己过去是生活在假象之中，内心产生了一种激情，一种不曾有过的欲望。音乐家走了。未婚夫来了。她在二层楼的卧室里听到欢迎的喧哗声。她踌躇起来：她刚刚隐约看到的东西，她是保全呢，还是失去？她没有这个勇气。她走下楼梯，满面笑容地进到其他人正在等候她的客厅里。我对这个故事的价值不抱幻想。这是头一回我把自己的体验整理成句子，而且乐于把它写出来。
我给加利克寄了一封学生给老师的短信，他回寄给了我一张老师给学生的小明信片。我不再很想念他。他以自己的榜样激励我脱离自己的阶层和过去。我注定孑然一身，所以跟着他追求英雄主义。这是一条坎坷的道路，我当然希望这种注定会消除。雅克的友谊带来了这种希望。当我躺在欧石楠丛中，徘徊在低洼的道路上时，回想的是雅克的模样。雅克没有回复我的信，但时间冲淡了我的失望。他亲切的微笑、我们之间的默契、我在他身边度过的温馨时刻，这些往事的回忆掩盖了我的失望。我厌倦了哭泣，幻想我点亮了灯，往红沙发上一坐。这是在自己家里。我端详着雅克。他是我的。毫无疑问，我爱他。他为什么会不爱我呢？我开始拟订幸福的计划。我之所以放弃，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缘得到它，可是一旦觉得有可能，我又开始渴望。
雅克漂亮，一种孩子式的肉感的漂亮，然而他从来没有引起我任何冲动，也没有引起我丝毫欲望。我在日记里有点惊异地记述道：每当雅克有温柔的表示时，我心里有某种东西就缩了回去。这也许是我弄错了吧。我所记述的情况至少意味着，我在想象中保持着距离。我一直把雅克视为一位有点疏远的大哥。家里无论敌视也好欢迎也好，他倒是不停地对我们表示关心。大概正因为如此吧，我对雅克所产生的感情都是对一位天使的。
其实这种感情的性质全在于我们无法改变的表亲关系，所以我立刻把它归结为表兄妹之间的感情。我曾经强烈责备乔和麦琪背叛了他们的童年。我想我爱雅克就实现了自己的命运。我经常对自己讲我们过去的订婚，还有他送给我的那块彩绘玻璃。我庆幸我们在少年时代分开了，这样我才获得了重逢这种非常开心的快乐。显然，这段温馨的情缘是在天上登记的。
实际上，我之所以相信这是天数，是因为我从中看到了我所有困难的理想解决办法，尽管这一点我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我厌恶资产阶级的陈规陋习，但同时保留着对在黑、红色书房里度过的夜晚的怀念，那时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离开父母。赖纪永家，那套铺着厚厚的化纤地毡的漂亮房子，那间明亮的客厅，那条阴暗的走廊，对我来讲已经算得上一个家。我在雅克身边看书，心里想着“我们两个”，就像过去念叨着“我们一家四口”一样。他母亲和他姐姐会亲切地待我，我父母也会重新变得温和，我将重新成为大家都爱的女孩，将在这个集体中重新占据我的位置，而离开这个集体我就只能面对流亡了。而我什么也不会放弃。在雅克身边，幸福绝不会是一个梦；我温馨的日子将一天接一天，我们将天天继续我们的追求；我们将相互迷恋，但绝不迷失，被共同的忧患联结在一起。这样我就能在心灵的宁静中而不是在心灵的痛苦中，实现自我拯救。在眼泪流尽、穷极无聊之时，我一下子把自己一辈子的赌注押在了这次机会上。我兴奋地盼望开学，在火车上，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重新来到那套铺着褪色地毡的房子里时，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没有在雅克家落脚，而是返回了自己家里。我要在这四壁之间度过这一年。我展望一眼随后的日月：多么空虚！昔日的友谊、同窗之情和快乐，我彻底抛弃了。我失去了加利克，雅克嘛，充其量每个月只能见到两三次，没有任何可能指望他比过去给予我更多的东西。我又一次感受到清醒过来后的颓唐，看不到任何值得高兴的东西。晚上，我要倾倒所有的垃圾，还有疲劳和无聊。在寂静的栗树林里，去年支撑着我的狂热已彻底消失。一切行将重新开始，除了使我忍受了一切的那种疯狂。
我如此惊恐，想立刻跑到雅克那里，因为只有他能帮助我。我父母对他的感情，我说过，模棱两可。这天早晨，母亲不准我去看他，猛烈攻击他和他对我施加的影响。我还不敢违抗，也不敢真正说谎。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母亲，晚上又向她汇报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情。我驯服了，但气得尤其是愁得透不过气来。我热切地盼望这次相会盼望了好几个礼拜，可是母亲的一次心血来潮就让它告吹了！我不寒而栗地明白了自己的依附地位。他们不仅判处我流亡，而且不让我自由地与无情的命运斗争。我所行、所做、所言统统受到监视。他们窥伺我的思想，一句话就能让我最珍视的计划付诸东流，剥夺我的一切手段。这一年过去了，我勉强将就了自己的命运，因为我身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让我惊愕。现在这段遭遇结束了，我又陷入了孤苦无望。我变得与从前不一样，我周围的世界也应该与从前不一样。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究竟希望什么呢？对此我甚至无法想象。这种被动状态令我绝望。我只有等待。等待多长时间？三四年吗？当你年届十八，这可太长了。这三四年，我如果被脚镣手铐束缚在监狱里度过，出来时依旧孑然一身，没有爱情，心灰意冷，一无所有。兴许我会去外省教哲学吧：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写作？我在梅里尼亚克的尝试徒劳无益。如果我还是老样子，因循守旧、碌碌无为，就永远不能进步，永远不能写成一部作品。是的，那就会天地一团漆黑。平生头一回，我真的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过了一个礼拜，我才得到去看雅克的许可。到了雅克家门前，我感到惊惶失措。他是我的唯一希望，可是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没有给我回信。他是被打动了还是生气了？他会怎样迎接我？我半死不活地围着那几座房子转了一两圈。嵌在墙壁里的那个门铃令我害怕，它像我小时候不小心把手指伸进去的那个黑洞一样，给人以不会伤人的错觉。我按了按钮。像往常一样，门自动开了，我上了楼梯。雅克微笑着迎接我，我在红沙发上坐下。他递给我一封写给我的信说：“你看吧，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希望这个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他满脸红到了耳根。我打开信。作为提示，他写道：“这与你有关吗？”他对我不怕讥笑表示祝贺，告诉我“在温暖而孤独的下午”他常常想我。他也对我提出忠告：“你如果更有人情味，就不会那么引起周围人的反感；再说这样才更棒，我要说才更值得自豪……”“幸福的奥秘和艺术的极致，是像所有人一样生活，又不像任何人。”他最后问了这样一句话：“你愿意把我当做朋友吗？”我心里升起一轮巨大的太阳。接着雅克断断续续地说着。暮色降临，“这样不行，”他对我说，“这完全不行。”他陷入了困境，非常烦恼。他曾经相信自己是一个体面的人，现在不再相信了，而蔑视自己，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我聆听着他这番话，被他的谦卑所感动，为他的信任所陶醉，而他的沮丧令我心情沉重。我离开他时，心里像燃着一团火。我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抚摩着、端详着他刚刚送给我的礼物：一张漂亮的厚纸，上面有细细的线，画满紫色的音符。他的一些忠告令我愕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没有人情味，并不故意引起别人反感；像所有人一样生活，这对我没有任何诱惑力。不过他为我谱写的华彩乐段，还是令我感动。我反复看了十遍开头那句话：“这与你有关系吗？”这显然意味着，雅克比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更珍惜我。但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他并不爱我，否则他不会如此消沉。我迅速拿定主意。我的错误显而易见：爱和担心不可能是一回事。雅克让我回到了现实：灯下促膝谈心、丁香花和玫瑰花不适合我们。我们太清醒、太苛求，不可能在爱情的虚假安全中高枕无忧。雅克永远不会停止焦虑的追求。他绝望到了极点，反过来变得厌恶自己了。我应该效法他，走同样坎坷的道路。我呼唤阿丽莎和维约莱娜来救助我，因为我陷入了自暴自弃。“我不会爱其他任何人，但我们之间相爱是不可能的。”我这样决断。我并不否认这个假期间我强制自己接受的信念：雅克是我的命数。但是我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理由，排除了他会给我带来幸福。我在他的生活里有某种作用：那可不是促使他停滞不前，而是要帮助他克服气馁，继续他的追求。我立刻行动起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从最优秀的作家的作品中汲取活着的理由。
他不给我回信实属正常，既然我们两个都希望我们的友谊“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然而我感到苦恼。一次在他家里吃晚饭，整个晚上我窥伺着他一个默契的眼神，可是什么也没等到。他比平常还过分地装出滑稽的样子。“你没完没了地装疯卖傻。”他母亲笑着对他说。他显得那样无忧无虑，对我显得那样漠不关心，我想这一回我准失算了。他恼火地阅读了我没好脸子地硬塞给他的论文。“痛苦啊，痛苦的晚上，他的假面具非常严实掩盖他的脸……我恨不得把心呕吐出来。”第二天上午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决计躲起来，忘掉他。可是八天后我妈从他家里得到消息，告诉我雅克考试又失败了，他似乎很痛苦，最好去看看他。我立刻准备了安慰宽心的话，跑了过去。他果然一副沮丧的样子，倒在一把扶手椅里，胡子没刮，领口敞开，想强露笑颜都没做到。他感谢我给他写了信，但似乎不是发自心底。他一再对我说，他毫无用处，是个废物。他整个夏天过得稀里糊涂，把一切弄得一团糟。他厌恶自己。我鼓励他，但言不由衷。我离开时，他低声对我说：“谢谢你来。”口气诚挚，令我感动。但我回到家里还是挺垂头丧气的。这一回我无法用高尚的色彩描绘雅克的惊慌不安了。我不知道他这个夏天到底干了什么，但我往最坏处设想，譬如赌博、酗酒等，就是笼统地称为淫乐的那一套。他肯定有辩辞，但我觉得失望的是不得不原谅他。我记起我十五岁时给自己编织爱慕的伟大梦想，伤心地拿它与我对雅克的感情进行比较。不，我并不仰慕他。也许任何仰慕都是受骗上当；也许在所有心灵深处所能找到的，只是一种不可靠的狂欢；也许两个心灵之间唯一可能的联系是同情。这种悲观情绪不足以使我振作起来。
我们随后的见面使我陷入了新的困惑。他恢复了常态，发出笑声，审慎地谈到一些理智的打算。“有一天我会结婚的。”他说。这句短短的话令我心烦意乱。这是无心之言还是有心之言？如果是有心之言，那是一种许诺还是一种警告？我之外的另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那是我无法忍受的。然而我发觉嫁给他的想法又令我反感。整个夏天我一直抱着这种想法，而现在当我父母热切盼望这桩婚事时，我却想逃避。我从中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拯救，而是自己的失落。好几天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再去雅克家里时，他与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一一向我介绍他的朋友们，然后继续他们之间的交谈，谈论的是酒吧和酒吧男招待、金钱上的烦恼和听不明白的男女私通之类。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到来没有扰乱他们的交谈。然而他们的交谈令我沮丧。雅克让我等他把朋友送到车上。我瘫倒在红沙发上，极度烦躁，啜泣起来，直到雅克回来，才恢复平静。他换了一副表情，话语中透露出真挚的柔情。“你知道，像你我之间这种友谊很不寻常啊。”他对我说。他和我下楼到了拉斯帕耶大街上。在陈列着日裔画家藤田嗣治一幅白色画作的橱窗前，我们停了好大一会儿。第二天他就出发去了维兰堡，他要在那里待三个星期。我宽慰地想，在整个这段时间，这个温馨的黄昏将作为最后的回忆一直陪伴着我。
然而我的烦躁不安并没有平复，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有时雅克就是一切，另一些时候他又绝对什么也不是。令我吃惊的是我有时感觉到的“对他那种恨”。我寻思：“为什么只有在期待、懊悔和怜悯中，我才感受到柔情的巨大冲动？”一想到我们彼此相爱我就不知所措。如果我对他的欲望麻木，我就会觉得自己精力衰竭了。然而我注意到：“我需要他，但不是需要见到他。”我不再像去年那样感到兴奋，我们的交谈令我意志消沉。我宁愿远远地想念他，而不想和他面对面。
他走了三周之后，有一次我穿过索邦大学的广场时，看见他的汽车停在阿库尔咖啡馆的露天座旁。多么意外！我知道他的生活并不与我日夜相伴，我们谈起这一点时总是闪烁其词，我一直处于边缘。可是我真心认为，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总是流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可是这辆停放在便道边的小汽车，却对我显示了相反的一面。此时此刻、每时每刻，雅克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过是为其他人，而不是为我。我们频繁地一周周、一月月小心翼翼地相会，有什么作用呢？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了，显得很可爱，可是我非常失望。为什么？我越来越弄不明白了。他母亲和他姐姐暂住在巴黎，我再也无法单独见到他。我觉得我们在玩捉迷藏，也许我们最终会永远不再相会。我爱他还是不爱？他爱我吗？母亲一再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他曾经对他母亲说：“西蒙娜嘛，她很漂亮，遗憾的是，弗朗索瓦丝姨妈给她穿得太难看了。”这个批评不是针对我的，我记住了他喜欢我的长相。他才十九岁，学业尚未完成，还要服兵役。谈到婚姻时他只是含糊地暗示，这是正常的。这种保留态度并不说明他接待的热情、他的微笑和手的按压是装模作样。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这与你有关吗？”这一年日耳曼娜姨妈和蒂蒂特对我的亲切态度中，都有一种串通一气的意味：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一样，似乎都把我们看成已经许配了。可是，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有时他显得那样无动于衷！十一月底我们在一家餐馆与他父母和我父母一块吃晚饭。他谈天说地，还开玩笑。他的在场非常好地掩饰了他的心不在焉。我被这种假模假式给弄得晕头转向。这天夜里我哭了半夜。
几天后我平生头一回看到一个人过世：我伯父加斯东因肠梗阻突然死了。他弥留了整整一夜。玛格丽特伯母一直握住他的手和他说话，他已经听不见。他的孩子都守在床头，我父母、妹妹和我也一样。他喘着气，呕吐出一些黑糊糊的东西。他停止呼吸后，下巴便耷拉着了，家人便在他头上缠了一条绷带。我从没见落过泪的父亲呜咽起来。我的绝望之强烈令所有人和我自己感到意外。我很爱我伯父，也珍惜我们清晨在梅里尼亚克打猎的回忆。我很爱我堂妹让娜，一想到她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我就不寒而栗。可是无论我的怀念还是我的同情，都无法解释这两天使我痛苦不堪的骚动。我无法忍受伯父临死之前投向伯母的那呆滞的目光，它显示一切已经无法挽回。“无法挽回”“无可补救”这类词在我头脑里震响，使我头痛欲裂；同时另一个词在回响：“不可避免”。我将来可能也会在我长久所爱的男人眼睛里看到那种目光。
是雅克来安慰我。看到我痛苦不堪的眼神，他显得非常激动，对我异常亲切，我不由得擦干了眼泪。一次在他外祖母弗兰丁夫人家吃晚饭时，老太太随便对我说了一句：“你如果不干活儿，你就不是你了。”雅克温柔地看着我说：“我希望她还是她。”我立刻想：“我怀疑错了，他是爱我的。”第二周我在他家吃晚饭，在简短的个别交谈中，他告诉我他已经摆脱烦恼，但担心自己正在资产阶级化。随后饭一吃完，他立刻离去了。我为他编造离去的种种理由，但没有一条能令我信服。他如果眷恋我，是不会离去的。他是否深深地眷恋着某种东西？我觉得他显然心猿意马、三心二意，沉迷于庸俗的友情和低俗的烦恼，对折磨着我的问题根本不关心，思想上缺乏信念。我重新陷入了惶惶不安。“我有时不是对他反感吗，难道不能彻底摆脱他？我爱他，强烈地爱他，却不知道他是否为我而生。”
事实上，雅克和我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仲秋时节，我在描绘自己的肖像时，首先记述的是我的认真：“一种刻苦的、不折不扣的认真，我不知道其理由何在，但崇奉为压倒性的需要。”自孩提时代起，我一直表现得固执、极端，并引以为豪。其他人在信仰、怀疑、欲望或计划等问题上大都半途而废。我就瞧不起他们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我无论对待自己的情感、想法还是所做的事情，都是一贯到底。我决不轻易做任何事情，正如幼年时代我就希望，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有需要证明是合理的。我知道这种固执使我失去了某些优点，但根本谈不上放弃它。我的认真就是“整个我”，而我非常珍惜自己。
我并不责怪雅克随随便便、不合常理、含糊其词，我觉得他比我更懂艺术，更敏感、更憨直、更有天分。有时我复活特阿真尼和欧福里翁的神话，准备把他具有的优雅置于我的长处之上。过去在莎莎身上我找不到任何可批评的地方，可是雅克的某些特点使我觉得别扭，例如“他对形式的兴趣，他不分对象表现得过分热情，他有点装腔作势的轻蔑态度”等。他缺乏深沉、缺乏韧性，有时我感到更为严重的是，他缺乏真诚。我会为他的回避态度感到恼火，甚至怀疑他故意以怀疑作借口，避免任何努力。他自怨自艾什么也不信，我就竭力给他提出一些目标。我觉得致力于自我培养和自我丰富是令人激动的事情。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纪德的这句格言：“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可是只要我提醒雅克，他就耸肩膀，说：“为了这个嘛，只要躺下睡着就成啦。”我督促他写作，肯定他只要愿意，准能写出好书。“有什么用呢？”他回答我说。那么制图、绘画呢？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还是回答我：“有什么用呢？”我的所有建议，他都以这短短五个字加以应付。“雅克固执地要在绝对中建设。他可能经常阅读康德的著作。循着这个方向，他将一事无成。”一天，我天真地这样记述道。然而，我感觉到雅克的态度与形而上学毫无关系，平常我对它评价严厉，因为我不喜欢懒惰，也不喜欢冒失，不喜欢见异思迁。在他那方面，我感到我的诚意常常使他恼火。友谊可以应付这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使共同生活的前景令人生畏。
如果我只是注意到我们两个是性格不合，我也不会这样不安。可是我发现这还牵涉别的东西，牵涉我们的生活目标。在他说出结婚两个字那一天，我深思熟虑地归纳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他能享受美好的东西就满足了，接受豪华和安逸的生活，喜欢幸福。我呢，需要一种无法满足的生活，需要行动、需要努力、需要实现；我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要有必须战胜的困难，要有等待完成的事业。我天生不崇尚豪华，绝不会满足于令他满足的东西。”
赖纪永家的豪华没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我实际上拒绝的东西，我责备雅克接受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地位。我们的谅解是建立在一种误解的基础上，这种误解正是我心烦意乱的原因。在我眼里，雅克正在逃离他的阶级，因为他惶惑不安。我并不明白，惶惑不安正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代人试图自我补偿的方式。然而我感觉到，一旦婚姻使他摆脱了惶惑不安，雅克就与他的年轻老板和家长的角色完全吻合了。实际上，他的全部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满怀信心地担当起他的出身所赋予他的角色。他指望靠结婚——就像帕斯卡指望靠圣水——来帮他获得他所缺乏的信仰。这个我还没有了然于胸。不过我明白，他是把结婚视为解决办法，而不是视为起点。谈不上共同攀上顶峰。如果我成了赖纪永夫人，那么我就必定要负责维持一个“封闭的家庭”。也许这与我个人的向往并非绝对不可调和吧？我本来对调和就抱有疑虑，这方面的调和尤其让我觉得危险。等到与雅克共同生活时，我就很难在他面前维护我自己，因为他的虚无主义已经感染了我。我强调自己明显的爱好和意愿，以此拒绝他的虚无主义，往往获得成功。然而在泄气的时候，我就倾向于认为他有道理。在他的影响下，为了讨好他，难道我不会听任自己牺牲构成“我的价值”的一切吗？我反抗这种损害自己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去年冬天我对雅克的爱情那样痛苦。或者他糟蹋自己，离开我而陷入迷惘，使我感到痛苦；或者他从“资产阶级化”之中寻求平衡，这种资产阶级化本应使他接近我，但我从中看到的却是失落。我不能在他思想混乱的状态下跟随他，不愿和他安于一种我所蔑视的秩序。我们两个谁也不信奉传统价值准则。不过我决心去发现或创造另外的价值准则，而他在传统价值准则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摇摆于放任和消沉之间，他所听从的智慧是附和的智慧；他不考虑改变生活，而是适应生活。可我寻求的是超越。
我常常感到我们彼此互不相容，懊恼地想：“幸福、生活，就是他！啊！幸福、生活，应该是一切！”然而，我下不了决心将雅克从我心里赶走。他出发去周游法国一个月，拜访神甫和教堂，设法推销赖纪永牌彩绘玻璃。正值冬季，天气寒冷。我又开始渴望有他在身边的温暖、平静的爱情和一个属于我们、属于我的家。我不再给自己提种种问题，而是阅读莫里亚克的《与青春告别》，熟记了其中一些沉闷、冗长的段落，走在街上独自默诵。
我之所以迷恋这爱情，是因为我在犹豫之中始终对雅克保持着一种激烈的感情。他富有魅力、迷人，他那反复无常但真心实意的殷勤，搅乱过不只一颗芳心。我的心是不设防的，一个语调、一个眼神，足以使我感激涕零。雅克不再令我赞赏，现在我要理解书和画，再也用不着他了。但是他的信任和他的近乎自卑打动了我。所有其他人，知识狭隘的青年人，老成持重的成年人，都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当他们说“我不明白！”时，那绝不是承认他们错了。我多么感激雅克这种拿不准的态度！我愿意帮助他，就像他过去帮助我一样。我比过去还更加觉得有一种契约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契约拯救他比拯救我更为迫切。我坚定地相信这种命定，尤其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可以说上两句话的男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如果雅克不是为我而生的，那么就没有任何男人是为我而生的，就又得回到我觉得苦不堪言的孤独之中。
我重新钟情于雅克的时候，重新树立了他的偶像：“一切我感到来自雅克的东西，在我心目中都像一种游戏，都缺乏勇气，都显得怯弱——而后我才看出他对我所说的话的真意。”他的怀疑态度表明他头脑清醒；实际上，当我用人类目标可悲的相对性来掩饰自己时，是我缺乏勇气。他敢于承认没有任何目标值得付出努力。他经常在酒吧里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他是在那里躲避绝望，而且在那里他有时还感受到诗意。不要责备他浪费，而应该欣赏他挥霍：他就像他喜欢引述的那位国王图勒，那位国王为了能够叹息一声，而把自己最美丽的金杯扔进了海里。如此高雅的举动我可做不到，我不能不承认其难能可贵。我相信有一天，雅克会将这样的高雅举动表现在一部作品里。他并没有让我完全泄气：他不时告诉我他想出了一个挺棒的题目。应该有耐心，应该相信他。这样我就从失望中产生了艰难地振作起来的热情。
我如此顽强的主要理由，是除了这爱之外，还有我的生活令人绝望地空虚和没有意义。雅克仅仅是雅克，但是离开了，他就成了一切，成了我所不拥有的一切。是他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痛苦，而唯有我的痛苦之强烈，才能让我摆脱我所陷入的无聊的烦恼。
十月初，莎莎回到了巴黎。她剪短了她那头漂亮的黑发，新发式讨人喜欢地显示出了她那张有点瘦削的脸。她的穿着是圣托马斯·阿奎那式样的，舒适，尽管不讲究，头上总戴着钟形小帽，一直压到眉毛，而且常常戴手套。我与她重逢的那一天，我们是在塞纳河的河堤和杜伊勒利王宫花园里度过的。她样子显得严肃，甚至有点忧伤——现在这是她习惯的表情了。她告诉我她父亲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马比耶先生希冀的国家铁路总工程师的职位，给了拉乌尔·多特里。他一气之下，接受了雪铁龙公司早先向他提出的建议。他将赚很多钱。马比耶一家将搬进贝利街一套豪华公寓。他们买了一辆汽车，势必外出和接待客人比从前多得多。莎莎看上去并不为此感到高兴，不耐烦地对我谈到这种强加到她头上的社交生活。我明白她去参加人家的婚礼、葬礼、洗礼、初领圣体仪式、饮茶、午餐、慈善拍卖、订婚点心、家庭聚会和舞会时，并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仍然像过去那样严厉地看待她的阶层，甚至感受到来自本阶层更大的压力。放假之前我借给了她几本书，她告诉我那几本书使她思考了很多。《大个子莫林》她读了三遍，从来没有一本小说使她如此心潮起伏。我觉得她突然离我很近了，也对她稍许谈到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她与我想的完全是同样的事情。“我找回了莎莎！”天色向晚我们告别时，我欣喜地想道。
我们养成了习惯，每到星期天早晨总一块散步。无论在她家里还是在我家里，我们想促膝交谈都不大可能，我们又完全没有上咖啡馆的习惯。“所有这些人在里面干什么？难道他们没有家吗？”一次经过摄政咖啡馆门口时，莎莎这样问我。因此我们去卢森堡公园的小径上或香榭丽舍大街闲逛。天气晴好时，我们就坐在草地边的铁椅子上。我们在阿德丽安娜·莫尼埃借书处借了同样几本书，饶有兴趣地阅读着阿兰-傅尼埃和雅克·里维埃的通信录。我们谈论、议论我们的日常生活。莎莎与马比耶太太之间遇到了问题，马比耶太太责怪她花在学习、看书和音乐方面的时间太多，而忽略了“她的社会责任”。莎莎喜欢看的书让她觉得可疑，令她感到不安。莎莎像从前一样敬爱母亲，不忍心给她增添痛苦。“然而有些东西我不想放弃！”莎莎用焦虑的口气对我说。她担心将来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丽丽时不时地与一个又一个男人见面，她已经二十三岁，最终总算嫁了出去。于是，家里就考虑要嫁莎莎了。“我不会听凭摆布的，”她对我说，“可是这样我不得不和妈妈争吵！”除了没有对她谈到雅克和我在宗教方面的变化，我也对她谈了许多事情。与雅克一块吃过晚饭后的那一夜，我是在眼泪中度过的，第二天感到自己无法独自挨到晚上，便去敲莎莎家的门，在她面前一坐下，我就号啕大哭起来。莎莎惊愕不已，我便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照习惯，每天最明亮的时候，我总钻在学习里面。这一年朗贝尔小姐讲授逻辑学课和哲学史课。我首先攻读这两门课的文凭。重新学哲学令我感到高兴。我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对自己存在于这世界上感到奇怪：这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它要向哪儿去呢？我常常痴心地这样寻思，在日记本里也这样叩问。我觉得自己“受到一种魔术手法的愚弄，这种魔术手法的技巧虽然幼稚，但让人揣摩不透”。我希望即使不能把它揭穿，也要对它严密防范。由于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就是特雷库尔教授的那点东西，因此我便开始对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体系进行艰难的探索。这两个体系有时把我带到一个很高的无限的境界，我瞥见大地在自己脚下宛如一个蚁穴，就连文学也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嗡嗡声。有时，我在哲学里又只看到一些笨拙地堆砌在一起的东西，与现实毫不沾边。我研究康德。康德让我相信，谁也不会对我亮出底牌。他的批判在我看来是那样中肯，我很高兴马上就理解了，于是不再伤心。然而，如果这种批判对我连宇宙和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我就不知道我还能有求于哲学什么了。对于我事先就不服的学说，我的兴趣有限。我写了一篇关于“笛卡儿著作中本体论的表现”的论文，朗贝尔小姐认为平庸。然而她决定关心我，让我受宠若惊。在她讲授逻辑学的课堂上，我开心地打量她：她总是蓝色的长外衣，朴素但讲究。我觉得她那热情而又冷淡的目光有点乏味，但是她的微笑总是让我感到意外，使她那副严肃的面孔变成一副有血有肉的面孔。据说她在战争中失掉了未婚夫，经历了这次哀痛之后，她就厌世了。她引起人们的迷恋，有人甚至指责她滥用自己的巨大影响，一些女大学生出于对她的爱，加入她在达尼埃鲁夫人身边领导的宗教团体“第三会”。在引诱了这些年轻心灵之后，她却躲避他们的崇敬。可这并不重要。在我看来，仅仅会思考或仅仅会生活是不够的。得到我完全尊重的，仅仅是“思考自己生活”的人。然而，朗贝尔小姐并不是在“生活”。她讲课、为论文忙活，我觉得这种生活十分枯燥乏味。不过，我喜欢在她那间像她的长外衣和眼睛一样的蓝色办公室里坐一坐。她办公桌上的一个水晶玻璃花瓶里，总是有一枝玫瑰色的茶花。她向我推荐一些书，借给我《西方的诱惑》，作者是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青年人，名叫安德烈·马尔罗。她一个劲地盘问我本人的情况，但并不让我感受到惊吓。我放弃了信仰这件事，她轻易地接受了。我对她谈到许多事情和我的爱情。她是否认为人应该顺应爱情和幸福呢？“西蒙娜，你认为一个女人能够脱离爱情和婚姻而自我完善吗？”她焦虑地看着我问道。毫无疑问，她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作出这种暗示，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她的角色是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我听从她，但没有多大信心。我不能忘记，她尽管小心谨慎，但把希望寄托于上天。不过，我感激她这样热情地关心我，她的信任对我是一种鼓舞。
七月份我报名参加了“社会团队”，妇女分部的领导人——一个脸色发紫的胖女人，让我领导美丽城队。十月初她召集了一次“负责人”会议，向我们作指示。我在这次会议上遇到的姑娘，遗憾地都像我过去在德西尔学校的女同学。我有两个合作伙伴，一个负责教英语，另一个负责教体操。她们两个都接近三十岁了，可是晚上没有父母陪同从来不外出。我们小组设在一个社会救助中心。这个中心由一位高个子、褐色头发的姑娘管理，她相当漂亮，年约二十五岁，名叫苏珊娜·布瓦格，对我友好。不过，这些新活动很不令我满意。每周一个晚上，我给一些小女学徒讲解两个钟头巴尔扎克或维克多·雨果，借给她们书，和她们交谈。她们来的人相当多，也来得相当勤，但主要是为了互相见面，当然也是为了与救助中心保持良好关系，因为救助中心为她们提供更实惠的服务。中心也接纳了一队男人。娱乐活动、舞会相当经常地使男孩和女孩聚在一起。跳舞、调情及有关的一切活动，远比学习小组更吸引他们。我觉得这挺正常。我的学生整天在缝纫车间或时装车间里工作。人们教给她们的知识毫无条理，既与她们的经验不沾边，又对她们毫无用处。我看让她们阅读《悲惨世界》或《高老头》倒并无不妥。不过加利克如果认为我能给她们带来修养，他就错了。我讨厌遵循训示，去对她们谈论人类的伟大或痛苦的价值；我觉得这样无异于对她们的嘲讽。至于友谊，加利克在这方面也愚弄了我。救助中心的气氛相当快乐，但是在美丽城的年轻人与像我一样来这里的年轻人之间，既谈不上什么亲密关系，也没有什么相互交流。大家在一起消磨时间，如此而已。我的幻想的破灭殃及了加利克。他来举行了一次讲座，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是与苏珊娜·布瓦格和他一块度过的。我曾经热切盼望成年之后有一天能与他平等交谈。可是这次交谈让我觉得枯燥乏味。他翻来覆去地谈同样几点看法：应该用友谊取代仇恨；不应该考虑政党、工会和革命，而应该考虑行业、家庭和地区；问题是要拯救每个人身上的人类价值。我心不在焉地听他谈论。我对他的仰慕和对他的事业的信念同时消失殆尽。不久苏珊娜·布瓦格请我给贝尔克的病人上函授课，我接受了。我觉得这工作虽然不起眼却有效果。然而总的来讲，我认为这种活动是一种令人失望的解决办法。人们找一些骗人的借口，表明自己是竭诚为他人服务。我并不认为这种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可以不同于我所谴责的形式。我虽然预感到团队中有一个骗局，但还是成了受害者。我以为与“大众”进行了真正的接触，觉得“大众”真诚、尊重他人，准备与特权者合作。这次弄虚作假的经历，只增加了我的无知。
就个人而言，团队令我最看重的，是它让我在家庭外面度过晚饭后的时间。我与妹妹恢复了十分亲密的关系。我对她谈论爱情、友谊、幸福以及她面临的陷阱、快乐和内心生活的美妙之处。她阅读弗兰西斯·雅姆、阿兰-傅尼埃的作品。相反我与父母的关系都却没有改善。他们如果意识到他们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想必会从心底里感到难过。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我的兴趣和看法视为对理性和他们本人的挑衅，时刻予以反击，往往还求助于他们的朋友。他们异口同声地揭露现代艺术家们的江湖骗术、公众的追赶时髦、法兰西和文明的衰落。在如此大张挞伐之时，所有目光都怒视着我。弗兰绍先生非常健谈，醉心文学，是几本自费印刷小说的作者，一天晚上讥讽地问我觉得马克斯·雅各布《摇掷骰子的杯子》美在何处。“唔！”我冷淡地回答，“第一眼不容易看透。”大家哈哈大笑。我承认我克制住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卖弄学问，要么粗暴对待。我竭力不对挑衅作出反应，可是我父母对我这样装死仍不放过。深信我受到不良影响，他们怀疑地盘问我：“你那个朗贝尔小姐到底有什么特别？”我父亲这样问道。他责怪我没有家庭观念，对外人比对家里人还喜欢。母亲原则上赞同对自己所选择的朋友可以比对远亲更喜欢，但认为我对莎莎的感情太过分。我在莎莎家突然哭起来那一次，我告诉母亲我去看莎莎了：“我去莎莎家了。”“你星期天已经见过她了，”母亲说，“你没有必要时时刻刻泡在她家里！”随后是一顿长时间的训斥。另一个冲突的原因，是我所读的书。母亲不能容忍，翻阅一下让-里夏尔·布洛克的《库尔德斯坦之夜》，脸都变白了，向所有人诉说我让她操心，向我爸、向马比耶太太、向我的伯母姨妈、向我的堂姐妹表姐妹，向所有人诉说。我没有办法顺从，我感到周围的人都不信任我。每天晚饭后还有每个星期天的时间，对我来讲多么漫长！母亲说我卧室里的壁炉不能生火，我只好在客厅里支一张桥牌桌，因为客厅里的蝾螈炉生着，而门通常是敞开的。母亲进进出出，走来走去，俯到我肩头上问：“你在干什么？这是本什么书？”她身体健壮，有消耗不尽的精力，是个典型的乐天派，不是唱就是笑或者开玩笑，试图凭她一个人恢复爸爸不是每天晚上离开我们时的那种热闹快乐的气氛、那种人人开心的气氛。她要求我配合她，如果我不活跃，她就会不安起来：“你在想什么？你怎么啦？为什么现出这副样子？当然喽，对你娘，你是啥也不想说的……”等她上床睡了，我的心太累，没法享受这间歇了。我多想只要能去看场电影！我往地毯上一躺，手里拿本书，头脑昏昏沉沉，往往就要睡着了，只好去床上睡觉，心里乱糟糟的。早晨一醒来就觉得烦，一天天愁眉苦脸地挨日子。书也让我反感，我谈得太多了，它们重复来重复去，都是老一套，没有给我带来新的希望。我宁愿去塞纳街或波埃蒂街的画廊里消磨时光，画能激发我的想象力。我试图忘掉自我，有时沉迷于夕阳的余晖之中，望着淡绿色的草地旁边不起眼的黄色菊花被映得金光闪闪。当路灯灯光把卡鲁泽尔的树木枝叶映得像歌剧院的剧院的布景时，我正聆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并不缺乏情趣，一道阳光就足以使我热血奔涌。可是正值秋季，秋雨蒙蒙，我难得有开朗心情，而且很快阴霾四起。无聊回来了，绝望接踵而至。如此过去的这一年一开头就不好，我本来打算融入世界，可是人家把我关进了笼子，然后将我放逐了。我经过消极的努力，即与过去和我的阶层决裂，才算摆脱困境。我也有重大发现，即发现了加利克、雅克的友谊和书籍。我对前途又充满了信心，高高地翱翔在天空，飞向可歌可泣的未来。摔得多惨！重新来过，未来就是今天，所有诺言都应该立刻兑现。应该服务。服务于什么？服务于谁？我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准备好了，我有丰富的知识，但没有任何人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我觉得生活非常充实，为了响应生活无穷无尽的召唤，我狂热地力图运用我的一切。可是，我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声音恳求我。我觉得自己有力量搬起整个大地，可是找不到一颗可以搬动的石子。我的幻想顿时破灭了：“我太好高骛远啦！”放弃荣誉和幸福是不够的，我甚至不再要求我的一生富有成果，不再要求任何东西。我痛苦地了解到“存在的枯燥乏味”。我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学习。可是职业是一种手段，追求什么目的呢？结婚吗，为什么结婚？抚育孩子像批改作业一样，都是没有用的老一套。雅克说得对：有什么用呢？人们都甘心碌碌无为地生活，我不行。朗贝尔小姐和我母亲一样打发着死气沉沉的日子，满足于忙忙碌碌。“我呢，希望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要求，不让我有时间关注任何事情！”可是我没有受到这样的要求，情急之下，把自己特殊的个例视为了普遍的情形。“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存在。”
因此我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了这种“新的世纪病”。它是马塞尔·阿尔兰刊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中揭示的。他阐释道：“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上帝而得不到慰藉，我们苦恼地发现，在上帝之外只存在要操劳的事情。”我几个月前读到这篇文章，颇感兴趣且并不感到困惑。没有上帝我感觉挺好，有时我用上帝之名，那是为了表明在我眼里有着完美光辉的一种虚无。现在还是这样，我根本不希望上帝存在。我甚至觉得，就算我信奉上帝，也会讨厌他。在上帝了如指掌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情绪受上帝恩宠摆布，被上帝无懈可击的裁判弄得目瞪口呆，我的生存只能是一场愚不可及、毫无意义的考验。任何诡辩都无法让我确信，全能的上帝需要我受苦受难。或者，这其实只是愚弄人。过去，当大人抱着傲慢的态度，开心地把我的生活变成幼稚的滑稽戏时，我愤怒得直发抖。如今，我还是会愤怒地拒绝让自己充当上帝的仿效者。如果我在天上也发现，柔弱与严酷、心血来潮与虚假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自我出生以来一直压抑着我）令人发指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绝不会企盼升天，而宁愿选择下地狱。上帝目光里闪烁着狡黠的慈悲，却偷走了我的大地、我的生命，偷走了别人和我自己。我把从上帝手里拯救自己，视为一次重大机会。
那么，为什么我一再说“一切都是虚妄”呢？实际上，我感到痛苦，是因为被从童年的天堂里赶了出来，而又没有在大人那里找到一个位置。我踞于绝对之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排斥我的这个世界。现在，我如果要做事、要创作一部作品、要自我表达，就必须从绝对之中下来。可是，我的藐视已然使这个世界化为乌有，我看到自己周围全是虚无。应该承认，我还没有任何发现。爱情、行动、文学作品等等，我仅仅是在头脑里转动着一些概念。我抽象地质疑一些抽象的可能性，从而推断出现实可悲地没有任何意义。我希望牢牢地抓住某种东西。受了这种强烈的不确定的欲望的蒙骗，我把它与无止境的欲望混为一谈。
如果我想到了自己狭隘、无知到了何等地步，我的知识贫乏、无能为力也不会令我如此不安。会有一项任务需要我，就是了解信息。说不定很快就有其他一些任务需要我去完成。可是糟糕透顶的是，人被囚在没有铁窗的牢房里，甚至意识不到有障碍物遮住了地平线；我在浓雾中飘泊，还以为浓雾是透明的。那些我不掌握的东西，我连它们的存在也没有瞥见。
对历史我不感兴趣，除了沃拉贝尔关于二次复辟那本书，人们让我阅读的回忆录、记叙文、编年史，在我看来全都像龚特兰小姐讲授的课一样，只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趣闻轶事。而眼下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大值得我更多地注意。父亲和他的朋友不厌其烦地谈论政治，可我知道一切都是曲直颠倒的，我根本不想去蹚这浑水。令他们激动不已的那些问题，如使法郎恢复坚挺、撤出莱茵河地区、国际联盟的乌托邦等，在我看来与家务事和金钱方面的烦恼，属于同一类问题，都与我不相干。雅克、莎莎也都不关心，朗贝尔小姐从来不谈论，《新法兰西杂志》的作家——我几乎不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都不触及这些问题，除了德里欧·拉罗舍尔有时会触及，但用的是我无法理解的语言。在俄国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但那很遥远。在社会问题上，团队搞乱了我的思想，而哲学对之不屑一顾。在索邦大学，我的老师压根儿不知道黑格尔和马克思。布兰斯维克在他那本厚厚的关于“西方意识的演进”的著作里，仅仅用了三页讲述马克思，而且是把他与最默默无闻的反动思想家之中的一个相提并论。他给我们讲授科学思想史，可是没有人给我们讲述人类的遭遇。人类在世间催赶的没有尾巴和脑袋的巫魔，可能引起专家的好奇，但不值得哲学家去关心。总之，当哲学家明白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没有什么值得知道时，他就知道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月份写下了这句话：“我知道一切，我绕着万事万物走了一圈。”我所归附的主观唯心论，使世界不再深奥和奇特。即使在想象中，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抓住不放的实在的东西，这不足为怪。
一切事情，包括我自己的状况、雅克的影响、人们教我的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学等凑到一起，使我认识到世事的缺陷。大部分作家反复表达“我们的不安”，诱导我清醒地绝望。我把这种虚无主义推到了极端。一切宗教、一切道德，包括“自我崇拜”，都是骗局。我认为——不无道理地——过去我得意扬扬保持的狂热是假的。我放弃了纪德和巴雷斯。在任何计划中，我都看到一种逃避，在工作中看到一种又一种同样毫无意义的消遣。莫里亚克的一位年轻主人公认为，他所得到的友谊和快乐就像一些“树枝”，摇摇晃晃地把他支撑在虚无之上。我借用他这句话。人可以抓住树枝，但条件是不把相对和绝对、失败和胜利混为一谈。我评价他人所根据的是这样的标准：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不弄虚作假、正视侵蚀着一切的这种虚无的人才存在；其他人都不存在。我凭理性把阁员、院士、受勋的先生，总之所有达官贵人，都看成野蛮人。一个作家应该受到诅咒，一切成功都引起怀疑，我寻思写作这件事本身是否就无隙可乘。只有台斯特先生的沉默，我觉得才尊严地表达了人类彻底的绝望。我以上帝不存在为名，复原上帝的存在启示我的弃世理想。可是这种苦行不再通向任何救赎。总而言之，最干净利落的态度是自尽。我同意这个说法，并且欣赏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尽。然而我自己不考虑求助于这个办法。我太怕死。有时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会像十五岁时那样挣扎，浑身发抖、两手沁汗、精神失常，大喊大叫：“我不想死！”
死亡已经折磨着我。由于我还未曾投身于任何事业，时间分解成没完没了地相互否定的时刻；我可不甘心“这种多重的、零碎的死亡”。我成页地抄录叔本华、巴雷斯的作品和诺阿耶夫人的一些诗。由于看不到活着的理由，我觉得死亡尤其可怕。
然后我极为强烈地热爱生命。很少一点东西就足以使我对生命、对自己充满信心，譬如贝尔克的某位学生的一封来信、美丽城一位女艺徒的微笑、讷伊一位女同学的知心话、莎莎的一个眼神、一声谢谢、一句温柔话等等。只要感觉到自己有用或者有人爱，眼前就豁然开朗，便重新抱有希望：“被人爱、被人欣赏，成为必不可少的。成为一个人物。”我越来越确信自己“有一大堆事情要讲出来”，我一定要把它们讲出来。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在索邦大学图书馆里写了一段长长的对话，其中交替的两个声音都是我的声音：一个声音说一切皆空，表示反感和厌倦；另一个声音断言存在是美好的，即使无所作为。从一天到另一天，从一个钟头到另一个钟头，我忽而颓丧，忽而得意扬扬。可是在整个秋天和整个冬天，支配着我情绪的，是忧虑有一天重新看到自己“被生活打败”。
这些摇摆、这些怀疑都要让我疯了，烦恼都要闷死我了，我的心情非常糟糕。我凭着自己年轻、身体好而猛地扑进了不幸之中。这精神上的痛苦像肉体上的痛苦一样残酷地折磨着我。我在巴黎乱走，一走就是好几公里，被泪水模糊的目光在陌生的景物上移动，走得肚子都饿瘪了，便进到一家糕点店，买一个甜圆面包吃，一边自我解嘲地背诵海涅的这句话：“不管你怎样哭天抹泪，最后总要擤鼻涕。”在塞纳河河堤上，我泪眼迷离地背诵拉福格的诗句安慰自己：
心爱的，错过了时机，我心已伤透
不想抱怨你了，不过我哭了这样久……
我喜欢感受眼睛的灼热。可是有时候，我的所有武器都从手里跌落了，我便躲到一座教学楼的侧道上去静静地哭泣，心情沮丧，把头埋在双手里，被揪心的黑暗压迫得透不过气来。
雅克一月底回到巴黎，第二天就来按我家的门铃。十九岁生日时，父母给我照了一些照片，雅克来向我要了一张。他的声音从来没有显得这样温柔。八天后我去敲他家的门时，禁不住有些哆嗦，因为我担心他突然旧态复萌。我们的见面使我万分欣喜。他已开始写一本小说，题目是《年轻的资产者》。他对我说：“我很大程度上是为你写的。”他还说打算把这本书题献给我：“我把这个视为一种义务。”我好几天生活在兴奋之中。随后的一个礼拜，我对他谈到我自己，告诉他我的烦恼，我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他严肃地对我说，“应该老老实实地过好日子。”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应该谦虚地承认，不能一个人凑合着过日子，为另一个人生活比较容易。”他对我笑一笑：“出路是两个人一块搞利己主义。”
我暗自回味着这句话和那一笑。我不再怀疑：雅克爱我；我们将结婚。可是显然出了什么问题，我的幸福持续不了三天。雅克又来到我家，晚饭后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可是他一走，我就瘫倒了：“我有一切条件幸福，可是我想死！生活在那里，窥伺着我，就要扑向我们。我害怕，我孤单一人，我将永远孤单一人……如果我能逃跑多好——逃到哪儿去呢？哪儿都行。一次大灾难将把我们卷走。”结婚对雅克而言，显然是安排一种归宿，可是我不想安排归宿，不想这么快。我还斗争了一个月。有时我相信，我可以在雅克身边生活而不改变自己，而后我又心惊胆战起来：“把我禁闭在别人的界线之内！这种束缚我、不让我自由的爱情，多么可怕啊！”“渴望中断这种联系，忘却，开始另一种生活……”“还不到时候，我还不想这样彻底牺牲我自己。”然而我对雅克有着强烈的爱的冲动，只在短暂的瞬间清醒地承认：“他注定不是我的。”我宁愿宣称自己天生与爱情和幸福无缘。在日记里我不同寻常地谈到这一点，作为一劳永逸建立的资料，我可以自行决定拒绝还是接受，但是无权改变其内容。我不是想：“我越来越不相信我与雅克一起能幸福。”而是写道：“我越来越害怕幸福。”“面对要还是不要幸福的困境。”“我最爱他的时候，正是我更讨厌我对他的爱情的时候。”我担心我的柔情会使我成为他的妻子，我强烈地拒绝等待着未来的赖纪永太太的生活。
雅克那方面则是反复无常。他对我露出迷人的微笑，说：“有些人是无法取代的。”同时用充满激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他要求我不久再来看他，却冷淡地接待我。三月初他病了，我好几次去看他，床前总是有叔伯、姨婶、奶奶。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明天来，咱们安静地聊聊。”那天下午我向蒙帕纳斯大街走出时，比以往还激动。我买了一朵紫罗兰想别在长外衣的翻领上，但别不稳，因为着急惊慌把手袋也丢了，虽然里面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赶到雅克家我还是神经紧张。我想了很长时间，盼望在他那间半明半暗的房间两个人倾心地谈一谈。可是，我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吕西安·廖库尔坐在他的床旁边。吕西安我已经见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潇洒大方、善于辞令。他们两个继续谈他们的，如他们经常去的酒吧，在那里经常见到的人，还谈他们下周外出的打算。我觉得自己非常讨人嫌，因为我没有钱，晚上不外出，只是一个大学小女生，没有能力真正参与雅克的生活。而且他心情不好，表现得冷嘲热讽，几乎咄咄逼人。我赶紧逃之夭夭，他对我说再见，明显地现出一副满意的神情。我怒火中烧，对他满心憎恨。他有什么了不起？不亚于他的人多着呢。我把他当成大个子莫林那样的人真是错了。他朝三暮四、自私自利，只想着寻开心。我怒气冲冲沿着一条条大街走着，决心让我的生活与他的生活一刀两断。第二天我才平静下来，但决计从现在开始很长时间不踏进他家的门。我说到做到，有六个多礼拜没有再见他。
哲学既没有为我开启天空，也没有让我扎根大地。不过最初的困难克服之后，一月份我当真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我阅读柏格森、柏拉图、叔本华、莱布尼兹和阿默兰的作品，更热诚地阅读尼采的作品。让我感兴趣的有一大堆问题：如科学的价值、生命、物质、时间、艺术等等。我并没有认定什么学说。至少我知道自己不接受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马利丹，也不接受经验论和唯物论。我大体上赞成批判唯心论，就像布兰斯维克对我们阐释的那样，不过在很多问题上，他的阐释还不能令我满足。我重拾对文学的兴趣。圣米歇尔大街的皮卡德书店慷慨地对大学生开放。我去那里翻阅各种前卫杂志；当时这类杂志大量地产生又大量地消失。我阅读布勒东、阿拉贡；超现实主义征服了我。不安于现状，久而久之也没啥意思，我更喜欢极端的彻底否定。摧毁艺术、道德、语言，彻底越轨，绝望到自杀，这些过火行为令我着迷。
我希望谈论这些事情，希望与一些和雅克相反、说话爽快的人谈论任何事情。我极想设法结识一些人。在圣马利亚学院，我渴求同学对我说知心话，可是显然找不到一个我感兴趣的同学。我感兴趣得多的，是去美丽城与苏珊娜·布瓦格聊天。她有着剪得齐齐的栗色头发、一个宽大的前额、一双很明亮的蓝色眼睛，整个人透露出一种顽强的个性。她是我前面谈过的救助中心的主任，靠这个工作谋生。她的年龄、她的独立、她的责任心和她的权威，使她具有一定的影响。她信教，可是她向我透露，她与上帝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在文学方面，我们的兴趣差不多一样。我满意地注意到，她并没有被团队或一般的行动蒙骗住。她向我吐露，她想生活，而不想昏昏欲睡；她同样热切渴望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麻醉药还碰到别的东西。由于我们两个身体好、胃口好，我们看破一切的交谈不仅没有使我意气消沉，反而使我精神振作。离开她之后，我快步走遍绍蒙山冈公园。苏珊娜和我一样，希望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她去贝尔克会见一位女圣人之类的人，那女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卧床不起的病人。回来后她坚定地对我说：“追随圣人并非我的道路。”初春，她对团队里一位年轻而虔诚的合作者一见钟情；他们决定结为夫妻。当时的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等待两年。“不过人一相爱，时间就不在话下了。”苏珊娜·布瓦格对我说。她容光焕发。几个礼拜后，她告诉我她和未婚夫吹了，弄得我目瞪口呆。他们之间肉体的诱惑力太强烈，小伙子被他们亲吻的热烈程度吓坏了。他要求苏珊娜以离开他来保证贞洁，他们要隔着距离相互等待。她宁愿作个了结。我觉得这件事挺怪的，一直不得要领。不过苏珊娜的失望令我感动，我觉得她为克服失望情绪所做的努力哀婉动人。
我在索邦大学接触的大学生，包括女学生和男学生，都不值一提。他们一出动就是成帮结伙，笑得太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且以此自鸣得意。然而，在哲学史课堂上，我注意到一位小伙子，他有一双蓝色而神情严肃的眼睛，年龄比我大得多，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毡帽，不和任何人说话，只和一位娇小的褐发姑娘说话，而且经常对她微笑。一天他在图书馆翻译恩格斯的一些书信，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几个学生喧哗起来。他两眼闪闪发光，用短促的声音十分威严地要求保持肃静，那几个人立刻噤若寒蝉。“这是一个好样的！”我感受颇深地想道。我终于能和他说话了，每当那位娇小的褐发姑娘不在时，我们就聊起来。有一次我和他一块在圣米歇尔大街走了几步，晚上我问妹妹她是否认为我的行为不得当。妹妹叫我放心，我便再接再厉。皮埃尔·诺迪埃与哲学组关系密切。属于这个组的人有莫朗日、弗里德曼、亨利·勒费弗尔、波利泽等。靠了他们之中一个人的父亲——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资助，他们创办了一份杂志。但是他们的资金提供者被一篇反对摩洛哥战争的文章激怒了，取消了对他们的资助。不久，杂志换了一个刊名后复刊，是为《思想》杂志。皮埃尔·诺迪埃给我带来了两期。这是我头一回与左翼知识分子接触。然而我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我辨认出了那个时期的文学让我习惯的语言。这些年轻人也谈论灵魂、拯救、快乐、永恒。他们说思想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可是他们表达思想的语言却是抽象的。照他们的说法，哲学无异于革命，哲学寄托着人类唯一的希望。不过当时波利泽认为，“就真理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与革命并非不可分离”；他相信唯心主义的思想，但必须具体地理解它的整体，而不能停留在抽象阶段。他们感兴趣的首先是思想的变化；经济和政治在他们眼里仅仅起次要作用。他们谴责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毁掉了人“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通过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的起义，“历史支持了理智”。弗里德曼把资产阶级青年人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不安于现状和不受约束的渴求，批得体无完肤，不过只是代之以一种神秘主义。是要让人类恢复“自己永恒的那部分”。他们既不从需要的角度，也不从工作的角度考虑生活，而是赋予生活浪漫主义的价值观。“有不同的生活，我们的爱情奔向生活。”弗里德曼这样写道。波利泽用一句引起轰动的话给生活下定义：“在克里姆林宫的挂毯上蹭灭烟头的水兵得意、粗犷的生活，让你们害怕，你们都不愿意听到谈论它，然而那就是生活！”他们离超现实主义不远了，恰恰有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正转而赞成革命。革命也吸引我，但仅仅是从其否定的观念上讲。我开始希望人们把这个社会彻底搞乱，不过对这个社会我并不比以前更理解，所以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所有报纸，甚至包括《老实人》报，都用通栏的版面报道中国刚爆发的革命，而我则漠不关心。
然而，我与诺迪埃的交谈使我的思想开始开阔起来。我向他提许多问题，他都欣然回答。我觉得这些交谈对我大有裨益，不禁忧伤地自问：我为什么就没有缘分爱上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在思想上和学习上都与我兴趣一致，我从头脑到心灵都依恋着他。将近五月底他在索邦大学的院子里和我告别时，我惆怅万分。他启程去了澳大利亚。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职位，娇小的褐发姑娘随他一块去。他握住我的手，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祝你好事连连。”
三月初，我很成功地通过了哲学史考试。借此机会，我认识了一群左翼大学生。他们要求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保尔·彭库尔提交了一份军事法令草案，发布动员妇女入伍令。对此《欧罗巴》杂志发动了一场抗议运动。我感到很为难：男女平等我是拥护的；危险当前，难道不应该不惜一切保卫国家？我读了法令草案之后说：“啊，这是十足的民族主义。”散发请愿书的那个肥胖、秃顶的小伙子冷笑道：“要弄清民族主义是不是好！”啊，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人对我说，这项法令会把人们的觉悟普遍调动起来，这让我下了决心：思想自由嘛，无论怎样，都是神圣的；再说其他人都签了名，我也签。在事关要求特赦萨柯和万泽蒂时，我没有轻易表态，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可是有人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不管怎样，我是不赞成死刑的。
我的政治活动到此为止，我的思想依然模糊不清。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厌恶极右派。一天下午，一小撮大声嚷嚷的人闯进索邦大学图书馆喊道：“把外国佬和犹太人赶出去！”他们手里拿着粗棍棒，撵走了几个棕色皮肤的学生。暴力和这种愚蠢的耀武扬威，使我又气又怕。我厌恶因循守旧、厌恶蒙昧主义，我希望人们受理性支配。正因为如此，我对左派感兴趣。不过凡是标签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人被分成类。我有好几个同窗是社会党人。这个名词我听了不舒服。一个社会党人不可能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追求的是世俗而有限的目标。凭理性我讨厌这种节制。共产党人的极端主义对我吸引力更大。但是我怀疑他们像修道院修士一样教条、刻板。然而将近五月份，我与阿兰过去的一位学生结下了友谊，他是共产党人。这种联系在当时并不使人惊讶。他对我称赞阿兰所授的课，阐述他的思想，借给我他的书。他也介绍我认识了罗曼·罗兰，于是我转而坚决赞成和平主义。马勒对其他许多东西感兴趣，如绘画、电影、戏剧甚至杂耍歌舞。他的眼睛里和声音里流露出火一样的热情，我喜欢和他闲聊，吃惊地记下了这句话：“我发现人可以是聪明的，同时又对政治感兴趣。”实际上，就理论而言他对政治并不大了解，没有传授我什么东西。我继续使社会问题从属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关心人类的福祉有什么用呢，如果人类没有理由存在的话？
这种固执妨碍了我从与西蒙娜·韦伊的相会中受益。韦伊在准备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考试的同时，在索邦大学与我攻读同样几项学位。她的聪明给带她来的很大名声和她的奇装异服，使我对她感到好奇。她经常在索邦大学的院子里溜达，身边陪伴着阿兰过去的一帮学生，总是上衣的一个口袋里揣着一期《自由谈》，另一个口袋里揣着一份《人道报》。中国刚遭受一场大饥荒的打击。有人告诉我，韦伊知道这个消息后号啕大哭起来。她流的这些眼泪比她在哲学上表现出的才华，更令我肃然起敬。我羡慕一颗能为全世界感动的心。有一天我接触了她。不记得交谈是如何开始的了。她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宣称，如今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进行革命，使所有人都有饭吃。我以同样断然的口气反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使人们幸福，而是要使人们找到生存的意义。她打量着我说：“看得出来，你从来没挨过饿。”我们的交往到此止步。我知道她把我归入了小资产阶级唯灵论者，心里生气，就像过去莉特小姐说我兴趣幼稚时，我心里生气一样。我觉得我摆脱了自己的阶级，我只愿意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