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知道我为什么与布朗舍特·韦斯交往。她个子矮小，胖乎乎的，充满自负的脸上转动着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但是她谈到哲学时的能言善辩令我目瞪口呆。她常常把形而上学的思辨和胡说八道糅合到一起，说起来总是滔滔不绝。我以为这说明她聪明。“不通过无限，有限的方式是无法相互沟通的。”她对我说，“人的一切爱都有罪。”她借着无限的要求贬低她认识的所有人。通过她，我开心地了解到我们那些惹人注目的老师和同学都有什么野心、怪癖、缺点和恶习。“我有普鲁斯特笔下的看门人的心灵。”她得意地说。她不无轻率地责备我保持着对绝对的信念。“我嘛，创造我自己的价值标准。”她说。哪些标准呢？提到这个，她始终含糊其词。她最看重自己的内心生活，这一点我赞同。她对财富不屑一顾，我也一样。可是她向我说明，为了避免考虑金钱，就必须有足够的钱，她也许会接受一桩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婚姻。这令我愤慨。我发现她有一种古怪的自恋癖；她有着柔细鬈发，精心打扮，自诩为克拉拉·德·埃雷柏兹。不管怎样，我非常渴望与人交换想法，所以相当经常与她见面。
我绝无仅有的真正朋友依然是莎莎。她母亲，唉！开始不以好眼光看我了。是在我影响下，莎莎对学习的喜欢胜过家庭生活。我借给她一些引起纷纷议论的书。马比耶夫人非常厌恶莫里亚克，觉得他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描绘就像是对她个人的侮辱。她怀疑克洛岱尔，而莎莎喜欢这位作家，因为他帮助她使天和地保持了和谐。“你最好读教父的作品。”马比耶太太没好气地说。她好几回来我家向我母亲抱怨，对莎莎并不隐讳她希望我们见面不要那么频繁。莎莎坚持住了。我们的友谊是她不愿放弃的东西之一。我们时常见面，两个人一块学习希腊语，一块去听音乐会、参观绘画展览。有时她坐到钢琴前给我弹奏肖邦和德彪西的作品。我们常常一块散步。一天下午，她得到我母亲不情愿的同意，带我去一家理发店为我剪了头发。这一次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妈妈因为是被迫同意的而迁怒于我，拒绝我想把头发做成波浪形的奢求。莎莎在劳巴尔东度复活节假期时，从那里给我寄了一封信，使我打心底里激动不已。她在信中说：“自十五岁以来，我精神上一直处于极大的孤独之中，痛苦地感到自己形单影孤，没有希望。是你打破了我的孤独。”尽管如此，她此时还是陷入了可怕的消沉状态。“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弄得这么郁闷过。”她写道。她还说：“我在生活中过分把目光转向过去，无法摆脱对童年往事的赞叹。”这一次我还是没有细细思量。我认为人不情愿变成大人是自然的。
不再见雅克我倒是轻松了许多，因为我不再折磨自己了。初春的阳光照得周身的血液热乎乎的。我继续勤奋地学习，同时决定消遣消遣。下午经常去看电影，经常去于尔叙利纳、老鸽子棚电影院和拉丁区电影院。拉丁区电影院在先贤祠后面，一间小小的放映厅，木头座位，乐池里只有一架钢琴；座位票价不贵，这里重放近几年最优秀的影片。我在那里看了《淘金记》和卓别林的其他许多影片。有些晚上，妈妈陪我和妹妹去看戏。我看了儒韦导演的《大海》，米歇尔·西蒙就是在这部影片里出道的；还看了杜兰的《幸福的喜剧》、比托叶夫女士的《圣女贞德》。我总是在几天前就期待着这些外出，它们使我的整个星期焕发光彩。从我对这些外出的看重，可以衡量出头两个季度那种刻苦使我多么压抑。白天我去参观画展，久久地在卢浮宫的画廊里游荡。我在巴黎城里漫步，观看一切，但没有哭。我喜欢晚上，吃过晚饭后，一个人独自下到地铁站，乘车到达城市另一头的绍蒙山冈公园。在那里可以感受绿色和潮湿的气息。我常常步行回家。在夏佩尔大街，看到一些妇女在地面地铁站的钢架屋顶下进行夜间巡逻；一些男人摇摇晃晃地从灯火辉煌的酒馆里出来；电影院三角楣上的海报招徕着观众。我周围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模糊不清的存在。我大步走着，这世界浓重的气息轻拂着我。我想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蛮有意思的。
我的雄心壮志被重新激活了。尽管有友谊和不确定的爱情，我一直感到很孤独。没有人了解和整个儿爱我这样一个人。我想，没有人在我眼里称得上、也永远不可能称得上“选定的，完满的”。与其继续为此痛苦，毋宁让我重新表现得傲气十足。我的孤家寡人，显示了我的优越感。我不再怀疑：我是一个人才，我要干大事。我酝酿了一些小说主题。一天上午在索邦大学图书馆，我没译拉丁文，而是着手写“我的书”。要准备六月份的考试，我缺少时间。不过屈指算来，下一年我会有闲暇，我决心不再等待，要写成属于我的作品：“写成一部作品，我要在里面讲述一切，一切。”我这样决定。我在日记里经常强调这“讲述一切”的意愿，而这意愿与贫乏的阅历形成奇特的反差。哲学加强了我从整体角度抓住事物本质和根本的倾向。由于是在抽象中进行思维，我以为自己决定性地发现了世界的真实。我明明怀疑这种真实超过我所了解的东西，但可能性很小。我高于其他人的地方，就是我不会让任何东西逃过我的眼睛。我的作品将从这种异于常人的独到之处获得它的价值。
有时我会产生顾虑，提醒自己一切都是虚荣，但我不在乎。在想象的与雅克的对话中，我拒绝他“有什么用呢”的说法。我只有此生可活，我要让此生成功，谁都休想阻止我，雅克也休想。我不会放弃绝对的观点。不过既然在这方面一切都失败了，我决计不再为此操心。我很喜欢拉尼奥的这句话：“我只有自己的绝对绝望的支持。”一旦这种绝望得到确认，而我既然要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必须在世上尽可能地设法应付，就是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这么容易就放弃了雅克，这让我有点吃惊，不过事实上我丝毫不想念他。四月底母亲告诉我，雅克对再也见不到我了觉得奇怪。于是我去按他家的门铃，可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不再是爱情，它甚至使我感到有点不快。“我甚至不再希望看到他。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他别来烦我，哪怕他非常单纯。”他不再写他的书，他永远写不出来。“我觉得我在糟蹋自己。”他高傲地对我说。一次乘汽车兜风，我们的交谈让我觉得他的确为自己感到难堪，于是我又接近他了。我想毕竟不能把这种前后不一致归咎于他，生活本身就是前后不一致的：它把我们投向一些目标，而让我看到的却是虚无。我严厉自责。“他比他的生活好。”我暗自断言。可是，我担心他的生活最终会浸染他。有时我心头闪过一种预感：“一想到你我就难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人生悲惨。”
六月的考期临近了。我准备好了，但被学习搞得很疲劳，要放松放松。我头一次采取升级行动：借口参加美丽城的一次慈善义演，从母亲那里索取到一次午夜回家许可和二十法郎。我买了一张顶层楼座票，观看一场俄罗斯芭蕾舞演出。二十年后当我突然在凌晨两点钟一个人处在时代广场中央时，其惊喜莫名之状也不及那天晚上在萨拉·伯恩哈特剧院的顶层。绸缎、皮毛、钻石、香水，我下面那些叽里呱啦说话的观众，个个珠光宝气。当我与父母或者与马比耶夫妇一起外出时，有一层无法穿越的薄膜阻隔在世界和我之间。而现在，我沉浸在夜间一个盛大的欢乐场面之中，以往我只能悄悄地仰望它映照在夜空的闪光。现在我悄无声息地溜进去，所有我认识的人和与我擦肩而过但并不认识的人，谁也没有发现我。我觉得自己无影无踪、无处不在：我是一个精灵。这天晚上演出索盖的《母猫》、普罗科菲耶夫的《钢步》和不知是谁的《海神尼普顿的凯旋》。布景、服装、音乐、舞蹈，一切都令我惊喜。我想五年来我没有这样惊叹过。
我重新开始。我不知道是运用什么蒙骗手段，我弄到了一点钱。不管怎样，我还是用团队作借口。我又去了两次俄罗斯芭蕾舞剧院。我惊讶地听到一些穿黑服的先生用科克托的词，演唱斯特拉文斯基的《俄狄浦斯王》。马勒对我谈论过达米娅白皙的胳膊和她的嗓音，我去巴比诺音乐厅听她唱歌。说唱艺人、歌手、杂技演员，对我而言全都耳目一新，我全都鼓掌喝彩。
考期之前那些天和各次考试之间，我的同学之中有些人，其中包括让·马勒、布朗舍特·韦斯，一边等待考试结果，一边在索邦大学院子里消磨时间，打球、猜字谜和中国式问答猜谜游戏，说长道短，窃窃私语。我也加入这一伙人之中。可是我觉得自己与这些学生中大部分人十分疏远，他们的放荡不羁令我害怕。理论上讲我对一切道德败坏已习以为常，但实际上还是非常正经，听到有人说某男与某女“在一起”，我立刻就紧张起来。布朗舍特·韦斯指着一位有名的高师学生，向我透露他就挺放荡，我惊讶得直哆嗦。那些无拘无束的女生，唉！尤其那些生活放荡的女生，真是令我发指。我承认这种反应只能从我所受的教育来解释，但我无意克制这种反应，粗俗的玩笑、脏话、自由放任、不良举止，这些都使我反感。其实，我对韦斯引荐我加入的小圈子也没有好感。韦斯是交际高手，认识几位出身名门的高师学生，他们对学校里衣冠不整之风不满，个个故作高雅。他们邀请我去一些面包店后间饮茶，因为他们不上咖啡馆，无论如何是不会带女孩子去的。我引起他们的兴趣，因而沾沾自喜，不过立刻自责不该渴慕这种虚荣。我把他们归入不开化的一类人，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只有政治、社会成功和未来的职业。我们在一块饮茶，就像在沙龙里一样，交谈没有多少兴味，总是游移于卖弄学问和社交俗套之间。
一天下午在索邦大学院子里，不知谈论什么话题时，我反驳了一个长着阴沉沉一张长脸的小伙子。他吃惊地打量着我，说他无话可答。从此之后，他每天都来多菲娜门，继续这场对话。他叫米歇尔·里斯曼，正在完成文科预备班二年级的学业。他父亲是官方艺术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米歇尔自称是纪德的门徒，崇拜美，醉心于文学，正在完成一部不长的小说。我表示非常赞赏超现实主义，使他很气愤。我觉得他这个人守旧而烦人，不过在他那副沉思的丑态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灵魂吧。再说他鼓励我写作，我需要鼓励。他非常客气地用艺术字体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我们假期里相互通信，我接受了。布朗舍特·韦斯和我也同意相互写信。她邀请我下午去她家吃点心。我在克莱贝尔大街一套豪华的公寓里吃着奶油草莓馅饼。布朗舍特借给我维尔哈伦和弗兰西斯·雅姆的文集，都是皮封面的精装本。
我在哀叹所有目标的虚荣中度过了这一年，不过还是顽强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我通过了普通哲学考试。成绩单上西蒙娜·韦伊名列前茅，我紧随其后，而在一位名叫让·普拉德勒的高师学生前面。我也获得了希腊语文凭。朗贝尔小姐大喜，我父母笑了。在索邦大学、在家里，大家都祝贺我。我喜笑颜开。这些成绩证明了我对自己的好评，确保了我的前程。我非常看重这些成绩，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的。然而我没有忘记任何成功都掩盖着一种放弃，竟然莫名其妙地哭泣起来，怒气冲冲地重复着马丁·杜·加尔笔下雅克·蒂博说的那句话：“他们让我落到这步田地！”人们迫使我落到了一个有天分的女大学生这种角色，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而我本是上帝可悲可叹的虚无！我的眼泪显然包含着双重性。然而我相信这些眼泪不是单纯的作态。透过安排得满满的岁末的喧闹，我却苦涩地感到心灵的空虚。我继续热烈地渴求着那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如何给它下定义，因为我不肯把适合于它的唯一名称赋予它——幸福。
让·普拉德勒笑着对我说，他为被两个女孩子超过而感到窝囊，想了解我。他请我通过布朗舍特·韦斯认识的一个男同学把他介绍给我。他年纪比我小一点，作为走读生已经在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了一年。他也有着名门阔少的派头，但丝毫没有装得一本正经。一张脸开朗、相当英俊，目光柔和，有着大学生特有的笑声，对人爽直、愉快。他立刻博得了我的好感。半个月后，我去看入学考试的结果时，在乌尔姆街遇到了他。我与里斯曼等几个参加考试的人成了同学。他领我进到高等师范学校花园里。在一个索邦大学的女学生眼里，这是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地方。我一边与他闲聊，一边观察这个胜地。第二天上午，我与普拉德勒又在这里会面。我们旁听了几场哲学口试，然后我与他去卢森堡公园散步。正是假期，我的所有朋友、几乎他的所有朋友，都已经离开巴黎。我们习惯了每天在一位王后的石头雕像前会面。我从来没有不准时赴约，总是一丝不苟的。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笑容可掬、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赶来，对他的迟到几乎心生了几分感激。
普拉德勒一副深思的样子洗耳恭听，答话显然很严肃。我真是好运气！于是迫不及待地向他展示自己的内心，挑衅地对他谈起那些“不开化的人”。他不肯随声附和，令我感到意外。他自幼丧父，与母亲和妹妹相处融洽，不像我一样厌恶“封闭的家庭”。他不讨厌出入社交场合，有机会就去跳舞。“为什么不呢？”他天真地问我，令我无言以对。我的善恶二元论使少数精英与不配存在的芸芸众生相对立。而照普拉德勒的说法，所有人都有点善，也有点恶：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区别。他责备我严厉，但他的宽容也令我不快。除了这个，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他像我一样是在宗教的熏陶下长大的，如今不再信教，但基督教的伦理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在高师，他被列入“激进的天主教徒”。他拒绝他的同学粗俗的举止、淫秽的歌曲、下流的玩笑、粗暴、放荡、心灵和感官的放纵。他和我差不多喜欢同样的书，偏爱克洛岱尔，有些轻视普鲁斯特并认为他“不重要”。他借给我《乌布王》。我只是勉强欣赏这部作品，因为里面并没有再现，即使十分遥远地困扰着我的烦恼。对我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他焦虑不安地探求着真理，相信哲学有一天会把真理揭示在他面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坚持不懈地争论了半个月。他说我过于匆忙地选择了绝望，我则责备他抓住虚幻的希望不放。所有体系都是蹩脚的，我把它们一一拆毁；他呢，对每一个都让步，但对人的理性抱有信心。
实际上他并不这么理性，远比我更怀念失去的信仰，认为我们对天主教还研究得不够透彻，没有权利把它抛弃，应该重新进行这一研究。我反驳说，我们对佛教的了解更少，为什么抱着有利于我们的母教的这种偏见？他用批评的目光瞪我一眼，指责我对寻求真理比对真理本身还更感兴趣。由于我骨子里非常固执，可是表面又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所以他的这些指责，加上朗贝尔小姐和苏珊娜·布瓦格曾经谨慎地对我提出的许多批评，为我提供了一个焦躁不安的理由。我去见一位名叫波丁的神甫。这位神甫连雅克对我谈到他时也带几分敬重，是专门挽救沉沦的知识分子的。我手里刚巧拿了邦达的书，神甫一开口就爽利地对邦达抨击了一通，对此我倒是无所谓。接着我们模棱两可地交谈了几句。我离开了他，对自己事先就知道出于虚荣的这种做法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信教的态度比磐石还坚定。
我很快发现，尽管我们意气相投，普拉德勒和我之间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从他纯粹属于思想的不安之中，我看不出像自己这样心灵的痛苦。我认为他是“不复杂、不神秘的一个乖学生”。鉴于他的严肃态度和哲学方面的才华，我对他比对雅克更尊重。但雅克有普拉德勒不具备的某种东西。独自在卢森堡公园里的小径上散步时，我想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之中任一个想娶我为妻都不可能，他们谁也不适合我。使我还依恋着雅克的东西，是把他从他的阶层割裂开的一条断层。可是在一条断层之上什么也建筑不了，而我要构建一种思想、一部作品。普拉德勒像我一样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仍然适应他的阶级、他的生活，衷心接受资产阶级社会。我既然能将就雅克的虚无主义，也就不能不将就他微笑的乐观主义。再说，他们俩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我都有点害怕。“他们会娶一个我这样的妻子吗？”我带着几分忧伤地自问道，那时我还没有把爱情和婚姻区分开。“我非常肯定，根本不存在真正能代表一切、理解一切的人，根本不存在骨子里就是一位兄弟、就等于我自己的人。”把我与其他人分开的，是唯独我身上具有的某种刚烈禀性。与普拉德勒这么一对照，我更加确信自己注定是孤独的。
然而，如果仅仅切实地就友谊而言，我们相处是很融洽的。我欣赏他对真理的热爱以及他一丝不苟的态度。他不把情感和思想混为一谈；从他公正客观的目光里我明白了，我往往以情绪取代思想。他迫使我思考、归纳；我不再自夸知道一切，相反,“我无知，无知！不仅不会回答问题，连任何可取的提问方式都不会”。我决定不再自欺欺人，请普拉德勒帮助我力戒说假话。可以说他是“我活生生的良知”。我决心在随后的岁月里竭力求索真理。“我将奋不顾身地工作，直至找到真理。”普拉德勒帮了我一个大忙，重新激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而且可能帮了我一个更大的忙，让我重新学会快乐起来，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快乐的人。世界的重担他承担起来那样轻松愉快，我也就不再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蔚蓝的天空，碧绿如茵的草地，阳光照耀，如同最晴朗的日子。“此时，枝叶繁茂，又多是新生，完全遮盖住了下面的深渊。”这意味着，我快乐地活着，忘却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苦恼。有一天普拉德勒送我回家时，母亲遇到了我们。我向她介绍普拉德勒，母亲喜欢他：因为他讨人喜欢。我们的友谊得到了认可。
莎莎成功地获得了希腊语文凭，出发去了劳巴尔东。七月底，我收到她一封信，让我读了喘不过气来。她非常不快乐，向我诉说了其中原因。她终于向我讲述了她和我相伴度过的青春期的经历，而我对此懵然无知。二十五年前，他父亲的一位忠于巴斯克传统的表兄，去了阿根廷碰运气，在那里发了大财。在莎莎十一岁的时候，此人回到了距劳巴尔东半公里的旧房。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小男孩子。那男孩“孤独、忧郁、不合群”，对莎莎产生了强烈的友谊。他父母把他送进了西班牙一所中学当寄宿生。放假时，两个孩子重逢，一块骑马兜风，这莎莎倒是曾经两眼闪闪发光地向我提到过。他们十五岁那年，发现彼此爱上了对方。孤单单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安德烈，在这世界上只有莎莎；而莎莎觉得自己长得丑、不受宠爱、遭人冷眼，投进了他的怀抱。两个人大着胆子接吻，如胶似漆地融合为一体。此后每个礼拜两个人都相互写信；物理课上，在乐天的特雷库尔神甫眼皮子底下，莎莎心心念念相思的，就是安德烈。莎莎的父母与安德烈的父母——比前者有钱得多——闹翻了。两个孩子相互友好，双方的父母并没有阻挠，可是当他们发现孩子长大了时，便出面干涉了。允许两个孩子将来结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马比耶太太决定要求他们不要再见面。“一九二六年元旦假期里，”莎莎在给我的信中写，“我在这里只待了一天，为的是再见安德烈一面，告诉他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可是，我对他说最无情的话也徒然，无法阻止他看出我多么钟爱他，这次决裂的会面反而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亲密了。”稍后面一点莎莎补充道：“家里人强迫我与安德烈断绝关系时，我痛不欲生，好几次差点自杀了。记得有一天晚上，看见地铁驶过来，我险些扑到列车底下。我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生存下去的欲望。”自那时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半，莎莎没有再见到安德烈，他们也没有相互写信。这回她来到劳巴尔东，不期遇到了他。“在一年零八个月中，我们彼此音信全无，两人天各一方，现在突然重逢，不禁有些不知所措，几乎感到痛苦。伴随他和我两个如此不相般配的人的感情而来的一切痛苦、一切牺牲，我非常清楚地了然于心，可是我不能不按照我的行为方式处事，不能放弃我整个青年时代的梦想，不能放弃这么多珍贵的回忆，不能背弃一个需要我的人。安德烈和我双方的家庭，根本不希望看到这类接近。十月份他去了阿根廷，要在那里待上一年，然后返回法国服兵役。因此，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还要分隔很长一段时间。总之，如果我们的计划得以实现，我们至少要在南美洲生活十来年。你看，这一切可有点渺茫。今天晚上我要和妈妈谈这件事。两年前她斩钉截铁地说了不，一想到要和她谈，我事先就心里直打鼓。我深深爱着妈妈，看到我给她造成这么大的痛苦，违背她的意愿行事，我心里比什么都难受。小时候，我在祷告时总是祈求，永远不要有任何人因为我而承受痛苦。唉！这个愿望真难实现啊！”
这封信我反复读了十遍，嗓子发紧。现在我才明白莎莎十五岁时身上发生的变化，她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那种浪漫的情怀，还有她对爱情那种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她已经懂得倾尽满腔热血去爱。当人们声称特里斯坦和伊瑟之间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时，难怪她会发笑；难怪买卖婚姻会使她感到毛骨悚然。我太不了解她啦！莎莎常常说：“我希望永远沉睡不醒。”而我居然毫不在意！然而我知道，人说出这句话，心里该是多么暗淡无光。想象着莎莎冷静地戴上了帽子和手套，站在地铁站站台边缘，用失神的双眼盯住铁轨，我实在无法忍受。
几天后，我收到第二封信。与马比耶太太的谈话很不顺利。马比耶太太再度禁止莎莎与表兄见面。莎莎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不敢违抗母亲。但是，这个禁令让她觉得极端残酷，因为此时此刻，横隔在她和她所爱的小伙子之间只有半公里路程。比这一切更使她备受折磨的，是想到他是因为她而痛苦，而她日日夜夜一门心思地思念着他。这种不幸超过我曾经感受的一切，令我惶悚。这一年，我终于去巴斯克地区和莎莎一块度过了三周假期。这是早就讲定了的，我急于赶到她身边。
抵达梅里尼亚克时，我感觉到“一年半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将雅克和普拉德勒进行比较，雅克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我毫不宽容地想他的过去：“啊！他那种浮浅、那种不严肃，在酒吧间里、桥牌桌旁和金钱方面那些不愉快的事！……他身上有着另一个人身上少有的某些东西，但也有着某种可怜而平庸的东西。”我疏远了他，程度刚好地依恋普拉德勒，为的是让普拉德勒的存在给我的日子带来光明，却不至于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暗淡无光。我和普拉德勒经常通信，我也写信给里斯曼、布朗舍特·韦斯、朗贝尔小姐、苏珊娜·布瓦格和莎莎。我在阁楼的天窗下摆了一张桌子，晚上借着油灯的亮光，把自己的情感倾吐在一页页纸上。多亏我所收到的信，尤其是普拉德勒的信，我才不感到孤独。我与妹妹也有长时间的交谈，她刚刚参加了高中毕业会考的哲学考试，整个这一年我们彼此十分接近。除了我的宗教态度，我任何事情都不对妹妹隐瞒。雅克在她眼里和在我眼里威望一样高，她也接受了我关于雅克的神话。她像我一样讨厌德西尔学校，讨厌她的大部分同学，讨厌我们周围人的偏见。她愉快地加入了与“不开化的人”的对抗。可能因为她的童年比我的童年不愉快得多，所以她比我更大胆地反对强加在我们身上种种束缚。“说起来真荒唐，”一天晚上，她困惑地对我说，“妈妈拆开我所收到的信，让我感到不愉快，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了。”我对她说我也一样，这种做法令我感到不舒服。我们互相勉励要勇敢面对，毕竟我们是十七岁和十九岁的人了。我们请求母亲不要再检查我们的信件。母亲回答说，她有责任关心我们的心灵。不过她最终还是让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总的来讲，我与父母的关系稍许有所缓和。我过着平静的日子，一方面攻读哲学，一方面考虑写作。但有些犹豫，未下决心。普拉德勒让我确信，首要的任务是求索真理，文学不会使我偏离这个方向吗？我的做法没有矛盾吗？我想表达一切的虚妄，可是作家以此写成一本书，就会暴露出绝望。所以最好效法台斯特先生，保持沉默。我也担心，如果写作，会情不自禁地汲汲于成就、名望这些我嗤之以鼻的东西。这些莫名其妙的顾虑，对我压力没有大到让我不得不止步。我写信征求了好几位朋友的意见，一如我所希望的，他们都鼓励我。我开始写一部鸿篇巨制的小说，其中的女主人公体验了我的全部经历，在“真正的生活”面前清醒过来，开始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后把一切，包括行动、爱情、知识，都辛酸地尝试了一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如何收场，因为我没有时间，只好半途而废。
这时我收到的莎莎的信与她七月份的来信调子不一样了。她告诉我，她发觉自己在这两年间理智上成长了很多；她成熟了，改变了。在与安德烈短暂的会见中，她得到的印象是他没有变化，依然很少年意气，而且有点粗野。她开始寻思，她的忠贞不渝，是不是“固执于人们不愿意看到化为乌有的幻想，是不是缺乏真诚和勇气”。她可能过分沉湎于《大个子莫林》的影响了。“我从这本书里汲取了一种爱情，汲取了对毫无现实基础的幻想的一种顶礼膜拜，因而深深地迷失，找不到我自己了。”她肯定并不后悔爱上了表兄：“十五岁上体验的这种情感，是我对生存的真正醒悟。从开始恋爱之日起，我便明白了许许多多事物，几乎不再觉得任何事荒谬。”可是她不得不承认，从一九二六年一月份决裂开始，她是“仗着意愿和想象力”，人为地延续着那个过去。不管怎样，安德烈要去阿根廷一年，等他回来，才是作决定的时候。暂时嘛，她懒得去寻思。她过了一个异常凡俗而不安的假期，起初感到疲惫，但是现在，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只想寻开心。”
这句话令我惊讶，回信中我用带点责备的口气指了出来。莎莎赶紧为自己辩解：她知道寻开心无济于事。她信中写道：“最近有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远足，与一些朋友去巴斯克地区。我呢，非常需要单独待着，便拿斧头砍伤了自己的脚，逃避这次远足。结果我在一张长椅上躺了八天，得到别人一些怜悯的话。不过我至少获得了一点清静，可以不说话，不去寻开心。”
我感叹不已。我知道人到绝望时，会怎样渴望清静，渴望“可以不说话”。但是我绝不会有勇气砍伤自己的脚。不，莎莎既没有泄气，也没有听天由命。她心里暗暗憋着一股狠劲，使我有点害怕。可不能轻率地对待她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她比我还更不会随便说话。如果不是激起她说，她甚至连这件事也绝口不提。
我再也不想有任何事情对她闭口不谈，向她承认我放弃了宗教信仰，她回答说她料到了。这一年之中，她也经历了一场宗教信仰的危机。“当我把信仰与自己童年时代的修行进行比较，把天主教的教义与自己的新思想进行比较时，发现这两种不同范畴的思想之间，有某种不相称、某种不协调，令我会感到晕头转向。是克洛岱尔大大地救助了我，他对我的恩德我无法一一历数。我信仰宗教，仍然像六岁的时候，用心去信仰远远超过用智慧去信仰，而且完全放弃了理智。神学方面的讨论在我看来几乎总是荒唐可笑的。我尤其觉得，对我们来讲，上帝非常不可思议，而且深藏不露，他赐予我们的对他的信仰，是一种超自然的天赋，是他给予我们恩典。所以对那些被剥夺了这一恩典的人，我只能表示深切的同情。我相信当他们真诚地渴求真理时，真理总有一天会被他们找到的。”“再说，”她补充道，“信仰并不会带来满足；信教和不信教，同样难以获得心灵的宁静。这种心灵的宁静，只有来世才可望获得。”正因为这样，莎莎不仅接受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而且小心翼翼地不流露出丝毫的优越感。如果说在天上有一线希望在为她闪耀着，她照样会在世间和我一块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依然继续并肩前行。
九月十日，我愉快地出发去劳巴尔东，清晨在乌泽什上火车，坐到波尔多下，因为正如我在给莎莎的信中所写的：“我不能在经过莫里亚克的故乡时，不下车看一看。”平生头一回，我只身一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漫步。这里有一条大河，河边的码头笼罩在雾中，梧桐树已经透露出秋意。狭窄的街道上，阳光和阴影相映成趣；宽阔的林荫道通向广场。我心醉神迷，怡然陶然，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一个气泡飘浮在空中。在公园里红艳艳的美人蕉花坛间，我做着不安分的少女梦。经人指点，我在图尔尼林荫道旁喝了一杯巧克力，又去火车站旁一家叫做小玛格里的餐馆里吃午饭。我还从来不曾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进过餐馆。然后，一列火车载着我沿着一条笔直的铁路，风驰电掣般驶去，铁路两旁是望不到头的松树。我喜欢火车。我把头伸出车窗外，任凭煤屑扑打着脸，发誓绝不和其他旅客一样，老老实实地挤在闷热的车厢格子间里。
抵达目的地时已近黄昏。劳巴尔东的大花园远不如梅里尼亚克的大花园美，但这里碧绿的葡萄藤爬满瓦盖的屋顶，我觉得别有情趣。莎莎把我领进卧室，是供我与她和热娜薇耶芙·德·布雷维尔同住的。这个热娜薇耶芙是一位青春、乖巧、娇小的姑娘，马比耶太太喜欢得不得了。我在卧室里单独待了一会儿，打开行李，又洗了把脸。底层传来碗碟碰撞和小孩子喧闹的声音。初来乍到有点不自在，我在房间里转圈子。我注意到独脚小圆桌上有一个黑色仿皮封面小本子，信手翻开，只见写着：“西蒙娜·德·波伏瓦明天到。老实说我并不为此高兴，因为坦率讲我不喜欢她。”我愣住了，领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愉快的感受，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对我抱强烈的反感。热娜薇耶芙眼里的敌对者的脸竟是我的脸，它有点让我害怕。我没有来得及多想，因为有人敲门：是马比耶太太。“我想和你谈谈，我的小西蒙娜。”她对我说。她的声音如此温柔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她好长时间不怎么对我露出笑脸了。她神情尴尬地摸了摸扣住她绒项饰的浮雕玉石，问我莎莎是否把事情告诉了我。我回答说莎莎告诉了我。她似乎不知道自己女儿感情变化了，开始向我解释她为何反对女儿的这段私情。因为安德烈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而且他们属于很有钱且放荡而粗俗的阶层，根本不适合莎莎；莎莎必须彻底忘掉她的那位表兄。马比耶太太指望我帮助说服她女儿。我讨厌她强迫我与她串通一气，然而她的恳求使我动了心。为了恳求我与她联合，她想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我含糊其词地答应尽力而为。
莎莎事先告诉了我，我一到达，这里就会接二连三地举行野餐、茶会、小型跳舞晚会。这家人交好甚广，成群的表亲、朋友上家里来吃午饭，喝下午茶、打网球、玩桥牌。不然就由马比耶太太、丽丽或莎莎开着雪铁龙汽车，带我们去邻近的乡绅家跳舞。附近的镇子里经常有联欢会。我观看巴斯克回力球赛，观看战战兢兢、脸色发青的年轻农民把帽徽别进瘦骨嶙峋的牛的皮肤里。有时，尖尖的牛角挑破他们漂亮的白色长裤，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晚餐后，有人弹奏钢琴，全家人和着音乐合唱。也有做游戏的，如猜字谜和限韵作诗。家务活儿常占去整个上午：摘花、扎花束，尤其是烧菜做饭。丽丽、莎莎和贝贝尔制作水果蛋糕、四合糕、油酥饼、松甜面包，以备下午茶用。她们帮助母亲和奶奶，把成吨的水果、蔬菜装进缸里。总是有要剥的豌豆，要切成丝的四季豆，要去壳的胡桃，要去核的李子。准备食物变成了一件让人喘不过气来、精疲力竭的工作。
我几乎见不到莎莎，感到有点烦闷。尽管缺乏心理辨别力，但我明白马比耶一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对我不信任。我穿着马虎，不修边幅，不懂对年老的夫人行屈膝礼，动作和笑不讲究分寸。我没有钱，正准备工作，这就已经让人侧目了；更有甚者，我将进入公立中学当老师。他们这些人世世代代都是反对世俗教育的。在他们眼里，我是在为自己谋求一个不光彩的前途。我尽量不说话，管束住自己，可是白搭，我的每一句话，甚至我的沉默，都与他们不协调。马比耶太太强装和蔼可亲；马比耶先生和拉里维埃老太太礼貌地装作没看见我。这家的长子刚刚进了神学院；贝贝尔想谋求一个宗教职位。他们甚少顾及我。我使年龄最小的几个孩子隐约感到惊异，换言之，他们隐约地对我有所非议。丽丽不掩饰她的责难。她是其他人的典范，完全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可是我只要问一句话，她就发火。十五六岁上，有一次在马比耶家吃午饭，我把自己寻思的问题大声说了出来：既然人天生都一样，为什么西红柿或鲱鱼吃到每个人嘴里，味道却会不同呢？丽丽马上嘲笑我。现在我不会天真地想到什么说什么了，但是我的迟疑也足以刺激她。一天下午在花园里，大家议论妇女选举权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按逻辑，马比耶太太比一个干粗活的醉汉更有权参加选举。可是丽丽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在不少糟糕的社区，妇女比男人更“红色”。如果让妇女参加投票，就会把好事搞糟。这个论据似乎具有决定意义。我一言不发。可是在众口一词的赞成声中，我的沉默具有颠覆性。
马比耶夫妇几乎每天都要与表亲杜穆兰·德·拉巴泰特夫妇见面。杜穆兰夫妇的女儿迪迪娜与丽丽关系密切。家里有三个男孩子：亨利是财政稽核员，满脸横肉，生活放荡，野心勃勃；埃德加是骑兵军官；克萨维耶是神学院学生，年方二十，是唯一引人注目的，人长得清秀，有一双沉思的眼睛，大家说他患有“意志缺失症”，因而令家人担忧。星期天早晨，他沮丧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要仔细地思量很长时间，好确定自己是否去做弥撒，导致他经常去不成。他常阅读，又多思，与周围的人形成对比。我问莎莎为什么与他没有丝毫亲近感。莎莎十分困窘地说：“这我从没想过。在我们家这是不可能的事，家人不会理解的。”不过她对克萨维耶抱有好感。在一次交谈中，丽丽和迪迪娜现出惊讶的样子，也许是故作惊讶，相互问道：明白事理的人怎么会对上帝的存在提出异议？丽丽盯住我的双眼，谈论钟和钟表匠的关系。我违心地决计说出康德的名字。克萨维耶支持我，说：“啊！瞧，这就是不学哲学的好处，可以满足于这类论据！”丽丽和迪迪娜吃了败仗。
在劳巴尔东争论得最多的话题，是使“法兰西行动”和教会争吵的冲突。马比耶家的人坚决要求所有天主教徒服从教皇。拉巴泰特家的人，除了克萨维耶不发表意见之外，则都站在莫拉和都德一边。我听着他们激烈的争论，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在日记里声称，在我眼里许多人“不存在”。实际上，一旦这许多人存在，任何一个都是重要的。我从日记里摘取这段话：“面对克萨维耶·杜穆兰突然感到绝望。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与我之间的距离和他们企图困扰我的诡辩。”我已经想不起这次发作的借口，那显然是秘而不宣的，但意思很清楚：我不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与其他人不一样，或被他们公开或不那么公开地当做害群之马。莎莎爱她的家，我也爱自己的家，过去依然沉重地压在我心头。再说我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因此不可能轻易地让心里产生憎恶甚至敌意。我不知道怎样对付恶意，保护自己。
莎莎的友谊本来可以帮助我顶住，如果我们能聊一聊的话，可是晚上有第三者在。所以我一躺下，就设法入睡。热娜薇耶芙以为我睡着了，引得莎莎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她自问她对母亲是否表现得够乖，有时她对母亲表现得不耐烦，这是不是很不好。莎莎爱答不理地回答她。不过，尽管她没怎么与热娜薇耶芙倾心交谈，那些絮叨还是有损她的形象，她成了与我不相干的人。我难过地想，不管怎样她还是相信上帝，相信她母亲和她的职责的，而我呢，又落得很孤单了。
幸好，莎莎相当快地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促膝交谈。她猜到我的心思了吗？她谨慎但毫不含糊地声明，她对热娜薇耶芙的好感很有限。热娜薇耶芙把她视为亲密朋友，但她并没有把热娜薇耶芙视为真正的朋友。我松了口气。再说热娜薇耶芙很快就离开了，假期也过了不少时间，社交活动乱哄哄的场面也少了。莎莎属于我了。一天夜里，等全家人都睡着了之后，我们往马达普兰白纹布长衬衫上披一条披肩，就下楼到了花园里，坐在一棵松树下聊了好长时间。莎莎现在肯定不再爱她的表兄了。她详细地对我讲述了他们的爱情。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童年和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的那种严重的被遗弃感，是怎么回事。“而我爱你。”我对她说。她非常惊讶，向我承认，我在她的友情等级划分中，只占有一个不确定的位置；不过，所有位置中也没有一个有分量。夜空中，一轮古老的月亮正无精打采奄奄一息，我们却在谈论往昔的事情。我们两颗童心的愚钝使我们感到忧伤。莎莎显得很不平静，因为她给我造成了痛苦，因为她忽视了我。我呢？直到今天才对她说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已经不那么真切，我对她也不再比一切更珍惜，所以心里未免感到酸楚。然而这些懊悔之中，还是有一些柔情可以分享。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亲近。我在这里小住的最后几天过得很愉快。我们坐在书房里闲聊，身边摆着路易·维伊奥全集、蒙塔朗贝尔全集和《两个世界》杂志的合订本；我们在满是尘土、弥漫着无花果刺鼻气味的路上闲聊，谈论着弗兰西斯·雅姆、拉福格、拉迪盖和我们自己。我给莎莎念了几页我的小说，对话令她吃惊，但她鼓励我继续念下去。她说她也喜欢以后写作，我鼓励她写。我离开那天，她一直把我送到蒙-德-马尔桑上火车。我们坐在凳子上吃又干又凉的小煎蛋卷。我们分手时并不忧伤，因为不久后我们会在巴黎再见面。
我正处于相信书信解释效果的年龄。我在劳巴尔东给母亲写信，恳求她相信我，向她保证不久我就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她亲切地给我回了信。当我回到雷恩街那套公寓里时，我一下子失去了勇气，还得在这套房子里度过三年！但是最后一个学期给我留下了温馨的回忆，我激励自己要乐观。朗贝尔小姐希望我帮她部分地减轻圣马利亚学院中学毕业班的负担，让我代替她上心理学课。我接受了，一方面想赚点钱，另一方面想练习教书。我打算四月份完成哲学学士学业，六月份完成文学学士学业。这两项毕业证书考试不要费很多力气，我还会有时间写作、看书、深入研究重大问题。我订了一个广泛的学习计划和详细的作息时间表，怀着孩子般的兴趣对未来作了精心筹划，几乎恢复了以前每到十月份开学时那种乖孩子的兴奋。我急于再见到索邦大学的同学，穿过巴黎时，从讷伊到雷恩街，从雷恩街到美丽城，一直用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人行道旁一小堆一小堆的落叶。
我去雅克家，向他陈述我的计划。人应该贡献一生去探索为什么活着，在得出结论之前，永远不要把任何东西看成是已经给定的，而要通过爱的行动和不断更新的意愿去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雅克善意地听我陈述，但摇了摇头说：“这可能是无法承受得了的。”由于我坚持，他笑了笑问我：“你不觉得这对于二十岁的人来讲很难理解吗？”他希望他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一场冒险的大赌博。随后几天里，我时而觉得他说得对，时而又觉得他说得不对。我确定自己是爱他的，而后又确定自己显然不爱他。我感到气恼，此后两个月没有再见他。
我和普拉德勒沿着布洛涅森林湖畔漫步。我们观秋景，观天鹅，观游人划船。我们重新按各自的思路进行争论，但热情降低了。我很依恋普拉德勒，可是他那副样子一点都看不出焦虑不安！他安稳的态度刺伤了我。里斯曼让我看他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幼稚；我给他念了我的几页小说，他感到非常厌烦。让·马勒总对我谈论阿兰，苏珊娜·布瓦格总对我谈论自己的心事，朗贝尔小姐总对我谈论上帝。我妹妹刚刚进了一所实用艺术学校，在那里很不愉快，常常哭泣。莎莎用行动表示顺从，花数小时的时间去百货公司挑选样品。厌烦重新向我袭来，接踵而至的是孤独感。过去，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对自己说我命中注定会孤独时，那时空气中有那么多快乐的因子，我并不太激动；可是如今透过这秋天的雾，未来让我忐忑不安。我不会爱上任何人，没有一个人伟大得足够我爱他，我不会得到家庭的温暖。我将在乡下的一个房间里度过青春年华，只是上课的时候才出门：多么枯燥乏味啊！我甚至不再希望能与任何人真正相互理解。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会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为我祈祷的莎莎不会，觉得我太不可理解的雅克不会，对我总焦躁不安和认死理而感到遗憾的普拉德勒也不会。把他们吓住的，是我极端的固执，是我对这种平庸的生存的拒绝（而他们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受的），以及我为摆脱这种生存状态而疯狂付出的努力。我试图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声称：“我与其他人不一样，这我认了。”与其他人分隔开，我与世界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世界成了一台与我无关的戏。我相继放弃了荣誉、幸福、服务他人，现在我连生活的兴趣都没有了。有时，我完全失去了现实感：街道、汽车、行人只是川流不息的影子，而我是飘浮在它们之中的一个无名之物。有时，我会既自豪又恐惧地对自己说我疯了：顽固的孤独与疯狂之间没有多大距离。我有许多理由精神失常。两年来，我在一个陷阱里挣扎，找不到出口，不停地撞着无形的障碍物，最后把头都撞晕了，始终两手空空。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望，我一方面肯定说我将拥有一切，另一方面又说一切全都一文不值，这样矛盾地把自己搞得稀里糊涂。尤其我身体很棒，洋溢着青春，却把自己关在家里，泡在图书馆里。我消耗不掉的精力不断释放出来，在我的头脑里和心里形成无用的旋风。
人世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我处在“生活之外”，甚至不再想写作，一切可怕的虚妄又掐住了我的咽喉。不过我受够了，头年冬天我洒了太多的泪，我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希望。在完全超脱的时刻，宇宙似乎缩小成了一个幻觉的游戏，我的自我在其中消失了，继续存在的是某种不灭的、永恒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置之度外虚幻地显示一种并非不可企及的存在。我所想的并非基督信众的上帝。天主教越来越不令我喜欢。不过我还是受到朗贝尔小姐、普拉德勒的影响，他们肯定能够触及本质，我阅读柏罗丁的作品和神秘主义心理学的论著。我寻思在理性的限度之外，某些探索能否让我达到绝对，达到那个抽象的所在，从那里我让荒凉的世界变成尘埃，而寻求完满。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绝对信仰呢？“我要接触上帝或成为上帝。”我声称。整个这一年，我时不时地沉迷于这种狂热状态。
然而，我对自己感到厌倦了。几乎停止了记日记。只顾忙碌。无论在讷伊还是在美丽城，我与我的学生相处得倒很融洽。教师这个职业令我开心。在索邦大学，没有人上社会学课和心理学课，这说明我们觉得这两门课非常枯燥乏味。我只去看乔治·杜马每星期日或每星期二上午的示范，那是由几个疯子参与，在圣安娜医院为我们进行的。几个有怪癖的人、妄想狂者、早发性痴呆者在台上列队而行，杜马并不给我们讲这些人的经历及他们的冲突，甚至似乎没有想到这些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仅限于向我们示范，这些人的异常正是按照他在自己的论文里所提出的模式形成的。他很善于通过他的问题引起他所预期的反应，他那张蜡黄的老脸狡黠的表情是那样富有感染力，引得我们情不自禁地发笑，觉得精神病似乎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粗俗玩笑。从这种角度看，精神病甚至令我着迷哩。谵妄患者、有幻觉者、痴愚者、过度兴奋者、受折磨者、有顽念者，这些人互不相同。
我也去听让·巴吕兹的讲座，他是关于《圣十字若望》的一篇受到尊重的论文的作者，以东拉西扯的闲谈方式论述所有重大问题。他的皮肤和须发呈炭黑色，一双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幽暗的光。每周他的声音颤抖着从沉默的深渊里挣脱出来，预告下周将给我们荡气回肠的启迪。某些门外汉经常去听的这些课，而高师学生却都不屑于去听。经常去听课的门外汉之中有勒内·多马尔和罗杰·瓦扬。他们给一些前卫刊物写文章；前者被认为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后者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瓦扬喜欢刺激别人，他的外貌本身就令人惊异。从侧面看他脸上光滑的皮肤紧绷得都像要裂开了似的，从正面看只见到一个喉结。他厌倦的表情说明他青春不再，看上去像被魔法般的春药恢复了青春的一个老头儿。人们经常看见他和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搂着那女人的脖子，向人家介绍说：“我女人。”我在《大竞赛》杂志里读到他攻击一位中士的一篇激烈的抨击性文章。那位中士发现一个士兵与一头母猪交媾而惩罚了他。瓦扬为所有男人包括平民和军人，要求人兽交媾的权利。我陷入了沉思。我有着大胆的想象力，但是我说过，现实很容易让我受到惊吓。我不想与多马尔和瓦扬接触，他们也不知道我。
我只结交了一位新朋友，她就是丽莎·凯马德克，圣马利亚学院正在攻读哲学学士学位的一位寄宿生。这是一位瘦弱娇小的布列塔尼姑娘，一张脸透露出机灵活泼但有点男孩子气，头发剪得很短。她讨厌讷伊那所学校和朗贝尔小姐的神秘主义。她信奉上帝，但把声称热爱上帝的人看成吹牛皮或冒充高雅的人，说：“怎么能热爱自己不了解的人呢？”我喜欢她，可是她那有点尖刻的怀疑主义不能给我的生活增添乐趣。我继续写我的小说，同时着手为巴吕兹写一篇很长的关于“人格”的论文，把我的知识和无知来一次汇总。我每周去听一场音乐会，单独去或与莎莎一块去，芭蕾舞剧《春之祭》两次令我激动不已。但总的来讲，我几乎对任何东西都不再迷恋。我阅读里维埃和傅尼埃《通信录》第二卷时感到懊恼，他们年轻时的激情消失在琐细的操劳、敌意和尖酸刻薄之中。我寻思同样的沉沦是否也在等待着我。
我重登雅克的门。他在走廊里迈着方步，依然是过去的动作和微笑，重现过去的情景。此后我常来。他发议论，滔滔不绝；半明半暗的空间弥漫着烟雾，蓝色的烟圈中萦绕着绚丽多彩的词语。在某个地方，在陌生的地方，我们会遇到与所有其他人不一样的人，会看到发生一些事情，一些有趣的、有点悲惨的、有时很美好的事情。什么事情？身后门一关上，话语就消失了。一周之后，我再次在他亮晶晶的眸子里瞥见了冒险的行迹。冒险、逃逸、伟大的起点，也许其中就有得救之道！这就是马克·夏杜纳在《瓦斯科》里提出的得救之道。这本书在这年冬天大获成功，我阅读它时像阅读《大个子莫林》一样兴奋。雅克未曾跨越过大洋，可是许多年轻小说家其中包括苏波，声称人们可以不离开巴黎而进行不同寻常的旅行。他们提到雅克经常去消磨夜晚时光的那些酒吧令人情怀激荡的诗意。我又开始爱雅克了。我在漠不关心中，甚至在蔑视中走得太远了，这种爱情的回归让我感到惊讶。然而我想我能解释得清楚。首先，过去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我爱雅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爱过他。其次我厌倦了心如槁木、处于绝望之中，又产生了对柔情和安全的渴望。雅克对我表现出不再虚假的殷勤，花钱大方，让我开心。但这一切不足以使我回到他身边，起着大得多的决定作用的，是他一直浑身不自在、不适应，心里没有把握。在他身边，我不像在所有接受生活的人身边那样显得不合流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拒绝生活还更重要。我认定他和我是同一类人，便重新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过这并没有带来多大安慰。我知道我们是多么不同，我不再指望爱情会使我摆脱孤独。我觉得这与其说是自由地奔向幸福，不如说是忍受命运的安排。我用一段忧伤的话庆祝自己的二十岁生日：“我不去澳洲，我不重蹈圣十字若望的覆辙。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一切都在预料中。早发性痴呆也许是一种了结。如果我尝试活下去呢？可是我是德西尔学校培育出来的。”
这种“冒险而无益的”生活，雅克和年轻的小说家都夸耀说很有吸引力，我也很希望尝试。可是怎样把意外引进我的日常生活呢？妹妹和我越来越难避开母亲的监视，去外面消磨晚上的时间。妹妹晚上常去“大茅屋”绘画，这倒是个好借口；我也找到了一个托词。用我在讷伊赚的钱，我们去香榭丽舍大街戏园子去看先锋派戏剧，或者到巴黎游乐场的过道上听莫里斯·谢瓦里埃唱歌。我们在街上漫步，一边谈论我们的生活和人生。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奇遇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这种放浪令我们开心，可惜我们不能时常这样做。我继续忍受着日常的单调乏味：“啊！醒来时的沮丧，没有欲望、没有爱情的生活，岁月蹉跎，白驹过隙，可怕的烦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要什么？我能做什么？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能做。我的书呢？虚荣心。哲学呢？我已经厌腻了。爱情呢？太累啦。然而，我才二十岁，我渴望生活！”
不能继续这样了。没有继续这样。我重新写我的书，攻读哲学，谈恋爱。而后情况又重新开始这样了：“仍然是这种似乎找不到出路的冲突！强烈意识到我的能力、我高于他们所有人的地方、我能干成什么事；感觉到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用！不，不能继续这样了。”
还是继续这样。总之，也许永远会继续这样。像一座发疯的钟，我疯狂地在麻木不仁和失去理智的快乐之间摇摆。夜里我攀登圣心教堂的台阶，眺望巴黎这个虚幻的绿洲在空间的荒漠中闪烁。我热泪纵横，因为这是那样地美，却又毫无用处。我重新下到比特小区狭窄的街上，望着所有灯光笑。我跌落在冷漠当中；我振作起来又找回了宁静。我精疲力竭。
友谊越来越令我失望。布朗舍特·韦斯与我反目了，我根本不明白是为什么。朝夕之间，她就不理我了；我写信要求她作出解释，她也不回答。我知道她把我当成阴谋家看待，指责我对她嫉妒得不得了，以至于用牙齿咬坏了她借给我的精装书的封面。我与里斯曼的关系也变得冷淡了。他邀请我去他家。在一间摆满艺术品的宽敞的客厅里，我见到了让·巴吕兹和他那位写了一本秘传学说著述的弟弟约瑟夫，还见到了一位著名雕刻家，其作品歪曲了巴黎的形象；此外还有几位学院派人物。大家的交谈令我懊丧。里斯曼本人的美学观和多愁善感令我腻烦。其他人，我很喜欢、非常喜欢的那些人，我爱的那一位，他们都不理解我，都不令我满意，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的在场，解答不了任何问题。
很久以前孤独就把我推向了傲慢。我完全昏了头。巴吕兹赞不绝口地把论文交还给我。他下课后接待了我，他有气无力的声音流露出希望：我的论文显示了一部有分量的作品的端倪。我为之振奋。“我肯定会比他们所有人攀登得更高。自傲吗？如果我没有才华，那是自傲；可是我有才华，就像我有时相信的那样，就像我有时肯定的——这正是自知之明。”我平静地这样写道。第二天我看了卓别林的影片《马戏团》。从影院出来，我到杜伊勒利花园里散步，一轮橙红色的太阳在淡蓝色的天空旋转，映红了卢浮宫的玻璃窗。我记起往昔的黄昏，突然被自己很久以前大喊大叫提出的要求惊醒了：我应该写我的作品。这个打算一点也不新鲜了。然而，由于我渴望发生一些事情，却从来什么也没发生，所以我把自己心情的激动视为一件大事。我再次对天和地发出庄严的誓愿：以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我写我的书。我再也不会质疑这个决定。我决心从今以后要快乐，要得到快乐。
又一个春天开始了。我通过伦理学和心理学文凭考试。想到要埋头于语言学，我就非常反感，所以放弃了修语言学。父亲感到丧气。他觉得我同时得到两个学士学位才风光。可是我不再是十几岁的孩子，没有动摇。我灵机一动：我最后一个学期有空闲，为什么不立即开始准备文凭考试呢？那时候并不禁止在同一学年既申报文凭考试，又申报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我充分地提前准备文凭考试，那么到开学的时候，我就能够顺利地在结束文凭考试的同时，准备教师资格会考。这样，从现在起的一年半之内，我就可以结束索邦大学的学业，告别家庭，获得自由，开始干别的事情啦！我毫不犹豫。我去征求布兰斯维克先生的意见，他看不出这个计划有任何障碍，因为我已经拥有学科合格证书和相当多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他建议我研究“莱布尼兹概念”。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然而孤独继续戕害我。四月初我孤独得更厉害了。让·普拉德勒去了索莱斯姆，与几个同学一块度过几天。他回来后第二天，我在“书友社”见到了他；我们两个都是该社会员。在最大的房间里，穿着修女长袍的阿德丽安娜·莫尼埃正在接待法尔格、让·普雷沃、乔伊斯等几位知名作家。里边的几个小房间里一直没有人。我们在小凳子上坐下闲聊。普拉德勒话语间有点迟疑，告诉我他在索莱斯姆领了圣体。他看到几个同学走到圣台旁，顿时有一种被放逐、遭排斥和遗弃的感觉。第二天做完忏悔之后，陪同学们来到圣台旁时，他便决定要信教了。我听着他的叙述，嗓子发紧，感觉自己遭到了遗弃、排斥和背叛。雅克在蒙帕纳斯酒吧里找到避难所，普拉德勒在圣体面前找到了避难所，我身边绝对没有人了。当天夜里我为被抛弃哭了。
两天后父亲去格里埃尔，想去看他姐姐，不过我不记得为了什么。火车头的呻吟与漆黑的夜色中发红的烟，使我想起生离死别时摧肝裂胆的感觉。“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父母反对，说我连牙刷都没有，不过最后我还是坚持这个突发的奇想。整个旅途我把头探在车窗外，那夜色和晚风令我如痴似醉。我从来没见过春天的乡村。我漫步于樱草、报春花、风铃草丛中，为我的童年、人生和死别情怀激荡。死亡的恐惧没有离开我，这让我不习惯，我还为此瑟瑟发抖，还会害怕得直哭。相比之下，此时此刻生存在这里这一事实，有时会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这几天里，大自然的寂寥常常使我陷入恐惧或沉浸在快乐之中。我深入更远的地方。在这些草地上和这人迹罕至的树林里，我想我接触了我所向往的超人类的现实。我跪下来摘一朵花，突然感到被钉在了地上，被天的重量压得无法动弹：这是一种使我感受到永恒的焦虑或狂喜。我返回巴黎，深信自己体验了神秘主义的经验，试图重新体验。我读过关于《圣十字若望》的一段话：“为了去你不认识的地方，必须经过你不认识的地方。”把这句话颠倒过来，我在我的道路的黑暗中，看到我正走向完结的标记。我深入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带着自己登上能纵览一切的绝顶。这些胡思乱想包含着真诚。我如此之深地陷入了孤独，有时完全成了这个世界的局外人；这个世界以其稀奇古怪令我目瞪口呆。所有东西、所有面孔包括我自己，都不再有意义，而由于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所以我禁不住想象自己达到了未知的境界。我极度沾沾自喜地维持着这种状态。不过我不想骗自己，便去请教普拉德勒和朗贝尔小姐怎么看。普拉德勒很干脆：“这没有好处。”朗贝尔小姐比较委婉：“这是一种玄想的直觉。”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人生建立在光怪陆离的幻觉之上，因此我不再追寻了。
我继续忙碌着。现在我获得了学士学位，可以进入维克多-库辛图书馆了。这所图书馆位于索邦大学最僻静的一隅，里面有大量的哲学藏书，几乎无人问津。我白天都在里面度过。我坚持不懈地写小说，阅读莱布尼兹的作品和对教师资格会考有用的书。晚上被学习弄得头昏脑涨了，我就懒洋洋地待在卧室里。如果我可以去外面自由自在地溜达，我会为自己没有离开尘世而感到慰藉。我多么想沉浸在夜生活之中，听爵士乐，与人们摩肩接踵！可是，不行，我被幽禁在家里！我感到透不过气来，我消耗着自己，真想往墙上一头撞死。
雅克即将动身赴阿尔及利亚，去服一年半兵役。我常见到他，他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对我谈了很多他的朋友的事。我知道廖库尔与一个名叫奥尔加的年轻女子有私情。雅克对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两个人那么罗曼蒂克的恋情，使得我头一回怀着同情看待一对男女非法的结合。他还提到另一个美貌非凡的女人，这个女人名叫玛格达，希望与我结识。“这件事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代价呢。”雅克对我说。玛格达属于那种夜晚在酒吧里见到会令人神魂颠倒的尤物。我倒没有寻思她在雅克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什么也不寻思。现在我肯定雅克珍惜我，我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他身边，害怕我们分开。我几乎不去想分开的事，因为它促成我们彼此亲近，使我感到如此幸福。
雅克出发之前八天，我在他家里吃晚饭。饭后他的朋友里凯·布勒松来找他。雅克提出带我去和他们一块看电影《全体船员》。母亲对雅克根本没提“结婚”二字感到窝火，完全不再赞成我们之间保持友谊，拒绝雅克的提议。我坚持要去，加之姨妈为我说情，鉴于当时的情形，母亲经不住哄劝勉强同意了。
我们并没有去电影院。雅克带我进了于伊仁斯街的斯特力克斯酒吧。这是他习惯来的地方。我坐在里凯和他之间的一个高脚圆凳上。他直呼名字叫侍者米歇尔给我一杯干马天尼。我从来没有进过咖啡馆，现在却在一个夜晚坐在了一家酒吧里，而且是与两个小伙子。对我来说，这的确异乎寻常。那色彩柔和或鲜艳的酒瓶子，装着橄榄或咸杏仁的碗，那些小圆桌，都令我觉得新奇；最令我意外的是，对这里的一切雅克已习以为常。我很快喝掉了我那杯酒。由于我从来滴酒不沾，连葡萄酒也没沾过，也不喜欢，所以我很快就感到飘飘然了。我直呼侍者米歇尔的名字，做滑稽动作。雅克和里凯坐在另一张桌子边掷骰子，装作不认识我。我和顾客搭讪，他们都是北欧的青年人，都挺文静的。他们之中的一个递给我第二杯干马天尼，雅克朝我使了个眼色，我把这杯酒倒在了柜台后面。为了表现得不同凡响，我砸碎了两三个玻璃杯。雅克笑着，我飘飘欲仙。我们去维京人酒吧。走在街上，我让雅克挎着我的右胳膊，让里凯挎着我的左胳膊。但左边那个不存在，只有与雅克亲密的肌肤接触让我觉得妙不可言，这象征着我们两个心灵融合到了一起。他教我掷骰子，帮我叫一杯掺很少杜松子的鸡尾酒。我多情地接受他的细心关照。时间不再存在。当我在罗同德咖啡馆柜台前喝了一杯绿色的薄荷糖水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我周围旋转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张张面孔；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奇迹发生。我觉得有一种难分难解的同谋关系把我和雅克拴在了一起，仿佛我们一起杀了人或者徒步穿越了撒哈拉沙漠。
他把我送到雷恩街七十一号门前。我有家里的钥匙。但是父母在等我，母亲眼泪汪汪，父亲严肃地板着面孔。他们刚才去了蒙帕纳斯大街，母亲大喊大叫，直到我姨妈出现在一个窗口。母亲要姨妈还她女儿，指责雅克损害她女儿的名誉。我解释说我们看完《全体船员》后，到罗同德咖啡馆喝了一杯奶油咖啡。可是父母还是平静不下来。尽管感觉比往常麻木一点，我也哭哭啼啼，还浑身抽动。雅克约我第二天在塞莱克露天咖啡座见面。他看到我哭红的眼睛，加之听过他母亲讲述的情况，所以他目光里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满柔情，辩白说他并没有对我不尊重。“这是更难得的尊重。”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比昨夜饮酒行乐时还更紧密地与他融合在一起。四天后我们告别时，我问他离开巴黎是否很难过，他回答说：“我尤其不想和你说再见。”他开车送我到索邦大学。我下了车。我们相互端详了很长时间。他用乱了方寸的声音说：“那么，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吗？”他开动了汽车。我留在人行道旁，不知所措。最近经历的事情给了我力量，不把时间当回事，心里说：“明年见。”接着便去读莱布尼兹的著作。
“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出去兜一下风，就招呼里凯一声。”雅克对我说过。我捎一张便条给年轻的布勒松。一天晚上将近六点钟，我们便又在斯特力克斯见面了。我们谈雅克，他崇敬佩服雅克。酒吧间没有什么顾客，所以没什么事发生。另一个晚上我去罗同德酒吧喝杯开胃酒，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几个年轻人在闲谈，样子显得拘谨。没有刷油漆的木头桌子、诺曼底式的椅子、红白相间的窗帘，看上去并不比一间糕点店后间更神秘。然而，当我要为我喝的一杯雪利酒付钱时，红头发的胖侍者却不收。这件事——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暗暗觉得几乎不可思议，倒是鼓励了我。从此我总设法早离开家，晚到救助中心，每晚去美丽城上课之前，总进维京人酒吧待上一个钟头。有一回我喝了两杯鸡尾酒，喝得太多，到了地铁里全吐了，推开中心的门时，两腿发抖，脑门上全是冷汗。大家以为我病了，扶我到一张长沙发上躺下，还说我勇气可嘉。堂姐玛德莱娜来巴黎逗留几天，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她二十三岁了，一天晚上母亲允许我们两个单独去看戏。实际上我们密谋去了不良场所。事情差点儿穿了帮，因为临出门时，玛德莱娜开心地往我面颊上抹了点胭脂。我觉得好看，母亲却非叫我擦掉不可，我表示抗议。母亲大概看到是魔鬼在我脸上留下了脚印，便像驱魔一样给了我一记耳光，我才咬着牙听凭她擦掉。母亲还是让我出去，表姐和我两个便朝蒙马特那边走去。我们在霓虹灯招牌的亮光下徘徊了很久，拿不定主意去哪里好。我们误进了两家酒吧，都昏暗得像乳品店，最后来到勒比克街一间非常小的低级酒吧间。有几个浪荡侍者在等顾客，其中两个到我们的桌子边坐下，对我们闯进来感到吃惊，因为我们显然不是他们要物色的那种女人。我们两个在那里哈欠连连地待了好一会儿。我感到揪心的厌恶。
然而我不思改弦易辙。我对父母说，美丽城中心准备七月十四日举行一次娱乐晚会，我让学生排练一出喜剧，每周需要花上几个晚上的时间。我把喝酒花掉的钱说成是为团队花掉了。我通常是去蒙帕纳斯大街的骑师酒吧。雅克曾对我提起过这地方。我喜欢那墙壁上五颜六色的招贴画，上面叠印着谢瓦里埃的草帽、卓别林的皮鞋和葛丽泰·嘉宝的微笑。我喜欢那些亮晶晶的酒瓶子、彩色的小旗和烟草、烈酒的气味，喜欢那里的说话声、笑声和萨克斯管演奏的声音。那里的女人令我眼花缭乱。在我的词典里找不到字眼来形容她们的衣裙的料子和头发的颜色；我想象不出在什么商店能买到她们那种薄如蝉翼的长筒丝袜、那种薄底浅口皮鞋和她们所抹的口红。我听见她们和男人为过夜讨价还价，商量她们如何款待他们。我的想象力反应不过来，它仿佛被卡住了。尤其开始的时候，在我眼里周围并不是一些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幅幅寓意画：不安、无所谓、迟钝、绝望，可能也有才华，肯定还有一张张不同的脸上表现出来的罪孽。我一直相信，罪孽是上帝张开的伤口。我坐在高脚圆凳上，就像小时候跪在圣体台前一样虔诚，接触的是同样的存在，只是爵士音乐代替了管风琴弹奏的乐曲。我等待着意外事件的发生，就像过去盼望狂喜的到来。雅克对我说过：“在酒吧里，你随便做些什么都行，肯定会有事情发生。”我就随便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位顾客进来，头上戴着帽子，我就喊：“帽子！”伸手抓起他的帽子抛到空中。我在这里碰碎一个玻璃杯，那里碰碎一个玻璃杯；我高谈阔论，和店里的常客打招呼，天真地试图愚弄他们，声称自己是模特儿或妓女。可是凭我的旧衣裙、粗线长袜、平底鞋子、没涂脂抹粉的脸，我骗不了任何人。“你没有那种味道。”一位戴玳瑁框眼镜的跛子对我说。“你是中产阶层的一个小女子，想装成波希米亚女郎。”一个写连载小说的鹰钩鼻男人这样给我下结论。我表示他们说得不对。跛子在一张纸条上画了个什么。“瞧，这就是干交际花这一行的应该做的和听凭别人做的。”我故作镇静，说：“这画得很糟。”“画得挺像的。”他说着拉开裤子前面的拉链，这回我掉转眼睛看别处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们都笑了。小说家说：“哎！一位真正的妓女会打量一眼，然后说：‘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借着酒意，我冷冷地忍受了这些淫秽的话。再说，他们也没有继续打扰我。有时会有人请我喝一杯，或者邀请我跳舞，仅此而已。显然我打消了他们想入非非的念头。
这类外出找乐子，我妹妹参加了好几回。为了显示出不正经的派头，她歪戴着帽子，把腿架得老高。我们大声说话，嘻嘻哈哈冷嘲热讽。或者我们先后进酒吧，假装互不相识，故意装出吵架的样子，相互揪头发，尖声谩骂。这种表演如果能使观众惊愕片刻，我们就感到高兴。
晚上待在家里，我忍受不了卧室里的清静，便又试验神秘主义的做法。一天夜里，我敦促上帝，如果他存在就表示他存在。上帝保持缄默。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说话。实际上，他不存在我很高兴。如果在人世间上演的这场戏已经在永恒中有了结局，那反倒令我讨厌了。
不管怎样，现在世间有一个我感到自在的地方了。骑师酒吧成了我熟悉的地方，在这里常常再见到熟面孔，我越来越喜欢这里。只需一杯鸡尾酒，就足以化解我的孤独：所有人都是兄弟，我们大家彼此了解，大家彼此相爱，再也不存在疑问、遗憾、盼望。现在让我感到充实。我跳舞，人家的胳膊搂着我，我的身体感到怡然、感到放松，这比我处于亢奋状态更轻松、更平静。我不再像十六岁时那样反感，一只陌生的手会让我的颈背感受一种柔情似的温暖和惬意。我对自己身边这些人一点也不了解，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虽然感到生疏，但觉得终于接触到了自由。过去我对与一个小伙子并肩在街上行走犹豫不决，自那时以来我已有进步，敢于轻松地挑战习俗和权威了。酒吧和舞厅对我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来自它们不正当的性质。母亲是绝不会同意我去这种地方的；父亲在这种地方看见我会觉得丢脸，而普拉德勒会感到伤心。我呢，知道自己无法无天时，感到非常满意。
我渐渐胆子大起来，不在乎在街上与人攀谈、与陌生人一块上小酒馆。一天晚上，我上了一辆在大街上紧跟着我的汽车，司机提议：“咱们去鲁滨逊兜一圈怎么样？”这个人长得一点也不好看。半夜三更的，如果他把我撂在离巴黎十公里的地方，那我怎么办呢？但是我有我的原则：“经历危险，什么也不要拒绝。”纪德、里维埃、超现实主义者和雅克都这样说。“好吧。”我回答说。在巴士底广场一家咖啡馆露天座，我们沉闷地喝了几杯鸡尾酒。再上车之后，那人轻碰我的膝盖，我赶紧挪开。“怎么啦？你随便搭人家的车，连碰你一下都不行？”他的声音都变了。他停下车，试图拥吻我。我逃跑了，只听见他在我背后谩骂。我赶上了末班地铁。我知道自己是侥幸脱了险，然而庆幸自己做了一件的确非理性的事情。
又一个晚上，在克利希大街的一个露天游乐场，我和一个脸上有一道粉红色瘢痕的小流氓一块玩小型足球，还玩了气枪射击。每次他都坚持由他付钱。他给我介绍一位朋友，并请我喝一杯牛奶咖啡。我看到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就要开动了，对他说声再见，就跑了去，正要跳上站台，他们赶上了我，抓住我的肩头说：“这可不够意思！”售票员手按在铃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将车门把手一拉，车子就开动了。我怒不可遏。两个男孩要让我知道是我错了，不能不打招呼撂下人就走。我们讲和了，他们坚持要步行送我回家。我特意向他们说明，他们不要对我抱任何企图，但他们还是坚持。到了卡塞特街和雷恩街拐角处，脸上有伤疤的小流氓搂住了我的腰说：“咱们什么时候再见？”“你愿意什么时候都行。”我胆怯地回答。他试图吻我，我挣扎着。出现了四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我不敢喊他们，不过要吻我的小子放开了我，我们朝我家走了几步。巡逻的警察过去后，那小子又扯住我的手：“你是不会来赴约的，你想让我白跑路！我可不喜欢这样！非教训你一下不可。”他那副样子很凶，要打我或猛吻我的嘴。说不清我最害怕的是挨打还是被吻。这时他的朋友插嘴说：“算了吧！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他发这么大火，是因为你让他花了钱。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把手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我不在乎钱！”对方说，“我是要教训一下她。”不过他最后还是拿去了我的钱：十五法郎。“还不够去找一个女人呢！”他悻悻然地说。我回到家里，仍心有余悸。
这个学年结束了。苏珊娜·布瓦格去摩洛哥她一位姐姐家过了几个月，在那里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婚礼的午宴在郊区的一个大花园里举行。新郎讨人喜欢，新娘苏珊娜喜笑颜开。我觉得幸福真是迷人。我也没有感到不快乐，虽然雅克不在身边，他对我确定无疑的爱使我心境平静，再也不会受到相遇时的冲突和偶然的坏情绪搅扰。我与妹妹、莎莎、丽莎、普拉德勒去布洛涅森林划船。我的朋友聚会时都相处融洽，我对自己与他们每个人相处都不完全融洽的遗憾也就少了些。普拉德勒向我介绍了他高师的一位同学，他对之敬重有加。这位同学是在索莱斯姆促使他领圣体的人之一，名叫皮埃尔·克莱劳，赞赏《法兰西行动》报，小小的个子，黑不溜秋，活像一只蟋蟀。他应该在下一年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因此我和他将是同窗。他显示出一副高傲、自信的硬汉模样，我打算开学之后尝试一下，摸清他这具皮囊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我与他和普拉德勒去索邦大学看会考口试进行的情况。大家拥挤着都想听雷蒙·阿隆的课，所有人都预言他在哲学方面将前程无量。也有人指给我看在精神病学方面崭露头角的达尼埃尔·拉加什。出乎一般人的预料，让-保罗·萨特笔试没有通过。我觉得考试挺难，但不失勇气，要尽心竭力。不过，从现在起一年之内就可见分晓，我觉得自己已经自由了。我也觉得找找乐子、散散心、换换新鲜空气，对我很有好处。我恢复了心理平衡，甚至不再记日记了。我在写给莎莎的信中说：“我一心渴望与世界越来越密切的接触，并且渴望在一部作品里描述这个世界。”抵达利穆赞时，我心情非常好，而且还收到雅克的一封信。他对我谈到阿尔及利亚城市比斯克拉、那里矮小的驴子、日晕和夏天；他回忆我们的相会，称之为“我当时唯一毕恭毕敬的时刻”；他许诺“明年把事情办好”。妹妹理解这类隐语的素养比我差一些，问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得意地回答：“意思是我们将结婚。”
多美的夏天！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孤独的感伤，再也没有书信激起的风暴。乡间使我心旷神怡，像五岁和十二岁时那样，天空整个儿是蔚蓝的，现在我知道忍冬的香味预示着什么，朝露意味着什么。行走在低洼的道路上，穿过开花的荞麦地，走过扎人的欧石楠和灯芯草丛时，我重新体味到过去程度不同的种种难过和快乐。我和妹妹频繁地出来散步，常常穿着衬裙跳进韦泽尔河黝黑的水里沐浴，然后躺在散发着薄荷味的草地上把身体晾干。妹妹画画，我看书。消遣也不妨碍我看书。父母与在附近一座古堡里避暑的老朋友联系上了。那对老朋友有三个长大了的儿子，都是英俊的小伙子，打算将来从事律师职业。我们时常与他们一块打网球，每次我都玩得很开心。他们的母亲委婉提醒我们的母亲，他们只接受有嫁妆的姑娘做儿媳。这引得我们大笑不止，因为我们尊重这几个规矩的小伙子，但根本不贪图他们什么。
这一年我又被邀请去劳巴尔东。母亲欣然同意我在波尔多与普拉德勒会面。他在这个地区度假。这是令人心情舒畅的一天。显然，普拉德勒对我很重要。莎莎更重要。我兴高采烈地在劳巴尔东下了车。
莎莎取得了罕见的成绩，六月份第一次参加考试就获得了语言学合格证书。然而这一年她在学业上只花了很少时间。她母亲越来越专横地要求她待在家里帮忙。马比耶太太把节俭视为首要美德。认为像糕点、果酱、台布一类织物、衣裙、大衣等可以在家里制作的东西，去商店里购买就是缺德。时令季节，她经常早晨六点钟就和几个女儿去阿勒中央菜市场，买便宜的水果和蔬菜。当马比耶家的女孩子要换新装时，莎莎就得去十几家商店寻觅，从每家商店带回来一束样品，让马比耶太太从料子的质地和价格上进行比较。经过长时间商议，莎莎再去商店里买挑选中的布料。这些任务，加上马比耶先生高升之后倍增的社交活动的差事，忙得莎莎疲惫不堪。她无法让自己信服，奔走于沙龙和大商店之间，就是忠实地遵循了福音书的训诫。也许她作为基督徒的义务就是服从母亲吧。可是在阅读一本关于罗亚尔港的书时，尼科尔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她，因为那句话暗示，服从也可能是恶魔的陷阱。甘心让自己变得卑微和愚钝，难道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吗？怎样确切地理解上帝的旨意呢？她担心，如果相信自己的判断，她会犯自高自大的过错；如果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她又会犯胆小懦弱的过错。这种疑虑加剧了长期以来撕裂着她内心的冲突：她爱自己的母亲，但也喜欢母亲不喜欢的许多东西。她常常忧愁地对我引述拉米兹的一句话：“我所喜爱的东西彼此并不喜爱。”未来没有任何慰藉的东西。马比耶太太斩钉截铁地拒绝让莎莎考取一张文凭，担心女儿成为知识分子。爱情嘛，莎莎不再希望能遇得到。在我周围的人之中，也有出于爱慕——挺罕见——而结婚的，我表姐蒂蒂特就是一例。可是马比耶太太说：“波伏瓦家的人都是出格的人。”莎莎比我牢固得多地归属了观念正统的中产阶层，在这个阶层，所有婚姻都是家庭包办的。然而所有这些被动地接受结婚的年轻人，都是令人沮丧的平庸之辈。莎莎热爱生活。因此一种没有快乐的生活前景，有时使她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像年幼的时候一样，她会用反常的行动来保护自己，反对她那个阶层虚伪的理想主义。看了儒韦在《大海》里饰演的醉汉角色，她便声称爱上了他，把他的剧照贴在床的上方墙壁上。冷嘲热讽、冷酷无情、怀疑主义这些东西立刻在她心里产生了共鸣。假期开始的时候她寄给我一封信，向我吐露她有时幻想彻底抛弃这个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热爱生活的时刻过去之后，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突然感到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在离开我。我对整个世界完全漠不关心，形同自己已经死了一样。弃绝自我、弃绝一切，修道士的这种弃绝，就是试图在这个世界开始一种超尘世的生活。如果知道这种弃绝对我有多么大的诱惑力！我时常想，在束缚中寻觅真正自由的这种愿望，正是神召的征兆。另外一些时候，生活和事物重新完全接纳了我，以至于我觉得修道院的生活无异于自我戕戮，并非上帝要求于我的。但是不管应该走什么道路，我都无法像你一样全身心地奔向生活；就是在生活得最带劲的时候，我还是感受到虚无的滋味。”
这封信有点把我吓坏了。莎莎在信中反复对我说，我不信教不会导致我们分道扬镳。可是，万一她进了修道院，我就失去了她，她也失去了自己。
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就感到失望，因为我不是与莎莎，而是与斯蒂法·阿夫迪科维奇小姐住一个房间。后者是一位波兰籍大学生，受雇在假期当家庭教师的，照顾马比耶家三个最小的孩子。我稍觉宽慰的是，她人挺可爱。莎莎在给我的信里颇有好感地谈到她。她有一头金色秀发，一双碧眼既带倦色又含着笑，一张嘴显得热烈，整个人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诱惑力，一种我都不知道如何不失礼貌地加以形容的诱惑力：性感。她飘逸的薄袍，露出秀色可餐的双肩。晚上，她往钢琴前一坐，用乌克兰语唱情歌，显得风情万种，使莎莎和我为之着迷，而使其他人反感。夜里见她不穿睡衣而是穿睡袍就寝，我不免瞠目结舌。她立刻向我敞开心扉，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心事。她父亲在利沃夫拥有一家大糖果厂。她呢，一边学习，一边为争取乌克兰独立而斗争，还蹲过几天班房。为了完成学业，她离开了家，在柏林待过两三年，然后来到了巴黎，在索邦大学上课，生活费由父母寄给她。她想利用假期，深入一个法国家庭，与之密切接触，结果令她大为吃惊。第二天我了解到，尽管她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还是令有身份的人看不顺眼：她优雅、女性味十足，与她比较起来，莎莎及其朋友还有我，都显得像年轻的修女。下午，她开心地为在场的每个人算命，其中包括克萨维耶·杜穆兰。她不在乎他穿着道袍，悄悄地和他调情；克萨维耶对她的调情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频频报以微笑。她为他算了一大卦，预言他不久将遇到自己的心上人。母亲、姐姐都大为恼火。马比耶太太背后指责斯蒂法不安分，说：“此外，我肯定她已经不是真正的姑娘了。”她指责莎莎过分亲近这个外国姑娘。
至于我嘛，我寻思马比耶太太为什么同意邀请我来，大概是为了不与她女儿发生正面冲突吧。她严密防范，让莎莎无法与我单独倾谈。莎莎每天上午都在厨房里忙活儿，在贝贝尔或玛特的帮助下，用羊皮纸给果酱瓶贴标签。看到她白白浪费掉整个小时的时间，我真心疼。白天她没有一分钟时间是单独待着的。马比耶太太频繁地接待客人、频繁地外出拜访，希望最终能给开始超过结婚年龄的丽丽找个婆家。“这是最后一年我为你操心了，为了给你物色对象，我花的钱够多啦，现在轮到你妹妹了。”在一次有斯蒂法在场的晚餐席上，她当众这样说。已经有理工大学的一些学生向马比耶太太透露口风，他们很愿意娶她的第二个女儿。我想，久而久之莎莎是否会被说服，把成家当做她这个基督徒的职责？我不能接受她去过愚昧的修道院生活，同样不能接受她忍气吞声地同意一桩死气沉沉的婚姻。
我抵达几天之后，在阿杜尔河畔有过一次大型野餐会，当地所有体面的家庭都参加了。莎莎把她的粉红色柞丝绸连衣裙借给我，她自己穿一件白绸连衣裙，系一根绿色腰带，佩戴一条玉石项链。她人瘦了，经常头疼，睡眠不好。为了掩饰苍白的脸色，她往面颊上抹了两块圆圆的胭脂。尽管化了妆，她还是显得不水灵。我喜欢她这张脸，看到她殷勤地把脸伸给所有人，我心里就难过。她过分自在地扮演着社交女郎的角色。我们提前到了。渐渐地，人们络绎而至。莎莎的每个微笑，她的每个屈膝礼，都刺痛着我的心。我和其他人一块忙碌，把台布铺在草地上，把成包的餐具和食物解开，我摇动着一架制作冰淇淋的机器把手。斯蒂法把我拉到一旁，请我给她解释莱布尼兹体系。在一个钟头里，我忘掉了愁烦。可是这一天后面的时间显得漫长而沉闷。冻鸡蛋、圆锥蛋卷冰淇淋、花色肉冻、船形糕点、糖果、肉冻、馅饼、野味肉冻、煨肉、罐装牛奶、糖渍水果、圆面包、奶油水果馅饼、杏仁奶油饼：所有太太都热心地履行了她们的社交职责。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并不愉快地笑着，没有信心地交谈着，似乎没有什么人感到开心。时近黄昏，马比耶太太问我是否知道莎莎去哪儿了。她立刻去找莎莎，我跟她一块去找。我们找到莎莎在阿杜尔河的一个瀑布下戏水。她裹了一件罗登厚呢大衣当浴衣。马比耶太太呵斥她，但一边呵斥一边笑。她不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滥用自己的权威。我明白莎莎需要清静，需要强烈的感觉，需要在经历了这个腻味的下午之后，净化一下身心。我放心了。她还没有准备沉沦于老太婆那种知足的昏睡之中。
然而，我了解到，她母亲对她保持着巨大的影响。马比耶太太对她的孩子实行一种灵活的策略：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她愉快、宽容地对待他们；等他们长大一些的时候，小事情她放手不管，可一旦涉及重要事情，她的权威绝不容冒犯。在适当的时机，她会表现得充满活力和一定程度的魅力，对第二个女儿始终表现得特别温柔。这个女儿被她的微笑征服了，对母亲的爱和尊敬麻痹了她的反抗意识。然而有一天晚上她奋起反抗了。正吃着晚饭，马比耶太太用尖酸刻薄的口气说：“我就不明白一个信教的人怎么会和不信教的人往来。”我焦急不安地感觉到，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莎莎气愤地反驳说：“谁也没有权利评判别人。上帝通过他所选择的道路引导人。”“我并不是评判谁，”马比耶太太冷冷地说，“我们应该为迷路的灵魂祈祷，而不要听凭他们感染我们。”莎莎压住了怒火，这让我放心了。但是我感到劳巴尔东的气氛比去年还要充满敌意。后来在巴黎，斯蒂法告诉我，马比耶家的孩子都讥笑我穿得差，他们也讥笑那天莎莎没有说明理由，把她的一条连衣裙借给我穿。我没有自尊心，不太会察言观色；我还毫不在乎地忍受着其他许多侮辱。然而有时我会心情沉重。斯蒂法受好奇心驱使去卢尔德看看，我更感到孤单。一天晚饭后，莎莎在钢琴前坐下弹奏肖邦的曲子，弹奏得很好。我打量她那头乌发，中间由一条白得动人的头路均匀地分开。我暗自说，她弹奏的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曲子，表达了她真实的内心。可是，有这位母亲和这整个家庭横隔在我们之间，也许有一天她会否定自己的想法，我会失去她。暂时嘛，不管怎样，她还没有受到伤害。我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起身离开客厅，眼泪汪汪地去睡觉。房门开了，莎莎来到我床前，俯身亲我。我们的友谊向来严肃有余，她的这个动作令我心花怒放。
斯蒂法从卢尔德回来了，为几个小孩子带回来一大盒水果香糖。“你很客气，小姐，”马比耶太太冷冰冰地说，“不过这笔开销你本可以给自己省下来，孩子们不需要你的糖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咬牙切齿数落了一顿莎莎的家庭和这个家庭的朋友，这才感到心头轻松了点儿。此外，这一年我在这里小住的最后几天，比开头几天气氛缓和了一些。我不知道莎莎是否与她母亲交换了意见，抑或是她运用了巧妙的策略，我终于和她单独见了面。我们再次进行长时间的散步和聊天。她对我谈起普鲁斯特，她对普鲁斯特的理解比我深刻得多。她说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过程中，她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她向我保证，明年不会再让日常琐事弄得晕头转向了，她要看书，我们可以一块交谈。我有一个想法她很感兴趣：星期日早晨我们将一块去打网球；我们包括莎莎、我妹妹、我自己、让·普拉德勒、皮埃尔·克莱劳和他们的朋友之中的某个人。
莎莎和我差不多在所有方面都相互理解。在不信教的人心目中，只要不损害他人，她认为任何行为都无可指责。莎莎接受纪德的非道德主义，罪过不会引起她的愤慨。她无法想象人们可以崇拜上帝，同时又故意违犯上帝的戒律。我则觉得这种态度是合乎逻辑的，也与我的态度相吻合。别人做任何事情我都允许，不过对我本人，对于我亲近的人尤其对雅克，我继续实行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一天听到斯蒂法大笑对我说：“上帝！莎莎真天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斯蒂法曾经声称，即使在天主教徒的圈子里，也没有一个男青年保持童贞直到结婚。莎莎表示抗议说：“人只要有信仰，就会按信仰生活。”斯蒂法说：“看看杜穆兰家你那些表兄弟吧。”“怎么，对呀，”莎莎回答，“他们每个星期天都领圣体。我向你担保，他们不会接受在犯了死罪的状态下活着。”斯蒂法没有坚持，但她告诉我，在她常去的蒙帕纳斯，她好几次碰到亨利和埃德加与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再说，只要看看他们的模样就明白了。”他们的确不像唱诗班的孩子。我想到雅克，他有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完全是另一种气质，不可想象他会粗俗地花天酒地。然而，斯蒂法在让我看到莎莎的天真的同时，也对我自己的经历提出质疑。在她看来，上酒吧、咖啡馆是很寻常的事情；我则是偷偷地去猎奇，她肯定是从很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的。我明白，我看人是看人家让人看的面目，而没有想到除了这副公开的面目，他们还有一副真实的面目。斯蒂法告诉我，这个文明社会有种种内幕。这次谈话令我不安。
这一年，莎莎没有同我一块去蒙-德-马尔桑。我利用两趟火车之间的时间在那里散步，一边想念她。我决心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使生命在她身上战胜死亡。
tituslucretiuscarus（约公元前93—约公元前50），拉丁诗人和哲学家，作有唯一的长诗《物性论》。
juvenal（55—约127），罗马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讽刺诗人。
《七日谈》为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瓦鲁瓦的短篇小说集，包括72篇短篇小说和故事，受薄伽丘《十日谈》之启发，题名为《七日谈》。
copeau，dullin，jouvet，都是法国演员、导演，也是作家，都对舞台艺术进行探索。
madamepitoeff，侨居法国的俄国导演和演出人，指导在法国演出的外国戏剧。
giaconioinaudi（1867—1950），意大利计算天才，极为擅长心算。
louis-hubert-gonzalvelyautey（1854—1934），法国国务活动家、军人、法国元帅，曾任摩洛哥总督。
charlespeguy（1873—1914），法国诗人、哲学家。
jeancocteau（1889—1963），20世纪法国艺术家，兼擅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小品文、芭蕾舞剧以及绘画。
legrandmeaulnes，法国作家阿兰-傅尼埃的名作，也有译为《大个儿摩尔纳》。
laprincessedelamballe，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密女伴。
ménalque，纪德《人间食粮》中的人物。
violaine，克洛岱尔《给马利亚报信》里虚构的人物。
nathanaël，纪德《人间食粮》里虚构的人物。
sygne，克洛岱尔《人质》里虚构的人物。
lafcadio，纪德《梵蒂冈地窖》里虚构的人物。
juleslaforgue（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诗体”创始人之一。
jacquesrivière（1886—1925），法国作家，其小说《爱人》出版于1922年。
乌尔苏拉会为天主教女修会。
georges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雕塑家。
henri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雕塑家。
paul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代表作品有《绿》等。
jean-richardblock（1884—1947），法国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
léonbrunschvicg（1869—1944），法国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家。
monsieurteste,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笔下的人物，1896年瓦莱里出版了《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
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octavehamelin（1856—1907），法国哲学家。
美国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案件。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被控在一起抢劫案中杀死工厂出纳员和保安，由陪审团裁定有罪，判处他们死刑，社会党提出异议，世界各地举行抗议示威。
emile-augustechartier（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教育家、散文家。以阿兰的笔名闻名于世。
simoneweil（1909—1943），法国女神秘主义者、社会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法国诗人弗兰西斯·雅姆诗中的人物。
指早期基督教会历史上的宗教作家和宣教师的统称。
《淘金记》是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卓别林演的一部重要影片。
ludmillapitoëff（1895—1951），从俄国移居法国的电影导演和演员。
juleslagneau（1851—1894），法国哲学家。
henrisauguet（1901—1989），法国作曲家。
sergeyprokofiev（1891—1953），苏联作曲家。
igorfedorovitchstravinsky（1882—1971），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原为俄罗斯人，后移居西欧，常住在法国巴黎；最后移居美国，常住在好莱坞。
damia（1889—1978），法国女歌唱家。
emileverhaeren（1855—1916），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诗人。
法国剧作家雅里（alfredjarry，1873—1907）的一部剧情怪诞不经的作品。
julienbenda（1867—1956），法国小说家和哲学家，反对柏格森的哲学直观主义。
charlesforbesrenéde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演说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plotinus（205—270），又译普罗提诺，公元3世纪具有宗教天资的伟大哲人，将罗马帝国时复苏的柏拉图主义改造成为新柏拉图主义。
charles-ferdinandramuz（1878—1947），用法语写作的瑞士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