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搬家了。我们的新住宅与原来的住宅布置得差不多，家具陈设也一样，但是比原来的小，而且不如原来的舒适。没有浴室，只有一个洗手间，又没有自来水。父亲每天要把洗脸池子下面那桶沉重的脏水倒掉。没有暖气，冬天房子里寒冷彻骨，只有书房除外，母亲在里面点燃了一个蝾螈炉。就连夏天也一样，我也在书房里学习。我和妹妹共住的房间——路易丝住在七层——太逼仄，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了我喜欢躲避的宽敞门厅，只有一条走廊。一下了床，就没有一个属于我的角落。我甚至没有一张可以放我东西的课桌。书房嘛，母亲经常在里面接待客人，晚上和父亲在那里闲聊。我学会了在嘈杂声中做作业和温习功课。可是，永远无法独处，这让我不堪忍受。妹妹和我都非常羡慕那些独自拥有卧室的小姑娘。我们的卧室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路易丝与一位盖屋顶的工人订了婚。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她在厨房里笨拙地坐在一个红棕色头发男人的膝盖上。她脸色有点发白，那个男人满脸通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头有点忧伤。然而，她的选择大家都赞同。她的未婚夫虽然是个工人，但有头脑。路易丝离开了我们。接替她的，是一位纯真快乐的农村妹子卡特琳娜，在梅里尼亚克我和她一块玩过，几乎称得上一位伙伴。可是，晚上她总和对面营房里的消防队员一块外出，去外面“野”。母亲责备过她，后来就辞退了她，并且决计不再请帮手，因为父亲业务上不顺利。多亏了一位有影响的远房表亲的关照，父亲进了“金融广告业”，先在《高卢人报》后又参与几家报社的工作。这个行当挣钱少，令他厌倦。为了解闷，他比过去更常去朋友家或咖啡馆打桥牌。夏天的星期日去看赛马。妈妈经常孤单一人守在家里。她并不抱怨，但她讨厌做家务，又不堪忍受贫穷的压力，人变得非常神经质。父亲呢，也渐渐地失去了他那不温不火的好脾气。两个人倒还没有真的吵架，但会为一些小事大喊大叫，而且常常迁怒于妹妹和我。
面对大人，我们姐妹俩结成紧密的联盟。两个人之中如果有一个碰翻了墨水瓶，那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过错，我们共同承担责任。然而自从我认识莎莎之后，我们姐妹俩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变化，我总是拿这位新朋友来担保。莎莎嘲弄所有人，也不放过宝贝蛋，把她视为“小不点儿”，我呢亦步亦趋。妹妹十分气恼，试图摆脱我。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两个在书房里，我们刚刚争吵过，妹妹伤心地对我说：“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翻开一本英语书放在夹有粉红色吸墨纸的垫板上，开始温习，只稍许转过头。“是这样，”妹妹说，“我想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爱你了。”她以沉稳的口气对我说明了她心里这种冷淡的新感觉。我静静地听着，面颊滚动着泪珠。妹妹扑过来：“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一边喊一边抱住我。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抹干眼泪，对她说：“你知道的，我当然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然而，她说的并不完全是假话。她开始为自己年龄最小的地位反抗，而由于我不管她，就连我也一块反抗。她与我们的堂妹让娜同班，她喜欢让娜，但两个人兴趣不同，而且让娜非要她与自己的朋友们交往不可。让娜的那些朋友，都是一些愚蠢而自命不凡的女孩子，宝贝蛋憎恶她们，也为人家认为她们配得到她的友谊而气恼，可是大家都不当一回事。在德西尔学校，大家继续把宝贝蛋视为她姐姐的影子，当然是不完美的影子。宝贝蛋常常感到屈辱，大家都说她傲气，而那些作为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老师更加故意羞辱她。由于学业上我走在前面，所以父亲最关心我。妹妹为这种偏心感到痛苦，不像我一样崇敬父亲。有一年夏天在梅里尼亚克，为了证明她记忆力和我一样好，她熟记了拿破仑的所有元帅的名字，包括每个人的姓名和军衔，一口气背了出来。父母露出微笑。她气恼之下，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我，想办法找我的茬儿。虽然是畏畏缩缩，但她居然试图与我竞争，对我进行批评，又总是躲着我。这令我恼火。我们俩向来常常无端争吵，因为我态度生硬，而她爱哭。现在她哭得少一些了，但我们架吵得更凶了，都带上了各自的自尊心，都想吵赢对方，然而最后总是言归于好，因为我们彼此需要对方。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判断我们的同学、老师和家里的成员。我们相互不隐瞒任何东西，总是很高兴一块玩儿。晚上父母出去了，我们就放纵开了，先去厨房里做一个煎蛋卷吃了，然后大叫大嚷，在家里闹翻了天。现在我们俩睡在同一个房间，上了床还要玩很长时间，没完没了地说话。
我们住到雷恩街那年，我睡得不安稳了。是我没有很好地领会玛德莱娜透露的情况吗？现在我的床与父母的床只有一层板壁之隔，有时我都听得见父亲打呼噜。是我对居住拥挤敏感吗？我不时做噩梦。一个男人跳到我床上，用膝头压住我的胃部，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梦见自己醒来了，但那侵犯者又压住了我。大约也在这个时期，早晨起床成了一种痛苦的精神创伤，晚上入睡之前想起来，我就嗓子发紧，手心出汗。早晨听到母亲的声音时，我真希望病倒，免得面对摆脱黑夜的麻木所带来的恐惧。白天，我感到头晕，浑身软弱无力。妈妈和医生都说：“这是发育。”我讨厌这个词和体内暗暗发生的变化。我羡慕“大姑娘们”的自由自在，但一想到自己的胸部会鼓胀起来，就心生反感。我曾经听说过，成年女人撒尿会发出瀑布般的响声。一想到她们鼓胀的肚子里储藏了那么多水，我就像格列佛看到年轻女巨人们向他袒露出乳房时一样惊骇不已。
自从我窥透了它们的秘密，禁书也就不像从前那样让我惧怕了。我的目光常常在厕所里残缺不全的报纸上溜来溜去，就这样读到了一篇连载小说的片段，描写男主人公把他热烈的嘴唇贴在女主人公白皙的乳房上。这个吻令我情怀激荡。我同时是男的，又是女的，还是窥视者，自己给这个吻，又接受这个吻，眼睛看到的全是这个吻。当然，我之所以感到如此冲动，是因为我的身体已经醒来。不过这种遐想全凝聚在那画面四周，在入睡之前我不知重温了多少次。我还想象出其他画面，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联想起来的。夫妻俩几乎不穿衣服睡在同一张床上这件事，直到此时并没有令我联想到拥抱和抚摩，因此估计我是从自己的需要想象出来的，因为在一段时间里，我受到撩人的欲望折磨。我回到床上，嗓子发干，盼望有个男人的身体贴着我的身体，一双男人的手抚摩我的肌肤。我绝望地计算着：“不满十五岁的人不能结婚！”这又是年龄的限制，我还得等几年才能熬到头。感觉是慢慢产生的，被窝的温暖、血液的躁动和我的幻觉，使我的心妙不可言地怦怦直跳。我几乎相信这幻觉就要变成真实了。可是没有，幻觉消失了，没有任何手、任何嘴唇来抚平我这欲火中烧的肉体。我的马大普兰细布衬衣成了一件有毒的内衣，只有睡着了我才能得到解脱。我从来没有把这种骚动与罪孽的概念联系到一起。这种骚动之强烈使我无法怡然自得，而觉得自己多半是受害者而非罪人。我也不去寻思其他女孩子是否也感受到这种煎熬。我不习惯于拿自己与别人比较。
潮湿闷热的七月中旬，我们在朋友家小住。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吓呆了：我的内衣弄脏了。我把它洗了，换了衣服，可是内裤又弄脏了。我忘记了玛德莱娜含含糊糊的预言，寻思自己这是得了什么丢脸的病。心里惴惴不安，隐约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不得不去求助于母亲。母亲说这说明我长成“大姑娘”了。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知道自己并没有犯任何过错，我才大大松了口气，甚至像每回遇到重大事情一样，心里还油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我忍受了妈妈与她的朋友们窃窃私语，而没有觉得太难堪。相反，晚上我们在雷恩街见到爸爸，而爸爸以开玩笑的方式影射我的状况时，我却羞臊得无地自容。我还以为女人们会结成同盟，仔细地向男人们掩饰她们秘密的毛病呢。面对父亲，我本来觉得自己是纯粹的思想。现在他突然把我视为一个人体，这让我感到恐惧，觉得自己永远沉沦了。
我人变得难看了，鼻子发红，脸上和脖子上长了一些包，弄得我神经质地总是感到不自在。母亲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对我的穿着漫不经心。我穿的衣裙都没个样，使我更显得笨拙。我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难堪，我对什么都嫌恶，例如拿自己喝过的杯子再来喝水，就忍受不了。我有了一些习惯性动作，不停地耸肩膀，不停地抠鼻子。“不要去抓你那些包，不要抠鼻子。”父亲一再对我说。既不怀恶意也不留情面，他常常对我的脸色、粉刺和笨拙发表议论，使得我越发不自在，更助长了我的习惯性动作。
帮助爸爸保住了地位的那位富豪表亲，为自己的孩子们及其朋友们举行了一个晚会。他创作了一出诗歌活报剧。我妹妹被选为女主角，穿着蓝色珠罗纱连衣裙，上面点缀着星星，一头秀发披散在背上。她扮演夜美人，用诗歌与一位扮作月亮的丑角进行了对话之后，又用押韵的句子一一介绍小客人们。小客人们全穿着戏装，一个接一个从舞台上走过。我装扮成西班牙女孩子，摇着扇子，大摇大摆地穿过舞台，而妹妹和着民谣《弗尼古丽弗尼古拉》的曲子唱道：
看，朝我们走来一个美丽女人
那副样子福气活现（重复）
果然是巴塞罗那最美的美人儿
踩着西班牙舞步，舞姿翩跹（重复）
她那双大眼睛与众不同
透着胆大包天……
所有目光都注视着我，我感到双颊热辣辣的，真个是苦不堪言。不久之后，我参加了北方一位表姐的婚礼。莉莉姨妈结婚那天，我的形象令我陶醉，而这一次则令我气恼。直到上午到了阿拉斯，妈妈才想起来：我所穿的米色中国绉绸新连衣裙，紧绷住我这已经完全不像小孩子的胸脯，显得不得体。于是她用绷带把我的胸部绑住，使我整天都觉得短上衣里藏着一个伤残的、动弹不得的胸部。婚礼仪式和没完没了的宴会真没意思。我黯然神伤，意识到照片上我的模样肯定是打扮得滑稽可笑，人又矮又胖，姑娘不像姑娘，妇人不像妇人，没有一点风韵。
夜里我又睡得安稳了。然而世界却变得难以形容地混乱起来。这种改变没有涉及莎莎。她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东西。不过在比我高的一个班里，有一位我视为偶像的女同学，她金色头发，面带微笑，一身粉红色衣服，名字叫玛格丽特·德·泰利库尔。她的父亲是法国最大的富豪之一。她来上学有一位家庭女教师陪伴，坐着一辆宽敞的黑色汽车，有专门的司机。她才十岁，已经梳着非常得体的环形大鬈发，衣着讲究，戴的手套直到进入课堂才摘下来。在我眼里，她俨然像一位小公主。她已经出落成一位俊俏姑娘，有着柔顺的浅色长发，明眸秀眼，笑容可爱。我感觉到她悠然自得，态度矜持，声音稳重而悦耳，她是好学生，对老师恭敬有礼，而老师们看到她令人艳羡的财产，对她宠爱有加。她和我说话时总是十分亲切。据说她母亲是一个患有重病的人。这种考验给玛格丽特增添了一种传奇式的光晕。有时我想，如果她邀请我去她家，我会高兴得要死。可是，我甚至不敢抱这种希望，因为她所居住的地方，离我像英国的王宫一样遥远。再说，我并不希望与她建立亲密关系，只要能在近处默默地看着她就足够了。
进入青春期之后，我感情开始躁动。三年级——我们称为六年级一班——结束时，我旁观了二年级学生参加的学校内部那场庄严的考试，考试及格即可获得阿德丽娜·德西尔学校的毕业文凭。玛格丽特穿一件灰色的中国绉绸礼服连衣裙，透明的袖子让人看得见两条圆圆的漂亮胳膊。这种有节制的裸露令我震惊。我太无知，也太循规蹈矩，不可能流露出任何欲望。我甚至无法想象任何一只手能亵渎那雪白的肩头。但是在整个考试期间，我两眼一直没有离开那对肩膀，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抽紧着我的喉咙。
我的身体正起着变化，我的生活方式也在变，过去正在远离我。我们已经搬了家，路易丝已经离去。我和妹妹在看一些老照片时，我突然想到，不久后的一天，我将失去梅里尼亚克。祖父年事很高，将不久于人世。等这个庄园属于加斯东伯父时——他已经是虚有权所有人——在这里我就再也不会感到是在自己家里了，那时再来就是外人，况且我也不会再来。我感到沮丧。父母一再说——他们的例子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生活会抹去童年时代的友谊。难道我会忘记莎莎吗？宝贝蛋和我，我们不安地寻思我们的感情是否经得起岁月的砥砺。大人们不分享我们的游戏和快乐。我没有见过一个在世间过得开心的大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生活没有乐趣，生活不是小说。”
成年人单调的生活一直让我同情。当我知道，这生活的单调，不久也将成为我命中注定的遭遇时，我不禁焦躁起来。一天下午，我帮助妈妈洗碗：她洗盘子，我把它们擦干。通过窗户，我看见消防队营房的墙壁，还看见一些厨房，里面有女人在刷锅或摘菜。每天都是午餐、晚餐，每天都洗菜、洗碗，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不知所终。我将这样生活下去吗？我脑海里呈现了一幅图景，是那样令人懊恼的清晰，至今记忆犹新：一排灰色的方块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按照透视法显得越来越小，但全都一模一样，平淡无奇；那就是一天天、一周周、一年年。我嘛，自出生以来，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感到比前一天晚上充实了一点，就这样一点点长大。可是，在天上如果只能找到一个枯燥乏味的平台，走去没有任何目标，有什么意义呢？
“不，”我暗自说，一边把一摞盘子放进碗橱里，“我的一生一定要通往某个地方。”幸好我不是命中注定当家庭妇女的。我父亲不是女权主义者，欣赏柯莱特·伊夫尔的小说所表现的智慧。在伊夫尔的小说里，女律师、女大夫为了家庭的和谐，最终牺牲了她们的职业。不过需要就是法律。“你们，我的女儿们，你们结不了婚，”父亲常常说，“你们没有嫁妆，必须工作。”在我的喜好中，从事职业的前景远远胜过结婚的前景。从事职业的前景让人看到希望。过去有些女人有所作为，我也要有所作为。我无法预见是什么样的作为。天文学、考古学、古生物学都先后向我招过手，而我继续朦胧地抱着写作的打算。可是这种打算缺乏可靠性，我自己都不是很相信可以据此满怀信心地筹谋未来。我提前哀悼了我的过去。
对最后的“断奶”的这种拒绝，在看了露易莎·奥尔科特的小说《好妻子》，即《小妇人》的续集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自从我离开共同微笑着面对未来的乔和劳里，已经过去了一年或一年多。他们的故事在这本书里结束。我一拿到陶赫尼茨丛书中的精装小开本，信手翻开，正好翻到一页，突然了解到，劳里与乔的一个妹妹即那个爱慕虚荣、愚不可及的金发艾米结了婚。我扔下书，它仿佛烫我的手指头。接连好几天，我痛苦不堪，深感自己受到极大的伤害：我所喜爱的男人，我以为也喜爱着我的男人，居然为了一个蠢货背弃了我。我痛恨露易莎·奥尔科特。不久，我发现是乔自己拒绝了劳里的求爱。经过长久的单身生活之后，在犯过种种错误、经历过种种考验之后，她遇到了一位年龄比她大、具有一些高贵优点的老师。这位老师理解她，给她以安慰和忠告。他们结了婚。这个高贵的男人比年轻的劳里好得多，突然从外面来到乔的故事里，代表了“最高审判者”。我就是幻想有一天能得到这样的赏识。然而，对他的突然闯入我不满意。过去读塞居尔夫人的《假期》，我惋惜索菲没嫁给自幼青梅竹马的保尔，而嫁给了一位陌生的年轻城堡主。友谊和爱情在我眼里是终生不变、天长地久的东西，而不是朝三暮四的遇合。我不希望未来使我不得不面临决裂，未来应该包容我的整个过去。
我失去了童年的安全感，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父母的权威并未削弱，但由于我的批判意识的产生，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忍受了。拜访、家庭午宴，所有这些苦差事父母都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而我觉得全然没有必要。“必须这样”“这样使不得”等回答，现在根本不能令我满意了。母亲的关心成了我的负担。她有“她的想法”，但从不想到应该解释，因此她的决定在我看来往往是武断的。妹妹正式领圣体，我要送她一本祈祷书。为了这件事，我们母女俩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想这本书用浅褐色封皮装订，就像我的大部分同学所拥有的祈祷书一样。妈妈认为用蓝色的布封面就够漂亮了。我不同意，并说所用储蓄罐里的钱是我自己的钱。她反驳说，一样东西既然只值十四法郎，就不应该为它花二十法郎。我们去面包店买了面包，回家上楼梯时，我一直赌气不理她。我不得不让感情化解了怒气，但对她在我看来这种滥用权力的做法，决心绝不原谅。如果她经常和我对立，我想她只能逼得我进行反抗。但是在重要的事情上，如我们学习和选择朋友等问题上，妈妈倒是很少干预。她不妨碍我的学习，甚至不干扰我的闲暇，只要求我做一些小事情，如磨咖啡、倒垃圾等。我习惯于乖乖地听话，我想总的来讲，上帝要求我这样做。所以我与母亲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但我暗暗意识到我们之间会有冲突。她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使她深信对一个女人而言，做母亲是一个最美好的角色。可是只有我扮演我的角色，她才能担任她的角色，而我仍像五岁时那样，坚决拒绝参加演大人们的喜剧。在德西尔学校，学生们正式领圣体前一天，校方鼓励我们去跪在我们的妈妈面前，请求她们原谅我们的错误。我不仅自己没有这样做，而且当轮到我妹妹时，我也阻止她这样做。母亲大为光火。她认为我心里总是有所保留，十分不高兴，经常呵斥我。我怪她让我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对我显示她的权力。此外，我也嫉妒她在父亲心中所占的位置，因为我对父亲的热爱与日俱增。
父亲的生活变得越艰难，他的不同寻常便越让我盲从。他的不同寻常并不取决于他的财富和成就，因此我相信他是有意轻视财富和成就。虽然这样，我还是为他感到惋惜，我觉得他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是一场又一场动乱的受害者。我尤其感激他总是、现在还常常那么快乐。他讲老故事，鄙薄一切，妙语连珠。他待在家里的时候，就给我们读维克多·雨果、罗斯丹等人的作品。他谈论他喜欢的作家，谈论戏剧，谈论过去的重大事件，谈论许多高雅的话题，使我远远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我想象不出哪里存在一个像他一样有聪明才智的人。凡是我参加的争论，最后理总在他那儿。他要抨击不在场的人，就把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他满怀激情地仰慕某些伟人，可是这些人所处的地位离我们那么遥远，我觉得他们都显得虚无缥缈。再说他们绝非无可指责，他们的超级天才本身就注定要犯错误。他们目空一切，思想变态。维克多·雨果就是这样，父亲热情地朗诵他的诗歌，但他最终因为虚荣心而丧失了理智。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其他许多人莫不如此。父亲公正客观地对待这些人的变态。甚至他毫无保留地敬重的那些作家，其作品也有局限性。父亲谈论起来，绘声绘色，思想灵动，海阔天空。人和事就在他面前，他居高临下，任意褒贬。
父亲赞成我的时候，我就充满自信。多年来，他对我总是表扬。我进入青春期，他就失望了。他欣赏女人的，是她们的优雅和美貌。他不仅不掩饰对我的失望，还对妹妹表现出比过去更多的关心，因为妹妹仍然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当妹妹扮演“夜美人”出尽风头时，父亲的自豪溢于言表。有时，他参加他的朋友、基督教戏剧著名的狂热拥护者让诺在郊区教养院举办的演出，让宝贝蛋和他一块表演。宝贝蛋脸蛋两旁垂着长长的金色发辫，在马克斯·莫莱的《药剂师》里饰演小姑娘的角色。父亲教她朗诵寓言，分成一段一段地朗诵，效果不错。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对他们的合作不痛快，并隐约地怨恨妹妹。
我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母亲。我渴望与父亲建立个人关系。可是，即使有难得的机会我们父女俩单独在一起，谈起话来也仿佛母亲在场。一旦发生冲突，我去求助于父亲，他总是回答我说：“照你妈说的做吧！”只有一次我寻求过他的默契。他带我们去欧特伊看赛马。草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天气炎热，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无聊。最后总算开赛了，人们都向围栏拥去，他们的背遮住了跑道。父亲为我们租了折叠椅，我想站到我的椅子上。“不行！”妈妈说。她讨厌人多，拥挤已经令她神经紧张。我还是想站到椅子上，“不行就是不行！”妈妈重复道。看到她和妹妹忙得团团转，我转向爸爸，激动地说：“妈妈真可笑。为什么我不能站到椅子上？”爸爸尴尬地耸耸肩，没有表态。
这个模棱两可的动作，至少使我估摸，爸爸在心里头有时还是觉得妈妈太专横。我相信在爸爸和我之间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同盟。但是我这种幻想破灭了。一次午餐的时候，大家谈到一位淘气的大表哥把自己的母亲看成白痴。照父亲的看法，那位表哥的母亲的确是个白痴。然而他气愤地说：“一个评价自己母亲的孩子，就是一个笨蛋！”我气得脸都红了，借口不舒服离开了餐桌。我评价自己的母亲。父亲却给了我双重的一击，一方面肯定他与母亲是团结一致的，另一方面间接地把我当笨蛋对待。更使我情绪失控的，是我对他刚说的这句话本身作出了判断：既然我那位姨妈的愚蠢显而易见，她儿子为什么不能承认呢？说真话不是坏事，而且人们说真话往往不是特意的。例如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我所想的，难道我错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错。然而父亲的话影响了我，致使我感到自己虽无可指责但怪异可怕。自此之后，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件事，我不再觉得父亲绝对不会错了。然而，父母保留着判定我有罪的权力。我接受他们的判决，同时以不同于他们的目光看待我自己。我的存在的真实依然既属于他们，又同样属于我。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他们心里，我的真实可能仅仅是个诱饵，也可能是虚幻的。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防止这种奇特的混乱，就是对他们掩饰迷惑人的表象。我习惯于注意自己的语言，加倍谨慎。我又跨出一步。既然我不对一切直言不讳，为什么不敢有不可告人的行为呢？我学会了秘密地行事。
我的阅读仍然受到了与过去一样的严格监督。除了专供儿童阅读或为了供儿童阅读而做了净化处理的文学作品，交到我手里的只有数量非常少经过挑选的作品，父母还常常从中删除一些段落，在《雏鹰》一书里甚至删节了一部分。不过，由于相信我的诚实，他们没有给书柜上锁。在格里埃尔，指定了供我阅读的篇目之后，他们让我把“小画册”精装丛书带出来看看。假期里，我总是没有足够的书读，在读完《蜀葵》或《丑角》之后，贪婪地看着躺在草地上那一摞印有字的纸，那一摞我的手够得着、眼睛看得到的纸。长期以来，我允许自己有些无关紧要不听话的行为。妈妈禁止我在一日三餐之外吃东西，在乡间，我每天下午藏十一二个苹果在罩衫里，这种过分的行为从未令我不适。自从与玛德莱娜交谈之后，我不相信萨沙·吉特里、弗莱尔、卡雅韦、卡皮、特里斯坦·贝尔纳等作家有那么大危害。我去禁地冒险，甚至胆大包天地接触伯恩施坦和巴塔耶的作品。不过我没有任何损失。在巴黎，我假装仅仅读缪塞的《威尼斯之夜》，而在包括他的全部作品那本厚厚的书前面坐下来，阅读了他的所有剧作，还阅读了《罗拉》和《世纪儿忏悔录》。自此之后，每当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便去书柜里自由自在地予取予求。我窝在那把皮椅子里，度过了一些美妙的时光，贪婪地阅读九十生丁一本的小说。这些小说曾经给爸爸的青年时代增添了极大的快乐。它们是布尔热、阿尔丰斯·都德、马塞尔·普雷沃、莫泊桑和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它们补充了我的性教育，但不是很严格。性行为有时持续整整一夜，有时仅仅几分钟，显得时而索然寡味，时而异常快活；既细致入微，又变化莫测，全然非我所能理解。法雷尔那些“有教养的人”与他们的年轻男仆、克罗蒂娜与她的女友蕾芝之间明显暧昧的关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要么因为他们缺少才华，要么因为我对他们知道得太多又太少，任何一位作者都不能像过去施密特议事司铎那样令我感动。总的来讲，我很少拿这些故事与自己的经历相联系。我了解到它们所展现的，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社会。除了法雷尔的《克罗蒂娜和达克思小姐》，所有女主人公——都是愚蠢的姑娘或肤浅社会的妇女——都甚少令我感兴趣。男人嘛，我认为也个个平庸。这些作品没有任何一部提供一种令我满意的爱情写照和命运思考。我不到里面去寻求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不过它们给予了我所要求它们的东西：使我感到新奇。多亏了这些作品，我摆脱了童年，踏进了一个复杂、冒险、未曾预料到的世界。每当父母晚上外出时，我就把自己散心的快乐一直延长到深夜，在妹妹睡着之后还靠在枕头上看书，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才关灯。早晨铺好床之后，我把书塞到床垫底下，等待时机再把它放回原处。妈妈不可能怀疑这些做法。可是有时，一想到《半黄花闺女》或《女人和木偶》就躺在我的床板上，我便不寒而栗。照我的看法，我的行为完全无可指责，我只不过是消遣、学知识。父母希望我好，我并未违背他们的心愿。因为我读的书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然而一旦公之于众，我的行为就会变成罪过。
矛盾的是，使我陷入背叛的痛苦的，是一次允许的阅读。我在班上介绍过艾略特的小说《织工马南》。出发去度假之前，妈妈给我买了《亚当·比德》。坐在“景观花园”的杨树下，我花了好几天时间，耐心地跟踪着一个发展很慢的故事的展开。突然，在去一片树林子里漫步一回之后，女主人公——她没有结婚——怀孕了。我的心怦怦乱跳，但愿妈妈别读这本书！因为她要是读了，就会知道我知道了。我倒不是担心受到训斥。我无可指责。可是我对妈妈头脑里可能产生的想法，感到胆战心惊。也许她觉得必须找我谈一谈。这种可能性令我惊恐不安，因为对这类问题她一贯是保持沉默的，我掂量着她对谈这类问题究竟有多反感。在我看来，未婚母亲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比其相反事实的存在更令人难堪。可是，我知道了这种存在本身，在妈妈的意识里，却会变成一件使我们母女俩都受到玷污的丑闻。
尽管惶惶不安，我并不设想一个简单的对付办法，即谎称在树林子里将书丢失了。丢失一件东西，哪怕是一支牙刷，都会在家里引发一场猛烈的风暴。因此这种应付办法几乎比危险本身更让我害怕。再说，如果我不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就不会有颜面在母亲面前说出有利的谎话。脸红和语塞会暴露我。因此我只是当心不让《亚当·比德》落到母亲手里。母亲没有想到读这本书，她的忙乱救了我。
因此，我与家庭的关系变得远远不如过去那样顺利了。妹妹不再毫无保留地把我当做偶像；父亲觉得我变丑了，发出抱怨；母亲猜想我身上正隐约发生变化，因而怀有戒心。父母如若能明察我头脑里的一切，一定会斥责我；他们的目光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保护我，而会使我处境危险。他们自己早就从九霄落到了地上。我不会利用这一点来拒绝他们的意见。相反，我觉得自己受到双重的怀疑。我不再处于特权的地位，我的完美出现了缺口，对自己没有把握，而且容易受到伤害。我与别人的关系应该改变了。
莎莎的天赋显露出来了，对她那个年龄而言，她的钢琴弹得相当出色，又开始学小提琴了。我的字写得非常幼稚，而她写的字之秀气令我吃惊。父亲像我一样欣赏她的信约文笔和她说话的生动。他开心地对她讲究客套，而她当作游戏，自然应对。青春期并没有使她变丑，穿着打扮都不矫揉造作，依然是女孩子纯真自然的举止，然而又没有失去男孩子般的胆气。假期里，她骑着马在朗德森林里奔跑，对树枝的抽打毫不在意。她去意大利旅行了一趟，回来后对我谈她喜欢的那些名胜、雕像和画。我羡慕她在一个传奇式国家里领略到的快乐，敬重地看着她那个黑色的头，那里面居然藏了这么美好的形象。莎莎的奇特令我赞叹。我所关心的更多是了解而不是评价，所以我对什么都感兴趣。莎莎则是有选择的：希腊令她着迷，古罗马人则令她厌倦。对王室家族的不幸她无动于衷，拿破仑的命运却令她兴奋。拉辛令她仰慕，高乃依却让她生气。她讨厌高乃依的《贺拉斯》和《波利耶克特》，而对莫里哀的《愤世嫉俗》充满好感。我知道她一直爱冷嘲热讽，在十二岁至十五岁时把讽刺挖苦视为一种方式。不仅讽刺挖苦大部分人，而且讽刺挖苦固有的习俗和成见。她把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录》视为她爱读的书，总说引导人的是兴趣。我对人类没有丝毫总的概念，她顽固的悲观主义使我敬畏。她的许多看法都具有颠覆性。在一篇法语作文里，她为阿尔西斯特辩护而抨击菲林特，另外一次把拿破仑置于巴斯德之上，令举校哗然。她的胆大妄为使某些老师大为恼火；另一些老师则归因于她年轻，因而感到开心。她成了一些人最讨厌的人，同时又是另一些人最喜欢的人。平时我排在她前面，连法语也是这样，因为我“内容”比她好。不过，我想她并不稀罕第一名。虽然她成绩不如我好，但是她人潇洒，因此在学习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是我的勤奋无法比拟的。有人说她有个性，这正是她得天独厚的最大优势。我过去隐约感觉到的自鸣得意，并没有赋予我一种确定的外表；在我的心里面，一切都是模糊不清、微不足道的。在莎莎身上我看到一种东西，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像大理石一样结实牢固，像丢勒的画作一样扎实有力。我拿莎莎与自己空虚的内心进行比较，便蔑视自己。莎莎迫使我进行这种比较，因为她经常使她的懒散与我的热情、她的缺点与我的完美处于对比状态。她自然地嘲笑我的完美，我免不了受她的讽刺挖苦。
“我没有个性。”我闷闷不乐地想。我对什么都好奇，相信真实是绝对的，道德法律是必要的；我的想法都是顺应思考的对象而形成的，例如有时我无意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那是因为这种想法反映了某种突然发生的意外情况。我追求最好而不是好，接受差而不是最差，鄙视可鄙之人或事，丝毫觉察不到自己的主观性，对自己无限地要求，我像无限一样没有定形。奇怪的是，就在我发现自己的个性时，我意识到了这个缺陷。直到此时，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万能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倒成了一个性格特点。“西蒙娜对一切都感兴趣。”我拒绝限制而把自己限制住了。自己自然而然地强加给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表现为我的消极被动和缺乏批评意识。我没能始终是居于一切之中心的纯洁信仰，而是成了一种体现。这是一种痛苦的沦落。大家突然赋予我的这种面目，只能让我失望，因为我是像不露真面目的上帝本人一样生活过来的。所以我迅速跌进了谦卑之中。如果我仅仅是其他个人之中的一分子，那么任何区别都无法证实我的高人一等，反而可能转化为我的劣势。父母不再是我可靠的保障。我如此爱莎莎，觉得她比我自己还真实，我是她的负片。我不是追求自己的特点，而是恼怒地忍受自己的特点。
快十三岁时读的一本书，给我提供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神话。这本书就是安德烈·罗黎的《雅典的小学生》。严肃、专注而有理智的学生泰阿热纳被俊美的欧佛里昂迷住了。这位年轻贵族高雅、正直、精明、风趣而又放肆，博得老师们和同学们的赞赏，尽管不时有人指责他的懒散无礼。可是他英年早逝，泰阿热纳在五十年后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把莎莎看成那个俊小伙子，把我自己看成泰阿热纳。世间有一些天分高的人，有一些值得称赞的人。我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排在后一类人之中。
然而，我的谦虚显得含糊；值得称赞的人应该感谢天分高的人的赞赏和忠诚。可是最终泰阿热纳比他的朋友活得长久，能够谈论他的朋友：他代表记忆和知觉，是主体。如果有人建议我成为莎莎，我一定拒绝。我更愿意拥有世界而不是拥有一张面孔。我保持这样的信心，只有我能成功地揭露现实，而既不使它走样也不使它缩小。只有与莎莎比较，我才痛感自己平庸。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一种幻觉的受害者。从里面我感觉到她，从外面我看到她。双方力量悬殊。她一触摸或看见一个桃子就会起鸡皮疙瘩。我感到奇怪，而我自己厌恶牡蛎却理所当然。不过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同学让我感到惊奇。莎莎的确相当不同寻常。
她在马比耶家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在女孩子中排行第二。她母亲没有工夫对她关怀备至。生活上，她与几个兄弟和表兄弟以及他们的伙伴混在一起，学到了男孩子的行为举止。她很早就被视为大姐，承担了大姐理当承担的责任。马比耶太太二十五岁时嫁给一位严守教规而且是她表哥的天主教徒，生莎莎的时候她已经牢牢地坐定了家庭主妇的位置。作为思想正统的资产阶级的完美典型，她以贵夫人的自信走自己的路。贵夫人凭着自己知书达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违反礼仪。因此她允许自己的子女们有小小的越轨行为。莎莎的自发性和她的秉性，反映了她母亲傲慢的优越感。她居然敢在钢琴演奏音乐会上向母亲吐舌头，实在令我愕然。她是希望母亲与她同声相应。母女俩当着满堂听众，公然蔑视习俗。如果是我有失礼的言行，我母亲一定会感到有失颜面。我的循规蹈矩反映了我母亲的怯懦。
我不怎么喜欢马比耶先生，他与我父亲太不相同，再说我父亲对他也没有好感。他留着长长的胡子，戴夹鼻眼镜，每逢星期日去领圣体，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从事社会事业。他须发柔细，一副基督徒的德行，使他看上去像个女人，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交友之初，莎莎告诉我，她爸爸高声朗读和模仿莫里哀的《没病找病》，逗得孩子们笑得直流眼泪。不久之后，她以恭敬的态度，兴致勃勃地听她父亲在卢浮宫的展厅里，给我们讲解意大利画家科雷乔一幅作品的美，在一次看完电影《三个火枪手》之后，又听他预言电影将扼杀艺术。她当着我的面动情地回忆，她父母在新婚之夜，手拉着手在一个湖畔听威尼斯船歌《美丽的夜晚——啊，爱情的夜晚》……渐渐地她说的话开始不一样了。“爸爸那样严肃！”有一次她对我抱怨说。大姐丽丽像马比耶先生，像他一样讲究条理、吹毛求疵、说一不二、精于数学，父女两个相处得非常融洽。莎莎不喜欢那个讲究实际、爱教训人的大姐。马比耶太太对这种堪称典范的父女关系表现十分尊重，但是与大女儿之间暗暗存在一种竞争，两方的敌对常常显露出来。马比耶太太不掩饰自己对莎莎的偏爱。“这孩子完全像我。”她高兴地说。莎莎也更喜欢母亲，而且充满激情。她告诉我，马比耶先生几次向这位表妹求婚都没有得到回应。吉特·拉里维埃美丽、热烈、活泼，害怕这位严肃的综合理工大学毕业生。然而她在巴斯克地区过着一种退隐生活，没有很多人到这里来找对象。在母亲专横的压力下，她终于顺从地同意了。莎莎向我透露，马比耶太太——莎莎认为她非常有魅力，非常敏感，又充满幻想——因为一个像一本代数书一样枯燥乏味的丈夫的不理解而非常痛苦。莎莎想的远远不止这些。我现在才知道，她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反感。她母亲不怀好意，很早就露骨地把性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她。莎莎过早地明白，马比耶太太从头一夜起就始终厌恶夫妻的搂抱，而且把丈夫引起她的厌恶扩展到对他整个家庭的厌恶。相反，她热爱自己的外婆，在她来巴黎之前，外婆一直和她同睡一张床。拉里维埃先生过去跟随路易·维伊奥，在几家报社和杂志社奋斗过，身后留下了几篇文章和一大间藏书室。莎莎没有继承父业学数学，而是选择了文学。可是外祖父去世之后，无论拉里维埃太太还是马比耶太太，都不能自炫有文化修养，没有任何人指点莎莎遵循什么准则、培养什么兴趣。她只有靠自己去思考。老实说，她独创的空间很小，基本上像我一样，表达的是她所处的环境。可是，在德西尔学校和我们的家庭里，我们被严厉强制接受成见和老一套，一点点真诚的冲动、一个小小的主意，都会惊世骇俗。
莎莎身上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她的玩世不恭。几年后当她对我说明其原因时，我惊愕不已。她并不同意我对她的高度评价。马比耶太太子女太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和上流社会繁杂的义务，不可能为她的任何一个孩子付出很多。我想她的耐心和微笑掩盖着特别的冷漠。莎莎很小时就感到自己或多或少被遗弃了。后来母亲对她表现出特别的但有节制的爱。莎莎对母亲的热爱肯定是嫉妒的成分多于幸福的成分。我不知道她对父亲的抱怨是不是也包括恼恨。她对马比耶先生对丽丽的偏爱不可能毫不在乎。无论如何，一个家庭九个孩子之中的第三个孩子，不可能不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些号码之中的一个。她受到集体的关怀，而这种集体的关怀不鼓励她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马比耶家的女孩子们没有一个不胆大。她们都把自己的家庭看得很高，不可能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畏缩。可是，当莎莎不是以这个家庭的成员而仅仅以她自己的面目出现时，她就会发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人长得丑，不受宠爱，自己很不可爱，也没得到多少爱。她以冷嘲热讽来弥补这种自卑感。这一点我倒没有注意，她从来不嘲笑我的缺点，只嘲笑我的优点。她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天赋和成功，只显示自己的弱点。我们十四岁那年的复活节假期里，她给我写信说她没有勇气复习物理，而一想到下次的作文写不好就感到气恼。她说：“你是没法理解我的，因为你如果要学写一篇作文，你不会为不知道写什么而苦恼，你会学习写。”她这些话嘲笑我一心想做一个好学生，令我读了感到难过。但言辞之间的暗中伤人，也意味着莎莎对自己的懒散表示自责。我之所以令她不快，是因为她既认为我对又认为我错，她面对我的完美，毫无乐趣地为自己眼里她这个不走运的孩子辩护。
她对人类的蔑视中也有愤恨情绪。她很不看重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在她心目中也不值得看重。她去上天寻求凡间拒绝给予她的爱，她很虔诚。她所生活的环境比我所生活的环境更清一色，在那里宗教价值观得到一致而且夸张的确认。实践揭穿理论的谎言，只能更加引起愤懑的爆发。马比耶夫妇为一些慈善事业捐钱。每年全国朝圣期间，他们去卢尔德。男孩子们充当抬担架的人；女孩子们去收容所的厨房里洗餐盘。周围的人都大谈上帝、慈悲、理想。但莎莎很快发现，所有这些人看重的只是金钱和社会地位。这种虚伪令她反感。她决计用玩世不恭来防止自己虚伪。在德西尔学校，大家都说她言谈举止不合常理，但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撕破脸皮或咬牙切齿的情形。
莎莎对其他女朋友都以“你”相称，在杜伊勒利王宫花园里，她遇到什么人就同什么人玩；她举止非常随便，甚至有点放肆。然而我与她的关系始终相当拘谨，彼此既不亲热也不顶撞。我们继续以“您”相称，交谈时彼此隔一段距离。我知道她对我的珍惜远远不如我对她的珍惜。她喜欢我甚于喜欢其他同学，但是学校生活的重要性对于我和对于她是不一样的：她依恋自己的家庭、环境、钢琴和假期，我不知道她在自己的生活中给予我什么位置。起初我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现在我常常寻思，意识到我学习上的热情和我的听话使她厌倦。她对我究竟有多看重呢？根本谈不上向她表露我的感情或者试图了解她的感情。我在内心里已经摆脱了大人们斥责孩子们的那些陈词滥调，敢于动感情、敢于幻想、敢于有自己的欲望，甚至敢于说某些话。可是，我想象不到人可以真诚地与别人交流。在书里面，人们相互表示爱或恨，用花言巧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在生活中，人们从来不说有分量的话，所说的和所做的同样都有所节制。我们相互写的信非常符合惯例。老一套的用语莎莎比我用得更讲究一点。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表达出任何令我们真正感动的东西。我们的母亲都看我们的信，这种检查肯定无助于感情的自由流露。甚至交谈中，我们也遵守着莫名其妙的行为准则。我们甚至还没有摆脱害羞的心理，双方都确信我们的隐私不应该公开讲。因此我只能去琢磨一些不明确的表示：莎莎片言只语的恭维都会让我高兴得不得了；她经常露出的讥讽的微笑让我心绪不宁。我们的友谊给我带来的幸福，在这些青春岁月里却时时伴随着怕惹得她不高兴的担忧。
有一年假期里，她的嘲笑让我难过得要死。我和全家人去看吉迈尔瀑布。面对那公认的美丽景色，我勉强表现出热情。当然，既然我的信属于我的公开生活范畴，所以在信里我便小心地只字不提乡村给我个人的快乐，而试图对莎莎描述这次集体远游、它的美妙之处和我们的激动心情。可惜，笔调的平淡突出了我的激动心情之不真实。莎莎在回信中狡黠地含沙射影，说我不当心给她寄去了我的一篇假期作业。我简直想哭，觉得她对我的责备，有着更严重的意味，不仅仅针对我遣词造句笨拙的夸张，还暗指我处处显示出一个好学生不值一提的品行。这部分是真的，但我强烈地爱莎莎也是真的，而且不是习惯和老一套使然。我与她把我看成的角色并不完全吻合，可是我没有办法推倒这个角色，而把我的赤诚之心呈现给她。这种隔阂令我绝望。在回信中，我佯装调侃地说她坏。她感觉到她使我难过了，因为在复信中她表示歉意，说：“这是我情绪很坏所致。”我恢复了平静。
莎莎想不到我多么敬重她，为了她而压抑了自己的傲气。在德西尔学校的一次慈善义卖中，一位笔迹学者研究我们的书法，认为莎莎的书法显示出早熟、敏锐、文化和惊人的艺术天赋；我的书法则显示出幼稚。我接受这个评判。是的，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一个乖孩子，仅此而已。莎莎情绪激动地大叫起来，给我以激励。我告诉了她另一项同样对我不利的分析，她在回信中提出异议，并且对我作了一个粗略的描绘：“有点矜持，思想顺从教理和习俗。我要补充的是心肠特好，非常盲目，对自己的朋友非常宽容。”
我们也不经常明确地谈我们自己。这是我的错吗？事实上莎莎亲切地影射我的“矜持”。她希望我们彼此更随便吗？我对她的喜爱是狂热的，她对我的喜爱则有保留。不过，我们的过分谨慎也许责任在我吧。
然而这种过分谨慎使我难过。莎莎暴躁、尖刻、敏感。她来到学校时一副悲痛的神情，因为她的远房小表弟前一天死了。我对她的崇拜应该使她有所感动，可是她居然毫无觉察，真让我无法忍受。既然我不能说任何话，于是筹划一个行动。这会冒很大风险：妈妈可能会觉得我的行动荒唐可笑，莎莎本人可能会觉得意外。可是我迫切需要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次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母亲，母亲表示赞成。我要在莎莎生日那天送给她我亲手制作的一个袋子。我买了一块红白相间并织有金丝花纹的绸子，觉得这是一块非常考究的料子。按照《实用款式》杂志老板的意见，我把这块绸子绷在一个草编的骨架上，再缝上一层樱桃色的缎子做里子，然后把做好的袋子用绢纸包装好。莎莎生日那天，我在衣帽间等着她。当我把礼物递给她时，她惊愕地看着我，只见血液涌向她的双颊，那张脸腾地变红了。我们面对面愣了一会儿，因彼此的激动情绪而尴尬，找不到一句话、一个适当的动作来表达我们的感情。第二天我们的母亲见面时，马比耶太太亲切地说：“感谢德·波伏瓦太太为我女儿费心。”她试图把我的行为纳入大人们礼尚往来的套数之中。这时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再喜欢她。再说她失败了。已经发生了某种不可抹去的事情。
我并未因此而放松警觉。甚至当莎莎对我表现得完全友好时，甚至当她和我在一起显得很开心时，我也担心惹她讨厌。她身上这种隐蔽的“个性”，只是偶尔向我显露一点点。与她单独交谈，几乎成了我一种虔诚的幻想。一天，我去瓦雷恩街取一本她答应借给我的书。她不在家，她家里人请我进入她的卧室，我可以在里面等她，她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我打量贴蓝色糊墙纸的四壁。达·芬奇的《圣安娜》、十字架挂在墙上。莎莎把她最喜欢的一本书《蒙田随笔》翻开放在书桌上。我阅读她中断了、打算再读的那一页。她在里面读到什么呢？那些印刷出的符号并不比我不认字的时候更好懂。我试图用莎莎的眼睛打量这个房间，试图潜入她正在进行的独白，可是徒劳无益。我可以触摸铭刻着她的存在的一切物品，但这些物品不能把她的隐秘告诉我。它们告诉我她的存在，但把她藏起来不让我看见，甚至可以说它们藐视我，让我永远无法接近她。在我看来，莎莎的存在是那样严密地对我关闭着，拒绝给我提供任何位置。我拿了我借的那本书便逃离了。第二天我遇到她时，她似乎现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为什么我那么快走了？我不知道怎样向她解释；我也不能向自己承认，我经受了怎样剧烈的折磨，才换取了她给予我的幸福。
我觉得我认识的大部分男孩子都粗俗、狭隘。然而我知道他们属于有特权的一类。只要他们稍许表现得可爱活泼一点，我便准备接受他们的威望。我的表哥雅克从来没有失去他的威望。他与他妹妹和一位老保姆住在蒙帕纳斯大街的那座房子里，晚上常常来我们家。十三岁时，他的举止已经像个青年人。他独立的生活和在讨论中表现出的权威，使他成了一个早熟的成年人。他把我看成小表妹，我觉得正常。每次听到他按门铃，我和妹妹都很高兴。一天晚上他来得很晚，我们已经上了床，便穿着睡衣跑到书房里。“啊！这像什么话，”母亲说，“你们都是大姑娘了！”我感到惊讶。我把雅克看做哥哥。他帮助我做拉丁文翻译练习，批评我对读物的挑选，给我朗诵诗歌。一天晚上在阳台上，他朗诵了《奥林匹欧的悲伤》，而我不安地记起来，我们曾经订过婚。现在他只跟我父亲有真正的交谈。
他是斯塔尼斯拉斯初级中学的走读生，在校表现优异，十四五岁的时候非常迷恋一位文学老师，在这位老师的教育下喜欢马拉美甚于喜欢罗斯丹。我父亲耸了耸肩生气了。雅克贬低《西哈诺》，却对我说不出其缺点；他以鉴赏者的样子朗诵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歌，却不能让人感到美在何处。所以我同意父母的看法，他是在装腔作势。然而，在否认他的鉴赏力的同时，我又欣赏他是那样骄傲地为这些诗歌辩护。他知道不少我完全不了解的诗人和作家。跟他一道走进我们家里的，是一个对我封闭的世界的种种传闻。我多么想进入这个世界啊！爸爸常说：“西蒙娜有一副男人的头脑。西蒙娜是个男人。”可是大家都把我当姑娘对待。雅克和他的同学们读真正的书，他们了解真正的问题；他们生活在广阔的天地里，而我被关闭在儿童活动室里。我并没有灰心，对未来充满信心。靠自己的知识或才能，有一些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但对于人们强加给我的落伍，令我有些焦急。偶尔从斯塔尼斯拉斯中学前面经过，我就心头发紧，想起存在这校园里的秘密：一个男生班。我感觉自己在流亡。他们的老师是知识超群的男人，把光辉夺目的知识原原本本地传授给他们。而我那些年迈的女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都是经过删改、削减而且变陈旧了的。她们用代用品喂养我，把我关在笼子里。
事实上，我不再把这些老小姐看成令人尊敬的知识传播者，而看成相当可笑的过分虔诚者。她们或多或少都算是耶稣会成员，还像初为修女时把头路梳在头的一边，发了愿之后便把头路梳到头的正中了。她们以为应该以怪诞的梳妆打扮来表示她们的虔诚，都穿带灯笼袖的闪色塔夫绸短上衣，裹着带硬撑的胸衣，穿着拖地长裙。她们有的是道德，缺乏的是文凭。大家觉得出色的有杜布瓦小姐，一个上唇有褐色汗毛的女人，正在完成英语学士学位；另一位是比咏小姐，三十来岁，有人在索邦大学见到她，满脸通红，戴着手套，正在接受中学毕业会考口试。我父亲不掩饰他觉得这些虔诚的女人有点愚蠢。如果我写一篇有关散步或晚会的作文，这些老师必定要我在末尾写上“感谢上帝让我过了这愉快的一天”。我父亲对此十分恼火。他高度评价伏尔泰、博马舍，能够背诵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不容许有人让法国文学止步于十七世纪。他甚至向妈妈提出把我和妹妹送进公立中学，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可靠的知识，而花钱更少。我急忙拒绝这个建议，让我和莎莎分开，我会失去生活的兴趣。妈妈支持我。在这一点上，我心里其实也矛盾，一方面希望留在德西尔学校，另一方面在这里不再感到开心。我继续热情地学习，但表现不如从前了。高级班的主任勒热纳小姐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口才好，能言善辩，令我敬畏。但是我和莎莎还有几个同学，嘲笑其他老师滑稽可笑。督学们没有办法让我们保持安静。课间我们都跑到一个叫“自修室”的大房间里聊天、傻笑、向负责维持秩序的女学监挑衅，把她叫做“吓麻雀的稻草人”。我妹妹更走到了极端，决计干脆变成让人恼恨的人，与她自己选择的朋友安娜-玛丽·让德隆一块，创办了《德西尔学校回声报》。莎莎借给她复印冻胶，我也不时与她们合作。我们写辛辣的抨击性文章。学校不再给我们写操行评语，但这些小姐教训我们，向我母亲告状。母亲有点不安，但由于父亲和我们一块付之一笑，她也就不过问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闪过这个想法：可以把这些越轨行为与某种道德含义联系到一起。自从我发现她们愚蠢，这些小姐手里就不再掌握善与恶的钥匙了。
“愚蠢。”过去妹妹和我这样责骂使我们厌烦的小孩子们，现在我们这样责骂许多大人，尤其是那些女老师。和颜悦色的训诫、一本正经的啰嗦、好用夸大的字眼、装腔作势的派头，这些都是愚蠢。重视无关紧要的小事，死抱住习俗不放，不顾事实而喜欢陈腐偏见，这些也都是愚蠢。最愚蠢的，是以为我们会相信别人满嘴仁义道德的谎言。愚蠢让我们觉得好笑，这是我们寻开心的一个重要话题。可是，愚蠢也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如果愚蠢占了上风，我们就再也没有权利思考、嘲讽、感受真正的欲望和真正的快乐。必须做的是：要么与愚蠢斗争，要么放弃生活。
女老师们终于对我的不顺从愤怒了，并且让我知道这一点。阿德丽娜·德西尔教会学校很注意让自己区别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点缀人的思想而不培养人的灵魂。这所学校不是在学年末根据我们的学习成绩给予我们奖励（据说这样会在我们之间造成世俗的竞争），而是于三月份在一位主教的主持下，对我们进行提名表扬和颁发奖章，主要是奖励我们的虔诚、听话，还有我们在这所学校的资历。会议在瓦格拉姆厅举行，盛况空前。最高荣誉是“荣誉提名表扬”，给予被选定的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极少数学生。其他人只能获得专项提名表扬。这一年当我的名字在肃静中庄严地响起时，我意外地听到勒热纳小姐宣布：“数学、历史和地理专项提名表扬。”同学们中传来半沮丧半满意的窃窃私语，因为只有部分同学是我的朋友。我尊严地忍受了这种侮辱。从会场里出来时，历史老师对我母亲说：莎莎的影响对我有害，不能再让我们两个在课堂上紧挨着坐在一排。我强忍着也没忍住，眼泪哗哗流了下来。这让龚特兰小姐高兴了，她以为我是为没有得到荣誉提名表扬而落泪。可我是因为听说要让我远离莎莎而气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条凄凉的走廊里，我隐约地意识到，我的孩提时代结束了。大人们仍将我置于监护之下，但无法更长久地确保我心灵的宁静。我丝毫不引以为自豪而是孤单地承受着的自由，使我脱离了大人们。
我不再主宰世界。楼房的门面、路人冷漠的目光都令我逃逸。正因为如此，我对乡村的热爱伴有神秘色彩。我一到达梅里尼亚克，墙壁就倒塌了，地平线就后退了。我融入了广阔无垠之中，同时依然是我自己。我的眼睑感受到阳光的温暖；这照耀天下大众的阳光，在此时此地只抚摩着我。风在白杨树周围回旋。这风来自别处，来自四面八方，搅得天翻地覆，我静静地旋转着，一直旋转到天涯海角。当月亮在天边升起时，我与遥远的城市、沙漠、海洋和村庄融为一体，此时此刻它们同我一样沐浴着月亮的光辉。我不再是一种空洞的意识、一种抽象的目光，而是黑麦波浪起伏的芬芳、是灌木丛隐隐约约的清香、是正午的闷热、是薄暮的颤动。我沉甸甸的，然而我蒸发在碧空之中，我浩瀚无垠。
我做人的经历是短暂的。由于没有正确的眼光和适宜的词语，我无法领会一切。大自然向我提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许多生存方式，都是我从来不曾接近过的。我欣赏俯视着景观园的那棵橡树的孤傲；我哀叹所有小草的孤寂。我熟知早晨的淳美、黄昏的忧伤，熟知兴盛和衰败、新生和垂死。有一天，我体内的某种东西与忍冬的芬芳达到了和谐。每天傍晚我去坐在同一些欧石楠丛中，眺望波浪般起伏的浅蓝色莫内迪埃山脉；每天傍晚太阳总沉落到同一座山岳后面，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变幻莫测。在永恒的草地里，从黎明到黑夜活跃着永远鲜活的生命。面对风云变幻的天空，忠实不同于抱残守缺，衰老并不一定是自我否定。
我又变得无与伦比，又被求助。是靠了我的目光，山毛榉的红色才能与雪松的蓝色和白杨的银白色相会合。我一走，景色就消散了，它不再为任何人而存在，根本不再存在。
然而比起在巴黎，我更强烈地感觉到上帝就存在我周围。在巴黎，人，拥挤不堪的人，遮住了上帝让我看不到；在这里，我看到草和云，就像上帝从混沌之中拯救出来时那样，它们带有上帝的印记。我越贴近大地，就越接近上帝；每次散步都是一种崇拜行为。上帝的绝对权力剥夺我的绝对权力。上帝以自己的方式即绝对的方式了解万事万物。但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帝需要我的眼睛赋予树木以颜色。阳光的灼热、晨露的清凉，如若不通过我的身体，纯粹的神灵怎么感受得到呢？上帝为人类创造了这个大地，又创造了人类以显示大地之美。我一直暗暗感觉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是上帝交给我的。上帝非但没有把我赶下宝座，还确保了我的主宰地位。没有我的存在，创造就会滑到蒙昧的停止状态；激活创造，我就完成了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之一，而大人们则满不在乎地暴露上帝的意图。早晨我跑步跨出白色的栅栏门并钻进林中灌木丛，那是上帝本人在召唤我。他满意地注视着我望着这个他为了让我看到而创造的世界。
即使饥肠辘辘，即使看书和思考累得我精疲力竭了，我也不情愿让身体消除疲劳，回到封闭的空间，回到被大人们安排得死死的时间里去。一天傍晚我忘记了时间。那是在格里埃尔。我在一口水塘边待了很长时间，阅读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故事。黄昏时分我合上书，往草地上一躺，望着月亮。月亮照耀着被初夜的露水打湿的翁布里亚：此时此刻的温馨让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真想在空中抓住它，让它永远与文字凝合在书本上。我暗自说，还会有其他时刻，我一定要学会留住它们。我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两眼凝望着夜空。当我推开台球室的门时，晚餐刚刚结束。劈头一片斥责的嚷嚷声。父亲本人大声地带头嚷嚷。作为惩罚，母亲宣布我第二天不得迈出大花园半步。我不敢公然违抗，整天不是坐在草地上，就是在小径上走来走去，手里拿本书，心里燃烧着怒火。那里，池塘里的水漾起涟漪，复又平静如镜；阳光变得强烈，复又变得柔和。可是没有我在场，便没有任何人在场观看。真不可忍受。“如果下雨了，如果有一个理由，”我暗自说，“我就会拿定主意。”可是，我又产生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使我全身发抖的反抗情绪。信口开河的一句话，就足以破坏人的快乐和满足感。被剥夺了世界和被剥夺了自由的这种失望情绪，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毫无裨益。幸好这种刁难没有再发生。总的来讲，只要能按时回家吃饭，我就能自由支配每天的时间。
假期使我得以避免把沉思默想的快乐和无聊混为一谈。在巴黎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有时假装观看。强作欣赏和由衷激动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要想深入了解事物的奥秘，首先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平常我的好奇心非常强烈，相信自己一旦了解就已掌握，匆匆一瞥就已了解。可是为了熟悉乡村的一隅，我一天又一天在低洼的路上游荡，一动不动地在一棵树下待上好几个钟头，于是我能感受到空气的微小颤动，感受到秋天的每一片云彩。
我很不情愿返回巴黎。我爬到阳台上，眼前看到的只有屋顶，天空缩小成了一条轨道，空气不再给人以芬芳和抚摩，与空无一物的空间一样模糊难辨。街上的嘈杂声对我毫无意义。我呆立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眼里噙着泪水。
回到巴黎，我又得受大人们支配了，继续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人们无法想象有比我所受的教育还更狭隘的教育。教科书、图书、课堂、交谈，一切都趋向于同一种说法，人们绝不让我听到，哪怕是远远地、哪怕是偷偷地听到另一种说法。
我像学习地理一样驯服地学习历史，而没有想到历史可以更多地展开讨论。很小的时候，在格雷万博物馆看到被扔给狮子的殉难者，看到玛丽-安托瓦内特高贵的蜡像，我激动不已。那些迫害基督徒、迫害边打毛衣边列席国民议会的平民妇女、迫害无套裤衩的历代皇帝，在我眼里成了最可憎的恶的象征。善是教会和法兰西。教会学校里教我了解历代教皇和宗教评议会。可是我更感兴趣的是我的国家的命运。我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家里许多谈话的内容。爸爸非常喜欢马德林、勒诺特、凡克-布伦塔诺的著作。家里让我阅读了许多小说和历史故事、经过净化处理的卡莱特夫人的整套回忆录。将近九岁的时候，我就为路易十七的不幸落过泪，钦佩过朱安党人的英雄主义。但是我很早就摒弃了君主制。权力靠继承，大部分时候落到一些低能儿手里，我觉得荒唐。由最有能力的人来进行统治，我觉得才正常。在我们国家，我知道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噩运注定我们要由无耻之徒当领导人，因此，尽管法兰西在本质上高于其他所有国家，但它在世界上并没占据应有的地位。爸爸的一些朋友反对他的意见，主张把英国而不是德国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的争论没有什么结果，便一致同意把一切外国的存在视为一种嘲弄和一种危险。作为威尔逊的罪恶理想主义的受害者，其未来受到德国佬和布尔什维克粗暴的现实主义威胁，法国缺少一位铁腕领袖，因而正在走向失败。而且整个文明行将沉沦。我的正在吃老本的父亲，认定整个人类将毁灭。妈妈随声附和。有红祸，有黄祸：不久，一种新的野蛮将从大地边缘、从社会底层席卷而来，革命将使世界陷入混乱。父亲以令我懊丧的满腔激情预言这些灾难。他描绘成可怕色彩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我热爱生活，不能接受明天的生活变成无望的哀叹。一天，我不再听任毁灭性的言论和前景在我身边浩荡而过，而是想好了进行一次反击。我想：“无论如何取得胜利的将是人。”按照父亲的说法，人们简直会以为一些无形的妖魔正准备把人类撕成碎片。不，在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人相互对抗。但说到底，我想，占压倒优势的是大多数，不满的人是少数。如果幸福转手易主，那并非灾难，在我眼里，他者突然不再是绝对的恶；因为按理说，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把据说属于我的利益看得比别人的利益重。我呼吸顺畅了。大地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
是焦虑激励了我，我经过积极的寻找，发现了一条摆脱绝望的出路。我的安全和令我快慰的幻想，使我对社会问题无动于衷。我根本不想否定现有的秩序。
单单说所有权在我看来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还不够。像过去看待词和词所代表的东西一样，现在我觉得业主和其财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说“我的钱”“我的妹妹”“我的鼻子”在这三个例证中，都是肯定任何意志都无法摧毁的一种联系，因为这种联系超越一切成规而存在着。有人告诉我。为了修建通往乌泽什的铁路，国家征用了一些农民和城堡主的房地产。国家即使杀了他们，我也不会比对这更愤慨。梅里尼亚克绝对像祖父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属于祖父的。
相反，我不承认一个原始的事实，即财富能构成某种权力，赋予某种价值。福音书鼓吹贫困。我对路易丝比对许多有钱的夫人要尊重得多。我堂姐玛德莱娜，不向推着小车来格里埃尔送面包的面包师傅说你好，我挺生气。“应该是他们先向我问好。”玛德莱娜声称。理论上我相信所有人之间的平等。在梅里尼亚克，有一个夏天我读了一本历史书，内容是主张由纳税人参加投票选举。我抬起头说道：“阻止穷人投票是可耻的！”爸爸微微一笑，对我说，一个国家是财富的总和，正常情况下，应该由拥有财富的人来管理财富。他最后引用基佐的话对我说：“发财致富吧！”爸爸的解释让我茫然不知所措。爸爸发财致富失败了。他是否认为人家剥夺了他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呢？我对此表示不满，所依据的正是他本人教给我的价值体系。他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素质是以其在银行里的账户来衡量的。他常常嘲笑“新富人”。按他的说法，精英是凭才智、文化涵养、正确的文字表达、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思想来确定的。当他以大部分选民愚昧无知为理由而反对普选时，我十分理解他：只有“开明”人士才有发言权。我信服下面这个得到被经验证明的真理充实的逻辑：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下层的一些人成功地在知识方面有突出表现，但他们仍保留着某种“粗俗”。这些人一般是假才子。相反，凡是出身名门的人，身上都有点超凡脱俗的气质。说才能偶然与出身有关，这并不太令我反感，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由上帝的旨意决定的。不管怎样，我觉得从道义上讲，这样一个事实不容置疑：我所属于的阶级远远胜过社会上其余各阶级。当我和妈妈去看望祖父的佃农们时，见到的是粪尿臭气熏天，屋内有鸡跑来跑去，十分肮脏，家具粗劣。我想这一切表现了佃农们心灵的粗俗。我看见他们在泥泞的田间劳作，满身的汗臭泥土味，从不欣赏和美的景色，根本不懂夕阳之美。他们不读书，没有理想。爸爸不怀恶意地说：这是一些“粗人”。他给我读戈宾诺的《人种不平等论》时，我立刻采纳了这种观念，即佃农们的头脑与我们的头脑不同。
我如此热爱乡村，以至于觉得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我如果见过工人的生活，就免不了要提出种种问题。可是我对工人的生活一无所知。莉莉姨妈在结婚之前无所事事，但关心慈善事业，有时带我去给经过挑选的孩子们送玩具。在我看来，那些穷人并非不幸。有许多好心人向他们布施，圣文森特-德-保罗修会的修女们就是专门致力于救助穷人的。穷人之中有一些不满分子，那是一些在圣诞之夜用烤火鸡塞得饱饱的假穷人，不然就是酗酒的坏穷人。有几本书，包括狄更斯的一些作品和法国作家埃克托尔·马洛的《苦儿流浪记》，描写了一些艰难困苦的生活。那些煤矿工人的命运我觉得可怕，他们成天钻在暗无天日的坑道里，冒着瓦斯爆炸的危险。不过有人叫我放心，说时代变了，现在工人们活干得少多了，而钱挣得多多了。自从成立了工会组织，真正受压迫的，是老板们。工人们的待遇比我们好得多，不需要“描写”了，每个礼拜天他们也吃得上鸡肉了。在市场上，他们的妻子都买最好的鸡肉，而且还能买丝袜。工作的艰苦和居住条件差，他们已习惯，不会像我们一样感到难以忍受。他们的责难没有了贫困作为借口。父亲耸耸肩膀说：“现在没有人饿死了！”是没有人饿死了，工人们之所以憎恨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父亲说：“欲望是一种可鄙的情感。”
有一次我偶然窥见到了贫困。路易丝与她的屋面工丈夫住在玛达姆街一间顶层的房间里。我从来没有踏进过七层的房子。那条狭窄得可怜的走廊，两边十一二扇一模一样的门，我见了心里不是滋味。路易丝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摇篮、一张桌子，上面搁了一个炉子。她睡觉、做饭、吃饭都在这四壁之间。和一个男人生活在这四壁之间，整条走廊两边，一些人家挤住在同样狭小的房间里，憋闷得透不过气。我所生活的地方那种拥挤，资产者所过日子的单调乏味，已经让我感到压抑。我窥见了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股油烟味，永远没有阳光照进那黑糊糊的地方，那里的生活等于缓慢的垂死。没过多久，路易丝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哭了好几个钟头。这是我头一回面对面看到了不幸。我想象路易丝待在她那个房间里的样子——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一切——如此的不幸都可能让大地爆炸。“这太不公平了！”我想。我想的不仅是死去的孩子，还有七层的那条走廊。我擦干了眼泪而没有对社会提出疑问。
我很难独立思考，因为人们教给我的那套价值体系既僵化又没有条理。父母如果相互争论，我可以使他们彼此对立。一种卓越的、严格的理论，应该能为我年轻的逻辑提供牢固的支撑点。我同时受到宗教的道德规范和父亲的国家主义的熏陶，因而陷入了矛盾之中，无论是母亲还是那些女老师，都不怀疑教皇是圣灵选中的。然而父亲不准教皇染指俗事；母亲和父亲的想法一样。利奥八世在通谕中谈论“社会问题”，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庇护十世对社会问题只字不提因而成了圣人。因此我必须理解这种悖论：被上帝选中在人间代表上帝的人，不应该操心人间的事情。法兰西是天主教会的长女，她应该顺从自己的母亲。然而国家的价值准则先于天主教的道德准则。当有人在圣叙尔皮斯为“中欧挨饿的孩子们”募捐时，母亲气愤地拒绝给“德国佬”捐款。在任何情况下，爱国主义和对秩序的关心都比基督教的慈善重要。说谎就是冒犯上帝。可是爸爸公开说，亨利上校作了一次假，其表现堪称一个诚实而伟大的人。杀人是犯罪，但不应该取消死刑，人们很早就教我学会决疑论的辨异，彻底区分上帝与恺撒，让每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恺撒总是胜过上帝，令我困惑不解，同时通过福音书的一节节经文和《震旦报》的一栏栏新闻去看世界，看法肯定模糊不清。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低着头，只好仰仗权威的庇护。
我盲目地顺从权威。《法兰西行动》报和《新民主报》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出售保王党报纸的人仗着人数上的优势，向马克·桑尼埃的支持者发动攻击，拿一瓶瓶蓖麻油灌他们。爸爸和他和朋友们为这件事感到很开心。我从小就学会了取笑坏人的痛苦，也不多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就凭着对爸爸的信任，认为开玩笑是很有趣的事情。我和莎莎沿圣伯努瓦街往上走时，很有兴致地提起这件事。莎莎板起面孔，反感地说：“真叫人恶心！”我顿时语塞，狼狈不堪。至此我才明白，我是懵里懵懂拾了爸爸的牙慧，而自己头脑里空空如也。莎莎也表达了她家人的看法。在《犁沟报》被教会禁止之前，她父亲是该报社的人，现在仍然认为天主教徒负有社会责任，不接受莫拉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协调一致的立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要了解情况只能这样。莎莎的义愤和她对暴力的厌恶是由衷的。我说起话来恰似学舌的鹦鹉，根本没有动脑子。莎莎的蔑视令我痛苦，但更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刚刚显示出来的她与我父亲之间的分歧。父亲耸耸肩膀，说莎莎只是个孩子。这个回答不能令我满意。我头一回不得不自己拿出主见。可是，我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主见也拿不出来。我从这件事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我们可以与父亲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不能保证是真理。
是沃拉贝尔的《二次复辟的历史》使我倾向于自由主义。我用两个夏天读完了祖父书柜里的七册书。我为拿破仑的失败落了泪，并且痛恨君主制度、保守主义者和蒙昧主义。我希望由理性来治理人类，热烈拥护民主，因为我认为民主会确保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我到此止步。
我对遥远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远远不如对自己的切身问题如道德、自己的内心生活和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等关心。我开始思索的正是这些问题。
造化对我谈论上帝。可是在我看来，对于人类生息的这个世界，上帝显然是完全陌生的。正如深居梵蒂冈的教皇，无需操心现世发生的事情，住在浩瀚天国的上帝，也没有必要过问人间世事的细节。我早就学会了区分上帝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我在班上的傲慢表现，我私下读的书，都与上帝无关。年复一年，我的虔诚与日俱增，同时不断净化。我鄙视平淡无味的道德说教，而重视绝对信仰。我祈祷、静思，试图让自己的心灵感觉上帝的存在。将近十二岁时，我想出了一些苦修方式：把自己反锁在我唯一的避难所洗手间里，用一块浮石在身上摩擦，直到摩擦出血来，还取下脖子上的金项链抽打自己。我这种热忱收效甚微。我那些虔敬的书里谈论了很多进步、迁升；灵魂在陡峭的小径上攀登，跨越重重障碍，有时还要穿越寸草不生的沙漠，而后上天的甘露给了他们抚慰。这是一次十足的冒险。实际上，就智力而言，我在掌握知识方面一天天进步，但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接近了上帝。我企盼显圣，希望出神入化，在我心灵里或在我之外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做的种种功课，最终全像是瞎胡闹。我鼓励自己要有耐心，指望有一天我会重新处于永恒的中心，不可思议地脱离了尘世。在这之前，我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因为我的努力处于很高的精神境界，庸俗琐事不可能扰乱其宁静。
我的做法得到的是失望。自七岁以来，我每个月向马丁神甫忏悔两次，告诉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责备自己领圣体时缺乏热忱，祈祷不专心，很少想到上帝。对这些小小的松懈，神甫的应对是高格调的训诫。一天，他抛开礼节，用亲切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听说我们的小西蒙娜变了……不听话，爱吵闹，开始犟嘴了……今后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我的面颊热辣辣的，恐惧地看着这个伪君子。过去这些年，我一直把他视为上帝的代表。他突然撩起教士长袍，露出虔婆的衬裙：原来他的教士长袍只不过是一种伪装，掩盖着一个靠流言蜚语过日子的长舌妇。我离开告解座，头都要气炸了，决心永远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从此我觉得跪在马丁神甫面前，就像跪在“吓鸟雀的稻草人”面前一样令人反感。每当我在学校的走廊里瞥见他的黑袍时，我的心就怦怦乱跳，我就赶紧逃跑。他令我肉体上感到不舒服，似乎神甫的欺骗行为使我成了秽淫的同谋。
我猜想他一定很吃惊，但也许觉得自己受到职业秘密的约束，所以我没有听说他把我的变节告诉任何人，他没有试图对我进行解释。朝夕之间，决裂就完成了。
在这次事件中，上帝并未受到损害，但差一点就受到损害了。我之所以忙不迭地指责我的告解师，那是为了驱散那顷刻间使天空变得阴沉的可怕怀疑：上帝也许小心眼，像一个老虔婆一样爱找麻烦；上帝也许愚不可及！在神甫说话的时候，仿佛一只愚蠢的手抓住了我的后颈，按下我的头，让我的脸贴住地面；直到我离开人世，这只手想一直强迫我爬行，双眼被污泥和黑暗迷得什么也看不见，始终与真理、自由和一切快乐绝缘，活着无异于一种灾难和耻辱。
我挣脱了这只沉重的手，将憎恶集中在那个篡夺了上帝通灵者角色的叛徒身上。当我走出小教堂时，上帝又恢复了他那全能的威严，我勉强修补了苍天。我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拱门下徘徊，想寻找一位忏悔师，这位忏悔师应该不会以不纯净的人话，篡改从上天传来的信息。我先后试探了一位红棕色头发和一位棕色头发的忏悔师，成功地使棕色头发的忏悔师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兴趣。他给我指点了几个默想的主题，并借给我一本《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神学概要》。可是，在空荡荡的大教堂里，我感觉不如在学校的小教堂里暖和。这位新忏悔师并非从我小时候就为我安排的，而是我自己有点盲目地选择的。他不是一位神甫，我不能完全依赖他。我评判、蔑视过一位神甫，因此在我眼里，任何神甫都不再是最高审判者。人世间没有任何人能不折不扣地代表上帝。我单独面对上帝，因此心灵深处存在一种不安：上帝是谁呢？确切地讲，他想要什么呢？他站在哪个阵营呢？
我父亲不信教，最伟大的作家、最优秀的思想家都像他一样奉行怀疑主义。总的来讲，上教堂的主要是妇女。我开始觉得下面这种情况不合常理和令人困惑；都说真理是女人的特权，而实际上男人无可争议地胜过女人。同时，我认为最严重的灾难莫过于失去信仰，我常常力图让自己确信能避免这种危险，相当深入地接受宗教教育，上护教理论课。对于针对神默启的真理的任何异议，我都会以巧妙的论据加以反驳。其实我并不掌握任何一条可以证明默启真理的论据。钟和钟匠的寓意不能令我信服。我对痛苦根本就是一无所知，不可能从中引出不利于上帝的论据，可是世界的和谐在我看来也并不十分明显。基督和众多圣人显示了超自然的力量，然而据我所知，《圣经》、福音书及圣迹、显灵，仅仅是由教会的权威确认的。爸爸常说：“卢尔德的最大圣迹就是卢尔德本身。”宗教上的现象只有对信者有说服力，今天我不怀疑圣母身穿白蓝色长袍出现在贝尔纳黛特面前，明天我也许会怀疑。信教者承认存在这种循环论证，因为他们公开主张信仰要求圣宠。我并不认为上帝对我恶作剧，从来就拒绝给予我圣宠。但是我还是希望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倒是找到了一个，它就是圣女贞德的声音。贞德是历史人物，父亲和母亲同样崇敬她。她可既不是说谎的人，也不是看到宗教幻象的人，怎能否认她的这个证据呢？她整个奇特的遭遇证实：上帝的声音对她说了话。这是科学地确认了的事实，我不清楚父亲是怎样设法回避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