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里尼亚克的一天晚上，我像许多晚上一样趴在卧室的窗台上。牲口棚热烘烘的气味升向透明的空中。我的祈祷稍微加快了一点，然后又放慢了。整个白天，我一直在吃禁止吃的苹果，同时阅读一本巴尔扎克禁书中一个男人和一位悍妇奇特的爱情故事。在入睡之前，我总要给自己讲述一些奇妙的故事，使自己处于一种奇妙的状态。“这是罪孽。”我对自己说。不可能更长时间地遮遮掩掩，因为经常不断地阳奉阴违、说假话、胡思乱想都是不老实的行为。我将双手伸进桂樱清凉的叶丛中，聆听着汩汩的水声，明白没有什么能让我放弃尘世的快乐。“我不再信奉上帝。”我并不很惊愕地对自己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还信奉上帝，就不会乐于追求冒犯上帝的心灵快乐。较之于永恒，这个世界算不了什么；这个世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爱它。突然变得没有分量的是上帝。应该让上帝之名不再仅仅涵盖一种幻景。长期以来我对上帝的看法是纯洁化、理想化了的，以至于不知道他究竟是何面目，与尘世有何具体联系，甚至弄不清他是否存在。上帝的完美排斥他的真实性。所以当我注意到在我心里和天上上帝都不存在时，我几乎不感到惊讶。我并非为了摆脱一个碍手碍脚者而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我发现上帝不再介入我的生活，因此我断定他不再为我而存在了。
我不可避免地要最终做这种了结。我过于极端，不可能生活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而对尘世既说是又说不。另一方面，我厌恶心术不正的不信教者突然变成圣人，肯定上帝却在生活中与上帝毫无干系。我想象不出与上天妥协的办法。我们拒绝上帝的尽管很少，但如果上帝存在，那就太多了；我们给予上帝的尽管很少，但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太多。对上帝的诚意吹毛求疵，对上帝的好恶百般挑剔，如此的要挟令我恶心。所以我不试图耍花招，一旦心里弄明白了，就立即作出决断。
父亲的怀疑主义为我开辟了道路。我不会单枪匹马地去大胆冒险。能够超越我的童年和性别，与我所仰慕的自由思想者们和谐相处，我甚至感到十分宽慰。圣女贞德听到的声音并不使我感到很困惑，倒是其他一些谜令我惊奇。不过宗教已经使我习惯了神秘。我更容易想象出一个没有创世者的世界，而不那么容易想象出一个为世界各种矛盾负责的创世者。我的不信神永远不会动摇。
然而宇宙的面貌改变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坐在那棵红山毛榉树或那些银白色的杨树下面，在极度不安之中不止一次感受到上天的空幻。过去，我处在一幅生动图画的中央，这幅图画的颜色和光线是上帝本人选定的，万物都在轻轻地歌唱着上帝的荣光。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哑然无声了。多么寂静！地球在没有任何目光穿透的空间转动。我迷失在广袤无边的地球表面，迷失在太空之中，形单影只。形单影只：我头一回明白了这个词组可怕的涵义。形单影只：没有旁观者，没有交谈者，没有可求助的对象。我胸膛里的气息，我血管里的血液，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任何人而存在。我站起来，向大花园跑去，在妈妈和玛格丽特伯母之间的木豆树下坐下。我多么渴望听到人的声音啊！
我有了另一个发现。在巴黎的一天下午，我明白了人注定要死的。家里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我克制不住自己的绝望，又是喊叫，又是拍打红地毡。丧魂落魄地站起来之后，我问自己：“其他人是怎样办的？我怎么办？”心灵受着恐惧的折磨，活上整整一辈子，我觉得根本办不到。我心里想，等到大限快到时，那时都已经三四十岁了。肯定会想：“就是明天的事啦！”那怎么受得了？较之于死亡本身，我更害怕这种惊恐，那不久将至的劫数，万劫不复的劫数。
幸好，整个学年之中，这类心血来潮的冥想机会不多。我没有闲暇，也没有这份清静。至于我的日常生活，信仰的改变并没有使之改变。我发现上帝对我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便不再信仰上帝。因此在我放弃上帝时，我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变化。我想道德规范的必要性是来自上帝，但这种道德规范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在我放弃信上帝之后，依然完好无损地留在心里。我不像母亲，她的权威是靠了神授的力量；我是出于敬重而赋予上帝的旨意神圣的性质。我继续服从上帝的旨意。责任感、功德心、性方面的禁忌，一切都保留了下来。
我不考虑向父亲开诚布公，那样会使他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独自守住自己的秘密，觉得这秘密沉甸甸的。有生以来头一回，我感觉到善与真不相吻合。我情不自禁地以别人的眼光，以母亲、莎莎、同学们甚至那些老小姐的眼光，以曾经的另一个我的眼光，看待我自己。前一年，哲学课堂上有一位高个子女同学，大家窃窃私语议论她“不信教”。但她学习好，又没有说不合时宜的话，所以学校没有开除她。可是，我在走廊里看见她的脸时，总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她那副呆滞无神的样子，比玻璃球假眼睛还让人感到不安。现在轮到我感觉自己是一匹害群之马了。使我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的是，我还装模作样，照样去做弥撒、领圣体，神情冷漠地吞下圣体饼。然而我知道，按照信众的看法，我是在亵渎圣物。掩盖罪过等于加倍犯罪。可是我怎么敢承认呢？人家会戳我的脊梁骨，把我赶出学校，使我失去莎莎的友谊。在妈妈心目中，这是多么严重的丑闻！我只能说谎。这不是无关痛痒的说谎，它将玷污我的一生。有时，尤其面对我钦佩的正直的莎莎时，我感觉它像一种耻辱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重新成了我无法驱除的魔法的受害者，因为我并没有做任何坏事，却觉得自己有罪。如果大人们判定我是个伪君子，一个蔑视宗教、奸诈而变态的孩子，我会觉得他们的判定既非常不公正，又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我是以双重的方式生存着：为自己生存的方式和为别人生存的方式，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有时，我感到自己被另眼相看、遭到诅咒和孤立，因而非常痛苦，希望重陷谬误。我需要把鲁林神甫借给我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神学概要》还给他。我又去圣叙尔皮斯教堂，在神工架上跪下，承认我疏于圣事已有好几个月，因为我不再信教。神甫看到我手里的《概要》，权衡我从多么高的地方跌落了下来，大为惊骇，思量之后粗声粗气地问我：“知道你犯了多么严重的罪吗？”我提出异议。他不相信我，嘱咐我多做祈祷。我决意作为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生活下去。
这个时期我读了一本小说，它映现了我被放逐的情形。这本小说就是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它比过去读的《小妇人》给我的印象还深刻。我是躺在梅里尼亚克一片栗林的苔藓地上读的英文版本。棕色头发，热爱大自然、阅读和生活，太听从自己的本能，不能遵守周围的人都遵守的习俗，但对自己所喜爱一位兄弟的责备很敏感，麦琪·塔利弗像我一样被别人和自己所分裂。我在她身上认出了我自己。她与借书给她的那个年轻驼子的友谊，像乔与劳里的友谊一样令我激动。我希望她嫁给那个年轻驼子。可是这一回爱情又随着童年破灭了。麦琪爱上了一位表妹的未婚夫斯蒂芬，无意中征服了他。斯蒂芬使她的名誉受到损害，她出于对露西的忠诚而拒绝嫁给他。村里人原谅了被正当的婚礼认可的背信弃义。他们不能原谅麦琪为了良心的呼唤连面子都不顾。甚至她的兄弟也不赞成她。我只理解爱情加友谊。在我心目中，相互交换和一块讨论的书，会在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之间建立起永恒的联系。我理解不了麦琪为何被斯蒂芬吸引。不过既然她爱斯蒂芬，就不应该放弃他。麦琪遭到误解、诽谤和所有人的抛弃，躲进了旧磨坊，正是在这时我心里燃起了对她的爱怜。我哭她的死哭了好几个钟头。其他人谴责她，因为她比他们有价值。我像她一样，今后我认为自己的孤立并不是可耻的标志，而是选择的象征。我不会因为孤立而想死。透过这位女主人公，我把自己等同于其作者：总有一天，一位少女，另一个我本人，将用眼泪浸透一本讲述我自己的故事的小说。
我早就决定要一辈子致力于脑力劳动。莎莎耻笑我，用挑衅的口气说：“像我妈一样生九个孩子，和写几本书一样有价值。”我看不出这两种命运之间共同的衡量标准。生几个孩子，孩子们又生孩子，就是没完没了无聊地重复老一套。学者、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创造另一种光明而快乐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有存在的理由。我就是要去这个世界度过自己的岁月，决心在那里为自己开凿一个位置。放弃了天国，我在尘世的抱负就显露出来了：必须出人头地！躺在地上，我放眼望去，只见波浪般的草叶子，全都淹没在矮小的丛林里，全都不理会其他草叶子的存在。这种愚昧无知和漠不关心，这种无穷无尽的重复，无异于死亡。我抬头看那棵栗树，它俯瞰着周遭的景物，傲然独立。我将来要像这棵栗树。
我为什么选择写作呢？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认真看待自己的乱涂乱写。那时我所关心的是求知。我喜欢做法语作文，可是老师们说我文笔死板。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十五岁时，我在一位朋友的纪念册里写了自己最大的爱好和打算，用来展现我的个性特点。对“你打算以后做什么”这个问题，我干脆回答说：“当著名作家。”平时触及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家、自己特别喜欢的花，我总要拼凑出或多或少有点矫揉造作的见解。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毫不犹豫：我渴望这个前途，并且不把其他任何前途放在心上。
头一个理由是作家们引起我的仰慕；我父亲把作家置于科学家、博学者和教授之上。我也深信作家至高无上。一位专家即使其姓名广为人知，但是他的作品也只能被为数很少的人接受。书大家都读，它们触动想象力和心灵，使它们的作者赢得最普遍和最深挚的荣誉。再者，作为女性，我觉得这些顶峰比那些准平原更易攀登；我最著名的一些姐妹都在文学方面享有盛誉。
其次，我一直有交流的兴趣。在那位朋友的纪念册里，作为自己最喜爱的消遣，我列举了阅读和交谈。我爱说话。一天之中凡是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我都要讲述或者试图讲述。我害怕黑夜，害怕遗忘。把自己看到、感觉到和喜欢上的事物，抛诸脑后，闭口不谈，会使我感到心疼。一道月光唤起了我的情思，我就希望有笔和纸，善于把此景此情描写出来。十五岁上，我就喜欢阅读书信集和私人日记，例如欧仁妮·德·盖兰的日记，因为这些作品力图记住时间。我也明白，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故事并非与生活不相干，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生活。
我过去希望成为小学教师，那是因为我幻想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目标，现在我觉得文学可以使我实现这一愿望。它会使我流芳百世而弥补失去的永恒；不再有上帝来爱我，但我将燃烧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写一本以我的生平滋养的作品，我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己，说明我存在的理由。同时，我也将为人类尽责：有什么比书籍还更美好的礼物献给人类呢？我既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我接受自己的“化身”，但不放弃普世的概念。这种设想兼顾了一切，满足了十五年间在我心里滋长起来的全部向往。
我一直赋予爱情崇高的价值。近十三岁时，我在继《圣诞之星》之后收到的《圣诞周报》里，读到一篇颇有教益的小小说，题为《尼侬-罗丝》。虔诚的尼侬爱安德烈，安德烈也爱她。但是，她的表妹泰莱丝两眼泪汪汪的，头发披散在睡衣上，向她吐露，她为安德烈相思得人都憔悴了。经过内心的斗争和祷告，尼侬作出自我牺牲，拒绝了安德烈的求婚；安德烈一气之下娶了泰莱丝。尼侬得到了报偿，与另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贝尔纳结了婚。这个故事令我反感。一位小说主人公可以错误判断自己所爱的对象或者自己的感情。一种错误的或者不完全的爱情，例如大卫·科波菲尔对他的未成年妻子的爱情，可以被真正的爱情取代。但是真正的爱情一旦在一个心灵里爆发，就无法取代。无论怎样大度、怎样克己，都不可能拒绝它。我和莎莎都因法加萨罗一本题为《丹尼尔·柯蒂斯》的小说而情怀激荡。丹尼尔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信奉天主教，与他所爱并且爱他的女人结了婚，他们相互之间非常理解，两颗心一起跳动，两个人所有想法都一致。真是天生的一对。然而，即使一种柏拉图式的友情，也引起了流言蜚语，几乎毁掉丹尼尔的前程，损害他所致力的事业。于是，两个人发誓“今生来世”都忠于他们的友谊，然后就永别了。我为此痛心和愤怒。前程和事业是抽象的。为了这些而宁可抛弃幸福和生活，我认为是荒唐的，是犯罪。这大概就是我对莎莎的友谊吧，这种友谊使我非常重视两个人的团结一致，我想，两个人一块发现世界，相互把它给予对方，因而以得天独厚的方式共同拥有它；同时，每一方又都从对方对自己的需要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决定性理由。抛弃爱情，在我看来就像一个人相信永生，而又对拯救自己的灵魂漠不关心一样荒谬。
我不想让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幸福溜掉。放弃隐修院之后，我就开始幻想自己的爱情，并且不带反感地想到结婚。当母亲的想法依然与我毫不相干，莎莎见到皱巴巴的新生婴儿时那么着迷，真令我吃惊。不过，生活在自己选中的一个男人身边，对我不再是不可想象。父母的家不再是监牢，马上就离开它，我会丧魂落魄的。不过，我也不再把或然离开家看成是了不得的受苦，家庭的圈子有点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偶然得到邀请，去看了由伯恩斯坦的《老家》改编的一部电影，颇为震撼，其原因就在这里。女主人公处于几个孩子和一个像马比耶先生一样令人厌恶的丈夫之间，感到无聊。绕在她手腕子上的一条沉重的链子象征着她被奴役。一位热情英俊的小伙子让她摆脱了家庭。少妇穿着粗布长袍，裸露着两条胳膊，头发在风中飘荡，与她的情人手牵着手，欢欣雀跃地穿过草地。他们笑逐颜开，抓起一把把干草往对方脸上扔，我仿佛闻到了那干草的气味，从来没有感受到、欣赏到、想象到这般如痴如醉的快乐。我不知道是什么波折使一个受伤害的女人返回老家，受到丈夫亲切的欢迎。她感到悔愧，发现自己那条钢链子变成了一个玫瑰花环。这个奇迹令我感到疑惑。那令我感到陌生的快乐的流露，让我赞叹不已。这快乐我现在无法名状，但将来有一天会令我心满意足。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欢畅。大人们愁眉苦脸受桎梏的状态使我感到恐惧，他们并未发生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们唉声叹气地忍受着生活；在他们的生活里，一切都是事先决定的，谁也不需要作任何决定。伯恩斯坦的女主人公敢于采取行动，阳光照耀着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回首自己走向成熟那些难以把握的岁月，眼前就浮现出在草地嬉戏的一对情侣，对未来的憧憬令我情怀激荡。
我十五岁那年夏天，学年末与莎莎和其他几位同学去布洛涅森林里划过两三次船。在一条小径上，我看见一对年轻男女在我前面走，那年轻男子将手轻轻地搭在那女子的肩上。我突然激动起来，心想有一只这样亲切、几乎感觉不到重量的手搭在肩头，伴随你在生活中前行，该是多么温馨、多么亲切，从此再也不会孤独寂寞了。“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人”，这句话引得我浮想联翩。无论是太近的妹妹还是太远的莎莎，都没能使我揣摩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之后，我在书房里看书的时候，常常会抬起头来问自己：“我能遇到一个天生属于我的男人吗？”我所阅读的书里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典型。马塞尔·蒂奈尔的女主人公爱蕾，我觉得她与我比较相近。“爱蕾，你这样的姑娘，天生是给英雄做伴侣的。”她父亲这样对她说。这个预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爱蕾最终所嫁的那个红头发、大胡子的传教士，多半令我反感。我并没有想我未来的丈夫必须具有任何明确的特点，相反却对我们的关系抱有明确的想法：我对他将怀有热烈的仰慕之情。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我所渴求的是势在必行。我所相中的男人，像莎莎相中的男人一样，必须一看就知道非他莫属，否则我会寻思：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呢？这种疑惑与真正的爱情是不相容的。等到有一天一个男人以其才智、修养和威望征服了我，我就会坠入爱河。
在这一点上，莎莎不同意我的想法。她也认为爱情意味着相互尊重和情投意合。可是她说：“如果一个男人敏感又有想象力，如果他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诗人，那么即使他修养不高，甚至才智平庸，那又有什么要紧呢？”“那样，两个人就不能做到无话不谈。”我提出异议，“一位画家、一位音乐家不能完全理解我，他就有一部分我看不透。我嘛，希望夫妻之间一切都相通，一方为另一方担任见证者的角色，即我过去让上帝担任的角色。除非你爱上了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我只有遇到一个比我更完美，但和我一样、心心相印的男人，才会结婚。”
我为什么要求他比我更优秀呢？我根本不想在他身上寻找一个替代我父亲的人。我珍惜自己的独立，将从事一门职业，进行写作，拥有个人的生活，绝不把自己看成一个男人的伴侣，而是我们相互为伴。不过，我对我们夫妻的这种想法，间接地受到我过去对父亲的感情影响。我所受的教育、我的修养以及像我这种社会观都使我相信，女人低一等。莎莎对此抱怀疑态度，因为她喜欢她母亲远甚于喜欢马比耶先生。我的情况正相反，父亲的威望加强了我的这种看法。我的要求部分地建立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之上。作为享有特权的人的之中一分子，起步的时候就享有很大的优势，如果一个男人不绝对比我更强，那么我就认为相对讲他是个弱者，要让我承认他与我平起平坐，他就必须超过我才成。
另一方面，我心里考虑自己，也考虑某个正在变得完美的人。我有着无止境地进步的雄心壮志；我所相中的人，从外表看要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为了使他永远配得上我，从一开始我就要确保他具有现在还仅仅存在于我的憧憬中的优点。他一出现就成为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的楷模，因此他比我强。另外，我要注意不让我们之间拉开太大距离。我不能接受他的想法和工作我理解不了，那样我会为自己的不足感到难过。爱情应该是认可我，而不是限制我。我所想的情景好比一种攀登，我的同伴比我灵活一点、强壮一点，帮助我和他一道一段一段往上攀登。我的贪欲多于慷慨，希望得到而不是付出。如果要我拉着一个慢吞吞的人往前走，我会急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宁愿独身而不要结婚。共同生活应该促进而不是阻碍我的基本追求：拥有世界。命中注定属于我的男人，不应低于我，不应与我不同，也不要过分地高于我，能够确保我的存在，而又不失去他自己的权威。
两三年间，这种构想引导我的幻想。对这类幻想我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有一天我有点焦虑地问妹妹：“我是否永远这么丑了？我是否还有机会变成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会有人爱我吗？”宝贝蛋习惯了听爸爸说我是一个男人，根本不理解我的问题：她爱我，莎莎爱我，我担心什么呢？说实话，我并没有过分焦虑不安，学业、文学和我所管的种种事情，始终是我关注的中心。我对成年后的命运不如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关心。
二年级末我十五岁半了，七月十四日随父母一块去维兰堡度假。阿丽丝姨婆过世了，我们住在蒂蒂特和雅克的母亲日耳曼娜家。雅克正在巴黎接受中学毕业会考的口试。我很喜欢蒂蒂特，她花容月貌，嘴唇丰润，从肤色可以看出气血旺盛。她与儿时的一位朋友，一个浓眉大眼很迷人的小伙子订了婚，正以不加掩饰的焦急心情等待结婚。有几个姨妈私下评论她与未婚夫的相处：“真的急不可待了。”我到的那天晚饭后，我们两个去连接花园的槌球场遛弯儿。我们默默地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话可说。她沉思了一会儿，好奇地盯住我问道：“你真的有了学业就够了？你这样就幸福了，根本不指望别的东西了吗？”我摇摇头回答：“对我来讲这就够了。”我说的是真话。在这个学年末，我看得最远的就是下一个学年，是必须成功的中学毕业会考。蒂蒂特叹口气，又陷入她那未婚妻的沉思之中。凭理性我觉得她有点幼稚无知，尽管我同情她。第二天雅克回来了，考试通过了，他容光焕发，十分满意。他领我去网球场，要我与他打几个球，把我打败了，大大方方地表示歉意，因为他利用我陪他练球。我知道他对我不是很感兴趣。我曾经听到他敬佩地谈论一些女孩子，她们一边作学士论文、一边打网球，还外出跳舞、讲究穿戴打扮。然而，他的轻视对我不起作用，我打球笨拙，我的粉红色绸裙做工粗糙，但我从不为这些感到惋惜。我比雅克喜欢的那些女同学强，这一点有一天他自己会发现。
过了不懂事的年龄，我不去怀念童年，而是转向未来。未来还相当遥远，不必为之惊惶，但它已令我神往。像历年夏天一样的这年夏天，我陶醉于它的辉煌灿烂。我坐在水塘边一块灰色的花岗岩上面，那是我一年前在格里埃尔发现的。一间磨坊倒映在云影飘动的池塘里。我在阅读加斯东·布瓦西埃的《考古漫步》，心里想有一天我要去帕拉蒂诺山上漫步。池塘水底的云影变成了玫瑰色，我站起身，但没有拿定主意离去，背靠榛子树的树篱。晚风吹拂着、抚弄着我，我尽情地领略着它的温柔和粗暴。榛子树低语着，我听得懂它们的话语。有人在等待我：我自己。这熠熠生辉的世界，躺在我的脚下，像一头熟悉的巨大野兽。我朝那位明天即将逝去而又在我的荣光中复活的少女微笑：没有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能信守令我这颗轻信的心疯狂的诺言。
九月末，我和妹妹应邀去默朗。妹妹最要好的朋友的父母在默朗有一座别墅。安娜-玛丽·让德隆属于一个人口众多、相当有钱、非常团结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从来没有争吵，没有大声呵斥，有的只是微笑和相互关心。我又处在从我记忆中消失了的天堂里了：男孩子们带我们去塞纳河上泛舟；已二十岁的最大的女孩子，带我们乘出租车去韦尔农兜风。我们沿着俯瞰河流的峭壁上的公路行驶。迷人的景色吸引着我，但更吸引我的是克洛蒂尔德的优雅。晚上她邀请我去她的房间，我们在一起聊天。她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看点书的同时正刻苦学习钢琴。她对我谈到对音乐、对斯韦特奇纳夫人、对她的家庭的热爱。她的书桌上放满纪念品：一捆捆备受珍爱的书信、大概记有个人日记的小本子、音乐会节目单、照片、她十八岁生日时母亲所画送给她的一幅水彩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过去，我觉得特别值得羡慕，几乎像具有个性一样值得羡慕。她借给我几本书，对我平等相待，以姐姐般的关心给我一些忠告。我被她迷住了。我并不像钦佩莎莎一样钦佩她，她太高洁，不能像玛格丽特一样使我产生不可名状的欲望。不过我觉得她罗曼蒂克，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我将要成为的那种姑娘的诱人形象。她把我们送回我们父母家，没等她拉上身后的门，我们就遭到一顿臭骂，因为我们把一支牙刷忘在默朗了！对照刚刚度过的平静的几天，重新陷入的这种尖酸刻薄的气氛，突然让我觉得透不过气来。头靠在门厅的衣柜上，我抽泣开了，妹妹也跟我一样。“真够劲，她们一回到家就哭！”父亲和母亲气鼓鼓地说。我头一回不得不承认，平常我总是默默忍受的叫喊、责骂、训斥，令我感到那么难过、不堪忍受。忍了好几个月的眼泪令我窒息。不知道妈妈是否已猜到我内心里开始摆脱她了。不过，我惹她生气，她常常对我发火，所以我想从克洛蒂尔德身上寻找一位安慰我的大姐姐。我相当经常地去她家。她漂亮的梳妆打扮、她卧室的精心布置、她的亲切态度、她的独立个性，都吸引着我。她带我去音乐会总是坐出租车——这是非常奢侈的——拿到节目单总是果断地勾出她所喜欢的节目，这令我赞赏。我们之间的关系令莎莎尤其是克洛蒂尔德的女朋友们惊讶。按照习惯，都是同年龄或相差将近一岁的女孩子相互交往。一天，我与丽丽·马比耶和另外几个大女孩子在克洛蒂尔德家喝茶。我感到不自在，交谈的乏味令我失望。还有克洛蒂尔德很虔诚，她几乎不可能充当我的领路人，因为我已不再信教。我估计她也会觉得我太年轻。她拉长了我们见面的间隔时间，我也不强求，过了几个礼拜我们就停止见面了。不久，她十分感伤地在父母包办下结了婚。
学年初，外公病倒了。他的事业彻底失败了。过去，他儿子设计了一个罐头盒样品，用一枚两个苏的硬币就能打开。他企图开发这项发明，可是专利被窃。他对竞争对手提出诉讼，但官司打输了。在他的谈话中不断重复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字眼，如债主、票据、抵押等。有时我在他家吃午饭，一听到大门口有人按门铃，他就抬起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边，弄得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他脸色发紫，目光呆滞无神。一天下午在家里他起身准备外出，含糊不清地问：“我的雨伞在哪里？”我再见到他时，他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一动不动，闭着双眼，移动起来很困难，成天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不时抬起眼皮，对外婆说：“我有一个主意，一个好主意，我们要发财了。”他完全瘫痪了，再也离不开他那张带螺旋形立柱的大床，身上结满痂，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外婆成天照顾他，同时打小孩子穿的毛衣。外公命中注定要不断遭遇大难，外婆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两个人年纪那样大，他们的不幸对我几乎没什么影响。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卖力地学习。考试临近了，不久就能成为一名女大学生的希望激励着我。这是吉利的一年。我的脸变顺眼了，我的身体不再让我觉得别扭，我的秘密不再形成那么大的压力。我对莎莎的友谊不再是对我的一种折磨。我恢复了自信。再说，莎莎也变了，我不寻思为什么，具有讥讽意味的是，她变得爱沉思默想了，并开始喜欢上了缪塞、拉科代尔、肖邦。她仍然抨击她那个阶层的伪善，但不再谴责全人类。她对我不再冷嘲热讽。
在德西尔学校我们另成一伙。教会学校只修拉丁语系的语言。马比耶先生希望他女儿接受科学方面的教育。我则喜欢难学的东西，爱好数学。来了一位替补教师，从二年级起教我们代数、三角和物理。夏欣小姐年轻、活跃、敬业，不把时间浪费在空谈道德方面。我们学习，不干无聊的事。她很喜欢我们。当莎莎有太长时间出神发呆时，她会亲切地问她：“你去哪儿了，伊丽莎白？”莎莎愣一下，微微一笑。我们只有一对双胞胎学友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几乎不说话。这些课堂上亲密无间的气氛我十分喜欢。拉丁语课我们获准跳一个年级，从二年级起就开始上高级班的课。与一年级学生的竞争使我处于紧张状态。中学毕业会考那天，当我回到往常的同学们之中没有了新鲜的刺激时，觉得特雷库尔神甫的知识单薄了点。他免不了常犯违背逻辑的错误。但这个酒糟鼻的胖男人，比那些小姐更思想开放，更开朗乐观。我们对他怀有好感，显然他对我们也有好感。我父母看到我们也说拉丁语系的其他语言，感到开心。将近一月份，我们开始学意大利语，很快就能读懂《爱的教育》和《我的囚室》了。莎莎学习德语。不过，我的英语老师不属于教会团体，而且对我表示友好，所以我上他的课挺愉快。相反，对历史老师龚特兰小姐啰啰嗦嗦的爱国说教我们都不耐烦，忍受不了，而勒热纳小姐则以其对文学的狭隘偏见令我们恼火。为了扩大视野，我们读很多书，相互展开讨论，在课堂上经常顽强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不知道勒热纳小姐是否足够敏锐，能够看透我。不过，现在她对我的不信任似乎远远超过了莎莎。
我们与几个同学结成了友谊，常常聚在一起打扑克、聊天，夏天每个星期六上午都去布拉尔街的一个露天网球场。这几个同学无论是对莎莎还是对我，都没有一个有什么重要价值。老实讲，德西尔学校年龄大的学生都缺乏吸引力。十一年的刻苦学习使我获得了一枚镀金的银质奖章。爸爸不很热心地同意出席颁奖会，晚上抱怨说在会上看到的尽是长得丑的姑娘。其实有些同学长相还是挺好看的。只不过，我们虽都穿着节日盛装，头饰却都朴实无华，缎子和塔夫绸或强烈或柔和的颜色，衬托得我们的脸全都暗淡无光。让父亲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些少女忧郁的、受压抑的神态。对此我已经非常习惯，因此看到来了一个新成员，看到她那真正愉快的笑，我顿时目瞪口呆。这位新成员是国际高尔夫球冠军。她经常旅行，留一头短发，衬衫剪裁得很合身，穿着宽大的对褶裙，有着运动员的步伐，说话大声，毫不拘束，这一切表明她是在远离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地方长大的。她英语说得很地道，拉丁语也相当不错，能在十五岁参加中学毕业会考。高乃依和拉辛则令她厌倦。“文学让我头疼。”她对我说。我叫起来：“哎！别这样说。”“为什么不这样说？既然这是实情。”她的出现使自修室里沉闷的空气活跃起来。一些事情使她觉得无聊，另一些事情则让她喜欢。她的生活中有种种乐趣，她大概对未来也抱着某种期待。我的其他同学所表现出来的忧心忡忡，更多的不在于她们萎靡不振的外表，而是因为她们听天由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她们将要上一些历史课和文学课，接受卢浮宫或红十字会的培训以及瓷器绘画、蜡染印花、装帧等方面的培训，从事某些慈善工作。大人会不时地带她们去听歌剧《卡门》，或者带她们去拿破仑墓前转一转，目的是让她们看一位小伙子，如果运气好，就能嫁给那位小伙子。马比耶家的大女儿就是这样生活的。她做饭、跳舞，给她父亲当秘书，给她的妹妹们缝衣服。她母亲带着她去见一个又一个小伙子。莎莎告诉我，她的一个姨妈宣扬“神圣的一见钟情”论：未婚夫妇在神甫面前互相说同意结为夫妻那个时刻，圣恩就降临到了他们头上，他们就相爱了。这种习俗使莎莎气愤。有一天，她宣称在她看来，一个为利益而结婚的女人和一个妓女没什么区别。人们曾经教育她，一位基督教女信徒应该尊重自己的肉体。如果为了门当户对或为了金钱，没有爱情而委身事人，那就是不尊重自己的肉体。莎莎的情绪那样激烈令我吃惊，仿佛她自己的肉体感受到了这种无耻的交易。对我来讲，这种问题根本不存在。我会自食其力，我将是自由的。可是在莎莎的那个圈子里，她要么结婚，要么出家当修女。人们说：“独身不成志向。”她开始为未来而忧心忡忡。这是她失眠的原因吗？她睡不着，夜里常常起来，从头到脚擦科隆香水。为了提精神，早餐拿咖啡和白酒混在一起喝。她对我讲起她的这些过激行为，我才知道原来她有许多事情我并不了解。但是我鼓励她要挺住，她对我心存感激，因为我是她绝无仅有的盟友。我们共同厌恶许多事物，也有着渴求幸福的巨大愿望。
尽管我们有一些分歧，但对事物的反应往往一样。爸爸从他一位演员朋友那里，得到奥德翁剧院两张早场免费票，送给了我们。上演的是保罗·福尔的一出戏《查理六世》。我和莎莎没有大人陪伴，单独在一个包厢里坐下来时，心里非常高兴。三声锣响过，台上开演了一出黑色悲剧。查理失去了理智，第一幕末尾，他在台上游荡，惶恐不安，念着前言不搭后语的独白。我陷入了像他的疯狂一样孤独无助的焦虑之中。我看一眼莎莎，她脸色苍白。“如果再这样演，我们就走。”我提议道。她表示同意。幕布再拉开时，查理身着衬衫，在几个穿戴风帽无袖僧衣的蒙面汉手里挣扎。我们往外走。女引座员叫住我们：“你们为什么走？”“太可怕了。”我答道。她笑道：“孩子们，这不是真的，这是演戏啊。”我们知道是演戏。我们没少见过恐怖场面。
我和莎莎的相互谅解、她对我的尊重，有助于我摆脱大人们，而以我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然而一件小事提醒我，我依然是多么依赖大人们的判断。这件事情的发生出乎意料，是正当我心安理得、无忧无虑的时候。
像每周一样，我认真地逐字逐句地做拉丁文翻译作业，把原文和译文写成两栏。然后就是要整理成“地道的法语译文”。凑巧的是，这篇文章我的拉丁文学课本里已有译文，译得极优美，我认为无与伦比。比较起来，我搜索枯肠想出的所有表达方式，都笨拙不堪。我没有犯任何译意上的错误，保证可以得到一个好分数，但我不计较分数。客体即每个句子自有其要求，务必完美。我讨厌用我自己搞出来的笨拙译文，取代课本里提供的理想范文。于是我一字一句地照抄了印出来的那一页文字。
学校从来不让我们单独与特雷库尔神甫在一起，总是有一位老师坐在窗子旁边一张小桌子前面监视我们。在神甫把我们的翻译作业本还给我们之前，老师把我们的分数登记在一本簿子里。这一职责现在交给了杜布瓦小姐。她是大学毕业生，按常规上一年我要上她的拉丁文课，但是莎莎和我都看不起她，而喜欢特雷库尔神甫。杜布瓦不喜欢我。我听见她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悄悄地但怒气冲冲地故作惊讶，最后写了一张纸条放在那摞本子上，交还给神甫。神甫擦了擦单片眼镜，看了纸条，和善地笑道：“是的，西塞罗的这段话你们的课本里有译文，你们许多人注意到了。凡是最大限度保留了自己特色的学生，我给了他们最好的分数。”尽管神甫的声音充满宽容，但杜布瓦小姐的怒容和同学们不安的沉默，令我惶惶不安。或许是出于习惯，也许是出于随意和友好，神甫把我列为第一名，我得了十七分。没有一个人低于十二分。大概为了表明他并非偏袒，神甫要我逐字逐句解释一遍原文。我坚定了声音，有板有眼地作了解释。神甫向我表示祝贺，气氛缓和了。杜布瓦小姐没有敢要求大声念我的“地道的法语译文”。莎莎坐在我身边，根本没有看我的译文，她非常公正，我想她绝不会对我起疑心。但是下了课其他一些同学窃窃私语。杜布瓦小姐把我拉到一边，说她要告诉勒热纳小姐我不诚实。这样，我常常担心的情形终于出现了：秘密地但清清白白做的一件事情，一经披露出来都损害了我的名誉。我还是尊重勒热纳小姐的，一想到她看不起我，就感到痛苦。时间不可能逆转，我不可能重新再做。我永远洗不掉不白之冤！这我预感到了：真理可能是不公正的。整个晚上和夜里部分时间，我一直在自己冒失地跌入的陷阱里挣扎，无法挣脱。平时，我是用逃避、沉默、忘记来躲避困难。可是这一次，我决定斗争。为了消除显得我有过错的假象，必须说假话：我要说假话。我去办公室找勒热纳小姐，泪汪汪地对她发誓，我没有抄袭，我的译文里是无意识地借用了一些词语。我深信自己没做错任何事情，所以坦率、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可是，我的做法有些愚蠢：既然我是无辜的，就应该把自己的作业拿来作为物证，而我却满足于发誓。女校长不相信我，并且对我讲明她不相信我，然后不耐烦地说，这件事结束了。她没有教训我，没有对我说任何责备的话。这种冷漠本身和她干巴巴的语气让我明白，她对我没有丝毫好感。我还担心自己的错误会毁掉我在她心目中的印象，其实我早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失去了。我恢复了平静。勒热纳小姐断然拒绝给予我尊重，我也不再希望得到她的尊重。
中学毕业会考前几个星期，我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快乐。天气很好，母亲允许我去卢森堡公园里学习。我坐在一片草地旁边或美第奇喷泉附近的英国式花园里。我依然留着垂及背部的长发，但绾起来压在一个无边扁平软帽里。表姐安妮经常把她穿旧的衣服送给我，这个夏天她送了我一条白色褶裙、一件蓝色印花布短上衣。配上一顶扁平窄檐草帽，我觉得自己颇有大姑娘派头了。我阅读法盖、布鲁内蒂埃、于勒·勒梅特等作家的作品，呼吸着草地的芬芳，感觉自己像那些懒洋洋地穿过公园的大学生一样自由自在。我出了公园大门，去奥德翁剧院的拱廊下闲逛。心情之激动就像十岁的时候在卡尔迪纳尔图书馆走廊里一样。书摊上有一排排精装书、切口烫金的书。我站在那里阅读两三个钟头，没有一个书贩来打扰我。所读的有阿纳托尔·法朗士、龚古尔兄弟、科莱特等人的作品，逮到什么读什么。我常常想，只要有书，我的幸福就有保障。
我获准夜里可以睡得晚一些。当爸爸去了“凡尔赛”（他每天晚上去那里打桥牌），妈妈和妹妹睡下了，我独自待在书房里。我俯身窗口，夜风送来花草的阵阵芬芳，远处橱窗熠熠生辉。我摘下父亲的观剧镜，褪下套子，像过去一样窥视不熟悉的种种生活。看到的情形平淡无奇并不要紧，我过去乃至现在依然被那个小小的、黑暗的舞台所吸引：那是黑暗中一间亮着灯的房间。我的目光从一个门面移到另一个门面，夜的温馨令我心旌摇荡，暗自说：“不久我也要真正地生活了。”
我很愉快地参加考试。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我接触的一些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在我不熟悉的私立学校、教会学校或公立学校学习的。我摆脱了德西尔学校，来面对真实的世界。老师们都肯定我笔试考得很好，我接受口试时更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穿着有点太长的蓝色薄纱长裙显得有几分优雅呢！而对专门聚集在这里来评价我的优点的庄重的先生们，我找回了小时候的虚荣心。尤其是文学主考人使我得意扬扬，他用交谈的口气和我说话，问我是不是罗歇·德·波伏瓦的亲戚。我回答说这个姓名是一个笔名。他又拿龙萨考问我；我一边炫耀自己的知识，一边欣赏那个探向我的睿智而沉思的头。这些高级人士，我渴望得到他们的称赞，现在我终于面对面看见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然而，拉丁语系语言考试时，主考人对我都是嘲讽的态度。“怎么，小姐！你在搜集文凭啊！”不知所措之余，我突然明白我的优异成绩可能遭人嘲笑，但我不在乎。我得到“好”的评语，那些小姐满意地将这个成绩记下来，向我表示祝贺。我父母喜笑颜开。总那样专断的雅克说过：“至少得拿‘好’的评语，或者根本不要评语。”这时他热情地向我表示恭喜，莎莎也被录取了。这段时间我关心她比关心自己少得多。
克洛蒂尔德和玛格丽特给我寄情意绵绵的信，可是妈妈有点让我扫兴，把信拆开了拿来给我，还生动地给我复述信的内容。不过习俗根深蒂固，我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到了诺曼底的瓦洛兹，到几个思想非常正统的表兄弟家做客。我不喜欢这个庄园——打理得过分，没有低洼的路、没有树林子，草地有铁丝网围着。一天黄昏，我溜到一道篱笆下，躺在草地上。一个女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回到大花园里，但待在那里觉得憋闷。父亲不在，妈妈与几位表兄弟一样虔诚地在领圣体，宣示着一样的准则，没有任何声音破坏他们完美的一致。他们当着我的面忘情地祈祷，迫使我不得不与他们一起默祷，不敢退避。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强制。我们乘汽车去鲁昂，下午参观了几家教堂。有许多教堂，每座教堂都使他们欣喜若狂。看到圣马克鲁教堂的齿饰石雕，大家兴奋到了极点：“怎样的功夫！多么精细！”我沉默不语。“怎么！你不觉得这个美？”有人气愤地问我。我觉得这个既不美也不丑，我没有什么感觉。他们追问我。我咬紧牙不说话。我就是不肯让人家强行从我嘴里掏出话来。所有的目光都责备地盯住我硬是不肯说话的嘴。我愤怒、恼恨得差点掉眼泪。最后我表兄用和解的口气说，在我这种年龄，人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这样我所受的折磨才结束。
到了利穆赞，我重新获得了渴望的自由。白天独自或者和妹妹一起玩，晚上欣然与家人一块玩麻将。我开始涉猎哲学，阅读塞尔蒂朗日神甫的《精神生活》和奥雷-拉普吕纳的《道德信念》。这两本书令我感到很无聊。
父亲从来没有对哲学产生过兴趣。我周围的人和莎莎周围的人一样，大家都对哲学存着疑问。“真遗憾！你这样会讲道理，现在人家要教你胡说八道了！”莎莎的一位叔叔对她说。然而，雅克对哲学感兴趣。在我心里，新事物总会激起希望。我迫不及待地盼望开学。
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玄学，特雷库尔神甫按每周四个钟头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他仅仅评判我们的论说文，给我们念一篇范文，让我们背诵所学的教材里的课文。对于每个问题，作者即尊敬的神甫拉赫尔，简略地列举人类所犯的错误，按照圣托马斯的观点向我们传授真理。特雷库尔神甫也不会被微妙的问题难倒。为了驳斥唯心论，他用触觉的实在性对抗视觉可能产生的幻觉。他拍着桌子宣称：“存在的就存在。”他指定我们阅读的书缺乏趣味，有里博的《专心》、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福耶的《观念与力量》。然而我很感兴趣，重新接触到了我在童年感到困惑的那些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是由一些严肃的先生在书里阐述的。大人们的世界突然不再是理所当然，它有一个反面，有种种内情，令人生疑。如果更深入探究，还剩下什么呢？探究得并不深，但已经相当不寻常，在十二年的教条主义之后，一门学科提出种种问题，而且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正是我，过去人们只是以陈词滥调对我谈论这一切，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牵涉进去了。我的意识来自何处？它从何处汲取力量？孔狄亚克的雕像和我七岁时那件旧外衣一样，令我浮想联翩，简直头晕。我也惊愕不已地看见宇宙的坐标晃动起来。亨利·庞加莱关于空间、时间及限度的相对性的思辨，使我陷入无尽的沉思默想。他阐述人类穿越宇宙的那些文字令我激动不已：那仅是一闪之间，但那一闪是一切！那在黑暗中燃烧的大火的图景，我久久无法忘怀。
哲学尤其吸引我的，是我认为它直截了当地揭示本质。我从来不对细节感兴趣。我感知的多半是对事物总的感觉，而不是事物的特殊性。我更爱理解，而不是更爱观看。我总是希望认识一切。哲学满足了我的这种欲望，因为哲学所针对的是现实的整体，立刻处于现实的中心，为我揭示一种秩序、一种道理、一种必然，而不是向我展示一堆纷乱的、令人失望的事实或经验论的规律。科学、文学等其他所有学科，在我看来都是贫乏的亲族。
然而，日复一日，我们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是，由于莎莎和我坚持进行讨论，我们避免了无聊。有一场特别热烈的辩论，其主题一个是关于被称为柏拉图式爱情的，另一个是关于一般爱情的，一位女同学把特里斯坦和伊瑟算作柏拉图式恋人之列。莎莎大笑起来，以令整个班困惑的行家的口气说：“柏拉图式恋人！特里斯坦和伊瑟！啊，不！”神甫最后鼓励我们要追求理智的婚姻，不要因为一位小伙子的领带好看就嫁给他。我们没有计较他的这句蠢话。但是我们并非总是这么随和。当一个话题引起我们的兴趣时，我们会顽强地进行争论。我们尊重许多事物，认为祖国、义务、善、恶这些字眼都有某种涵义，我们只是力求确定它们的涵义，而不试图损害任何东西。我们喜欢争辩。这就足以让人家指责我们有“坏思想”。勒热纳小姐旁听所有课程，宣称我们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年中，神甫把我们叫到一边，要求我们不要“变得冷酷无情”，否则我们最终会与那些小姐一样。她们都是圣洁的女人，但最好别步她们的后尘。神甫的好心令我感动，而他的迷乱令我惊讶。我让他放心，说我肯定不会加入教团。教团引起我的反感连莎莎也感到吃惊。她虽然对我们那些老师冷嘲热讽，但嘲讽中还是保留着对她们的感情。我有点生她的气，肯定地告诉她，我会毫无遗憾地离开她们。
我的中学生活结束了，行将开始别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我在《年鉴》里读到一篇讲演，令我浮想联翩，塞夫勒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过去的一位女学生回忆往事，描写在学校的花园里，一些花容月貌、求知若渴的姑娘在月色下漫步，她们的话语与喷泉声相互交融。但母亲一向不喜欢塞夫勒。经过考虑，我不想跑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与一些女性去过幽居生活。那么，到底怎样决定呢？我担心任何选择中武断的成分。父亲已到知命之年而依然前途不保，心里不是滋味，所以希望我首先是要有保障。他要我做行政工作，有固定的工资，还有退休待遇。有人向他推荐巴黎文献学院。我与母亲去索邦大学悄悄地向一位小姐咨询。我沿着墙上展示有图书的走廊走去，两边是放满卡片箱的办公室。小时候我曾幻想过生活在这种知识的氛围之中，现在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最神圣的地方。那位小姐对我们描述了图书馆管理员职业美好的一面，也描述了困难的一面。想到要学习梵文，我就起了反感。博识多学对我吸引力不大。我所喜欢的，也许是继续学习哲学。我在一本杂志里读到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位名叫赞塔小姐的女哲学家的。她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她的办公桌前拍了一张照片，表情严肃而安详。她与自己收养的一个年幼侄女生活在一起，因此她成功地协调了脑力劳动者的生活与女性种种敏感的要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会有人写一些这样赞美我的事情！当时拥有中学、大学教师资格和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屈指可数。我希望成为这样的先驱者中的一位。实际上，这些文凭能够为我开启的唯一职业是教育。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父亲不反对这个打算，但是不肯让我去为做家庭教师而奔走：我应该在一所公立高中找一个职位。为什么不呢？这种选择既符合我的兴趣，也符合父亲谨慎的态度。母亲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想法告诉我那些女老师，她们的面孔立刻冷若冰霜。她们竭尽毕生精力所反对的，就是世俗性质的教育，认为一个国家机构和一所公立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她们还向我母亲解释说，哲学腐蚀人的灵魂，在索邦大学学上一年，我就会失去信仰和品德。妈妈不安起来。照爸爸的说法，传统学士学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门路，就像人家也许会允许莎莎考几个资格证书那样，因此我同意牺牲哲学去学文学，但坚持要去一所公立中学教书的决定。真可耻！十一年辛勤的培育、说教和道德灌输，临了我居然咬了喂养我的那只手！在我的教育者们眼里，我对自己的忘恩负义、卑鄙无耻、变节背叛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我被恶魔迷住了心窍。
七月份，我通过了基础数学和哲学考试。神甫讲课太少，我的论文本来有望得十六分，却仅仅得了十一分。不过我在理科的考试中捞了回来。口试那天晚上，父亲带我上“十点钟”剧院看了多兰、柯利纳、诺埃尔-诺埃尔的戏。我非常开心。终于告别了德西尔学校，我多么高兴！然而两三天后，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竟然莫名其妙地感到落寞。我呆立在前厅当间，一副茫茫然的样子，仿佛被带到另一个星球上，没有了家庭，没有了朋友，失去了联系，失去了希望。我的心死了，世界空落落的。这种空虚有朝一日还能填满吗？时间还会重新流动吗？
在有一点上，我所受的教育给我打下深深的烙印。我尽管读过不少书，但依然傻乎乎的。我十六岁左右，一位姨妈带我和妹妹去普莱叶尔电影院看放映电影。所有座位都有人占了，我们便站在过道上。我惊奇地觉得有人用手隔着我的呢大衣触摸我，我以为有人想偷我的手袋，便把它紧紧地挟在腋下。但那双手继续荒唐地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一动不动。电影放完了。一个戴褐色瓜皮帽的男人奸笑着对他的一位朋友指指我，他那位朋友也笑起来。他们是在嘲笑我。为什么呢？我莫名其妙。
过了不久，有一个人——不记得是谁了——托我去圣叙尔皮斯附近一家宗教书店为少年之家买一个剧本。一位腼腆、穿黑色大褂的黄头发店员，礼貌地问我想买什么，然后向里面走去，并招呼我跟着他。我走过去，他撩起大褂，露出一个粉红色的东西。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一时间愣住了，然后转身就走。这个店员的荒唐行为给我造成的困惑不安，还不如奥德翁剧院舞台上查理六世的疯狂表现所造成的那么严重。但这件事使我感觉到随时会意想不到地发生奇怪的事情。从此，每当我单独一人进入一家店里，或者与一个陌生男人在地铁站台上，总会感到惴惴不安。
我开始学哲学那年年初，马比耶太太说服了我妈让我去学跳舞。每周一次我和莎莎去一次沙龙，一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位成年女士指挥下，按照节奏蹦蹦跳跳。去那里的时候，我穿一条针织蓝绸连衣裙，是我表姐安妮穿旧留下的，刚巧合我的身。任何化妆对我都是禁止的。在我们家族，只有堂姐玛德莱娜违犯这条禁令。她将近十六岁就开始把自己打扮得很娇艳。爸爸、妈妈、玛格丽特伯母都斥责她：“玛德莱娜，你抹粉了！”“没有呀，婶子，我向你保证。”玛德莱娜有点发音不清地回答说。我和大人们一块笑，弄虚作假总是好笑的。每天早晨大人们总要发难：“别否认了，玛德莱娜，你抹了粉，这看得出来。”有一天——那时玛德莱娜十八九岁了——她生气地回答：“说到底，为什么就不能抹呢？”她招供了，大人们胜利了。可是她的回答引起了我的思考。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距原始状态很远。家里人断言：“脂粉会损害皮肤。”可是我和妹妹看到伯母姨妈们的皮肤有那么多皱纹，常常私下里说，她们那么小心谨慎并没有什么效果啊。然而我并不想争辩。所以我去上舞蹈课时，穿着很不讲究，头发暗淡无光，脸蛋倒是红红的，鼻子油亮亮的。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打理自己的身体，甚至连游泳、骑自行车也不会。因此我像表演西班牙女郎那天一样不自然。但是我开始讨厌这个课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我的男舞伴把我搂在怀里，让我贴住他的胸膛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胃不舒服，可是又不那么容易忘怀。回到家里，我就扑倒在皮沙发上，莫名其妙地发呆，无精打采，简直想哭。我借口学习忙，中断了去上舞蹈课。
莎莎比我老练。她有一次对我说：“一想到我们的母亲心安理得地看着我们跳舞，我就觉得她们真是头脑简单啊！”她揶揄她姐姐丽丽和几个大表姐，说：“得啦！别对我说我们几个女孩子一块跳舞，与我们和几个表兄弟一块跳舞感觉一样快乐。”我相信她把跳舞的快乐和调情的快乐——对我来说异常模糊——联系起来了。我十二岁的时候，尽管无知，但还感到有欲望；到了十七岁，理论上知道的东西多了，却连内心纷扰也不知道辨别了。
不知道我这种单纯之中是否掺有杂念。无论如何，性让我心生恐惧。只有一个人即蒂蒂特让我模糊地预感到，肉体之爱可以自然地在快乐中体验。她的肉体很性感，但她并不因此而害羞，回忆她的结婚喜筵，她眼睛里流露出的欲望使她显得很漂亮。西蒙娜伯母暗示她与她的未婚夫“走得太远了”。妈妈为她辩解。我认为这种议论没有必要。结了婚也好没有结婚也好，他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相互拥抱并不令我反感，因为他们相爱。但是这绝无仅有的经验，不足以摧毁包围着我的禁忌。自去维莱海滨之后，我从来没有进过海滨浴场、游泳池和体操馆，以致把裸体和下流混为一谈。不仅如此，而且在我所生活的环境里，从来没有人敢于冲破习俗和惯例的束缚，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欲望或采取暴力行动。开化的大人们怎样在心里为本能赤裸裸的性欲和赤裸裸的享乐让出了位置？就在我学哲学的那一年，玛格丽特·德·泰利库尔告诉勒热纳小姐，她不久就要结婚了。她所嫁的是她父亲的合股人，有钱又有爵位，她从小就认识的，但年龄比她大得多。大家都向她道喜，她脸上洋溢着纯真的幸福。“结婚”两个字在我头脑里炸开了，我比过去听见一个同学在课堂上学狗叫还要惊愕万分。这样一位戴新旧手套和帽子、露出做作的微笑、神情严肃的未婚女子，怎么会让人联想到一个躺在一个男人怀里娇嫩而粉红的肉体呢？我没有见到过玛格丽特裸体的样子。但是她那长衬衫下和披散飘曳的头发下的肉体，是非常动人的。这种突然的不顾羞耻的近乎疯狂，要么是性欲疯狂短暂的发作，要么玛格丽特本来就不是那样一位很有教养、到处有家庭女老师陪同的姑娘。表面现象并非真实，人们教给我的世界整个儿是虚假的。我倾向于这种假设，可是我受骗上当的时间太长了。幻想抗拒怀疑。真实的玛格丽特固执地戴着帽子和手套。我一想起她半裸地暴露在一个男人的目光之下，就仿佛自己被卷进了一阵干热的非洲西蒙风，这阵风使道德和常识的全部准则蒸发得一干二净。
七月末我出发去度假。在假期中我发现了性生活新的一面：它既不是感官平静的快感，也不是心神不安的狂乱。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放荡。
姑父莫里斯光吃色拉吃了两三年，患了胃癌，在可怕的痛苦中命归黄泉。姑妈和玛德莱娜哭他哭了好长时间。可是在她们的悲痛消除之后，格里埃尔的生活变得比过去快乐得多。罗贝尔可以不受约束地邀请他的朋友们来家里。利穆赞的乡绅子弟们刚刚发现了汽车，他们从方圆五十公里聚到一起去打猎和跳舞。这一年，罗贝尔正向一位年约二十五岁的美人儿大献殷勤；这位美人儿跑到邻镇来度假，显然是想嫁给罗贝尔。伊冯娜几乎每天都来格里埃尔。她炫耀自己五颜六色的衣裙、一头浓密的秀发和总挂在脸上不变的微笑。那微笑使我弄不清楚她到底是聋子还是傻子。一天下午，在一间掀掉了罩布的客厅里，她母亲开始弹奏钢琴，伊冯娜穿着安达卢西亚连衣裙一边摇动扇子，一边频送秋波，在一圈傻笑的年轻人中间跳起了西班牙舞。为了调情，大家在格里埃尔和附近频繁“聚会”。在这些聚会上我玩得非常开心。父母们全都不参加。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欢笑作乐。法兰多拉舞、轮舞、“音乐椅子舞”等舞蹈，成了诸多娱乐之中的一种，不再使我感到厌烦。我甚至觉得我的一位正在结束医学学业的舞伴十分可爱。有一次在邻近的一个庄园里，我们玩了一个通宵直到黎明。我们在厨房里做了一个洋葱汤，然后驱车到达加尔冈山脚下，再弃车爬上山顶去观日出。我们还在一家小旅馆里喝咖啡。这是我的头一个不眠之夜。我在给莎莎的信里讲述了这些放荡行为。她似乎有点生气，因为我居然这般乐在其中，而妈妈居然能够容忍。无论是我还是妹妹的贞操都没有冒什么危险。他们都叫我们“两个小不点儿”，显然认为我们还不懂事，不擅长性诱惑。然而，他们的交谈充满影射和暗示，十分放肆，令我反感。玛德莱娜向我透露，这些晚上在小树林里和汽车里，发生过许多事情。姑娘们要小心在意地当姑娘。伊冯娜在这一点上疏于谨慎，罗贝尔的朋友们一个个先后都占她的便宜，而又客客气气告诉我表哥，结婚根本谈不上了。其他姑娘懂游戏规则，并且遵守规则，但这种谨慎并不妨碍她们纵情欢娱。大概这些欢娱不很正当，第二天那些顾虑多的姑娘便跑去忏悔，才让心灵恢复清静。我非常想弄明白，通过怎样的机理，两张嘴的接触会产生快感。我常常打量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的嘴唇而感到惊惶，就像过去面对地铁致命的铁轨或者面对一本危险的书一样。玛德莱娜的指教总有些古怪。她对我说，快感取决于每个人的兴趣。譬如她的女友妮妮就要求她的伙伴亲或者挠她的脚掌。我好奇又不安地寻思，我自己的身体是否也有隐蔽的源头，有一天会喷涌出意想不到的春情。
我丝毫不想做任何细小的尝试。玛德莱娜对我描述的风尚令我厌恶。我所想象的爱情与肉体没有多少关系，但我也不能接受肉体到爱情之外去寻求满足。我抱着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走得不像我爸爸所工作的《法兰西杂志》社社长安托万·勒迪埃那样远。他在一本小说里勾画了一位的确真实的姑娘的动人肖像：这位姑娘有一次允许一个男人吻了她，事后不向她的未婚夫承认这种无耻行为，而是放弃了他。我觉得这个故事滑稽可笑。但是，当我的一位是将军女儿的同学不无忧郁地告诉我，她每次外出，总会有一个舞伴吻她，我就责备她为何任由人家吻。我觉得，把嘴唇给一个无关的人吻，是可悲的、不适宜的，总之是该受到谴责的。我这种假正经的理由之一，大概就是平常男性在处女们心里引起的夹杂着恐惧的反感。我尤其担心自己的感官和心血来潮。舞蹈课上感受到的不自在令我气恼，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忍受着这种不自在。我不承认通过一次简单的接触、一次紧贴、一个搂抱，随便一个什么男人就能使我神魂颠倒。或许有一天我会晕倒在一个男人怀里；我会选择时机，以强烈的爱情解释自己的决定。与这种理性的自尊相叠合的，是我的教育铸造的神话。我珍惜这纯洁无瑕的圣体饼——我的心灵。我的记忆里有一些凌乱的形象，是被玷污的貂皮和被亵渎的百合花。快乐如果不因为情欲之火而升华，就会变成淫秽。另一方面我有些极端：要么想获得一切，要么什么也不要。我一旦爱，就爱一生一世，完完全全投入进去。包括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我的头脑和我的过去。我拒不接受人家剩余的激情，拒不接受与爱不相干的享乐。老实说，我没有机会体验这些准则是否牢固可靠，因为没有任何勾引去试图动摇我的这些准则。
我的行为符合我所处和圈子里现行的道德，但是我接受这种道德是有重大保留的。我要求男人像女人一样，受到同样的法律约束。日耳曼娜姑妈在我父母面前含糊其词地抱怨说，雅克太老实听话。我父亲、大部分作家，总之人们普遍都对男孩子们的初次荒唐采取鼓励态度，认为时候一到，他们自然会娶自己那个阶层的一个年轻女子。暂时嘛，人们赞成他们与一些地位低的女孩子如轻佻漂亮的姑娘、年轻的女缝纫工、时髦小姐、学裁缝的女艺徒玩玩。这个习俗令我极其厌恶。人们常常对我说，地位低的阶层没有道德观念。因此，一个缝洗衣女工或卖花女的不端行为，在我看来非常自然，甚至不使我感到愤慨。那些处境艰难而被小说家欣然赋予最动人品质的年轻妇女，我对她们寄予同情。然而她们的爱情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说不定哪一天，她们的情人就会为了一位有地位的小姐而抛弃她们。我崇尚民主又浪漫。认为只要一个男人有钱，就可以允许他愚弄一颗心，这令我反感。另一方面，我为像我一样清白无辜的未婚妻感到义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承认我的对象拥有我没有给予自己的权利。只有当他和我一样，为对方守身如玉，我们的爱情才是必要的、完全的。其次，性生活从本质上讲，也就是对所有人而言，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否则我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只是暂时我无法改变自己的态度，因而会陷入非常困惑的境地。不管公众的看法如何，我执意要求男女双方必须同样贞洁。
九月底我在一位同学家住了一个礼拜。莎莎曾几次邀请我去劳巴尔东。旅行的困难和我年纪太小，使这个计划流产了。现在我十七岁了，妈妈同意把我送上火车，让我从巴黎坐到茹瓦尼，主人到车站来接我。这是我头一回单独旅行。我将头发绾起来，戴了一顶灰色小毡帽。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自豪，但也稍稍有点不安，每到一站，都悄悄地观察旅客。真不希望把自己关在一个格子间里，与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坐在一起。泰莱丝在站台上等我。这是一位郁郁寡欢的姑娘，失去了父亲，与母亲和五六个姐姐在一起过着凄惨的生活。她虔诚、多愁善感，用波浪形的白色薄纱装点她的卧室，引得莎莎露出了微笑。她对我相对的自由很是羡慕，我想在她心目中我象征着世间全部的欢乐。她在一座砖头砌的大古堡里度过夏天。古堡相当漂亮，但阴森森的，四周是茂密的森林。在参天古木之间，在种满葡萄的山丘之上，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秋天：它是紫色的、橙色的、红色的，而一切又都点染了金色。我们一边漫步，一边议论即将到来的开学。泰莱丝已获准和我一块上文学和拉丁语等几门课。我准备发奋学习。爸爸可能希望我同时学习文学和法律，因为法律“总是用得上的”。我在梅里尼亚克浏览过《民法典》，那次阅读令我气馁。相反，我的理科老师鼓动我尝试普通数学，这个建议合我的意，我在天主教学院攻读这项文凭。至于文学，在马比耶先生撺掇下，我们去达尼埃鲁夫人领导的讷伊学院上课。因此我们与索邦大学的关系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妈妈与达尼埃鲁夫人的主要合作者朗贝尔小姐谈过话。朗贝尔小姐说，如果继续发奋学习，我完全可以获取教师资格。我收到莎莎一封信，说勒热纳小姐给她母亲写过信，告诉她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学起来非常可怕。马比耶太太回信说，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想象力，她感到担心的是浪漫主义的陷阱而并非现实主义。我们未来的文学教授罗贝尔·加利克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其神修毋庸置疑。他肯定地告诉马比耶太太，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而不会遭天罚。这样我的希望可以变成现实了。这种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我仍然是与莎莎去共同经历。
一种新生活，一种别样的生活。我比头一回进学校前夕更加激动。躺在落叶之上，目光被葡萄园诱人的颜色晃得迷迷糊糊，我反复说着两个严肃的名词：学士学位、教师资格。所有障碍、所有墙壁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广阔的天地里前进，穿越世界的真理。未来不再仅是一种希望，我已经触摸到它。学习四五年，然后就过上我用自己双手塑造的生活。我的人生将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它将随着我的讲述而变得真实。
karlchristophtraugotttauchnitt（1798—1844），德国印刷出版商。
指上帝。
alceste，philinte,莫里哀《愤世嫉俗》里的人物。
albrecht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油画家、版画家、装饰设计家和理论家。
louisvieillot（1813—1883），法国记者，教皇至上主义者的领袖，对法国教会颇有影响。
louismadelin（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
théodoregosselin（1855—1935）的笔名，法国期刊历史专栏作家。
frantzfunck-brentano（1862—1947），法国历史学家，对旧制度有深入研究。
amélie-césairecarette（1839—1926），法国皇后欧仁妮的宫中女官。
thomaswoodrowwilson（1856—1924），美国政治家，1913—1921年间担任美国总统。
françoisguizot（1787—1874），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首相，著有《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写告发信的人。
marcsangnier（1873—1950），法国记者、政治家，《犁沟报》创办人。
charles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民族主义者、君主政体拥护者，因“二战”时期支持维希政权被判无期徒刑。
eugéniedeguérin（1805—1848），法国诗人莫里斯·德·盖兰的姐姐，在诗人去世后编辑并出版了他的日记。
henrybernstein（1876—1953），法国剧作家。
palatino，古罗马建于其上的罗马七山丘之一。
pierrederonsard（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最多产的诗人。
etiennebonnotdecondillac（1715—1780），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逻辑学家，感觉主义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