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八年一月九日早晨四点钟，我出生在临拉斯帕耶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室内全是漆成白色的家具。第二年夏天照的全家福上，只见几位穿着长袍、头戴饰鸵鸟羽毛帽子的少妇，几位头戴扁平窄檐草帽或巴拿马草帽的先生，全都笑眯眯地看着一个小宝宝：他们是我的父母、祖父、叔伯、姨婶们；小宝宝就是我。我父亲三十岁，母亲二十一岁，我是他们的头一个孩子。把相册翻一页：妈妈怀里抱着的婴儿不是我，而是我刚刚出生的妹妹。我穿一条褶裙，戴一顶贝雷帽，两岁半了。似乎我嫉妒妹妹，但为时很短。就记忆所及，我一直以长女、排行老大而自豪。头戴红色兜帽，手拎小篮子，里面装着烘饼、黄油什么的，我觉得比呆呆地躺在摇篮里的婴儿有意思。我有一个小妹妹，那个娃娃就不能这么说了。
对于我的幼年时代，我只保留着一种模糊的印象：一种红色、黑色和温暖的印象。家里那套房子是红色的，人造毛地毯、亨利二世式的餐厅、玻璃门上有凹凸花纹的绸帘子、爸爸书房里的绒布窗帘，全都是红色的；而这个神圣的房间里的梨木家具都已变黑。我钻进书桌下凹陷的地方，蜷缩在黑暗之中。那底下又黑又温暖，感觉人造毛地毯的红色刺眼睛。我的整个幼年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我又是看又是摸，在安乐窝里认识世界。
我平日里全靠路易丝照护。她早晨给我穿衣服，晚上为我脱衣服，和我睡同一个房间。她年轻但不漂亮，也没有神秘可言，因为至少我是这样觉得，她仅仅是为照护我妹妹和我而存在的。她从来话不高声，从来不无端呵责。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堆沙堆，摇哄我的金发布娃娃布隆迪娜时，她平静的目光总是保护着我。我的布隆迪娜是在一个圣诞夜里从天上下凡的，还带着装有她的行装的箱子哩。夜色降临时，路易丝就坐在我身边，给我看图画，还一边讲故事。她的存在对我而言，像我脚下的土地一样自然且必不可少。
母亲对我反倒疏远一些，也更随性，她让我产生爱意：我常常坐在她的膝头上，钻在她幽香、温暖的怀里，在她那少妇的皮肤上印满吻；夜里她有时会出现在我的床边，像图画里的美人一样美丽，不是穿着绿色绒长袍，上面点缀着一朵淡紫色的花，就是穿一件黑得闪闪发光的长袍。她发脾气时，就“两眼瞪着我”；雷鸣电闪般的发怒，让她的脸显得难看，我挺害怕；我需要她的微笑。
至于父亲，我很少见到他。他每天早上去“宫”里，腋下夹个公文包，里面装满碰不得的东西，被称为资料。他既没有大胡子也没有小胡子，倒是那对蓝色眼睛里总是洋溢着欢乐。傍晚回来时，他总给妈妈带帕尔马紫罗兰，两个人相互拥抱欢笑。爸爸也对我笑，还让我唱歌：“这是一辆灰色的汽车”，或者“她有一条木头的假腿”。他还在我的鼻尖下变出一枚枚一百苏的硬币，惊得我目瞪口呆。他逗我玩、关心我、让我感到高兴，可是他在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很明确。
路易丝和妈妈的主要职责是喂养我；她们的任务并非总那么容易完成。世界通过我的口进入我的体内，比通过眼睛和手进入我的体内要更亲密一些。我并不全盘接受。新鲜小麦做的糊糊、燕麦糊和面包汤，全都淡而无味，咽得我直流眼泪；腻人的油脂、黏糊糊的贝肉团，令我反胃。我又哭又叫又呕吐，那样反感又那样固执，她们只好放弃硬喂我吃了。相反，在孩子的心目中，美、华丽、幸福都是可以吃的。我热衷于利用小孩子的特权，常常站在瓦文街的糖果店前发愣，看到那些闪闪发光的蜜饯、闪着暗色的果酱和五颜六色、微酸的糖果，被迷住了；绿、红、橙、紫这些颜色本身和它们可能带来的快感，都令我馋涎欲滴。我常常运气好，欣赏最终变成快乐的享受。妈妈在研钵里把糖衣杏仁研碎，将粒状的粉末掺进黄色的奶油，糖果的玫瑰色变浅了，成了各种美味的色调，我将小勺伸进一抹夕阳之中。晚上父母接待客人，在客厅里几面镜子的映照下，一盏水晶灯的灯光变成了好多灯光。妈妈坐在三角钢琴前面，一位穿珠罗纱裙的夫人拉小提琴，一位表兄弟拉大提琴。我将一枚糖衣干果放进嘴里一咬，只觉得一团光紧贴上腭一闪，带着一股黑加仑或凤梨的味道：我拥有各种颜色、各种闪光，各种纱罗巾、钻石和花边；我拥有全部欢乐。流淌着奶和蜜的天堂从来不曾吸引过我，但是我羡慕“面包片夫人”用松糕搭成的卧室。我们居住的世界如果整个儿能吃，我们将怎么样占有它啊！长大之后，我恨不得吃开花的巴旦木树，啃糖衣杏仁般的落日。纽约那些贴着天的霓虹灯，都像巨大的糖果，我为吃不着而感到失望。
吃不仅是一种探索、一种征服，而且是我最严肃的责任。“吃妈妈一勺，吃奶奶一勺……你如果不吃，就长不大。”家里人让我背贴着门厅的墙站直，紧贴着我的头顶在墙上画一道，与前些时候画的一道一比较：我长高了两三厘米。大家祝贺我，我昂首挺胸扬扬自得。不过，有时候我感到担心。阳光抚弄着打蜡的镶木地板和漆成白色的家具，我打量一眼妈妈坐的那把扶手椅，心里想：“我再也不能坐在她膝头上了。”未来蓦地呈现，它将把我变成另一个看似我而其实不再是我的女孩。我预感到喂养将停止，再没有人理、再没有人管，有的是接踵而来的种种痛苦。“吃爷爷一勺……”我仍然吃着，为自己不断长大而自豪；我不希望永远是一个娃娃。只有强烈地感受这种冲突，我才能这样细致地回忆起路易丝给我读的那本讲夏洛特故事的画册：一天早晨，夏洛特发现在她床头的一把椅子上，有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玫瑰色糖蛋。这个糖蛋很吸引我。它像肚子和摇篮那么大，然而是可以吃的。夏洛特不肯吃其他任何食物，她一天天变小，变得小小的，险些在一口平底锅里淹死了。厨娘不经意间把她倒进垃圾箱，被一只耗子拖走了。被人救了之后，夏洛特既后怕又懊悔，便贪馋地总是把自己塞得饱饱的，结果膨胀得像个气球。她母亲领着一个圆咕隆咚的怪物又去看医生。我克制住馋欲，仔细看根据医生所规定的饮食制定的图画：一杯巧克力、一个带壳煮的溏心鸡蛋、一块焦黄的排骨。夏洛特恢复了正常体形。我呢，也安然无恙地脱离了那时而让我变成胎儿、时而让我变成胖妇人的险境。
我继续长大，知道自己注定要过世俗生活，便从自己的模样中寻求救助。每天早晨，当路易丝用一根短棍为我卷头发时，我总是满意地端详着镜子里自己两边带鬓角发卷的脸庞：碧眼褐发的女孩据说不同寻常，而我已经学会把稀罕之物视为珍贵。我悦己而又力图悦人。我父母的朋友们助长我的虚荣心，都彬彬有礼地讨好、奉承我。我羡慕皮大衣和光滑如缎的女短上衣；我更加尊重男人，尊重他们的小胡子、身上的烟草味、低沉的嗓音和抱起我的胳膊。我特别想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我说蠢话，一刻也不安生，我想听到他们的一句话，能够启迪我的朦胧意识，使我实实在在地存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一天晚上，当着爸爸一位朋友的面，我固执地拒绝一盘烧生菜。在假期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爸爸的这位朋友风趣地问道：“西蒙娜还喜欢烧生菜吗？”在我眼里，文字比口头说的话更有魅力：我喜笑颜开。当我们在德尚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再次遇到达尔代勒先生时，我希望他能说一些妙趣横生的话逗我，还试着逗他，可是他毫无反应。我还想挑逗，大人叫我闭嘴。我气恼地发现，荣耀只是过眼云烟。
这类失望平常我都能幸免。在家里，一点小事都会引起纷纷议论。大家都愿意听我的故事，重复我的话。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堂兄弟姐妹，一大家子人确保我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一大批神明关怀地向着我呢。我刚会走路，妈妈就领我去教堂，指给我看小耶稣、仁慈的上帝、圣母和众天使的像，有蜡做的、石膏塑的，也有画在墙壁上的。其中有一个天使像路易丝一样，是专门分配关照我的。我那繁星点点的天空，闪耀着许多守护我的眼睛。
在凡间，妈妈的母亲和妹妹争相关心我。外婆双颊红润，满头银发，戴着钻石耳环，嘴里嗍着像高帮皮鞋纽扣一样又硬又圆的口香糖。我很喜欢口香糖透明的颜色。我爱外婆，因为她老了；我爱莉莉姨妈，因为她年轻。莉莉姨妈像孩子一样住在父母家，我觉得她对我来说比其他大人更感到亲近。外公面颊红红的，秃顶亮亮的，下巴颏儿总有一层浅灰色的沫子，显得脏兮兮的。他常让我坐在他的脚上认真地颠着，可是他的嗓音很粗，你从来弄不清楚，他是在逗你玩儿，还是在呵斥你。我每周四在他们家吃午饭，有油炸千层酥、白汁肉块、奶油蛋白甜点：外婆让我大饱口福。饭后，外公躺在一把包织锦的扶手椅里打瞌睡，而我在餐桌下玩不出声音的游戏。等外公走了，外婆才从碗橱里拿出那个金属的陀螺，让它带着拴在上面的一些五彩圆纸板旋转。还有一个铅制的老头，外婆称之为“患肠绞痛的老爹”，点燃它屁股后面一个白色的囊，就会从里面蹿出一条浅褐色的小蛇。外婆还和我一起玩多米诺骨牌、纸牌和棒棒游戏。在这间比古玩店后间还拥挤的餐厅里，我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四面墙壁没有一面是空的，全都挂满了挂毯、瓷盘、色调朦胧的画；一只死火鸡躺在一堆绿卷心菜中间；独脚小圆桌上放满了拉绒和长毛绒织物、凸花花边和插在铜花瓶里的蜘蛛抱蛋。这一切使我感到烦闷。
有时莉莉姨妈领我出去玩。不知怎么那样幸运，她好几次带我去看马术比赛。一天下午，在伊西雷穆利诺马术赛场的看台上，我坐在她旁边，看见天空中有几架双翼飞机和单翼飞机在翻飞。我们关系很融洽。我最遥远、最愉快的回忆之一，就是和她一块儿在上马恩省的维兰古堡，即外婆的一个妹妹家小住了几天。年老的阿丽丝姨婆，早年丧女又丧夫，孤单一人，耳朵又聋，住在一个花园中央的一座大房子里。那座小城，街道狭窄，房舍低矮，看上去仿佛是按照一本图画册里的图画仿造的。护窗板上凿有三叶形和心形的洞，用呈小人形的铁钩挂在墙壁上；叩门锤呈手掌形状；一道高大的门朝向一个有黄鹿在奔跑的公园；一座石塔上爬满犬蔷薇。小城的老小姐们热情欢迎我：艾丽莎小姐给我心形的香料蜜糖面包；玛特小姐有一只神奇的老鼠——它被关在一个玻璃盒子里，从一条缝里塞进一块纸板，上面写有一个问题；老鼠转圆圈，用嘴去顶一个格子，那格子正好放着印有答案的一张纸。最令我惊奇的是，马斯博士的几只母鸡下的蛋上面，有木炭画的图案。我亲手从鸡窝里取出那些蛋，所以后来当一个小女友表示怀疑时，我便反驳说：“那些蛋是我亲手捡起来的！”我喜欢阿丽丝姨婆花园里修剪整齐的紫杉、黄杨树浓重的香气，还有一株千金榆树下一件像摆食物的台子一样妙不可言的东西：那是一块像柜子的石头，一张石桌。一天上午有一场雷雨，我和莉莉姨妈在餐厅里玩，突然一个雷落在房顶上。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感到十分自豪：每当遇到一件什么事情，我都觉得自己算个人物。我还体验过更美妙的快乐呢。一般人家的墙头都长铁线莲。一天早上阿丽丝姨婆没好气地叫我：地上扔有一朵铁线莲花，她说是我摘的。碰花园里的花是一种罪过，我不是不知道其严重性。可是我并没有犯这罪过，便表示抗议。阿丽丝姨婆不相信我的话。莉莉姨妈激烈地为我辩护。她是我父母的代表，我唯一的评判者。一张老脸长满斑的阿丽丝姨婆，像一个虐待小孩子的凶老妖婆。这是善的力量为了保护我，而向错误和不公发起的一场战斗，我得意地助战。在巴黎，父母和爷爷奶奶都义愤地站在我一边。我品尝着自己的品行取得的胜利。
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为我提供了保护、抚爱和乐趣，我是一个很快乐的小女孩。然而什么东西出了毛病，因为有时狂怒的发作让我倒在地上，脸色发青，浑身抽动。我三岁半，我们在一家大宾馆沐浴着阳光的露天座位吃午饭——那是在迪沃纳-勒班。大人给了我一个红李子，我开始剥皮。“不要剥皮。”妈妈说。我大喊大叫着倒在水泥地板上。我在布西科广场的中心公园垒沙堆，路易丝硬拉着我离开了那里，我便沿整条拉斯帕耶大街不停地吼叫。在这种时候，无论妈妈愤怒的目光，还是路易丝严厉的声音，抑或爸爸发表的奇谈怪论，对我都不起作用。我叫喊得那样响，叫喊的时间那样长，走到卢森堡公园，有时人家还以为我是一个受虐待的孩子呢。“可怜的孩子！”一位夫人说着递给我一块糖。作为感谢我踢她一脚。这件事引起了轰动，一位肥胖、上唇汗毛特重、耍笔杆子的大婶，在《模范娃娃》杂志上讲述了这件事。我分享着我父母对印刷品的敬畏。透过路易丝给我读的那篇记述，我觉得自己是个人物。然而渐渐地我感到难为情了。“可怜的路易丝常常伤心地哭泣，一边怀念她的羔羊。”那位大婶写道。路易丝从来不哭，也没有羔羊，她爱我。怎么能把一个小女孩比作羊呢？这一天我怀疑文学和真相之间所维持的，仅仅是一些不清不楚的关系。
我经常自问我一次次发作的理由和意义。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充满激情与活力，我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走极端的心态。让反感发展到作呕，让欲望发展到念念不忘的程度，这就使得我所喜欢的事物与我不喜欢的事物之间，相隔了一条鸿沟。我不能毫不在乎地接受自己从完满堕入虚无，从极乐堕入恐怖。如果认为这是必然的，我也就认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对一件东西发过火。不过，我拒绝向这种摸不着的力量即言辞让步。引起我反感的，往往是不经意地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应该……不应该……”它转瞬间就会破坏我所专注的事物和我的快乐。针对我的命令和禁忌的任意性，说明它们本身就经不起推敲。昨天我剥了一个桃子的皮，为什么这个李子不要剥皮呢？为什么刚好在这一刻我要放弃游戏呢？我遇到的到处是限制，没有一处遇到必须。在像冷冰冰的石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规则之中，我依稀看见令人眩晕的虚无：我就是坠入了这个深渊，嘴巴被叫喊撕裂。我趴在地上，乱打乱踢，用肉体的重量对抗那无形中控制我的力量。我迫使它变成有形的力量。他们抓住我，把我关进放扫把和鸡毛掸子的黑屋子。于是我可以拳打脚踢真正的墙壁，而不再是与摸不着的意志搏斗了。我知道这种斗争徒劳无功：自妈妈从我手里夺过血红的李子，路易丝把铲子和模具放回筐里那一刻起，我就被打败了。可是我不服输，要败就败到底。我的惊悸和令我两眼蒙眬的泪，碾碎了时间、消融了空间，既荡除了我的欲望的目标，也荡除了横隔在我和目标之间的障碍。我昏昏沉沉、软弱无力，一切都退去了，只剩下我形单影只的存在，这存在爆发为久久的号叫。
大人们不仅愚弄我的意志，而且我感觉到自己是他们心理活动的牺牲品。他们的心理活动有时起着一面可爱的镜子的作用，也能对我施以魔法，把我变成动物或东西。“她的腿肚子多漂亮，这个小姑娘！”一位夫人一边俯身来摸我，一边说。我本来可以说：“这位夫人真愚蠢，她把我当成了一只小狗。”那样我就得救了。可是，三岁的我没有任何能力对付那恭维的声音和贪心的微笑，我只能尖叫着扑向人行道。后来，我学会了几招防卫术，但提高了要求：只要人家把我当孩子对待，我就觉得自己受伤了；我知识狭隘、能力有限，但认为自己并不失为堂堂正正的人。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玛格丽特姨妈牵着我的手。她不太善于和我说话，我突然寻思：“她怎么看我呢？”心头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内心深处，而她一无所知。她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我身体尚未发育长成，而没想到我内心深处什么也不短缺。我决计长大之后，一定不要忘记，人到五岁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正是大人们在藐视时所否认的，我因此被触怒。我有着不健全人的敏感。玩牌时外婆作弊让我赢，或者莉莉姨妈给我出太容易的谜语，我都会生气。我常常怀疑大人们装模作样。我太信任他们，无法想象他们会受骗上当。我疑心他们是特意合计好了来捉弄我。在一次喜筵快结束时，爷爷想和我碰杯，我感到大为扫兴。一天我跑得满头大汗，路易丝拿了条手帕要帮我擦擦，我气冲冲地挣脱，觉得她假惺惺的。不论有理没理，只要感到大人利用我的天真来耍弄我，我就会奋起反抗。
我的暴戾令人害怕。大人呵斥我，给我一点惩罚，但很少打我耳光。“西蒙娜嘛，你只要碰一下她，就会脸色发青。”妈妈说。一位叔叔气极顾不了这个，令我大吃一惊，发作骤然停止。他们大概能够轻易地制服我吧。不过，父母并不把我的狂烈看得太严重。爸爸不知滑稽地模仿什么人，打趣地说：“这孩子就是不好相处。”有人不无带点得意地说：“西蒙娜倔强得像头骡子。”我从中沾了光，越发任性，以不听话为乐事。在全家照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我吐舌头，大家围着我笑。这些小小的胜利鼓励了我，不把规矩、礼仪、习俗看成不可逾越的东西；这些小小的胜利也是某种乐观情绪的根源，不惧怕一切管教。
至于我那些失败，它们并没让我感到屈辱和愤怒。每当眼泪哭干了、嗓子喊哑了，我最终投降时，人已经筋疲力尽，再也没力气去吃后悔药了，往往连反抗的目标也忘得一干二净。找不到为自己的过火行为辩护的理由，颜面难顾全，我心里充满内疚。不过内疚很快烟消云散，因为我不难获得原谅。总之，我的发作抵消了管束我的规矩的专横，避免我把积怨埋在心里生闷气。我从来不会认真地对权威提出质疑。只有当大人的所作所为暴露了我的小孩子身份的暧昧，我才会觉得可疑。我的反抗所针对的就是后者。我毫无保留地接受向我提出的信条和价值观。
我的世界划分为两大范畴，就是善与恶。我处于善的范畴之中，这里充满幸福和美德，相得益彰，不可分割。我经受过莫名的痛苦，有时会碰破头、擦破皮、脸上长个脓包，模样都变了。一位医生用硝酸银棒为我炙脓包，我大喊大叫。不过这类小事故很快就平复了，动摇不了我的信条：人的苦乐与人的素质相符。
我与善密不可分，所以很快就知道善包含着细微的差别和不同的程度。我是一个善良的小女孩，但常常犯错误。阿丽丝姨婆经常祈祷，肯定能升天堂，然而她对我不公正。在我应当热爱和尊敬的人当中，有一些在某些方面受到我父母的指责，甚至外公外婆也免不了受他们批评。他们总是与一些表兄弟不和，而这些表兄弟妈妈经常去看望，我觉得都挺和蔼可亲的。“不和”这个字眼，令人想到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可不喜欢。他们为什么彼此不和？怎么会弄得彼此不和呢？我觉得不和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高度赞同妈妈。“你昨天去谁家了？”莉莉姨妈问我。“我不告诉你，妈妈不让我说。”莉莉姨妈和她母亲意味深长地交换一个眼色。有时她们会说出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怎么？你妈妈还在奔忙？”她们的恶意降低了她们的威望，而对妈妈毫无损害。这倒也不影响我对她们的感情。从令人满意的角度讲，我觉得这些二等人物自然不像至圣神明那样无可指责：路易丝和我父母掌握一贯正确的垄断权。
善与恶被一柄烈火之剑隔开。我从来没有面对面看见过恶。有时，父母的声音变得严厉，从他们的气愤和恼怒，我猜想在他们周围存在一些真正黑心的人，我不知道是哪些人，也不知道他们的罪孽。恶保持着距离。我只能通过神话中的一些面孔，来想象恶的帮凶是什么样子——魔鬼、老妖婆卡拉波斯、灰姑娘的姐妹，他们本身的样子都见不着，我便把他们统统视为精怪。恶魔造孽犹如烈火焚毁，是不需要理由和借口的。地狱是其出生地，受刑罚是其命运，对其受的刑罚表示同情，在我看来是亵渎神明。老实说，矮人们给白雪公主的后母穿的烧红的铁靴、烤魔王路济弗尔的烈火，在我看来根本不是给人展示受煎熬的肉体的形象。吃人妖、巫婆、魔怪、后母、刽子手等，这些没有人性的家伙象征一种抽象的力量，他们所受的刑罚抽象地说明了他们应得的报应。
我与路易丝和我妹妹出发去里昂时，心里希望能碰上露出真面目的敌人。我们受到几位远房表亲的邀请，他们住在里昂市郊一座大花园环绕的房子里。妈妈提醒我，西尔苗纳家的几个孩子没有了娘，不总是很乖，经文也念不好；当我念经文时，他们如果嘲笑我，我不要感到难堪。我觉得自己弄明白了，这几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位年迈的医学教授，不把仁慈的上帝放在心上。我穿着被投给狮子的圣女布朗蒂娜式的宽大白长裙。我感到失望，没有任何人攻击我。西尔苗纳姨父离开家时，低声说：“再见，愿上帝赐福给你们。”看来他并非不信教的人。我的几位表兄弟——他们一共七位，年龄从七岁到二十岁——确实都行为乖张。他们隔着大花园的铁栅栏门，向街上的顽童扔石头，相互打架，折磨和他们一块生活的一个痴呆的小孤女，他们夜里从父亲的书房里弄出一副人体骨骼，披上条被单来吓唬她。我虽然感到困惑，但觉得这些怪异行为并不那么严重，从中并没有发现难以想象的邪恶。我平静地在一丛丛绣球花之间玩耍，世界的反面一直对我隐藏不露。
然而，一天晚上，我觉得脚下的大地晃动了。
我们的父母也来与我们会合了。一天下午，路易丝带领我和妹妹去参加一个主保瞻礼节，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回，离开时已是黄昏。我们边走边聊，笑声不断，我吃着自己非常喜欢的仿制品——甘草棒，这时妈妈出现在道路的拐弯处。她头上披一条绿色薄纱巾，噘着嘴：“都什么时候了，才回来？”她最年长，是“太太”，有权呵斥路易丝。可是我不喜欢她噘着嘴，也不喜欢她这口气；我也不喜欢路易丝忍耐的目光里闪现出的一种不友好的东西。这天晚上——或者另一个晚上，反正在我们的记忆里，这两件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和路易丝在花园里，还有一个人我说不出名字。天挺黑，住宅正面外墙黑糊糊的，有一扇窗户开着，房间里亮着灯。我们看见两个身影，听见两个激动的声音。路易丝说：“听，先生和太太在吵架。”刹那间，宇宙倾覆了。爸爸和妈妈不可能是仇敌，路易丝不可能是他们的仇敌。当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时，天堂和地狱就合二为一，黑暗和光明就混淆不清了。我陷入了创世之前的混沌之中。
这场噩梦倒是没有持续。第二天早晨，父母双亲又满面微笑，也恢复了平常的声音。路易丝的冷笑留在我心里，但我不予理会。有许多小事我都这样让它们湮没在迷雾之中。
有些事情我其实感受非常强烈，永远忘不掉，却能做到绝口不提，这种秉性是我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启示之一。人们告诉我的世界，是按固定的坐标和分明的类别和谐地安置的。中性的概念都被排除：要么是叛徒，要么是英雄，要么是变节者，要么是殉道者，没有中间分子；凡是不能吃的果子都是有毒的；人们肯定“我爱”我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最受冷落的叔祖父母。自我牙牙学语开始，我的经历戳穿了这种本质主义。白很少是纯白的，邪恶的黑色隐匿着，我看到的是白不白黑不黑的灰色。只是当我试图抓住它们模糊不清的区别时，不得不倚仗词句，才又回落到了概念分明的世界里。我凭双眼看到的东西，我确实感受到的东西，大概勉强可以归于这个范畴。神话和老生常谈压倒真理。真理无法确切地说出来，我便悄悄地把它塞进微不足道之中。
不靠语言帮助的思维既然受挫，我便估摸着语言完完全全地涵盖了现实。因此我可能是受了大人的启蒙，从而把他们视为掌握绝学的人：他们所指是一件事物，而所表达的则为事物之精髓，即如水果之汁。在词语与其表达对象之间，我想象不出有任何距离可容纳谬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依循语言而不加批评、查考，甚至情形令我疑惑时亦如此。西尔苗纳家我的两位表兄嘴里嗍着苹果糖。“这是通便的药。”他们对我说。他们的冷笑告诉我，他们在嘲笑我。然而，他们用的词与那灰白色的棒棒糖融合在一起了，我不再馋那棒棒，因为在我眼里，它们现在是介乎那种糖和那种药之间似是而非的东西了。
然而，我记得有一个事例，语言并未压倒我的确信。在乡下，假期里家人有时会带我去一位远房小表兄家玩。小表兄住着一个大花园里的一座漂亮房子，我跟他玩得相当好。“这是一个可怜的傻子。”一天晚上父亲对我说。小表兄桑德里年龄比我大得多，但我觉得他是个正常人，因为他跟我很亲近。不知道是否有人让我看过或对我描述过傻子，我觉得傻子都带着一脸傻笑，两眼无神。我再见到桑德里，便尽量拿这个形象来对照他的模样，却怎么也对不上。或许他是内心深处而并非表面上像傻子吧，可是这种想法令我反感。一方面我心里想把事情弄个明白，另一方面父亲侮辱了我玩耍的伙伴，我对他心存怨恨，所以便去问桑德里的祖母：“桑德里真的是个傻子吗？”我问道。“不，他才不傻呢！”祖母像受了冒犯似的答道。她非常了解自己的孙子。也许爸爸搞错了？我感到困惑。
我并不怎么依恋桑德里，上面这件小事令我感到意外，但甚少触动我。只有当语言的魔法咬噬我的心时，我才发现了它。
妈妈头一回穿一件橘红色连衣裙，路易丝跟对面一家的女佣说：“你看见太太的穿着了吧，一个十足的古怪女人！”另一天，路易丝在住宅楼的门厅里与门房的女儿闲聊，而在两层楼上面，妈妈正一边弹钢琴一边唱歌。路易丝说：“啊！又是太太在大喊大叫啦！”古怪女人，大喊大叫。这两句话我觉得不堪入耳。它们哪里与妈妈挨得上边呢？妈妈是那样美丽、高雅、精通音乐。然而，这两句话是出自路易丝之口，怎样驳斥呢？对其他人，我知道争辩。可是路易丝就是公正、就是真理，我对她的尊重不容许我对她进行评判。仅仅质疑她的欣赏能力是不够的。为了抵消她这种恶言的影响，必须归咎于她的恶劣情绪，也就是承认她与妈妈相处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两个必然有一个不对！不。我希望她们两个都完美无缺。我努力去除路易丝这两句话的实质内容：这只不过是从她嘴里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其原因我搞不明白而已。我并没有完全成功。从此以后，每当妈妈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当她大声唱歌时，我会有一种不自在之感。另一方面，现在我知道，不必对路易丝所有的话都那么认真，所以不像以前那样完全乖乖地听她的话了。
一旦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便赶紧躲避，因此很愿意反复谈那些自己觉得没有风险的问题。出生问题甚少令我不安。开初听见有人说，孩子都是父母买来的。这个世界如此之大，充满闻所未闻的奇迹，说不定某个地方会有一间婴儿仓库的。这个想法渐渐消失了，我满足于一种更虚幻的解答：“是上帝创造了婴儿。”上帝从混沌中造出大地，用泥巴造出亚当，他让柳条小摇篮里冒出一个婴儿，就毫不稀奇了。乞求于上帝的旨意，平息了我的好奇。大体上，上帝的旨意可能解释一切。至于具体细节，我想我会逐步发现的。令我好奇的是，父母存心不让我听到他们的某些交谈，我一走近，他们就压低声音或者不作声了。这就是说，有一些我听得明白的事情，不能让我知道。是些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呢？妈妈禁止路易丝给我读塞居尔夫人的一篇故事，因为这篇故事会让我做噩梦。图画上看到的那个穿兽皮的小伙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也白搭。在我看来，《熊崽》就体现了神秘。
宗教的伟大奥义太深奥、太难懂，倒是不令我惊奇了。但是熟悉的圣诞节奇迹却令我深思。万能的小耶稣贪玩而下到烟囱里，像一个普通的通烟囱工人，我觉得不恰当。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想了好长时间，终于向父母和盘托出，他们才说明了真相。令我愕然的是，我居然如此实诚地相信了一件不真实的事情，其中必然有虚假的可信之处。我不会从这件事得出实际的结论，不会想父母欺骗了我，他们可能还会欺骗我。也许我不会原谅他们对我说的谎话；他们的谎话令我灰心丧气，感受到切肤之痛的伤害。我会反抗，会变得多疑。魔术师向观众公开了自己的戏法，观众会感到受到捉弄。我不会比观众更感觉受到了捉弄。当我发现我的布隆迪娜坐在我鞋旁边它的箱子上时，我是那样欣喜若狂，因而对父母骗了我，也就心存感激了。如果不是从他们嘴里了解到真相，我可能会怨恨他们。他们承认骗了我，就以他们的坦诚令我信服了。如今他们像对大人一样和我说话。我为自己获得了新的尊严感到自豪。他们哄骗小孩子，我接受，反正我不再是小孩子了。大人继续哄骗我的小妹妹，我认为是正常的。我嘛，已经跻身于大人这一边，料定从今以后大家都会对我讲真话了。
父母对我的问题都欣然回答，我的无知一表达出来就消除了。然而，我意识到有一个不足之处：在大人眼前，书里一行行黑斑变成了文字；我左看右看，那些黑斑我也是看得见的，但看不明白。家里很早就让我玩字母了。三岁的时候我就跟着说o叫做o、s是s，就像一张桌子是一张桌子。字母表我差不多认全了，可是印出来的一页页书依旧缄默不语。一天我脑子里喀哒了一声。妈妈把《雷仁博识字法》翻开放在餐桌上。我注视着母牛图和c、h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念ch。我突然明白了，它们并不像物体一样具有一个名称，而是代表一个声音。我明白了何谓一个符号。我想尽快让人教我认字，可是我的思想让我半途停止了。我看出来那图像不折不扣地代表了与它相符的声音；这图像和声音都来自它们所表达的物体，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制的成分。理解了符号不等于理解规则。所以当外婆要教我音符时，我硬是不肯学。她拿一根毛线针指着一张谱表上的全音符。这条线对应钢琴的某个键，她向我解释说。为什么呢？怎么对应呢？我看不出那张横线纸与钢琴键盘之间有任何共同之处。有人企图给我强加莫名其妙的限制，我就反抗；同样，不绝对真的事实我也不接受。我只愿意顺从必然；人作出的决定或多或少都是出于心血来潮，其分量不足以让我非赞同不可。我固执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服输了：一天我学会了音阶，但我仿佛觉得是学一个游戏规则，而不是学一种知识；相反，我轻松地对算术产生了兴趣，因为我相信数字是实在的。
一九一三年十月我五岁半的时候，家里决定让我进一所名字吸引人的学校，即德西尔学校学习。初级班班主任法叶小姐在一间庄严肃穆、门包软垫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她一边和妈妈说话，一边抚摩我的头发。“我们不是小学教员，而是教育者。”她解释说。她穿一件不袒露肚腹的无袖女胸衣、一条很长的裙子，在我看来她太虚情假意。我喜欢矜持点的性格。然而，头一回进课堂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前厅里高兴得又蹦又跳地叫：“明天我就去上学了！”“这个嘛，不会总让你开心的。”路易丝对我说。这一次她说错了，我可以肯定。想到就要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就兴奋异常。直到这时，我一直是在大人们的边缘成长。从现在起我就有自己的书包、自己的课本、自己的练习本、自己的任务了，每一周、每一天，都将按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进行分配；我依稀看到未来，它不会使我脱离自己，而会沉淀在我的记忆里：一年又一年，我将不断地充实自己，同时忠实地保持这个小学女生的本色；此时此刻，我正庆祝这个小学女生的诞生呢。
我如愿以偿，每逢周三、周六都参加一个钟头的祝圣仪式，那盛况使我的整个星期变得美好。学生们围绕一张椭圆形桌子坐好，法叶小姐坐在主教座般的高背椅子上主持仪式。特意供奉在高处的阿德丽娜·德西尔像，在镜框里守护着我们。我们的母亲坐在黑色仿皮长沙发上，做着刺绣、打毛线等女红活儿。她们根据我们表现得乖还是不很乖给我们打分，快下课时我们大声念出自己的分数，法叶小姐把它们登记在她的记分册里。妈妈每次都给我打十分，打九分会使我们母女俩丢面子。法叶小姐给我们发“满意卡”，学期末我拿这些卡换切口涂金的书。然后她站在门口，在我们每个人额头上印一个吻，给我们的心灵留下好主意。我会读、会写，也开始会数数了：我是“零”班的明星。圣诞节前后，老师给我穿上带金色饰带边的白色长袍，装扮成幼年耶稣，其他小女孩都向我下跪。
妈妈检查我的作业，一丝不苟地让我背课文。我喜欢学习，我觉得《圣经》比佩罗的童话故事更有趣，因为它所讲述的奇迹，都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我也迷恋我的地图册里的一幅幅地图。岛屿的孤寂、海岬的胆壮、与大陆相连的狭长半岛的单薄，令我心驰神往。长大后，我从飞机上看到镶嵌在蓝色大海上的科西嘉岛和撒丁岛时，重新领略了对地理的这种心醉神迷，而在被真正的阳光照亮的哈尔基斯，我重新获得了一个地峡被两个海扼住的完美要领。一幅幅精确的图，牢牢地镌刻在世纪石壁上的一段段小故事：世界是一本色彩亮丽的图画册，我醉心地翻阅着。
我之所以对学习这样感兴趣，是因为日常生活不再令我满足。我住在巴黎，一个由人工布置、完全驯化的环境里：街道、房屋、有轨电车、路灯、家用器具，所有东西都平淡无奇，仿若概念，各有功用而已。卢森堡公园，里面的树丛不得触碰，草地不准践踏。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个游戏场所。有些地方，透过一道裂口，瞥见画布后面模糊难辨的深处。地铁的隧道向着大地神秘的心脏，无限地延伸。蒙帕纳斯大街，在如今的法兰西学院所在地，那时是一个很大的堆煤场“朱格拉”。从堆煤场出来的人，脸都黑糊糊的，头上顶着麻袋。在一堆堆焦炭和无烟煤，在烟囱冒出的油烟里，大白天也徘徊着被上帝与光明分开的黑暗。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黑暗。在我所处的文明世界里，令我惊异的东西寥寥无几，因为我不知道人类的影响始自何处，止于何处。飞机和飞艇有时飞越巴黎上空，大人们远远比我更感到惊奇。至于娱乐，甚少有人向我提供。父母带我去香榭丽舍大街看过英国国君经过；我在那里观看过四旬斋狂欢日大游行，后来还观看过陆军部长加列尼的葬礼。我跟随过宗教仪式队伍，参观过临时祭坛。我几乎从没去过马戏场，很少去布袋木偶戏剧院。我有一些令我开心的玩具，而令我着迷的只是少数。我喜欢把眼睛贴在立体镜上，观看它把平面图像变成三维场景；或者观看活动电影放映机里，一盘静止的图像胶片转动起来而生成马儿奔驰的场面。大人给了我几种画册，只要用拇指一按，里面的图像便能活动起来，例如一些画页上静止不动的小姑娘会跳起来，拳击手会开始拳击。还有影子戏、光线投射。光学幻影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幻影在我眼前不断地组合再组合。大体上，我的市民生活很不丰富，根本无法与书本所包含的丰富多彩相媲美。
当我离开城市，被带到动物和植物之中，被带到峰峦叠嶂、沟壑纵横的大自然之中时，一切都变了。
我们常去利穆赞大区爸爸的老家过夏天。爷爷退休了，住在乌泽什附近一座由他爸爸购置的住宅里。他蓄银白的连鬓胡子，头戴鸭舌帽，胸佩荣誉勋位勋章，成天哼着曲子。他告诉我树木、花草和小鸟的名字。孔雀在爬满紫藤和紫葳的房子前面开屏。我欣赏大鸟笼里的红头雀和锦鸡。“英国式小河”上有人造瀑布，水面上睡莲开花，水里游着金鱼，水中间有一座微型小岛，由两座藤桥与两岸相连。园里有雪松、红杉、紫栎树、日本矮树、垂柳、玉竺、南洋杉、常绿树、落叶树、花丛、灌木丛、矮树丛。这个由白色栅栏围绕的花园并不大，但丰富多彩，令我探索不尽。假期过半我们离开这里，去爸爸的姐姐家。她嫁给了附近的一位乡绅，生有两个孩子。他们赶着由四匹马拉的四轮无篷大马车来接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我们便上车在蓝色皮凳上坐好。凳子散发着尘土味和阳光味。姑父骑着马陪护我们。走了二十公里，我们到达了格里埃尔。这里的花园比梅里尼亚克的花园更大、更荒芜，也更单调。花园中间是一座破旧的、石板屋顶的古堡，两侧有角塔。艾莱娜姑妈有些冷淡。姑父莫里斯留小胡子，穿着马靴，手里拿根鞭子，时而沉默，时而生气，有点令我害怕。我喜欢与罗贝尔和玛德莱娜在一起，他们两个一个比我大五岁，一个比我大三岁。在姑妈家像在爷爷家一样，他们让我在草地上自由自在地跑，我可以触摸一切。我铲土、揉泥团、扯掉树叶和花冠、剥七叶树果实、用鞋跟碾爆鼓胀的豆荚，学到了书本和权威不可能教给我的东西。我认识了黄花毛茛、苜蓿、甜福禄考、蓝莹莹的牵牛花、蝴蝶、瓢虫、萤火虫、露水、蜘蛛网、游丝；我知道了枸骨叶冬青比桂樱或花楸树还红，秋天里桃红了、叶黄了，太阳在天空升起又沉落，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挪动。缤纷的色彩和馥郁的芬芳令我陶醉。在鱼塘的碧水之中，在随风起伏的青草之中，在会拉伤手的蕨草下面，在矮树林深处，到处都隐藏着我渴望发现的珍宝。
自我上学以来，父亲一直关心我的成绩和进步，他在我的生活中更重要了。我觉得与其他人比较起来，他是难得的一种人。在那个男人都留大胡子、小胡子的年代，他那张剃得光光的、表情生动的脸，令人刮目相看，他的朋友们说他像黎加丹。我周围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滑稽、有趣、出色；没有任何人像他一样读了那么多书，能背诵那么多诗歌，能以他那样的热情进行讨论。他背靠壁炉，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大家都洗耳恭听。在家庭会议上，他抢尽风头，演独角戏或扎马柯伊斯的《猴子》，大家为他鼓掌。他最独特之处，是在闲暇之时演滑稽戏。看见照片上的他装扮成丑角、咖啡馆服务员、士兵、悲剧女演员，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神奇本领的人。他身穿连衫裙，前面系块白围裙，头戴无边软帽，睁大一双蓝色的眼睛，扮演名叫罗莎莉的傻厨娘，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每年父母总要去迪沃纳-勒班过三个星期，而且是与一群业余演员一块儿。那些演员就在赌场的舞台上演出，给度假的人添乐子，大宾馆的经理免费给他们提供住宿。一九一四年，路易丝、我妹妹和我三个人去梅里尼亚克等他们，在那里又见到爸爸的大哥——我们的伯父加斯东和伯母玛格丽特，还有比我小一岁的堂妹让娜。玛格丽特伯母苍白、瘦削得令我害怕。他们住到了巴黎，我们就常见面了。我妹妹和让娜在我的专横面前百依百顺。在梅里尼亚克，我将她们套上一辆小车，她们拉着我在大花园里奔跑，我给她们上课，带着她们逃学，逃到大街中间才小心翼翼地停下来。一天早上，我们在柴垛旁的新鲜刨木花里玩儿，突然响起了警报的钟声，战争爆发了。战争这个词我头一回听到是一年前在里昂。据说，仗打起来就会有一些人杀另一些人。我寻思往哪儿逃跑。这一年，爸爸告诉我，战争意味着一个国家遭到外国入侵。于是我开始害怕数不清的日本人，他们在街上的各个十字路口卖纸扇和纸灯笼。可是不对。我们的敌人是戴尖头盔的德国人，他们已经抢走了我们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我在汉西的画册里见过他们可笑、丑恶的嘴脸。
现在我知道在一场战争中，只是士兵们相互杀戮。我对地理足够了解，知道国界线离利穆赞远着呢。我周围没有什么人表现出恐慌，我也不担心。爸爸妈妈扛着大包小包，风尘仆仆，说个不停。他们在火车上度过了两天两夜。车库的门上贴了征用告示，祖父家的马都被赶到乌泽什去了。普遍的混乱和《中部通讯》的大字标题令我兴奋。每当发生什么事情时，我总是感到高兴，想出一些与当时情况相适应的游戏：我扮演普恩加来，堂妹扮演乔治五世，妹妹饰沙皇。我们在雪松树下开讲演会，用马刀砍杀普鲁士人。
九月份在格里埃尔，我学习履行法国国民的义务。我帮助妈妈做旧布纱团，还织了一个羊毛风雪帽。姑妈艾莱娜驾着那辆英国式马车，我们去邻近的火车站，向缠头巾的大个子印度人分发苹果，他们则抓给我们一把一把的荞麦。我们带给伤员们抹奶酪和肉酱的面包片。镇子里的妇女捧着食物在列车外面奔跑。“纪念品，纪念品！”她们叫卖着，士兵们则用军大衣纽扣和子弹壳与她们交换。有一次，一个妇女给了一个德国伤兵一杯葡萄酒，引起一片窃窃议论。“怎么啦，”她说，“他们也是人嘛。”大家议论得更厉害了。姑妈艾莱娜本来不经意的眼睛里燃起了神圣的怒火。这些德国鬼子天生就是罪犯。他们引起的不只是气愤，而是仇恨。人们不会对魔王撒旦感到愤慨，但叛徒、特务、坏法国人，使我们正直的心里充满义正词严的愤慨。我非常厌恶地盯着现在被叫作“德国女人”的那个妇女。邪恶终于找到了化身。
我热情拥抱善的事业。我父亲曾因心脏病退役，但被重新征募，编入左阿夫团。我和妈妈去他正在服役的维尔塔诺斯看望他。他蓄起了小胡子，小圆帽下一张严肃的脸令我印象深刻。我必须表现得无愧于他，立刻显示出一种堪称典范的爱国主义，一脚踩瘪了一个“德国造”的属于我妹妹的赛璐珞娃娃。接着我又把刻有同样标记的餐刀刀架从窗口扔了出去，大家拦也拦不住。我在所有花盆里插上协约国的旗帜，扮演勇敢的左阿夫团士兵，英雄的孩子，还用彩色粉笔写上：“法国万岁！”大人们褒奖我的模仿行为，用得意而开心的口气说：“西蒙娜沙文主义得要命。”我领略了微笑和恭维。不知谁送给了妈妈一块天蓝色军官呢料。一位女裁缝完全照军大衣的式样，给我和妹妹各做了一件大衣。“你瞧，甚至有军大衣的后腰带呢。”母亲对欣赏或惊讶的朋友们说。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像我一样，穿一件如此有特色的大衣——一件这样有法国味的大衣。我觉得自己是命中注定。
一个孩子差不了多少就变成猴子了。过去我喜欢炫耀自己，但不肯参加演大人们导演的滑稽戏。现在年龄大了，我再也不需要大人们的亲昵、抚爱、哄逗，越来越强烈需要的是他们的赞许。他们叫我演一个最容易扮演、最适合我演的角色，我就会立即投入。我穿着天蓝色军大衣，跑到大街上，站在妈妈一位朋友开的“法国比利时人之家”门口募捐。“为了逃难的比利时孩子们！”钱币雨点般落进我的小花筐里，行人们的微笑让我确信，我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爱国者。然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妇女上下打量我一眼问：“干吗为比利时难民？法国难民呢？”我不知所措。比利时人是我们英勇的盟友，不过说到底，如果我们以沙文主义自鸣得意，那么我们就应该爱法国人甚于爱比利时人。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地盘上吃了败仗。还有令人失望的事情在等着我呢。天黑时分，我回到“法国比利时人之家”，大家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向我表示祝贺。“我可以付我的煤费了！”女主任说。我提出异议：“这钱是给难民的。”她们居然不把自己的利益分开，这令我难以接受。我本来幻想有更可观的善举。而且费芙丽叶小姐曾许诺这笔钱要全部给一位护士，所以没有说明她留下了一半。“十二法郎，这挺可观啦！”那位护士礼貌地对我说。可是我募集到了二十四法郎。我非常生气。大人并不欣赏我的真正价值。其次呢，我自以为是明星，其实我只是一个配角。我被她们忽悠了。
然而对这个下午，我却保留着一个得意的回忆，决意坚持做下去。我和其他一些小姑娘在圣心教堂里徘徊，手里晃动着三角形小旗，一边唱着歌。我为我们亲爱的法国士兵兜售祈祷文和玫瑰经文。我重复所有的口号，遵守所有的命令，在地铁和有轨电车里都见写着：“别说话，当心，敌人的耳朵听见你。”传说有特务将针扎进女人的屁股，还有些特务向孩子们散发有毒的糖果。我故作谨慎：在放学路上，一个女同学的妈妈给我口香糖，我没要。这位同学的妈妈满身香味儿，抹了口红，还戴了粗大的戒指，更丧气不过的是，她叫做马兰太太。我并不真的相信她的糖果会毒死人，但觉得这样显示疑心值得赞许。
德西尔学校有一部分改造成了医院。走廊里，药房那种提神通窍的气味和地板蜡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戴着有红点的白色面纱的小姐，个个像圣女，她们的嘴唇接触我的前额时，令我心情激动。一个北方的小女难民进到我们班，逃难给她造成了严重损害，她面部抽搐，说话结巴。人们对我谈到许多小难民，我想减轻他们的不幸，特意把人家送给我的糖果整齐地放在一个盒子里。当盒子里装满不新鲜的蛋糕、白色巧克力和李子干时妈妈帮我把它包装好，我把它带给那些小姐。她们悄声对我表示感谢，我的头顶上是一片低声的恭维。
我心里充满了善，再也不生气，再也不任性。人家告诉我，依靠我这种德行和虔诚，上帝准会拯救法国。当德西尔学校的主持神甫接受我时，我成了一个模范小女孩。神甫年轻、苍白，非常温柔。他接受我上教理课，让我受到忏悔美妙的启蒙。我在一座小礼拜堂里跪在他面前，虔诚地回答他的问题。我对他讲了什么早已完全不记得了，当妹妹模仿我做忏悔时，他当着妹妹的面，向我妈妈祝贺我有一个美好的心灵。我热爱这样的心灵，想象它像金银器里的圣体饼一样是白色的，熠熠生辉。我积德行善。圣诞节前的将临期，马丁神甫给我们分发了画有幼年耶稣的图片。每做一件善事，我们就在紫墨水画的图片边线上用大头针扎一个洞。圣诞节那天，我们要把图片放在大教堂里闪闪发光的马槽里。我变着法儿做各种苦修、牺牲和感化人的事情，使我的图片扎满了洞。这些功德让路易丝感到厌烦，但妈妈和那些小姐都鼓励我。我加入了一个儿童慈善会——“受难天使”，这使我有权穿圣衣，同时有义务思考圣母的七大痛苦。我按照庇护十世新近的训言，准备我的私下领圣体，坚持退省。我不明白，法利赛人这个名词令人困惑地像巴黎人，可是他们为什么激烈反对耶稣，我同情他的苦难。我身穿朱罗纱长袍，头戴镶花边的爱尔兰无边软帽，吃了我的头一块圣餐饼。从这天起，妈妈每周带我去德尚圣母院领三回圣体。我喜欢听到晨光熹微中石板路上我们的脚步声。闻着馨香的气味，蜡烛的水汽令双目迷离，我在十字架下默祷，一边隐约地想着家里那杯等待我的巧克力，那感觉真可谓温馨。
这种虔诚的默契，使我与妈妈的关系更亲密了。她在我的生活里明显地占据了首要位置。路易丝的兄弟们都被动员入了伍，她回家帮助她父母干农活去了。新来的女用人雷蒙德烫着鬈发，矫揉造作，又爱摆谱，着实让我看不起。妈妈再也不大出门，也很少接待客人，把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妹妹和我身上。我与她比妹妹与她的生活联系得更紧密，她也是长姐，大家都说我很像她，我觉得自己得天独厚：她是属于我的。
爸爸十月份上前线去了。我眼前又浮现出在地铁站的过道里，妈妈走在我旁边，两眼湿润。她有一双浅褐色的美丽眼睛，两颗泪珠滑落到了面颊上。我心情十分激动。然而我根本没有想到父亲冒着危险。我见过一些伤员，知道战争与死亡之间有某种联系。可是我想象不到这场集体大冒险会直接牵涉我。再说我大概相信上帝会特别保护我父亲，我不可能想到会发生不幸。
所发生的事情坚定了我的乐观主义。在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父亲撤退到了库罗密埃医院，然后被调到了陆军部。他换下了军装，剃掉了胡子。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路易丝回到了我们家。生活恢复了正常。
我彻底变成了一个乖孩子。当初我创作了自己的角色，这个角色使我受到那么多夸奖，我从中得到过那么大的满足，久而久之就把自己等同于这个角色了，它成了我唯一真实的存在。我的血液不像过去那样急速了，发育、出麻疹令我憔悴了，我到含有硫黄的水里沐浴，服用滋补剂，再也不风风火火给大人们添麻烦。另一方面，我的兴趣也与我所过的生活一致了，因此大家很少再给我气受。一旦发生冲突，现在我能够问明情况，商量解决。人家往往只是回答我：“这可使不得。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即便这样，我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压制。我相信父母做什么都是为我好。再说，通过他们的嘴表达出来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了我，为我而死了，他有权要求我绝对服从。我感觉自己受到的约束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也是令人放心的。
就这样，我放弃了幼年时代试图捍卫的独立。数年间，我成了父母服服帖帖的影子。是时候了，该尽我所知来谈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
关于父亲的童年，我了解的情况甚少。我曾祖父是阿让通的税务监督员，大概留给了他几个儿子一笔令人满意的财产，因为他的小儿子能够靠定期利息生活。他的大儿子即我祖父所继承的，除其他财产外，有一份二百公顷的地产。祖父娶了属于北方一户殷实人家的布尔乔亚姑娘。然而，或者兴趣使然，或者因为有三个孩子，他进入巴黎市政机关工作，干了许多年，最后当了机关的头儿，并且受了勋。他的生活方式比他的地位更引人注目。我父亲是在圣日耳曼大街一套漂亮房子里度过的童年，所过的如果不说富足至少也是宽裕舒适的生活。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哥哥又懒又笨，爱吵闹，还很粗暴，对他拳脚相加。我父亲身体瘦弱，厌恶暴力，便设法以魅力来弥补自己的体弱：他是他母亲和他的老师们最喜爱的孩子。他的兴趣与他哥哥完全相反，对体育锻炼比如体操没有兴趣，而醉心于读书和学习。他得到我奶奶的鼓励，在我奶奶的庇护下生活，一心讨她喜爱。奶奶出身于勤勉刻苦的资产阶级家庭，坚定地相信上帝、工作、责任、功德，要求一个学生要不折不扣地完成学习任务。父亲乔治每年都获得斯塔尼斯拉斯中学的优秀奖。假期里他迫不及待地招收佃农们的子弟，给他们上课。有一张照片拍的就是他在梅里尼亚克的院子里，身边围绕着十几个男女学生，有个女用人，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正用托盘送来几杯橘子汁。乔治十三岁时母亲过世，他不仅感到非常悲伤，而且突然变得没人照管了。对乔治而言，祖母就代表法律。而祖父几乎担当不了这个角色。祖父当然思想正统：他憎恨巴黎公社社员，朗诵戴鲁莱德的诗歌。但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利甚于确信自己的义务。他介乎于贵族和资产者、地主和官员之间，尊重宗教而不修行，感觉到自己既没有踏实地融入社会，也没有承担严肃的责任。他主张高雅的伊壁鸠鲁快乐论，醉心于一项几乎和击剑术一样高雅的体育运动——木剑，还获得“剑术教官”的称号，并引以为傲。他既不喜欢商量，也不喜欢操心，对自己的几个孩子撒手不管。我父亲在他感兴趣的方面如拉丁文和文学方面，继续出类拔萃，但再也得不到优秀奖，因为他不再强制自己。
除去某些资金补偿，梅里尼亚克应该归我伯父加斯东所有。满足于这种可靠的命运，加斯东伯父便一心游手好闲。我父亲呢，鉴于自己小儿子的地位、对母亲的依恋和在学校里的成绩，以及没有保障的未来，所以就得发挥个人特长。他自知有些天分，便想一展所长。他能言善辩，口才出众，对律师职业颇感兴趣，于是他报考了法学院。但是他常常对我说，如果没有社会习俗的阻碍，他就会报考戏剧学校。这不是开玩笑，他一辈子比什么都更真格的，就是他对戏剧的热爱。学生时代，他就爱上了风靡一时的文学，每天夜里都读阿尔丰斯·都德、莫泊桑、布尔热、马塞尔·普雷沃、朱尔·勒迈特等人的作品；而每当坐在法兰西喜剧院或游艺场的正厅里时，他就感受到更强烈的快乐。他观看所有演出，热爱所有的女演员，崇拜著名的男演员。正是为了像那些男演员，他把自己的脸剃得光光的。那时，各沙龙经常演喜剧。他去上朗诵课，研究化妆术，参加业余剧团。
父亲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好，我想可以从他的社会地位得到解释。他的姓氏、家族的某些关系、儿童时代的友情、青年时代的情谊，这一切都让他深信他属于贵族阶级，采纳了贵族阶级的价值观，赞赏优雅举止、美妙情感、潇洒、气派、风度、轻浮、嘲讽。资产阶级那副正经八百的德行让他感到厌倦。得益于非常好的记忆力，考试他总是成功，他特别把学习的岁月花在了寻乐上——上戏院、看赛马、泡咖啡馆、迷恋沙龙。他几乎不把平民的成功之道放在心上，本科结业后论文也懒得做，便去上诉法院求职，给一位有经验的律师当了书记员。对于通过勤奋工作取得的成功，他嗤之以鼻。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具有无法抹杀的资格享有所有优越条件，如头脑、才华、魅力和门第等。可是恼人的是，在他所向往的这个社会等级里，他什么也不是。他的姓氏虽然带有代表贵族的介词，却默默无闻，不能为他敲开俱乐部和高雅沙龙的大门；他想像大贵族一样生活，可是没有条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他能成就的事，如成为杰出的律师、一家之主、体面的公民等，他又不以为意。他两手空空地奔向生活，对于能够挣到的财富不屑一顾。为了掩盖这种贫乏，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出风头。
要出风头，就得有旁观者。父亲的志趣不在大自然，也不耐寂寞，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社交生活。他的职业令他开心，因为律师在出庭为人辩护时，便成众人关注的对象。他人年轻，像花花公子一样在意自己的打扮。从孩提时代起就习惯于炫耀魅力，他以健谈和有吸引力的佼佼者而名声在外。不过，这些成绩并不令他满意：在首先看重财富和贵族家世的沙龙里，这些只让他上升到中不溜儿的等级。要想不接受这个上流社会的等级制度，就必须对这个社会提出质疑，并且身处社会之外，既然在他的心目中，那些低等的阶级都不足挂齿，那么文学就使人可以对现实进行报复，因为它使现实受制于故事。不过，如果说父亲是一位入迷的读者，但他知道写作要求有令人望而却步的毅力、勤奋和耐心；这是一项孤独的活动，读者仅存在于希望之中。相反，戏剧为他的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解决办法。演员避开了创作的痛苦，人家向他提供一个完全构建好的想象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为他保留着一个位置，他本人活跃在这个天地里，面对着活生生的观众。观众像一面镜子，驯服地反映他的形象。在舞台上，他是主宰，千真万确地存在，的确觉得自己是主宰。父亲给自己化妆的兴致特别高，套上假发和连鬓胡子，他就变了模样儿，这样做不需要任何对照。既非贵族亦非平民，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可塑性：由于根本什么也不是，他就可以随便变成什么人，高于所有人。
父亲从来没有想过不理会他那个阶层的成见而选择演员职业，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热衷于戏剧，是因为不甘心居于他那样卑微的地位，不想沉沦。他实现了双重的目标，寻求一种办法，对付一个不肯毫无保留地接纳他的社会，强行打开这个社会的大门。靠了做业余演员的才华，他果然涉足了一些比他出身的阶层更高雅而不那么清寒的圈子。在这些圈子里，人们看重的是才子佳人，是寻欢作乐。身为演员和上流社会人士，父亲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全部业余时间里都去演滑稽剧和哑剧。甚至在结婚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舞台上演出，结婚旅行一回来，就让我妈妈也参加。妈妈的美貌弥补了经验的不足。我说过，每年他们都要去迪沃纳-勒班参加一个业余剧团演出节目。他们也经常去看戏。父亲常招待《喜剧》杂志的编辑作者，对后台的闲言碎语了如指掌。他过往密切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奥德翁剧院的演员。他在库罗密埃医院住院期间，编排并演出了一台歌舞杂耍节目，是与另一位病号、自编自演的年轻艺人加布里埃洛合作的。他有时邀请这位年轻艺人来家里做客。后来无法再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了，但他还是找得到一些机会登台演出，哪怕是靠人赞助。
这种执著的酷爱显示了他的独特之处。照他自己的说法，父亲属于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阶级。他认为恢复君主政体的想法是空想，但共和政体也引起他的厌恶。他没有参加“法兰西行动”，但在“国王的报贩”之中有一些朋友。他赞赏发起这个政治运动的莫拉和都德，不准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原则提出质疑。如果哪个冒失鬼想跟他讨论，他会大笑着予以拒绝。他对祖国的爱不是辩论和语言所能表达的。“这是我唯一的信仰。”他说。他憎恨外国佬，对人们允许犹太人染指国家事务而义愤填膺。他像我母亲笃信上帝一样，深信德雷福斯是有罪的。他阅读《震旦报》。有一天西尔苗纳表兄带回家一份《作品》——这种“只配擦地板”的报纸，他大为光火。他认为勒南是一个才智非凡的人，所不同的是他尊重教会，深恶痛绝孔布的法律。我父亲的道义以崇尚家庭为准则。当了母亲的女人在他看来是神圣的；他要求妻子忠实，要求年轻女孩子贞洁，但赞成男人自由不羁，因而能够宽容地对待别人认为轻浮的女人。由于他传统，因此在他身上，理想主义与接近犬儒主义的怀疑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为《西哈诺》激动不已，欣赏克雷蒙·沃特尔，非常喜欢卡皮、道奈、萨沙·吉特里、弗莱尔和卡雅韦。作为民族主义者和通俗喜剧演员，他显得既高贵又肤浅。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的乐呵呵和油嘴滑舌征服了。人渐渐长大，我学会了更严肃地欣赏他：我惊叹他的素养，他的机智，他可靠的常识。在家里，他的优势是无可争议的，比他小八岁的母亲，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因为是他引导她懂得了生活和读书。“妻子嘛，丈夫把她塑造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她要靠丈夫培养。”父亲常常这样说。他给妈妈大声朗读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和戈宾诺《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他并未显示出狂妄自大的抱负，相反以懂得自己的限度而自鸣得意。他从前线带回来一些新闻话题，母亲觉得很有意思，但他不想贸然进行加工处理，怕搞出平庸的东西。这种谦虚使他保持着清醒头脑，在特殊情况下能作出最终的判断。
随着我日渐长大，父亲对我越来越关心。他特别注意我的拼写。我给他写信，他总把经过修改的信交还给我。假期里他让我听写很难的文章，一般是从维克多·雨果的作品里选的。我书读得多，很少写错，他满意地说我拼写自然。为了培养我对文学的兴趣，他在一个黑色的仿皮小本子里编了一套小小的诗选，其中有科佩的《一部福音书》、邦维尔的《小让娜的木偶》，《唉！如果我知道》应该是艾热西普·莫罗的，还有几首别的诗。他教我朗诵这些诗，要求朗诵时注意语调。他为我大声朗读经典作品，如雨果的《吕伊·布拉斯》和《爱尔那尼》、罗斯丹的剧本、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以及拉比什的喜剧作品。我问他许多问题，他总是欣然回答。他不让我感到惧怕，因此我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拘束。不过，我并不试图跨越横隔在我们之间的距离。有许多话题我甚至想象不到可以和他谈。在他心目中我既不是一个肉体，也不是一个灵魂，而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们的关系处在一个清澈透明的空间，这里不可能发生任何碰撞。他不俯就我，而是让我升得和他一样高，这时我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大人而自豪。当我重新降到寻常水平时，我依附的就是妈妈了。爸爸毫无保留地放弃了关心我的物质生活和我的道德培养。
我母亲出生在凡尔登一个虔诚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她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曾在耶稣会学习，她母亲弗朗索瓦丝则在一家修道院学习过。我母亲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外婆全身心忠诚于丈夫，对儿女们感情上比较淡漠，而外公偏爱小女儿莉莉。妈妈受到他们的冷落。她是百鸟修道院的半寄宿生，受到修女们的器重，因而找到了安慰。她埋头于学习和虔信，拿到小学文凭之后，继续在一位高级嬷嬷指导下深造。其他一些失望使她的少女时代蒙上了忧伤的阴影。她的童年时代和少女时代在她心灵里留下了一种怨恨，从来没有完全平复。二十岁的时候，她穿着紧身胸衣显得缩头缩脑，习惯于克制感情的冲动，把苦涩的秘密默默藏在心底，感到孤独、没人理解，尽管婀娜多姿，但缺乏自信和快乐。去乌尔加特与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相会时，她一点热情也没有。爸爸的热情洋溢感染了她，爸爸表达的感情滋养了她，妈妈像鲜花一样绽放了。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她是一个笑口常开、活泼愉快的女人。她心里也有一种涨满的、湍急的东西，结婚之后就奔泻了出来。父亲在她眼里享有很高的威信，她觉得女人就应该顺从男人。可是她对路易丝、对我妹妹和我，却表现得专横，有时甚至表现得暴躁。亲近的人之中有某一个违逆了她或者冒犯了她，她的反应通常是火冒三丈，或者直率、激烈地大叫大嚷。然而在社交场合，她总是显得腼腆。突然转移到与她在外省接触的人很不相同的圈子里，她无法轻易地适应。她年轻、阅历尚浅，而又那样爱着我父亲，这使她容易受到伤害。她害怕批评，为了避免别人批评，便竭尽全力“像大家一样做”。她的这个新圈子没有那么在乎她在百鸟修道院里遵守的道德。她不想被人家看成假正经女人，便放弃按照自己的准则进行评判，而拿定主意按习俗行事。爸爸最好的一位朋友与人姘居——过着有罪的生活，这并不妨碍此人经常来我们家，但我们家不接待他的姘妇。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母亲都从来不会考虑对上流社会习俗所认可的轻率言行提出异议。她还赞成其他许多妥协，因为这些妥协无损于她的原则。大概是为了抵消这些让步，她在内心里保有一种严厉的不妥协态度。她尽管无疑是一位幸福的新娘子，但几乎不懂得何谓淫邪，总是把肉欲和罪孽混为一谈。习俗使她不得不原谅男人言行上的某些越轨，她便把严厉集中到女人头上。对她而言，在正派女人和“放荡女人”之间，几乎不可想象还有第三种女人。“肉体”方面的问题令她反感，所以她从来不对我提及。甚至在我就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她也不提醒我等待着我的意外。在其他所有方面，她都同意父亲的意见，没有显示出将父亲的意见与宗教协调一致有什么困难。父亲对人类心灵的种种荒唐表现、对遗传的种种反常现象、对幻想的稀奇古怪都表示惊异，可我从来没有见到母亲对任何事情表示惊异。
爸爸不把自己的责任当回事，妈妈却念念不忘，时时把教育者的任务挂在心上，征求基督教母亲协会的意见，与那些小姐相互切磋。她亲自送我去上学，旁听我上课，督促检查我的作业和功课。为了伴随我，她学习英语，又开始学习拉丁语。她指导我阅读，带我去做弥撒和参加圣体降福仪式。她、我妹妹和我，我们一块做晨祷和晚祷。她见证我的每时每刻，甚至我心灵里的秘密；我几乎感觉不出她的目光和上帝的目光有何不同。我的任何一位姨妈，甚至包括在圣心教堂培育长大的玛格丽特伯母，都没有像她一样虔诚地信奉宗教。她经常领圣体，勤谨地祷告，阅读许多虔敬的书籍。她言行与信仰一致。她随时准备作出牺牲，把身心整个儿奉献给了亲人们。我并不把她看成一个圣人，因为她跟我太亲密，因为她太容易发脾气。我因此觉得她的榜样更令人信服，在虔诚和道德方面，我也应该像她一样。她感情的热烈弥补了她脾气的暴躁。更加完美无缺，更加冷漠疏远，她就不可能对我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
母亲的影响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的亲密关系。父亲把我当作一个成人对待，母亲则是关心我这个孩子。母亲比父亲对我表现得更宽容。听到我说蠢话，母亲觉得自然，父亲则感到恼火。我调皮捣蛋、乱涂乱写，母亲觉得开心，父亲则觉得无趣。我希望大家看重我，但本质上是渴望大家接受本来的我，包括我这种年龄的孩子身上的毛病。母亲以她的慈爱，为我做了彻底的辩护。最中听的表扬都是父亲给予我的。但他要是因为我把他的书房翻得乱七八糟而斥责我；他要是嚷着“这些孩子真愚蠢”，我把他显然没怎么强调的话当成了耳旁风。相反，母亲的任何责备，哪怕是她皱一下眉头，都会使我失去安全感；没有她的许可，我都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存在。
这些责备之所以对我触动这么大，是因为我指望母亲能够亲切和蔼地对待我。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在母亲面前并不约束自己，对她说话毫无顾忌。一件具体的往事证实的确如此。我出麻疹，患了脊柱轻微侧凸的毛病。一位医生沿着我的脊椎画了一条线，仿佛我的背部是块黑板似的。他给我指定时间做瑞典体操。我跟一位大个子黄头发老师私下上了几堂课。一天下午我在等老师时，练习爬单杠，爬到上面，感到大腿之间奇怪地发痒，那感觉既舒服又令人失望。我又爬，又出现了那种现象。“这好奇怪！”我对妈妈说，并且对她描述了自己的感觉。妈妈现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尽谈别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说了一通不需要理睬的废话。
后来我的态度改变了。一两年后，当我寻思书上常常提到的“血缘关系”，寻思《我向您致敬，马利亚》里提到的“你腹所生的子女”时，我并没有把我的猜疑告诉母亲。有可能在此期间她反驳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而我记不清了。不过我的沉默属于更广泛的禁忌。从此开始，我就谨言慎行了。母亲甚少惩罚我，虽说她好动手打人，但挨了她的耳刮子并不很疼。然而，我尽管还是像从前一样爱她，但开始畏惧她了。有一句她爱挂在嘴边的话，说出来会使我和妹妹呆若木鸡：“这真可笑！”当她和爸爸一块议论第三个人时，我们常常听见她下这样的结论。当这句话是针对我们时，我们就会从家庭的九天之上跌落到芸芸众生所待的最底层。由于没法预料什么言行可能惹来这句话，所以对我们而言任何主动性都包含着危险。谨慎就是别乱说乱动。记得我们请她允许我们带着玩具娃娃去度假时，她回答说：“为什么不呢？”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好多年我们一直克制着这种欲望。我如此胆怯的头一个理由，无疑是想免得让她瞧不起。但同时，当她眼里闪烁着怒火，或者仅仅当她撇嘴时，我担心的不仅是自己会受到贬斥，也担心我在她心里造成的激动不安。如果她证实我说了谎，我感受更强烈的会是她的难堪甚于我自己的羞愧。这种想法令我实在难以忍受，所以我总是说实话。我显然没有弄明白，妈妈对不同的意见和新东西总是急忙加以谴责，大概是想防止任何争议会在她心里引起慌乱不安。不过我感觉到，不寻常的话和出乎意料的计划会扰乱她内心的宁静。我的责任心加重了我的依赖性。
因此，母亲和我，我们处在一种相互依存之中，我不刻意模仿她，而是任由她塑造。她给我灌输责任感及忘我和刻苦的要求。父亲不讨厌表现自己，可是我在母亲这里学到的是自我收敛，控制自己的言语，节制自己的欲望，只说和做自己该说的话和该做的事。我不提任何要求，我敢做的事情很少。
父母之间保持的和睦，加深了我对他们各自的尊敬。这使我得以避免一个可能会使我非常尴尬的难题。爸爸不做弥撒，当玛格丽特伯母讲述朝圣地卢尔德的圣迹时，他总是发笑，因为他不信宗教。这种怀疑论对我没有影响，因为我强烈感受到上帝就存在于我身边。然而，爸爸从来不会错，却看不清最显而易见的真理，怎能不让我莫名其妙呢？正视事情，敢情是一种十分艰难的赌注。那么虔诚的妈妈，却似乎觉得这挺自然，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爸爸的态度。结果是我习惯地认为，由爸爸体现的我的智力生活和由妈妈指导的我的精神生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二者井水不犯河水。神圣与智力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人类的事情如文化、政治、商业、习俗等，不属于宗教。因此我把上帝打发到了世界之外，这可能将深刻地影响我后来的成长。
我在家里的处境，使人想起父亲小时候在家里的处境：在祖父放纵不羁的怀疑论和祖母的资产者的严肃较真儿之间，他的处境不妙。我的情况也一样，爸爸的个人主义和他世俗的伦理，与妈妈教导我的传统主义的严肃道德形成对照。这种平衡的失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原因。
眼下嘛，无论在人间还是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我都得到保护和引导。而且我庆幸自己并非无可挽回地听凭大人摆布。我并非孤单一人承受着孩子的处境：我有一个同胞姐妹，就是我妹妹。她的作用在我六岁左右的时候变得可重要了。
大家叫她宝贝蛋，她比我小两岁半。有人说她长得像爸爸——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在她小时候的照片上，仿佛显得泪眼蒙眬。她的出生令人失望，因为家里盼望一个小男孩。当然，没有任何人对她表现出怨恨，但大家在她的摇篮旁唉声叹气，这大概说明他们并非无所谓吧。父母注意完全公平地对待我们姐妹俩。我们穿戴一样，几乎总是一块儿出去，两个人过的是同样的生活。然而作为老大，我也享受某些好处。我有一间卧室，与路易丝同住，我睡一张仿古的木头大床，上面雕刻有牟利罗的《圣母升天图》。家里只给妹妹在狭窄的走廊里支了一张折叠式铁床。爸爸服兵役期间，是我陪同妈妈去看望他。妹妹被贬到了次要地位，这个最小的女儿感到自己几乎是多余的。对父母而言，我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妹妹则很难给他们带来不知所措和出乎意料的感觉。他们不曾将我与任何人比较，但不断地拿妹妹与我比较。在德西尔学校，老师们都习惯于让年龄大的学生给年龄小的学生做榜样。不管宝贝蛋做什么，时间的距离和传说的升华作用都肯定我比她好。她的任何努力、任何成功都无法超出这个限度。作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噩运的受害者，她感到痛苦，晚上常常坐在小椅子里啜泣。家人责备她天性好抱怨，这又是她矮人一截之处。她可能厌恶我，但自相矛盾的是，她只有在我身边才能找回自爱。我怡然自得地安于做姐姐的角色，但值得自夸的也只有年龄赋予的这点优势。我认为宝贝蛋对自己的年龄是很敏感的，我如实地看待她：她是一个年龄比我小一点的同胞姐妹，对我对她的尊重感激涕零，以绝对的诚意予以报答。她是忠于我的人，是我的重影，是我的复制品。我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
我同情那些独生子女。孤单地一个人玩耍，我觉得枯燥乏味，只不过算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两个人打球或玩造房子游戏，就成了一项活动；两个人推着铁环赛跑，就成了一场比赛。即使作移印画或者画五颜六色的目录，我也需要有人一块做。两个人既竞争又合作，各自都从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所做事情的目标，这就不是徒劳的了。我最喜爱的游戏是扮演各种人物的游戏，这些人物之间要求有默契。我们没有多少玩具，最好玩的玩具如会跳跃的老虎和会把脚举高的大象，父母把它们锁起来了，有机会的时候拿出来，让他们的客人们欣赏。我倒是不感到遗憾。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拥有大人用来消遣的一些东西。我喜欢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因为它们珍贵，而不是因为习惯于使用它们。不管怎样，道具如日用杂货、成套的厨具、护士的行头等，对想象力只能提供微小的帮助。为了把我所编的故事演活，一个搭档对我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排演的大部分小故事和情景，都平淡无奇，这我们心里清楚。大人们在场，并不妨碍我们卖帽子或者冒着德国人的子弹冲杀。其他一些戏，我们更喜欢的戏，要求秘密地上演。表面上它们都是完全天真无邪的，但是它们使我们童年的遭遇理想化，又把未来的事情提前表演出来，就必然涉及我内心里得意的某些私情和秘密。后面我会谈到那些按照我的观点显得最意味深长的表演。其实这主要是我通过这些表演来表现自己，因为是我把它们强加给妹妹，指定她扮演的角色，而她只有乖乖地接受。当住宅楼直到门厅里都变得静悄悄、影朦胧、人人无聊的时候，我便把自己的幻觉释放出来，用大量的动作和语言使之具体化，有时我们演得一个使另一个着迷，就这样成功地脱离了这个世界，直到一个专横的声音把我们召回现实。第二天我们重新开始。“咱们玩这个吧！”我们说。直到某一天，一个主题反复表演得太多，再也不能给我们灵感了，我们便选择另一个主题，忠实地玩上几个钟头或几个礼拜。
多亏了妹妹和我一块玩而平息了我的许多幻想，她也使我的日常生活摆脱了寂寞。和她在一起，我养成了交流的习惯。她不和我在一起时，我就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我所说的话，要么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没有意思的声音；要么，如果是跟父母说话，就是一种严肃的表示。当宝贝蛋和我一块闲扯时，所说的话都有某种意义，而且不太使人感到压抑。与她在一块，我并没有感受到交流的快乐，因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是共同的。不过，一块大声谈论当天的某件事情和激动心情，我们倒是使它们价值倍增。我们的话没有任何可疑的成分，但由于我们相互都把它们看得很重要，它们便在我们两个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把我们与大人们隔离开来。我们一块拥有我们的秘密乐园。
这个秘密乐园对我们用处可大了。传统强加给我们相当多苦差事，尤其在新年前后：要按照布列塔尼的方式，去几位姨妈家参加没完没了的家人聚餐，看望一些老得发霉的老太太；通常我们为了打发无聊，便逃到门厅里去玩“这个”。夏天祖父喜欢组织去夏维尔或莫东森林远足。为了打破远足途中的沉闷气氛，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东拉西扯闲聊，设想种种计划，一件件回忆往事，宝贝蛋问我问题，我给她讲述古罗马历史、法国历史的片断，或者讲我自编的故事。
我们的关系中我最看重的，是我能够真正左右她。大人们任意摆布我。我博得他们的夸奖，但是不是夸奖，还是由他们决定。我的某些行为直接影响母亲，但与我的意图没有任何关系。妹妹与我之间发生的事情是真实的。我们争吵，她就哭，我更生气，我们便相互劈头盖脸地骂：“你真笨！”然后又和好如初。妹妹的眼泪不是装出来的；听到一句开玩笑的话她破涕为笑，也不是有意逢迎。只有她才承认我的权威，大人们有时向我让步，而她服从我。
我们之间建立的最牢固的关系之一，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系。我非常喜欢学习，因此觉得教人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给自己的玩具娃娃们上课，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我，因为问题不在于滑稽地模仿一些动作，而是要真正传授我的知识。
在教妹妹阅读、写字、算算术的过程中，我六岁就体验到了效率带来的自豪。我喜欢在白纸上乱写乱画一些句子或图画，但那时我只会瞎画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当我把无知变成了有知识，当我在空白的头脑里印上真知的时候，我就创造出了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不模仿大人，而是赶上他们，我的成功出乎他们意料。对我自己而言，它满足了比虚荣心更严肃的一些愿望。直到那时，我仅限于让我受到的关心产生成果，这是头一回我也有用了。我摆脱了童年的被动状态，进入了人类的大环行之中。在这个大环行之中，我想每个人都对所有人有用。自从我严肃地工作以来，光阴不再虚度，它在我心里留下了印记。把知识托付给另一种记忆力，我挽回了两倍的时间。
多亏了妹妹——我的同谋、下属和心腹——我显示出自己的自主性。我只承认她“差别中的平等”，这正是强调自己的优势的一种方式。虽然父母没有完全表达出来，但我估计他们是接受这种等级，接受我是他们最宠爱的孩子的。我的卧室朝向妹妹睡觉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书房。夜里我躺在床上听得见父母说话，那悄悄的低语催我安然入睡。一天晚上，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妈妈用平稳、稍许有点好奇的声音问：“这两个孩子你更喜欢哪一个？”我等待爸爸说出我的名字，可是，他却犹豫了一会儿——我觉得天长地久的一会儿——才说：“西蒙娜更爱动脑筋，而宝贝蛋那样温柔……”他们权衡好坏，说出心里所想的，最后一致同意要同样地爱我们两个，正如我们在书里面读到的：父母对他们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然而我却感到有些气恼。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更爱我妹妹，我肯定受不了。我之所以甘心接受公平的分享，是因为我相信事情会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我比妹妹年龄大，更有知识，也更有经验，父母对我们会怀着相同的爱，但是他们应该更看重我，觉得我与他们成年人更接近。
上天恰恰把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妹妹、这样的人生给了我，我觉得是莫大的幸运。毫无疑问，我应该庆幸自己的命运。我还具有大家所说的那种难得的好性格。我始终觉得现实比幻想更滋养人。然而最显而易见为我存在的东西，是我所拥有的东西。我赋予它们的价值不容许我有失望、怀旧和后悔。我的眷恋远远胜过我的贪欲。布隆迪娜已经旧了、褪色了、衣服也破了，但即使拿摆在橱窗里那些最漂亮的玩具娃娃来和我换，我也不换。我对它所抱的爱，使它变得独一无二、不可代替。拿任何天堂来换梅里尼亚克花园，拿任何宫殿来换我们的套间，我都不换。我不曾闪过念头，觉得路易丝、我妹妹和我父母不是他们那个样子。我自己呢，也不曾想象过我有另一副面孔，待在另一具皮囊里，因为我就乐意待在自己的皮囊里。
满意和自满相去不远。我对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感到满意，觉得它得天独厚。我父母是杰出的人，我认为我们的家庭堪称典范。爸爸喜欢冷嘲热讽，妈妈爱好评头品足。很少有人在他们面前得以幸免，而我从来没有听见什么人对他们说三道四。因此父母的生活方式代表绝对的准则。他们的优越感影响了我。在卢森堡公园，家里人禁止我们与不认识的小女孩玩儿。这显然因为我们是以更精致的材料做成的。我们不能像那些俗人，拿拴在井台边的金属杯子喝水。外婆送了我一件礼物，是一只闪着珠光的贝壳，样式独特，一如我们的天蓝色军大衣。记得有一年封斋节前的星期二，我们的口袋不是装满五彩纸片，而是装满玫瑰花瓣。妈妈只去某些糕点店里买糕点，面包店里的长条糕点我觉得像石膏做的一样难吃。我们娇贵的胃使我们有别于一般人。周围大部分孩子收到《苏珊特的一周》，而我却订了《圣诞之星》，妈妈觉得其道德水准更高。我不上公立中学，而上私立教会学校，它在许多具体方面显示出独创性，例如编班的方式就很少见：零班，一班，二班；三级一班，三级二班，四级一班，等等。我在学校的小教堂里上教理课，而不与教区那一大群孩子一块儿上。我属于精英阶层。
然而在这个精英圈子里，我父母的某些朋友拥有很大的优势，他们富有。我父亲是二等兵，每天只赚五毛钱，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时，我和妹妹被邀请参加豪华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节庆活动。非常宽敞的套间里，到处是吊灯、锦缎、天鹅绒，许多孩子饱食冰淇淋、花式糕点；我们观看布袋木偶戏、魔术表演，围着一棵圣诞树跳轮舞。其他小女孩都穿着闪闪发光、带花边的丝绸衣服，我们都穿着颜色暗淡的毛料连衣裙。我感到有点不自在。但一天玩下来，人累了，浑身是汗，胃胀得直想呕，我就把这恶心的感觉归罪于那些地毯、水晶灯、塔夫绸。回到家里我感到高兴。我的全部教育使我确信，道德和文化比财富更重要。我的习性让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泰然地接受我们简朴的生活条件。由于忠实于自己抱定的乐观主义，我甚至相信我们这种生活条件是值得向往的。我从我们的平凡中看到了一种中庸之道。穷光蛋、流氓，我视之为被排除在外的人，但王公贵族和亿万富翁也脱离了真正的世界：他们不寻常的地位将他们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至于我，我认为我既可以进入社会的最高层，也可以进入社会的最底层。但实际上，社会最高层对我关闭着，社会最底层与我彻底断绝了关系。
没有多少事情扰乱我的宁静。我将人生视为一场愉快的历险。对付死亡，有信仰保护我：我两眼一闭，刹那间天使雪白的手就把我托到天国。在一本切口烫金的书里，我读到一则寓言，使我确信不疑。一只生活在池底的小虫子惶恐不安。她的伙伴们一个接一个消失在水下苍穹的黑暗之中。她也将消失吗？突然，她处在了黑暗的另一边，她长了翅膀，会飞了，在姹紫嫣红的花丛中，受到阳光的爱抚。二者之间的相似我觉得无可辩驳。只有一块薄薄的碧蓝的天毯，隔开我与闪耀着真正光明的天堂。我常常躺在地毡上，两眼闭拢，双手合十，祈求我的灵魂飞升。这只是一个游戏。我如果感到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准会恐惧地叫起来。至少，死亡的想法还吓不倒我。然而一天晚上，死亡吓得我透心凉。我阅读到，在海边有一条美人鱼正在死去。为了一位英俊王子的爱情，她放弃了自己不死的灵魂，变成了泡沫。那个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喊着“我在这里！”的声音，永远消逝了。我仿佛觉得整个宇宙陷入了静默。啊，不！上帝许诺我永生。我永远不会停止看、听和交谈。不会有终结。
有起始：这有时令我困惑。我想，小孩子都诞生于上帝的意旨吧。但是，一反所有公认的教义，我认为全能的上帝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心里的这种存在，肯定我就是我，它不依附于任何人，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触及它，任何人，即使是上帝，都不可能造出它。上帝只限于给它提供一个躯壳。在神奇的空间，飘荡着无数看不见、摸不着的小灵魂，等待化为肉身。我曾经是它们之中的一个，可是那一切我都忘记了。那些小灵魂徘徊在天国和人寰之间，这一点他们将来都不记得。我苦恼地体会到，这一记忆的缺失等同于虚无。一切的发生，仿佛我出现在摇篮里之前，根本不曾存在过。必须填满这道断层：我将在途中截住那些鬼火，它们虚幻的光照亮不了任何东西。我将把我的目光提供给它们，驱散它们的黑暗，明天出生的孩子们就都会记得……我沉浸在迷迷糊糊、徒劳无益的遐想之中，想否认我的意识与时间令人恼火的脱离，但否认不了。
至少我浮出了黑暗，但我周围的东西还留在黑暗里。我喜欢童话赋予一枚粗针针状的念头，赋予一个碗橱木头的想法。不过那是童话。深处黑糊糊的物体压在地面上不知道，也不会喃喃低语：“我在这里。”再说我讲述过，自己在梅里尼亚克，怎样愣神地凝视着撂在椅子靠背上的一件上衣。我试图代替它说：“我是一件又老又累了的上衣。”我做不到，感到惊惶失措。在过去的那些世纪里，在死去的那些人的沉默中，我揣测着自己的不在世：我揣测着真相，自欺欺人地回避自己的死亡。
我的目光创造光明。尤其假期里，我常常陶醉于一些发现，可是有时候，疑虑会困扰着我：我的存在非但没有向我揭示世界，反而扭曲了世界。当然我不相信在我睡着了的时候，客厅里的花会去舞会跳舞，田园诗能在橱窗里的小摆设之间结出果实。但是有时我怀疑，熟悉的田野会模仿魔幻的森林，一旦有闯入者破坏它，就会乔装改扮；闯入者所到之处会生出幻景，他迷了路，林间空地和乔木林都对他保守自己的秘密。我藏在一棵树后，试图突然发现林下灌木丛的僻静，但徒劳。一则题为《瓦朗丁或好奇的恶魔》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仙女教母带着瓦朗丁坐豪华四轮马车漫步。她对瓦朗丁说，车外有迷人的景色，但窗帘遮住了车窗看不见，不要撩起窗帘。瓦朗丁受到恶魔唆使，不听从吩咐。他只看到黑暗，他的目光看不见物体。我对这个故事后面的部分不感兴趣。当瓦朗丁与他的恶魔斗争时，我正焦急地与无知的黑暗搏斗。
我的不安有时强烈，但很快会烟消云散。大人们为我确保世界，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少深入其中。我宁愿在他们为我创造的想象的世界里跟随他们。
我在前厅里坐定，对面是诺曼底式衣柜和雕花木头座钟，钟的肚子里关着两只松果形的铜锤和黑暗的时间。墙上，有一个输送暖气管的口，透过暖气管口金色的网，我吸到从深渊里冒上来的令人作呕的气。那深渊和这寂静，带着座钟嘀嗒的节奏，令我感到害怕。书使我安下心来。它们讲述，不掩饰任何东西；我不在，它们就保持沉默。我打开书，看到的完全是它们所讲述的。如果有一个词我不懂，妈妈就给我解释。我趴在红色地毡上，阅读塞居尔夫人和泽纳伊德·弗洛里奥的作品，佩罗、格林、奥尔努瓦夫人和施密特议事司铎的童话，托普弗和贝卡西纳的画册、费努雅尔家族的奇遇、工兵卡芒贝的历险、《苦儿流浪记》以及儒勒·凡尔纳、保尔·迪瓦和安德烈·罗黎的作品，还有拉鲁斯出版的《玫瑰丛书》。这套丛书讲述世界各国的传奇和战争期间的英雄故事。
我得到的只是经过审慎挑选的儿童书籍。这些书所采纳的，是与我的父母和我的老师们相同的真理和价值观。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只有滑稽可笑的人和愚蠢的人，才会遇到倒霉的事。对我而言，这些基本准则得到捍卫就满意了。平常我很少拿书中的奇闻怪事与现实进行联系。我觉得开心，就像在布袋木偶剧院隔着距离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大人们在塞居尔夫人的小说里机敏地发现了离奇的背景，但这些小说从未令我惊奇。伊贝克夫人、杜拉齐纳将军一如克里普托加姆先生、克拉克男爵、贝卡西纳，只不过都像木偶一样存在。一篇故事是一件自我满足的漂亮物品，像一场木偶戏演出或一幅画。我体会到那些必然的结构，即开篇、布局和结尾，词和句子都闪烁着内在的光辉，恰似一幅画的颜色。然而有时，书籍会多少有点含糊地对我谈论我周围的世界或我自己。于是它们就引起我的幻想或思考，有时会颠覆我的信念。安徒生教我忧郁，在他的童话故事里，物体会遭殃，自己碎裂，本不该遭遇不幸却自我燃烧。小美人鱼在一命呜呼之前，每走一步都痛苦不堪，仿佛是在燃烧的煤炭上行走，然而她没有犯任何错误。她受的折磨和她的死亡，让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在梅里尼亚克阅读的一本题为《丛林的猎人》，令我心乱如麻。作者讲述荒诞不经的历险，讲述得相当巧妙，引得我也参与进去。主人公有一位朋友鲍勃，又肥又胖，乐天而随和，忠肝义胆，立刻获得了我的好感。他们一块被关在一座印度监狱里，发现有一条地下通道，一个人爬行可以通过。鲍勃头一个往外爬，突然他恐怖地叫了一声：他遇到一条蟒蛇。两手出汗，心脏狂跳，我目睹了那场悲剧：蟒蛇吞噬了他。这个故事让我好久不得安宁。的确，只要想到那条蛇吞人的场面，就足以让我周身血液冻结。我如果讨厌那个受害者，也许就不会感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鲍勃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推翻了所有惯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尽管书籍墨守成规，但它们还是扩大了我的视野。作为能把印刷的符号转化成故事这种魔术的新信徒，我欣喜若狂。我产生了将这种魔术颠倒过来的欲望，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把自己头脑里逶迤的句子移印到纸上：白纸上布满紫色的字迹，讲述着一个故事。在我周围，前厅里的寂静变得隆重了：我觉得自己像在主持一个宗教仪式。由于我从来不在文学里寻求反映现实，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的经历或幻想转录下来。令我开心的是用文字装点一件物品，就像我过去用管子搭房子一样。是书本而不是赤裸裸的世界，给我提供模特儿。我进行模仿。我的头一篇作品题目叫做：《玛格丽特的不幸》。一个勇敢的阿尔萨斯女孩子，她是一名孤儿，带着一群弟弟妹妹穿过莱茵河，要去法国。我遗憾地了解到，莱茵河在该流的地方不流，我的小说流产了。于是我抄袭我们家里人人都非常欣赏的《费努雅尔一家》。费努雅尔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家庭的翻版。一天晚上，妈妈带着赞赏的笑声给爸爸念《科尔尼松一家》。爸爸满面微笑。外公送给我一个黄色锦缎面的本子，里面没有写过字。莉莉姨妈用修道院女生清秀的字迹，把我的手稿抄在本子里。我自豪地打量着这个本子，它几乎真像一本书，是靠了我才存在的。我又写了另外两三篇作品，都很不成功。有时我只是想出一些题目。在乡间我扮演书商，给桦树银色的叶子题名为《碧空王后》，给木兰有光泽的叶子题名为《白雪之花》，我搭起巧妙的书摊。我不知道自己希望将来是写书还是卖书，但在我眼里世界上没有比书更宝贵的东西。妈妈向圣普拉西德路上的一间阅览室订阅图书。那里，无法跨越的栅栏，保护着墙壁上满是书的走廊。那条走廊像地铁的隧道一样，消失在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我羡慕那些老小姐，穿着不袒露胸肩的无袖胸衣，一辈子摆弄着那些黑色封面的书，题目都显眼地印在一个橙色或绿色的长方形上面。深藏于静穆之中，在深色、单调的封面掩饰之下，所有话语都在那里面，等待人们去辨读。我幻想把自己关闭在那些尘封的走廊里，永远不出来。
我们差不多每年上一趟夏特莱剧院。市参议员阿尔丰斯·德维尔把巴黎市专用包厢提供给我们，因为我爸爸曾经当过德维尔的秘书，那是在他们两个从事律师职业的时候。这样我观看了《追求幸福》《八十天环游世界》和其他一些场面壮观的梦幻剧。我欣赏那红色的幕布、灯光、布景和花容月貌的女演员跳的芭蕾，但对舞台上展开的那些历险不太感兴趣。演员们都太真实又不够真实。最豪华的化妆不如故事里的红宝石光彩夺目。我鼓掌欢呼。但实际上，我更喜欢与印有文字的纸安静地促膝交谈。
至于电影，父母将之视为庸俗的娱乐。他们认为卓别林太幼稚，即使对孩子而言也如此。然而，爸爸的一位朋友为我们弄到观看私人放映电影的邀请券。一天上午在林荫大道一间放映厅，我们看了《朋友弗里茨》。大家众口一词说这部电影赏心悦目。几周之后，我们在同样的条件下看了《卡玛尔格国王》。主人公是一位温柔、金色头发的农家姑娘的未婚夫，骑着马在海边漫步。他遇到一位全身赤裸、两眼熠熠生辉的波希米亚女子。那女子打他的马，他目瞪口呆停了好一会儿，然后与那个美丽的褐发女郎一块关在沼泽地中间的一座小房子里。我注意到妈妈和外婆交换惊恐的目光。她们的不安最终使我警觉起来，猜想这个故事不宜于我观看，但我不很明白为什么。当那位金发农家姑娘绝望地在沼泽地里奔跑而被沼泽地吞没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一桩最可憎的罪恶正在铸成恶果。对那个波希米亚女郎的傲慢和不知羞耻，我麻木不仁。在施密特议事司铎的童话《金色的传统》里，我见到过更肉感的裸体，不过我们再也不去看电影了。
我并不感到遗憾。我有书籍、有游戏，我周围到处有让人凝神注目的对象，比那些平淡无奇的图像更让人感兴趣。这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有思想意识的人，与不会说话的东西相反，不令我担心，因为他们是我的同类。当房屋的正面变得明亮时，我窥视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没有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小孩坐在桌子前看书，我会激动不已，因为我看到自己的生活在我眼前变成了演出的场景。一位主妇在摆餐具，一对夫妇在闲聊，这些隔着距离、在吊灯和挂灯映照下表演的熟悉的场面，堪与在夏特莱放映的梦幻剧相媲美。我觉得自己没有被排除在外。透过形形色色的布景和演员，我感到正在发生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从一座楼房到另一座楼房，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故事无限地重复发生，我的存在融入这个故事丰富多彩的无数反光之中，向整个宇宙敞开胸怀。
下午，我在餐厅的阳台上坐很长时间，拉斯帕耶大街树木的枝叶伸到了阳台边上。我打量着街上的行人。我对大人们的生活习惯了解甚少，无法尝试猜出他们匆匆忙地赴什么样的约会。不过他们的面孔、身影和声音吸引着我。老实讲，我现在也不大说得清楚他们给予我的这种快乐。可是，当父母决定搬到雷恩街一栋楼的六层居住时，记得我感到失望：“在街上散步的人，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了！”这等于割断了我与世界的联系，判处我流放。在乡间，被放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也无所谓，因为我满眼都是大自然；在巴黎，我渴望见到人。一座城市的真实面目，就是它的居民。无法有更密切的联系，我至少需要看到他们。有时我免不了希望违抗禁锢我的圈子。一个步态、一个动作、一个微笑都会打动我；我真想去追赶正拐过街角的那个我永远再也遇不到的陌生人。一天下午在卢森堡公园，一个穿苹果绿套装的高个子姑娘，领着几个孩子在跳绳。她双颊红润，露出灿烂而温柔的笑容。晚上，我对妹妹说：“我知道什么叫爱了！”我的确隐约感受到了某种新东西。爸爸、妈妈、妹妹，凡是我所爱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头一回预感到，自己的心灵会被来自别处的光芒射中。
这种短暂的冲动，并不妨碍我感觉自己依然神闲气定。虽然对别人感到好奇，但我并不幻想与自己不同的命运，尤其不会因为是女孩而感到遗憾。我说过，我避免沉迷于空幻的欲望，而愉快地接受给予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我看不到任何确实的理由认为自己交了噩运。
我没有兄弟，没有任何比较显示，我因为自己的性别而不被允许做某些事情。人们对我施加的限制，我仅仅归咎于自己的年龄。我感受强烈的是童年，而绝非女性性别。我所认识的男孩子都没有任何奇异之处。头脑最灵活的是小勒内，被破例录取进德西尔学校初级班学习，但我得到的分数经常比他高。在上帝眼里，我的心灵之高洁，并不逊色于男孩子们。我为什么要羡慕他们呢？
仔细想想大人们，我的经验并非黑白分明。在某些方面，爸爸、爷爷和叔伯们在我眼里显得胜过他们的妻子。可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路易丝、妈妈和我的女老师们却扮演着首要角色。塞居尔夫人、泽纳伊德·弗洛里奥都让小孩子做主人公，而让大人充当他们的配角，母亲们在他们的书里占有突出地位，父亲们都不算数。我自己主要是从大人们与孩子们的关系来观察他们的。秉持这样的看法，我的性别倒是确保了我的优势。在游戏当中、在思考当中、在计划当中，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变成男人。我的全部想象力都致力于预测自己作为女人的命运。
这个命运，我用自己的方式适应它。不知道为什么，但事实是，器质性现象很早就不再令我感兴趣。在乡下，我帮助玛德莱娜喂她的兔子和鸡，但这类活儿很快就让我厌烦了，我对毛皮或鸭绒的温软很不敏感。我从来不喜欢动物，红红的、皱巴巴的、双眼迷离的婴儿令我讨厌。我打扮成护士，是为了去战场救扶伤员，而并不护理他们。在梅里尼亚克，有一次我用一个橡皮注射球模仿给堂妹让娜冲洗耳朵。她那一副笑吟吟的被动样子，会诱致人家对她施行性虐待。在我的记忆中，找不到任何与她相像的样子。在游戏当中，只有装扮得不像喂奶的，我才同意演母亲。我们看不起其他孩子，他们玩起来不讲究协调一致。妹妹和我，我们有一种特殊方式看待我们的玩具娃娃。它们会说话、会思考，和我们以同样的节奏生活在同样的时间里，每天长达二十四小时：它们酷似我们。实际上，我表现得好奇甚于有条理，热情甚于注重细节。但是，我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似的，继续幻想做得既严格又协调，利用玩具娃娃布隆迪娜来满足这种癖好。作为一个模范小女孩完美无缺的母亲，给予小女孩理想的教育，使她从中最大限度地受益，这样我就在满足各种需要的状态下，找回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接受妹妹不事张扬的合作，专横地帮助她抚养她自己的儿女。我拒绝男人来剥夺我的责任，让我们的丈夫都去旅行。在实际生活中，我知道情况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家中一位母亲身边总是有一位丈夫；许多枯燥乏味的任务令她不堪重负。一想到自己的将来，我觉得这些负担实在太沉重，便放弃了自己也要生孩子的念头。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培养思想和灵魂：我要当教师，我这样决定。
然而，教书正如那些小姐所从事的，并不能让老师足够彻底地控制学生。必须让学生完完全全属于我：我计划他的每一天，直至最微小的细节，消除一切风险，巧妙、精确地做到劳逸结合，利用而绝不浪费每一刻时间。要切实落实这个设想，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我要成为家庭教师。父母大叫起来。我呢，并不认为家庭教师低人一等。看到妹妹所取得的进步，我体验到使空腹变成饱学的无上快乐。我无法想象，未来会向我提供比培育一个人还更崇高的事业。而且不是随便一个人。今天我才明白，在我未来的创造中，一如在我的玩具娃娃布隆迪娜身上，我所设想的是我自己。这是我的使命的意义所在。成年之后，我将重新掌握自己的童年，把它塑造成一件完美无缺的杰作。我梦想自己有完美的基础和辉煌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