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自信，现在和将来我都会独自主宰自己的生活。然而，宗教、历史、神话向我暗示另一种角色。我经常想象我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用我的长头发擦基督的脚。大多数现实的或传说中的女英雄，像圣女布朗蒂娜、柴堆上的贞德、格丽泽莉迪斯、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等，都是通过男性使她们遭受的痛苦考验，才在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得到荣耀的。我甘愿扮演受害的女人。有时我强调她们的胜利，刽子手只不过是殉道者及其荣誉之间微不足道的媒介。因此妹妹和我进行了忍耐力的比赛：我们用夹糖块的夹子夹对方，用小旗子的杆子戳对方。应该做到就是死也不发誓弃绝。我可耻地作弊，被戳出头一道伤口就装死，只要妹妹不让步，我就坚持着让她存活下去。身边是被关在黑牢里的修女，我唱着圣歌嘲笑狱卒。性别赋予我的被动状态，我把它变成藐视态度。我常常久久地为此自鸣得意，品尝着不幸、屈辱的快乐。我的虔诚使我变成受虐狂，拜倒在一位金发的年轻上帝面前，或者在告解的夜里拜倒在可爱的马丁神甫面前，品尝着美妙的痴迷，双颊流淌热泪，迷迷糊糊躺在天使们的怀里。我让这种激情发展到顶点，重新穿上女圣人布朗蒂娜血迹斑斑的衣服，让自己暴露在狮子的爪子前面，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或者效法于格丽泽莉迪斯和热纳维耶芙·德·布拉班特，进入一个受虐待的妻子的角色。妹妹接受训练，扮演蓝胡子，狠心地把我赶出他的宫殿。我迷失在深山老林里，直到有一天我的无辜大白于天下。有时我修改脚本，想象自己犯了一个隐秘的过错，瑟瑟发抖地跪在一个英俊、纯洁、可怕的男人面前悔过。他被我的内疚、卑鄙和爱情制服了，那个有审判权的男人把手放在我低下的头下，我觉得自己要晕倒了。我的某些幻想见不得阳光，我就秘密地表演。这个被俘的国王的命运令我异常激动：一个东方暴君把他当作上马的脚蹬。我会身体半裸，打着哆嗦，取代这个奴隶，脊梁被无情的马刺划破。
事实上，这些表演中会明显或不那么明显地出现裸体的情形。女圣人布朗蒂娜的长内衣被撕破了，露出她白皙的胁部；而遮掩热纳维耶芙的身体的，只有她的长发。我从来只见过大人们穿衣服把身体捂得严严实实。我自己呢，除了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路易丝使劲给我擦，我不可能自我欣赏——大人告诉我不要看自己的身体，换内衣的时候也不要暴露。在我的世界里，肉体是没有权利存在的。然而，我体验过母亲怀抱的温暖；有些短上衣的凹陷处，会隐约现出一条沟，既让我难堪，又吸引我。我不够灵巧，不会重复在体操课上模糊感受到的快乐。可是有时，肌肤接触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或者一只手轻轻触到我的脖子，会使我全身战栗。我太无知，虚构不出抚摩的情节，只好采用拐弯抹角的方法，通过人当脚蹬的形象，使人变成物。而当我扑倒在主人国君的脚下时，就在自己身上实现了这种变化。为了表示宽恕我，主人国君把他那审判者的手放在我的后颈上。这样我就通过祈求他的宽恕而得到了快感。不过，在沉迷于这种妙不可言的堕落时，我始终没有忘记这只是游戏。说真格的，我不会屈从于任何人：我永远是自己的主人。
我甚至倾向于认为，至少在童年，自己与众不同。我性格随和，喜欢与一些同学交往，大家一块玩纸牌或罗多游戏，相互交换图书。但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小朋友们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很瞧不起。我希望大家玩就认真地玩：遵守规则，激烈竞争，夺取胜利。我妹妹符合这些要求，可是其他伙伴肤浅的习惯让我不耐烦。我想，反过来，我应该也经常使他们感到厌烦吧。有一段时间，我总在上课前半个钟头到达德西尔学校，与半寄宿生们一块儿玩儿。看到我穿过院子，一个小女孩用富有表情的动作摸着下巴说：“瞧她又来了，哼，讨厌的家伙！”她又丑又蠢，还戴着眼镜。我略感吃惊，但没有生气。一天我们去郊区我父母的几位朋友家，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槌球场。在格里埃尔，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在饮下午茶和散步的过程中，我不停地谈论这个游戏，迫不及待地想玩。我们的朋友们向我妹妹抱怨说：“她令人厌烦，老谈她的槌球游戏！”晚上妹妹把这些话告诉我，我听了毫不在乎。不像我一样热爱槌球因而表现得低人一等的一些孩子，是伤害不了我的。由于都坚持我们的喜好、我们的癖好、我们的准则和我们的价值观，妹妹和我一致斥责其他孩子愚蠢。大人们的傲慢态度把所有小孩子变成一个类型的人，认为个个都一样：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让我生气了。在格里埃尔，当我吃榛子时，给玛德莱娜当老师的那位老姑娘现出满腹经纶的样子宣称：“小孩子都喜欢榛子。”我和宝贝蛋嘲笑她。我的喜好不取决于年龄。我不是“一个小孩子”，我是我。
作为附庸，妹妹享受着我赋予自己君权的好处，她不和我争夺君权。我想我如果和别人分享君权，我的生活就失去了全部意义。我班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我想我们姐妹俩怎能甘心分开生活，那样我仿佛就只剩半个人了。同样我觉得，两个人一模一样总是以另一个人的面貌出现，我的经历也就不再属于我了。一对双胞胎会使我的生活失去构成其全部价值的东西：可引以为自豪的独特之处。
在我最初的八年之中，我只认识一个算是有些见解的男孩子。幸运的是他不轻视我。我那位上唇汗毛浓重的姨婆，在《模范娃娃》里，常常把她的孙女蒂蒂特和孙子雅克看成英雄。蒂蒂特比我大三岁，雅克比我大半岁。他们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父亲；他们的母亲再婚之后生活在维兰堡。我八岁的那年夏天，我们在阿丽丝姨婆家住了相当一段时间。两座房子几乎毗邻。我旁听过一位温柔的年轻金发姑娘给我这两个表兄表姐上课。我的班级比他们低，对雅克出色的作文、他的知识和自信赞叹不已。他肤色红润，有一双金色的眼睛，头发像七叶树果实一样发亮，是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在二层楼楼梯口有一个书柜，他帮我挑选书。我们比肩坐在台阶上看书，我看《格列佛游记》，他看《大众天文学》。我们下到花园里时，是他出主意玩什么游戏。他着手造一架飞机，事先就命名为“老夏尔”，以纪念居内梅。为了给他提供材料，我把在街上见到的所有罐头盒子都捡回来。
飞机甚至没有开始造，但雅克的威信并未受损。在巴黎他不住在一座普通楼房里，而是住在蒙帕纳斯大街一座生产大彩绘玻璃的老房子里。下面是几间办公室，上面是居住的套间，再上面是车间，顶楼是展览厅。这就是他的家。他以一位年轻老板的身份对我尽地主之谊，向我介绍大彩绘玻璃的艺术和它区别于普通玻璃的地方。他用保护者的口气和工人讲话，我听了目瞪口呆：这个小男孩看上去已经在管理一队大人了，令我折服。他与大人们平起平坐，看到他粗暴对待他祖母，我甚至有些生气。平时他看不起女孩，正因为这样我更看重他的友谊。“西蒙娜是一个早熟的女孩。”他宣称道。我觉得这句话很中听。一天，他亲手做了一块原创彩绘玻璃，上面蓝色、红色、白色的菱形图案是用铅模铸成的。他用黑色字母在上面刻了一句题词：“献给西蒙娜”。我从来没有收到如此讨人喜欢的礼物。我们决定我们“恋爱结婚”，我称雅克为“我的未婚夫”，我们骑着卢森堡公园的旋转木马进行新婚旅行。我严肃对待彼此的诺言，然而他不在身边时，我很少想他。每回见到他我都感到高兴，可是他从来不让我相思。
因此，我记得的懂事年龄前后我的形象，是个规矩、幸福、相当狂妄自大的小女孩。记忆中有两三件事情与这幅画像不相称，使我怀疑只一点点东西就足以动摇我的自信。八岁上，我不再像幼年时期那样健壮快乐，而变得瘦弱、胆小怕事。在前面提到过的体操课上，我穿一件窄得难看的运动衫，我的一位姨妈对我妈说：“她像一只猴子。”课结束时，老师把我和上一节集体课的学生们叫到一起。那是由一位家庭教师陪着的一群男孩子和女孩子。女孩子们都穿浅蓝色针织短上衣，配漂亮的短褶裙。她们发亮的发辫、她们的声音、她们的举止，她们身上的一切都无可挑剔。然而，她们又跑又跳、又蹦又笑，那样放肆、那样不害臊，在我看来这都是流氓的特点。我突然觉得自己笨拙、胆小、长得丑，一只小猴子——毫无疑问，那些打扮漂亮的孩子肯定是这样看我的。他们蔑视我，更有甚者，他们无视我。我不知所措，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的趾高气扬而自惭形秽。
几个月后，父母的一位朋友带我去维莱海滨。她的几个孩子不太令我开心。我头一回离开妹妹，觉得仿佛失去了手足。大海在我眼里平淡无奇，海水浴更是受罪，那海水让我透不过气来，让我害怕。一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哭泣。罗琳夫人难为情地抱起我放在膝头上，问我为什么哭。我觉得我们两个像是在演一出滑稽戏，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不，没有任何人捉弄我，大家对我都挺友善。事实上是我与家人分别后，失去了确保我种种长处的亲情，也失去了确定我在人世间的位置的规则和标准，我再也不知道如何自处，也不知道我来人世间干什么。我需要被置于一些环境之中，其严格的规定使我的存在成为正当。我体会到这些，因为我害怕变化，不能承受不幸和环境的改变。这正是我相当长时间保持童年憧憬的理由之一。
然而，战争的最后一年，我却失去了宁静。
这年冬季严寒，而煤却匮乏。在供暖不足的套间里，我将生冻疮而红肿的手指贴在暖气片上也白搭。食品定量配给时期开始了。面包不是灰色的就是太白。早上吃不到巧克力了，只有淡而无味的汤。妈妈做没有鸡蛋的煎蛋卷、人造奶油的甜食，并用糖精代替糖。她让我们吃冷冻肉、马排和不像样的蔬菜：螺丝菜、洋姜、甜菜、西葫芦。为了节省葡萄酒，莉莉姨妈用无花果发酵酿成一种很难喝的饮料“无花果酒”。进餐失去了往日的快乐。夜里常常响警报，外面的路灯和家家窗户的灯光都熄灭了，只听见住宅区负责人达尔代勒仓促的脚步声，接着听见他气冲冲地喊道：“熄灯！”有两三次妈妈让我们下到地窖里，但由于爸爸固执地待在床上，她也决计不再动窝了。上面几层的一些房客到我们家的门厅里来躲避，我们搬了一些扶手椅放在那里，让他们坐着打盹。有时一些被警报声留住的朋友就打桥牌，打到非常晚的时间。我欣赏这混乱的气氛，在缝隙被堵塞的窗户外面，城市静悄悄的，在晨钟敲响时，才突然苏醒过来。麻烦的是，我外公外婆住在里翁·德·贝尔福附近一栋楼的六层，认真对待警报，总是急忙下到地窖里，第二天早晨我们必须去看看他们是否平安无事。“大贝莎”超重型榴弹炮刚发射几炮，外公就相信德国人马上就要到了，便叫他妻子和女儿去卢瓦尔河畔拉夏里特，他自己天一亮就徒步逃到隆瑞莫。外婆被丈夫强烈的恐慌搞得精疲力竭，病倒了。为了给她治病，要把她接回巴黎，但如果发生轰炸，她再也下不了六层楼，所以把她安置在我们家。当她在一位护士陪护下到达时，她发红的双颊和无神的目光令我害怕。她已不能说话，认不出我。她一个人占用我的房间，路易丝、我妹妹和我便睡在客厅里。莉莉姨妈和外公来家里吃饭。外公用他粗大的嗓门预言大难临头了，或者突然宣布天上给他掉下来了财富。他的杞人忧天的确夹杂了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他曾经是凡尔登的银行家，做投机交易最终破产，他和许多人的资本都被吞噬掉，可他对自己的星宿和自己的嗅觉的信心，并不因此而有所减弱。目前他领导一家制鞋厂，由于军队的订货，工厂运转得还相当不错。这家小小的企业不能满足他的渴望——掌握生意、计划和金钱。对他来讲不幸的是，没有妻子和儿女们的同意，他再也不能动用任何资金，所以他试图取得爸爸的支持。一天他给爸爸带来一根小小的金条，那是一位炼金术士当着他的面，从一块铅里提炼出来的。这个秘密可能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如果我们同意给发明者一笔预付款的话。爸爸面带微笑，外公满面通红，妈妈和莉莉姨妈拿定了主意，大家都叫嚷起来。这种场面经常重现。人疲劳不堪，路易丝和妈妈很快“上起火来”，她们“有话要说”。妈妈甚至跟爸爸争吵、骂我和妹妹，情绪控制不住了还打我们耳光。我不再是五岁的年龄，父母一争吵天就像要塌下来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也不再把性急和不公正混为一谈。然而，夜里通过餐厅和客厅之间的玻璃门，听到充满怨恨和愤怒的争吵，我就藏到被窝里面，心里难受死了。我想到过去，那就像失去的天堂。它还会再现吗？我觉得世界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使世界尤其变得暗淡无光的，是我的想象力成熟了。通过书籍、“公报”和我所听到的谈话，战争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就是严寒、泥泞、恐惧、流淌的鲜血、痛苦、垂死。在前线我们失去了一些朋友和亲人。尽管有上天的许诺，但一想到死亡使世间相互热爱的人们永别，我就恐惧得透不过气来。有时，有人当着妹妹和我的面说：“算她们幸运还是孩子！她们不知道……”我表示抗议：“显然，大人们对我们一无所知！”我偶然会被某种东西所淹没。那感觉是如此辛酸、如此具有决定性，我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人能领略比这更强烈的痛苦。在格里埃尔，几名德国俘虏、一位因肥胖而退役的年轻比利时难民，与几个法国工人一块在厨房里吃饭。他们全都相处得很好。说到底，德国人也是人，他们也会流血，也会死。为什么呢？我开始拼命地祈祷这场灾难结束。我觉得和平比胜利更重要。我和妈妈一边上楼梯一边交谈，妈妈对我说，战争可能快要结束了。“是吗？”我冲动地说，“但愿战争结束！不管怎样，结束就行！”妈妈突然停住了，一副吓坏了的样子：“别说这种话！法国应该获得胜利！”我感到羞愧，不仅脱口说出了一句荒唐话，甚至产生了这种荒唐想法。不过，我很难接受有一种想法就有罪。在我们的套间下面，在达尔代勒先生玩多米诺骨牌的平静的圆顶咖啡馆对面，最近开了一家吵吵闹闹的罗同德咖啡馆。大家看到光顾那里的尽是一些浓妆艳抹、剪短头发的女人和身着奇装异服的男人。“那是外国佬和失败主义者们的窝。”爸爸说。我问他什么是失败主义者，他回答：“就是相信法国一定会失败的坏法国人。”我不懂。想法在我们头脑里任意地来来往往，人不会故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不管怎样，父母受侮辱的语调和母亲气愤的面孔使我坚信，不要急于把大家互相悄悄说的所有担忧的话大声说出来。
我迟疑的和平主义并不妨碍我为父母的爱国主义感到骄傲。教会学校的大部分学生被警报声和“大贝莎”的炮声吓坏了，学年还没有结束就逃离了巴黎。班里留下的只有我和一个孤零零的十二岁的高个子傻女孩。我们坐在那张空荡荡的大桌子旁，对面是龚特兰小姐。她对我尤为关心。我对她给我们上的课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它们像公共课一样严肃，又像私下上课一样亲密。一天，我与妈妈和妹妹到达雅各布街时，整个楼里空无一人，大家都下了地窖。这个意外遭遇让我们大笑不止。我们通过自己的勇气与活力表明，我们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人。
外婆的精神恢复了正常，回了自己家。假期和开学时，我听见人们纷纷议论妄图把法国出卖给德国的两个叛徒：马尔维和卡约。他们没有罪有应得地被枪毙，但他们的阴谋被挫败了。十一月十一日，我正在妈妈的监督下练习钢琴，停战的钟声敲响了。爸爸重新穿上了便装。妈妈的兄弟退伍不久就因患西班牙流感去世了。不过我对他了解甚少，妈妈的眼泪擦干后，至少对我而言，幸福回来了。
家里从来不浪费任何东西，无论一块面包头、一根绳头、一张优惠券，还是一次免费消费的机会。妹妹和我的衣服要穿得磨光露出织纹，甚至直到穿得有点破了。妈妈从不浪费一秒钟，看书的时候边打毛线，与爸爸或朋友聊天时边做衣服、缝补或刺绣，在地铁里和有轨电车上，她不停地做给我们装饰裙子的小饰物。她晚上算账，多年来凡是经过她的手花出去的每个生丁，都登记在一本厚厚的黑色簿子里。我想，不仅在我们家，到处都如此，时间和金钱都是严格计算的，所以用起来一定要精打细算、一丝不苟。这个想法合我意，因为我希望的就是一个不随心所欲的世界。宝贝蛋和我，我们经常装扮成在沙漠里迷路的探险者、漂流到小岛上的海上遇难者或者被围困的城市里忍饥挨饿的人。我们施展非凡的创造力，从最微不足道的资源获取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们最喜爱的主题。要利用一切，我打算切实落实这个要求。在我记载每周课程的小本子里，我开始把字写得很小，不留一点空白。老师们感到诧异，问母亲我是不是吝啬。我很快放弃了这个癖好，非理性的节约适得其反，并不令人开心。但是我仍然确信，应该充分使用每一件东西和自己。在格里埃尔，饭前饭后或做完弥撒出来，经常有死气沉沉的时刻，使得我坐立不安。莫里斯姑父不耐烦地问：“这孩子就不能乖乖地待会儿吗？”父母和我听了都笑起来，因为父母不赞成无所事事。我尤其觉得无所事事该受指责，因为它使我感到无聊。我的职责和我的快乐难以分开。唯其如此，这段时期我的生活才如此幸福：我只需凭自己的爱好行事，大家对我都很满意。
阿德丽娜·德西尔学校有寄宿生、半寄宿生、放学后留校自修的走读生，还有像我这样只去上课的学生。每周上两次文化知识课，每次持续两个钟头。此外我还学英语、钢琴，并上教理课。我作为新教徒的激情没有减弱，每当老师进入教室那一刻，时间就变得神圣了。老师们并不给我们讲述任何扣人心弦的东西。我们给她们背诵课文，她们为我们批改作业。我对她们没有更多要求，只要求她们公开认可我的存在。我的优点被记载在一本簿子里，让人们永远记住。每次我都必须做到即使不超过自己，也要赶上自己。这种竞赛总是一次次重新开始，输了我会懊丧，胜了我会兴奋。我的学年布满了这种像灯标般闪光的时刻：每一天都通向某个特定的地方。我同情大人们，他们那一周接一周的每一周，仅仅在平淡无奇的星期天才勉强有点色彩。生活着而没有任何盼头，在我是可怕的。
我盼望，我被盼望。我不停地回答一个要求，免得我自问：“我为什么在这里？”坐在爸爸的写字台前面，我在翻译一篇英文课文或誊写一篇作文。我在世间占有一个位置，做应该做的事情。烟灰缸、墨水瓶、裁纸刀、铅笔、笔杆，散乱地放在粉红色吸墨纸周围的这套东西，都分担着这种需要。这种需要渗透整个世界。坐在我用功的椅子里，我听到所有天体的和声。
然而，我并不是以同样的干劲完成每一件任务。我的墨守成规并没有扼杀我内心的好恶。在格里埃尔，当艾莱娜姑妈端上一盘南瓜时，我会流着泪离开餐桌，绝不会碰一下那盘菜。无论是威胁还是打我，都无法让我吃奶酪。我还有一些更真格的固执。我忍受不了无聊，它会很快变成焦虑。所以我说过，我讨厌无所事事。但是，那些使我的肉体麻木又不能让我的精神投入的工作，在我头脑里同样留下一片空白。外婆成功地使我对织锦和绢网刺绣产生了兴趣，因为这必须用毛线或棉线严格地按照样品或草图进行织绣，要求我的身心相当投入。我绣了一打枕巾，用一块织得难看的织锦套住我卧室里一张椅子。但做贴边、缝合、织补、齿形花边、十字刺绣、包花绣、流苏花边，我都马马虎虎。为了激发我的热情，法叶小姐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人在一个待结婚的年轻人面前夸赞一位姑娘的优点，说她精通音乐、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年轻人却问道：“她会缝纫吗？”尽管我十分敬重法叶小姐，但是企图让我信服一个陌生年轻人的怪念头，我认为是愚蠢的。我不会改弦易辙。在所有方面，我越是贪婪地学习，就越觉得做起来枯燥无味。一打开英语书，我就仿佛出发去旅行了。我狂热地学习，但从来没专心地去学一种正确的口音。看谱即席奏一首小奏鸣曲令我开心，但学习小奏鸣曲令我反感。音阶我掌握得马马虎虎，练习也马马虎虎，以致钢琴比赛我位列最后几名。视唱方面，我只对理论有兴趣。我唱歌走调，音乐听写一团糟。我写的字东倒西歪，尽管试图通过给我个别上课予以矫正，但没有收到效果。如果要测定一条河的走向、一个地区的周边，我的笨拙让人不敢罚我来做。这个特点一辈子改变不了啦。我做所有实际工作都遭受挫败，精雕细刻从来不是我的长处。
发现自己的弱点不无气恼，我本来希望擅长于一切事情。但是我的弱点有着种种十分深刻的原因，不是靠逞一时意气能够弥补的。打我善于思考的时候起，我就发现自己有无穷的能力，而限度不值一提。我一睡着，世界就消失了；世界需要我，为的是被看见、被了解、被理解。我觉得自己负有使命，自豪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我想，我尚未长成的身体不应该参与，如果参与，会把一切搞糟。要想真实地演奏乐曲，也许必须表演得细致入微，而不是抹杀其精微之处。在我的手指下，乐曲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其完美的最高境界。那么我发奋练习有什么用呢？发挥不免始终有限且相对的能力，这种不值得的努力令我反感。我嘛，该做的永远是观察、解读、探究绝对。翻译一篇英语文章时，我能发现这篇文章全部、唯一的普遍意义。而th从我嘴里发出来，仅仅是千百万个声调变化之中的一个，我才不屑于操这个心呢。我的任务的紧迫性不允许在这些琐碎小事上耽搁时间。有那么多事情要我去做！要唤醒过去，照亮五洲，深入地心，绕月飞行。当人家强制我做无益的练习时，我的头脑就叫苦，我想自己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我气恼、又罪己，所以急于了结。任何强制都会被我急切的心情碰得粉碎。
我相信在我看来演奏者的工作也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觉得它所产生的只是表面现象。我想，实际上，一首奏鸣曲的真实，存在于乐谱之中，是不变的、永恒的，正如麦克白的真实，存在于印成的书里。创作是另一回事。我赞赏有人能让这个世界上出现某种真实的、崭新的东西。我能够尝试的唯一领域，就是文学。绘画对我而言只能是模仿，我不会努力去做，也不会成功。我只会对一个物体的整体有所反应，根本不会留心我所感知的细节，就是描绘一朵最普通的花我也总是失败。相反，我善于运用语言，因为语言表达事物的实质，语言阐明事物。我本能地倾向于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全都讲述出来：我讲述很多，经常写作。如果我在作文里把自己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讲述出来，这件小事就不会被忘掉，它会让其他一些人感兴趣，就最终得救了。我也喜欢编故事。如果这些故事是在我的生活中受到启发编出来的，它们就能提供我生活的佐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故事毫无用处，但它们是独一无二、不可代替的，它们存在着，我为能让它们脱离虚无而感到自豪。我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法语作文”，甚至抄了几段放在“珍文”簿里。
七月份暑假在即，我可以不带遗憾地与德西尔学校说再见。然而，假期结束一回到巴黎，我就迫不及待地盼望开学，坐在发黑的梨木书柜旁边的皮沙发里，翻得手里的新书沙沙响，吸着新书的气味，欣赏里面的图画、地图，还浏览历史书里的一页，恨不得只看一眼，就能让书里的人物与隐藏在黑色白色枝叶下的风景活动起来。它们藏而不露的存在和我对它们的支配权，令我陶醉。
学习之余，看书是我生活中的大事。现在妈妈去圣叙尔皮斯广场的卡尔迪纳尔图书馆订借图书。一张摆满杂志和画刊的台子位于一间大厅的中央，大厅呈辐射状伸出几条走廊，每条走廊都贴墙展示图书，顾客们可以在走廊里闲逛。我童年感到最快乐的时候，是妈妈宣布为我个人订购图书的日子。我停在写着“青年读物”的牌子前面，那里摆着数百本书。“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我发狂般想道。现实超过了我最雄心勃勃的梦想，我面前展现着未曾见识过的丰富多彩的天堂。我带回家一份图书目录，在父母帮助下，在标有“青年”的作品中进行选择，拟订了一份书单。每周我都妙不可言地徘徊在多种贪欲之间。此外，母亲有时还带我去学校附近一家小店买英文小说。这些英文小说看了很久，因为我读得慢。我借助词典，兴致勃勃地掀开一个个词语不透明的面纱。描写和叙述还有点奥秘吃不透，我觉得它们比读法文小说更迷人、更深奥。
父亲这一年送给我一本《君士坦丁神甫》，是由玛德莱娜·勒梅尔作插图的版本。一个星期日，他带我去法兰西喜剧院观看由这本小说改编的戏。我头一回被允许进入一家大人们光顾的真正的戏院，激动地坐在红色的座椅上，认真地听演员们道白。他们有点令我失望，茜茜尔·索莱尔染过的头发和矫揉造作的语调，不符合我心目中斯科特夫人的形象。两三年后，我为《西哈诺》落泪、为《雏鹰》哭泣、为《布列塔尼克斯》发抖，整个身心被舞台的魔力征服了。但是这天下午，令我激动不已的，倒不完全是演出，更多的是我与父亲单独在一起。单独与父亲一起，看一台他为我选择的节目，这在我们之间创造了一种十分默契的关系。在几个钟头里，我有一种令人陶醉的印象：父亲只属于我。
大约在这个时期，我对父亲的感情变得强烈了。他忧心忡忡，说福煦被人操纵了，应该直捣柏林。他经常谈到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危险地像boches，即“德国鬼子”。正是德国鬼子毁了他。他对未来的预测很糟糕，不敢重开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岳父的工厂里接受了一个共同管理人的职务。他已经遭受了一些挫折：由于外公破了产，母亲的陪嫁钱一直没有支付。现在他的事业毁了，构成他大部分资本的“俄国人”都垮了，他唉声叹气地被列入了“新穷人”阶层。然而他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更倾向于质疑这个世界，而不是顾影自怜。一个如此高傲的人，竟能如此自然地将就自己卑微的地位，令我感动不已。有一天我看见他为一个慈善机构演出库特林的《内心的平静》。他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终日劳碌而不得温饱的专栏作家，被金钱的烦恼压得抬不起头，让一个未成年女子短暂而代价昂贵的爱情弄得心力交瘁。那个女子与妈妈没有任何相同之处，然而我从爸爸所扮演的人物看出了他自己。他赋予了这个人物看破一切的讽刺意义，激动得我几乎落泪。在他的逆来顺受之中有着忧伤，我猜想中他心里那默默无言的创伤，赋予了他新的魅力。我带着浪漫主义爱他。
夏天晴和的日子，有时晚饭后，他会带我们去卢森堡公园里遛个弯儿。我们坐在美第奇广场的台阶上吃冰淇淋，然后重新穿过公园，因为公园里吹号要关门了。我羡慕住在参议院里的人，夜里他们能在阒寂的小径上尽情遐想。我的每一天都重复老一套，安排得像四季交替一样严格，稍许偏离都会让我处于非常状态。在妈妈通常闩上大门的时候，在温馨的暮色中漫步，这既令人惊喜，也富有诗意，无异于山楂树在隆冬时节开了花。
有一个完全不寻常的晚上，我们坐在普雷沃的露天座上饮巧克力，就在《震旦报》大厦对面。一条活动灯光新闻，报道了在纽约进行的卡彭捷和登普西比赛出人意料的结果。十字路口全是人。当卡彭捷被击倒在地的时候，有一些男人和女人泪如雨下。我回到家里，为观看了这一重大事件而感到自豪。但是，我同样喜欢我们每天在门窗紧闭的书房里度过的晚上：父亲给我们朗读《佩里松旅行记》，或者我们并排坐着，各看各的书。我打量着父母和妹妹，心里热乎乎的，喜不自胜地暗自说：“我们四个人！”接着又想：“我们多么幸福！”
只有一件事情不时使我有些忧郁：有一天我意识到，我一生的这个时期要结束了。这似乎不是真的。你爱你父母爱了二十年，要离开他们去跟随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怎能不痛苦万分呢？你生活了二十年不曾需要他，怎能朝夕之间就爱上一个对你而言什么也不是的男人呢？我问爸爸，他回答说：“找个丈夫是另一回事。”他脸上露出一丝令我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一直觉得结婚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倒不见得婚姻会导致受奴役，因为妈妈丝毫没有受压迫的样子。令我反感的是一对男女生活在一起。“晚上在床上，你想哭也不能定定心心地哭了！”我惊恐地想道。不知道我的幸福是否因为一阵阵的发愁而中断，不过夜里我常常为了开心而让自己哭；抑制这些眼泪，就是拒绝我强烈渴望的最起码的自由。我成天觉得有一些目光盯住我。我爱自己周围的人，可是晚上一睡下，就感到大大松了口气，心想终于可以一个人待一会儿没有人看见了。这时我能够自问，能够回忆，能够谛听大人们在场就听不到的那怯生生的嘈杂声。剥夺我这短暂的歇息，简直令人发指。至少应该让我有时间，避开一切关心，一个人平静地自说自话，而没有任何人来打断我。
我很虔诚，每个月向马丁神甫忏悔两次，每周领三次圣体，每天早晨诵读《效法基督》，课间溜进学校的小教堂里，祷告很长时间，常常成天祈求上帝升华我的灵魂。我不再对小时候的耶稣感兴趣，而是狂热地膜拜基督。除了福音书，我还读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小说。基督是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我用情人的眼睛端详着他英俊、温柔而忧愁的面容。我翻越橄榄树覆盖的座座山丘，追寻他白色的长袍，用我的泪水浸湿了他的一双赤脚。他对我微笑，就像他对抹大拉的马利亚微笑一样。我吻够了他的膝盖，趴在他鲜血淋漓的身体上哭够了，就让他升天而去。他与那个更神秘的存在消失在天上。那个更神秘的存在赋予我生命，有一天它的光辉将永远让我心醉神迷。
知道基督在天上多么鼓舞人心！据说他钟爱他的每一个创造物，似乎他的每一个创造物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我，他与我单独在一起时，所有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我抹去了他们，世界上只有他和我，我觉得自己是他的荣光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的存在有着无限的价值。他不会漏掉任何东西，更确切地说，我的行为、想法、功德，永远记在他的心里，比在老师们的簿子里记得还清楚。当然我的缺点也会被他记下，但经过我的悔过和他的慈悲洗刷，它们会和我的功德一样闪闪发光。我在这面无始无终的圣洁的镜子里自我欣赏，永远不会感到疲倦。我的影像因在上帝心里激起的喜悦而容光焕发，使我不再为在人间遭受的一切挫折而懊恼，摆脱了人间的冷漠、不公和误解。因为上帝总是爱护我。如果犯了什么错误，只要我请求他宽恕，他就朝我的灵魂吹口气，我的灵魂会恢复它的全部光彩。平时在上帝的光辉里，别人归咎于我的错误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上帝通过对我的评判，证明我的清白。他是至圣之所，在那里我总是对的。我以投入生活的全部热忱爱戴着他。
我每年要退隐一次。整个那一天，我聆听一位讲道者的训言，参加祭礼、数念珠、静思，在学校里吃午饭，吃饭的时候一位女学监给我们念一位女圣人的生平。晚上在家里也不妨碍我静静地冥想。我在一个小本里记下我灵魂的表露和神圣的决心。我热切地希望自己更接近上帝，但不知道怎样做。我的行为甚少有可改进之处，我几乎无法改进。再说，我寻思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与上帝有关。遭到母亲斥责的我和妹妹的大部分错误，都是笨拙和冒失造成的。宝贝蛋丢失了一条麝猫皮衣领，遭到严厉责骂和惩罚。我与加斯东伯父在“英国式河”里钓虾，跌落水中，不禁惊恐万状，预料会遭一顿痛骂，不承想却得到宽饶。这类蠢事与罪过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就是都能避免，我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尴尬的是，上帝禁止许多事情，而又不要求我做任何实际的事情，除了做一些祈祷、参加一些宗教仪式，而这些改变不了每天的进程。看到人们刚刚领完圣体，那么快就又埋头于日常的老一套，我甚至觉得奇怪。实际上，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过的基本上都是同样的生活。我越来越相信，世俗世界里没有超自然生活的位置。然而重要的正是超自然生活，唯有超自然生活。一天早晨我突然明白了，一位深信未来真福的基督徒，丝毫不应该看重过眼云烟。他们中的大多数怎么会接受停留在现世呢？我越想越感到吃惊。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效法他们。在无限和有限之间，我已经作了选择。“我将进修道院。”我决定道。那些慈善修女的活动，我觉得微不足道。除了长时间地默想上帝的荣光，没有其他适当的事情可做。我将成为加尔默罗会修女：我并未公开这个计划，别人也不会当真。我满足于狡黠地宣布：“我才不会结婚呢。”父母露出微笑：“等她满十五岁咱们再谈吧。”我在心里还给他一个微笑。我知道一个不可改变的逻辑使我注定要进修道院。人怎么会宁可放弃一切，而去选择什么都不要呢？
这种前途对我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它使我得以在好几年间无所顾忌地享受这世间的所有好处。
我的幸福在每年夏天我在乡间度过的两个月里达到顶点。妈妈比在巴黎时心情更平静；爸爸则更多地关心我。我有许多闲暇看书、和妹妹玩。我并不想念德西尔学校。生活中的那种求学若渴，变成了度假若渴。我的时间不再按照明确的要求安排。充分取代那些明确要求的，是展现在我的好奇心面前的广阔视野。我探索这广阔的视野，而不需要任何帮助。大人们不再在世界和我之间扮演中介角色。一年之中难得有的清静和自由，令我陶醉。我所有的愿望、对过去的忠实、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对父母的爱、对独立的渴求，统统融合在一起。
一般我们先在格里埃尔小住几周。那座城堡我觉得又大又古老，其实它才将近五十年，不过在这半个世纪间搬进去的东西，家具也好、小玩意也好，就从来没有一件再搬出来。没有任何一只手冒险去打扫时间的余烬。人们呼吸着熄灭的古老生活。在铺石板的前厅里，挂着一排锃亮的铜号角，令人想起——我想是虚假的——昔时围猎的盛况。在家里人平常待的“台球室”里，制作成标本的狐狸、、鸢使这种猎杀的传统变得不朽。房间里并没有台球桌，而是有一个大壁炉、一个仔细锁好的书柜、放有几期《法兰西猎人》杂志的一张桌子；几张独脚小圆桌上堆满发黄的照片、一束束孔雀羽毛、卵石、陶器、温度表、静悄悄的座钟、一直不亮的灯。除了餐厅，其他房间很少使用，包括一个弥漫樟脑丸气味的房间、一间小客厅和一间学习室，一间办公室则总是关着护窗板，充当杂物间。一个弥漫强烈皮革味的小房间，是几代人放高统靴和高帮皮鞋的地方。有两架楼梯通往上面几层，每层的走廊连着十一二个房间，大多数已弃之不用，堆满尘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与妹妹同住其中一个房间。我们睡有圆柱的床。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嵌在玻璃框里，挂在墙上作装饰。
整个家最热闹的地方是厨房，占底层的一半。早晨我在厨房里吃早饭，吃的是咖啡牛奶和黑面包。从气窗里望出去，看得见外面走动的鸡、珠鸡，有时有人腿。我喜欢实木的桌子、凳子、大箱子。铜制的器皿亮光光，如各种大小的平底锅、小锅、漏勺、大盆、长柄暖床炉等等。真令我赏心悦目，那些颜色简单明快的盘子，各色各样的碗、杯子、盆、碟子、瓶子、水壶、酒壶。铸铁的、陶的、粗陶的、瓷的、铝的、锡的，有那么多炒锅、平底锅、汤锅、双耳盖锅、带柄圆筒锅、有盖大汤碗、菜盘、无脚杯、漏勺、砧板、磨、糕点模子、研钵！走廊的另一边，有几只斑鸠在鸣叫，那里是乳品室。上釉的瓮和大碗、光滑的木制搅乳器、一块块表皮光滑雪白的黄油、奶酪，上面盖着雪白的纱布。这种讲究卫生的裸露和婴儿的气味，令我避之不及。但在水果贮藏室里我很开心，那里有苹果和梨，放在柳条搁板上成熟。食物贮藏室里，在一些酒桶之间，有一瓶瓶酒、一根根火腿和香肠、一串串洋葱和干蘑菇。这些地下室里集中了格里埃尔的全部奢华。大花园和楼房内部同样破败：没有一丛花，没有一把花园座椅，没有一个方便或有趣、引人驻足的地方。在大台阶对面有一个养鱼池，经常见到一些女佣挥动捣衣杵在捶衣服。有一片呈陡斜坡的草地，下边是座比城堡还老的建筑，即“坡下的房子”，里面堆满马具，挂满蜘蛛网。有三四匹马在旁边的马厩里嘶鸣。
我的姑父、姑妈和堂兄弟们过着与这种环境相适应的生活。姑妈艾莱娜早晨六点就仔细检查她的衣橱。她有许多用人侍候着，不做家务，又很少下厨，不做女红，也从来不看书，但常常抱怨没有一分钟是属于她的。她不停地从地窖到顶楼到处东张西望。姑父将近九点钟下楼来，去鞋房里擦护腿，然后去给马套鞍具。玛德莱娜照顾他的马。罗贝尔还在睡觉。早餐吃得晏。入席之前，莫里斯姑父仔细地给生菜加上作料，再用木头刮板拌。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家热烈议论罗马甜瓜的质量，快结束的时候又比较不同品种梨的味道。其间，大家吃得多，说得少。饭后，姑妈又去查看她的衣柜了，姑父重返马厩，挥动的马鞭发出啸声。玛德莱娜来陪我和妹妹玩槌球游戏。一般情况下，罗贝尔什么也不做，有时去钓鳟鱼，九月份也打点猎。低薪聘请的几位家庭教师，曾经试图教他一点初级算术和拼写。还有一位老姑娘专门教玛德莱娜。玛德莱娜脾气不那么犟，是家里唯一看书的人，看了不少小说，渴望变得很漂亮、很可爱。晚上大家都聚集在台球室。爸爸要求点灯，姑母反对说：“天还亮着呢！”最后她不得不将一盏煤油灯放在桌子上。晚餐后，大家听见她在走廊里碎步疾走。罗伯尔和姑父一动不动地坐在各自的椅子里，目光呆滞，静静等待着睡觉的时刻。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例外，翻阅一会儿《法兰西猎人》杂志。第二天重新开始同样的日子。礼拜天除外，把门关严之后，大家坐上英国式马车，去圣日耳曼·勒贝尔做弥撒。姑母从不接待客人，也不访问任何人。
我很适应这些习俗。每天最明亮的时间，我都是与妹妹和堂姐在槌球场度过的，此外我还看书。有时我们跑到栗树林子里去采蘑菇。那些没有味道的草地蘑菇、蕨草菌、菊苣菌、鸡油菌等，我们全不放在眼里。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带红腿的血红牛肝菌和假牛肝菌，后者可从其灰暗的颜色和生硬的棱角分辨出来。我们也看不上成熟的牛肝菌，肉质已开始变软，增生为暗绿色的须状。有些小牛肝菌，腿呈凸肚状，有一个深棕色或淡紫色漂亮绒头的，我们也不采。我们把脚伸进青苔，拨开蕨类植物，一踩马勃菌，那菌便爆裂，溅出脏兮兮的粉尘。有时，我们与罗贝尔一块去钓虾；或者，为了喂孔雀，我们用铁锹铲开蚁穴，将近乎白色的蚁卵装在两轮车上带回来。
那辆“大四轮无篷马车”放在车库里，永远也不会再出来。我们去梅里尼亚克，便乘坐小火车，行程一个钟头，每十分钟停一站。下了火车把行李装上一辆驴车，我们步行抵达庄园。我想象不出世间还有更宜于居住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那里日子过得倒是清苦。妹妹和我既没有槌球，也没有户外游乐，因为母亲反对父亲给我们买自行车，我们又不会游泳，况且韦泽尔河离得不近。偶尔听见大街上有一辆汽车驶过，妈妈和玛格丽特伯母便赶忙离开大花园，去梳洗打扮，去的人中从来没有孩子。我没有游乐也行。读书、散步和我想出的同妹妹一块玩的游戏，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的幸福的头一桩，就是清晨出其不意地来到正在醒来的草地上。手里拿本书，我离开还在睡梦中的家，推开栅栏门。草上凝结着冰凉的白色露珠，没有办法坐，我便顺着大路，沿着种有树的草地边沿走去。这些树都是外公选的，称为“景观花园”。我一边看书，一边慢步走，脸上感觉到清凉的气息沁人心脾。凝聚在地表的薄薄一层水汽正缓缓地化去。紫色的山毛榉、蓝色的雪松、银白的杨树，闪烁着异常清新的光辉，仿佛是在天堂里的头一个早晨。我独自承接着世界的美和上帝的荣光，而空空的腹中渴望着巧克力和烤面包。当蜜蜂开始嗡嗡叫，当绿色的护窗板打开，迎来带有紫藤味的朝阳时，我与对其他人而言刚刚开始的这一天，已经共享一段漫长而神秘的过去了。在全家人互致问候和用过早餐之后，我在那棵美国木豆树下一张铁桌子前坐下，做“暑期作业”。我喜欢这种时刻，坐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完成一项容易的任务，而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聆听夏季的各种声音：黄蜂飞舞的瑟瑟声、珠鸡的咯咯鸣唱、孔雀惊慌不安的叫声、树叶的沙沙声；福禄考的芬芳与厨房里阵阵扑来的焦糖和巧克力的香味混合在一起；一个个阳光的圆圈在我的练习本上跳动。每样东西和我本人在这里都有自己的位置，从现在以至永远。
将近中午，爷爷从楼上下来，银白须髯之间的下巴刚刚刮过。他坐下来阅读《巴黎回声》报，直到吃午饭。他喜欢吃有劲道的食物，如山鹑白菜、鸡肉香菇馅酥饼、橄榄鸭、兔里脊、馅饼、奶油水果塔、杏仁奶油饼、牛奶鸡蛋烘饼、水果蛋糕等。音乐托盘播放着《科内维尔的钟声》，爷爷和爸爸谈笑风生。整个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是一直抢着说话，就是笑、朗诵诗文、唱歌。所有往事，所有趣闻轶事，全都被他们翻出来，他们还广泛引用别人的话，风趣的话、家长里短的粗话，统统都用上了。像往常一样，饭后我和妹妹出去闲逛，不顾腿被荆豆划破、胳膊被荆棘刺伤，在周围的栗树林、田野和荒地里东寻西找几公里。结果有重大发现：几口水塘，一个瀑布，还在一个灌木丛中间发现一大块灰色的花岗岩。我们爬到岩石顶上，眺望远处莫内迪埃那条蓝色的地平线。途中，我们品尝榛子、树篱里的桑子、野草莓、山茱萸、小蘖酸浆果，还尝了所有苹果园里的苹果。但是小心地不吮大戟的汁，不碰那美丽的铅红色穗状花，这种花有一个高深莫测的名字，叫做“所罗门玉玺”。新割倒的再生草的气味、忍冬的气味和开花的黑麦的气味，熏得我们有点头晕，我们便在苔藓或草地上躺下看书。有时，我独自在景观园里度过下午，陶醉于阅读之中，并不时观看影子拉长、蝴蝶飞舞。
雨天，我们便待在家里。如果说人的意志对我施加的限制会令我感到痛苦，但事物强加于我的限制我却并不讨厌。我喜欢待在客厅里，这里的扶手椅包着绿色长毛绒，落地窗都挂着黄色平纹布窗帘。在大理石的壁炉台上、在桌子和餐具橱上，有不少死的东西已彻底凋谢：鸟标本掉了羽毛，干花碎了，贝壳失去了光泽。我爬到一条凳子上，在书柜里翻寻，总能找到费尼莫尔·库珀的某本书，或者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别致的商店》。这都是我当时还不知道的书。有一架钢琴，好几个琴键已经坏了，音也不准了。妈妈将《大莫卧儿》的曲谱或《让内特的婚礼》的曲谱摊开在谱架上，唱起爷爷最喜欢的歌曲，爷爷和我们一块重复叠句。
晴天，晚饭后我去大花园里溜达，在银河下吸着玉兰馥郁醉人的芳香，同时守望天上的流星。然后我端支蜡烛，上楼去睡觉。我有一间属于我的卧室。这间卧室朝向院子，对面是柴房、洗衣间和车库。车库里放着两辆老旧马车，一辆是四轮双座篷盖马车，一辆是四轮敞篷马车。卧室狭小，倒令我喜欢，一张床、一个五斗橱，在一个箱子上面，搁着脸盆和水壶。这个小房间刚好够我住，就像过去爸爸书桌下我蜷缩在里面的那个窝儿。尽管有妹妹在，平日我感到轻松，但只身独处一室，还是让我感到兴奋。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便乘兴睡在地板上。特别是上床就寝之前，我总要在窗前伫立良久，夜里还常常起来，谛听黑夜平和的呼吸，探出身子，把手伸进一丛清凉的桂樱。泉水在青石板上汩汩流淌，不时一头奶牛用蹄子踢牛圈的门。我闻得出秫秸和干草的气味。像心脏跳动一样单调而不知停歇的，是一只蝈蝈在尖声鸣叫。在漫无涯际的寂静中，在浩瀚无垠的夜空下，大地仿佛在重复着我心里不停地窃窃私语的一句话：“我在这里。”我的心借着它本身充满活力的热力，在冰冷的星光下摇荡。天上有上帝在注视着我。我血液里流淌着的欢乐，使我感觉到永恒。
大人们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这有失检点。”这句话的含义有点模糊不清。起初我只当它多少有点粗俗的含义。在塞居尔夫人的《假期》里，一个人物讲述了一个幽灵、噩梦、被弄脏的床单的故事。这个故事令我和父母同样反感。于是，我读出了人体下流机能的不体面。然后我了解到，人体会整个儿参与其下流机能的粗俗行为。所以要加以掩盖，让其下部和皮肤暴露在外——除了少数有限的部位——便有失礼仪。衣着方面的某些细节以及某些姿势，像不谨慎的暴露一样会受到指责。这些禁忌尤其是针对女性的。一位“体面”的女士不应过分地袒胸露肩、穿短裙、染头发或把头发剪短，也不应该化妆、摊开四肢躺在沙发上，或在地铁的过道里吻自己的丈夫。她如果违反了这些规矩，就有失检点。有失检点虽不能完全与罪过混为一谈，但会招致比滑稽可笑更严厉的指责。妹妹和我都感觉到，有某种重要的东西被掩盖在其无关紧要的外表之下，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不受这个秘密伤害，我们都迫不及待地对之采取嘲笑的态度。在卢森堡公园，我们从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旁边经过时，总要用肘头碰一下对方。有失检点在我的思想上与另一个神秘的东西——禁书有着某种关系，不过是非常模糊的关系。有时在交给我一本书之前，妈妈会用曲别针把书中的若干页别住。在赫·乔·威尔斯的《世界之战》里，我发现有一章被这样处决了。我绝不会把曲别针拿掉，但常常会寻思：究竟有什么东西呢？这令人奇怪。大人们当着我说话毫无顾忌，我在世间行走而不会遇到障碍。然而在这种透明之下却隐藏着某种东西。是什么东西？隐藏在何处？我的目光徒然在地平线上寻找，试图找到那个神秘地段，它没有被任何屏幕遮掩，但就是看不见。
一天，我坐在爸爸的书桌前学习，发现手边有一本封面发黄的小说：《大都市》。人已疲劳，头脑里一片空白，我不自觉地翻开小说，并无意读它，只往里面瞄了一眼，还没有将一个个词连成句子，就觉察到这本书的神秘特色。妈妈出现在我身后：“你在做什么？”我支支吾吾。“不应该，”妈妈说，“永远不应该碰不让你读的书。”她的声音里带着恳求，脸上现出不安的神情，比责备更让人信服。《大都市》这本书里，有一个巨大的危险候着我。我连声答应。我的记忆将这件小事与多年之前的一个事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是很小的时候，也是坐在这张扶手椅里，我把手指伸进了电插座黑糊糊的孔里。一阵抽动使我痛苦地惊叫起来。在妈妈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是否看了一眼圆瓷插座中间那个黑孔，或者是后来才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怎样，我感觉到，与书柜里左拉、布尔热的作品接触，会在我心里造成难以预料的、遭到电击般的冲击。就像那地铁的铁轨，它吸引我，是因为我只看到它光滑的表面，而没有觉察出它致命的能量。书脊已旧的老书尤其令我望而生畏，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标明它们有害的影响。
在隆重的领圣体之前的退省之时，讲道者为了让我们警惕好奇心的诱惑，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反而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位冰雪聪明而早熟的姑娘，由缺乏警觉的父母抚养长大，有一天来向讲道者吐露隐情：她读了许多坏书，以致失去了信仰，对生活心生厌恶。讲道者希望帮助她，重新产生希望，可是她受到的感染太严重，没过多久讲道者就获悉她自杀了。我的头一个反应，就是对这个小女孩既佩服又嫉妒的冲动：她只比我大一岁，知道的东西却比我多那么多。于是我陷入了困惑。信仰是我对付地狱的保证：我太害怕地狱，不至于犯死罪；可是人一旦停止信仰，所有深渊就会展现在他面前。发生如此可怕的不幸，难道不是罚得太重了吗？那个自杀的小女孩甚至没有因为不听话而犯罪，她只是不谨慎地自我暴露给黑暗力量，被黑暗力量扰乱了灵魂。上帝为什么没有拯救她呢？人摆弄的文字怎么竟能摧毁上天的真理呢？我最无法理解的，就是知识导致绝望。讲道者没有说坏书用虚假的色彩描绘人生。如果这样说了，他很容易清除坏书的谎言。他拯救那个女孩子而失败了的悲剧，是因为那个女孩子过早地发现了现实的真正面貌。“不管怎样，”我心想，“现实的真正面貌，有一天我也会面对面地发现的，但我不会因此而轻生。”在一定的年龄真理会让人丧命的这种观念，有悖于我的理性主义。
况且，年龄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莉莉姨妈就只有权看供年轻女孩子看的书；妈妈曾经从路易丝手里夺走了《克洛蒂娜在学校里》，晚上她与爸爸议论这件事：“幸好她什么也没看懂！”结婚是一副解毒剂，使之能够毫无危险地吸收科学之树上的果实，可是我全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考虑与同学们谈论这些问题。一名女学生因为和人“说下流话”被开除了。我洁身自好地想：“如果她试图私下和我说，我根本不会理她。”
然而，我的堂姐玛德莱娜什么书都读。爸爸见她十二岁就埋头看《三个火枪手》，十分生气，可是姑妈艾莱娜却漫不经心地耸耸肩。贪婪地读了那么多“超过她的年龄”的小说，玛德莱娜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想要自杀。一九一九年，父母在雷恩街找到一套房子，房租比蒙帕纳斯大街的那套便宜。为了安心地搬家，十月份上半月，他们把妹妹和我留在格里埃尔。我们俩从早到晚都单独与玛德莱娜在一起。一天，在两盘槌球之间，我不假思索地问她，那些禁书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无意让她对我透露那些书的内容，而只想弄明白它们被禁的原因。
我们放下木槌，三个人在竖有门柱的球场边草坪上坐下。玛德莱娜犹豫片刻，噗嗤笑了一声，便说起来。她对我们指着她的狗，让我们注意那狗两条腿之间的两个球。“嗯！”她说，“男人也有的。”在一本题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集子里，她读到一个戏剧性很强的故事：一位侯爵夫人妒恨自己的丈夫，叫人趁他睡着时割掉了他那两个“球”。他死了。我觉得这堂解剖学课没有教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开始进行一次“淫秽的交谈”，催促玛德莱娜道：“还有什么？”于是她对我解释“情人”和“情妇”二词为何意：假设妈妈与莫里斯姑父相爱，姑父便是妈妈的情人，妈妈便是他的情妇。玛德莱娜并没有明确说明“相爱”一词的含义，因此她这个不恰当的假设使我难堪，而并没有让我明白什么。只有当她告诉我小孩子是如何生出来时，我才开始对她的话感兴趣。祈求上帝的意旨已不再会令我满意，因为我知道，除了奇迹，上帝总是通过自然的因果关系行事的：发生在凡间的事情，要求有凡间的解释。玛德莱娜证实了我的怀疑：婴儿是在母腹之中孕育的。几天前，厨娘将一只母兔开膛，在其肚腹里发现了六只小兔崽。一位妇女等待一个孩子，那就是说她怀孕了，她的肚腹就会隆起。玛德莱娜没有告诉我其他什么细节。她接着对我说，从现在起一两年之内，我身上会发生一些事情：我将会产生“白带”，每个月都会流血，要在大腿之间系上绷带样的东西。我问这种流血是否叫做子宫出血。我妹妹不安地想知道系上那绷带怎么办，怎么小便？这个问题使玛德莱娜生气了，她说我们是笨蛋，耸耸肩，就去喂她的鸡去了。也许她觉得我们太幼稚，认为不值得对我们作进一步的启蒙。我感到狼狈、愕然：我本来以为，大人们保守的秘密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呢，玛德莱娜那种嘲讽的、神秘兮兮的口气，与她所披露的那些奇怪地微不足道的事情不相称。有点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她没有提到受孕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随后几天我倒是琢磨过，明白了因和果必然是一致的，所以我无法接受是婚礼使女人腹部出现了一个肉体。父母之间应该发生某种机体方面的事情。动物的行为应能给我以启示：我曾看见玛德莱娜的猎狗克利凯特紧贴着一只大狼狗，玛德莱娜哭着试图把它们分开。“它的崽子会太大，克利凯特会因难产死去的！”可是，我并没有把这类嬉戏——也没有把家禽和苍蝇的这类嬉戏——与人类的行为联系起来。所谓“血缘关系”“同一血缘的孩子”“我承认自己的血脉”等词语使我联想到，婚礼那天，丈夫的血液会一劳永逸地输送一点到妻子的血管里。我想象一对新婚夫妇站着，丈夫的右腕子与妻子的左腕子紧贴在一起。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参加者有神甫和几位精心挑选的证人。
尽管令人失望，但与玛德莱娜的闲聊，无疑严重地扰乱我们心灵的安宁，因为妹妹和我情不自禁地议论了很多。姑妈艾莱娜为人和蔼可亲，不教训人，而且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所以我们不惧怕她。当着她的面说了一大堆“不得体”的话。在家具盖着罩布的客厅里，姑妈艾莱娜有时在钢琴前坐下，和我们一块唱一九〇〇年代的歌曲，她收藏了一整套，我们从中挑选出一些最可疑的，得意地哼唱：“你白皙的乳房，对我这张馋嘴而言，比林子里的草莓，比我吃的奶，还更香甜……”这首浪漫曲的开头使我们十分惊异，应该照字面理解吗？男人真吃女人的奶吗？这是恋爱的一种习俗吗？不管怎样，这段歌词的确“不得体”。我们用手指尖把它写在凝结水汽的窗玻璃上，在姑妈艾莱娜面前大声朗诵。我们向她提一大堆离奇古怪的问题，同时暗示她，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受骗了。我想我们这些胡言乱语是有所指的。我们不习惯于暗的，而是想警告大人们，我们识破了他们的秘密。可是我们没有胆量，需要自行排解。我们的坦率采取了挑衅的形式。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回到巴黎，妹妹不如我拘谨，敢向妈妈提问题，问她小孩子是不是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妈妈有点干巴巴地反问，“你们什么都知道了！”姑妈艾莱娜显然和她通了气。迈出头一步，我们松了口气，又继续往前走。母亲暗示我们说，小孩子是从肛门里生出来的，而且不疼。她说话时语气冷漠。可是这次谈话没有下文，我永远没有再向她谈到这些问题，她从此也只字不提。
不记得我曾反复琢磨过怀孕和分娩现象，也不记得我曾将其与自己的未来联系到一起。我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当母亲，可能觉得这类事与我没有关系。这次失败的启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让我感到困惑。它让许多谜团悬而未解。生一个孩子这样一件严肃的事情与不得体的事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存在什么关系，那么为什么玛德莱娜的语气和妈妈的保留态度使人想象存在某种关系呢？妈妈只是在我们挑动下才说的。她说得很简单，而且没有告诉我们结婚是怎么回事。生理方面的事情属于科学，就像地球自转属于科学一样。是什么东西阻碍了她，让她如此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另一方面，如果像我堂姐所暗示的，禁书里仅有一些滑稽可笑不得体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说它有毒呢？我不会明确提出这些问题，可是它们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除非肉体本身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否则，为什么凡是提起它的存在，不管是严肃地还是轻浮地提起，似乎都有危险呢？
我猜想大人们的沉默后面隐藏着某种东西，但并不指责他们莫名其妙地装腔作势。然而，关于他们所保守的秘密的性质，我的幻想破灭了，因为它们达不到那种境界。那种比我自己的世界还光辉夺目、视野更广阔的境界，它们达不到。我的失望让宇宙和人类降到了其日常的琐碎里。我没有立刻明白过来，但是大人们的威望因此而大大降低了。
人们告诉我，虚荣毫无意义，肤浅非常无聊。我应该为自己注重打扮、久久地照镜子而感到羞愧。然而，条件许可的时候，我又喜欢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尽管胆怯，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向往扮演明星。庄严地领圣体的日子，我心花怒放。圣餐台我早就熟悉，所以毫无顾忌地领略这个节日世俗的诱惑力。我的连衣裙是向一位表姐借的，丝毫不惹人注目。但是，我不像在德西尔学校戴传统的绢网无檐软帽，而是戴了一个玫瑰花冠。这个细节表明，我不属于教区那群普通的孩子：马丁神甫向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分子分发圣体饼。而且我被挑选出来，是要以我的伙伴们的名义重申我们庄严的许愿；通过这庄严的许愿，在接受洗礼那一天，我们与撒旦及其浮华和恶行断绝了一切关系。玛格丽特伯母为我设盛大午宴，而且由我主持；下午家人又聚在一起吃点心，我把自己所收到的礼物陈列在三角钢琴上面。大家向我祝贺，我自己感到满意。晚上，我恋恋不舍地卸了妆。为了安慰自己，一时间我改变主意想到了结婚：有一天，我将穿上洁白的绸缎婚纱，在管风琴的音乐声中、在辉煌的烛光之中，重新把自己装扮成王后。
翌年，我担任了一个不那么起眼的角色，当女傧相。莉莉姨妈结婚。婚礼不豪华，不过我的打扮令我喜出望外。我喜欢连衣裙那柔滑的感觉，配一条蓝色丝巾，环形鬈发上扎一条黑色绒带，戴一顶黄褐色宽檐软帽，上面饰有丽春花和矢车菊，男傧相是一位十九岁的漂亮小伙子，跟我说话就当我是大人似的。我确信他觉得我挺可爱。
我开始关心自己未来的形象，除了在阅览室读的严肃作品和冒险故事，我也阅读“女儿丛书”里的小说。这些小说曾经给我母亲的少女时代增添快乐，现在摆满了我衣橱的一格。在格里埃尔，我可以阅读《茅舍里的夜间叙谈》和斯特拉丛书中的作品。玛德莱娜非常喜欢这套丛书。我还可以阅读德利和居伊·尚特普洛尔的作品：《科莱特的九日祈祷》《我叔父与我的本堂神甫》。这些贞洁的爱情故事我不很喜欢，觉得女主人公都愚蠢，而他们的情人都平庸。不过有一本书，我觉得在里面认出了自己的面孔和自己的命运，这就是露易莎·奥尔科特的《小妇人》。马奇家的女孩子都是新教徒，她们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她们的母亲给她们提供的书，不是《效法基督》，而是《天路历程》。这种距离只是更好地突出了我们所共有的特点。看到梅格和乔穿着寒酸的浅褐色府绸长袍去观看午场演出，而所有其他孩子都穿绫罗绸缎，我心里很不平静。人们像教诲我一样教诲她们，教养和道德重于财富；她们的家庭像我们家庭一样，有某种说不出来的特别之处。我热切地将自己等同于那个有知识的乔。乔粗暴、执拗，会爬到树顶上去看书，比我更像男孩子、更大胆，但她像我一样讨厌做女红和家务而热爱书籍。她写作，为了效法她，我重操旧业，写了两三篇短篇小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渴望恢复昔日与雅克的友谊，或更泛泛地说，是否希望抹去那条使男孩子们的世界向我关闭的界线。不过，乔和劳里的关系触动了我的心弦。我相信他们以后会结婚，成熟会实现而不是背弃孩提时代的诺言：这个想法使我充满了憧憬。但尤其使我欣喜异常的，是露易莎·奥尔科特对乔表现出明显的偏爱。我说过，我痛恨大人们傲慢地把小孩子看成全都是一样的。作家们赋予他们的小主人公们的优点和缺点，通常都像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些小主人公长大了都变成了好人；再说他们彼此仅在道德方面有所不同，绝对不会是在智力方面。按照这种观点，似乎可以说年龄使所有人都变得不分高下。可这本书里却相反，乔胜过她的姐妹们，比她们更有道德或更漂亮，求知热情比她们强烈，思想也比她们活跃，她的优势像某些大人的优势一样引人注目，确保了她不寻常的命运。她出类拔萃。我想我也可以把我对书籍的兴趣、我的学习成绩，看成是我的未来将证实的某种价值的保证。我在自己眼里成了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一切小说情节都要求有阻碍、有挫折，我便进行虚构。一天下午，我与宝贝蛋、让娜和玛德莱娜一块玩槌球。我们穿着米色布罩衫，上面饰有月牙形红色花边，绣有樱桃。小桂树丛在阳光下闪光，大地散发着芬芳。突然我愣住了：我正在经历一本书里第一章的情形，我是那书中的主人公，刚刚度过了童年。我们将长大，妹妹和堂姐妹们比我更漂亮、更优雅、更温柔，将更加讨人喜欢。我这样决定：她们将找到丈夫，而我找不到。我不会因此而难过。人家喜欢她们甚于喜欢我是对的。但是将发生某种事情，比任何偏爱更能激励我：我不知道将以什么方式，通过什么人，但我肯定会成名。我想象已经有一个目光扫视了槌球场和四个穿米色罩衫的小姑娘，然后停留在我身上，一个声音低语道：“这个与其他几个不一样。”这样夸张地把我与没有任何奢望的一位妹妹和两位堂姐妹进行比较，不啻是一种讽刺。不过，通过她们几个，我盯住的是与我相类似的人。我肯定，我将来一定……不，现在就出类拔萃！
我只是十分罕见地沉湎于这种傲气十足的抱负。大家对我的器重使我不必这样。如果说有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同凡响，但绝不至于再相信自己无与伦比。从这以后，我的自负被另一个女孩子在我心里唤起的感情抑制住了。我有幸遇到了友谊。
进入四年级一班那天——我就要满十周岁了——紧挨着我的座位是一位新来的女同学：一位小个子、黑发、头发剪得短短的女同学。在等待老师的时候和下课的时候，我们聊了聊。她名叫伊丽莎白·马比耶，和我同岁。她的学业是在家庭里开始的，因为一起严重事故而中断了。在乡村里她煮马铃薯时，裙子着火，大腿三度烧伤，好几夜不停地哀号，整整卧床了一年，现在褶裙之下的肉还是肿的。我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事情，她在我眼里立刻成了一个人物。她与老师们说话的方式令我意外，她自然的语调与其他学生呆板的语调形成反差。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完全被她吸引住了：她出色地模仿老师博德小姐，她说的话既有趣又滑稽。
尽管被迫中断学习落下了功课，伊丽莎白很快就名列班上的前几名，作文我仅勉强胜过她。我们之间的竞争令我们的老师们高兴，鼓励我们友好相处。在每年圣诞节前后举行的文娱晚会上，我们俩被安排一块演一出短剧。我穿着粉红色连衣裙，面庞两边梳着鬓角发卷，扮演小时候的塞维涅夫人；伊丽莎白扮演一位爱吵闹的表哥。她那套男孩子服装很合身，她活泼自如的表演令观众着迷。排练工作和在灯光下面对面的表演，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从此大家都称我们是“形影不离的一对”。
我父亲和我母亲花了很长时间，去了解他们听说过的马比耶家族各个不同分支，得出结论：他们与伊丽莎白的父母约莫还有些共同关系。伊丽莎白的父亲是一位职位很高的铁路工程师；她母亲姓拉里维埃，属于一个热衷于传播福音的有九个孩子的天主教家族，积极从事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慈善事业，有时在雅各布街出现。这是一位四十来岁风姿绰约的妇人，褐色头发，目光热烈，颈子上佩戴一条天鹅绒饰带，下端结了一颗古老的坠子。她注意让自己显得和蔼可亲，掩饰她那王后般的悠然自得。她征服了我妈，叫我妈“娇小的夫人”，说她看上去像是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和我都被允许到对方家里玩儿。
头一回妹妹陪我去瓦雷恩街，我们两个吓了一跳，伊丽莎白——我们亲切地叫她莎莎——有一位大姐、一位大哥、六个弟弟和妹妹，还有一大堆堂兄弟和小朋友。他们大叫大嚷地又跑又跳、相互打架，还爬到桌子上闹，结果撞翻家具。下午快结束时，马比耶太太进到客厅里，扶起一把椅子，微笑着抹一把汗津津的前额。我感到吃惊的是，她对孩子们脸上肿起的包、身上的污渍以及摔碎的盘子毫不在意，一点也不生气。我不很喜欢这种瞎胡闹的玩法，莎莎也常常感到厌烦。我们躲到马比耶先生的书房里，远离吵闹，促膝交谈。这是一种全新的乐趣。我父母和我说话，我和他们说话，可是我们不一块闲聊，我妹妹和我之间，又没有需要交流的必不可少的距离。我和莎莎进行真正的交谈，就像晚上爸爸和妈妈交谈一样。我们谈我们的学习、我们看的书，谈我们的同学、老师们，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但不谈我们自己。我们的交谈从来没有发展到倾诉衷肠。我们相互没有任何亲热的表示，彼此客套地以“您”相称；除了在书信中说说，我们互不拥吻。
莎莎和我一样爱书爱学习，而且她具有不少我没有的才能。有时我到瓦雷恩街按门铃时，看见她正在做油酥饼和焦糖糖果。她会用织毛衣的针把橘子片、椰枣、李子干串起来，放进正在煮带醋味的糖浆的平底锅里。这些蘸糖浆的水果与糖果商卖的一样好看。为了不在巴黎的外公外婆和舅父舅妈，她每周都写“家庭记事”，然后油印十来份。我既欣赏她叙述的生活，也欣赏她油印“家庭记事”的灵巧，把它油印得像一份真正的报纸。她与我一块上过几堂钢琴课，但很快过渡到了高级阶段。她体质娇弱、两腿细长，尽管这样，还是尽其体力完成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初春，马比耶太太带我们两个去了一个百花绽放的郊区——我想那是楠泰尔的一个郊区。莎莎在草地上侧手翻、劈叉、翻各种筋斗、爬树并用双脚钩住倒挂在树枝上。她做所有这些动作都显轻松自如，令我赞叹。她十岁时就穿行于大街小巷，在德西尔学校从来没像我一样举止拘谨。她和老师们说话彬彬有礼，但自然大方，几乎是平等相待。有一年在一堂钢琴试奏课上，她表现得十分放肆，险些造成丑闻。前几排所坐的学生，都穿着最漂亮的连衣裙，特别卷曲的环形鬈发上还饰有花结，等待着展示各自才艺的时刻。在这些学生后面坐着老师们和学监们，个个穿着丝绸短上衣、戴着白手套。最后面坐着家长们和他们邀请来的人。莎莎穿着蓝色塔夫绸连衣裙，弹奏一首她母亲认为对她来讲太难的曲子，平时弹奏总有几小节走调。这一次，她弹奏得准确无误，扬扬得意地看她母亲一眼，还朝她吐了一下舌头。那些梳环形鬈发的女孩子都吓得发抖，老师们也都板起面孔现出责备的神情。但是当莎莎走下台子时，她母亲非常高兴地拥抱了她，这样就再也没有人敢斥责她了。在我眼里，这次出色的表现给她增添了荣誉的光环。我这个人一向规矩、死板，受成见束缚，但也喜欢新奇、由衷、本能的行为。莎莎的活泼机灵、独立不羁征服了我。
我没有立刻想到这种友谊在我的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我并不比幼年时代机灵多少，不明白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我被训练得已经分不清该发生的事情和所发生的事情，不再琢磨习惯性用语后面所隐藏的含义。当然我对全家人，包括远房的堂、表兄弟，有着亲密的感情。我爱我的父母和妹妹。一个爱字包含了一切。我的感情不允许存在差异，不允许存在变化。莎莎是我最好的朋友，无需再多说一个字。在一颗端庄正派的心里，友谊占据体面的地位，它没有神秘的爱情那种热烈疯狂，也没有骨肉亲情那种神圣不可侵犯。我不否认这种程度的不同。
这年像往年一样，十月份给我带来了开学的愉快和兴奋。崭新的书在手指间沙沙作响，散发着一股清香。我坐在皮沙发里，陶醉在对未来的憧憬里。
没有任何憧憬成为现实。在卢森堡公园里，我重又领略到秋天的气息和橙黄。这气息和橙黄不再触动我的心。天空的蔚蓝变暗淡了，功课让我厌烦。我郁郁寡欢地上课、做作业，心不在焉地推开德西尔学校的大门。重现眼前的是我的往昔，可是我不认识它了，它失去了全部色彩，我的日子兴味索然。一切都给了我，可是我仍然两手空空。我在妈妈身边沿着拉斯帕耶大街走着，突然焦虑不安地问自己：“到底怎么啦？这就是我的生活吗？就是这个样子吗？就这样继续下去，永远是这个样子吗？”一想到未来往复无尽的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暗淡无光，没有任何期待、没有任何希望，我这心里就堵得透不过气来。简直可以说，世界冷不防就灭亡了。这种忧伤我同样无以名状。
十天到半个月期间，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又一天，我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一天下午，我正在学校的衣帽间里脱衣服，莎莎出现了。我们交谈、唠叨、议论起来。我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胸膛里旋转着好多个太阳。在妙不可言的快乐中，我对自己说：“原来我是想念她！”对于心灵方面的遭遇，我的无知如此彻底，心里根本就没有寻思：“我是因为她不在而苦恼。”直到她出现了，我才意识到自己需要她。这顿时变得显豁了。俗套、常规、老生常谈，顷刻七零八落。我被一阵难以名状的激动所淹没，任凭心中的快乐像奔腾的激流将自己席卷而去，那感觉恰似飞瀑的水一样湍急而清凉，像美丽的花岗岩无须掩饰。几天后，我提前到校，有点惊愕地看着莎莎的凳子，心里想：“要是她永远不再来坐，要是她死了，我怎么办？”一种明摆着的情形再次震撼了我：“没有她我无法生活。”这有点可怕。她来来往往，远离我；而我的全部幸福，甚至我的生存却交到了她手里。我想象老师龚特兰小姐就要进来，长裙曳地，对大家说：“祈祷吧，孩子们，你们的小伙伴伊丽莎白·马比耶昨天夜里被上帝召回去了。”怎么，我想，我会立即死去！从凳子上出溜下来，倒在地上，气息奄奄。这种结局倒使我安心了。其实我不相信上帝的安排会要了我的命。我也不再真正担心莎莎会死。我甚至承认对莎莎的依恋使我处于了依附地位。我没有勇气面对所有的后果。
我并不要求莎莎对我也怀着这样彻底的感情。做她最好的朋友我就满足了。我对她的欣赏并没有在我自己眼里贬低我自己。爱并非羡慕。做我自己并且爱莎莎，我想象不出世间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
法国童谣中的人物，居住在由美味食物建造的住宅里。
德西尔为法语désir之音译，意为“希望、渴望”。
charlesperrault（1628—1703），法国诗人，童话故事作家。
rigadin，20世纪初法国喜剧短片中的一个表情丰富、运气不佳的主角。
hansi（原名jean-jacqueswaltz，1873—1951），法国漫画家，出生于阿尔萨斯，极力反对德国占领阿尔萨斯。
raymond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第三共和国总统。
创建于1830年的法国轻步兵团，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马兰为malin的音译，意为恶魔。
法利赛人为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法语的法利赛人pharisien与巴黎人parisien词形相似，只相差一个字母。
pauldéroulède（1846—1914），法国诗人、剧作家、爱国者和政治家。
20世纪前40年中法国一个有影响的右翼民族主义派别，主张复辟君主制，反对共和制。表现其观点的报纸为《法兰西行动》日报。
出售《法兰西行动》日报的支持复辟君主制的活动分子。
1904年创刊的激进社会主义派报刊。
ernest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在宗教上倾向怀疑论，早年就背弃了天主教。
emilecombes（1835—1921），法国政治家，1902年至1905年间任法国总理，任职期间同意通过法律，把几乎一切教团逐出法国，并取消教会在教育等一些重要方面的公共职能。
全名为《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家埃德蒙·罗斯丹的重要作品。
clément-henrivauter（1876—1954），比利时裔法国记者、小说家、戏剧家。
alfredcapus（1858—1922），法国记者、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mauricedonnay（1859—1945），法国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sachaguitry（1885—1957），法国戏剧家、演员、导演。
robertdeflers（1872—1927），法国记者、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gastonarmandecaillavet（1869—1915），法国剧作家。
josepharthurdegobineau（1861—1882），法国人种学者和社会思想家。
卢尔德是法国比利牛斯省一个著名的朝圣城镇。据说一位十四岁的女孩贝尔纳黛特在城郊一个山洞里多次见到圣母马利亚。后来教皇宣布此事真实可信，从而建立了对卢尔德圣母的崇拜，使该镇成为朝圣中心。
分别指安徒生的童话《小意达的花》和《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法国童话作家贝洛的《蓝胡子》里的人物，他杀死六个妻子，最后被第七个妻子的兄弟所杀。
georgesguynemer（1894—191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战斗机驾驶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维曾任内阁部长，卡约曾任内阁总理，两人都因叛国罪，分别受到审判。
macbeth，苏格兰国王，他的生平故事构成莎士比亚《麦克白》一剧的基本情节。
ferdinandfoch（1851—1929），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元帅。
georgescourteline（1858—1929），法国作家、剧作家，以幽默著称。
georgescarpentier（1894—1975），法国拳击运动员，曾获得过重量级世界冠军。jackdempsey（1895—1983），美国拳击运动员。
imitation，基督教灵修著作，成书于1390—1440年间，作者难考。
法国小说家保罗·布尔热（paulbourger，1852—1935）的小说，描写了罗马富人名流荒淫无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