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对美德的解读○
不管身处哪个国家或哪个时代，我们总是会听到“人类迷失了”的呼喊，美国在经历过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与经济萧条及犯罪率高升的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样的呼声日益高涨。政治上的保守派，尤其是有强烈宗教信仰者，对那种“不谈价值观”式的道德教育，以及给孩子自己思考的权力，却不去教孩子正确事实与价值观的教育方式，简直是怒不可遏。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保守派开始起来挑战现有的教育体制，大声呼吁应在学校推行人格教育，并以在家自学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人格教育的课程。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有几位哲学家也开始协助建立美德理论，其中最有名的是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macintyre）在其著作《德性之后》（aftervirtue）提出的主张——“启蒙时期”提出的人类应建立一种放诸四海皆准、无须文本式的道德倡议，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走上失败的命运。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文化都有一套思想架构，人们就是依据这套架构来评断自己与他人。例如，如果以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为背景，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讨论哪些是僧侣、士兵、母亲或商人所应具备的美德。一旦我们拿掉一个人的身份跟背景，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依据。一个漂浮于空中、没有性别、没有年龄、没有职业，也没有文化，单单只是一个空泛的“人”，你怎么讨论他应该具备什么美德？由于现代的伦理学忽略具象，使得我们的道德观越来越淡薄——表面看似放诸四海皆准，实际什么也没有。麦金泰尔指出，美德必须以特定传统为基础才得以茁壮成长，但现代人已失去美德的语言，所以现代人很难找到人生的意义、一致性与目的。
6种美德
近来，心理学界也开始参与这项运动，1998年，塞利格曼提出心理学已迷失方向，于是他创立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塞利格曼认为心理学过度把注意力放在异常病状及人性黑暗面上，对于人身上的良善与高贵反而视而不见。塞利格曼指出，心理学家会编出一大本《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diagnostics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dsm），用来诊断每一种心理疾病及行为异常反应，但心理学却没有发展出可以用来讨论人体健康与才能的语言。塞利格曼提出积极心理学的首要目的，便是要制订一本可检测出人格优点及美德的诊断手册。他跟另一位任教于密歇根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peterson）教授合力拟出一份优势调查表，他们希望这份列表能适用于所有文化。当时我告诉他们，这张表无须适用于所有文化，而应以大规模工业化社会为目标，有好几位人类学家也持与我相同的看法。现在看来，他们两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第一步，塞利格曼与彼得森先把他们搜集到的所有美德列表研究一番，从重要的宗教典籍到童子军誓词（信任、忠诚、助人、友善等），他们制作出一张又一张的美德列表，并从中找出重复出现的美德，最后虽然没有找到一项出现在所有列表上的单一美德，但有六大类，也就是六大类相关美德群组几乎重复出现于所有美德列表上：智慧与知识、勇气、仁爱、正义、节制（超越原有的自我）。一般人普遍皆能接受这些美德，因为从抽象层次而言，如何成为智慧、勇敢或仁爱之人，本来就见仁见智，但在所有人类文化中，绝对找不到一种排斥所有这六大类美德的文化。（你能想象在一种文化里，父母会希望他的孩子长大后变成愚笨、懦弱及残暴之人吗？）这份六大类美德列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可以作为我们建立更明确的人格优势（strengthsofcharacter）的基本架构。塞利格曼与彼得森对人格优点的定义为，能表现、执行并培养出某种美德的方式。每种美德的培养方式不一而足，人跟文化一样，同一种美德的培养方式下的人也各不相同，但这就是这张分类表的真正意义。虽然这张表点出六大类美德的特定培养方式，但它并未强调所有人都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才能培养出该美德。这张分类表是用来诊断人们具备哪些人格优势的工具，能帮助大家找出培养美德的良方。
24种人格优势
对于人格优势的诊断，塞利格曼与彼得森提出24项原则，每项原则都能让人培养出六大类美德中的某一种美德。只要依据下表，或完成以下的优势测验（请查询rg），便可自行诊断自己具有哪些美德。
对这六大类美德，我想大家应该都没什么意见，但对每项美德群组中的各项优势，大家可能就不以为然了。为什么幽默感可以让人超越自我？为什么是领导力列在表上，而不是追随与服从的美德——有责任感、遵守规范、服从？没关系，请继续，塞利格曼与彼得森提出这个分类表的用意，就是要刺激大家不断去讨论，好提出各种人格优势与美德，之后再由科学界及心理治疗师们整理出相关细节。dsm每10～15年就会从头到尾彻底修订一遍，所以人格优势及美德分类表（积极心理学家们简称该表为“非dsm”）也应该每隔几年就修订一次。塞利格曼与彼得森勇于求真、不怕犯错，他们两人已展现出“足智多谋”、“领导能力”及“秉持希望”这三项人格优势。
人格优势及美德分类表的提出让大家可针对这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不断激发出更多想法。以下是我个人最引以为豪的点子：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上。你的新年新希望是不是都在希望如何改进自己的劣势？这类新年新希望延续了多少年了？单靠意志力就想改变自己的个性，绝对没那么容易，辛辛苦苦改善自己的劣势，这种苦差事我想大概没人会乐在其中。如果过程中找不到乐趣或强化作用，那么除非你有富兰克林的意志力，否则你很快就会打退堂鼓。人其实不需要样样都强，人生处处有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克服自己的劣势。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所开的积极心理学的课程中，最后一项计划就是如何让学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会鼓励学生运用所有心理学的手段来改造自己，之后让学生证明自己如何达成目标。每年大约有一半的学生会成功，通常最能成功改造自己的学生不是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这招真的有效），就是运用优势改进法，也有人两者皆用。
★★★幸福实验：
有一位学生一直哀叹自己常会记恨，她心里一天到晚想的都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如何伤害过她。她在这项课程中采取的策略就是，运用自己关爱别人的优势。每次她一发现自己又坠入“被迫害情结”时，就会回想一下自己跟这个人曾有过的美好记忆，如此一来，她心里就会涌现一阵感动。每当脑海闪过这种感动，就会减少自己的怨恨，这种刻意的心理回想过程久而久之会习惯成自然，最后她慢慢学会原谅别人（期末报告的时候，她拿出自己的改造日志，日志中详细记录自己进步的情形），每进一步，骑象人就不断奖励大象继续努力下去。
21岁的朱莉娅刚动过脑癌手术，她必须面对人生的生死搏斗。为了克服心里的恐惧，她拿出自己的优势来对抗命运的折磨，这项优势就是热情。她把自己参加的学校活动，跟自己到学校附近风景优美的蓝脊山登山步行等活动列成不同的表，还与班上同学一起分享这些表的内容。她拿原本应该用来读书的时间跑去登山，还邀大家跟她一起去爬山。大家常说逆境会让人想充实地过好每一天，朱莉娅靠着自己的努力，运用自己热情的天性，成功地改变自己的人生（她现在还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
培养美德听起来像是份苦差事，事实上也常常如此，但是如果我们把美德想成卓越的能力，那么只要运用自己原有的人格优势，就可以培养出各种卓越的能力，因为只要我们努力表现原有的人格优点，就会有所回报。也就是说，原本的苦差事，突然间变成了心理学家希斯赞特米哈伊形容的“心流体验”，不再那么令人痛苦。这就像塞利格曼形容的“达到令人心满意足的状态”，也就是说当你全心投入时，你将发挥自己的优势，沉浸其中，达到浑然忘我的境界。
○宗教对美德的解读○
难题简答：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这种说法显然只适用于该回报对人是“有益”的美德。如果你好奇心强或好学，那么你一定乐于以旅行、参观美术馆、听演讲等方式来增长智慧。如果你有强烈的美感天分，那么欣赏大峡谷壮丽的景观会让你有超越自我的无穷乐趣。不过，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人只要做正确的事就会心神舒畅”，就未免过于天真。美德假设真正的考验在于，现代人狭隘的道德观认为所谓的道德就是“牺牲自我以利他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德假设是否依然成立？先将个人成长、追求卓越等摆在一旁，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有些不利我个人自身利益，但却有利于他人之行为，这样的行为实在非我所愿，但我真的做了，是否仍然对我自己有好处？贤人及道德家们总是回答“是”，但要科学界接受这个答案，就要达到以下条件：何时成立？为什么？
宗教界跟科学界一开始的答案都一样，但是解释的方法却各有妙处。宗教贤哲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提出神圣的“今生来世”说：你一定要行善，因为作恶会被上帝惩罚，行善上帝就会奖赏。基督教徒则有“做好事上天堂，做坏事下地狱”的观念。印度教则有因果报应的观念：你这辈子行善与否，老天爷会在下辈子回报你，做好事，下辈子就有较好的出身，做坏事，下辈子就投胎到较低的阶级。
我没有资格评断上帝、天堂或来世究竟存不存在，但身为一位心理学家，我可以指出这种今生来世的观念显现出两种原始的道德观。20世纪20年代，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piaget）常跟孩子们一起跪在地上玩打弹珠跟抛接子的游戏，从孩子的游戏中，皮亚杰建构出人类道德发展的过程。皮亚杰发现，孩子们会发展出一套复杂的对错观念，通过游戏，他们认为许多游戏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且不可改变的。这时，孩子们已产生“内在公正”（immanentjustice）的观念，即正义本就存在于行为之中。到这个阶段，孩子们会认为一旦自己违反游戏规则，就算是无心之过，也一定会碰上坏事，而且就算没人知道自己犯错，也还是会倒霉。成人也会有“内在公正”的观念，尤其在解释自己为何生病及倒大霉时，常会出现这种观念。
有一项曾针对不同文化进行生病原因调查的结果表明，最常出现的三个生病原因分别是：生物医学方面的原因（疾病的生理原因）、人际原因（因别人的嫉妒及与人冲突，被别人施了法术，才因此生病），以及道德原因（因自己过去的作为，尤其是犯了食物及性方面的禁忌，才因此生病）。大部分西方人理智上都能接受生物医学方面的原因，而对其他两个原因则嗤之以鼻，但如果真的生病了，西方人却会自问“为什么是我”，而且苦苦思索的也常常是自己过去犯下什么过错。事实上，认为上帝或命运会依据我们行为的好坏，而给予我们奖惩的观念，显然是儿童时期建立的“内在公正”观念的延伸，这种想法是我们执迷于因果论的产物。
来世正义涉及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建立在一种单纯的善恶迷思上——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能轻易把世界分成善恶两个部分，也认定上帝公正客观，不受任何偏见影响，也没有权谋式的动机论在心中。然而我们却看到原本高贵的道德动机（正义、荣誉、忠诚、爱国），很多最后却变成暴力、恐怖及战争，大部分人却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
科学界的答案同样很简单，但同样不太令人满意：在某些情况下，美德有利于你的基因。当“适者生存”的意义变成“最适合的基因最利于生存”时，我们就可以轻易地看出，最适合的基因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鼓励人们做出仁慈及合作的行为：第一种情况——有利于带有同样基因的人（也就是亲人）；第二种情况——在非零和游戏中，运用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使带有别的基因的人直接得到帮助。亲缘利他（kinaltruism）以及互惠利他（reciprocalaltruism）这两促过程，可充分解释动物以及人类出现的种种利他行为。这个答案虽无法令人满意，但事实却是如此，因为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身上的基因就像是操纵木偶的主人，基因会让我们做出有时对它们有益，但对我们却有害的事情（比如外遇，或付出不快乐的代价去追求个人声望）。
不过，不管是追求美德还是快乐人生，我们都不能遵循自私的基因的原则，因为顺着这种想法一路下去，任何把互利当做利他合理化借口（而不仅是利他的原因）的人，最后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只对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好，至于其他对自己没帮助的人，就不用浪费时间或金钱在他们身上（不会再去的餐厅，就不用给小费了）。因此，想更进一步找出为何利他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我们需要这些宗教贤哲及科学家们再加把劲：如果没有来世回报，也没有互相回报，自我牺牲对我们自己还会有好处吗？
难题难答：施比受更有福
圣保罗曾引用耶稣在《圣经》中说的话：“施比受更有福。”“施”有“赐予人快乐或富足”之意。帮助别人真的可以赐予我们幸福或富足吗？到目前为止，我还找不到助人者能从助人的行为中得到金钱的证据，但却发现助人者常因助人而乐。从事义务工作的人通常会比不做义工者更幸福健康。不过，我们必须反向思考一个互为关联的问题：是不是天性较乐观的人本来就乐于助人，所以会去做义工，他们很可能是因为天性使然，而非为了助人为乐。
★★★幸福实验：
心理学家艾丽斯·伊森（aliceisen）的研究充分证实这个“因快乐而行善”的假设。伊森在费城各个角落的公共电话退币口留下硬币，然后发现，与用自己的硬币打电话的人相比，这些用在电话退币口找到的硬币去打公共电话的人，之后更会帮助一个不慎掉落一叠纸的人（这叠纸会在打完电话者要离开时刚好掉下来）。伊森做过许多类似的善行研究：她在街上发过饼干、整袋糖果及文具；她还操纵电动游戏的结果（故意让打电玩的人赢）；拿快乐的图片给受访对象看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最后得出的调查结果都一样：快乐的人对人的态度比较和蔼，也比较乐于助人。
然而，我们要找的是相反的结果，即助人会让助人者感到幸福或得到其他长期的益处。“美国红十字会”的宣传口号“捐血一袋，让你快活无比”这句话是真的吗？心理学家简·皮利亚芬（janepiliavin）曾针对捐血人进行过相当仔细的研究，她发现捐血真的会让捐血人感到幸福，对自己感到满意。皮利亚芬还搜寻过各种文献，找寻所有跟义工有关的研究报告，结论是：助人确实对自己有益，但有益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一份针对“服务学习”而做的研究便得出相当鼓舞人心的结果：“服务学习”使青少年的犯罪率降低，行为问题减少，提升其公民参与，并强化其对正面社会价值的认同。不过，“服务学习”对提升个人自尊或快乐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成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项长期性的研究证实了“助人会让助人者感到幸福”的因果效应。这项研究许多年来长期追踪好几千名义务工作者的工作及身心康乐状况，研究结果显示：当一个人将义务工作当做生活的一部分，其投入义务工作的时间多了，在一段时间后，个人身心快乐及安康的程度便会变高。义务工作对老年人的帮助比其他成人更大，尤其是如果该义务工作是直接与人接触、帮助他人或是通过宗教组织来助人的，效果就更为明显。义务工作对老年人的帮助大到能改善健康，延年益寿。这是密歇根大学的布朗教授及她的同事，在研究一份大规模且长期性的老年已婚伴侣的相关资料时发现的一项惊人证据。给予配偶及亲友较多帮助与支持的老人，会比没有这么做的老人活得更久。不过，接受别人帮助的老人，并不会因为接受的帮助越多就活得越久。布朗的研究结果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起码对老年人而言，施确实比受更有福。
利他行为对助人者的影响会因年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这项发现中我们可得知义务工作会为人带来两大益处：第一，让人与人之间更接近；第二，让人们勾勒出一种麦克亚当斯式的人生故事。青少年已身处绵密的人际关系网中，但他们才刚开始勾勒自己的人生故事，所以不太需要这两种益处。随着年龄增长，每个人的人生故事开始成型，利他行为对个人人格的影响也跟着加深、变广。到了老年，人际网络因亲友的凋零日益薄弱，所以义务工作带来的社交上的帮助也达到最高（事实上，人际关系最孤立的人，从义务工作所得到的获益也最大）。更深入而言，到老年阶段，生产力、人际关系及精神层面的重要性更加重要，但事业成就的重要性已相形失色，后者在中年时期才比较重要。因此，具有“回馈社会”作用的利他行为与老年阶段的人生非常合拍，能让人得到满意的人生句点。
○美德的未来○
科学研究已证实美德假设是成立的，即便将其简化到“利他行为对助人者是有好处”，这种说法也是成立的。如果我们像富兰克林一样，从更宽广的角度来评估美德假设的主张，就会更加确认这项主张确实正确无误。然而，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文化保守派对现代生活及现代人偏狭、放任式的道德观的批评是否为真？西方人是否应该试着回归到一个更以美德为重心的生活？
我相信西方人确实已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一种依众人共信、共享的美德及价值观而建立的丰富生命价值。只要看过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你就会发现，当时人们的言行举止具有非常深厚的道德内涵。电影中的人物关心自己的荣誉、自己的名声，还会注意自己的外表是否得体。孩子通常是由父母以外的成人来教育。好人最后一定获胜，犯罪的人一定没有好下场。这种论调对现代人而言，听起来有点儿保守、沉闷，但这就是重点所在：设些限制对我们现代人是好的，绝对的自由会产生后遗症。社会学家涂尔干发现，脱离社会束缚与自杀行为两者互为关联，所以涂尔干想出一个用词——“失范”（anomie）。“失范”是指，一种没有明确规则、规范或价值标准的社会所呈现的状况。身处失范的社会中，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但人们会因社会缺乏明确标准或权威社会组织来建立价值标准，反而难以找出自己想做之事。失范会让人产生无限空虚及焦虑等感觉，使社会出现更多没有道德及反社会的行为。现代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已充分证实涂尔干的主张：要预估一个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最佳的预测指标就是该地区成人居民对别家孩子出现犯罪行为时的反应。一旦该社区建立起道德标准，社区内就会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与合作力量。如果大家都是自扫门前雪，那么社区内必然出现自由放任及失范现象。.
品德为何可能会死亡
社会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hunter）是我任教的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位同事，亨特将涂尔干的社会学主张进一步延伸，带进现今的引发大众讨论的品德教育议题。亨特出了一本名叫《品德的死亡》（thedeathofcharacter）的书，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相当广泛的讨论，亨特在书中探究美国人如何一步步地丧失对以往的美德及价值观的坚持。在工业革命之前，美国人非常推崇“生产者”的美德。所谓“生产者”是指工作勤奋，自我克制，愿为未来牺牲，肯为大众利益而牺牲自我福祉之人。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日趋富裕，原有的生产者社会逐渐转变成大众消费社会，于是产生了另一种“自我观”——一种以个人偏好及自我实现为中心思想的价值观。于是原本充满道德意味的用词“品德”不再受众人青睐，反而由不具道德意涵的用词“个性”所取代。
亨特还提到造成品德死亡的第二个原因——包容性（inclusiveness）。第一批来到美国的殖民者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种族上、宗教上及道德上都具相当高同质性的属地，但美国历史却是一部日趋多元的历史。为适应此多元之趋势，教育工作者只好勉力找出一套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道德观，但这套道德观的范围却日趋缩小。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套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最后缩小为“价值澄清理论”（valuesclarification），该理论的宗旨就是不教育孩子任何价值观,只教孩子如何找寻自己的价值观，还要求教师不得将价值观灌输给学生。这种以包容性为追求目标的运动其精神虽值得赞许，但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丰富的传统、历史与宗教孕育了过去的各种美德，“价值澄清”运动则切断了学生与这些传统的联结。我们可以用水耕法种植蔬菜，但水耕法还是需要将养分加入水中，蔬菜才会成长。用水耕法来要求孩子培养美德，在自己身上找寻指引，这简直就像要求每个人自创一种语言一样——因为这种语言根本找不到可以沟通的对象。
我相信亨特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现代人因道德偏狭以致整体每况愈下的说法，我个人持比较保留的态度。每当看这些老电影及电视节目时，最让我不舒服的就是以前的妇女及黑人的生活受到重重限制，即便到20世纪60年代，情况仍未见太大改善。我们为了包容性付出了代价，但却也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更人道的社会，给予少数民族、女性、同性恋者、残障人士等人——也就是所有人，更多选择与发展的机会。即便有些人觉得代价太高，我们也不能走回头路，不管是回到消费社会之前，还是回到以前那种单一种族的社会，这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找出方法，在不排除大多数社会阶层的同时，亦达到减少社会失范现象的目标。
该提倡“多元化”吗
我并非社会学家，也非教育政策专家，在此我并不想设计出一套颠覆性的道德教育法，我只想将个人关于多元化的研究心得与大家分享。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会诉贝基”一案做出裁定——美国各大学依其种族偏好而建立的种族配额入学制是违法的，但是利用种族偏好以提升学生的多元化则可。自该裁定成立之后，“多元化”这个用词开始出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用语中。至今，“多元化”已成为众人共同支持的理念。对许多自由派而言，多元化已经跟正义、自由及快乐一样，成为毋庸置疑的人生至善，多元化程度越高越好。
不过，我个人对于道德议题的研究却刺激我去质疑“多元化”这个理念。人们本来就很容易因些微差异，将别人归类为对自己不友善者，所以在我们推崇多元化的同时，是不是也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区隔？相反，如果我们推崇人与人间的共同性，是否就可帮助大家团结一体，达成共识？于是我了解到，多元化可分成两大类：人口学多元化与道德多元化。人口多元化指的是人口统计学上的分类，比方种族、种族特点、性别、性倾向、年龄及残障等，支持人口多元化其实就是在呼吁社会公义，呼吁将之前被排斥的团体纳入主流价值中。然而，道德多元化本质上则是涂尔干形容的失范：一种对道德规范与价值缺乏共识的状况。一旦做此区隔，你就会发现没有人能立场前后一致地支持道德多元化的主张。假定你对堕胎议题采取赞成立场，难道你还可以主张大家对这个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无须达成最后主张吗？还是你希望大家跟你立场一致，且该律法能反映出大家的共识？如果你对某项议题希望有多元化的意见，那么这项议题对你而言就不是道德议题，而只攸关个人品味。
我跟我的学生霍莉及罗森伯格一起在弗吉尼亚大学针对几个团体做过研究。研究发现，学生大多很支持人口多元化的主张（如种族、宗教及社会等级的多元化），即便是自认属于政治保守派的学生，立场亦是如此。然而，道德多元化的主张（如一些较具争议性的政治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下就不容易得到大家的共鸣，只有在研讨会上，学生的反应才比较热情。学生在课堂上愿意讨论道德多元化的主张，但跟自己的室友或朋友就不太愿意碰这个话题。我们的结论是，多元化跟胆固醇一样，有好有坏，或许我们不该追求两者的最大化。
自由派主张社会应对每个不同的社会团体采取开放态度，这样的立场是正确的，但保守派主张我们应更加努力去建立社会的共同价值、共同认同，保守派在这点上也是对的。虽然在政治上我是自由派，但是我认为保守派对道德发展（这里指的不是道德心理，因为保守派太执著于善恶二分法的神话）的了解，要比自由派更加深入。保守派希望学校授予学生以下的课程：能让学生形成正面且独特的美国认同的课程，课程中美国历史及公民教育的分量要大幅加重，以英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自由派对白人沙文主义及爱国主义等论调秉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我认为所有关心教育的人应该记得美国人的座右铭——“合众为一”（epluribus，unum）其实包含两部分，当我们推崇群体的同时，也应该通过政策来巩固个体的价值。
或许，一切为时已晚，或许在现今白热化的文化论战中，没有人能肯定敌对阵营所提出的任何价值观，但或许我们能以富兰克林为师。富兰克林反省，历史是人们及群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目标下推动而成，因此富兰克林提议建立“美德联合党”，该党是由矢志培养自身美德之人组成，一切行为都以“追求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不过，这种论调即便在富兰克林的时代也显得过于天真，而且要那些“人格高尚又有智慧的人”同意由富兰克林提出的主张，我认为也是困难重重。
不过，富兰克林对谁来带动美德发展的风潮，看法却相当正确。美德发展的风潮不会来自政治明星，而会来自群众运动，如来自同一乡镇的居民为了不同地区的孩子，而努力建立共同的道德观。这种运动已经出现了，发展心理学家威廉·戴蒙（williamdamon）称此为“青年约章”运动，这些运动涉及所有与儿童教养有关之团体——父母、老师、教练、宗教领袖及儿童本身的参与。“青年约章”中列载了大家对该社区的共同理解、义务及价值信念，并期许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共同支持同样高标准的行为。或许，提出青年约章的社区在道德广度上比不上古代雅典人，但他们建立的社会正义则远超过雅典人的水准，他们要克服的是如何减少社会失范的现象。
蒲式耳（bushel，缩写bu），一种计量单位。在英国，一蒲式耳相当于36.268升。在美国，一蒲式耳相当于35.238升。——编者注
若想了解该调查的内容，可参见塞利格曼的著作《真实的幸福》。——编者注。
也称隐含性正义、上苍公正。——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