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很快感到，苏丹在难缠的马达加斯加女王那里不太可能取得更多进展。他转向此行的真正原因：调查美国人签订的协定，关于它的谣言正在到处传播。赛义德立刻以他的随从听不到的声音悄悄地讲话，而哈特建议他们应该在第二天单独会面。与此同时，他带走了苏丹与美国人签订的协定的副本，以便晚上阅读。第二天一早，哈特宣称，他对于他发现的苏丹对美国人做出的让步感到震惊，并且他预测英国会认为苏丹“背信弃义”，赛义德请求英国的同情。
“埃德蒙·罗伯茨是一个肥胖、脾气又火爆的老头，”赛义德说，“我很高兴签订这份协定以摆脱这个人，因为我认为这份协定并不重要。”但是，如果“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能够支持他”，他会立刻取消这份协定：“我还会保证，将来不会在没有我的老盟友和好朋友的建议和准许的情况下签订任何条约。”很显然，哈特成功地警告了苏丹。赛义德在一封写给孟买总督的信中，低声下气地为没有提到签订协定这个“琐碎事件”道歉，发誓今后“无论最重要的事还是最微不足道的事”都会向总督报告，“以便消除老朋友心中的所有疑虑”。
接下来，赛义德做了哈特都没有想到的一步：作为他悔恨的一种表示，并且使英国人相信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赛义德决心将他配有74门火炮的旗舰“利物浦”号献给英王威廉四世。这艘船停泊在桑给巴尔的海港，它显然是苏丹妄自尊大的象征，因为它太过庞大，远超阿曼的需求。哈特不确定英国的海军本部对于这份不同寻常的献礼将做何反应，但是他确信苏丹将会把它作为一个紧急事项加以解决。
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哈特有时间给海军中将戈尔写信，在信中他详细记述了他在桑给巴尔的所有经历、对于赛义德的个人观察细节，以及桑给巴尔岛的经济前景，并且提到他已经与苏丹达成协议，以苏丹的名义带给孟买8000银币。他还指出：“去年抵达桑给巴尔的13艘船中……只有4艘是英国的，其余都是美国船只。”
哈特很满意自己对美国人签订的协定的坚定立场，他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圆满地完成了此次任务。他详细地叙述了赛义德对东印度公司没给他回信的抱怨：东印度公司的漠然态度是埃德蒙·罗伯茨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此外，虽然赛义德娶了波斯国王的孙女，但是他与波斯国王不和，因为英国人曾警告他，如果他想维持与英国的友谊，就不能帮助波斯人攻打布什尔人。因此，由于拒绝帮助波斯国王，他与波斯国王的关系有所疏远。即便如此，他仍然等待孟买当局的回信，一直等了6个月。
显然，哈特正赶上赛义德的运气和自信都处于低潮的时期，这一点可以从他利用马达加斯加的雇佣兵夺取蒙巴萨的控制权的绝望想法反映出来。赛义德试图查明他的亲戚赛义德·希拉勒有无变节行为，他怀疑希拉尔在阿曼阴谋夺权，虽然这种做法有欠考虑，但是他仍然想要赢回他的名望和地位。赛义德向希拉勒郑重承诺安全后，将他引诱到马斯喀特，并把他关进监狱，但是赛义德的姐姐对此十分震怒，发起了一次暴乱，逼迫赛义德释放希拉勒。
这些各种事件不仅有助于哈特完成任务，还使他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甚至将苏丹与美国人签订的协定的原件像战利品一样从桑给巴尔带回，交给海军中将戈尔。戈尔非常高兴，他将哈特信件的复件交给海军本部和此时的孟买总督克莱尔勋爵。他还写信给赛义德，将协定归还给他，并且遗憾地表示，在他拥有更高的职权之前，他无法代表他的君主接受“利物浦”号。起初，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没有什么反应，他们认为赛义德有权向其他国家做出让步。至于赛义德对他们回复缓慢的抱怨，他们列出了回信发出的日期，以便给他一个安抚性的回应。
相反，1834年8月，当哈特信件的复件抵达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大楼时，反应非常激烈。在东印度公司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地区，哈特干预了一个政治事件。东印度公司印度董事会的三人秘密委员会，受命立刻汇报“海军中将戈尔是如何委任一个军官与外国沟通的”。与12年前莫尔斯比上校与赛义德签订反奴隶制条约时相比，东印度公司此时显然更加不愿意分享它已享有的权力。此外，欧文上校宣布蒙巴萨是英国保护国的记忆依然清晰。此次，情况看起来就是另一个皇家海军军官肆意胡闹，僭越职权，耍弄外交手腕。
这场纷争中的关键人物是亨利·圣乔治·塔克，他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傲慢自大对于塔克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即便如此，他的过去还是有点儿令人反感：他年轻时曾因为在印度强奸未遂而被判处6个月徒刑。而这时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正就赛义德想要派一位亲属去伦敦的事咨询塔克。这名使节应该出现在国王面前吗？塔克回答说：“我完全可以想见，你很快就会有来自印度各地的访客，他们有着同样的请求。”这是他有意说出的刻薄之词，因为上一年公司的特许状续期时，议会曾提出警告：“当地居民”应该被给予更多同情，没有人应该因为宗教、血统或者肤色而被排除在任何公司的岗位之外。在塔克看来，如果帕默斯顿和他的政客朋友如此渴望展现对亚洲人的友好，他们将不得不准备好在伦敦款待他们。
此时，公司正在更新的特许状之下适应新角色：统治，而非贸易。由塔克领导的公司董事看到了在整个印度洋一劳永逸地维护其政治权势的机会。秘密委员会的报告口气很大：“哈特上校所说的那份协定很重要，但是这份协定很可能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影响也不大：“美国人不是我们在印度洋的政治嫉妒对象，他们用小船装载货物，与马斯喀特的伊玛目领地之间进行少量的贸易，不会干扰我们。”甚至在第二年6月，印度董事会仍然保持平静，它在给孟买当局的信中写道：“据说一个叫罗伯茨的人，是一艘美国军舰的船长……”董事会没有发现证据表明这个人拥有“公开声称的委任状”（事实上，美国参议院在12个月之前就通过了那份协定）。
而在英国本土，董事会向海军本部“强烈建议”：海军中将戈尔及其下属军官，在没有与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协调的情况下，不应该与东方的任何国家就实质性问题进行沟通交流。海军本部温顺地将这封信交给戈尔，严令他及其下属军官必须停止“掺和政治问题”。戈尔将这封信交给了哈特，其中还包括秘密委员会暗示他是一个幼稚轻率的人的评论。
对此，哈特并不觉得十分受辱，但是极为愤怒。他给塔克寄去了两封饱含愤怒之情的信，指出他只是听从命令去了桑给巴尔。他表达了他的反感，认为董事会这样做是因为“非常嫉妒他们的权力”。哈特这样做清楚地表明他看过秘密委员会的报告，所以印度董事会再次将怒火转向海军本部，因为哈特看这份报告“非常不合惯例，是逾矩行为”，为何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海军本部不想让一个海军将官遭受责备。所以，作为一个变通转换的方法，哈特被迫向塔克道歉，做出“充分补偿”。结果是哈特像之前的欧文一样，因为“掺和政治问题”而毁掉了自己的海军生涯。尽管被授予爵士头衔，但是他作为现役军人再也没有获得上校以上的升迁。
东印度公司带着不同寻常的顽固，仍然坚信美国人签订的那份协定可能不存在。但是1835年9月，美国军舰“孔雀”号再次出现，因为美国政府在之前的1月份最终通过了那份协定。埃德蒙·罗伯茨在桑给巴尔没有找到赛义德，于是他前往马斯喀特。“孔雀”号在阿拉伯海岸搁浅，受到海盗袭击，但是被苏丹的一艘船拖上了多石海岸。最终，他们在1835年9月30日交换了正式认可，之后罗伯茨继续航行。他对重返印度洋，成为桑给巴尔的第一任美国领事怀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几个月之后他死于澳门。
于是，桑给巴尔领事的职位落在了理查德·沃特斯的身上，他是一名商人，也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尽管他出生在清教徒的早期移民定居点塞伦，而且属于一个海员家庭，但是他从未航行到过东方，他对桑给巴尔的了解是从他的哥哥约翰那里获得的。他的哥哥是在新英格兰和印度洋之间做贸易的商船的船长。由于在反奴隶制运动中表现积极，理查德·沃特斯被一位牧师推荐成为一名领事。这位牧师是海军部长利瓦伊·伍德伯里的兄弟，而利瓦伊·伍德伯里又是埃德蒙·罗伯茨的旧友。沃特斯这个名字对于塞伦的船长们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一个来自家乡海港的人将桑给巴尔的大部分贸易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这个职位的薪水不多，但是1836年秋天，沃特斯带着双重决心出发了：他既是货运代理人，又要赢得基督教的皈依者。当他还在海上航行时，他写道：“我渴望在异教徒中拯救灵魂，我将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因为这可能是我传播福音的一种方式。”在北上东非海岸的途中，他的船到访莫桑比克港，在那里他看到葡萄牙的奴隶贩子正将非洲人装上驶往巴西的船只：“大部分是10至14岁的孩子。”他反思道：“当我想到自己的家乡有数百万奴隶时，我能对参与这场贸易的人说什么呢。”但是，他也有十分现实的一面，因为他“准备努力工作几年……如果我能够得到必要的财富”。
1837年3月，沃特斯抵达桑给巴尔，成为第一位持有外交国书的外国代表。他得到海港中一艘美国商船13响礼炮的致意，苏丹也热情欢迎沃特斯，并且给他提供了一所房屋和一匹马。
赛义德亲切慷慨的情绪，可能部分出于他最终在与他的宿敌马兹鲁伊家族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就在沃特斯到达前一个月，蒙巴萨马兹鲁伊家族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拉希德·本·萨利姆投降，承认赛义德为最高统治者，并将耶稣堡的所有控制权交给他。而作为交换，赛义德同意让拉希德继续待在蒙巴萨作为其总督。但是之后，赛义德改变了主意，他试图贿赂拉希德，使他离开蒙巴萨前往桑给巴尔生活。不知道是出于怀疑发生叛变，还是他正在准备叛变，总之拉希德拒绝了赛义德的要求。
之后，赛义德筹划了一个阴谋，他假装希望进一步和解。他派他19岁的二儿子哈立德和一位可信赖的顾问苏莱曼·本·艾哈迈德，乘坐轻巡洋舰前往蒙巴萨。以拉希德为首的马兹鲁伊家族的人，被邀请在耶稣堡外建立的会客室内会见哈立德。之后，他们三三两两地进入会客室，与苏莱曼互致问候。直到30多人进去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什么都不会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被关入了监狱。
哈立德耀武扬威地将他们运回桑给巴尔。他们在那里被关了一个月，之后被迫登上一艘驶往波斯湾的船。大部分人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被扔下船；少数被赦免，被带往波斯湾的一座要塞，他们在那里被慢慢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