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默顿上尉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给这些阿拉伯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们铭记欧洲国家一定会终结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大英帝国是为上帝完成这项使命的最主要的帮手。这些阿拉伯人竭力阻止写在命运之书中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们是徒劳的，他们应该向处于优势的力量屈服。
——帕默斯顿勋爵写给孟买当局的便函，1846年
美国外交人员在桑给巴尔出现的最初几个月并不顺利，因为理查德·沃特斯的基督教信仰超越了他的谨慎态度。他不仅向苏丹详细说明他的宗教观点，还很快开始向普通的桑给巴尔民众散发圣经。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十分气愤：他们不断地将石头打在领事馆的屋顶上，沃特斯被迫搬到其他地方。1837年底，苏丹果断决定采取行动：他要求美国总统换掉这个领事，派一个愿意将精力集中在商业而非激起宗教冲突的人来。
塞伦的一艘双桅横帆船“切罗基”号此时正停留在桑给巴尔的海港里，所以赛义德决定将一封信交给其船长，再由他转交给美国总统范·布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记录在3年后“切罗基”号的职员爱德华·布朗写给对这个事件后知后觉的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的信中。苏丹的秘书艾哈迈德·本·阿米尔咨询美国领事：给美国总统写信如何致辞，那个时候布朗正好在那里，他在一片纸上写下了正确的格式。苏丹的信送达“切罗基”号之后，爱德华在桌子上看到这封信，发现苏丹在写美国总统“范·布伦”的姓氏时遗漏了一个字母“e”。第二天早上，当“切罗基”号要起航时，有人看见领事沃特斯手中拿着一封打开了的信。之后，他命令所有人离开房间。布朗告诉国务卿韦伯斯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由于不在场，我不能只凭自己的了解就告诉你，但我知道的是上述写给总统的信没有再出现在‘切罗基’号上。”
销毁了苏丹的这封信，沃特斯得以继续担任领事，从那时起，他减少了传教活动，更关注“获取必要比例的财富”。赛义德·赛义德没有从美国总统范·布伦处得到任何回复，对此他似乎比较冷静，而沃特斯的行为也有所改变，他们和解了。谈到外部世界，美国人已经在印度洋取得了一个较小的外交成就：对于英国，他们先发制人。尽管东印度公司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但不幸的哈特上校提出的警告已经被证实。
从英国的视角来看，理查德·沃特斯出现在桑给巴尔，这件事情最让人烦恼的一点是他的政府允许他将外交职责与个人生意结合起来。他很快就和印度商人杰莱姆·苏吉结成一组，后者从苏丹那里获得了一份有价值的经营桑给巴尔岛海关的合同。他们二者很快就严格控制了桑给巴尔的商业，这对于一个在岛上建立代理处的伦敦的公司极为不利。而杰莱姆作为一个印度人，是英国的臣民，这使得他的行为更加令人恼怒。美国领事也积极地向赛义德·赛义德推荐他自己的国家，他送给苏丹两幅框饰画，用来挂在宫殿的会客厅里，这两幅画的内容是在1812年战争期间美国战船痛击英国战船的场景。
另一个引起英国人对赛义德的桑给巴尔岛关注的事件是那艘配备74门火炮的“利物浦”号突然抵达泰晤士河。孟买的海军高级军官罗伯特·科根上尉将这艘船带到伦敦。海军中校霍金斯由于在非洲购买奴隶男孩而被控告时，罗伯特·科根曾为他奔走求情。科根在印度服役20年之后退役，他此时受雇于赛义德，后者称他为“科吉姆汗”。罗伯特·科根宣称，如果威廉四世不接受这份礼物，他就下令将这个笨重的家伙拆成碎片卖掉。既不想大大冒犯苏丹，又不想在与苏丹打交道时冒险折损英国的行动自由，英国政府最终接受了这艘在和平时期完全派不上用场的船，并为此表示感谢。
“利物浦”号被更名为“伊玛目”号，以纪念赛义德的宗教头衔，之后，英国将游艇“摄政王”号作为一份相匹配的回礼送往桑给巴尔。苏丹很快将它送给了印度总督，表示自己作为穆斯林不适合接受基督徒送的奢侈品。在“摄政王”号被送往印度洋之前，没有人注意到船舱里的垫衬物用的是猪皮。（无论如何，这都是一艘相当俗丽的船。）
尽管以前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刻，而且美国领事又出现在了桑给巴尔，但是这时候英国与赛义德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在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不久，“科吉姆汗”就陪同谢赫阿里·本·纳赛尔返回伦敦，后者是代表他的统治者向女王致意来的。帕默斯顿将这件事当作一个外交挑战，决定要在公共支出“允许的范围内”款待谢赫，因为他是赛义德最信任的维齐尔之一。科根为此预先得到了200英镑，但是被警告要充分利用这笔款项。
1838年8月，双方组织了一场对温莎堡的拜访：谢赫在科根的陪同下与年轻的女王共进晚餐，并且留在温莎堡度过了一夜。他非常喜欢温莎堡，以至于他要求再被带到那里进行临行告别。帕默斯顿坚定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女王陛下觉得她已经和他告过别了。科根试图使自己成为被认可的苏丹驻英国代表，但是外交大臣也同样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他是英国的子民。帕默斯顿转变想法，建议科根可以尝试成为英国驻马斯喀特的领事。狡猾的科根拒绝了，他说这“对他的健康是致命的”，之后还徒劳地推荐了他的一个亲戚担任这个职位。他的真正野心是在桑给巴尔建立贸易，所以在拜访温莎堡之后几个星期，当帕默斯顿接受他提出的与赛义德协商一份商业条约的建议时，科根觉得这正合他意。按照科根的说法，威胁英国商业的不仅有美国人，俄国人也想“与赛义德达成一项协议”。在返回印度洋之前，科根向新成立的皇家地理学会发表演说，并且说服他们授予赛义德名誉会员头衔。这不是英国对赛义德表示敬意的唯一证明：谢赫阿里·本·纳赛尔还给他的主人带回一幅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女王赠送给他的。
帕默斯顿的一些同僚希望科根可以同时协商终结东非奴隶贸易的事宜。理论上而言，“合法商业”可以取代奴隶贸易，成为赛义德和该地区势力小一些的统治者的收入来源。科根暗示，如果英国愿意负担与苏丹从奴隶贸易中获得的税收“相等的金钱补偿”，他的新主人可能愿意结束奴隶贸易。科根说，从桑给巴尔一地出口的非洲人一年就有5万人之多。这当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如果英国人相信这种说法并且愿意为此负担补偿，这自然对苏丹非常有利。帕默斯顿匆忙回避了这个想法。后来，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确实赢得了对最初的1822年莫尔斯比协定就奴隶贸易的内容进行微调的机会，但实际上，向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出口被俘虏的非洲人的势头仍然没有减弱。赛义德对英国做出承诺：他确实想要结束奴隶贸易，但是他不得不循序渐进，因为“公开宣布他的态度会使他的臣民产生猜疑”。鉴于赛义德拥有马斯喀特这样的战略性海港，对帕默斯顿而言，在波斯湾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中，保有赛义德作为其盟友是眼下最直接的利益所在。
科根限定自己在1839年5月起草出一份初步的商业条约，给予苏丹的船只在印度港口的优先权，并使英国与美国在桑给巴尔的贸易量大致相等。原则上，罗伯茨的条约使得美国船只拥有与非洲大陆直接做贸易的独特自由，但实际上和其他人一样，美国人继续在桑给巴尔购买象牙、柯巴树胶和丁香。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印度金融业者确信能够牢牢地掌握东非贸易。
在全球所有问题中，桑给巴尔的琐碎问题始终盘桓在帕默斯顿的案头。赛义德答应将阿拉伯马作为礼物送给维多利亚女王，但是它们迟迟未到。所以，在白金汉宫的压力下，外交大臣不得不写信给印度董事会询问马匹的下落，并且坚持要用船立刻将它们运到英国。除了马匹的问题之外，帕默斯顿还为托马斯·福韦尔·巴克斯顿爵士想出的一个计谋所烦心，后者是支持反奴隶制的竞选者，他在1821年继承了威尔伯福斯的衣钵。巴克斯顿十分关注西非，但是他仍然有空强调在非洲东岸建立一个英国定居点，以扼杀阿拉伯人的奴隶贸易，并且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基督教文明。
蒙巴萨对于首批失败的英国开拓者而言已经臭名昭著，但是巴克斯顿未被这个事实吓住，他选择蒙巴萨作为开始他新冒险的理想地点。他将蒙巴萨港口及其周边地区想象成努力工作的福音传道者的一个热带世外桃源。他们可以种植作物出口，例如棉花、咖啡和肉豆蔻，也可以拯救灵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传教士在这块地区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他们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深入马达加斯加岛，在那里建立学校，将圣经译成当地的语言，并且散发了数千本小册子。只有在1835年，他们的工作才由于遭到女王拉纳沃拉娜的阻止而有所中断，她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使用“欧洲人引进的新理论”的臣民都将被处以死刑。
某个叫作蒙哥马利·马丁的人使巴克斯顿相信，对于“神圣事业”来说，蒙巴萨是一个比马达加斯加更有价值的地方。巴克斯顿宣称，蒙哥马利·马丁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了解蒙巴萨。马丁曾是欧文上校在调查非洲海岸期间舰队的一名外科医生，但我们仍然不清楚他是否踏足过蒙巴萨。
为了请求政府支持他的计划，巴克斯顿首先游说殖民地大臣格雷尔爵士。格雷尔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满怀同情地聆听他朋友的叙述，而他朋友做出的努力为结束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后，殖民地大臣将这个想法告诉帕默斯顿，后者的回应比较冷淡。尽管外交大臣对奴隶制的厌恶不输于任何人，但是他非常现实，并且当他总是冒险祈求全能的上帝美化他的花言巧语时，他觉得巴克斯顿的不懈虔诚有点无聊。
帕默斯顿写给格雷尔的信，在这个问题上概括了他的重商主义思想：
毫无疑问，在非洲的商业扩张是主要目标，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扩张是消灭奴隶贸易的结果而非原因……想要在非洲销售我们自己的商品，我们就要将它们送到那里去。想要购买这些商品的非洲人，可以通过任何我们想要的方式支付商品的款项。如果我们坚持拥有奴隶，他们就会生产奴隶；如果我们更想要象牙，他们就会收集象牙，并且为我们的商人准备好。
他嘲笑巴克斯顿的想法“野蛮且粗鄙”，此外首相墨尔本勋爵也认为如此。所以，蒙巴萨计划归零。但是，巴克斯顿也有他的用处：次年，帕默斯顿派他前往罗马，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秘密使节，邀请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参加反对奴隶贸易的“基督徒联盟”。教皇被争取过来，还发布了一份关于该问题的通谕。
到目前为止，很显然英国已经在桑给巴尔设立领事一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甚至赛义德也对此产生了兴趣，他在一封给帕默斯顿的信中写了他想要一个何种类型的领事：“一个沉着、聪慧的人，一个真正的英国人。”他补充道，任何想要居住在桑给巴尔或者马斯喀特的人也应该是“完全真诚而纯粹的英国人”。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信息：两年前第一个被派到岛上的英国商人罗伯特·诺斯沃西由于欺骗他的雇主而蒙羞。
领事职位的最后人选决不是“真诚而纯粹的英国人”。阿特金斯·哈默顿上尉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正在孟买的轻步兵团第十五团服役。他36岁，是一位来自都柏林郡的魁梧的单身汉，他是天主教徒，喜爱喝酒，不太尊重非欧洲人，脾气善变，时而高兴时而生气。但是，他的军事背景使他在谈判中具有韧性，而且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向他的上级报告情况。
对他的任命与东印度公司的主张相吻合，因为后者坚持东非在其政治控制范围内，所以领事必须是“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一名军官”。1840年，哈默顿第一次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驻马斯喀特的代理，很快他被告知，无论在哪里，他都将是英国女王陛下驻赛义德·赛义德殿下宫廷的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