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清宫留下来一些零散文件显示，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多罗住在北京的大半年中，康熙都没有提到过礼仪问题。就是在《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也表明，在正式的辞行会上，康熙也没有提到过礼仪问题，而只是多罗要求康熙给他一封官函，他好带回欧洲复命。康熙让多罗第二天再来，而在这个临时增加的会见中，康熙提到了中国礼仪问题。《北京纪事》其实又有意省略了一个重要的下午，就是辞行会结束以后到第二天临时增加的见面会中间发生的事。这个下午康熙在思考应该如何答复多罗要一封正式信函的要求，如果要写这封信，应该写什么内容。耶稣会神父是北京城中康熙唯一能找来探讨的人。《北京纪事》完全没有提康熙那天下午和谁讨论这件事了。而当时整个北京只有耶稣会神父有兴趣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他们一直想找多罗谈，但是多罗一直回避。直到康熙和多罗正式辞行会结束，耶稣会神父都还没有和多罗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真正说上话。这时候，耶稣会神父只有靠康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多罗。因而我们看到，在第二天增加的会见上，康熙突然向多罗提出了中国礼仪问题。
耶稣会神父能把康熙的注意力引到中国礼仪问题上去，靠的是他们与康熙的特殊关系，这不仅让他们能在康熙面前说上话，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知道康熙会为他们出面。其实在把问题推给康熙之前，他们早就利用在内务府的关系让其他人为他们出面过。比如当时管理内务府的大皇子就出面问过多罗关于礼仪方面的问题。了解清史的都知道，康熙的大皇子是康熙儿子中没有多少文化，也对文化问题不感兴趣的一位。所以他出面向多罗提中国礼仪这样的学术问题，多半是传教士拜托他提出的，而不是他自己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兴趣。多罗有一次还对耶稣会神父发火，问他们为什么要把天主教内部的争论讲给异教徒。多罗所谓的异教徒就是康熙身边负责和他接洽的奴才。多罗责问耶稣会神父，难道他们认为他会听不出来哪些论点是那个奴才自己的，哪些论点是他们教那个奴才说的？54北京耶稣会神父看起来是西洋人，但实际上北京是他们的主场，内务府的人就是他们的人。
同时，耶稣会神父不想让康熙知道的内容，康熙就不知道。比如，多罗对于耶稣会神父在中国买田置地、赚取租金的做法就很有意见。而且认为他们与租户、佃户签订的租赁条款的很多细节是有违天主教教义的。为这些租赁条约，多罗和耶稣会神父争论过很多次。耶稣会神父把争论内容详细记录在《北京纪事》中发回了欧洲。55但是这部分内容，康熙就完全不知道，也没有过问过。按理说，这还不完全是他们教内之事，因为租赁关系中的佃户等，不是天主教徒，是大清内部的普通百姓。尽管这才是多罗和耶稣会神父在北京期间真正争论过的内容，但康熙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发表过意见。这说明哪些东西要康熙知道，要康熙出面，实际是完全掌握在耶稣会神父手中的。
《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还有意把多罗塑造成一个性格不好、脾气暴躁、让人讨厌的人。但根据清宫材料来看，康熙对多罗并没有什么意见。康熙和多罗的私下交流更像现在朋友之间的交流，他多次让御膳房给多罗送吃的，多罗有病之时，还为他安排医生，为他找药。同时，他还几次问多罗有没有西药可以给他，还问多罗要过巧克力。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他们友好交流的证明。而且，康熙在写给他身边奴才的一份御旨中就明说：
览多罗汉字奏稿，似并无大逆之处。唯因尔等究诘的太厉害，故伊以为尔等向此处西洋之人·····．56
上面的“尔等”，说的就是康熙身边几个负责和西洋人打交道的奴才。多罗在北京一段时间后，康熙知道他和耶稣会神父不和，也知道自己身边的奴才都是向着北京耶稣会神父的，毕竟耶稣会神父和这些奴才有着多年的交情。所以他警告他身边的奴才不要刻意为难多罗，总在他身上找毛病。
当然，尽管康熙作为国君不想过多掺和耶稣会神父和多罗之间的矛盾，但耶稣会神父毕竟是跟了他几十年的家奴，作为主子，有些事他又不得不管。耶稣会神父常年在康熙身边，知道康熙的脾气，他们知道把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说给康熙，康熙就会出面管这件事。大半年过去了，他们都没有办法让多罗和他们探讨中国礼仪问题。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找康熙出面。这样，他们希望能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和罗马讨价还价。
辞行会见
1706年6月29日，康熙专门给多罗安排了辞行会见。多罗之前一直没有决定什么时候离开，当离开的日期确定后，正好是在康熙准备离京围猎之前几天。这时多罗已在北京待了半年多了。这半年中，尽管多罗和耶稣会神父在很多问题上都吵到不欢而散，但多罗和康熙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康熙对多罗也很照顾。当医生说狼的大肠能治疗多罗的肠胃病，康熙就让内务府安排在他围猎的地方捕捉一匹狼给多罗。5后来多罗还请求去汤山温泉养病，康熙也同意了。58那时候，汤山温泉是内务府皇家专用的地方。
跟第一次接见多罗时的安排相仿，辞行会见也是以家庭会见的形式进行的。全程没有朝廷大臣参加，只有耶稣会神父和康熙的几个儿子到场。多罗在内务府奴才的带领下从故宫西门的内务府专用通道进了宫。会见在内廷的养心殿中举行，耶稣会神父和内务府的人一起站在大殿内的西侧。在多罗和他的随从给康熙行礼时，耶稣会神父没有参与。这个细节说明耶稣会传教士这时是属于康熙一方的人。在礼仪性问候以外，康熙主要问了多罗哪天离京，以及离京以后，在中国内部的行程安排。多罗与康熙的交流一直都比较融洽，因而他在会见最后请求康熙写一封信让他带给教皇。他解释说拿着康熙的信，回到欧洲能给他长脸。康熙没有预料到多罗会在最后时刻突然提出这个请求。根据耶稣会神父记载，康熙迟疑了一下，说好吧，让他再想想。他让多罗明天再来。会见就结束了。康熙允许多罗一行去参观紫禁城内平时上下朝举行国事活动的几个大殿-由耶稣会神父带着前去。59
在参观时，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康熙派了一个太监过来，告诉多罗明天要么到同样的地方来见康熙，要么去畅春园。太监还补充说，康熙这时还没有想到要写什么给教皇。60这个细节说明康熙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想到过礼仪之争的问题。
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中有意回避了当天下午，没有说明到底康熙召见了哪些神父来商讨如何给教皇写信。但第二天多罗再次来见康熙的时候，康熙就突然提到了中国礼仪的问题。根据后来多罗所言，当天下午康熙找的是徐日升神父，但徐日升神父否认是他把康熙引人礼仪之争的。
第二天，康熙在畅春园接见了多罗。康熙首先对多罗说，他没有更多的东西要写给教皇了。要说的，要写的，之前都说过写过了。康熙说他只是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康熙说中国的礼仪活动都是在儒家传统中慢慢形成的。如果天主教认为这些活动和天主教教义可以调和共存，那么这些神父就可以继续在中国传教。如果认为不调和，那么就不要再传教了。康熙还专门强调了一点，他说这些话不是在谈论二者到底调和与否，只是指出一个现实。”换句话说，康熙的意思，中国的礼仪就是这样的，你天主教觉得这教能传就传，不能传就算了。然后康熙要求多罗把他的话带给教皇。
严肃的话说完以后，多罗并没有争辩，只是连连称是。根据传教士记载，康熙这时口气稍微缓和了一些。康熙向多罗解释说，他个人倒是认为中国这些传统和天主教的教义是可以调和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大清容留天主教的原因。多罗当时也没有想到，在这最后临时增加的会见中，康熙还是被牵扯进了礼仪问题之中。多罗当时的回答还是得体冷静的。多罗说他一个外国人，不懂中国礼仪，尽管听到过相关争论，但他自己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康熙应该也没有料到，多罗竟然会完全回避这个话题，一句答复都没有。康熙没有就此罢休，接着追问多罗，你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说，到底中西方在什么问题的操作上是不一样的。多罗又说了一大堆话，说自己无知，谦虚了一阵，然后才说，据他所知，儒家对于儿子为父报仇，是赞同允许的；但在天主教中，无论什么情况，报仇都是不被允许的，就算是儿子为父亲报血海深仇也不被允许。62
康熙听到多罗举出的例子，并没有生气，反而很耐心地引经据典做了很长的解释。大约在场的耶稣会神父对儒家经典不熟悉，所以没有记录清楚到底康熙引用了哪些古籍的话来论证这个问题。他们只提到康熙做了很长的解释后，多罗连连称是。康熙也就很愉快地结束了会谈。63对于复仇这个问题，儒家和天主教各有各自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所以多罗到底是真心认可康熙的解释，还是适可而止选择退出争论，我们无从得知。
接见完毕以后，康熙的心情还是很好的，他恩准多罗一行在园中游玩，让他坐上龙舟在园中的湖里欣赏美景。康熙的第二子，也就是当时的太子，在会见结束以后，还邀请多罗到他的私家园林里去看看。多罗很开心，感觉未来的皇帝也会继续优容天主教。在去太子花园的途中，康熙派他掌管内务府的大皇子带着仆人，又拿了几套礼物过来，让多罗再选一套给教皇带回去。多罗选了一套黄色的瓷盘。“这个追加礼物的小细节，说明康熙对多罗当天的表现是满意的。
第二天，康熙又派人把头天说的关于礼仪问题的话，用文字形式强调了一遍，交给多罗，让他带回欧洲。康熙原话的底稿已经佚失，现在只有据传教士留下的记录把意思回译为中文。康熙写道：
五月二十日，圣上对多罗说过：昨天，你问过朕，是否还有其他未尽的事宜。朕后来想了想，也没有什么其他具体事要交代你办，就是要你把朕的一个意思带给你们教皇。在中国这里，两千年来，百姓都推崇认可孔子的说教。而从利玛窦入华算起的两百年来，特别是我在位的这四十几年，西洋人在这里没有惹出什么是非。但是如果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跟以前的成规有冲突，西洋人将很难继续在中国立足。65
从耶稣会神父的记录来看，多罗收到这份声明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康熙也没有继续纠结中国礼仪这件事，第二天就出京打猎了。在打猎的途中，还下旨让留在宫中的奴才赫世亨去问多罗，还有没有上次进献过的巧克力和多余的西药，有的话，让他在走之前，再进献一些。66在多罗离开北京前这段时间，康熙让他的三儿子负责与多罗衔接，并让御膳房给多罗送去些好吃的。“在7月10日这天，多罗还让赫世亨转告康熙，菜味道很好，他十分感谢。68
康熙面试颜珰主教
康熙真正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礼仪之争的相关问题，是在最后一次和多罗会谈后。在会上，多罗告诉康熙，法国传教士颜珰主教正在赶来北京的路上，他是中国礼仪问题方面的专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其实多罗到北京以后，就知道耶稣会神父要问他中国礼仪问题，现在康熙也来问他，所以当知道颜珰来京的消息后，多罗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来帮他扛这个问题了。在多罗眼中，颜珰是回答耶稣会神父以及康熙疑问的最佳人选，最初禁止中国礼仪的观点就是在福建的颜珰于169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条约也是基于颜珰的说法。所以，站在多罗的角度来看，颜珰是世界上解释教皇禁约的最佳人选。
自从明代万历年间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如何把天主教引人中国就涉及各方面的具体问题。概括起来可以说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二是行为。语言就是翻译，要把天主教的概念用中国的语言和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行为就是如何把天主教融入中国传统的行为方式中，同时又要保持天主教的宗教行为方式。这些总结起来很容易，但操作起来却是千头万绪。每一个具体问题，不同的传教士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引起争议。比如天主教中的神（“deus”，也就是现在英文中的god）应该翻译成什么？这个问题就在天主教内部争论了几十年。最早传教士利玛窦决定把“神”翻译为“上帝”，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又认为不对，应该翻译为“天主”。还有传教士早年认同翻译为“上帝”，后来又认为这个翻译是个错误。这个“神”的翻译就是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693年，颜珰作为福建教区主教，为了在他的教区内统一传教士的思想，结束争论，就在七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做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停止使用“上帝”，而改为使用“天主”来翻译天主教中的神；第二条是停止在教堂内挂“敬天”的牌匾；第三条指出前任教皇同意教徒参与祭孔子、祭祖的决定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第四条要传教士劝说教徒停止参与祭孔子、祭祖活动；第五条，家里要放祖先牌位的教徒，应该注意牌位上的字眼，比如牌位上的名字后如果有“神位”“灵位”的字眼，则把“灵”“神”去掉，仅保留“位”字；第六条，要求传教士不能继续在教徒中宣称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义一致这样的论断；第七条，要传教士减少利用中国古书来讲解天主教教义。颜珰在他的福建教区发布了这七条规定以后，就把规定发回了罗马，要求罗马裁决。差不多在颜珰之前四十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1656年已经对部分中国礼仪问题做过批示。颜珰的七条规定相当于掀起了新一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当时之所以存在长期争论，是因为背后有说不清楚的理论分歧。比如孔子的儒家到底算不算宗教？这在现在依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祭孔仪式中的孔子是什么角色？还有祭祖先的仪式中的祖先是什么角色？在祭祀中，孔子和祖先有“神”的性质吗？为了裁决这些理论问题，当时的教皇在罗马成立了一个四人裁定小组。对于当时的天主教来说，中国是一个新的区域，罗马处理这些教义问题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小心谨慎。为裁定相关问题，罗马的取证和各方询问的过程持续了近十年。最后的裁决报告，也显示他们做了很充分的功课。比如，他们裁定中国的祭孔和祭祖仪式中，是有“神”存在的，引用的就是孔子《论语》中的“祭神如神在”这句话。罗马的认定意见，总结起来就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中有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情节在里面，不能视为单纯的世俗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只允许信徒心中有一个神，那么人教的信徒就不能再参与中国传统活动中有宗教情节的部分。（见附录三，颜珰关于中国礼仪布告）。
中国礼仪之争之所以会持续那么多年，根本原因就是问题本身存在争议，双方意见都讲得通。康熙在与颜珰会面前，专门抽时间看了颜珰的七条论断。康熙看完后，和他周围的奴才说，颜珰论述“浅薄”，但他也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总体来说，康熙是愿意和颜珰会面交流的。긍
但让多罗等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颜珰在会见康熙时，把事情搞砸了，大大地激化了礼仪之争的矛盾。最后也影响了多罗一生的命运，令他最后都没能回到欧洲，客死在了澳门。
颜珰入京之前，主要在福建传教。从1681年入华算起，他在中国已经二十几年了。完全出乎康熙意料的是，见到颜珰后，康熙发现他的中文很差，基本不能交流。康熙在会面前，以为这个来华二十几年的传教士，中文水平应该和张诚、白晋神父差不多。这两个神父1689年入京时，都还完全不会中文。但学了两三年，中文满文都过关了。颜珰的中文在康熙看来不是差一点儿的问题，而是基本不会。康熙在会见中，已经照顾颜珰是外国人，放慢了语速，但即使这样，简单交流到第三个问题，颜珰就听不懂了，只好由康熙身边的耶稣会神父来翻译。当时跟在康熙身边的是巴多明神父。巴多明神父1698年入华，比颜珰晚十七年。康熙又想这位颜珰神父是不是只是口语不行，因而问他，认不认识大厅木头牌匾上的字。牌匾上写的是“华岩云阁”四字，但颜珰只认识其中的云字。1康熙彻底生气了，问颜珰：“怎么与你交流。你说也不会，写也不会。算了，现在说的你也听不懂。”72当然颜珰还是很尴尬的。对于康熙来说，这次会面让他最气愤的是，罗马方面和多罗竟然说他是中国问题专家，而且罗马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见解是基于颜珰的论断。
康熙认为整个西方都被像颜珰这样大字都不识的伪中国专家误导了。作为中国的皇帝，他立马认为他有责任派人到西方去阐明他的观点，以正视听。康熙在会见后第二天就下了两份御旨。一份是给颜珰的，这是一份会见提要，说明他的中文很差。第二份是写给多罗的，告诉他，颜珰没有学问，叫他以后不要听信颜珰的观点。同时康熙担心在中国的地方上，还有更多像颜珰这样的传教士。因而他要求多罗在南下离开中国的路上，不能巡游各省，去单独会见地方上的传教士。康熙说如果多罗想要见地方上的传教士，那就把他们召集到一个地方，一次性和他们见面。而且他还让多罗转告教皇，以后所有来华的传教士，他都会仔细审核，防止像颜珰这样的人混迹在地方上。。73康熙在三个月后，正式要求所有在华的传教士到北京接受审核，通过了才能领取同意他们在中国传教的信票。
多罗当然完全没有想到颜珰觐见康熙会是这样的结果。他离开北京的时候，自认为整个出使还是成功的。现在康熙决定要审核每一个人华的传教士，并要多罗把这个决定告诉教皇。根据当时送达这份御旨的奴才给康熙的反馈，多罗很犹豫要不要接这份御旨。74按照耶稣会神父的说法，多罗很生气，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御旨带回给教皇，多罗的翻译毕天祥神父还安慰多罗说，就算教皇不满意这个决定，想必也不会为难给他传递信息的使节。多罗接受御旨时的情绪引起了康熙的怀疑，康熙担心他不会准确地把自己的各种意思带回欧洲。75取稣会神父早就怀疑和担心多罗回到欧洲后会说他们的坏话，在《北京纪事》的序言里，纪理安就写道：
我知道欧洲将会出现各种对北京出使的记载。不过，我不会等到它们出现。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记录写出来，而且我写的每个字都是真实并有据可查的。76
《北京纪事》尽管是纪理安编写的，但是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都读过，并且签了名来担保其真实性。他们都担心多罗以及使团中的人回到欧洲后推出回忆录，损害他们的名誉。因此耶稣会神父花了很大力气来记录整个使团在北京的大小事情，同时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他们还附上了原始的证据。
康熙怀疑多罗是否会准确传达他的意思，于是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取消之前派赴罗马的白晋使团。当时白晋和沙国安还在广州等船。派白晋出使是当年1月做的决定，是康熙接见多罗后对罗马的礼节性回访。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白晋带出去的只有康熙准备送给教皇的礼物，代表不了他接见颜珰后要向教皇传达的意思。同时，康熙的第二个决定是派出另外一个使团去罗马，使节就是本书前言出现的红票中提到的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这个使团除了向教皇阐述康熙的观点以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欧洲广泛知道北京所发生事情的来龙去脉。”两位神父是在1706年10月17日离开北京的，而他们着手翻译各种带回欧洲的材料在9月4日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在多罗离开北京一周后他们就准备去欧洲的事了。78北京耶稣会神父得知康熙决定派出新使团后都很高兴。”9除了康熙需要两位使节带去罗马的各种材料以外，两位神父还带上了耶稣会神父最新写出的《北京纪事》。80
康熙召回和新派使团的两个决定，是写在一个御旨上，让他的奴才通知北京神父的。81从新派遣的使节选择上看，康熙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选了一个葡萄牙神父、一个法国神父，这样显示出北京的传教士无论国籍如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他召回白晋使团给出的说法是，不知道多罗使团是否真是教皇派遣，需要先派人过去确认。当然，确认多罗真假，是康熙的说辞，传教士早从各方面确认了多罗的身份。熟悉蒙古、满人历史的都知道，确认使节真假，是草原上传统的外交说辞。这样可以一方面把正在进行的任务停下来，同时又给未来重新启动这个任务留下空间。
领票
康熙接见颜珰以后，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在地方上的传教士他完全不知道。像颜珰都入华二十几年了，而且还在欧洲挑起了礼仪之争，在会见前，康熙对他却全然不知。因而康熙决定必须要管理来华的传教士。按照纪理安的说法，康熙担心还有更多像颜珰这样的人在地方上。82在接见颜珰几天后，康熙就告诉多罗，他未来要审查人华传教士，而且他审查传教士的决定是多罗造成的。因为是他把颜珰当作中国专家引荐给他的。康熙说他以前从来没有查过来华的西洋人，在给多罗的信中说：
先来中国之旧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计算、天文、律吕等事项外，多年并未生事，安静度日，朕亦优恤，所有自西洋地方来中国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于尔来如此生事作乱，嗣后不可不查，此皆由尔所致者。83
三个月后，也就是在1706年的12月，康熙决定像给僧侣发度牒一样，给传教士发认证的“票”。要领到这个票，传教士需要宣誓遵守耶稣会神父利玛窦定下的规矩，同时还要表示永远留在中国。
对于康熙要求的这个“票”，以前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认为这标志着康熙开始限制天主教在华传播，也是后来雍正禁止天主教的开端。当然，从教会角度看，领票确实是多出来的麻烦，某种角度上也确实限制了传教士入华，但这并不表示康熙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天主教的传播。关于领票问题，有一点先要明确，就是康熙对于领票要求的核心不是改变，而是拒绝改变。康熙成长过程中，从南怀仁开始，一直都有耶稣会神父在他身边，他从小就接受了儒家和天主教是相通的观念，也就是说接受了耶稣会神父所说的利玛窦规矩。他身边熟悉的耶稣会神父也一直推崇利玛窦规矩。突然，到康熙五十多岁的时候，一个连中文都说不流畅的人站出来告诉康熙，利玛窦规矩是错误的，不符合天主教教义，这让康熙难以接受。同时康熙突然发现原来在华的传教士对他认为是常识的东西还有不同意见。这是康熙要求领票的背景，这也是为什么康熙领票的核心要求是传教士不要改变，保持已有的利玛窦规矩。换句话说，康熙不是要改变而是要保持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原有方式。
从实际操作来看，康熙也完全没有限制天主教的意思。反而他多次鼓励传教士来领票。有一次集会上，康熙像今天的销售一样，向传教士推销票的好处：
朕念你们，欲给尔等敕文，尔等得有凭据，地方官晓得你们来历，百姓自然喜欢进教。84
康熙告诉传教士领票的好处，这样可以让地方官和百姓知道他们的来历。康熙这段话是在劝传教士去领票，丝毫没有限制他们的意思。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康熙让他的奴才用《千字文》的顺序对票进行编号，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全部加起来才一百来人。也就是说，康熙的票是准备长期发下去的。85
对于康熙的领票要求，北京耶稣会神父并没有认为这是在限制他们。他们也领会到这个票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这个票确认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因为这个票是内务府发的，这就跟礼部发给其他宗教的度牒有本质区别。用耶稣会神父自己的话说，这个票其实附带了很多“特权”。86而真正让当时北京耶稣会神父烦恼的是，如何把分散各地的神父都召集到北京来领票这样具体的操作问题。
不过领票问题后来确实演变成了天主教在华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还在南京的多罗1707年2月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发布了正式的谕令，反对在华所有传教士去领取康熙的票，同时规定了应该如何处理与中国礼仪相关的问题。87多罗的谕令是这样写的：
我们忠于圣座的想法，忠于最近圣座和教宗克莱孟十一世的决定。我们知道这个决定，它是经过多年认真研究，详细审议了长期以来扰乱着传教士们的争吵后作出的。
为了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决定建议，公布和建立一个明确的法规，以便使大家将来共同遵守。我们以全权代表的权威，制订、命令、要求所有传教士执行，不管是教区司铎，还是各修会的传教士们，甚至耶稣会的传教士们都要照此回答我们所听到的和要被问到的问题。
如果他们被问到有关中国传统教导、法律、礼仪、一般习俗，他们是否同意这些东西，或者答允不攻击它们，不在口头上或书面反对它们时，他们都必须答复如下：如果它们是和基督教法律相容的，或者可以与之合法及恰如其分地相符的，答复是可以的，否则不行。
如果他们被问到在神律中是否有与中国传统的教导的不同之处，他们必须回答：有许多不同。当要求他们举例说明时，他们可以尽他们所能想到的，阐明算命，祭天、祭地、祭太阳、祭月亮，祭其他星宿和神灵等的意义。基督徒只能祭万物的创造者天主，他们从天主那里得到祸或福。
当他们被问到敬祭孔子和祖宗的焦点问题时，他们应该作如下回答：不行。我们不能奉献这样的祭品。我们不允许听从神律的人们祭孔和祭祖。
同样地，关于中国人习惯使用牌位以尊敬死去的祖宗，回答是：不行。
当他们被问到“上帝”或者“天”是否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天主时，回答：不是。
当他们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想时，他们应回答：因为这些事情和对真天主的真崇拜不相容，因为这个决定是圣座作出的，而在信仰领域内，圣座是基督徒的一贯正确的导师。
当被问到圣座决定是哪一天作出的时，他们可以说：众所周知，这个决定是1704年11月20日发出的。88
多罗谕令以这样一问一答的方式写出来，很明显就是针对康熙领票的要求。多罗同时申明教皇已经发布了禁止中国礼仪的旨令。多罗以教皇特使身份公开发出谕令，这就跟康熙领票的要求正面冲突上了。
康熙在1707年南巡中，就有五位传教士告诉康熙他们私下都支持利玛窦规矩，但是无奈不得不遵守多罗特使的谕令，因而他们不能去领票。康熙为此还两次派他的儿子去和这几位传教士沟通，但五位传教士没有改变主意。康熙并没有把这五人赶出中国，只是让他们都去广州待命，等待他派出去的使节回来以后再议。
康熙知道也理解传教士面临的二选一的窘境。在1707年3月，廉熙对着九位传教士，说让他们放心，他作为皇帝会帮他们、保护他们的，让他们在领票问题上不要有顾虑。康熙原话是这样说的：
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
在宽慰传教士的同时，康熙还让闵明我神父写信给多罗，让他赶快离开中国，不要再生是非。闵明我起草好的信件，先交给康熙过目。康熙对这封信的批改还存世。我们可以看到，康熙改了几个字眼。闵明我信中说，你的谕令把康熙惹“恼”了，康熙把“恼”字勾掉，旁边改成了“怒”字（见图5.1）。这可见康熙当时的心情。
当时的北京主教伊大任（bernardinodellachiesa，1664-1721）主张领票（第四章中票的实物图就是他的），而且他还给出了十九条理由解释为什么传教士不需要遵守多罗谕令。伊大任是独立的天主教神父，他并非隶属于耶稣会。他个人完全从宗教教义角度赞同耶稣会神父的观点，因而他的主张在当时很有说服力。同时他又是北京的主教，所以尽管多罗发了谕令，大多数在华传教士还是选择听从伊大任，申领了票。”根据现存内务府的一份名录，在1707年5月，有四十八位传教士领了票，有十三位拒绝领票后被驱逐出中国，同时还有五位传教士的票属于待定（领票名单见附录二）。这五位就是前文提到的，因为多罗谕令而没有领票，被康熙遣送到广州待命的五位传教士。
由于康熙用内务府发放这种票是史无前例的，地方官都没见过，不能辨别其真伪，康熙让礼部通过他们的渠道通知各地方。很快，地方上的传教士也发现他们领的印票在当地是有用的。在地方官眼里，这个票是内务府发的，相当于确认了这些传教士是康熙府中之人。无论从康熙规定领票的初衷还是后来的实际操作上看，康熙要求领票其实跟今天开车需要领驾照相类似，目的是为了规范，而不是为了限制。
小结
民国时期，美国哈佛大学学者费正清在研究清代的外交中，提出了清朝的朝贡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总结清朝来华使团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朝的朝贡体系》。外要清总结了清代官方历史文献中的所有来华使团，他当时已经注意到，尽管清代的官方历史对各种大大小小的入华使团都有详细记录，但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使团竟然在大清所有的官修史书中都未见记载。俄罗斯派往康熙朝入京的使团有三个，但其中两个也都未见任何记录。而这几个未见记录的使团在西方文献中都很有名，费正清把它们单独列入一张表格中，但他没有能给出解释，为什么官修清史会出现选择性的记录和缺失。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比如雍正不喜欢传教士，所以把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两个使团的记录删去了，那为什么所有的大清官修史书中，又都记录了教皇派到雍正朝的第三个使团？俄罗斯三次派到康熙朝的使团（1676、1693、1720）也是这样，其中第一次1676年的使团在清官修史书中有记录，而后面两次就没有任何记录。如果是有什么我们后人不知道的原因，又为什么只删除后面两次，而保留第一次？
我们知道了康熙接待多罗的各种细节以后，原因就一目了然了。没有记载并非后人的删除，而是因为康熙从一开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团当作他的家务事在操办，从头到尾都没有让朝廷部门经手。在康熙的安排下，整个过程都是他的内务府在一手操办，所以整个接待就不是外交活动了，而是他的家务事。因为是家务事，朝廷的史官自然就没有参与，也就没有留下记录。同样的原因，雍正在1725年接待教皇来使的时候，全程都交给了礼部在办理，属于朝廷接待，整个过程朝廷的史官都记录了。俄罗斯使团也是这个模式，第一次使团是礼部接待的，所以有记录，而后面两次都是康熙的内务府承办的。
康熙与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康熙接待教皇来使的各种安排。康熙在朝廷上是皇帝，而在他的家中，按照满人的传统，他是主子。他自然要照顾长期在他家庭圈子中的传教士。按康熙对传教士说的话，他同意接待多罗，是看在“豢养尔等多年”的分儿上。“豢养”二字在中文中是养家畜时使用的词语，特别是“豢”字，最早是用来表示喂猪（豕）的。满人主奴关系下，最早奴才和动物是一样的，主子负责奴才的吃喝，像养动物一样养奴才。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豢养奴才”这样的表达才大量使用。
最后康熙决定用内务府把多罗使团当成私人关系接待，接待中吃吃喝喝，都是很典型的满人主子宴请待客之道。多罗后来慢慢明白了康熙和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后，很无奈，因为无论他和康熙说什么，耶稣会神父都要按照他们的想法给康熙分析一遍。多罗在一封信中说道：“耶稣会神父在宝座的背后，为了他们的自私想法，误导着皇帝。”92
康熙对耶稣会神父的信任，从中国历史上来看都是很不寻常的。比如他决定派遣使节到欧洲，选派的人员都是听他周围耶稣会神父推荐的。其中的薄贤士没有在康熙身边当过差，康熙只是看过他写的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论说，就决定选派他代表自己出使。薄贤士自己都有些意外，在谢恩中特别感谢康熙的信任。93康熙对待耶稣会神父的一切都是基于他和这些神父长久以来的私人关系。这和礼仪问题和天主教教义都没有多大关系。他容纳天主教也好，接见多罗也好，都是看在他周围神父的面子上的。所以只要他和这些神父的关系不变，他对天主教的态度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对于多罗来讲，他的出使在最后阶段失败了，他入华的所有目的都没有达到。但是对于耶稣会神父和康熙来说，与罗马的交流才刚刚开始。康熙派出的两个去罗马的使节带着希望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