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年2月7日，多罗在南京发布了教皇特使谕令，公开反对康熙的领票要求，阻止在华传教士去领票。在华洋人没料到多罗会这样公然反对康熙，纷纷写信给北京的神父，希望他们从中调停，以免龙颜震怒。2
说来也巧，这年春天，资格最老、在康熙身边已有三十四年的葡萄牙神父徐日升（1673年入京）得了头痛病，病得很厉害，他在信中说，他的头痛病好不了就是和多罗有关。3在康熙身边二十几年的安多神父（1685年入京）这个时期也病了，说自己病重到信都写不了了。4如果说这两位神父可能是装病的话，那么假不了的是53岁的张诚神父突然在3月份去世了。张诚1688年入京后就一直跟在康熙身边。无论是奔袭塞外还是南巡，康熙都把张诚带在左右。由于张诚和多罗都是法国人，多罗在京的时候，他是接待多罗的主要负责人。多罗走后，他也就成了多罗问题的责任人。张诚在去世之前并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直到头一年12月，他都还忙着处理多罗入华后的很多遗留问题。但他的死很可能与多罗有关。因为张诚死后有一点很不寻常，就是康熙没有任何表示，没有给他举行葬礼，一句慰问的话、一两银子都及给。翻看历史就很清楚，康熙对传教士很照顾，根据亲疏远近，摩熊多少都会对死去的传教士有抚恤。张诚做过康熙的老师，后来又能年跟在康熙身边。一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他都还在康熙身边。他突然去世，而康熙没有任何表示的最大可能，就是康熙这段时间正在问费张诚，他很可能是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再加上得病才去世的。
最早在是否要接待多罗这个问题上，北京耶稣会神父内部是有分歧的。作为法国耶稣会神父的负责人，张诚主张接待，反对的葡萄牙神父们后来让步了。”多罗入京后，和葡萄牙神父的负责人徐日升之间有很大矛盾。按照德国耶稣会神父的记载，多罗在众多神父在场的情况下，公开羞辱了徐日升神父。说他到中国后根本不是个神父，就是个艺人（artisan），还反问徐日升：你到中国是“用手传教”的吗？徐日升神父和康熙私交很深，他也确实让康熙喜欢上了西洋音乐。后来康熙的内务府中还有西洋交响乐队，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使团1720年到访北京时还听过这支乐队的演奏。康熙组织编撰的音乐著作《律吕正义》有一卷专门讲西方音乐知识，就是徐日升神父写的。站在徐日升神父的角度，他是希望用他掌握的音乐知识来接近康熙，从而换取康熙对天主教的优容。被多罗当着众多神父的面说成艺人，他是很委屈难过的。因为在天主教语境中，“艺人”类似于中文里的“戏子”。虽然当时欧洲整体并没有歧视艺人，但是在宗教环境中，把一个神父说成艺人有很大的羞辱意味。北京传教士大多同情徐日升神父，因为他们理解徐日升神父的不得已和委屈。”
多罗是教皇特使，在教会内部级别又高过北京耶稣会的神父，所以他面对耶稣会神父时态度居高临下，说话也不客气。他在责骂徐日升神父的时候，法国、葡萄牙等多国神父都在场，平时说法文的多罗，直接用所有神父都能听懂的拉丁文对着徐日升神父开骂：“你，你，你，给我站起来，你有罪，没有资格坐下⋯⋯"这样的场景在耶稣会神父的《北京纪实》中被记录下来，用来反映多罗对北京传教士的傲慢。在北京，多罗唯一要给一些面子的耶稣会神父就是张诚。张诚在许多问题上也劝过多罗。多罗离开北京后，张诚也尽其所能地收拾多罗留在北京的烂摊子。颜珰觐见康熙后闯了祸，张诚拨出专款，给颜珰做路费，帮助他赶紧离开中国回欧洲。后来，一直很反感多罗使团、当时负责内务府的康熙大皇子，又发现多罗的翻译毕天祥神父在四川还有官司没解决，张诚又出面各方打理疏通。张诚在1706年12月给当时在南京的多罗写了封长信，告诉他离京后留下的各种麻烦事。也是在这封信中，张诚告诉多罗康熙将要实行领票。现在看这封长信，张诚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跟多罗说他留下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现在康熙皇帝又开始要求领票了。”潜台词是劝多罗赶紧离开中国。但张诚完全没有料到，多罗后来会公开反对传教士去康熙那里领票。这样一来，他就变成了给多罗通风报信的人。张诚受过康熙很多恩惠。康熙北出大漠，追击噶尔丹都带着张诚。张诚留下了详细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康熙随时都把他带在身边，他记录下了康熙接见塞外蒙古各部落的瞬间。很多接见现场，连跟出去的朝廷史官都没有机会参与。还有很多他和康熙的谈话，可以说都是朋友之间的对话。所以当多罗谕令发出来，他被划到多罗一边后，于公于私，张诚都很委屈，百口莫辩。当然，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诚的死和多罗相关。但是康熙在张诚死后，对他这个鞍前马后十几年的老熟人，没有任何表示，就足以说明问题。张诚死前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面对多罗的谕令，几个月来一直称病不出的一位老神父出面了，他就是68岁的闵明我。闵明我也是耶稣会神父，他1671年人京后做南怀仁的助手，在钦天监里当差。由于闵明我有朝廷官衔，这在天主教内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多罗入京以后，闵明我一直避免和多罗有任何接触。1707年3月底张诚死后，徐日升和安多也都病重，闵明我作为北京神父中的元老，4月不得不出来收拾残局。简单来说，闵明我神父处理多罗问题的策略就是把多罗和教皇区分开来，向康熙解释多罗有问题是他个人的问题，他的观点不能代表教皇。4月27日，康熙身边的奴才赫世亨和赵昌禀报康熙，他们给闵明我带去口谕，命他写信给多罗。闵明我告诉赫世亨和赵昌，他们传教士已经多次寄信给多罗，他都不听；而且多罗还警告说要向教皇告他们的状。闵明我还讲，他们每次写信都是好言相劝，但这样多罗反而以为他们怕他。闵明我的原话是：“以和语寄信，尔似乎以为我等惧怕于尔。”闵明我汇报给康熙，说不要再理会多罗了，应该直接联系教皇，康熙表示同意，这样康熙也就在多罗这个问题上翻篇了，不再继续和多罗纠缠，只是让广东官员运作，联系澳门的葡萄牙人把多罗软禁在了澳门。
康熙和北京耶稣会神父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派去欧洲的人，一去十多年都没有消息回来。一直要到1720年，才等来教皇的第二支赴华使团。从康熙1706年派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去欧洲算起，康熙等了十四年。这期间康熙早年身边信任的传教士都先后去世了。除了前面提到的1707年去世的张诚神父，徐日升在1708年，安多在1709年，闵明我在1712年先后离世。被软禁在澳门的多罗也于1710年过世。
康熙不厌其烦地和欧洲沟通，表面上好像一波三折，但内里恰恰反映出康熙对欧洲的耐心和对北京神父们的关心。本书反复提到的红票，就是康熙在这等待中发往欧洲的寻人启事。康熙和所有人并没有不同，当一个人不厌其烦地干一件事的时候，往往是有原因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其不厌其烦的动力。而且当我们细察康熙和教皇第二使团的交往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康熙对教皇第二使团很满意，根本就没有过禁止天主教的想法。雍正后来要禁教，并不是康熙的意思。10
十四年的等待
教皇的两个人京使团，当事人和后来的史家都有提及，从不同角度都有记录。但是康熙等待第二个使团来华的十四年却无人关注过。康熙在这十四年中，对他派出的使节有过无数次的关心和挂念。这些关心和挂念，单独看只是一句问询，一个小举动，但把他一次次询问汇集到一起，就是十数年的坚持。本书中出现的红票，就是康熙挂念他使节众多举动中的一个。教皇派出的第二个使团是对康熙十多年等待和挂念的一个正式回复。
多罗离开北京不久，1706年10月17日，康熙派出葡萄牙耶稣会神父龙安国和法国耶稣会神父薄贤士代表他出使罗马。1707年1月，薄贤士在广州登船后，给北京的闵明我神父写了一封信，说他们二人已经登上了一艘坚固的大船，船上的水手对他们很好。他让闵明我神父转达康熙，让康熙放心。这是二人留给康熙的最后信息。二人选择了穿越太平洋，从美洲返回欧洲的航线。他们抵达巴西后，在8月7日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写了封信，告知二人即将返欧，并且通知会长二人将先分别回到自己的国家，然后再到罗马会合。”二人在巴西，为了分散旅途中沉船的风险，分别登上了两艘不同的船去欧洲。但不幸的是，在1708年1月，两艘船都在途中遇到海难沉没了。12
在两位神父离开北京后的第二年秋天，也就是1707年的秋天，康熙就开始打听二人的消息了。根据现存的满文奏折，康熙派他身边的奴才去问了闵明我，闵明我回答他什么信息都没有收到。13因为1707年春天多罗宣布了谕令，又发生了许多事，加上还没有收到前次使节的消息，康熙决定再派两位使节去罗马，更完整地传达他的意思。这次康熙派出的是耶稣会艾若瑟和陆若瑟二位神父出使。二人于1707年10月27日离开北京去往澳门，他们在1708年1月14日登上了一艘葡萄牙的船，从印度洋线路前往欧洲。这次行程中艾若瑟还带上了他的中国弟子樊守义。樊守义在欧洲待了数十年，后来回到中国，一直到乾隆中期去世。身后留下了《身见录》，记载了他的欧洲行程。
艾若瑟一行于1708年9月抵达葡萄牙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接见了他们。1709年2月艾若瑟抵达罗马，并见到了教皇。教皇没有同意艾若瑟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坚持他之前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活动的决定。同时，教皇让艾若瑟留在欧洲，不要返回中国。14
艾若瑟一行在欧洲的行踪，康熙并不知道。不过康熙没有忘记他派出去的两个使团。在1708年8月的时候，康熙派人去问北京的神父们，怎么这么久他们都没有到康熙处报告和请安。正常情况下，7、8月份是西洋帆船乘着季风到来的时节，所以康熙这时候专门派人去问询。闵明我汇报说，他确实早就准备给皇帝请安了，但他在等消息，希望有了使团确实的消息以后，一并向康熙奏闻。闵明我还补充说，现在正是西洋船来华的时节，就算他不能收到两个使团的来信，也会多多少少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些关于两个使团的信息。15闵明我的回答说明康熙一直在期盼消息，而且这种期盼给了闵明我很大压力，以至于他都在回避向康熙请安了。一个月以后，1708年9月23日，闵明我不得不上报康熙，被他派出去测量长城、绘制地图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汇报完这件事后，闵明我在末尾提到他还是没有收到两个使团的消息。16
等了两年什么也没等到，康熙在1709年春决定增加信息收集的渠道。在4月份，也就是西洋船到来之前，他通过朝廷的官方渠道，下旨给江西、福建的巡抚，以及两广总督，让他们留意西洋过来的包裹和信件，有新的发现立刻上奏。下给这几位封疆大吏的谕旨都是中文写的，内容基本也是一样，分别发给了他们。”这几位封疆大吏收到谕旨的时候，应该都比较惊讶，不知道为什么康熙会突然让他们关注西洋来信来物，而且谕旨又没有明示到底要关注西洋来的什么，几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奏。几位封疆大吏不知是否私下联系过，但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猜康熙所谓的西洋物品是西洋红酒，于是都到自己管辖地区去找西洋人要洋酒，然后又把洋酒派人送到北京进献给康熙。18到这年8月的时候，康熙还是什么消息都没有。他又派人去问北京传教士，但他们也没有收到任何信息。19
1710年3月，康熙通知两广总督，让他关注所有将要来华的西洋船只，一有消息，迅速奏闻。208月，两广总督禀报多罗去世。21康熙在回两广总督的折子上，让他继续关注西洋来船，有信件和消息都迅速奏报。221711年夏天，康熙还是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于是又几次派人去问北京传教士，仍然未果。23
1712年8月，康熙终于等到了消息。距离使节离开北京已经六年。葡萄牙人苏霖神父（josédesuarez，1656-1736）上奏康熙，他从欧洲朋友的来信中得知艾若瑟见到了教皇，人现在还在罗马。同时苏霖神父还解释说，这是他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这封信所在的葡萄牙大船在人华途中耽搁了。苏霖专门解释这个细节，是因为不久前康熙才派人问过北京传教士。尽管苏霖解释了，康熙还是不相信，认为这些神父有意隐瞒。24好在两天后，康熙收到一封沿海官员的奏报，奏报中也提到了苏霖神父说到的大船，也说这条船延误了。25这样康熙才相信了传教士的话。10月1日，苏霖神父再次上报，他又收到一封信，也提到艾若瑟已经到了罗马。信中还说，葡萄牙国王接见过艾若瑟，而且还派遣了使臣去罗马，劝说教皇不要听信多罗的话。금
康熙收到这些消息后，也算一块石头落地，好歹终于有使节到了罗马。这之后，康熙开始等待使节回归了。两年前，也就是1710年，广州巡抚范时崇奏报过，他从澳门人那里听说，康熙派出的龙安国和薄贤士已经沉船身亡。范还请旨康熙应该如何处理当时软禁在广州的几位神父。那几位神父是康熙交给范时崇，让他等龙安国和薄贤士回到中国以后再发落的。康熙告诉他，什么都不要变，继续照看那几位神父，等待他派出去的第二个使团回归。27不过，康熙对两位神父去世的信息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死讯当时也无法证实真假。康熙交代沿海官员继续查证。后来1718年另一位巡抚上的折子中提到他从西洋人那里得到信息，龙安国和薄贤士二位神父确实已死亡，验证了范时崇的报告。28
1712年以后，现存的奏折中开始有不少沿海官员上报西洋人和物的折子。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沿海官员这时期突然开始定期报告西洋来船和物了，这都是因为康熙挂念他派出去的使节的缘故。29特别要注意的是1708至1712这几年，是康熙人生中比较艰难的几年。这一时期正是康熙被太子废立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708年康熙废太子，1709年又复立太子，1712年再废太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康熙在百忙之中，被家庭内部问题搞得心烦意乱之际，还惦记着他派去欧洲的神父们。这些汇报西洋人事的奏折为后人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师，后来一直活跃到乾隆中期的耶稣会士郎世宁，他的入华消息最早就是广东巡抚1715年汇报给康熙的。30
康熙发给欧洲的公开信
1715年3月19日，教皇重申了1704年他签署的关于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谕令。教皇知道他的谕令发出去了十年，相关的争论还在持续。他进一步确认之前的决定，希望这样能够平息争端。31一位英国船长在1716年8月来华贸易的时候，把教皇关于中国礼仪的决定全文带到了中国。32康熙从北京耶稣会神父那里看到了该决定的翻译。康熙很气愤，认为他派出去的人都没回来，而且他已经等了近十年，不能就这样接受一份随便抄来的教皇决定。于是康熙决定主动出击，既然等不回他的使节，他就昭告天下。本书所写的红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康熙让内务府印刷的红票，是一封让往来的西洋船只带回欧洲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上有汉文、满文、拉丁文三种文字。由于印刷的墨色为朱砂红色，历史上又称“红票”。红票交给广东官员，让他们分发给所有“有头面”的西洋人，让他们带回欧洲。同时，康熙也把红票交给俄罗斯的往来官商，让他们也帮忙传递给欧洲。
红票的全文如下：
武英殿等处监修书官伊都立、王道化、赵昌等，字寄与自西洋来的众人。我等谨遵旨于康熙四十五年已曾差西洋人龙安国、薄贤士，四十七年差西洋人艾若瑟、陆若瑟，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所以难辨真假。又有乱来之信，因此与鄂罗斯的人又带信去，想是到去了。必竟我等差去人回时，事情都明白之后，方可信得。若是我等差去之人不回，无真凭据，虽有什么书信，总信不得。因此，唯恐书信不通，写此字，兼上西洋字刊刻，用广东巡抚院印，书不封缄，凡来的众西洋人，多发与带去。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康熙红票的内容没有讲道理，也没有表明他任何观点，只是简单陈述一个事实，就是我派了人出去，但都没回来。康熙发出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派出去的四个人中有三个已经去世了。四个人的名字一起点出来，就是要教皇给个说法。
康熙红票中玩的这个计策，他早年就用过。在与噶尔丹汗交战时期，康熙从一个俘虏那里得知达赖喇嘛早已圆寂多年，统治西藏的桑杰嘉措却一直对大清隐瞒这个消息。康熙当时不愿意跟西藏方面把关系闹僵，这样很难收场。康熙在他的使节离开北京前，秘密跟使节交代，去了西藏不要质问达赖去世的消息，只需要坚持和达赖会面，看桑杰嘉措怎么说。33康熙红票就是这样，把四个人的名字都写出来，要教皇给一个交代。红票的内容是康熙用满语口述的，汉语是他身边的奴才翻译的。文字没有经过康熙的内阁大学士润色，完全是口语，而且细读还不通顺。这也说明康熙一直坚持他跟罗马的联系是他的私事，不把朝廷里面的人牵涉进来。
红票传到欧洲以后，确实给教皇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艾若瑟回到欧洲，各国的教会内部早有耳闻。红票让欧洲知道原来艾若瑟是康熙皇帝的使节。这让教皇在道德层面很难堪。当时18世纪的欧洲已经很开明，拦着别国的使节不让回去是不可接受的。教皇在1717年收到红票后，赶紧召见了艾若瑟，让他回去复命，并让他用身体原因为借口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回去。34艾若瑟走后，教皇迅速筹备了第二个赴华使团。教皇准备了一封长信让使团带给康熙。这封长信除了官方问候文字，还用了很多笔墨向康熙解释四位使节的遭遇。35
对于康熙来说，红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艾若瑟被允许回大清，同时教皇又派了第二个使团亲自来解释。不幸的是，艾若瑟病逝在回大清的船上。他的汉人弟子樊守义守着他的棺材一起抵达广州。广东巡抚向康熙报告了樊守义的回归。康熙看完报告很疑惑，命令巡抚详查樊守义，因为康熙怀疑艾若瑟是在路上被害死的。但是，巡抚严查以后，并没有发现艾若瑟之死有可疑之处。康熙还是不相信，后来见到教皇的使节，还当面发火说道：“中国所使之人，一字不回，都暗害杀死。”36
康熙的耐心
康熙皇帝文韬武略，南征北战，是世界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君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康熙都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想法决定传教士、天主教以及礼仪等众多问题。他完全有权力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和欧洲任何一方啰唆。但在与罗马的沟通上，康熙显示出了非同寻常的耐心。就连到京的俄罗斯使团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很惊讶为什么康熙大帝会有耐心跟天主教争辩这些理论问题。俄罗斯彼得大帝派使团1720年11月9日入京，比教皇使团早二十五天。两个使团到北京后都互相知道，康熙还一起接见过双方使团。双方也都用北京的传教士在做翻译，两边使团成员私下也有往来。俄罗斯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是苏格兰人，在他的旅行游记中就记录了康熙参与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而且还评价道：
从任何角度来审视，一个异教的皇帝有兴趣参与到天主教内部的纷争中去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37
约翰·贝尔解释说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是天主教内部的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两边的争论。他作为基督教新教徒都没有兴趣了解，因而很惊讶康熙会有兴趣掺和进去。西方研究康熙的权威、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在1990年代一次关于“中国礼仪之争”问题的研讨会上，也对康熙参与到争论里面表示很疑惑。史景迁这样评价道：
简单来讲，康熙完全可以把所有中国礼仪相关的争论都当成无稽之谈，那么这样我们也就不会在这里（开这个会）了。或者，他就坚持他自己的想法，无论想法是什么，他都可以坚持。他有权力这样做。他完全可以把一些传教士赶出中国。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参与、争论、劝解，有时候还要发火。他真的很投入地在参与。38
史景迁认为康熙的参与不同寻常，他完全可以简单粗暴地处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那为什么康熙会耐着性子参与到这场耗时耗力的争论中去呢？
流行的说法是康熙是要捍卫中国文化，要从道理上说服西方。前人有这样的看法也不奇怪，因为一直以来，北京耶稣会神父就有意要把康熙塑造成文化捍卫者的形象。他们希望这样罗马教廷可以看在康熙皇帝的权威上有所让步。在欧洲的文化传统中，耶稣会神父把康熙描绘成文化捍卫者，完全吻合欧洲对东方开明皇帝的想象。他们自己心中的伟大皇帝就应该这样。3因此，耶稣会神父对康熙这样的人设塑造在欧洲很成功。康熙身边的乐师、遣史会派到中国的德里格神父（teodoricopedrini，1671-1746）就反复说过康熙不像耶稣会神父说的那样，他是可以接受不同意见的君主，而且完全有可能接受教皇对中国礼仪的禁约。在德里格之前，多罗根据自己和康熙的接触也说过相同的话，认为康熙是有可能接受禁约的。多罗认为，之所以康熙不能接受，是耶稣会神父从中作梗，误导康熙。多罗写过信直接点明这一点。“但是，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书写的。无论是多罗还是德里格，他们留下的资料、信件，在后人看来，都有很多偏见，不够客观。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文字完全没法和耶稣会神父留下的记录做比较。耶稣会神父对事件做的记录，都是丝丝入扣，各种材料互相印证，让人无从反驳。“2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基本都相信耶稣会神父们的记录的原因。
但一些新出现的汉文、满文奏折，说明康熙确实如德里格、多罗所言，是有可能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接受不同意见的。1715年，德里格给康熙上过一封汉文密折，折子开头就希望康熙保密，不要把折子内容透露给他身边的奴才，因为那些奴才都是站在耶稣会神父一边的。“3德里格的折子的核心是向康熙说明为什么那么多年都没有他两个使团的消息。按德里格的说法，是耶稣会神父有意屏蔽了欧洲过来的消息。德里格在这封折子中向康熙讲了教皇禁约的大概内容，同时告诉康熙欧洲所有天主教修会都表示遵守教皇禁约，而且特别点出在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都已经明确表示了要遵守教皇禁约。德里格告诉康熙，中国地方上的耶稣会神父早就收到了罗马发来的教皇禁约，但是以纪理安为首的北京耶稣会神父阻止教皇禁约在中国流传。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在华西洋人都知道了新传来的禁约，而没人禀报给康熙的原因。为了说明耶稣会神父的霸道，德里格还提到了西洋人罗若德。441712年罗若德在澳门上交给广东巡抚一封教皇寄给多罗的信件，那时多罗已经去世，他就转给大清朝廷。德里格说，在澳门的耶稣会神父知道罗若德把信给广东巡抚后的当天晚上，就逼着罗若德登上了一艘离开澳门的船。
尽管德里格的奏折中很多事的真假无法查证，但他所说的罗若德一事是有据可查的。1712年10月11日，广东巡抚满丕上了一封满文折子，转交了罗若德的信。满丕在折子中还说，他收到罗若德的信后，专门去找广州的神父们鉴定过，广州的神父说信确实是教皇发出的。45
除了封锁欧洲的消息以外，德里格还说耶稣会神父打着康熙的名义警告欧洲不要乱发消息入华。其中一封邮寄到欧洲的信，耶稣会神父是让康熙身边的奴才赵昌签字的，让欧洲不要把有关禁约的内容发到中国来。赵昌其实在欧洲的教廷那边已经小有名气，因为一直是他在替康熙打理所有跟西洋人有关的事务。当然，可以想象，康熙对德里格反映的事情应该是半信半疑的。一方面，德里格所言部分地解开了康熙长期的疑惑，为什么他的使节出发近十年，一点信息都没有发回来。另一方面，康熙也知道德里格和耶稣会神父是有矛盾的。康熙看完德里格的折子，并没有大的举动，只是吩咐把折子转给他的两个儿子看。
最能反映康熙真实想法的是他私下的谈话。康熙虽然表面上坚持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不矛盾，因而天主教应该允许中国礼仪相关的活动。但私下康熙很清楚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有很多不相通之处。他表面上坚持的观点，并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过是为了在天主教世界继续中国礼仪活动而硬着头皮坚持的。1711年6月，康熙还在翘首等待他的出访使节回复的时候，耶稣会神父白晋把他新写的《易经》注解拿给康熙过目。康熙看后很着急，下旨让他身边的奴才把所有在京的耶稣会神父叫到一起，告诉他们：
览白晋所写一文，其中引语多为繁杂。日后若有颜珰、刘应一类人物出来，则必款款皆难解释。若不从今日起有所谨慎，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所有西洋人应当共同商议为妥，决不可轻忽。46
颜珰就是反对天主教徒继续参与中国礼仪活动的核心人物，康熙和他的会面上一章已经讲到过。刘应（claudedevisdelou，1656-1737）是法国耶稣会神父，他是法国国王选派，当年和白晋、张诚一起最早入华的五位法国传教士之一。康熙接见过他，也知道他。刘应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学习了中文以后，强烈反对天主教徒参与传统中国礼仪活动。他是持反对意见中很有名的一位，也是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一位。所以康熙这里特别提到了他。
《易经》尽管是儒家六经之一，可以看作是哲学书，但说到底，这是一本传统占卜的经典。特别是里面的卦象卦图，这些和天主教教义是有根本冲突的。康熙很明白这一点，因此很着急，告诉北京传教士，要是你们写的这些《易经》的书落到了颜珰、刘应手中，这还怎么解释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不矛盾？所以康熙对传教士说，如果你们这样写书，“朕亦无法解释或说明”。康熙说这句话，并不是他过于小心，而是他已经有过切身体会，要论述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通是不容易的。当年他和多罗会见的时候，多罗举出儒家主张为父报仇，而天主教不允许的例子，康熙就已经觉得不容易辩驳了。康熙明白，要是对方再把《易经》中的东西翻出来，那就更没有办法继续了。这也是康熙为什么要把北京全部传教士召集到一起，亲口警告他们的原因，而且还叮嘱他们“不可轻忽”。
尽管这段满文谕旨说的是让传教士小心，但这最直接地反映了康熙的真实想法。康熙知道也明白中西不调和之处有很多。从历史的角度看，康熙是一位很务实的君主，他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作为一个国土同时横跨中亚、东亚的君主，他当然清楚各个文化有不同之处。佛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哪一个宗教都和儒家传统学说有冲突矛盾的地方。康熙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儒家和天主教教义是相通的。所以耶稣会神父笔下那个要捍卫文化传统的君主只是他们理想中的康熙，真实的康熙是一位现实的、没有文化偏执的皇帝。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使康熙能不厌其烦，耐着性子和欧洲保持联系呢？这正反映了康熙是个世故圆滑的皇帝。因为那时的康熙急需欧洲人和他们的技术。这种需求在当时是很现实的，无法以其他方式替代。耶稣会神父在康熙年轻时给他介绍了欧洲的文化技术，康熙知道的越多，对欧洲文化技术的兴趣就越浓，需求也越大。康熙在1700年以后，不止一次通知南方口岸的官员，注意发现欧洲过来的有真本事的洋人。后来，遇到有技术的西洋人，广东的官员自己就摸索出了一套方法，来鉴定这些人是否有真本事。擅长绘画的马国贤神父和擅长音律的德里格神父，都是广东官员先面试过一轮后，再奏报给康熙的。德里格神父还记录了他第一次见到康熙，康熙面试他音乐知识的场景：
他（康熙）把翻译叫到宝座附近，再把我叫过去，就开始“考试”了。他先问我是否带来跟音乐相关的新东西。我回答说我有自己创作的新曲子。然后，他又问我创作中是否用了一些新方法，问我是否使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来谱曲。我回答说我使用了。他问我是否会在“拉”之后添加“西”（这是法国教授音乐的方式），或者说有没有不用“西”这个音符的其他方法。他说的这个其他方法指的是意大利方法，在“来”这个音中有上升突变，在“拉”中有下降突变。我回答说使用哪个方法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用意大利的方式举例讲解了其中的变化。他问我是否会用哆、来、咪、发、唆、拉音符唱曲。我说我嗓子不好，唱起来不好听。尽管如此，他还是让我试一试。他开始唱起来，我跟着他唱，他很满意。然后他问我是否知道缩短的音符，像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翻译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只好用手来比划。我其实已经明白了问题，但还是等他们解释。然后我回答说，我不仅知道这些音符，而且还知道它们的用处，知道没有它们很难写出好的曲子。他问我是否知道升音符（sharp）和降音符（flat），在这里我没有等翻译，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看着皇帝，问他是不是这些······然后我开始用升调来唱出音符。他高兴地说：“是，是，好，好，好。”47
德里格和马国贤二人其实是由软禁在澳门的多罗推荐给康熙的，但康熙明显不在乎这些传教士的派系，只要有真才实学，他都求贤若渴。在后来的相处中，康熙并不喜欢德里格的个性，但康熙还是优容了他。
德里格1711年入京后再没有回欧洲（马国贤1723年回去了），活到乾隆年间。他在中国谱的曲子流传至今，网上可以找到欣赏。
在有些领域，康熙和他儿子已经学得很深入了，他们在等欧洲的学术突破。比如1717年，得知在欧洲大学做过数学教授的戴进贤神父（ignatiuskgler，1680-1746）到达了北京，康熙让他的三儿子去试探对方是否有真才实学，同时让三皇子特别问问欧洲有没有找出新的简洁的数学方法来获取平方根和立方根。懂数学的人都知道，平方根和立方根求解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立方根求解，涉及跟虚数相关的问题，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后才完全解决。康熙有这样的数学兴趣，就注定了他需要和欧洲保持良好的关系。48
如果说学术兴趣是抽象的，那么康熙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家项目则是实打实急需有技术的西洋人。1710年前后，在张诚、徐日升等老一辈传教士相继去世后，康熙在进行中的一些大项目急需西洋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勘测疆域，绘制地图。康熙由于缺人手，不得不把白晋派到一线去勘测。当时白晋醉心于《易经》研究，不愿意去。他到西安以后不久，康熙收到奏报，说白晋从马上摔下，需要回京调养。康熙对此朱批第一句就是“白晋原先即不愿去”，他看出这是白晋逃避工作的借口，接着写道：“理当痊愈之日即以自力追上去。”意指他要真是坠马，就应该等病好了自己追上勘测的队伍。然而白晋竟然回京了。康熙不仅生白晋的气，连转奏的奴才赫世亨也一起骂了，因为他的说辞感觉是在帮白晋掩饰，康熙写道：“尔如此含混转奏，理应即行革职。50从康熙对白晋坠马一事发火来看，1710年前后，康熙确实缺人手。但做西方式的勘测，画地图，只能用西洋人。康熙越到晚年，与西方各方面接触越多，也越需要更多的西洋人。1718年，康熙吩咐两广总督：“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1721年，康熙去世前一年过寿时，当时在北京的葡萄牙耶稣会穆经远神父（1681-1726）建议葡萄牙国王选送西餐厨师给康熙作为寿礼。穆经远说他自己的厨师被康熙征调到御膳房去了。52
康熙从接见多罗以后，无论是派遣使节还是期待使节回归，处处都显示他有很强的意愿与欧洲进一步联系。他发给欧洲的红票更是说明了这一点。教皇在收到康熙红票以前，已经在欧洲公布了他禁止中国礼仪的谕令，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理由。而对比来看，康熙的红票全篇没有一句话在阐述他的想法和观点，他只写了一个内容，就是昭告欧洲：我派了两批使节到欧洲，人都没有回来。这样的公开信发到欧洲，很明显，目的就是要求回复，要求继续谈。理解到这一点，以及看到康熙在接待第二个教皇使团前的漫长等待，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康熙在和教皇使节谈判中的各种说辞。
彼得大帝来华使团
在教皇使团到来前，彼得大帝的来华使团在1720年11月18日抵达了北京。两个使团差不多时间先后抵京纯属巧合。彼得大帝使团到北京来是谈判贸易的。自从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后，俄罗斯与大清贸易往来频繁，尝到了与大清和平往来的好处。但1710年代以来，俄罗斯对华贸易日渐衰落。衰落的根源，按照今天的说法是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当时大清理藩院给俄罗斯的公函是这样解释的：
（大清）各种皮货甚为丰足。况广东、福建等沿海地方，每年又有西洋等国商船前来贸易，诸凡物品甚足，无人购买尔之商货。皮贾乃寒冷季节需用之物，内地暑热，而且所来皮货又甚多。小康人家购买貂、鼠皮张缝制衣服，一件衣服将穿多年。富有之人虽然愿买，而尔属之人又高抬物价，因此不能卖出。遇有内库购买各种皮货时，尔商人不但不肯出售好皮货，反而高抬物价，暗中私自赊给无名商贩，此等商贩皆为贫穷之人，一旦无力偿还，则又再三求告监督催收。⋯⋯53
当时俄罗斯卖来的皮毛制品价格太高，无法和欧洲国家从海路卖过来的皮毛制品相竞争。除了价格高以外，俄罗斯产品质量也没有南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好。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赊了俄罗斯的货款，最后还不上了，俄罗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为了两国和睦，如果中国商贩实在没钱还给俄罗斯商人，最后是康熙从内库拿钱出来赔付给俄罗斯商人。理藩院写了一大堆理由来告诉俄罗斯，贸易减少不可避免，“归根到底是因为俄罗斯的商品在中国没有市场竞争力。当时俄罗斯正在欧洲一侧和瑞典等国打仗，争夺出海口，彼得大帝需要大清的贸易来支持他在欧洲的军事行动。1719年，彼得大帝派伊兹麦伊洛夫率团出使大清，目的就是来找大清谈贸易。出行前，俄罗斯知道大清对书写用词这些细节很在意，专门在称谓上做了特别安排。彼得大帝让使节带给康熙的国书，最后的落款是：“大皇帝的好友，彼得。”55这样通过朋友相称，避免了称谓上出现高低之分。
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整个使团两百多人，停停走走，走了十六个月才到达北京。随团医生约翰·贝尔在游记中说，他估计速度快的话，应该半年时间可以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打个来回。56使团到了北京，受到了康熙的热情接待。康熙一向重视与俄罗斯的关系，从国家战略层面讲，他一直认为大清最大的敌人是西北还没有归顺的蒙古部落。1720年，西北依然不太平。康熙派出他最得力的皇十四子前往处理甘肃、新疆、西藏这些地区的边务。所以，康熙对俄罗斯使团来访的举动也很欢迎。对康熙来说，能通过贸易稳住俄罗斯，把俄罗斯变成自己的盟友，是代价最小的解决大清北方地缘政治问题的方式。
俄罗斯使团是带了彼得大帝信函来华的正规使团，同时也提前通知了礼部和理藩院。本来是要这两个朝廷部门负责接待使团，但使团到了北京后，和礼部以及理藩院主管在接待的具体礼仪上不能达成一致。俄罗斯大使要求亲自把彼得大帝的信送交到康熙手中，同时要求免除三跪九叩的仪式。这两条礼部都不能答应，说这不符合规矩。571676年来华的俄罗斯使团就在礼仪问题上和礼部谈崩了，以至于最后什么实质条款都没有达成。有了前车之鉴，在两国又因礼节问题陷入僵局以后，康熙决定绕开礼部等朝廷部门，让内务府通过满人传统的私人方式来接待俄罗斯使团。这样一来，整个接待又变成了康熙的私人行动。所以这次俄罗斯访华使团也和之前章节中的多罗使团一样，在《清实录》以及后来各种官修史书中都没有记载。
康熙绕开了紫禁城，把接待地点放到了他西郊的畅春园中。俄罗斯使团的随团医生约翰·贝尔大概也觉得奇怪，为何康熙没有在皇宫中接待他们，只是在他郊外的“乡村别墅”（countryhouse）中接待了使团。58接待中，康熙完全放弃了中国传统方式，而改用满人的待客之道。约翰·贝尔说，他们被带到接见的院子后，看见各官员在通向接见大堂的道路两旁，露天席地盘腿坐在皮垫子上。当天是11月28日，北京已经是冬天，约翰·贝尔感叹好冷。当时在场的翻译是三名传教士，约翰·贝尔专门记录说他们当时穿着大清的衣服，也就是说他们是代表大清出席这次会见。根据康熙派人和俄罗斯大使在接见之前的交涉，双方各自退让一步，俄罗斯大使在见到康熙以后，把信放在一个小桌子上，再由康熙的人把信拿着，在大使看着的情况下，转交给康熙。这样做应该是出于安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