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十一世（clementxi，1649-1721）签署了教内的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明朝末年以来，不同天主教教会，甚至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在如何界定一些中国传统的仪礼上存在着分歧。比如，中国人在家里供奉死去亲人的牌位，在牌位前面上几支香，或者在家里供奉孔子的画像，这些算不算天主教教义里不允许的偶像崇拜？中国传统的习俗跟一神论的天主教有没有冲突？如果一个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婚丧嫁娶中哪些中国的传统仪礼他可以参与？哪些不能？这一大堆的争议，在天主教内部一直都没有定论。这些天主教内部的争论历史上称为中国礼仪之争。在中国传教的不同教会对许多问题都各有理解，互相说服不了，只好把各自意见发回到罗马教皇那里，让教皇仲裁。简单来说，认为可以允许信徒继续参与礼仪活动的一方认为中国的这些仪礼属于世俗层面，没有宗教层面的偶像崇拜意味，所以没有必要在教徒中禁止这些仪礼。
为了说服罗马教廷，耶稣会神父在1700年发了一个装着各种文件的大包裹去罗马。这里面包括他们翻译的儒家士大夫的论述，以及一篇他们写的并得到康熙认可的分析。作为旁证，他们还特意找到住在开封的犹太人，让他们写下了他们眼中的中国仪礼。不过教皇没有认同耶稣会神父的论点。为了尽快结束这个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话题，教皇签署了禁止教徒参与中国礼仪的谕令。不过，由于考虑到庞大的中国是很有前景的福音传播地，以及对于欧洲各国的国王来说中国在当时世界航海贸易中地位至关重要，教皇特地派了一个使团到中国来做沟通。
在1705年，首位教皇特使多罗到达北京之前，礼仪问题主要在欧洲争论。在华耶稣会士知道多罗到来以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在中国给多罗讲解中国礼仪，传达他们的观点。在华耶稣会士懂中文，也读了中国各种典籍，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天主教世界，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通，他们才有资格解释中国礼仪，而教皇应该接受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礼仪中有宗教意味的主要是天主教中多明我会的传教士（耶稣会内部也有神父反对中国礼仪）。他们的说法其实也有一定道理。比如拜祭孔子，拜祭中当然有尊师重道的意思，但是很多人祭孔时也在祈求孔子保佑能考取功名等。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他们是不能允许信徒对其他偶像祈祷的。还有拜祭祖先牌位这些，其中有没有祈求保佑的成分，都是很难说清楚的事。
康熙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欧洲在争论中国的礼仪问题。他或多或少从身边耶稣会神父那里听到一些风声。1700年，耶稣会神父在准备资料解释中国礼仪问题的时候，有一份论述就呈给了康熙过目，还让康熙签名支持了他们的观点。不过，康熙并没有把这些争论放在心上，也没有关注过。当听说多罗使团入华，他也没有想到过这个使团是来处理中国礼仪问题争论的。他最初以为多罗是来调解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和法国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内部矛盾的，因为他知道双方有很多家长里短扯不清楚的问题。直到多罗入华半年以后，在康熙给多罗饯行那天，耶稣会神父才把问题报给康熙，希望康熙出面支持他们的观点，要求多罗把他们关于中国礼仪的意见带回到教皇那里。不过耶稣会神父把问题捅到康熙那里以后，整个事件走向就改变了。康熙作为大清皇帝立马把这个问题当成他自己的事，参与到了争论中去。
康熙和他的江山
1705年，康熙五十一岁。从铲除鳌拜算起，他已经亲政三十七年。作为第二位在京的满人皇帝，康熙先是平定了持续八年的三藩之乱。之后他直接掌控了繁华的南方诸省。在平乱一年后，也就是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到1705年，他已经五次南下，其间登了泰山，拜了孔庙，还祭了大禹陵。康熙用这些象征性的行动在收服中华文人士子的心。同时在南巡中，康熙也见识了江南的富足，感受了传统中国的人文地理，对他治下的南方有了感性的认识。
南方平定后，康熙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北方。除了一直和俄罗斯谈判，在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外，康熙的主要对手是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1644-1697）。噶尔丹早年在西藏学佛二十年，在学佛修行方面是有造诣的，他的上师是藏传佛教的大德。噶尔丹在他哥哥僧格汗被杀后，还俗去当可汗，开始了他的草原征战生涯。噶尔丹坐稳了可汗的位置后，趁喀尔喀蒙古内乱之时，侵吞了喀尔喀蒙古的土地，势力挑战着清朝在草原上的权威。康熙招降过噶尔丹，但遭到了拒绝。
对于康熙来说，噶尔丹是大清的心腹大患。一来噶尔丹不是只会挽弓射雕的普通蒙古部落首领，他是有文化并得到西藏活佛暗中支持的可汗。噶尔丹的存在，时刻提醒着康熙当年女真金朝被灭的历史。原本被金朝压制的成吉思汗，在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反过来把金朝给灭了。所以康熙不能坐视噶尔丹壮大。但征讨噶尔丹有很多实际困难。朝廷上下都反对远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草原上的噶尔丹骑兵来去无踪，可以随时西撤。而大清要远征的话，远距离后勤补给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不过康熙还是力排众议，决定征讨噶尔丹，而且还是御驾亲征。为了彻底消灭噶尔丹，康熙三次亲自出大漠远征，足见他对噶尔丹的重视。在1696年第二次远征中，大清同时派出三支大军北上，意在包围噶尔丹部队。康熙亲自指挥中路大军，与士兵同吃同住，北出一千多公里，穿越戈壁大漠，直接迎战噶尔丹主力。噶尔丹得知康熙亲征以后，迅速西撤，不过正好碰上大清左翼大军。噶尔丹仅率几十残部逃脱。第二年，噶尔丹在康熙第三次亲征中再次兵败。有传说他最后自杀。后世还留传有他生前用藏文写下的诀别诗。诗中的内容是希望他的上师能够拯救他，让他有机会转世到能听闻佛法的地方，来世有机会研习佛法。
康熙亲征剿灭噶尔丹后，声名在大漠中远播，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蒙古各部可汗的可汗。耶稣会神父在康熙三次远征中，都跟随在侧。在大漠晴朗的夜空下，耶稣会神父和康熙一起仰望星空，探讨学问。他们留下了详细的随军日记，是后世了解康熙远征最详细的资料。2
以传统中国的家庭标准来看，1705年的康熙也是很成功的。他有十五个儿子，其中九个已成年，都是能文能武、独当一面的角色。康熙1696年亲征噶尔丹之时，有六个儿子随他出征。这个时期的康熙家庭和睦，后来困扰他的皇子争位之事还未开始。应该说此时的康熙家和国强、天下归一、名震四海。就连欧洲的哲学家这时期都在读康熙的故事，莱布尼茨还提出了康熙是“开明专制”君主的典范。
康熙收服天下靠的不仅是战争，在文化上，他也获得了多方的认同。对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康熙发起了整理传统中国文化的大项目，修《明史》、撰《康熙字典》、编《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文化项目改变了许多晚明士人对满人的看法。而在蒙古人眼中，康熙也是他们文化的捍卫者，特别是康熙支持当时蒙古人信仰的藏传佛教。由于家庭缘故，康熙从小就在藏传佛教影响下长大。他的祖母孝庄就是藏传佛教信徒。孝庄派去照顾康熙的苏麻喇姑更是虔诚的信徒，一生持戒。康熙五上五台山参拜也是当时藏传佛教界的佳话。3康熙还两次重印藏文的全部《大藏经》来支持藏传佛教。后来西藏方面直接认定康熙是文殊菩萨转世，康熙也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号。“同时，对于当时的欧洲传教士来说，康熙热衷欧洲的各种学问，还把各种西学书籍翻译成了满文，介绍给满人贵族子弟。所以无论是传统中国士人、蒙古的喇嘛，还是欧洲传教士，都觉得康熙是热衷他们文化的皇帝。
在1705年，无论是作为一家之主，还是作为一个横跨东亚中亚多文化区域的帝国皇帝，康熙都是成功的。他征战草原，留下了各种神话。他巡游江南，与各地士人谈笑风生，留下一段段佳话。-方面，康熙是个有执行力的皇帝，敢于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决定；同时，康熙也是个懂得周旋、很现实的统治者。他与俄罗斯长达十年的谈判就是例证。康熙在知道藏传佛教支持噶尔丹后，他也派人去暗中处理。5了解了康熙的基本背景，才能真正理解康熙在与教皇使团谈判中言行背后的含义。
康熙眼中的教皇使团
一直以来，多罗使团都被看作第一个代表罗马教廷来华的外交使团。但实际上，这是后人的误读。“康熙从头到尾都没有把多罗使团当成外交使团，也没有通过任何朝廷部门来接待他们。康熙选用的是私人家庭会见的形式来和多罗使团见面，选用这种方式是基于他和传教士的关系。因为多罗是耶稣会传教士想要康熙接待的人，而耶稣会神父又是他内务府门下之人，所以作为一家之主的康熙接待多罗就像他其他奴才的亲戚来了，他用家庭方式接待是一样的。由于是家庭会见形式，接待多罗使团前后的全部安排都是内务府包办的，整个过程没有朝廷官僚系统的任何部门参与。”
耶稣会士第一次知会康熙多罗人华是在1705年6月。在接到耶稣会神父的汇报时，康熙出外打猎去了，不在北京。那时候多罗使团已经以商人名义交了该交的关税，进入了广州。也是这个原因，广东那边的官僚并没有注意这个使团，也没有向礼部通报。按照多罗的指示，耶稣会神父向康熙介绍多罗身份时，说他是圣教巡视官，是教皇派到各地检阅传教士所传教法是否合乎罗马教规的教皇钦差。康熙收到耶稣会神父的奏报后，并没有兴趣接见多罗，认为多罗是来检阅他们自己宗教的，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康熙让他在北京的奴才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了耶稣会神父。耶稣会神父跪下恳求，大意是康熙接见多罗实际是给他们所有在华传教士长“脸面”，希望康熙能够成全。说到“脸面”，康熙大概明白了，说是看在“豢养尔等多年”的分儿上，就接见一次。8
康熙收到传教士的奏报后，第一直觉是这个圣教巡视官是来调节北京耶稣会神父内部矛盾的。康熙知道耶稣会神父大概按国籍分成两派，一派是法国耶稣会士，一派是葡萄牙耶稣会士。康熙多次为他们处理过内部矛盾，总体认为就是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康熙和他身边的奴才说过，清官难断家务事，他根本不想管他们之间那些事。罗马现在还存有一道康熙的圣旨，里面专门说到他不能总是给耶稣会士断他们的家务事。”康熙是懂人情世故的皇帝，在他看来，耶稣会神父之间的是非曲直不可能真的理清楚。要搞明白他们之间的问题，就要翻出很多陈年往事，这样很大可能会把各种矛盾激化，从而进一步破坏耶稣会神父之间的关系。康熙认为耶稣会神父之间的矛盾根本就不值得去调解，冷处理为上。同时康熙还知道，两边耶稣会神父各有教堂，人教的天主教徒，因为人的教堂不同，也互相有矛盾。用康熙的话说：“凡人南堂之国人，则骂入西堂之人；而人西堂之人，则骂入南堂之人。”10想到这些问题，康熙认为要是圣教巡视官再把教徒之间的问题掺杂进去，麻烦就更大了。康熙写了封信给赫世亨。赫世亨是康熙身边的家奴，是内务府里负责与传教士打交道的奴才。康熙让他去找所有耶稣会神父确认，是否他们全体都同意接待多罗。”同时他要找耶稣会神父问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入华都一百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圣教巡视官，而现在突然教廷派了个这样职位的人来。康熙想知道是不是耶稣会神父在中国做了什么错事，传到罗马去，罗马派人来处理了。简单来说，就是康熙首先想搞明白这个人到底来中国是干什么的。同时康熙把巡视官来华断是非的猜想说出来，让赫世亨转告传教士。这样对传教士也是一个警告，意思是如果你们各方都同意接待，那你们就要互相容忍，达成共识。12
1705年7月23日，赫世亨把北京耶稣会神父召集到一起，问了他们康熙要问的问题。耶稣会神父在跪拜感恩康熙的询问以后，首先解释这个圣教巡视官来华的主要目是感谢康熙容留传教士和天主教的。第二，他们确认所有神父都赞同接见多罗。第三，他们保证已经互相协调好了彼此的关系。最后，他们解释多罗是个虔诚的修教之人，很年轻时就已经开始当神父了。13
康熙接到赫世亨的汇报以后，在回复中提到，这些北京耶稣会神父说的跟他身边耶稣会神父龙安国等人说的有出入。具体有什么出入，康熙没有明示。康熙批注说，看在多罗确实是神父身份，就让他进京。同时康熙吩咐赫世亨进一步询问北京耶稣会神父，希望自己如何接待多罗，以及多罗一行人现在是何种穿戴。14
北京耶稣会神父很惊讶康熙还要询问他们的意见，除了表示受宠若惊以外，他们说如何接待都听皇上安排，皇上能够接待就已经是天恩了。同时他们也不知为何康熙要询问多罗一行的穿戴，只就他们知道的圣教巡视官去罗马以外的欧洲国家是何种穿戴做了一个笼统的回答。赫世亨在汇报了北京耶稣会神父的回答后，最后加了一句，大意说，据他观察耶稣会神父回答问题时的神色表情，他们确实在如何接待上没什么要求（“观伊等之神态，确实以诚心恳请于皇上”）。15
其实康熙问这两个问题是有深意的。站在康熙角度，接待这个使团有两个方式：一是用传统接待外国使团的方式，通过朝廷安排，走既定流程；二是私下由他的内务府当作他的家庭聚会来安排。既然传教士之前提到，希望康熙接待的目的主要是给他们长脸，康熙自然想到他们是否希望要通过朝廷，在紫禁城的大殿中来接待。康熙问多罗一行人是如何穿戴，其实是想知道这些人到底穿的是宗教服装，还是外国使节的服装。
知道耶稣会士对接待方式没有特别要求后，康熙认为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批注多罗一行不是外交使节，不算西洋来的外国使团。而且命令他们北上时穿中国样式的衣服，这样就减少了一行人是外国人的直接观感。康熙的原话是多罗一行“并非西洋王等所差进贡之人，因而着穿我此地衣服”。16这样康熙就给这个使团定了性，它不是外交使团。康熙让赫世亨在去办理接待前，最后和耶稣会神父确认了一下，整个安排他们是否满意，是否还有什么遗漏。耶稣会神父接到赫世亨的传话后，当然又是千恩万谢感恩戴德，只是最后提了一个小请求，就是在安排使团北上的行程时，尽量能给安排水路，因为欧洲人并不像满人那样能够长时间骑马。17
初次接见
由于是康熙私下家庭内部接待，朝廷各部门对接待教皇使团的全部过程没有任何记载。现有几封康熙包衣奴才给康熙的满文奏报，让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康熙是如何全面绕开朝廷部门的。权力运作，任何安排都离不开通讯联系。康熙要安排一个外国使团从广州到北京，命令可以畅通传达是运作的核心。朝廷的官僚系统中，北京与地方有专门的通信驿站，可以互相联系，这是自古就有的。这之外，康熙和他在一些地方做官的包衣奴才还有私下的通信渠道。一般是由地方上包衣奴才直接派他们的家人把信送到北京，由内务府的人或是特定宫中侍卫来接收这些信件。这样一来，这些信不经过朝廷任何部门，就直接送到皇帝手里了。后来雍正朝的密折制度就是在这种通信联络方式下发展出来的。这种联系具有私密性，皇帝主要用此来处理比较隐秘的事，或是需要保密的军务。
接待教皇使团，属于公开接待，不需要保密，而且地方上的接待过程需要彰显大清皇帝的面子，这就决定了皇帝和地方官的私密联系不适用这种情况。同时全部安排又要绕开朝廷，这样走朝廷的通信网络也是不恰当的。康熙在接待教皇使臣上，展示了第三种北京和地方的联系方法：宫里派人去找到各地方官在北京的亲戚，让这些亲戚通过自己家族内部的联系渠道，去通知地方官员。在外面避暑的康熙，发信给留在北京的赫世亨，让他把事情“饬交总督巡抚子弟”去办理。赫世亨后来在给康熙的信中汇报说，他在北京找到了“总督族侄郭朝宾，巡抚之子内阁中书石成峨”。报告中没说是哪里的总督和巡抚。不过，这二人的姓氏正好对上当时的两广总督郭世隆和广东巡抚石文晟。也就是说赫世亨是通过两位广东大员在北京的亲戚来联系二人的。赫世亨还告诉康熙，石成峨说他马上就去办理，但说现在沿途道路泥泞（当时是7月底8月初，正是夏天），需要多些时日。18
可以想象两位广东大员接到他们在北京的子侄发来的康熙旨意后，肯定明白康熙守着现成朝廷的通信馆驿不用，而选择私下联系他们，其中所包含的深意。站在两位封疆大臣的视角，他们知道康熙这样联系他们，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完成康熙的部署之外，还得把这件事情和为朝廷办的“公事”区分开来。这件事只能当成他们自己的私事来办，就像是他们家人请他们办的事一样。后来赫世亨在另外一份奏报中告诉康熙，根据北京传教士收到广州传教士的信中所说，广东巡抚已经收到北京发去的指示了，而且还带着当地官员去了教皇使节住的教堂。同时，赫世亨还在奏报最后附了一句，总督、巡抚都没有发文过来。这样相当于向康熙确认，总督、巡抚把事已经办妥了，而且他们也明白这件事的“私”事性质，没有发文到北京来。康熙看完以后，批注“知道了”。19根据传教士的记录，广东官员收到皇帝通过他们亲戚发过去的指示后，款待了教皇特使。而且广东巡抚还自己出钱，给整个使团购买了中式衣服，让他们进京路上穿。20这也从侧面看出，广东官员完全知道康熙的安排，也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内务府不止通知了两广官员，教皇特使多罗一行沿着运河北上，沿路的官员都有接应。多罗一行人从广州出发，经过三个月的跋涉，于1705年12月4日到达北京。根据当时去迎接多罗的耶稣会神父记载，一行人的行李繁多，装了13辆马车，外加80个挑夫。这么大的队伍，到哪里都是惹人注目的。多罗到北京后详细和耶稣会神父讲了他在沿途遇到的各地官员和王公贵族款待他的情况。有北京方面打招呼，多罗自然是一路顺风，外加各种礼遇款待。不过似乎多罗自己还以为是这些官员本性好客、和善，殊不知这都是皇帝的面子。
多罗进京后，一直生病。直到12月31日，康熙才安排接见了多罗。在接见当天，多罗一行在内务府安排下从故宫的西门进入。接见安排在下午两点，地点是在故宫北面景山下的某处园子。21
整个故宫是按古代风水理论坐北朝南设计修建的，皇帝各大殿中坐的龙椅都是面向南方。大臣、外交使节，按朝廷礼仪，是从故宫南面过午门再进太和门来拜见皇上。同时，正式的朝廷接见一般安排在故宫正中富丽堂皇的太和殿，时间安排在上午。而多罗一行，走的是内务府专用的西门，会见地方也是皇帝平时游玩的一处园子中。整个时间地点和路线安排，都符合康熙最初策划整件事情的定位：这是一次私人的聚会。
尽管是康熙安排的私人会见，全程还是礼数周到，尽显大清的皇家气场。康熙派出侍卫护送多罗一行入宫，路上还有很多围观外国人的老百姓，侍卫还需要不停驱散人群，为多罗一行开道。多罗是坐着轿子，被抬到距离会见不远的地方。轿子放下来以后，康熙的太监迎上来，跟多罗最后确认接见中的礼数等细节。康熙跟耶稣会士相处几十年，知道欧洲人到中国后，对中国三跪九叩的礼节有顾虑。早在三十年前的1676年，俄罗斯使臣入京，就和礼部官员为这叩头的礼节来来回回争论了很久。康熙自己对这一点是很通融的。现在整个接见又没有经过朝廷部门，他便让太监直接告诉多罗，他可以自己选择用中国的跪拜方式，或者欧洲屈膝的方式来行礼。22
多罗选择了欧洲的方式，屈膝躬身给康熙行礼。康熙盘着腿坐在垫子上用满人的方式接见了多罗。很快，康熙和他身边的太监都发现，多罗身体还未恢复，很难像康熙一样盘腿坐在地上的垫子上。但太监又发现当时的场景下，给多罗抬一把中式的椅子也不妥当。因为坐在椅子上，多罗就比康熙高出一截。最后太监想到一个办法，把几个垫子叠在一起，给多罗拼出一把小凳子。这样整个会见还是在预先设定的满人家庭接待的方式下进行的。23
作为家庭接待，现场没有任何朝廷官员。康熙当时还向多罗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告诉多罗在座都是他自己人（耶稣会神父），让他放松，不要拘谨。康熙还告诉多罗把这次聚会当成家庭聚会，该说就说，该笑就笑，不要有顾虑。双方说了一些客套话以后，康熙让太监端出了酥油茶（在场神父的记录是有牛奶的茶），以及各种点心共计三十五道。在场的翻译法国传教士张诚告诉多罗，康熙只有接见他的家人亲戚时才会如此安排。24
整个会见气氛融洽，多罗也很得体地多次感谢康熙对天主教的包容，以及对传教士的各种照顾。吃喝了一会儿，康熙觉得多罗比较放松以后，询问多罗有没有特别的事要向他面陈的。自从知道多罗入华以后，康熙就一直在琢磨这人到底是来中国干什么的。在会见前几天，康熙专门派人去问了多罗有没有什么文件要送呈的。当时多罗写道：他是专门入华来感谢康熙对天主教的包容的。康熙看完后，对身边的人说，这肯定不是真实目的。25康熙认为教皇不可能派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跋涉万里，跑到中国来谢恩。康熙认为他们肯定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同时，康熙又认为多罗写出来可能有顾虑，只愿意面陈。所以他在会见中，又问了这个问题。听到康熙的提问，多罗又是一通客套话后，说他入华还有个目标，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特别联络处，来加强教皇和康熙之间的联系。同时多罗还补充说，这个联络处还可以便利大清和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26欧洲知道俄罗斯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一直很羡慕，所以多罗认为自己要是能在北京谈下一个这样的联络处，可以大大提升教廷在欧洲的地位。康熙对建立联络处的想法并不反对，只是说联络处建立只能是应对宗教相关的问题，不能涉及贸易方面。27
这时候，双方对联络处人选有不同意见。在康熙看来，要成立这样的联络处，人选肯定要从他周围的耶稣会传教士中选取。但康熙发现多罗似乎不想在耶稣会神父中选人，要另找。这时康熙以为多罗对耶稣会神父有不满，于是便开始夸奖耶稣会神父，为他们说了一大堆好话。不过康熙从谈话中察觉多罗还是不愿意用耶稣会神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最后，康熙专门和多罗强调，他认为耶稣会神父从明代入华以后，所言所行，都无可挑剔。康熙让多罗把他这个评语带回去，转达给教皇。最后，多罗恳请康熙能一如既往地优容传教士。康熙回答说，只要他们遵守大清的规矩，他自会善待他们。28
会见结束后，康熙立马私下把安多、徐日升、张诚三位神父叫到他那里。这三人都是跟了康熙多年的传教士。徐日升1673年入京，已在康熙身边32年；安多20年；张诚16年。康熙见到三人，便开门见山地说他认为多罗不信任他们。而且康熙想知道他们与多罗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站在康熙的角度，他确实很不解。多罗是这些耶稣会神父引荐给他的，而多罗竟然又不相信他们，貌似对他们有不满。耶稣会神父知道多罗对他们有意见。多罗到京以后，已经和耶稣会神父会见过好几次，多罗对他们在中国的很多行为都有意见，几次会见都在争吵中不欢而散。不过面对康熙，传教士还是不想张扬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安多在康熙面前说，多罗表扬过他们，说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部最虔诚遵守戒律的教会。康熙听后半信半疑，向另外两位神父求证。另外两位点头称是。康熙似乎还是不相信，但也理解神父也许是不愿家丑外扬，便没有继续深问。康熙补充说，只要你们北京神父觉得没问题就行，反正接见多罗也是看在各位北京神父的面子上。29
16世纪初，欧洲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分裂，一部分基督教徒不认可教皇权威，成立了新教。新教迅速在欧洲发展，后来荷兰、英国都变成了新教国家。耶稣会1540年成立的背景就是为了宣扬天主教、对抗新教在欧洲的扩展。耶稣会成立之时，正值全球航海时代兴起，因而该会还有一个宗旨就是把天主教传播到世界各地。耶稣会成立时有七位元老。七位元老之一的沙勿略神父就亲自远赴亚洲传教，先后去过印度和日本，最后在准备进入中国时去世。他去世时在上川岛，该岛现属广东台山市。耶稣会到世界各地传教，就要融入各地社会文化，在这个融人过程中，他们有些做法被天主教内部其他协会认为是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特别是1622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popegregoryxv，1554年1月9日-1623年7月8日）成立了传信部（sacracon-gregatiodepropagandafide）来规范和监督去往世界各地的传教士的所言所行。当时在世界各地传教的耶稣会，也就成了传信部重点监督的对象。多罗就是传信部派出来的神父。30多罗自己在罗马教廷内部地位很高，同时又是教皇钦定派出的巡视官，他自然认为北京耶稣会神父都应该听他的教诲和安排。到北京后，多罗指出了耶稣会神父的许多问题。比如耶稣会神父在中国买田置地，然后用来收租，这一点有违教义。特别是耶稣会神父和当地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在多罗一字一句的审视下，有很多违背教义的地方，这些都需要整改。尽管耶稣会神父表面上态度恭敬服从，但心里是不服的。他们只承认多罗的职位比他们高，但不认为在天主教教义的解读上多罗比他们更有发言权。多罗到了北京，跟北京传教士发生多次争论，很多整改意见他都没办法落实下去，这也是他不信任耶稣会神父的一个原因。
教皇使节与传教士
多罗在与康熙的第一次会见中，表示出对耶稣会神父的不信任，实际是因为他当时还不知道耶稣会神父在京城中的能量，也不知道他们在北京和康熙皇帝之间的关系。北京传教士能够接触到康熙皇帝，多罗是知道的。但在多罗的认知中，能接触到皇帝的传教士并不稀奇，在欧洲，能接触到国王的传教士有很多。但让多罗想不到的是，这些传教士在康熙的眼中，是他内务府中之人，也就说是他的自己人。
耶稣会神父和康熙的府内关系，多罗是在和康熙的交流中一步步明白的。康熙在接见多罗中，尽管对多罗不信任耶稣会神父有点奇怪，但总体上他认为多罗是得体的，同时也愿意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和教皇发展关系。康熙提议他也派出一个使团，给教皇回送礼物。最初康熙决定派一个他身边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带着礼物去欧洲。但是这个包衣奴才和康熙讲，他一种欧洲语言都不会，不能和任何人交流，他去欧洲没有办法传达康熙的意思。31康熙觉得语言确实是个问题，于是决定派耶稣会神父白晋做他的特使去欧洲。白晋已经做过一次康熙的特使，在1690年代返回过欧洲去招募更多传教士到中国。所以康熙决定这一次再派白晋当他的特使。多罗听说康熙要派使节去拜见教皇很高兴，他把这看作是他出使中国的功劳。但当得知康熙指派了一位耶稣会神父去罗马，他不放心，于是在他的使团中选出了沙国安神父，让他和白晋一起同去欧洲。由于多罗总体上不信任耶稣会神父，因而他就让沙国安神父作为负责人来运送康熙的礼物。同时，多罗还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他与康熙会面的情况，准备让二人把信带给教皇。信写好后，翻译了出来，多罗交给康熙过目。康熙看完以后，让赫世亨带话给多罗，告诉他，信总体内容很好，唯独信中最后把白晋说成沙国安神父的助手，这一点不妥。32赫世亨向多罗转达康熙的意思：
为了显示对教皇的敬意，我特地选派了我御前之人白晋。白晋是真正侍奉我左右的人，所以我选他代表我把礼物送给教皇。当然，白晋跟你们其他人一样，是个神父。但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在我身边服侍多年的人，也是我府内之人。我让他全权代表我赠送礼物给教皇。33
派身边的亲信和亲近奴才出使，是满蒙的老传统，这和汉人传统中派有身份的官员出使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康熙强调白晋是他“御前”之人这一点，而白晋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官职。
多罗似乎不完全明白派亲信出使的意味，也不明白康熙强调这个“御前”之人的意义，因而他只是把信中的措辞稍微修改了一下，实际上还是让沙国安负责带领整支队伍，并把装有礼品箱子的钥匙也交给了沙国安。但在1706年6月，当白晋和沙国安两位神父到达广州，在那里等船去欧洲的时候，二人产生了矛盾，两人开始争论到底谁才是这个使团的主导，并把问题传回了北京，要北京给出明确指示。当时管理康熙内务府的是康熙的大皇子，听到这个事情，当着众多传教士的面就发火了，说：
这怎么可能是个问题？怎么可能有人对白晋是我们的使节有疑问？他在我们宫中二十年，满文中文都会，一直在父皇那里效力。而谁是沙国安？谁认识他是谁？34
当然康熙也是这个意思，肯定了白晋才是他的人。多罗在多方了解以后，也终于明白了康熙所谓白晋是他“府内之人”这个名号的分量。他也赶紧写信给沙国安，让他不要再和白晋争了，他信中和沙国安讲：
我不得不提醒你，那位神父是皇帝真正的仆人，因而无论怎么让着他都是对的。35
在欧洲的思维中，所有人都可以被称为皇帝的奴仆，所以皇帝的仆人可以是个礼仪性的称谓。现在多罗终于明白了，白晋是真正在皇帝身边干事的那种仆人，因而多罗称其为“真正的仆人”。
把事情闹大了，康熙还是下旨要求白晋克制，注意言行。白晋的满文检讨书发回了北京。这封检讨还在清宫档案里，以前将检讨书从满语译为汉语的翻译可能不知道白晋和沙国安互相争权的故事，所以把白晋翻译成了博津。白晋的检讨如下：
博津谨奏：
康熙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赫世亨、张常住、赵昌传宣谕旨，六月十九日，博津我跪受。恭读明主训旨，始知我之所行最为无理。前日与沙国安同行，未有谦让，与之争先。我二人虽非不睦，但我无理，有违大主圣意，铸成大错。今我竭力仰副大主训谕，嗣后不敢与沙国安争先，必谦逊和气，断不违明旨，惟叩请仁主宽恕我此大罪。为此谨奏。
朱批：知道了。36
多罗与礼仪之争
多罗到北京以后，其实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到中国来宣布和执行教皇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即不再允许人教的信徒继续参与很多中国传统的风俗活动。作为教皇特使，多罗本以为他有权对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发号施令。按照他的预想，到了北京以后，他要把各位耶稣会神父召集到一起，在天主教内部就把礼仪问题处理了。让多罗没有预料到的是，表面谦恭的耶稣会神父，其实根本不听他的。他们利用和康熙的特殊关系来和他周旋。
多罗知道他没有能力说服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所以到京后并没有主动提及中国礼仪问题方面的事。这完全出乎北京传教士的意料，他们反倒很着急，希望和多罗探讨这个问题。1706年1月22日，德国神父纪理安给多罗写了一份书面提议，要求与多罗探讨礼仪问题，但多罗并没有回应。37后来，纪理安又联合法国神父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向多罗提交了书面请求，请他查看耶稣会神父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观点。他们还附送了一个文件包裹，里面包含了90份各种关于礼仪问题的文件。38这些文件都是耶稣会神父为了论证他们的观点，在1700年收集起来的。包裹中有耶稣会神父对中国礼仪的解释，有康熙当年在该解释后写的评语，有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对中国礼仪的解释，以及一份开封犹太人对中国礼仪的解释。
犹太人的故土耶路撒冷地区是各大古文明的交汇地带，陆地部分处于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之间，濒临地中海，又和希腊文明相连接。公元前8世纪开始，犹太人在每一次被征服后开始流散各地。公元前330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耶路撒冷就处于希腊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元前37年，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汉代，罗马人统治耶路撒冷地区。基督教耶稣受难等很多影响世界的事件都发生在罗马人占领时期的耶路撒冷。罗马人摧毁了犹太人的教堂，把犹太人当作奴隶卖到欧洲。从此犹太人更大规模地流散到世界各地。开封犹太人教堂曾经有三块石碑（分别刻于1489年、1552年、1663年）自叙其历史，其中1552年的石碑声称“自汉代入华”大概就是对应犹太人在罗马人统治下的流散。”学者认为，汉代入华应该指的是最早到中国的犹太人，而开封犹太人，根据他们的犹太经卷以及其他材料判定，学者大多认为他们是宋代入华定居的。还有学者在《宋史》中发现“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的记录。而开封犹太人有记录的所有拉比（rabbi）的姓氏都是levi，这和“你尾尼”的音能对上。40开封犹太人是从丝绸之路迁徙到中国的。学者根据他们留下经卷中一些字词音韵考证，证明他们与波斯犹太人有关联。“除了开封犹太人以外，中国沿海还有犹太人的痕迹。此外，因最早进入敦煌洞窟而大名鼎鼎的斯坦因，在1901年新疆一次探宝发掘中，无意中发现了唐代的纸张，而纸上的文字竟然是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波斯语。多亏斯坦因两种语言都懂，才发现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现在已知该纸还有两页存世，一张是残存页，藏于大英图书馆；另一张完整的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些纸张说明犹太人早在唐代就到新疆地区来做生意了（纸上内容记录的就是他们在做羊的买卖）。42
对于开封犹太人，他们受到世界的重视，其实源于一次误会。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一位上京赶考的名叫艾田的人，听说了传教士利玛窦的大名，怀疑利玛窦传的西方的教和他们族人奉行的教法一样，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利玛窦在与艾田的交流中（用中文交流，艾田不会希伯来文），发现他的族人继承的教法是犹太教。艾田告诉利玛窦他们已经在开封持续奉行这个教法几百年了。利玛窦立马察觉到这是一个大发现，便把这一消息传回了欧洲。利玛窦1610年去世，之后三年，负责中国教区的龙华民派艾儒略神父（giulioaleni，1582-1649）去回访开封的犹太人。艾儒略懂希伯来文和多种中亚地区的文字，所以会派他去鉴定开封犹太人是否真有古代传下来的经卷。艾儒略去后见到了古经卷，而且证实开封犹太社区里还有懂希伯来文的人。43
这对当时欧洲来说，是个重要发现。首先开封犹太人让欧洲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后，很多都因为当地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宗教，或者继续往其他地方迁徙。而在中国，他们安享了几百年的太平，和周围的汉人、回回和平相处，相安无事。而且开封犹太人里，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并没有受到区别对待，他们跟汉人一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艾田就是一个例子。1663年重修犹太教堂，新立的石碑上就刻有考上进士的犹太人的名字。这些开封犹太人的生活状态让欧洲看到一个巨大的希望，就是天主教也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后来康熙年间，耶稣会神父又专门去开封看犹太人的经书。可惜的是，明朝末年，一场大水淹没了整个开封，犹太人的经书在这场洪水中损失严重。后来去的耶稣会神父记录了水淹开封的往事，感叹很多古代资料可能已经遗失了。4由于有传教士持续对开封犹太人的记录，这个犹太社区在西方世界很有名。鸦片战争后，又有传教士去拜访这里，还买走了他们的古书。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普遍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回教的一个分支，因而称他们“蓝帽回回”。
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在教义方面有共通之处，再加上这些犹太人已经在中国几百年了，因而耶稣会神父认为他们作为第三方，写出对中国礼仪的认知，很有说服力。所以犹太人的证词会出现在耶稣会神父准备的文件包裹中。多罗接收了两位神父送来的文件包裹，也同意会看。但他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批示。后来耶稣会神父还催促过几次，但都没有结果。45
多罗是1703年离开欧洲开始的赴华行程。离开的时候，教皇还没有最后签署禁教条约。不过多罗知道教皇要在天主教徒内部禁止中国礼仪，派他到中国就是来协调这个问题的。多罗在欧洲时就知道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也知道反对禁止中国礼仪的主要就是在华的耶稣会神父，同时他很明白自己没有学识可以和这些神父探讨中国相关的问题。当时并不是只有在中国天主教内才有礼仪问题的争论，印度南部也有类似问题，也在争论到底是否应该允许印度天主教徒继续他们的传统风俗活动。多罗在到中国之前，在印度停留了半年，就是在处理当地的礼仪问题。他还把他的各种意见发回了罗马。“6多罗深知中国的问题更复杂，更难处理。而且更现实的麻烦是，多罗发现耶稣会以外的传教士中文都很差，连一个有能力给他做好翻译的人都没有。他到中国后，选的翻译是遣使会派到中国的毕天祥神父（ludovicoap-piani）。毕天祥在四川传教多年。多罗用过毕天祥以后，发现他中文满文都不行，只能做最简单的日常翻译，跟康熙进行稍微深入一点儿的交流，毕天祥就跟不上了，这时多罗就必须用耶稣会的神父来做翻译。也就是说，到中国以后，在交流上，多罗连一个可信赖又有能力的翻译都没有。这也是多罗人华以后，就一直想避开谈论任何礼仪方面问题的现实原因。
从多罗和耶稣会神父的一些谈话可以看出，其实多罗自己并不关心中国礼仪是否真的和天主教教义有冲突。在他看来，既然教皇决定了，作为天主教神父应该做的就是服从。不管自己私下认可还是不认可教皇的观点，都不应该质疑，更不能继续争辩。在1706年2月，当得知耶稣会神父准备找康熙再签署一份解释中国礼仪的文件以后，他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警告耶稣会神父这样做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多罗让耶稣会神父想想，罗马会不会受制于一个“异教徒”（指康熙）对天主教的解释？同时他还让耶稣会神父思考，要是把康熙牵涉进来，最后罗马做出的决定又和康熙的旨意相违背，结果会是什么？最后有麻烦的是谁？还不是在中国的神父和信徒吗？多罗劝耶稣会神父，不要陷于理论上的对错不能自拔，让他们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多罗告诉耶稣会神父继续在这个礼仪问题上争辩是不值得的。他建议不要把康熙牵涉进来，给教皇施压，这样有可能把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多罗认为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中国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按照教皇的旨意一点点修正以前的做法。按多罗的分析，如果循序渐进地在礼仪问题上做出改变，就既不会在中国教徒中引起风波，另一方面又遵守了教皇的决定。48
但耶稣会神父也有他们的想法。首先，耶稣会是天主教中最有学问的一个团体，能进入耶稣会的神父都是被考核过的。他们一个个都自视甚高，在很多问题上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公正地说，单从耶稣会神父学习中文的能力来看，他们确实都很厉害，其他教会的神父很难和他们相提并论。这些在华的耶稣会神父其实就是第一代的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才是天主教世界最了解中国、精通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教皇应该听他们解释中国传统礼仪。在他们看来，现在教皇禁止中国礼仪活动，是因为教皇被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的伪中国通误导了。其次，从历史上看，耶稣会神父以前通过他们的才学也确实改变过教皇的决定，这也让他们对再次改变教皇的决定有信心。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1574-1655）就下旨禁止中国教徒继续参与中国礼仪活动。“在浙江的耶稣会神父卫匡国1653年回到欧洲解释了中国礼仪问题，把中国的各种礼仪活动解释为世俗活动，不具备宗教意识。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和一神论的天主教并不冲突。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599-1667）就认同了卫匡国的说法，并下旨允准了中国的礼仪活动。卫匡国神父本身当然也是奇才，他回欧洲前在浙江传教，和江南士人多有往来。他在回欧洲的船上，凭着记忆一口气写出了三本书，回到欧洲就出版-三本书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对于耶稣会神父来说，有卫匡国神父凭一己之力扭转教皇态度的先例，他们这次也对改变教皇抱有希望。也就是说，在多罗来的时候，耶稣会神父一开始想的，就不是如何接受和执行教皇的决定，而是在盘算如何改变教皇的决定。
传教士笔下的历史
康熙在多罗到来之前，对欧洲进行的中国礼仪之争并没有特别关注过。他可能或多或少从耶稣会神父那里听到过一些风声，但他没有想到多罗到中国来是处理中国礼仪问题的。对于这一点，现在存世的满文折子就是证明。在知道多罗来华以后，在外打猎的康熙多次写信让赫世亨询问耶稣会神父多罗来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康熙对多罗来华的目的有过各种猜测，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中国礼仪问题。在接见多罗的会谈中，康熙也没有提过礼仪问题。
康熙是被耶稣会神父引到天主教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去的。他们希望通过康熙来向罗马施压，让罗马在这个问题上让步。50不过，耶稣会神父大约心里也知道把康熙这个教外皇帝引到自己的教内纷争中是不对的。所以，在记录多罗来华的《北京纪事》（theactapekinensia）中，他们一直有意识地在淡化他们把康熙引向了中国礼仪问题这点。他们希望看记录的欧洲读者认为是康熙自己发现了礼仪之争的问题，因而参与了进来。但零散的清宫档案显示事情并非如此，康熙不是自已注意到礼仪问题争论的。在《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详细记录了他们是如何跪下来恳求康熙接见多罗，而且还把安多神父请求康熙的奏折完整翻译了出来；但对于康熙的回复，他们只翻译了一小段。5康熙回复的全文还在。52看完全文，就能知道，传教士是有意回避把全文翻译出来。他们省略没有翻译的部分，就是康熙猜测使节来华目的的部分。这部分就可以看出康熙完全没有想到过中国礼仪问题，他猜测多罗来华是为了处理耶稣会传教士的内部矛盾的。《北京纪事》记录的风格是尽量不遗漏任何细节。为什么要有意识地隐去这部分呢？因为这部分正好说明了康熙开始时根本没有关注过礼仪问题。
《北京纪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书写中所谓春秋笔法中的“笔削”。写什么、不写什么或者说“削”去什么，都自有目的。《史记》中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时有意省略一些东西，评语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耶稣会神父用春秋笔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欧洲的读者认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而且他们还要让欧洲读者相信，康熙后来对中国礼仪问题很有意见，是因为多罗的处理不当导致的。客观地说，耶稣会神父的《北京纪事》达到了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后来的学者也确实相信康熙是被自大、自负的多罗带进了礼仪之争中。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