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说我们与和尚地位差不多的说法是不对的。和尚受官僚机构以及地方官的管辖。但我们拿的印票，不受制于任何官僚机构。而且就像赫世亨（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所说的那样，官员们看到我们的票后都会礼让三分。这些票都是皇上亲自发放的，又称“龙票”，上面有龙的标志，外加内务府总管的印。这样一来，有这个票的人就不受普通官员的管辖了。
而且，欧洲人拿到的这个票是在皇帝御前发放的。这在中国来说是最高的待遇，象征着一种特别的恩宠。当然，这个票也不能拿出去胡乱使用，小心谨慎也是必不可少的。32
上面纪理安用拉丁文写给欧洲人看的文字，当然有在父老乡亲面前炫耀地位的意思。但了解大清官僚运作机制以后，就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内务府的人，在地方上确实享有特殊待遇，他们确实不受地方官直接管辖。内务府的人如果在地方上犯了事，地方官员要知会内务府，由内务府来处理，这种法律上的特权，就是纪理安所谓“不受制于任何官僚机构”的意思。而且地方官员都知道传教士是内务府的人，也确实对他们礼让三分，或说是敬而远之，因为最让地方官员忌惮的是内务府的人有和皇帝的联系渠道。举个例子，在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传教士派去收地租的人和租户因为纠纷打架。注意，只是打架，并没有伤亡。这样鸡毛蒜皮的地方事件康熙竟然知道了，还写了专门的谕旨给直隶巡抚赵弘燮，谕旨是这样写的：
近日闻得京中西洋人说，真定府堂内有票西洋人偶有比此争地，以致生祸受打等语，未知虚实；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务若事无大碍，从宽亦可。尔细查缘由情形，写折奏闻。33
收到这封谕旨时，赵弘燮根本没听说过这事，地方上没有向他汇报过。站在直隶巡抚赵弘燮的角度，他接到谕旨后，会从中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第一，康熙专门在西洋人前面加了“有票”二字，也就是告诉巡抚，这不是普通西洋人，是拿着康熙印票的西洋人。康熙的潜台词是，这些洋人是我府中的人，所以他要过问这件事。第二，赵弘燮应该立刻感受到了传教士在京城的能量。一桩地方上的小事，他都还不知道，传教士已经让皇帝知道了。第三，他不知道传教士在康熙那里是怎么报告这件事的，也不知道康熙追问这件事的目的何在。赵弘燮看完谕旨后应该是有很多想法和顾虑的，这也在他后来的汇报中体现了出来。这样一桩小案子他啰啰唆唆地写了很长的报告，生怕漏掉了任何细节。从报告来看，事件其实很简单，一个当地人把土地典当给了传教士，然后他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这样相当于他是土地上的佃户，应该交租。但他拖欠了地租，传教士于是派仆人去催缴。在催缴过程中两边从争吵逐渐变成了互相厮打，但双方似乎都未有受伤。所以就案情来看，这是一桩再普通不过的地方打架斗殴事件。了解全部案情经过后，大概赵弘燮也觉得自己有点冤，还专门在报告最后注明这个案子只是地方上的斗殴事件，当地已经处理过了，按朝廷规定，这种小案件是不上报朝廷的。这也是在向康熙解释，为什么他不知道这个案子，也没有上报过。这个案件一来一往似乎只是康熙和赵弘燮在对话，但可以想象赵弘燮接到康熙谕旨以后，一路追查到地方，涉及的每一个官员都会很惊讶，为什么皇帝会来追查过问这种小案子，当然也会马上明白这些内务府名下传教士的能量。同时，报告中能看出赵弘燮也完全领会了康熙谕旨中偏袒传教士的意思，因为康熙在谕旨中已经明写了，尽管他“未知虚实”，还是评点了一句“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这个“但”字相当于已经给案子定调了。身为直隶巡抚的赵弘燮不可能看不出这个“但”字的意思。所以报告最后的结论是康熙圣明，西洋人确实没有什么错。
其实还没有发票给传教士的时候，康熙就在全国范围内关照传教士的生活了。比如1690年，康熙用满文发过私信给山东巡抚，说他听说山东有人诬告传教士。山东巡抚接到康熙私信当天，就赶紧派人跑遍了省城四处打听，随即上奏康熙，说他打听了一圈，没听说有告西洋人的事情。过了四天以后，他终于打听到了，在东昌府茌平县（今属山东聊城）下，一位地方居民把房屋卖给了传教士，买卖结束后，卖家的一个兄弟出现了，不同意买卖，因而诬告了西洋人。案子很小，但康熙这样亲自派人传信过问，着实把山东巡抚吓着了。当时通信手段有限，山东巡抚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才终于在四天之内把案件搞明白。所幸案情简单，涉案问题单一，没惹出大麻烦。给康熙的密折中说完案情后，山东巡抚赶紧称赞：“西洋人学问真实，断不为不义之事，臣亦知之。”最后，他向康熙认错，说这样的事发生了一个多月他都不知道，是他的失职。34
在生活中，康熙对待传教士也确实像一个满人大家族中的主子一样，内务府就相当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娘家。他们想修教堂的时候，会写申请到内务府要求拨给土地。35传教士需要钱来维修教堂的时候，是康熙从他自己的小金库中拿钱出来私下借给他们。36他们生病了，内科病康熙给他们找中医，骑马摔伤则给他们找满人或者蒙古人医生。春节时，康熙按照他打赏自己周围包衣奴才的惯例打赏传教士。传教士认为刑部处理与他们相关的案子有不公，康熙就找内务府出面帮他们和刑部打招呼。37传教士需要马匹出远门，又是内务府给他们开条子到兵部去借马（类似于现在使用公家车辆）。38传教士修教堂，需要木头，内务府又发信给工部，让工部把库存的杉木借给传教士。39在康熙决定委派耶稣会白晋神父作为他的特使出使欧洲后，教皇使节对白晋的身份是否适合出任康熙特使表示了疑问，康熙就直接说白晋是他“御前之人”而且是“府中之人”。40当康熙得知教皇使节和耶稣会神父私下争执时，说了他为什么始终无条件支持耶稣会神父，康熙的话很直白：
我们就是养一条小狗，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更何况是这些我小时候就在我周围，跟了我四十五年，我信任的人。41
这些“人”指的就是北京的耶稣会士。当康熙用“小狗”作比喻，说明打狗欺主道理的时候，就是在讲最传统的满人游牧文化。狗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恰恰是满人中主奴关系最形象的比喻。康熙在杀索额图时就说“养犬尚知主恩”，以此表示索额图不知好歹。白晋在一封用满语写给康熙的折子中，也跟着满人习惯叫康熙为主子，称康熙为“明主”“大主”和“仁主”（详见第五章）。称康熙为“主”（满语ejen）就是主奴关系下的称谓。在传统中国的文臣奏议中都是称“皇上”或者“圣上”。“上”是代表皇帝的字眼。称康熙为“主”的，都是康熙的奴才。比如在曹寅的奏折中一般不称“圣上”，而是称“圣主”或者“主上”等。而康熙也以主子自称，一次给曹寅儿子的回复中，让他把听到的地方上的笑话也向他汇报，说让“老主子笑笑也好”。42当然，和曹寅父子一样，处于主奴关系中的传教士，也享受着各种主奴关系下的特权。
新来的传教士
鉴于康熙对传教士的关照，和1692年颁布的容教诏书，法国传教士认为当时中国有极好的传教机会。李明和白晋入华几年后又回到欧洲，撰文著书介绍中国，宣传中国友好的传教氛围。他们介绍中国的书都是当时的畅销书，起到的宣传效果也很明显。1703年，仅法国一个国家，就有超过三十位神父出发前往中国。43南怀仁在世时就很苦恼只有很少的传教士来华。为此，他在1678年发信到欧洲鼓励更多传教士来华。而在他发信的十年间，整个欧洲总共只有七位神父来到中国。44
1699年，白晋从欧洲出发返回中国，有十一位神父和他一同来到中国。白晋是康熙的西学老师，在宫里教过康熙好几年，同时他又是康熙派回欧洲招募传教士的，算是康熙的钦差。他离开北京的时候，已经和广州各级官员打过交道。回到广州的时候，就有水军官员一眼认出他来。他在广州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去找两广总督石琳（1689-1702年在任），请石琳转告北京，他已经回来了。同时他还请石琳帮忙安排，船上有几个人生病了，需要治疗。石琳当然将一切都安排周到。据白晋说广州大小官员都来拜访他，持续了三天。白晋乘坐的船是法国国王派的船，船长和手下看到白晋受到的礼遇都惊叹不已，觉得不可思议。白晋作为一个法国人，一到广州不仅能获得当地最高官员接待，而且大小官员还争相来拜访。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白晋的特殊身份，当地官员知道尽管他没有官衔，但却是天天跟在皇帝身边的人，所以大小官员都争相和白晋往来，大献殷勤。45
康熙知道白晋返回后，从内务府里派了一人到广州迎接，而且让官员免除了白晋所乘法国船只的各种税费。当时康熙正好在江南南巡，便命白晋带着新来的传教士北上，在康熙的龙船上会面。广州官员知道一船人要北上见皇上，又热情地为这些新来的洋人送别。最终白晋一行在离扬州不远的地方，上船拜见了康熙。白晋说他见到康熙时，康熙在窗边，看到他，便问：“身体可好？”完全是老朋友重逢的画面。白晋说，当时官员都在，谈话不能深入，大家也比较拘谨。到了晚上，他带着新来的传教士再和康熙相见，谈了很久，而且氛围也比较随意。46
在船上见面后，康熙让白晋选出五人留在京城听候差遣。这批传教士还见了张诚神父。张诚1688年到京后就得到康熙赏识，后来代表清朝与俄罗斯谈判《尼布楚条约》，又立了大功。这之后，他就是最常出现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之一。康熙三次出击塞外亲征准噶尔，张诚都陪同在侧。后来每次南巡，康熙也把张诚带在身边。新来的传教士都清楚，他们在这个遥远的异乡，一来就能得到从上至下的照顾和恩惠，都是张诚这样侍候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的功劳。
1693年，康熙又把内务府一套院子送给了法国传教士，感谢他们治好了他的病。当时康熙得了疟疾外加发烧，朝廷内的中医治不好，病情一天一天加重。张诚、洪若翰、刘应三位法国神父毛遂自荐为康熙医治。他们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好了康熙的病。47金鸡纳树原产南美，当地人很早就用它来治疗疟疾和发烧，后来耶稣会神父传教到那里，知道了这个树皮的妙用，便把它作为一味神药带到世界各地治疗发烧（这个树皮治病的有效成分是奎宁）。康熙送的院子在故宫外西北方向不远处，由于位置离故宫很近，在当时就属于一流的地段（见图4.3）。这个院子后来成了法国传教士的主要住所。院子的位置也在实际生活中缩短了法国传教士人宫觐见康熙的距离。第二年，法国传教士得知院子旁的一处空地也是内务府的，而且还知道内务府里的太监正在打这块地的主意，他们就在太监提交申请之前向内务府申请了这块地，说希望在这里修一处教堂。后来康熙权衡以后，把这块地一分为二，给了传教士和太监各一半。传教士没有把自己当外人，还跟内务府的太监争“地盘”。不过，传教士是很会搞关系的，他们和内务府中的太监相处融洽，并没有因为地皮申请影响到双方的关系。48
关系网
新来的传教士去到各个地方传教前，老传教士都会传授他们各种注意事项，中国的习俗，与官员打交道的策略，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等等。不过，到了地方以后，传教士还是会遇到各种预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京城的传教士就是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人。比如传教士利圣学（charlesdebroissia）到宁波传教，准备在那里修一座教堂。他到宁波后，很快就和当地三位地方官搞好了关系，并得到三位官员默许，着手在宁波新修教堂。教堂还在修建过程中，三位官员陆续调任其他地方。新来的地方官对修教堂一事不予支持。利圣学想了各种办法巴结新来的官员，并告诉他其他地方也在修教堂，该官员坚持要通报礼部，让北京来裁定。官员认为之前的容教诏书虽未禁止建造新的教堂，但也并没有允许新建。49
在知道事情捅到了礼部后，张诚和在京的传教士都很担心，如果礼部做出禁修教堂的决定，那么以后全国各地传教都会受到影响。张诚动用了在京城的关系，在礼部部议之前，私下找到了礼部尚书。好在礼部尚书对该案没有什么异议，表示会给出满意结果。几天后，礼部给出了允许修建的结论。理由是既然当地能允许修寺庙，那么修教堂也应该允许。50潜台词是让地方官把教堂当成寺庙一视同仁处理。尽管这件事情最后有了满意的结果，京城的传教士还是感觉压力很大，通知各地传教士，尽量把地方上的问题就地解决，不要把事情闹到京城来。他们认为不可能每一次都有好运气，如果礼部哪次因为某个地方案件给出一个不利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会在全国范围都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有这个就地解决问题的方针，洪若翰神父在湖北黄州修教堂的计划就只好暂停了。按洪若翰记载，黄州的地方官不仅不同意修教堂，还默许道士和地痞在他准备修教堂的地方闹事。洪若翰说他走了二百多里去找湖北巡抚。尽管巡抚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但洪若翰明显感觉到巡抚在刻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连他带去的小礼品，巡抚都不接受。巡抚给出的意见很像托词，说地方要修教堂的话，他必须上报礼部。要是北京同意修，他也没有意见。洪若翰在巡抚那里无功而返，只好把问题反映给了张诚。张诚通过他京城的关系网，竟然找到了巡抚在京城国子监当差的大儿子。传教士并没有详述他们是如何打通关节找到这个人的，只是说巡抚大儿子一封家书回去，一切都解决了。巡抚收到家书以后，很快找到了当地的耶稣会神父樊西元（jean-simonbayard）。传教士的记录中说，巡抚和樊西元聊天中并没有谈到修教堂的事，只是谈了谈传教士学习中文等无关的事。不过会谈结束后，巡抚就给黄州地方官去了信，信中还附上了康熙的容教诏令。地方官接到信后，态度大变，亲自带着礼物找到洪若翰，并在传教士住处周围张贴告示，表示允许修建教堂。51
尽管这些传教士是外国人，但在1700年代，他们对中国人情社会下各种关系的运作是很老练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两个例子都是张诚自己一手搞定的，并没有求助于康熙。比起南怀仁，张诚可以说在北京官场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回想1673年，把一个传教士从浙江转去西安这样的芝麻小事，南怀仁都拿不到礼部的批文，还需要康熙介入。而此时的张诚已经可以直接私下去找礼部尚书交流了，这说明传教士在京城权力圈中已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不过，话又说回来，跟权贵交往过密也是双刃剑，遇到政治风波，难免被牵连。后来天主教在雍正初年被禁，就和传教士与京城各方权贵交往过密有关。这是后话了。
介绍中国
传教士在朝中有人，同时又有内务府关照，这是地方官都知道的。这为传教士在各地的活动提供了方便。当时传教士以及欧洲商人走遍了世界各地以后，都认为中华文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和欧洲文明媲美的地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的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但同时他们也在全方位地学习、考察中国的方方面面。来华的很多传教士，自身就是一流的学者。汤若望和南怀仁都是科学素养极高的全能型传教士。后来来华的传教士中更是有很多精英。特别是法国派来的传教士，这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重视有关。比如第一批来华的五位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李明和刘应。其中的洪若翰神父，他在法国就是与法国科学院院士一起做研究的。在入华航行路上，他就在观测星空，船航行到赤道，他记录下了南半球能看到的星空。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出，他知道哪些信息有价值，哪些是欧洲科学观察急需验证的部分。张诚在欧洲是神父，同时还在大学里面教数学。这五位神父在出发之前，法国科学院还给他们专门开了各种科学讲座，让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众多学科中都有一定的知识储备。52这样到中国，如果遇到相关发现，才有能力做记录。
白晋神父其实在数学、天文、技术等方面都是行家，但是他到中国后迅速被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吸引。入华后，从一字不识开始学习汉语，到博览中国古书，最后深陷在《易经》研究中不能自拔。康熙对此还发过脾气，认为白晋不务正业，耽误了他给安排的工作。康熙在平定三藩和准噶尔以后，开始丈量国土，绘制全国地图。这种工程自然是传教士主导，但这个项目太大，需要大量人手。长城外的区域，测量绘制地图，不免风餐露宿，是件苦差事。康熙知道白晋当时忙着研究《易经》，但无奈人手不够，还是派他去测绘长城部分。结果出去没多久，康熙身边的包衣奴才就报告说，白晋坠马摔伤了，在回京的路上。康熙听完很生气，马上意识到这是白晋在找借口返回京城。康熙还察觉到，打报告的包衣奴才在帮白晋打圆场，便反问道，要真是坠马，就该在坠马的地方养伤，养好了继续勘测。这坠马后就回京是什么意思？53
被《易经》吸引的还有法国耶稣会傅圣泽神父。傅圣泽神父是1699年人华的，他最初在福建、江西一带传教。傅圣泽深爱中国古代经典，其中最让他痴迷的是老子的《道德经》和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他钻研《易经》的角度很独特，认为《易经》中的卦象和《圣经·旧约》中的一些图像是相通的。他的学问大，在中国传教士内部都是公认的。后来有传教士向康熙推荐傅圣泽，康熙便把他召到了北京。但傅圣泽对出入宫廷没有兴趣，大约认为这会影响他的研究。他几次给康熙的回复都是他水平有限，有很多不懂。但实际他到北京后，一直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忙着在当时北京琉璃厂附近的旧书市场淘中国古书。他在中国待了二十年。在1720年返回欧洲时，他购买了一千余册中国经典运回欧洲去。回欧洲后不久，便被教皇任命为主教。傅圣泽本来就是富家子弟出身，去中国前他在哲学、神学和数学方面的造诣已经在法国有名气了。现在他又到中国学了二十年的中国经典，又把这些经典带回欧洲翻译，对当时的欧洲学者来说，大约相当于我们理解中“唐僧取得真经归来”的感觉。法国当时的大师如伏尔泰和卢梭都数次找到傅圣泽当面请教中国方面的问题，以及他对很多哲学问题的见解。傅圣泽把中国古代主要的经典都带回了法国，开启了法国的汉学研究进程，以至于后来两百年，法国在汉学研究领域都是欧洲的翘楚。
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最著名的物品无疑是瓷器。在江西传教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d＇entrecolles，1664-1741）详细记录了景德镇烧瓷工艺，1712和1720年他写了两份报告发回欧洲。除了自己的观察外，他还从当地人那里得到许多烧制瓷器的关键步骤信息。他的报告发回欧洲后，很快被翻译成各种欧洲语言。英国和德国当时新建的陶瓷作坊，都得益于殷弘绪神父的报告。当时景德镇的师傅对景德镇工艺很有信心，不担心技术外传，他们跟殷弘绪神父讲，就是景德镇的熟练工人，换到福建去烧瓷，烧出来的成品都要差一截。当时的解释是，景德镇陶瓷的核心是当地的土。这个原材料其他地方没有。殷弘绪还介绍说，由于火候控制的原因，整窑瓷器全部报废的事经常发生。他说每一个发财的老板背后，都有“百名破产者”。这也跟欧洲人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产的瓷器会那么贵，是当时的奢侈品。54殷弘绪神父在报告中还特别惊叹于景德镇的治安，称当地有三千座瓷窑，人口稠密，而且每天往来商船不断，但神奇的是当地只有一位朝廷官员。治安靠商户选出来的地保负责照看。作为一个走过世界很多地方的欧洲人，他称景德镇的“治安制度很令人钦佩”55。殷弘绪神父当时能在饶州和景德镇往来自由，得益于各级官府的保护。他在当地的教堂经常还会有官员来拜访。景德镇由于进出口瓷器，洋人的商船常到江西来。康熙1706年废太子后，经常心慌心悸，在北京传教士介绍下，他喝了少量西洋葡萄酒后症状有所改善。为此他晓谕江西巡抚，在来往西洋人那里收集葡萄酒。而在饶州（景德镇是当时饶州府下面的一个镇）传教的殷弘绪自然也就得到江西巡抚的特别关照。
康熙在传教士的推荐下使用了一些西医的疗法，同时康熙也派中医大夫给传教士治病。传教士在中国见识过中医的疗效，包括针灸。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医疗都是他们的强项，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治病来接触和感化信徒。但中国是个例外，尽管西医在某些病的治疗上有特色，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病他们承认是不如中医的。这也是为什么传教士是用天文历算而不是医学来进入中国的原因。人都有生老病死，传教士也不例外。从第一批传教士明代入华开始，他们很快就发现中医在很多病的防治上都有独特思路和疗效。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人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不过可惜的是，在入华十年后（1630年），他在一次中药实验中，不幸中毒身亡了。他对中药、把脉、针灸都有研究。来华的传教士都希望破解中医治病的原理，他们认为中医最神奇的是发现人的脉搏和身体内部运作的关联。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医学第二号传奇人物盖伦（aeliusgalenus，约129-216。一号人物是现代西医人行誓言的作者希波克拉底）就通过把脉诊病，开创了西方的脉学。追随南明朝廷的波兰传教士卜弥格认识到中国的脉诊是三维的，医生把脉有按压，以此来感觉脉搏的轻重强弱快慢。他把明代成书的《图注脉诀辨真》（一部图文结合便于学习晋代王叔和《脉经》的书）翻译成了拉丁文，后来一位荷兰医生把他的翻译收入到一本医学方面的综合书籍里。56这本书在欧洲多个国家引起了科学家的注意。后来的传教士也一直在添补脉学相关的内容。追随南明朝廷后来又被孔有德招降的谢务禄神父、第一批来华法国传教士中的李明以及1655年荷兰的入华使团，都对脉学有过进一步观察和报告。57后来西方哮喘研究的奠基人约翰·弗洛耶（johnfloyer）就在中国《脉经》的基础上，写了一部脉学研究著作。
传教士走遍世界各地，发现当地的特产，就会介绍回欧洲。比如前文说到，传教士在南美看到当地人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和发烧，就把这个树皮传回了欧洲，同时也带到了中国。1693年他们就是用金鸡纳树皮治好了康熙。58传教士还把巧克力饮料从南美带回欧洲，后来也带给了康熙，康熙还很喜欢。59他们到了中国，当然也会把中国的特产介绍回欧洲。中医在使用自然界动植物上，当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这就注定了当时传教士在植物、动物方面有写不完的内容。明代早期传教士就写过很多书介绍中国的动植物及其使用方法。殷弘绪神父就感叹中医对各种植物的研究太深入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完全翻阅，只能挑一些欧洲常见的植物看看，然后介绍回欧洲。60
康熙年间的传教士凭借内务府的关系，获知并向西方介绍了一些名贵的中药。比如现在价格很贵的虫草。法国传教士巴多明记录说虫草贵得不可思议，要四两银子才能买一两。而当时朝廷钦天监监正一年的俸禄是一百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个朝廷大员的年俸也只能买二十五两虫草（跟当下作比，2023年的虫草均价为15万-20万元／公斤）。可见虫草清初就很贵。巴多明神父说他没有见过虫草的生长环境，只知道它生长在川藏地区。他讲到虫草和人参都有滋补的功能，区别是人参有些人服用会引起出血。这和现代讲的人参药性强，虫草温补的特性是一致的。而且巴多明神父称他能得到虫草，是因为他和川陕总督（他没有明写是谁，可能是岳钟琪）有私交。川陕总督进京给皇上带了很多虫草，也送了一些给他。巴多明说他当时正好身体虚弱，食用虫草后有显著疗效。当时别人给他介绍的食补方法是用虫草炖鸭子。61这道食补方子今天依然很流行。
巴多明还讲到了当时欧洲大量从中国进口大黄。大黄是泻药，可以治便秘，这点当时欧洲也发现了。巴多明认为欧洲生服大黄的方法比较原始，在治病的同时会引起疼痛。巴多明仔细学习记录了中国烹制大黄的过程，再介绍给欧洲。经过中国方式加工后的大黄，再加上蜂蜜，巴多明说使用效果好，而且还没有副作用。62
巴多明还提到了阿胶，他不仅知道阿胶是用驴皮制作的，还知道制作上等阿胶的阿井。按巴多明的解释，阿井里面的水，和一般的水确实有区别，这并不是迷信。北宋《梦溪笔谈》以及明代《本草纲目》里面也特别提到过制作阿胶的井里的水有特别之处。巴多明说，那口井很珍贵，平时官府在井上贴有封条。巴多明同时提到由于上等阿胶产量有限，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卖假阿胶。他说他不能确定阿胶是否真有很多疗效，但他可以确认阿胶确实在治疗肺病上有疗效，因为有几位传教士都亲身验证过。巴多明也是因为宫里的关系，才能接触到上等正宗阿胶。他吃过、用过、研究过，说自己闻一闻就能鉴别出阿胶的真假。03
巴多明有很高的语言天赋，他1698年入华后，很快就学会了满汉双语的听说读写，而且都很地道。他很快就成为经常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并且和朝廷众多官员都有交往。包括雍正朝的宠臣皇十三子、年羹尧和隆科多。他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一直混迹在北京的权贵圈里。后面章节中还有他的故事。
像巴多明、殷弘绪这样介绍中国方方面面给欧洲的传教士还有很多。康熙年间，有上百个传教士来到中国。每一个人华的传教士在欧洲都有他的故乡和他入华前所属的教区，那些地方的教友一直在经济上、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这些传教士，因而这些传教士也有责任向他们在欧洲的故人汇报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得。这也是为什么有大量传教士介绍中国的文字保留在欧洲的原因。同时入华传教士的学养很高，他们很注重宗教以外知识的学习，这样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观察，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有价值。北京在康熙年间有三座天主教教堂，这是入华传教士的中心。这三座教堂都有专门的图书室，有专门空间存放教外图书。那里还存放着欧洲寄过来的书，包括当时欧洲的科学发现，同时还有在北京购买的汉文书和满文书。在康熙末年，有朝鲜使团参观过北京的教堂，他们声称教堂里藏书超过万册。64
中西双向交流
康熙朝的传教士并不知道百年后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会有大的突破。当时在他们眼中，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领先的。所以当时的中西交流完全是双向的。欧洲没有而中国有的，他们发现有价值，就传回欧洲。比如前文讲到的瓷器烧制技术。同时，欧洲有而中国没有的，传教士根据他们传教的需要，就传到中国。比如传教士把欧洲的玻璃烧制技术传到了中国。欧洲量产的玻璃在明末传入中国时，中国人最初以为是宝石，价格高得离奇。后来法国传教士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技术，还带来几位欧洲工匠，帮康熙在北京建起了玻璃厂。65康熙从南方招来学徒，很快北京出产的玻璃制品就可以媲美欧洲，1720年康熙赠送给彼得大帝的国礼中就有北京产的玻璃制品。当时的技术传播交流是双向的，互通有无。
当时人的思想中有中外之别，但没有很强的中西之分。特别是对实用的东西，有的更多的是有用与没用的区别。就拿中西都有的医学来说，康熙和传教士看待医学只有有效与无效的区分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的区分，并没有现代人有的中西医区分。康熙见识过西药有效后，便引进了西药和西医，在他宫里常年储备着多种有用的西药。这些储备并不能说明康熙特别看重西医，只是说明他务实。历史中喜欢谈论康熙当年被传教士治好了中医都治不好的病，这其实和记录有关，因为张诚等法国传教士详细记录了他们治好康熙病的故事。但张诚常年被失眠困扰，最后被中医治好了，他就一笔带过。当然也没有哪个中医大夫会得意地记录下自己治好失眠的医案。后来的人读到当时中西医交流的高光时刻，好像就是西医治好了中医治不了的病，让康熙很惊讶。康熙自己和周围的人被中医治好的情况有很多，只是当时人对此习以为常，并没有觉得这些是值得记录的事。细读康熙和传教士的交往历史就会发现，康熙多次安排医生为传教士治病，可以说每一个传教士都接受过中医治疗。
来华传教士众多，在很多问题上难免观点不同。但就中医和中药来说，传教士是一致的赞美惊叹，都是怀着敬意把中医中药介绍回西方。欧洲来的人，能在中国找到好的中医看病，都是很高兴的。教皇使节来华，路上肠胃出了毛病，进京都是抬入京城的，后来觐见康熙时，坐一会儿就很累，身体虚弱，随团的西医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后来教皇使节请求康熙的医生给他看病，康熙的中医给他开了一个以槟榔为主的方子，把他的肠胃病治好了（方子见图4.4）。
最后离京的时候，教皇使节已经完全康复，他多次上书康熙表示感谢。还有一次，宫里一位西洋画家，大约是画画时间太久，肩痛难忍，康熙派医生过去，医生报告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用针灸，但是画家很害怕针灸，问康熙该怎么处理。“传教士安多病了，康熙的御医去看诊，给出的诊断是“中气不足，脾胃虚损，四肢厥冷，大便溏稀”等等，开出的是以“附子、干姜、白术”等组成的理中汤（是附子理中汤加减）。本来这个病症配搭这个药方是中医的标准治法，但有意思的是，御医还加了一句“其病情重大”，可以再用一些“圣药德里雅噶”。67这个德里雅噶是theriac的音译，这是古希腊开始就有的西药，主要是解毒之用，一直流行到19世纪。68传教士入华后，把德里雅噶介绍给康熙，并帮助制作出来，存在宫里。康熙的御医应该用过这个药，所以才会给安多开出理中汤和德里雅噶并用的药方。”康熙内廷中备有许多传教士介绍过来的药，这些药当时被称为“圣药”，即皇帝才有的药。这些“圣药”不仅宫里人知道，康熙私人圈子里的人也都知道。下面一段是康熙在江南的包衣奴才李煦去扬州探望病中的曹寅后，向康熙汇报了曹寅的病情，并求“圣药”治病的奏折：
臣李煦跪奏：江宁织造臣曹寅于六月十六日自江宁来至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疟，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臣随于十五日亲至扬州看视。曹寅向臣言：我病时来时去，医生用药不能见效，必得主子圣药救我。但我儿子年小，今若打发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边又无看视之人。求你替我启奏，如同我自己一样。若得赐药，则尚可起死回生，实蒙天恩再造等语。
臣今在扬看其调理，但病势甚重，臣不敢不据实奏闻，伏乞睿鉴。
这里曹寅求的“圣药”就是治疗疟疾的金鸡纳树皮。从下面康熙的回复中，可以看出康熙当年被治好后，还仔细研究过传统中医治疗疟疾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金鸡纳这种药的使用注意事项：
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泻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8
康熙的四个“万嘱”也体现了他对曹寅的关心。在这之前，康熙就知道曹寅常吃人参，所以认为曹寅这次病恶化是补药吃错了的缘故。康熙的药还是去晚了，曹寅在药送到前去世了。从康熙与他亲近奴才的通信中，可看出康熙从实际出发，各种药物并用来治病的实例。在当时人眼中，“圣药”是皇帝那里才有的特效药，没有人在乎这药到底是中国的还是西洋的。
大部分传教士入华后，都被中国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和文化所吸引，一生都没有再回过欧洲，并安葬在了中国。后来在乾隆朝出名的画家郎世宁，其实也是康熙朝入华的。康熙朝传教士愿意入华，跟传教士在华的地位分不开。他们是内务府的人，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他们也能得到各种照顾。这些客观条件，不仅方便了他们传教，也促使这些传教士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并介绍回欧洲。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中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意味着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小结
大清的权力分布就是个金字塔，皇帝处于最顶端。当传教士能够接近处于塔尖的皇帝和王公大臣，他们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接近高层，接近满人权贵，从而为传教打开方便之门，是清初传教士的策略。他们希望以有限的人手撬动大清这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最大程度把他们的福音传到中国。南怀仁为如何实现这个基本目标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像包衣奴才一样与皇帝和满人权贵建立关系。这改变了汤若望和之前明代入华传教士希望通过在朝廷做大臣来接触皇帝的策略。南怀仁的策略调整反映了他对大清权力结构的深刻了解。大清的权力系统有两个：一个是从明代那里继承下来的基于君臣关系的朝廷系统；另外一个是满人的内部系统，其中康熙和他的部下讲的是主奴关系。
主奴关系及其衍生出来的派系是理解清初政治的核心。朝廷各部，人员流动及升迁任用，表面上看讲的是资历，但真正在后面起关键作用的是人员的派系。而这个派系和八旗里面基于主奴关系产生出来的派系有关。传教士是看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后来的传教士到北京以后，都专注于进入内务府，私下为皇帝服务，争取像满人奴才一样获得皇帝的信任。
维系清初皇亲国戚私人圈子的纽带是信任。这和官僚系统不一样。官僚系统通过科举吸收新人，其核心是才能。在私人圈子中，“信任”的来源有二：一是来自各种世袭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血缘、姻亲以及主奴三种世袭关系；第二个来源是保荐。圈中的人把外面的人推荐到圈子中来，这个推荐人其实是用他在圈中已获得的信任来担保新人，（见下图）
传教士能在鳌拜时期就进入康熙的内部圈子，信任来自于主奴关系。有了信任，传教士才能被纳人圈子中，开始了和康熙的往来。在往来过程中，双方关系变近，传教士就有了特权。这些特权包括可以私下见到康熙，有专门和康熙联系的通讯渠道，以及在地方上获得优待，等等。有了这些特权，也便于传教士完成康熙分配的任务。在完成一个个任务的过程中又加强了双方的往来和信任。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这三个要素的循环在清初以来的私人关系网中随处可见，而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就是信任。只要信任没有因为某件大事被破坏，那么双方关系就会持续。所幸的是，传教士在康熙一朝都没有辜负康熙对他们的信任，包括后来教皇派使节到中国来的时候。
康熙把传教士纳入自己私人圈子，其实也方便他对传教士的管理和任用。从皇帝的权力运作方面来讲，大清从明代那里继承下来的朝廷制度有很多条条框框。康熙作为皇帝，也必须尊重这些朝廷规矩，不能不理会大臣们的意见。容教诏书通过的全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时传教士就在写给欧洲信中解释过：“当皇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大臣们根据国法来回答，人们既不能责备他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非难。”71所以，最后康熙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派索额图去私下活动疏通。由于有朝廷的规章制度在，后来康熙和传教士都在有意识地避免把问题送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下去解决。对于康熙来说，绕开朝廷的方法就是把问题变成家事，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让内务府来处理。内务府就是康熙的内府，里面的事就是他的家事，自然里面的一切都是康熙一个人说了算，这样他就完全不需要考虑朝廷那边的各种成规。康熙如何把“国事”操办成“家事”，这就是后面两章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