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国政以三公为中心展开。所谓三公是指相当于总理的丞相、掌管文书和弹劾的副总理级的御史大夫以及负责国防的太尉这三人。
武帝在17岁登基时的三公是丞相窦婴、御史大夫赵绾、太尉田蚡三人，他们都属于儒教体系的官僚。他们预谋将窦太后架空，被识破后都遭罢免。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自杀。
少年皇帝只徒有皇帝虚名，不论做什么都得不到窦太后的许可。即便想瞒过双目失明的窦太后，也会马上被觉察，进而可能因遭受反击而丧命。
祖父、父亲时代奉行“无为”的政策，使国家安泰，你也必须这么做。当祖母如此强加于武帝时，他也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
“祖母在世期间没有指望。”
武帝曾这么想过。在武帝周围，聚集了一批想用儒家精神治理国家的“新官僚”，可祖母在世期间不能实行。祖母亦年过七十，不会等多久了！
“这是同女性的斗争！”
武帝想，哪怕就是一次也想取得胜利。
当前是与妻子的斗争。皇后陈娇是武帝的表妹，也是父亲景帝的胞姐馆陶公主的女儿。武帝刘彻能继帝位，多仰仗馆陶公主的活动。
“阿彻，你之所以能继位也是托我母亲的福呀!”
因陈皇后这么想，她的言谈举止有些缺少对丈夫的敬意。对此武帝本来就不满，再加上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孩子。
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为景帝生了四个孩子，男孩只有武帝一人，其他都是女孩。其中长女平阳公主下嫁给建国元勋曹参的曾孙曹时。她关心没有孩子的弟弟，在弟弟有时来她官邸时，平阳公主叫来良家女子10余人，让他们进行集体相亲似的活动。可武帝感兴趣的女性却怎么也没出现。
后来，武帝看中的不是宴席上的良家女子，而是一个叫卫子夫的歌女(合唱队的姑娘)，他将卫子夫带进后宫。临行前，平阳公主抚摸着卫子夫的后背叮嘱道：“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
其大意为“要多吃饭，好好伺奉皇帝，有得宠那一天，你可不要忘记引路人呀!”
果然，卫子夫得到武帝的宠爱。不难想象陈皇后当然怒发冲冠。皇后的母亲馆陶公主也生气地说：他托谁的福才成为皇帝的!武帝的胞姐平阳公主反驳道：不生孩子没有办法。
对于窦太后来说，馆陶公主是女儿，平阳公主是孙女，她不想过深介入这场女人的争斗。与此相比，窦太后更盼望孙子武帝早一天给她生出曾孙来。她的丈夫文帝虽是以俭朴闻名的明君，但也有邯郸的慎夫人和尹姬等侧室。她认为这类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卫子夫入后宫后，卫氏一族也各得其职。子夫的弟弟卫青成为平阳公主家的骑奴(喂马的佣人)。馆陶公主得知后，气得想抓住卫青将其杀掉，在千钧一发之际卫青却幸得朋友救出。出了这么大的事，武帝唯恐卫青在民间危险，把他召进宫中，卫青当了俸禄千石的大中大夫。后来卫青在与匈奴作战中立下战功，成为年轻威武的车骑将军。
卫子夫入宫四年后，顽固的窦太后死去。这是建元六年(前135)的事儿。
年轻的武帝获得自由。
元光五年(前130)，陈皇后被废，理由是她施展媚道之术。所谓媚道是指将木偶人埋入地下进行诅咒，也称为“巫蛊”。也有人说这种理由是捏造的。尽管如此，以身着楚服的巫女为首，300人遭到处刑。从陈皇后的性格来看，这也可能是事实。
武帝没有杀青梅竹马的陈娇，而是让她隐居在长门宫，像从前一样供养起来。
再说，窦太后注重形式，以“奸利之事”问罪赵绾等人，但赵绾和王臧却以相同的形式自杀。
在绝对的神存在的世界里，自杀是不被允许的。生命由神所赐予，不能由人的意志来支配。然而在中国不存在绝对的神，人可以自己处置自己，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自杀既源于中国的无神论，也源于人本主义。
在诸神类似人类的古希腊，自杀被肯定。在崇尚人本力量的罗马黄金时代也是如此。罗马法不但允许自杀，甚至还赞美它，但在基督教之神支配以后的欧洲，人的生命则归属于神。可以认为托马斯·阿古伊纳斯的自杀犯罪学说击中了西欧人本主义的要害。
有关赵绾的自杀，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述。然而在汉代，畏罪自杀的高官却不计其数，可以说自杀大概已成为一种形式。
在武帝之父景帝的时代，副总理的御史大夫晁错被处腰斩之刑，在当时属于例外中的例外。晁错想削减各地诸侯的封地，巩固中央集权的实力，为此遭到诸侯的怨恨，导致“吴楚七国之乱”。为安抚叛军而将晁错诛杀。如果让他自杀，仍不足平定叛乱，所以不得不杀掉晁错。
《汉书·晁错传》中，明确记有皇帝决定处斩晁错时，晁错对此尚未觉察。如下所述：后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皇帝为何要欺骗臣下呢？如果知道是死罪，晁错一定会事先自杀吧。晁错以为皇帝要召见，才穿上朝服前去晋见，却被闪电般地斩于东市。
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有内史宁成受外戚诋毁，被定罪后受髡钳之刑(剃发戴枷)的内容。
“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
可看到这样的文章。
三公九卿属朝廷官僚。所谓“罪死即死”指一旦被定罪后，就应立即自杀之意，因而可知实际上几乎没有施行过刑法。
在成帝时代，出现过被废皇后又获罪自杀的事。在《汉书·外戚传》中：“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
书中虽这么记载，可一旦被定为有罪，前去通报的使者有事先带去毒药的习惯。
在宣帝时代，例如田延年因某事件受牵连，当他听到使者来到的鼓声时，立即自刎而死。
这其中一定会有莫须有的罪名。
哀帝时代，丞相王嘉等人过于忠于职守，将自认为正确的事向皇帝奏本，不料却激怒了皇帝。当使者来到王嘉家时，家人边哭边献上药物，王嘉却将药杯扔在地上。
使者所持诏书：召丞相诣廷尉(执掌刑狱的官吏)。……
这只是趋于形式而已。实际上没人敢贸然前去廷尉那里就会当场自尽。
可王嘉却换上礼服拜接诏书后，乘坐官吏的小车前往廷尉官衙。廷尉把王嘉押送监狱，他在狱中绝食后吐血身亡。
当时，赴王嘉家的廷尉主簿(书记)见他不服毒，说道：“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
在《汉书·王嘉传》中能看到上述劝告之言。
即使是冤罪，像将相这样的人也不能诉冤，自杀早已成为惯例。——书中这么说道。
王嘉倒不吝惜生命，他面对廷尉的主簿答道：“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
王嘉认为服毒自杀是女流之辈的懦弱行为。在都市中心大庭广众面前服刑，才符合三公官职人的地位，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死法。……令我们感到这句话真正触及了朝廷官员的魂魄。
在神不存在的世界里，人不借助任何人的援助，必须了却自己。这种人本主义承认自杀。
同为无神论的人本主义放弃对事物深处的探索，而热衷于形式主义，这些在前面已叙述过。
汉代高官的自杀已成为形式化。无论自杀还是形式主义，它们都是相同的无神论的主根处长出的树木，枝叶互相连接。
没喝下药物的王嘉，果真认为自杀违背形式主义吗？我认为不是这样。当他叫喊：“应伏刑都市，以示万众”时，其实想采取其他形式。结果，他不是在大庭广众面前伏刑，而是在狱中绝食吐血身亡。这是一种变形的自杀。
武帝在位54年间，获罪自杀的高官有丞相李蔡、青翟、赵周及御史大夫赵绾，除此以外，还有张汤、王卿、景胜之、商丘成。三位丞相和五位副丞相都是“有罪自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