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不被处刑而自杀已成为传统的形式。可武帝对这种传统略加修改，他杀窦婴，将刘屈氂处以腰斩之刑，将公孙贺关进监狱致死，这三人都是丞相。不过，窦婴在赵绾等人推进儒教化进程时任丞相，被罢免后又过数年，窦婴在与田蚡的权力斗争中败北，故不属在任死刑之列。
总之，三位丞相是被杀，三位丞相是自杀。在武帝治世历代丞相13人中，竟有约半数死于非命。
《汉书·贾谊传》中，文帝时代贾谊上奏曰：“为培养臣下之节义，遇之以礼。”这种建议被采纳。
“是后大臣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复入狱自宁成始。”
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宁成的身份为九卿，头发被剃后遭受戴枷之刑，这在前面已讲述过。
刑不上大夫的形式，被武帝打破了。只要掌握人的力量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就连狂暴的黄河水也被征服了。——过于相信这种人的力量酿造出人本至上主义，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无限的力量。圣人或者皇帝(在古代两者合一)才会被赋予无限权力。汉代武帝是这种极端人本主义者，换言之，亦可说皇帝的人本主义的权力化。
连人本主义酿造的形式化东西，也可由人的力量所粉碎。圣人、圣王以及同等的皇帝均握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要行使这些权力。
据说，年轻的武帝有一种使命感。他一定认为如像黄老之说那样，一切顺从无为自然，那岂不是将重要能量藏而不用。
在中国，从古代就有人本主义的倾向，儒教对此点特别强调，对鬼或神等要敬而远之，这是孔子说的，他只相信人的力量。
可是过于重视人的力量，这种力量也会对人本身带来恐惧感。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巨大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而使他为所欲为，倘若帝王恰好是圣人时尚可，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在霸王辈出的时代出现制约帝王的思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就是孟子，他说：“人为贵，社稷次之，君主为后。”这是制止皇帝的人本主义，也与容忍革命的思想相连接。
武帝以后，由于儒教的影响，人本至上的色彩更加浓厚。与此同时，形成了极端人本主义，健全和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体制。武帝采用儒教形成了皇帝*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也埋下革命思想的炸弹。
武帝登基后六年，笃信“黄老”的窦太后去世。毫无疑问，大汉帝国的儒教化进程可以公开推进了。
将全部权力集身于一人，是维持这种体制的皇帝的人本主义。另外，为了恢复被压制的人性，企图粉碎体制的则是人民的人本主义。——这两种人本主义将神灵束之高阁，延续两千年点缀着中国的历史。
在圣王的条件下，儒教允许皇帝*；在恢复人民的人本条件下，儒教也容忍革命。
话题再回到自杀。
因人类得不到神灵的保护，一切均需由自己处理，这种思想承认自杀。有人认为剖腹是日本的独创，其实并不是这样。
自杀第一号大概是周代的伯夷、叔齐。他们不吃杂谷，在首阳山采集蕨菜，因饿而死。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是伯夷、叔齐所作的歌，他们感叹在失去古代圣王以后，自己现已没有归宿之地。据此来看他们依赖的不是神灵，而是人间的圣王。圣王不一定在任何时代都能生存，这是神与人的不同之处。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写道：“天道是耶？非耶?”这是对未必能挽救善良人的天道的谴责。人类谴责的所谓天道，本来就不应是神的旨意。这是指极为冷酷的现实。
服毒自杀第一号，恐怕是《韩非子》的作者韩非。他遭受竞争对手李斯的谗言，被送来毒药劝其自杀。
伍子胥被怀疑对吴王有异心，用赐予的属镂剑自刎。
赵国大夫中也用赐予的剑自杀。
以上这些都是被迫自杀的，像以死相谏那样自愿选择自杀之例也不胜枚举。
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可看到，楚国的石奢因放走“犯有杀人罪的父亲”，自己代罪自杀的内容。在同一《循吏列传》中，登场人物晋国的李离也因引咎误判的责任，伏剑身亡。对这两个人大王都劝说没有死的必要，而他们却选择了死。
中国历史充满这种自杀的记录。
1840年7月英国舰队攻陷定海，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也是中国的文武官员、民间人士大量“连续自杀”序幕的开始。由于定海失陷，首先知县姚怀祥投河自杀。
“在英国人心目中，这是赞美、尊敬、欺辱交织在一起的感情，也是那个漫长系列序曲的开端。……”
关于知县自杀，西欧史学家这么记述。
由于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关天培、陈化成等战死诸将也是一种自杀。提督关天培手下数千名士兵溃逃，在他周围战死者不满20人。他要是想逃的话，是能够逃脱的。两江总督裕谦、金门总兵江继艺、乍浦副都统长喜等人投河，定海知县舒恭寿(前面跳河的姚怀祥继任者)服毒，镇江副都统海龄在放火烧毁自家后自杀。民间人士投河自杀、缢死者的名单更长。
英国方面也有人认为：中国人的自杀有法律苛酷的原因，即使活下来，也会受到军法处罚，不如自杀为好。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鸦片战争中逃跑的将军大有人在，被处死刑的却只有浙江提督余步云一个人。就连将香港拱手献给英国的琦善也只受到谴责程度的处罚，后来被再次录用，可以说处罚绝不严厉。
自杀成为形式化的传统，也是挽救相同形式“面子”的最后方法。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汉武帝的使者赵禹在劝说御史大夫张汤自杀时说道：“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
“自为计”涉及到生命，这对基督教徒来说似乎难以理解。
日本的剖腹被赞美为干脆利索，而中国式自杀则不同，中国式自杀似乎更带有某种执著。
例如，吴国重臣伍子胥用赐予的剑自杀时说道：“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他说得如此恶毒。
下面的例子可不是自杀。在《孙吴兵法》中与孙子并驾齐驱的吴起，因作威作福，在其后台楚悼王死后，被王族和大臣围攻，吴起跑着扑倒在悼王的尸体上。受命追杀吴起的追兵一起向他射乱箭，吴起被乱箭射死，当然同时会有几支箭射中悼王的尸体。太子一登基，向吴起射箭的一伙就被新王满门抄斩，理由是他们向先王的尸体射箭。
吴起不愧为兵法家，他在临死的紧要关头也想利用兵法向杀害自己的家伙们报仇。
武帝时代的御史大夫张汤也在自杀时说道：“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
这么道出了陷害自己的人名，其内容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可见。三长史与他人共谋陷害张汤一事果然败露，三长史被处刑。
武帝在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栗姬所生的荣是皇太子，这在前面已叙述过。被废的皇太子荣降为临江王。在景帝时代，他因拆除祖庙的墙修建王宫之罪而受审。临江王想向父亲写悔过书，但衙役不给他刀笔。窦婴可怜临江王，悄悄递给他书写用具。临江王写完悔过书后自杀。
临死之前想得到刀笔不是为了辩解，写完后立刻自杀，故成为遗书。他最后只想将自己的想法留下来。
自杀的人们也想在生死紧要关头了却人事。
换个角度来说，这种方法的确不干脆。在临终时，信神者会将自己的一切委托给神。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人类最后只能相信自己。
“如果连天道都不信，人还能相信什么？司马迁相信什么好呢？他相信自己，自己的历史，即《史记》。”
上面是武田淳氏的名著《司马迁》中的片段。
综上所述，在中国能够相信的“人”是什么呢？这种“人”也只是一种形式，即只能看成空洞的外形。也就是说，是人完成的事业。司马迁的事业是《史记》，司马光的事业是《资治通鉴》，而采桑罗敷的事业则是与官吏之间所展开的那种舌战。
不管多么杰出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业，他们终将被埋没，不被人们承认。即便是遗书也行，一定要留下什么。——这也许与中国人喜好记录有关。为了防止记录为零，只能写下东西来，这也是人们保护尊严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