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贻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
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经过孔子的车旁，歌中言词警告孔子参与政治危险。所谓狂人是指怪异之人的意思，大概他是老庄的弟子吧。
从老庄尊重无为自然的立场来看，如此警告他人的行为应视为多管闲事。因此孔子欲下车与接舆辩论，而接舆却避开孔子逃之夭夭。
这个故事在《庄子·人间世篇》中亦可看到，狂人接舆所言“来世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这是说无论对过去还是未来，都不应有追求或期待的行为。然而《论语》说过去之事无奈，将来之事可追，这种异端者的话也多少含有儒家似的肯定意思。
由此可见，即便对同一个故事，诸家所表现的也有差异，此点在阅读中国古典时必须要留意。
但不管是《论语》还是《庄子》，文章都以“凤兮！凤兮！”开头，这是接舆面对孔子打招呼时所说之言。
在《庄子·天运篇》中，孔子见到老子后对弟子们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
孔子说出这样的话。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也有孔子见到老子后的情景。
“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
这么记录着孔子的感言。
闻一多在解释《庄子》寓言所具有的多种民俗学要素时，他认为称孔子为凤，老子为龙不是仅凭想象。因为孔子的故乡鲁属于殷人之国。老子生于楚，而楚有“人面龙身而无足”的祝融六姓，即楚为龙族后裔所开创的土地。
在孔子和老子的时期，图腾时代已成为云雾般遥远的过去。在人们的口传中，是否留下这样的痕迹，颇值得怀疑。
作为语言表达的方式，龙和凤就像用两根纤维编成的绳子，任何一根都是出色人物的象征，就像对偶句式一样精彩。总之，将天子的容貌称为龙颜，同样将天子的坐乘称为凤辇，对此谁都不会感到奇怪。
被称为凤的孔子，是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因而不如说他更像龙。但孔子把自己的信念向社会广泛传播的姿态极为积极，甚至有些强制，就这点来看又使人感到了凤的狂躁。而被称为龙的老子，采取从不勉强的态度，的确像龙。但无为自然一旦带有野性味道，就会露出凤的尖利爪子。如果一切听之任之放纵自然的话，有时会变成无比冷酷的可怕行为，这一点不容忽视。
抛开称呼问题，在以儒教、道教为代表的中国精神中，有似龙的东西也有似凤的成分。不同时代可看到龙凤这两根纤维的粗细程度不一样，一根粗而另一根细。不过有时看似粗的却脆弱，看似细的却坚韧。
这是中国具有的矛盾，正因为存在这种矛盾，中国所走的道路虽蜿蜒曲折，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谈起汉武帝登场的时代，儒教处于萧条期，秦始皇焚书坑儒还留有巨大的伤痕。再加上汉朝初期是由暴发户集团掌握政权，鹿爪似的儒家教义不合他们的口味。
在武帝之前的汉帝国，儒家充其量只能保住司职朝廷礼仪的地位，时代精神反而以老庄为主流。在当时与其说老庄，不如说“黄老”更为普遍。可以认为老子继承了传说中的圣人黄帝的精神。
在编成绳子的两根纤维中，应是“黄老”的那根粗，儒家的那根细。
当时属于粗野的、现实主义的时代。谈起黄老，就像现在我们认识老子和庄子那样，黄老所包含的形而上学因素极少，是极为朴素的东西，其中神仙说、长生不老的方术、咒文等要素较多。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上述老子的话为参照，我以较幼稚的眼光来推测社会现实，即当时一定是“黄老之道”。
实际上，为政者并不是毫无建树，而是尽量恪守不勉强的原则。文帝、景帝时代的政治就是如此。
“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
庄子的话连政治也否定了，所谓“在宥”，是指顺从自然之意。
文帝和景帝时代实行这种政策，国家的根基渐渐稳固，控制了战乱，人心安定。如果大兴不必要的建设项目，民间定会怨声载道。在一定时期，什么也不做反而更加安全。
然而到了武帝继位时，他父亲和祖父的措施已不适用。
要做到“化无为”是需要条件的，首先人民必须无欲而纯朴。
战乱刚结束后的民众，只要没有战争，全家能在一起和平地生活就别无欲求，这种心情十分强烈。这就是寡欲。——也有人认为这才是最大的欲望。
民众盼望和平，即便有某种程度的不自由，只要想起战争时代就不会不顺从。正因为人们的这种心理，为政者才不用采取相应的各种政策。
“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这是老子所提倡的一种理想社会。
无论多么褴褛的衣衫，人们视其为美丽的服饰，即便是粗食淡饭也当做美食，如这么想就会安居乐业。不过要建立这种社会，连老子也有附加条件。
“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必须是这种小国寡民的状态。
武帝时代已完成了世代交替，人民没有经历过*，因此没有认识到和平是可贵的，而是视其为理所当然的状态。交通产业发达，人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尽管人们将粗衣当成美服，可现实中身着华丽服饰的人却随处可见，大概没有人来比谁腰缠草绳吧。从富裕人家的厨房里飘来阵阵香味，谁都会与自家寒酸的饭桌相比。虽说联想过去能让人们忍耐，但人们并没有*的痛苦记忆。
不仅是物质方面，求知欲望也在不断地高涨。
曾拔刀乱砍宫殿立柱、身着朴素服饰、简单粗暴的重臣们已不在人间，其子孙从出生起就在奢靡中长大。他们与那些诚惶诚恐地参加朝仪、朴实无华的车夫级别的老头们相比，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种。他们很自然地按照优雅的礼节，完成复杂的朝礼，这些是他们已掌握在身的东西。在宫廷仪式方面，他们甚至认为仍缺乏威严和典雅的风度。
在持续的和平环境中人口增加，成为大国多民，既然老子所设定的小国寡民的前提已经崩溃，在政治上的黄老主义也只是徒有虚名了。
17岁的新皇帝不是平庸之辈，他已敏感地嗅到这种时代气息。
无论民众还是廷臣，一定都不满足这种现状。贫者憧憬富有，高官渴望用名副其实的威仪来装饰自己。
人们这种内心的痛楚，武帝无法直接感觉到。那么能直接刺激他感官的又是什么呢？并非一般大众式的，而是来自他经常接触的教育官——儒者所发出的叹气声。
宫廷充满着清一色的黄老思想。高祖本来是曾往儒者冠帽中撒尿的人物，相比之下，文帝醉心于刑名学，不重视儒者的繁琐学说。曾辅佐梁怀王后来殉死的贾谊，也是被文帝轻视的儒者之一。在景帝时代儒者也不受重用。儒者仅有博士的官名，那也只是凑数而已。
儒者在宫廷只被当做主持仪式的专职官员。儒学原本应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是具有实践性的政治学问。尽管如此，当时也不允许儒者涉足重要的政治领域。儒者教皇太子读书写字，只不过是教育家而已，想必他们会感到无奈吧。
武帝觉察到儒者的无奈心态，并且已看出儒教具有广阔的前景。武帝虽没有接触民众，但他是想象力丰富的人物。
“已经与父亲和祖父时代不同了。如时代变了，施政方针也必须改变，总是恪守无为自然的黄老之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武帝这么思考着。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文帝、景帝两代，积累的财宝充满国库，银两不计其数，谷物满仓无处可藏。如武帝想开拓什么新事业，有充裕的军事财力做后盾。
“必须有所建树。”
年轻的内心想到的是行动。
国家有机构、行政、法制、经济、国防、产业、伦理、秩序。——在新时代，所有的东西应追求崭新的形式，并希望将上述各项也纳入新形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