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到得早，这表示你愿意到这里来了？”
“不见得。我和一个朋友在市区吃午饭，吃完就过来了。”
“很好，你跟朋友出去很好，我认为这对你有好处。”
卡门·伊诺霍斯坐在桌子后面。她双手交握，桌上的笔记本是摊开的。她似乎小心翼翼，以免任何言语动作影响到他们的对话。
“你的手怎么了？”
“被榔头敲到了，我在修房子。”
“真不是好消息，我希望伤得不重。”
“死不了。”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整齐？我不希望你认为到这里来要这么正式。”
“不，我……我只是照平常的习惯。虽然我现在不去上班，我还是穿得跟平常一样。”
“我了解。”
她问博斯要咖啡还是水，他什么都不要。他们的疗程就开始了。
“告诉我，你今天想谈什么？”
“随便，你做主。”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看待我们的关系，博斯警探，我不是你的上级，我的角色只是帮你谈你想谈的，把你积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博斯没有开口，他想不出有什么可说的。卡门·伊诺霍斯的铅笔在黄色笔记本上敲了一阵，她才又开口。
“什么都没有？”
“想不出什么来。”
“那么我们谈一下昨天好了。我打电话给你，提醒你今天的疗程时，你显然在为什么事生气，那是你敲到手的时候吗？”
“不，跟那个不相干。”
他只说了这一句，可是她并没说什么，他决定再透露一点。他必须承认他对她有点好感，她没有给他压力，他也相信她是诚心实意地要帮他。
“在你打来之前，我刚刚知道我的队友——我是说这些事发生之前的我的队友——已经有了一个新搭档，已经有人代替了我的位置。”
“你对这事的感觉如何？”
“你听到我的反应了，气得要命，我想每个人都会生气的。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队友，他的态度好像我已经是个踩过的鞋垫了。我教过他很多……他——”
“他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想我觉得深受打击。”
“我懂。”
“我不认为你懂，你必须是我才能懂我的感觉。”
“你说得不错，但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好，我们先不谈这个。我要问你，你是不是应该想到你的队友会有新搭档呢？警局不是规定警探一定要两人一组吗？你目前休假，时间多久还不知道。他有新队友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呢，不管是不是永久的？”
“我想是吧。”
“你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的？你在工作时有队友一起，会觉得比自己一个人出勤要安全吗？”
“不错，我觉得有队友比较安全。”
“所以他有个新队友是必然的，也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可是你还是很生气。”
“我不是气他有新队友，我不知道，我气的是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方式和后来我打电话给他时他的态度，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是局外人了。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他……我不知道。”
“他怎么了？”
“他迟疑了一下。队友的关系不是这样的，队友应该是随时守候对方的，就像婚姻那样，可是我没结过婚。”
她停下来在笔记本上做记录，这让博斯觉得他刚刚说的话很重要。
“你似乎，”她一边写一边说，“对挫折的耐力非常低。”
她的话一下子使他怒火中烧，可是他知道如果他表现出来就印证了她刚刚的判断。他想这也许是诱导他做出这种反应的技巧，于是他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
“每个人不都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控制得很平稳。
“我想或多或少是的。我看你的记录里写越战时你在陆军，你看过两军交战吗？”
“我看过两军交战吗？是的，我看过，我自己也参加过，我甚至还亲身经历过肉搏战。为什么大家老是问你‘看过’两军交战吗？好像他们把你送到那里去看他妈的电影一样。”
她久久没有出声，手里握着笔，但没有动，好像只是在等他的怒气过去。他摆摆手，希望让她意识到他很抱歉，现在没事了，他们可以继续。
“对不起。”他说，让她知道他的意思。
“我很抱歉触到你的敏感区，”她终于说，“我的解释是……”
“这本来就是目的，不是吗？你有侵犯的特权，我能怎么样？”
“既然如此，那就接受它，”她的口气很坚决，“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为了帮你，我们必须谈论你，你接受这点我们就可以继续。现在，接着刚才的说，我问起战争的原因是我想知道你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没有认识？你听说过吗？”
他看着她，知道接下来会说到什么。
“当然，我听过。”
“警探，过去大家认为这个症状通常出现在参加过战争的人身上，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任何紧张的环境——任何一种——都会引发这种精神障碍，而我必须说你正是这种障碍的典型病例。”
“老天……”他摇着头说。他在椅子上转了个身，不再面对她和她的书架。他透过窗户瞪着外面的天空，天上没有云朵。“你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的人，根本不知道……”
他没有说完，只是摇着头。他伸手把领带松了松，好像需要更多空气。
“听我说完，警探，行吗？我们只要看一下事实。过去几年中，在洛杉矶还有比当警察更紧张、压力更大的工作吗？从罗德尼·金的案子开始，到那些反反复复的审查，还有暴动、大火、水灾、地震，每一个警官都得过压力舒缓这一关，当然，我指的是压力失衡。”
“你漏了杀人蜂。”
“我说正经的。”
“我也是，新闻里有的。”
“市里经过的这些大小风暴，每一次都逃不出暴风中心的是谁？是警察。他们是必须对危机做出反应的人。他们不能留在家里，躲起来，等到风暴过去。我们从这个大环境来看个人，你，警探，你已经在这些危机中战斗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同时你还有自己日常工作中的战斗：凶杀，警局中压力最大、最紧张的工作。告诉我，过去三年，你到底调查了多少起凶杀案？”
“我不要找什么借口，我告诉过你我做的是我自己想做的，那跟暴乱什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过多少尸体？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多少尸体？你告诉多少女人她们丈夫死去的消息？你告诉多少母亲她们孩子被害的消息？”
他用手揉着他的脸，心里只希望能躲开她。
“很多。”他终于小声说道。
“恐怕不止‘很多’……”
他大声吐着气。
“谢谢你的回答，我不是要逼你。我问这些东西的意义，以及我说到的这个城市社会、文化方面——甚至地质上——的碎裂，是要说明你经历的比一般人多得多，这还不包括你从越南回来后可能有的后遗症，以及你个人的感情问题。可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极度压力的症状很明显，就在我眼前，清清楚楚。你随时爆发的脾气，你不能接受一点点挫败，尤其是你对上司的攻击。”
她停下来，可是博斯没有开口，他觉得她的话还没说完。果然。
“还不止这些症状，”她继续说，“你拒绝离开不能住的房子，是拒绝身边现实的一种表现。还有身体上的症状，你近来照过镜子吗？不用问也知道你喝酒喝得过多。还有你的手。你的手不是榔头敲伤的，是夹着烟睡着烫伤的，我可以用我的执照打赌，你的伤是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