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上的是寄宿学校，上下学都得坐火车。离开学校后，我就会拼命吃糖果和口香糖，因为查特豪斯公学禁止这类食物出现。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比起泡泡糖，学校更可能允许学生携带塞姆汀塑料炸药。有个高年级学生叫彼得·克拉维尔，他一下子吃了太多泡泡糖，糖卡在了肠子里，医生只好从他的直肠进入肠子，移除堵塞物。毫无疑问，从那之后，吃口香糖的学生就少了很多。
我上学前，父亲通常会给我加油打气，谈话最后都会落在一句十个字的警告上：“别让我接到校长的电话。”查莉准备上学的时候，我告诫自己，我不要成为我爸那种家长。我让查莉坐下，然后给她传授经验。那番话其实应该等她上中学，或者上大学前再讲。我一边讲，朱莉安娜一边在旁边笑，查莉不爽了。
“别被数学吓倒。”我打算用这句话结束谈话。
“为什么？”
“因为很多女孩都怕和数字打交道。她们成功地说服了自己不擅长数学。”
“好吧。”查莉回答我，其实她完全不理解我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她上中学了。在过去的几周里，我都在担心疾病会慢慢夺走我的一切。然而，在谋杀案面前，疾病显得无足轻重。
火车开进了国王十字车站，我一边缓缓地穿过车厢，一边留意站台上有没有警察。我刚好碰上了拉着大件行李箱的老奶奶，过闸机的时候，我问她要不要帮忙，她优雅地点点头。我们走到了售票亭，我问：“您的票呢，夫人？”
她眼都没眨一下就把票找出来了。我把两张票递给警卫，嘴角扯出一个疲倦的微笑。
“你不讨厌坐早班车吗？”他问。
“我一直都不习惯坐这么早的车。”我说。他把票根递给了我。
我穿过人群，走到史密斯书店的入口，外面并排摆着几沓晨报。《太阳报》的头版赫然写着：杀手的自首——“我杀了凯瑟琳”。
宽幅版面上印的都是诸如利率上调和邮政工人罢工示威的消息，凯瑟琳的案子——我的案子——则在背面。人们从我身旁经过，买完报纸继续前行。没有人对视。这里可是伦敦，人们走路时腰板挺直，表情僵硬，仿佛随时准备面对一切，又逃避一切。每个人都在赶路。不要停下，继续往前走就是了。
我大踏步向前走，穿过考文特花园，经过一家家餐馆和精品店，来到了海滨，然后左转，沿着舰队街走，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哥特式外墙前停下。
这座法院差不多有五百年的历史了，甚至在法院建成前，即中世纪，人们都会在每周一早晨，在此地公开处刑犯人。
我站在法院对面，靠在一条小巷子的墙上。巷子通向泰晤士河。周围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黄铜门牌。我不时看看手表，装出一副在等人的样子。身穿黑色西装和礼袍的男男女女从我面前走过，他们手中拿着文件夹和一捆捆系好的文件。
九点半，新闻工作者到场了——摄影记者和录音师来了。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部分剧照师还带了小梯子和牛奶箱。记者们聚在一起，一边小口喝咖啡，一边互通八卦和假情报。
快十点了，我注意到有辆出租车在我这边的马路旁停下。埃迪·巴雷特下了车，他看起来像有头发的丹尼·德维托sup[1]/sup。博比跟在他后面，比他高两个头，不知怎的，博比还是设法买到了一件宽松得不合身的西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