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之前，米歇尔还写了一篇关于死刑的作业，历史课的作业。起因是一个关于谋杀犯的纪录片，他们服刑期满之后即将重新投入社会，可经常是还没被释放就又开始杀人了，于是就引起了关于支持和反对死刑的讨论。里面还有一个对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的采访，他的意见是，有些人永远不应该释放。“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是有魔鬼到处乱窜的，”这位心理学家说，“对于这些魔鬼，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考虑对其减轻处罚。”
几天之后，我看见米歇尔的书桌上飘着这篇作业的前几页。封面他用了一张从网上下载下来的照片，是一张白色的铁床，在美国的某些州，死囚就在这样的床上被注射致死的药物。
“也许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曾对他说。又过了几天，他给我看了完成的第一稿。
“最主要你得告诉我，这样写行不行。”他说。
“这样行不行？”我问。
“我不知道。有时我想到些事情……而我不知道这种事是不是不允许想。”
读了他的第一稿——我被震撼了。作为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米歇尔对于有关犯罪和惩罚的各种事情有着非同一般的见解。一些道德上的两难境地，他一直讨论到结尾。我理解他所说的有些也许不允许想的事是指什么了。
“很好，”我把作业还给他的时候对他说，“换作我就不会有任何担心。你当然可以想任何事，不必现在就刹车。你写得很清楚。其他人得先找到有力的反证才行。”
几天后，他又给我看了下一稿。我们探讨了他写的那些道德问题。那段时光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特别特别美好的回忆。
他的作业交上去还没一周，我就被叫到校长那儿去了。电话里，他请我在一天说好的那个时间去找他，说要跟我聊聊我的儿子米歇尔。在电话里我问了，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不过我已经猜到个八九不离十，应该是跟他关于死刑的作业有关。但我还是想听他亲口告诉我原因——可他没有说。“有些事我想跟您谈一谈，但不是在电话里。”他说。
在约定的那天下午，我走进了校长的办公室。校长请我坐到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
“我想跟您聊一聊米歇尔。”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强压下了说出“不聊他还能聊谁”的冲动，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摆出认真听讲的姿势。
在他的脑袋后面挂着一张一个援助机构的巨幅海报，我不记得是乐施会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了，画的是一片贫瘠的土地，显然没有植物愿意在上面生长，下方的角落里蹲着一个穿着破烂衣衫的孩子，正张开他一只瘦削的手。
这张海报给我的感觉是，我得特别小心。很可能这位校长反对全球变暖和一般性的不公。也许他不吃哺乳动物的肉，而且他是反美的，或者至少反布什——持后面这种态度的人，可是为自己谋得了一些特权的，他们就不用再去想其他任何事情。谁反对布什，谁就是明智勇敢的，就可以在他周遭的圈子里放心大胆地当一个无耻之徒。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米歇尔一直都很满意。”校长说。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不一定是汗味，更像是分开的垃圾——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是经分类后的部分垃圾的味道，一般出现在生物垃圾桶里。我无法摆脱掉这种印象：那气味是直接从校长身上传出来的。也许他不用除臭剂，为了保护臭氧层；或者也许他的妻子是用环保洗衣粉洗衣服的，众所周知，时间久了，白衣服就会慢慢变灰，并且再也不会变干净了。
“不过最近他的一篇历史作业，引起了我们一定程度的不安，”校长继续说道，“至少它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历史老师霍尔塞马先生的兴趣，正是他拿着那篇作业来找的我。”
“关于死刑的。”我说，为了结束这种绕来绕去的对话。
校长看了我一眼，他的眼里也有些灰灰的、呆板的东西，一般智力水准的无聊的眼神，自说自话地断言他已经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正是。”他说着，从书桌里拿出什么东西，然后开始在里面翻来翻去——是我读过的封面是黑底白字、下方印着白色铁床照片的《死刑》。
“尤其是下面这一段，”校长说，“这儿，‘……且不论国家执行死刑的种种不人道，人们可能有时会问，对有些罪犯来说，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即在前一个阶段就……’”
“您不需要念给我听，我知道里面写了些什么。”
从校长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来，他并不习惯被人打断。“正是，”他又说了一遍，“那么您对内容很熟悉咯？”
“不光如此。我还在某些地方给了我儿子一些指导。只是一些小建议，绝大部分当然都是他自己写的。”
“但是很明显，您不认为有必要在我刚刚提到的、我想把它称为‘私自执行司法’的章节给予他一些建议咯？”
“是的，但是我对‘私自执行司法’这个概念不敢苟同。”
“那您把它叫作什么呢？毕竟这里很明确讲的是未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就执行死刑。”
“但同时讲的是死刑的不人道。由国家执行的非人道的、临床的死刑。用注射或是电椅。还有关于所有那些可怕的最后一餐的细节，被判死刑的人可以自己挑选的最后一餐。最后一顿最喜欢的饭菜，不管是鱼子酱加香槟，还是双层大汉堡王。”
我正面临着所有家长或早或晚都会面临的两难境地。当然，人们会想维护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说话，但是又不能做得太激烈，哪怕稍有口才都不行——不能把其他人逼得太紧。中小学老师和大学讲师们虽然会让你说完，但是之后，他们就会报复在孩子身上。也许你拥有本质上更站得住脚的论据——拥有比老师或讲师端出的更为有力的论据并不难，可是最终，孩子会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会把在跟家长的舌战中输掉的挫败感转嫁到孩子身上。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认同，”校长说，“有着健全的理智的正常人，都会觉得死刑很不人道。我不说这个，这一点米歇尔已经阐释得相当好了。我关心的仅仅是这个部分，这里说，也许很不幸地，要将消灭犯罪嫌疑人合法化，在他们被控告之前。”
“我认为自己很正常，也很健全。我也认为死刑非常不人道。但是，我们同时也和不人道的人分享着这个世界。这些不人道的人，难道应该鉴于他们的良好表现就给他们减刑，然后简单地重新放归社会吗？我的观点与米歇尔所指的相同。”
“那人们就可以直接射死他们，或者我们来看看这里还写了什么。”他在作业里翻着，“‘把他们扔出窗户’，我想是从警察局十楼的窗户里扔出来。说得轻一点，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并不普遍。”
“是的，可是您现在是在断章取义。这里讨论的是最糟糕的一类人，米歇尔写的是关于儿童强奸犯——常年监禁儿童的男人。此处，别的因素也起着作用。在诉讼的过程中，所有这些污秽的东西将被再次呈上，以一个‘诚实的诉讼’的名义。可是这会对谁有益呢？
“家长吗？这是个关键问题，而您却避而不谈。当然，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不会把人从窗户里扔出去的，也不会在把罪犯从警局押送至监狱的途中，由于疏忽而让枪走火。但是这里讲的不是受过教育的人，而是说那些一旦他们不存在了，每个人都会松一口气的人。”
“对，就是这个。所谓的因疏忽而给嫌疑犯吃颗枪子儿，在警车车厢里，现在我想起来了。”校长把作业放回到书桌上，“这也是您的‘建议’之一吗，罗曼先生？还是您儿子一个人想出来的？”
他声音里传出来的东西，让我脖子背后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同时我还觉得手指发痒，或者更准确地说，手指发麻。我已经很小心了。一方面，我要为这份作业给米歇尔戴上桂冠——与往常一样，不管怎么说，他都比书桌对面那个散发出堆肥臭味的麻木的脸聪明多了；另一方面，我又必须保护我的儿子免受刁难。他们可能会开除他，我在想，他们可以把他赶出学校。而米歇尔在这儿很开心，这儿有他的朋友。
“我必须承认，他受了一点我对这些个话题的态度的影响，”我说，“我对怎么处置犯罪嫌疑人有我自己的看法。也许我把这些想法，在有意或无意中，强加给了米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