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似乎就是小说主人公谢晓丹：不管她怎样瞧不上西北小城姑娘田蓉，可田蓉的身家随着房价上涨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也不管她迷上的那个男人黎光多么潇洒出尘，最终也还是为了几套大房子被打回原形。
所以，小说正来源于现实：国贸写字楼城里的jack和mary，其实就是村里的二柱子和翠花；也别以为互联网公司真的是什么高科技公司，看工作场面那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论你在哪个行业里赚取了再多的钱，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仍然还是买房置地，水泥显然比鼠标来得更现实更稳固也更踏实。
中国文字很神奇，一个“家”字，就足以看出内涵。一个“富”字，也足以说明那种“小富即安”的人生理想——上有一间房住，中有一口饭吃，下有一块田耕。
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里讲到了中国人的财富观——天下财富分为三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靠农田致富，末富以工商致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似乎是个奇怪的逻辑——农田虽为“本富”，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不划算吗？司马迁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下海经商，与时俱进，使劲赚钱，然后转回头买房子买地，用房子和地把财富牢牢守住。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甚至一直到今天的社会，很多中国人都是以此种固有方式来产生并保全财富。原因无他，并且在中国由来以久——土地跟货币特征非常相似，只要长期持有就会增值。
横向看国外，欧洲在中世纪以前也有很多大地主，很多人也靠积聚土地来发家。自从17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整个欧洲的财富积累方式不再以土地为本，人们也不再把赚来的钱全去买土地，而是去铺铁路，去造蒸汽机，去从事工商业，去远洋贸易，去进行技术创新。大量资本又回归产业，继续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发展。
纵向看中国，徽南农村地处偏僻，却有无数富丽堂皇的高檐大宅。大宅主人当年都是淮扬的大盐商和大茶商，盐茶因为专卖，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那为什么这些富商们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要把银子运回偏僻老家，盖这些好看却无用的大宅，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贫地？有人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衣锦还乡的观念。
问题在于，逐利才是商人本性，其每种选择都是计算，传统与宗族并不是商人作出价值判断的第一要件。这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工商制度有关。汉武帝时，就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国家一直把能源和资源型产业垄断经营。盐铁之后，国家开始垄断了贸易，垄断了粮食，垄断了漕运，垄断了铁路，垄断了金融等等。
两千多年来，国有资本一直在控制着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型行业。在中国，民间商人为了避免与国争利，保护自己财富安全，就宁愿离开大城市，回到家乡保有土地，去在土地上盖大房子。在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更是资产阶层的一种避险性工具。汉朝以后，中国任何城市都长期面临房产价格不断上涨、土地紧缺的问题。中国历次改朝换代最终都是因为土地。人们为了把赚到的钱随时固化和兑现，最有可能选用的商品就是土地。
在农业文明时期，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反倒给古代中国增添了些许“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闲适诗意。可是，到了全世界进入第三次浪潮，到了信息革命的晚期，中国有产者仍然把大量资金从产业资本中抽出，去到一些大中城市买房子炒房子，看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近年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涌进地产业，企业家阶层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不能解决问题。
屋檐下的中国人，带着两千多年的古老基因来到今天，却依旧生活在一个农业社会。
所以，《乡村爱情》才会被看作是中国版的《纸牌屋》，我们的生活原型都在其中。
理解了刘能、赵四和谢广坤，你就真正理解了中国。
3.因房子获利也被房子绑架
中国老话讲：有恒产者有恒心。
此言非虚，我的主业是拍纪录片，这个圈子里找人干活儿，最愿意找那些已婚有按揭的七〇后或者八〇后。说是这样的人都被银行摁住了，他借的那些钱帮你逼他干活儿，拍摄中轻易不敢撂挑子。不像那些九〇后甚至〇〇后，家里通常都是好几套房子，根本不缺钱也没什么压力更没什么动力，工作说不想干就不想干了，什么事儿全凭兴趣和冲动，大事儿指望不上小事儿也没什么规矩。
或者，这是房子的一种“正能量”也未可知。总之，当一个人决定为了一套房子而奋斗终生的时候，他或她就成了社会主流人群，不会再去干那些不着四六的事儿。姜立涵的长篇小说，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事故”，把谢晓丹、田蓉等青涩少女都变成了“故事”；也把陈青、高畅这样的“海归story”，直接转换成了“海龟sorry”。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乃是人生最悲惨的境界。中国农耕社会文明，建立在一家一户恒产恒业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稳定性。农业文明思维中，向来重实体轻虚拟，重元宝轻票据。比起钻石，中国人更愿意买一幢大宅。比起创新，中国人更愿意守业安居。父母如果不能为后代置房，将是一种家族耻辱。一个人能够置房，是有稳定社会地位的开始。
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决定了房产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穷尽一生为房产的生活模式又限制了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小富即安的思维模式阻碍了中国人更加畅快自由的生活，更因为利益链的共沾模式而使中国今日城市面貌各自为政。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新住宅运动”，以及2002年开始的“居住改变中国”，从本质上说不过是一种商业策略，却对国民投机心理的调动和不合时宜的需求膨胀起到了重要作用。千百万原本应该有更高流动性的群体，从此被绑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成了期待未来房产增值的新型“房奴”。
与房产烈火烹油景象伴生的，是中国城市开发建设的严重危机：拥堵、雾霾、污染、沙尘……一场暴雨既可以让北京变成汪洋，也能让长沙女孩坠井身亡，更可以让杭州“水漫金山”。媒体上屡屡质问，为什么巴黎、柏林、伦敦、罗马都几百年历史了，今天还能保持处变不惊的优雅？为什么中国城市刚刚建设还不到三十年，就几乎不能适应新变化了，道路就要挖了填、填了再挖？
住的房子虽然越来越漂亮，可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却总让中国人难堪：一个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就足以让所有感觉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如遭重锤；一场大火之后，才发现我们的豪宅之侧居然也生活着如此之多的“低端人群”；一家号称“宇宙第一”的房地产集团，因为狂飙突进的速度造成半年之内工地连续崩塌工人不断死伤……
那么，我们的城市开发建设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又和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现实的逻辑是这样的：城市开发建设，往往以开发商的单个开发项目为龙头，开发商从政府手里接过“熟地”，就直接盖成房子卖了。开发商只管小区内的规划和建设，房子建得美轮美奂，但周边配套却完全跟不上。地方政府以“卖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通常只忙于向开发商批地收出让金，却没有余暇和精力，对整个城市开发建设统筹规划。“卖地”收入本应纳入统一开发建设使用，可常常被挪用于时间短、见效快的业绩项目。对于地下基础设施乃至周边配套设施这样不能立竿见影的长线建设，任期制的城市政府少有动力问津。
屋檐下的中国人，因房子获利，也被房子绑架，那是新的斯德哥尔摩征候群。
姜立涵的整本小说，写的就是“趋利避害”四个字。很聪明，很直接粗暴，也很无奈悲伤，我们全都无处可逃。
万家灯火，除了房子，我们还有什么？
张海龙诗人、纪录片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