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十五，到哪里都觉得好。如果每次咬牙切齿要在某处买房置地过归隐生活的愿望都能实现，那么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我起码得有三百六十五处大小宅子。宴临说这是病，年纪一大，想做老地主的不健康念头就会止不住地往外冒。我认为孙老师的批评非常到位。年轻时我对单门独户的前现代闭关锁国生活完全没兴趣，喜欢住高楼、挤电梯、开厚重的钢铁防盗门，一群人风风火火，上班下班，那才叫现代生活，才叫与时俱进；这几年变了，见到小门小脸的小院儿就口水直流，想着待在这院子里喝茶种花、读书看报，听听鸟叫和蝉鸣，岂非人生第一大快事。在孙老师的监督下，我已经在极力压制这种腐朽欲念，但到了小博物馆客栈，还是忍不住想，要有这么个客栈，我当甩手掌柜，孙老师做老板娘，里里外外收拾利索，后半辈子守着这小本生意也挺好。
“想得美！”宴临翻我一个白眼，“小本生意？人家一个月的流水能把你后半辈子的片子都拍了。”
我就不吭声了。现在拍片子的钱都是孙宴临赞助的，她卖了一批画。我说你支持了这么多钱，我不一定还得起啊。她说现在是免费赞助，但哪天若不要她了，双倍返还。
“那怎么可能。还有你这样的吗，我还想再要几个。”
“有啊，你想要多少？”她直接咬住我耳朵，“按人头算，有一个翻一番；只要能还，你看着要。”
“那还是守着你一个吧。”
这丫头的确出乎我意料，决定了就全身心地扑过来，下了课就往北京跑。这是她的行事风格，要做就倾全力做到最好。遗憾和不尽力是人生最大的污点。不知道她这句鸡汤是原创还是借来的。她觉得《大河谭》这样的好项目，要当这辈子最后一部片子来拍，会拍得更好。所以她建议拓宽思路，把片子的周边内容也处理好，谁说非得为电视台那档节目量身定做？烂片子才点头哈腰、削足适履地遵从栏目要求，好东西要自己立规矩，让栏目为你变。“不就钱吗？我把画全卖了。”她豪迈地说。除了一把抱住她往床上扔，我实在想不出更真诚高雅的感谢方式。
从床上下来，重大的决定就做出来了：到济宁去。
宴临帮我联系了她住过的小博物馆客栈，我们要去实地感受一下济宁的运河，看看客栈里收藏的众多民间老物件。她又联系了连锁客栈老总周海阔，她从店长程诺那里听过一些他的运河情缘；还有邵家父子，邵秉义与邵星池，以及他们家的罗盘；希望这次随行拍摄中都能有他们的故事。
小博物馆客栈我很喜欢，腐朽的念头不能自已。但被孙老师打击蔫了，我又自卑到觉得当门童都嫌手脚不利索，算了，那还是专心准备《大河谭》吧。我在客栈里跟整个团队一起完善脚本，宴临列席，偶尔提出她的参考意见。
周海阔现在在路上，他本月巡视原定到淮安段的一家客栈就结束，为《大河谭》临时改了行程，继续北上来济宁。邵秉义离这里不远，跟老伴过捕鱼养鸭的生活，等儿子这一趟长途归来，爷儿俩一起过来；邵星池的船正回程，已到南望湖。
聚齐的前一天，来了一位考古学家。戴黑框眼镜，梳分头，穿白色短袖衬衫，衬衫下摆掖在藏青色西裤里，亚光的休闲黑皮鞋。程店长不介绍，我也猜得出此人是位考古学家，整个装束和表情都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清洁，纯粹，坚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考古学家姓胡，我们叫他胡老师。胡老师有种这个年代中年男人早已稀有的干净、天真和好奇混杂的眼神；此外还有种说不出的洋气，没准儿往上推几辈子，哪个祖宗被混过血。胡老师谦和，说话之前他会先对你微笑。
他来看各种老物件。我们从运河边选景回来，在茶吧喝茶时见到他。胡老师刚从楼上下来，趁上面的几间房子还没入住客人，程店长带他参观了房间里的收藏。他把茶吧里的藏品也快速浏览了一下。我们只有一个打招呼的时间。我冒出一个想法，正准备邀他入镜，胡老师的手机响了，同事找。他抱歉地向我们挥手告别，往门外走。他说明天抽空再来，把剩下的看完。对小博物馆客栈的收藏，他评价颇高。他说，有的收藏只是器物，美则美矣，宝贝也宝贝了，但止于物本身；而有的收藏，无关乎精致绝美，不过平常器物，却能看见流动的时间和过往的历史；小博物馆客栈是后者，古旧的日常细节呈现出了此地繁复、悠长、宽阔的地方史。
次日午饭时，他们到齐了。
周海阔我们都没见过。斯文，一表人才，虽然衣着优良，搭配也精心，预示着某种现代化的速度，但配上他极具书卷气却又略显倦怠的表情，速度似乎又慢下来，而且把周围的环境也带得变慢了。此人有种谈笑间即可掌控全局的气场。见面握手时他说：
“别客气，为同一条河。”
邵家父子和宴临描述的几乎分毫不差。邵秉义抽完一口烟还是享受地张大嘴，让烟雾慢慢流淌出来。宴临还提到老秉义的一口被烟熏黑的牙，区别是，下面的牙缺了一颗后，上面的一颗虎牙在这两年里也掉了。邵星池还是那个给河风吹黑了的强壮小伙子，抬起胳膊跟我握手，大臂上的肌肉噌地弹起来，圆领t恤里的胸大肌也趁机跳了跳。他的普通话里有浓重的山东味儿。
“头发短了。”宴临说。
“姐记性真好。”邵星池嘿嘿地说，“那时候年轻，喜欢意气风发，头发长才撩得起来嘛。”
“你也敢在一堆老同志面前说老？”宴临笑起来。
“也不是老，是觉得不年轻了。河上跑久了，会经常意识不到自己还年轻。”
“这就对了，”邵秉义插了句话，“你跑的是一条千年大河，哪轻狂得起来。”
我在附近的饭店里请他们吃了顿饭。在饭桌上，邵星池从背包里取出赎回的罗盘。提前约好带过来的，在这个片子里，罗盘跟他们一样是主角之一。即便盘面的玻璃被摔出了裂璺，依然相当漂亮，一看就是个精心制造出来的好东西。一定要给罗盘一个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特写镜头。文物之所以贵重，固然因为它老，更在于它背负了一身的故事。想到这罗盘上重重叠叠摞满了意大利人和邵家先祖至今的每一代人的手印，我不由得对它肃然起敬。这是一代代人奔走在水上的魂。我端起酒，敬第二轮。我说，这一次不为《大河谭》，为我自己，你们都是媒人，把孙老师送到了我身边。邵秉义说：
“我们都是小媒人，大媒人是运河。你敬过运河我们才敢喝。”
水上就这规矩，船出港，敬天敬地敬河神。
敬过大河，大家一起喝。邵星池觉得不够，鼓动我和宴临喝交杯；门前千古长流水，天下第一见证人。那必须喝。我们胳膊相互环绕，滴酒不沾的孙宴临也把那一杯五粮液庄严地喝了下去。窗外暗下来，隐隐听见雷声，风摇晃窗外的竹林，枝叶敲打着窗玻璃，像有一群好奇的人想进来。夏天的雷阵雨转瞬即至。包间里的空调往上调高了一度。邵星池还要闹，交杯不带劲儿，让接吻，在这场爱情里他自居为小舅子。周海阔的手机解了围，程店长电话，考古学家胡老师在客栈，如果下午方便，他想见一见我们。
周海阔用眼神问我们。大家都欢迎，好酒好事，当然见者有份。
胡老师推门进来，半个身子都淋湿了。客栈走到饭店也就五分钟，但风狂雨骤，肥白的大雨点裹在风里直往身上扑。胡老师进了门，来不及擦掉眼镜上的雨水就道歉，因为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结束才冒昧打扰。他下午回京，想看完客栈剩下的藏品就去高铁站，行李箱都带过来了。本次考古发掘圆满结束，他的活儿干完了。刚才他在客栈大堂的多宝槅上看到一封信，有一脑门子的疑惑。我们在周海阔旁边加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来。胡老师掏出手机，他把那封信拍了下来。周海阔看一眼，说：
“哦，那封意大利语的信。”
客栈最近收购的一封用意大利语写的信，落款时间是1900年7月，没注明是7月的哪一天。写信的人名叫fedele。这个名字胡老师没感觉，他不懂信中的意大利文，但他在信中无意中看到了这个名字：mafude。顺嘴就拼出来，它的发音吓了他一跳。马福德？那可是他太姥爷的名字。
那封信不长，纸张也就a4大小，被装裱在一个玻璃相框里，它所在的位置之前放着邵家的罗盘。胡老师问程诺信的内容是什么，程诺也不认识意大利语，只能把周海阔说过的内容大致转述一下，个别地方又想当然地加了渲染：
八国联军里的一个意大利水兵fedele，跟义和团和清军打仗，腿中了枪，在医院里给家里写的这封信。说他可能会变成瘸子，但接下来可能还得上前线，虽然他烦死战争了。说一个朋友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mafude，他喜欢这名字。说这场战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如果没有如期回到意大利，那一定是死在中国了，这年头死一个人太容易了。要是他死了，就当没他这个人，其实死了也
不错，灵魂可以沿着大运河跑来跑去，跟当年的马可·波罗似的。说这封信基本可以当成绝命书、诀别信看，让父母、哥哥别伤心，节哀顺变，他爱所有人。云云。
“就这些？”胡老师问周海阔。
“差不多就这些。”
“没别的了？”
周海阔看看他。
“抱歉，我想知道，信中提到mafude是哪三个汉字了吗？”
周海阔又仔细看了照片，说：“fedeledimarco信里写，大卫说fu和de都是中国人喜欢的字，前一个字中国人过年时要写了贴在大门上，后一个字是中国人极为看重的做人的好品质。那就应该是‘马福德’三个字。”
胡老师抽了一口冷气。
我们问他怎么了，他摸了一把泛青的胡楂，把手插到了头发里，一个劲儿抓，摇着头，“奇怪。有点奇怪。”
“怎么怪了？”
胡老师没说，反问周海阔一句：“这封信是怎么收上来的？”
“卖主送上门的。”周海阔突然醒悟过来，“不算非法倒卖文物吧？”
“您先说。”
二十天前，卖主上门时周海阔正在北京开一个关于民宿的学术研讨会。程诺给他电话，说有人来卖一封信，不知道哪国洋文写的，落款都是看明白了，一百多年前的，但搞不清真假。他把相关情况简要地跟周海阔做了汇报。卖主挖地基挖出了一根快朽断的手杖，拎起来拄一下，真就断了。手杖里掉出来一根管子，两头封着红蜡。蜡其实也没那么红，都成土灰色了。把蜡封打开，还有一根更细的铁管，还封着红蜡；再打开，就是那封信。周海阔问手杖和装信的两根管子还在不在，什么材质的？蜡封还能找到吗？他想看看是不是伪造的。程诺把电话给了卖主。卖主说，手杖都锈朽了，被黑泥裹着，断了以后顺手就扔了，早不知道给哪个野孩子捡去玩了。红蜡确切是没错的，外面管子蜡封变色比较严重，里面那根细铁管的蜡封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大管子的材质他也不认识，灰头土脸的也长了锈斑沾了泥，没用的东西，就扔了。
周海阔让程诺把那封信拍成照片，用微信发给他。看完照片，周海阔又给程诺电话，让卖主接，他还有疑问。他觉得手杖里藏了这样一封信，肯定有蹊跷。他对卖主说，只要鉴定这封信是1900年的原件，他肯定要，价钱好说，但希望卖主能实话实说。卖主是个一急就结巴的汉子，年近半百还没有学会说谎，让他说实话，他倒是松了一口气，十分流畅地把隐瞒的细节全说了出来。
手杖不是挖地基挖出来的。假古董仿制的宣德炉事件之后，运河边的人能动的都动起来了，卖主是其中之一，他混在求财若渴的人群里也起早贪黑地到处挖。别人怎么挖，他就怎么挖。别人说，河道附近的低洼处有戏，因为那种地方很可能是几十乃至上百年前的河道或者支流；别人的确也在类似的地方挖出了东西，他也在那里挖。挖到了手杖。手杖的确被他扔了，因为担心上头下来查。别人不说他也知道，乱挖文物是犯法的，他不能把罪证留在手里。但除了蜡封的这封信外，手杖上他还取下了一个东西，把手上的玉。
“玉呢？”周海阔问。
“卖了，”卖主说，“这阵子走乡串巷的古董贩子碰破脸，出高价买了去。”
“多少？”
“两千。他给一千五，我说不行，必须得加加加五百，我就赢赢赢了。”一激动又结巴了。
周海阔笑了，真是个淳朴的大哥。“信为什么不卖给他？”
“狗日的不要。一张破纸，他说非让买，看在玉的面子上，一张老人头。”
“一百？”
“狗日的说这都多给了我九十。我没卖。没文化么。人家说，你们是文化人，我我就来来了。”
“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