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第一件。
一天下午，我正拿着大卫翻译的情书学汉语，两个风起淀少年坐船进芦苇荡打鸟。一个人撑船，另一个握着一把长柄网兜，见到活的就扑。网兜开口巨大，装进一只鹅都没问题；扑准了，一扑一个准。听见声音我撑船就走，以免露了行踪。如果不是那只野鸭，他们不可能看到我。为了不弄出大动静，我的船不敢走得太快，但还是听见两个少年的声音冲着这边来，船穿行在芦苇丛中的响声也越来越大。他们兴奋地叫喊，在追一只野物。我加快速度。他们的速度更快。前面前面，他们喊。
一只野鸭踩着水面从芦苇丛中飞出来，落到我船上，没来及看清它的长相，就钻进船舱不见了。我紧走慢走还是被他们追上了，站住站住！我只好停下来。一只野鸭飞到你船上了。他们指指点点，听不懂我也明白他们的意思。我压低斗笠对他们摇摇头，摊开手，表示没看见。他们问我说什么。我说没，没。我的声音本来就沙哑，汉语又说得艰难，他们把我当成哑巴了。撑船的少年说，噢，哑巴啊。捕鸭的少年就不再跟我说话，用跟一个哑巴打交道的方式对着我船舱指了又指。他让我搜一搜船舱。我放下船篙，弯腰钻进船舱。一件衣服底下有东西在动，我小心地掀起一角，一只野鸭。就是啄我耳朵的那一只，我们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不会错。我把衣服一角放下，从船舱里退出来，我对他们摆手加摇头。我把嗓子憋得更哑，没，没。捕鸭少年应该是骂了一句，愤怒又茫然地揪了揪辫子。好在芦苇荡里物产丰富，又几声鸟鸣，他们掉转船头去了别处。
我把野鸭从衣服底下放出来，它立住了不走。我拿掉斗笠，低下头把耳朵送过去，这家伙真就不客气地啄了两下，然后开心地嘎嘎叫，这才跳下水往芦苇丛中游。消失之前又回头看我一眼。我想我得换个地方了。
撑船一直转到天黑，终于选中一处好所在，在远离航道和风起淀的一个河汊里。芦苇密布，从芦叶、鸟鸣到来来去去的风，都有种蓬勃的野生之感。这个窝挪对了。第二天就听见捕鸭少年的声音，他带了一个大人，但他们想不到把船撑到我那里。捕鸭少年说，他昨天见到一个哑巴，不知道去了哪里。
现在说第二件事。
开始几天，我基本每个晚上都去秦家。只敲六下门，等一会儿不开，我就划船离开。只有第三天没开，原因如玉一直没告诉我。第二天晚上我敲过门环，如玉开的门，她让我进到院子里，原地等。很快，她把灌满的水壶给我，又包了几个馒头和一小坛咸菜，把我像个乞丐一样推出门外。回去的路上我差点哭出来。我安慰自己，如玉还是心疼我的，你看，给了吃的喝的。第三天门没开，我跟自己说，明天还不开门我再哭。到下次开门之前，我喝的都是白河水。
第四天开门了。左边门上秦叔宝整个脑袋都没了。我敲第五下门就开了，如玉提溜着一块笼布，干粮、菜和水都准备好了，另外给我灌了一壶凉白开。她没说话，我也只说了一句。我说，如玉，我欢喜你，跟我走，我会对你好。我把练熟的几句话放到一句里说了。她把我送出门，我上船的时候她
突然哭了，然后转身就走。我站在船上还没来及动，她已经把门关上了。
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
第九天，两个门神都不见了。秦家的门楣上插着一个义和团红黄两色的三角旗。如玉把我送到码头，开始解自家的小船。我问，你，干，什么？她伸手揪住我的胡子，给你剪剪，赶上我爹长了。
再没见过那么亮的月光，我们把船划到芦苇荡边。四野无人，她跳到我船上，拿出剪刀，咔嚓咔嚓一顿剪。我闭上眼，期待有更柔软温暖的东西碰到我脸上。当然不会有，这不是在意大利，如玉是个中国姑娘。她没把我的胡须剪光，她觉得有型的胡须能把我的外国人特征遮住。头发也修剪了，甚至拿出一把剃刀，把我的前半个脑袋刮成了秃瓢，这样接上假辫子，更像一个中国人。好了，她让我睁开眼往水里看。
水里有个圆月，月亮周围环绕着白云。河面上如同撒了一层白银，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头脸。我又成了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虽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这一天，如玉十九岁半。皓月当空，白云千里万里，百无禁忌。意大利没有这么好的月亮。我让如玉赶快回去，她坚持要看看我住的地方。我在前头开路，把她带到那片安全幽静的芦苇荡。嗯嗯，她点着头。看完了，她撑船往外走。我跟着她出来，送她回到小码头。
从这个晚上开始，如玉不再让我去她家，傍晚时分她过来。带上食物和水，带着我的水上生活可能需要的日常用品和工具。比如烧水煮饭的瓦罐，比如碗筷，比如盐，比如针线，比如一顶蚊帐，比如一把鱼叉，比如一大截鱼线和几枚钓钩，比如两条白面袋子。我在岸边砍了几根上好的楝树木，给我的船做了一挂简易的风帆。等等。在芦苇荡里，这些材料基本上安顿好了我的生活；带着如玉一路往北逃亡，这些材料也满足了我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尽管艰难，依然能够活下来。我已经能比较熟练地使用中国筷子。如玉隔三差五过来，来了话也不多，更不会解释昨天或前两天为什么没来。我们只用最简单、最基本的汉语交流，我表达不清和听不懂的，她会重复几次；她重复过的词汇和句子，我差不多都能记住。有天晚上如玉跟我说，再努力一下，就能赶上大卫了。她在鼓励我。我知道我的汉语发音没有大卫好。不过我也相信这是她的由衷之言，从开始完全没法沟通，到现在大部分事情连说带比画加蒙都能交流，她还是挺开心的。
我们坐在芦苇荡里，船晃晃悠悠，芦苇在黑暗里波浪一般涌动，水鸟在梦啼。只有黑夜，只有我们和这片大水，大清国、义和团和瓦德西率领的联军都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只说不能相见的时间里各自的生活，主要是我说；如果我不说话，完全可能整个晚上我们都面对面傻坐着。我们中间隔着正在燃烧的蒲棒，她不许我把手伸过去。她能过来，孤男寡女共处一条船上，对一个中国姑娘已是天大的尺度了。我能说的也不多，不出芦苇荡，几天见不着一个人，我只能给她讲水的故事、芦苇的故事、水鸟和野鸡野鸭的故事、我抓鱼的故事。后来讲我在维罗纳和威尼斯时就喜欢上运河的故事。她不知道维罗纳和威尼斯在哪里，也不知道欧洲的运河是什么样，马可·波罗更是头一次听说。太好了，我有可以跟她讲一辈子的谈资。听累了，也可能被我比画累了，或者时间晚了，她站起来，我就送她回家。
漆黑的白河上一条船都没有，离她家码头还有一段距离，她让我停下来。我看着她划到码头、泊船、回家、关上院门，然后升起帆回我的伊甸园。长夜漫漫，我有足够的时间一点点琢磨用帆的诀窍。我把那片芦苇荡称作伊甸园。
逃亡以后如玉才告诉我，为什么那段时间他们家不许我去。那阵子义和团正盛，老袁花了十个银圆跟一个大师兄勾搭上，着手盘算秦家。开始污蔑他们家是教民，因为洋鬼子总来做客。老秦把大师兄下面的一个头目请到家，好吃好喝招待，喝得差不多了，请头目看他们一家的脑门。老秦问，有什么？头目说，没什么啊。老秦说，那您确认咱们家不是教民了吧？头目只好说，不是。他进了老秦的圈套。当时义和团里流行辨认教民的方式，很是离奇，看额头有没有十字。其实哪会有什么十字，不过是指鹿为马、明火执仗去诬陷的借口。不是教民，就不好下手，这事就搁置下来了。正好当时教民事件也多，义和团也忙不过来。看谁不顺眼，就鬼鬼祟祟递张纸条上去，那家人就成了教民，轻则被批斗，运气不好就被拉出去砍了。
风起淀一带的义和团里有个小分队专管砍人，还发明了一种“猴子上树”的砍人法：把罪大至死的“教民”的辫子吊在树枝上，为了不让辫子把头皮揭下来，受刑者必须双手抓住树枝，猴子似的把自己吊在树上，刽子手就对着他腰和腋下之间的部位，双环大砍刀用力一挥，胸部以上挂在树上，胸部以下掉落在地。“猴子上树”砍人法的发明者甚为得意，因为砍完了，内脏不会哩哩啦啦挂下来，很干净；受刑者死前一定会牢牢抓住树枝，所以长久地吊在树上示众也不必担心掉下来，也不需要后期再作处理，比如把手捆在树上等。因为辫子也吊在树上，受刑者就像欧洲流行的半身像，端端正正地垂挂在树上。
此种砍人刑罚颇富艺术感，但对刽子手和砍刀要求比较高。那段时间因为要砍的人实在太多，砍人小分队都累得两胳膊酸软，把两排肋骨和一根粗壮的脊椎一刀砍断，真不是个轻省活儿。砍刀也总卷刃，砍两三个人就得重新磨一次，所以不仅刽子手抱怨，磨刀的也叫苦连天。也因为这些，义和团打算就此放过老秦一家，乡里乡亲的，自家门上还贴过老秦的杨柳青年画呢，老秦为人也慷慨，零头从来都免掉。为了表明拥护义和团，老秦还在院门口挂了一面三角旗。
但老袁不死心。赶上那段时间风起淀突然流行痢疾，很多人拉得提不上裤子，传言又出来了：有人在井里投了毒。风起淀都吃那几口井，说明投毒的是外来的坏人。风起淀来往船只不少，但反复出现的只有秦家的客人，两个洋鬼子。洋人那会儿都改叫洋鬼子了。举凡涉“洋”者，都得更名换姓：洋药改叫土药，洋布改叫土布、西布，洋货铺改叫广货铺，日本国的东洋车改名太平车，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西洋来的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也被改叫了铁蜈蚣，甚至连“洋”字右边也加了个“火”字，以便“水火左右交攻”。可见洋鬼子必定是坏人。
洋鬼子这段时间没来秦家，可能是秦家代理投毒了。反正秦家脱不掉干系。老秦一家三张嘴都去辩解，风起淀的井水他们也喝，若投毒，岂不自己也中招了？风起淀人说，那只能说明，洋鬼子给了你们解药。
井水投毒跟教民事件性质不同：教民是义和团操心的事，井水有毒是所有风起淀人的日常生活。老秦家被大面积地恨上了，所以秦家门神不断遭毁。秦家最近不让我上门，就是不想再惹事；他们在家天天磕头烧香，祈祷风起淀的痢疾风潮赶紧过去。可这大热天痢疾蔓延实在太正常，中暑会上吐下泻，喝凉水也容易拉肚子；而风起淀的卫生问题又跟其他地方一样，天津城都脏得要死；沿白河而下，断断续续漂过因战争和饥荒死掉的无头尸体，没出现大规模瘟疫已经是上帝保佑了。但他们不相信科学，对小人作祟却充满好奇。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秦家一直在命运的反复中寻求自保。
出现一个新情况，如玉说好了第二天晚上来，爽约了。她说我闲着也闲着，打算明晚带几幅年画过来让我上色。第二天晚上没来，第三天晚上我等到半夜，芦苇荡里只有风动芦苇声。我想可能出事了。第四天黄昏，我把船收拾好，晚饭吃足，左轮手枪里放好子弹，撑船去了风起淀。
傍晚船只渐稀，偶尔有尸体擦着船帮漂过，我把斗笠檐压到最低。秦家院门大开，院子里点着火把。船停好，手枪插在腰间，我拄双拐上岸。秦家三口并排坐在院子里，旁边站着两个手持梭镖的义和团成员，旁边的两把椅子上坐着两个义和团头目，一个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旱烟袋，一个在拍打叮咬他胳膊的蚊子。如玉先看见我，看见我就喊，快走！站她后面的拳民正打瞌睡，猛地惊醒，伸手去捂如玉的嘴，梭镖倒地，另一只手从后背拽出把大刀，横在如玉的脖子上。这是个灵光的，另外一个看管老秦夫妇的拳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应对，端起梭镖原地指向我，似乎这样就有威慑力。倒是那两个头目比较从容，站起来，慢腾腾地从椅子旁边捡起刀。果然来了！一个说。他们拿了袁家贿赂的工钱在等我。
第二天晚上如玉其实去了。快到芦苇荡时习惯性地左右观望，发现半路跟过来的一条船还在身后。船上至少两个人。她拐一个弯，擦着另一片芦苇荡绕了一大圈，回家了。那船也跟着她绕了一圈。第三天晚上她又出门，解下缆绳就看见不远处有人也在解船，先前两个人一直蹲在码头上吸烟。她的船走，他们的船也走；她的船停，他们也停。如玉干脆划到河对岸，到杂货铺买了把菜刀。她知道他们看得见，她把新菜刀用力剁
到船尾上。她怀疑那是袁家派来的盯梢。她不知道是她还是我自己暴露了行踪。我是想不出来哪个地方出了差错，但河广淀大，耳目众多，我明敌暗，有个纰漏也正常。袁家给一帮义和团员上贡了银子，雇他们来守株待兔。
他们逮着了。一个说，露出脸来。既然来了，露不露脸都一样，那就让他们看个清楚。我把斗笠推下来，挂到后背上。那个头目在火光下笑了，货真价实的洋鬼子。另一个说，庄王载勋出了告示，招摹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咱哥几个今晚要发了。他们提刀走向拄着双拐的我。我把拐横起来。两把刀在一双拐这里占不到便宜，这两个脸色黑黄的人加起来得有九十岁了吧。他们的套路太简单。也可能是袁家就请不来像样的义和团。我点着脚往如玉那边移，两个看守的拳民还在犹豫，是继续看守好秦家人还是帮自己的上司。
事情突变就在那半分钟。一个头目喊，带她走，搬救兵！把刀架在如玉脖子上的拳民反应过来，揪着如玉的衣服把她拎起来，推着她就要往院子外走。老秦夫妇哭号起来，不让闺女走，但另一个拳民的刀举在他们眼前，老两口不敢动。两个头目缠得我分不开身，再不出手如玉就被带出门了。我从腰间拔出手枪，一枪击中押着如玉的拳民的后心。这群在乡间横行的拳民其实没听过几声正经枪响，同伴瞬间倒毙把他们吓傻了，哇哇哇狂叫半天，才想起来逃命要紧，三个人拎着刀就往门外跑。锄奸务尽，连开两枪，两个拳民倒在秦家院里；再要开第三枪，如玉抱住我胳膊。不能再杀人了，她说。说完又捂上耳朵。给她打了个岔，剩下的一个小头目趁机跑出了门。
当时我还抱怨如玉妇人之仁，如果不放走一个报信的，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仔细想来，那个人死不死，结局都一样。风起淀的夜晚静寂得只有水声和虫鸣，三声枪响能把坟墓里的死人也给惊醒，瞒不住的。老秦夫妇任何情况下也不会跟我们走。对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死固然可怕，但跟背井离乡比，命没那么重要。他们宁可死在家里，也不愿活在逃亡的路上。老秦跌坐在椅子上，看着母女俩抱在一起哭。我把尸体一具具拖到门外，扔进河里。待我气喘吁吁地回到院子里，老秦夫妇从一个房间里出来，老秦抱着一块布包的长方形大东西，秦夫人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秦夫人把包裹塞到如玉手里，老秦把那个长方形大东西递给我；接到手一掂量，我就猜到是《龙王行雨图》的雕版。
老两口说什么我没全听懂，大意是，他们把如玉托付给我了。秦夫人说得真诚，只要对她女儿好，那人就足可信赖。老秦就勉强得多，他的表情和语气表明，女儿和雕版托付给我，完全是情非得已。尽管如此，当我把雕版背到身后，他还是紧紧握住我手，突然间老泪纵横，颤抖着要给我下跪行礼，吓得我赶紧扶住。我对他鞠了一躬。这是男人对男人的嘱托，也是男人对男人的承诺。我结结巴巴地对如玉说，一起走。如玉摇头，他们无论如何不走。一家三口又抱头痛哭。
远处杀声震天，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传来。走！老两口说。我拉着如玉往外走。如玉说，拐呢？我看看两个胳肢窝，空空荡荡，我已经不需要双拐了。这才注意到左腿，走路时我忍不住要跛一下。我果真成了一个瘸子。
刚坐上船划出不远，几十号义和团民就赶过来了。他们站在码头上嗷嗷叫，把梭镖往船上扔，用弓箭和弹弓往船上射。我让如玉掌握好方向，我把自制的帆升起来，调整好角度，借着越刮越大的夜风，船行驶飞快，射过来的羽毛箭和弹丸全落进了水里。义和团正在远去。秦家正在远去。风起淀正在远去。芦苇荡正在远去。秦家所在的方向起了火光，越燃越大，大火在黑暗里掏出的这个洞，仿佛河边之夜滴血的伤口。
如玉停止哭泣，拉我到船尾跪下，说，叫爹娘。
我说，爹，娘，我会对如玉好，你们——“放心”这个词那时候我还不会说。
如玉想得周到，成夫妻了，路上行走就方便了。可怜的如玉，她也只有我这个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外国男人了。
船走了一夜。如玉一直哭，到凌晨终于歪倒在船舱里睡着了。我努力睁大眼，不能停，走得越远越好。困得不行时，我抄起河水洗一把脸，水里有股腐败的怪味。天越走越亮，从上游漂下来很多尸体。又有一场战争或者屠杀。如玉醒来后，看见不时撞到船上的浮尸，男的脸朝下，女的面朝上，泡得一个个肚子鼓鼓囊囊。她想起父母，又哭起来。哭得我也心生辽阔的虚无和悲凉。我掌握方向，尽量绕开每一具浮尸，实在绕不过，也力求避免正面冲撞。
在战场上，人像庄稼一样被成茬地割掉，我都没有感觉生命如此脆弱，吹弹可灭。我把如玉揽在怀里。我说，死几个人不算什么，死了谁都不算什么。
我们沿河走，在武清待过，在香河待过，最后到了北京通州的蛮子营。那地方接近北运河的终点。天气晴好，能看见燃灯塔矗立在北方。那是漕船的灯塔，看见它就可以松口气，押运漕粮的任务结束了。我是看到一堆义和团民争着抢着上船南下，才决定去通州的。当时我们躲在香河的一间草棚里，门前是奔流的运河。如玉问，现在去北京是不是很危险？我说，这时候恰恰最安全，义和团大批南下，说明他们摊上了大事，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一问，果然是慈禧太后在西逃的路上发布了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其实此前，就是联军打进北京后，清政府已经开始配合联军一起捕杀义和团了。我们启程继续北上。如果运河能通到北极，我也乐意一直走下去。
蛮子营在通州城东南，一群中国的南方人聚集在那里。南方人被称为南蛮子，外国人被称为蛮夷，南方人对义和团兴趣不大，也不会整天吆喝要杀洋鬼子，这个地方合适。当年马嘎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据说就被安排在这里下船，蛮子营嘛，让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和如玉租在河边的一户破落院里。住了半个月，掌管村里日常杂务的里正上门登记身份信息。对外一概由如玉应付。
——姓名？
——秦如玉。
——男的呢？
——马福德。
——让他自己说。
我上前，哑着嗓子说，马——福——德。
——怎么跟个哑巴似的？
——他就这样，小时候家里人就叫他哑巴。
——哦，那我就记哑巴了。不像汉人哪，也不是满人。西域来的骆驼客？
——老家西北的。早年牵过十几头骆驼，世道乱，又不会说，就不干了。
此后，蛮子营的人就知道了，那个新来的瘸子，是从西北来的哑巴骆驼客。西北人姓马的也多。西北就西北，哑巴就哑巴，骆驼客就骆驼客。我可以出门了。
街坊蕙嫂跟如玉说，你家老马皮肤够白啊。有人的时候我戴着斗笠，没人时我就拿掉，褂子也脱了，在大太阳底下晒。麦皮色才健康。胸毛没事也带着拔，等我跟中国男人一样，开始赤裸上身吃饭干活时，胸毛已经拔得差不多了。
房东大嫂问如玉，你家老马比你大多少？有二十岁吗？如玉说，不到。我决定继续留着大胡子。
外国人跟中国人生的孩子叫“二毛子”。在床上，我跟如玉说，你不怕生个“二毛子”？如玉一把抓住我的下身，少废话，再来。她是个有主张的女人。
如玉左眼下有颗痣，她说中国人叫“伤夫落泪痣”，对我不好。我说那是你们中国人的规矩，管不到意大利。我就喜欢她的那颗痣，让她的眼神和表情有种平和的哀伤。哀而不伤。这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中叫性感。她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把门关上，让穿过小窗户的光照到她脸上，然后开始扒她的衣服。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我唯一的光。
我们在运河滩上开了块地，种庄稼和菜。如玉会一点，我跟着学，人家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播种，浇水，施肥，抓虫子，收割。收成不好。河滩是块变幻莫测的地方，说不准水什么时候就上来了。辛辛苦苦干了一季，一场大水全没了。还会被人偷，跑船的人干的。葱、蒜、萝卜最吃香，拔出来在水里洗洗就能吃。有一年种了两分地萝卜，两天被拔走一半。
蛮子营斜对面，运河的那一边，有个村叫杨坨，住的多是北方流民，有一部分人做过义和团。他们觉得我像外国人，坐我的摆渡船时会起哄。我不吭声。北运河上没有桥，架了桥河道清淤太麻烦。从河这边到对岸，需要摆渡。这个活儿之前是房东大哥干的。他好酒，赚了几个辛苦钱就买了酒，有一天喝多了，自己渡自己，一头栽进运河里，一直到张家湾南边的芦苇荡里才找到他尸体。那片芦苇荡强盗出没，所以也有人说，房东大哥死在了贼人手里。不管怎么死的，都是死了。房东大嫂希望我去顶这个缺儿，条件是摆渡钱的四分之一归她们娘俩。孤儿寡母不容易，我和如玉答应了，我也算有个职业。这个活儿我一干几十年。
过去房东大哥摆渡靠蛮力，单两只胳膊跟水流较劲儿，水大的时候常
有风险。我在河两岸挑了两棵大树，买一条粗壮的绳子，两头拴到树干上，等于在河上拉了一道操作绳，我只要抓住操作绳，就可以把船从这边拉到那边。省力、便捷又安全。小船过来，挑一下绳子就可以从下面通过，大的帆船过来，两头随时可以解开。漕运废止后，往来的大船少了一大半。杨坨人挑衅得不到回应，慢慢也就友好了，他们不得不坐我的摆渡。小圣庙码头往北，大河沿码头以南，这一段运河人家，没坐过我船的，十根手指都数不满。
蛮子营这边有个东岳庙，小圣庙那里供着龙王，烧香拜佛、祈寿求子的两岸往来，我的船就是他们的桥。他们说，过河？哑巴在呢；或者，瘸子候着呢；或者，那个骆驼客啊，厚道人。如玉一直担心每天来来往往我会烦。没那回事，我喜欢船行水上的感觉。这让我想起在威尼斯的时候，我从船夫们手里抢过贡多拉的橹，我说我来帮你们摇，别告诉我父亲啊。
我一直提醒自己，马可·波罗首先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去通州城买盐，顺便买回来宣纸、水彩、墨汁、毛笔和拓印的一套家伙。还需要门子，我想让如玉问问房东大嫂，蛮子营哪个木匠手艺好。如玉拦住我，她把笔墨纸砚收起来。她不想再做年画，那让她想起父母和一场大火。我问，那雕版？她说，存着。再没动过。
保罗·迪马克。我一直怀疑哥哥抢了我的名字。父母说，瞎扯，你哥哥一出生名字就取好了。好吧，保罗·迪马克的弟弟也可以向马可·波罗学习。
运河边的生活的确跟我想的相去甚远。我们被时局和生计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也可以说，因为时局和生计，我们被排除在了世界之外。偶尔我也想过回意大利，也后悔过。我把世界和生活想得太简单了。我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让如玉这么想，她是无辜的。想到能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别说这一种生活，就是下地狱，我也愿意。半夜醒来，我在一小块月光下看她左眼下的痣，她突然睁开眼，我们俩都吓了一跳。我钻到她怀里。不是我哭了，是她在流泪。
摆渡船空闲时，我也会跟着一群男人拉纤。北运河上行，大船每一步都要几十上百号人拖拽着走。他们知道那个瘸腿的哑巴拉纤从不惜力。
拉纤是如玉能接受的最重的活儿。蕙嫂的兄弟约我去门头沟挖煤，我问如玉，如玉说，除非她死了。
马可·波罗会说八思巴语、阿拉伯语、回鹘语和叙利亚语，但不会说汉语。我会说汉语。
去南边的芦苇荡打苇叶包粽子，我喜欢把煮熟的粽子放凉了吃，清冽的粽香能进到骨头里。上岸时采了一束野花送给如玉，她羞得像头一次被我脱光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每个女人都有权利收到这样的礼物，可惜我没法送你更漂亮的。她从花束中摘出一根狗尾巴草，在我眼前摇晃，这一根就是最美的。
马可·波罗一行从威尼斯出发，先到阿克拉求见新当选的教皇，然后前往拉亚斯，再经由莱亚苏斯港直达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之后经过波斯的大不里士城、萨韦城、伊耶兹特城、克尔曼王国、霍尔木兹市一直到波斯湾。他们继续向北直行，翻越帕米尔高原，最终抵达忽必烈汗的王宫。此行历时四年。
1900年11月，天开始冷。如玉想回风起淀看看，夜里她梦见父母穿着一身杨柳青年画在大风里走。要去就宜早不宜迟，再冷河水就结冰了。我把所有被褥和棉衣放进船舱，重新做了一挂帆，顺风顺水往下走。北方的深秋是一年中最后的繁华，入了冬再看就让人想哭。芦苇缨子白得飘雪，一树树红的黄的叶子像火焰在燃烧。
没有意外，秦家成了一片废墟，门楼都倒了。老秦两口子葬身火海，他们就没想着要苟活于世。我想去找他们的骨灰，如玉挡住了，既然父母不愿意离开，这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让他们埋在一座大坟里。我们在夜晚的码头上岸，照风起淀的风俗，烧三道纸，磕六遍头，转身在黑夜里离去。
然后去了白河河口，在沙洲上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找到大卫留下的一封信。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我父母的。他誊抄了一个备份。他认为我活着呢还是死了？
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
我是费德尔的朋友，英国人大卫·布朗，刚从北京回到大沽洋面的军舰上。我不知道写这封信是否合适。费德尔和我约好，战争告一段落，活着的那个，要给对方家里写一封信。我从残酷的北京战争中活下来，伤了一只胳膊。跟那些把命丢在对方刀枪下和炮火中的各国战士——不管是联军的，还是中国的——相比，我都是最幸运的那一群人。我希望费德尔也在这个幸运的群体里，但从离开北京一直到重返军舰，我一直都没打听到他还活着。英国人不知道，意大利人不知道，战场上没见到，医院里也没见到——如果不刻意避讳，我必须向你们说明，在中国漫长的战线和辽阔的战场上，默默无闻地死去、死得默默无闻的人，何止千万。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河里漂满辨不出面孔的无名死尸，血染红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与河流。如果这封信给你们带来永久的哀痛，我很抱歉。我无比希望这是一封完全多余的信。
不知道从医院分手后，费德尔是否开拔到北京，希望没有。死是一件残酷的事，但世界上肯定还有比死更残酷的活着，就是这一次的北京之行。我们从天津向北京进发，这是我从军以来前所未有的艰苦行程。我们走在无边际的沙地上，穿过杂草丛生的沼泽，脏水发出恶臭，如同走在巨大的蒸锅里。除了日本和俄国士兵像点样，英国和美国士兵走着走着就歪倒在路边，高温连印度的雇佣兵都受不了。因为喝了污水，很多人染上痢疾，拉肚子把我们拉成了一个个轻飘飘的空壳。行军途中我就想，费德尔好好在医院养他的左腿胫骨吧，这里真不是人干的活儿。我们抓了大量的中国苦力来运送军事物资，用皮鞭、刺刀和步枪来驱使他们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以便加速行军进程。我们在河上弄到两百艘帆船，装满弹药和补给，同样用武力来逼迫中国苦力当纤夫，拖拽着逆流缓慢前行。
一路都在打仗。我完全记不得打了多少次仗。有天晚上我抱着枪站着就睡着了。我们与义和团打，与清军打；我们杀人如麻，别人也杀我们。人死如草芥。想起我小时候一脚下去踩死的那些蚂蚁，我们就是死神派来的那只残暴的脚。八月十三日晚，我们打到北京城外，突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我想这下完了，我们犯了如此罪恶的杀戒，上帝终于动怒了。我在风雨摇撼的城下祈祷，一个连队都在祈祷，请求上帝宽恕我们。我们告诉上帝，之所以把枪口对准中国人，是为了救助那些被围困在使馆中的同胞。这理由算充分么？总之上帝息怒了，风住雨歇。然后我们开始进攻。一排排火炮架起来，炮弹像又一场大雨，密密麻麻地落到北京古老的城门和城楼上。
第二天早上，俄军首先攻破东便门冲进北京城，然后是日军和法军。英军从广渠门进入了北京。我们穿过下水道来到使馆区。公使们得救了。
我以为战争到此结束。没想到屠杀和抢劫才刚刚开始。十五日，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出紫禁城西逃，第二天我们占领各大宫门。从这一天开始，城墙下就堆满了清兵和义和团民的尸体，古老华美的建筑物开始燃烧，成为和即将成为废墟。我们开始搜查和射杀义和团。义和团曾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我们也开始任意指认无辜者为拳民。看谁不顺眼，或者想从他那里捞点东西，我们就会伸出手指，理直气壮地说，你是义和团。刀跟着砍过去。美国的一个指挥官说，他确信，每杀死一个义和团，就有五十个无辜的人陪葬。
法国军队在王府井大街抓了二十多人，因为他们拒不提供任何信息，二十多人无一幸免，有一个下士一口气刺死了十四个人。还有一对法国人，把义和团、清军和平民逼进一条死胡同，用枪连续扫射十五分钟，一个活口没留下来。美国军队埋伏在街口，像训练打靶一样，对出现的每一个中国人开枪射击。俄军和日军对女人有种歇斯底里的欲望，强奸和折磨，小女孩都不放过。为了免遭凌辱，千百计的女人自杀，通州的一口水井中投进去二十九个姑娘；一个大水塘里，一个母亲宁愿把两个女儿活活溺死在里面。那些十恶不赦之徒也要在暗处才敢犯下的奸污和残杀的弥天之罪，光天化日之下比比皆是。向以文明自居的欧美人，怎么就突然失掉了廉耻、良善和尊严，残暴如禽兽？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我真希望能够否认这一切，但我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事实。
联军进北京后，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其实，直至撤离北京，抢劫也未曾停止。我们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走街串巷，见门就踹，踹了就抢。卧房密室，灶台马桶，但凡有一点晃眼的东西，都劫掠一空。我从没见过人惊惶至此。北京城里的平民为求自保，匆忙做出各种国旗和白旗插在自家门上，或者请人写个字条，表示家里也被洗劫，或者家产已经被某个欧美人占有，希望自己能够幸免于难。有个德国士兵搞了个恶作剧，给一
户人家写了张纸条：我有万贯家财，还有漂亮的老婆和两个鲜嫩的女儿，来我家吧！那个中国人不认识洋文，颇为自得地贴到院门上；一群外国士兵狂笑着冲进他们家，他完全弄不清到底哪个地方出了岔子。
尊敬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给你们讲一个至今想来都极为心酸和羞愧的事。那天两个俄国士兵和一个意大利士兵在街上碰到我，邀我一起去一户中国人家“看看”。看上去那家过得不错。户主是个气质非常好的中国男人，见到我们，绝望中有淡定。他把箱子打开，值钱的东西都在那里，随便拿。我们装满口袋。
两个俄国士兵看见躲在厨房里的女主人和十五六岁的女儿，突然来了兴致，下意识地提了一下裤子。那个中国男人吓坏了，挡在厨房门口，被俄国士兵揪住领子扔到了一边。俄国同行开始脱衣服。我和意大利士兵晾在天井里，不知道该上去把他揪回来，还是转身就走装看不见。身后响起了短笛声。那个中国男人从地上爬起来，回房间里拿出了短笛，他吹奏的是俄国的国歌。那两个俄国士兵突然站直了，安静地听完了整首曲子。然后他们俩从口袋里掏出瓜分的珠宝，出门到了街上。我和意大利士兵也物归原主。
必须承认，这是我在这场浩劫中看见的唯一动人的人性之光。我也是罪恶的参与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痛恨自己。我们以文明之名，我们以正义之名，我们以尊严之名，我们以救援之名，又做了一回屠杀者和强盗。四十年前，伟大的作家雨果曾批评过劫掠圆明园的英法联军：“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现在，历史又记下了一次抢掠：这一次，盗贼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两个，而是八个。连仁慈的传教士和优雅的外交官夫人都抢红了眼，他们成车成车地搜罗和运送中国的奇珍异宝。
战争还在进行，屠杀和抢劫还在进行。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北京，还有直隶、陕西，还有整个中国。到处都在死人，到处都是死尸，狐狸在白天出没，狼群和野狗四处游荡，已经不满足于只吃死人了。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当我念及这累累罪孽，我真替费德尔庆幸；生命并非越长越好，跟双手沾满鲜血相比，我更希望我的好兄弟能够干净坦荡地升入天国。而我永远做不到了。费德尔以马可·波罗为人生典范，所以来了中国；我将背负凶手和强盗的耻辱离开这片土地。
远征军的队伍开进了保定，我回到大沽的舰船上。受伤只是借口，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英国，多一天都不想待下去，海风刮来遥远的血腥味。战争永不会停止。
尊敬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祝你们平安健康。亲爱的兄弟费德尔，不管你在哪里，生死有命，愿你美好。大卫·布朗永远拥抱着你们！
读完大卫的信，我把它撕成碎片，飘撒到水面上。费德尔已经是一个新的费德尔，大卫也是一个新大卫了。如玉说，他其实是写给你看的。我点点头。我把如玉揽进怀里，是你救了我。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费奥，在察合台汗国最好的城市布哈拉城做了三年生意。布哈拉最好的瓷器来自中国，最好的丝绸来自中国，还有一些精美贵重的黄金制品也来自中国。布哈拉人评论女人时，往往会说，她像中国女人一样美；谈到中国的工匠时会说，他们有两只眼，而法兰克人只有一只眼。
语言是深入一种异质生活和文化的最重要的路径。
马可·波罗是忽必烈汗貂皮帐篷里的常客。他给大汗讲巴勒斯坦、帕米尔，讲沙漠，在那里马匹会陷入沙子里，还讲山中的隐士。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汗身边时，人们从马达加斯加给大汗带来了上好的礼物：象牙和从鲸鱼内脏中提取的龙涎香；最贵重的东西是一种鸟的羽毛，这种鸟在阿拉伯传说中被称为命运之鸟，羽毛有九十寸长。
儿子小时候经常半夜咳嗽，每一声都咳得我心颤。我抓着儿子的小手，另一只必须抓住如玉的手。我以为如玉更坚强，如玉说，你不在家，我时刻担心儿子下一声就把天咳塌了。
马可·波罗在中国大地上游历了六个月，凡事他都记得，回来全讲给忽必烈汗听。大汗既吃惊又好笑，他称马可·波罗为智者，开始派遣他去不同的国家。
马可·波罗来到匝儿丹丹国，那里的人镶着满口金牙。妻子分娩的时候，丈夫也躺到床上，他喊叫的声音比女人还大。妻子分娩后，他自己还躺在那里，接受别人的祝贺，他装出十分疲惫的样子，以此证明孩子是他自己的。这里没有文字，他们的货币是金子，零钱是贝壳；这里用小木棍计数。
儿子十五岁那年，带他去北京城。鬼使神差就到了台基厂，洋人把这条胡同叫马可·波罗路。意大利使馆在这里，旁边是英国使馆。听说使馆主楼前有两尊铜狮子。不让进。一个意大利绅士正进使馆区，我避开儿子，用意大利语小声对他说，我们是同胞。那位同胞穿白西装戴白手套，瞥我一眼，用流利的汉语回答我，一个中国人，谁跟你同胞，神经病！转身进了使馆区。一队巡逻士兵走过来，他叫住他们，用英语叮嘱，小心防范，别让闲杂人等混进了咱们的地盘。他指着我，那个中国人就很危险，竟然会说意大利语，虽然说得不太好。我也听出来自己说得生硬磕巴，十几年没说过意大利语了。我带儿子离开。儿子问，那人说了啥？我说不知道，听不懂鸟语。我又问儿子，你看爹像中国人吗？儿子说，爹，你有点像外国人。我就乐了，老子终于是正儿八经的中国人了。儿子，爹带伤去吃驴打滚，吃完了咱就回家，你娘该等急了。
不知道我这个瘸子，还有没有希望成为马克·波罗，或者我就待在这里，就已经是马克·波罗了？
一月份听说他们开始在山海关跟中国军队打，四月份就在家门口听到了炮击声。他们隔着运河炮轰了通县县城。这帮小日本，动作够快的，他们有备而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大卫说，战争永不会停止。大卫说的没错。我和如玉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战争就没有消停过，别人不打我们，我们就自己打自己；哪一阵子没看见战争，仅仅是因为枪炮在我们身后运行，刺刀正等待磨砺，子弹已悄然上膛。我跟如玉说，没事别出门，尤其是孩子，把孙子孙女看好。女人对战争经常没概念，她说打打杀杀跟咱们平头百姓有什么关系？我说，战争中没有平头百姓，人只分两种：活的和死的。
我们都老了。很多年里我们躲过了无数次战争。我们缩在家里，看着战争穿过运河，从蛮子营的村口走，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在房东大嫂家租住了五年，我们终于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和院落。战争我一眼都不想多看。但这次不同，我一点躲掉的信心都没有。三十三年前我就知道日本兵是怎么一回事。联军里，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守纪律，比日军更吃苦耐劳，比日军更有执行力和战斗力；可能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军人敢说自己比日军更残暴、更贪婪、更具有破坏力。他们既然来了，就一定带着必死和必胜的决心。这民族像一根弹簧，要么温文谦恭，要拉就一下子扯到头，不给你活路也不给自己退路。
到五月份，一大早就有整齐的脚步声经过东岳庙。我还赖在床上。年纪大了觉少，天不亮就醒，醒了总要磨蹭一会儿再起，为的是看一看小孙女。小丫头跟着我们老两口睡。
儿子娶了媳妇就单住了，其实就是一墙之隔。他们都觉得不必分家，我坚决要分，各过各的轻省。分家时我都没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身体里的意大利在作祟。这些年我已经充分地把自己中国化了：中国男人留辫子，我也留辫子；中国男人剪辫子，我也剪辫子；中国男人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我也穿大裆裤、扎绑腿、穿布鞋；中国男人抽旱烟袋我也抽旱烟袋；我的筷子用得不比任何一个中国人差，吃鱼吐刺的功夫堪称一流；早就想不起来香槟、红酒、威士忌、啤酒是什么味儿了，我喝烧酒，吱儿一杯，吱儿又一杯。我的话依然少，年龄越大嗓子越哑，别人继续叫我哑巴，但我会说几乎所有的中国话，只是写还有大问题。不过无妨，蛮子营里这个年纪的男人，基本上都不识字。有一天如玉跟我说，老头子，你的鼻子怎么矮下去了？我照了镜子，果然没有年轻时高。皮肤也成了古铜色，扒开皱纹，褶子里都是黑的。如玉走到镜子前，她还是那么白，比我更像一个白人。
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前，上一次可能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候如玉还为我们两个五官的差异焦虑。现在，我们俩惊奇地发现，镜子里的两个人如同兄妹。我们的差异在无限地缩小，我们的面孔和表情在朝着同一个标准生长。中国人常说，多年的朋友成手足，多年的夫妻成兄妹。我总以为是指夫妻一起生活久了，产生了血缘一般不能分割的关系，原来还别有一层意指，即长相也在趋同，如兄妹对长
辈相貌的遗传。我和如玉抱在一起大笑。我说老婆子，你再也不必担心我是个洋鬼子了。如玉亲了我一下。
如果说这些年我对如玉有所改造，那就是成功地让一个中国女人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亲吻和拥抱。如玉说，中国夫妻除了在床上会有身体接触，下了床相互碰一下指头都是新鲜事；就算在床上，也只是在“干见不得人的事”时肌肤相亲，干完了，蜷进自己的被筒里，各睡各的；若是老得干不了“见不得人的事”，后半辈子就成了同性人，跟磁铁一样，同极相斥，再无肢体上的交流。
那天早上我醒了没起，支着上半身看小孙女。小丫头一到晚上就跑过来，爬到我们床上，睡在我和如玉中间。一直想要个孙女。前头有了两个孙子，儿媳妇又怀上了，一家人都希望是个女孩。想啥来啥，如玉和我开心坏了，恨不得每天把丫头揣兜里随身带着。丫头和我们也亲。隔代遗传，丫头长得像我。人都说骆驼客的血统又回来了，哑巴好人有好报。我儿子长得像如玉。幸亏儿子像娘，要不那时候还真说不清。那天早上我醒了，和如玉一起看着孙女，听见整齐的脚步声往东岳庙方向去。我说坏了，一定是日本人来了。
为什么就不会是中国人？如玉问。
靴子声。我说，共产党没这么好的鞋，国民党没这么齐。
我让如玉把像样的东西装进坛子，挖个坑埋好。明天通州城大集，我再去囤点吃的和用的。
第二天早上，我先把急着过河的两岸人渡过来渡过去，然后回家吃了早饭，赶着借来的毛驴去了城里。走之前再嘱咐如玉，一家人都别乱跑，尤其不能让儿媳妇和孩子出门。已经有个十几个日本兵的小分队在附近驻扎下来了。早上我摆渡时，也渡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
船刚到对岸，我想歇歇抽袋烟，从树后面走过来四个穿军装的。走在最前头的挎着腰刀，裤腿塞在马靴里，个儿不高，挺着小肚子，仁丹胡子像张黑纸片贴在嘴唇上，牵着一条大狼狗，舌头吐出来有半尺长。他对我叽哩哇啦说了一串。身后跟着的瘦猴是个翻译，翻译说：“太君说，呔，那个抽烟的中国人，站起来，大日本皇军要渡河。”我把烟灰磕掉，站起来去解缆绳。他们也把我看成中国人，这让我挺高兴；要不就冲那个仁丹胡子和点头哈腰的麻秆翻译，我肯定会告诉他们，船是人家的，我弄不了。过河时，翻译问我，东岳庙灵不灵？我说，那得看你们求什么。他们没说求什么。
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我从城里回来，半道上遇到蕙嫂的孙子二蛋。十五岁的二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哑巴爷爷哑巴爷爷，每一个字都噎得伸长脖子，出出事了！我问什么事。二蛋说，如如如玉奶奶被日本人的狗咬咬咬死了！我头脑嗡地响起来，右腿被坏掉的左腿绊了一跤，摔到地上。二蛋把我扶起来，终于理顺了舌头，哑巴爷爷，咱们先回家再说。我把毛驴和褡裢扔给二蛋，撒开腿就往家里跑。
一定没有人看过一个年迈的瘸子这么跑过。他的胡子白了，头发也白了，只有人是黑的，他跑步的姿势像一条骨折的瘦虫子。他觉得天都塌下来了。是的，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三十三年来我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慌张过，我都想不起来在一只脚落地之前怎样才能抬起另外一只脚。我一个六神无主的瘸子奔跑在这辈子最后一段路上。如玉没了。我从没想过如玉死了我该怎么办，三十三年来一次都没想过。我怕想，我没法去想。她是我跟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我一度以为马可·波罗很重要，运河很重要，后来我发现，跟如玉比，一切都不重要。这个世界可以没有马可·波罗，可以没有运河，甚至可以没有意大利，但不能没有如玉。我一边歪歪扭扭、摇摇晃晃地跑，一边放声大哭。我不忌讳一个老男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他不哭，只是没到哭的时候，就像过去三十三年里，除了在战地流动医院因为十九岁英国水兵的死，我从没有如此痛哭过。现在到了痛哭的时候。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让我哭个痛快。让我把余下的眼泪和声音都哭出来。
院子里站满了街坊邻居。如玉的尸体停在院子里的一领草席上，盖着我们家最白的一块白布。儿子、儿媳妇、两个孙子跪在尸体旁边，小孙女被儿媳妇揽在怀里，她不知道哥哥和大人们在干什么，只是惊恐地看着白布呈现出的奶奶的身形。血渗透白布，变成紫黑色，触目惊心。邻居们给我闪开一条路，我两腿一软，跌倒在地上。如玉。我沙哑的嗓子里这辈子都没喊出过如此结实粗壮的声音，我把嗓子都喊破了。如玉。
白布我只掀开了一个角，惨不忍睹。如玉脸上和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肉，全被那条狼狗撕烂了。狼狗被放开来去抓小孙女的，如玉拦在中间，狼狗一个跃起扑上来，如玉抓住狼狗两只前腿，同时被撞倒在地上，无论狗怎么咬怎么抓，她始终都没松手。如玉的两手像两把钳子死死地固定在狗腿上，直到她被狗撕烂、抓破内脏，直到死。因为如玉拖住了狼狗，小孙女才得以逃脱，被八岁的小孙子背着跑回了家。
三个日本兵从东岳庙回来，还要渡河到对岸。翻译问村民河工家住哪儿，直接找到我家门上。如玉正带小孙女玩沙包。隔壁儿子家的门开着半扇，儿媳妇当时在堂屋做刺绣。防止节外生枝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把日本人打发走，如玉决定去给他们摆渡。水不凶猛的时候，如玉经常帮我摆渡，她的两只手因此骨节粗大，东西抓得牢靠。她把小孙女抱进儿子家的院门，然后关上门，跟着日本人和翻译去了渡口。快到码头，小孙女追过来了，身后跟着小孙子，他被他娘派出来看着妹妹。儿媳妇根本不知道日本人找上门要摆渡。
日本人走得快，已经上了船。仁丹小胡子拍起了手，说我小孙女长得像西洋娃娃。后边的日本兵就开始叫唤，翻译官把他们的要求翻译给如玉听，他们想看看生娃娃的女人，肯定是个漂亮的西洋女人。日本兵在说西洋女人时，声音、表情和动作充满了色情与猥琐。如玉说，不是，她妈妈就是个瘦弱矮小的中国女人。翻译官又把他们的日语翻译过来，这么说，这孩子就是个西洋男人的杂种，那更得看看什么样的女人才能睡上西洋男人了。如玉让小孙子赶快带妹妹回家，她要往船上走；船动了，事就没了。小孙子背上妹妹往回走，这时候牵狗的日本兵松开了狗绳，狼狗迅速跳上岸要去追小孙女。如玉一闪身堵住狼狗的路，狼狗受了刺激，一跃而起向如玉扑来。
蛮子营最靠边的住家离河边还有一段距离，邻居们听见有人叫了几声又没了声息，就没当回事。等两个孩子回到家词不达意地叫来我儿子，如玉已经仰面朝天死在荒草里，衣不蔽体，整个人被狼狗撕得稀烂。为了从狗腿上掰下她的手，如玉的十指的骨节被日本人生生折断。日本人自己把船渡到对岸，缆绳都没系，跳上岸就跑。船顺水漂流，搁浅在一个弧形的拐弯处。
人固有一死，但你给我一万个脑袋，我也想不出这世上竟会有如此残忍、粗暴又无谓的死法。我们坚忍地活过一个又一个乱世，多少凄风苦雨都扛过去了，一个新的乱世如今才刚露出眉目，她都没来得及挺一挺、熬一熬，就死了。如何活着才算有意义？什么样的死才算值得？谁说了都不算。赶上了你逃不掉；赶不上，操那份闲心也没用。甩开步，照命数走。
我守了如玉两天，白天黑夜地坐在她身边。天热了，不能再不入土。我让儿子、孙子和二蛋把河滩上所有的野花都采回来，放进如玉的墓穴里。她的身底下铺满了花，她的身上盖满了花。我要让她像我第一次闻见她时那样香，让她带着一身的香味离开这个操蛋的世界。我和儿子在她的身边旁边又挖了一个坑。儿子问，挖这个干吗？我说，死了埋我。坟墓在河滩上，儿子和蕙嫂他们都不赞同，发大水了容易被冲掉。我说冲掉了正好顺水漂流，回到风起淀。
葬完如玉，我这一生也可以结束了。马可·波罗说，中国是世界的尽头。我去日本兵小分队驻扎的营地附近仔细转了一圈，回来把如玉埋的坛子从院子里的银杏树下挖出来。左轮手枪还在，三十三年不用还跟新的一样；子弹也一颗颗精神饱满，一点锈迹都没生。吃过晚饭，我把小孙女抱在怀里，跟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孙子说，我去看看你们的娘和你们奶奶。我让儿子、儿媳看好三个孩子，让两个孙子看好妹妹；天太黑。他们以为我去如玉的坟边坐坐。
我的确去了如玉的坟边。我坐在她身旁抽了一袋烟，跟她说了几句话。到头来我竟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了。站起身时我说，如玉，等等我，到那边我还要对你好。我摸摸腰后和裤兜，枪硬邦邦的，子弹哗哗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