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在接受了兽人的存在之后，恐惧的性质其实悄然发生了转变。对凶猛的野兽和冷漠的人类的害怕，在“我”看来都是可以愈合的。但这种“失序”，使得“我”对社会失去了信心，因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最大区别，正是人创造的秩序。人的秩序一旦崩塌，人类社会是否会退化？
其实这一问题，在作者创作小说时的维多利亚时代，是社会学界很流行的焦虑。在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后，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用“进化”的概念解释在人类社会内部发生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变革。
借由“进化”阐发的社会学理论似乎完美地适用于飞速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正好印证了眼前仿佛永远在进步的社会。但到了19世纪末，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贫富差距悬殊、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越来越明显，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文明其实也会发生退化？
小说中，兽人在失去了莫罗与“法”的约束后，不仅是形体，智力也退回了野兽的状态，最终发生血案。这或许就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担忧。作者起初将这样的担忧形容为“深切而持久”的“病态”，是在心上留下的永远的伤疤。
小说的最后一章，专门描绘了这样的厌世情绪。只要是身处人群之中，“我”就会陷入恐惧，担心周围的人会在某一时刻变成兽人；最让“我”反胃的，是“火车里和公共马车上漠然、毫无表情的人脸。”此处的恐惧，已经不是小说开头出自动物本能的害怕了，而是对缺乏温度的社会的抗拒。
三
好在小说并没有在绝望中结束。作者借由叙事者说：
……我们体内那超越动物本性的部分，一定要在广阔、永恒的万物之法之中，而非在琐碎的日常、人类的罪过与困扰之中，寻求慰藉与希望。我必须要有希望，否则我无法生存。
这里的“万物之法”（eternallawsofmatter）耐人寻味。这法则究竟是什么，作者没有明说，只是说通过观察星空或许可以求索。这里的星空代表的是更广阔的宇宙，那么对比之下的“狭隘”，可能既是违反科学规律拼接人兽的莫罗博士，也是无视社会规律只求经济发展的人类社会。
19世纪70年代，通过活体解剖动物进行科学研究的观点传入欧洲，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莫罗博士的“痛苦之屋”就是这种研究手段的化身。从美洲狮的哀号，到目睹活体解剖现场，作者用许多骇人听闻的细节，表现了活体解剖的残忍，同时更加突显了莫罗的冷血无情、不负责任。
莫罗在小说中的形象，不仅是弗兰肯斯坦那样疯狂的科学家，而是接近于上帝，或者说扮演上帝的人。莫罗不仅残忍地肢解动物，并给他们制定了“法”，像是在模仿基督教的“十诫”。这或许就是作者对其进行谴责的哲学或宗教根源：没有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来左右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作者会提到星空，因为人类所能观察和了解到的世界，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创造兽人不过是一个比喻——以湮灭人性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与莫罗博士又有何异呢？
“我”最后选择了孤独，才获得了希望。或许作者并不是在提倡避世，而是已经有所预料，小说传达的观点与当时社会发展的浪潮必定是格格不入的。身处向上的浪潮之中，个体的出路是阅读前人留下的智慧，同时不断寻求更广阔的“万物之法”。
202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