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将近四周长的时间没有继续往下写这些记录了，之所以停笔不前，首先是由于进行了上述回忆之后精神上所感到的某种疲惫枯竭，同时也是由于眼下这些应接不暇的现实事件，这些事件的逻辑发展其实早就被预见到，也早就以某种方式被渴望发生了，而这些事件现在也真的激起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这些事件是我们不幸的、被痛苦和惊吓掏空了的人民所不能理解的，他们怀着麻木不仁的宿命听之任之，而面对这些事件，我那已经被旧的悲伤、旧的震惊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心灵也就只好无可奈何地顺其自然了。
事实上，自三月底以来——我们现在的日期是1945这个命运之年的4月25日——我们在本土的西部所作的顽抗已经开始土崩瓦解。公共报纸已经部分地被激发起来，开始记录事实真相，由敌人电台的报道和逃亡者的讲述提供养料的谣言堂而皇之地把这场迅速扩展的灾难的细节散布到帝国那些包括我的陋室在内的还没有被其吞噬、还没有被解放的地区。再也无人坚持了：全都束手就擒，全都作鸟兽散。我们的城市被击碎、被拖垮，一座一座地沦陷，宛如熟李子落地一般。达姆施塔特、伍尔茨堡、法兰克福失守了，曼海姆和卡塞尔，甚至于明斯特马上就要失手了，而莱比锡则已经开始听命于外人了。在过去的某一天里，英国人已经站在了布莱梅，美国人则到了上弗兰肯的庭院。纽伦堡，这座曾经多次举办振奋愚人之心的国家庆典的城市，投降了。而这个政权的头头脑脑们，曾经大权在握、享尽富贵荣华、干尽伤天害理之事的他们，现在也开始气急败坏地忙着畏罪自杀了。
俄国人的军团因为拿下柯尼斯堡和维也纳而得以长驱直入突破奥德河，一支百万大军朝着瓦砾中的、所有高级官员都已撤离的帝国首都推进，他们在沿途使用重型大炮实施那种早就在空中执行过的判决，他们目前正在一步一步逼近市中心。那个可怕的男人，他去年逃脱了那帮绝望的、旨在拯救最后的储备、拯救未来的爱国者们的谋杀，他虽然捡得一条性命，但也就只是一条混乱不堪、反复无常的性命而已。他命令他的士兵，要用他们的鲜血汇聚的海洋去淹没敌人对柏林的进攻，任何军官，只要敢说“投降”二字，就地枪毙。这个命令得到多方面遵守和执行。与此同时，奇特的、同样也是头脑不再完全清醒的德语广播节目开始通过无线电波浪迹天涯：有的节目把居民，甚至盖世太保帮凶说成是多重诽谤的受害者，奉劝胜利者要善待他们，有的节目则通过绘声绘色地报道一个名为“狼形人妖”的自由运动来制造声势：说是有一群身手敏捷的飞毛腿男孩，在林子里昼伏夜出，已经勇敢地干掉了一些入侵之敌，为祖国立下汗马功劳。哦，多么可怜啊，多么荒唐啊！直到最后，还要以这种方式去祈求那个粗糙放肆的童话，那个深深根植于这个民族心灵的狂放传奇，而且呀，这种祈求还得到了些许熟悉的回响呢。
在此期间，一位跨越大西洋的将军让魏玛的居民列队从当地那个集中营的焚尸炉前一一通过，同时宣布他们——难道该说：没有道理吗？——宣布这些公民，这些看似光荣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纵然有风会把那被焚烧的人肉的臭味吹进他们的鼻孔，也竭力装作一无所知的公民——宣布他们对现在揭露出来的这些骇人听闻的残暴行径负有连带责任，他强迫他们去正视这些暴行。但愿他们睁开眼睛去看——我和他们一起睁开眼睛看，我想象着自己也在他们那麻木不仁抑或不寒而栗的行列中被一步一步地推着向前。一个卑劣无耻的、从一开始就发誓要献身虚无的统治把德国变成了一座地牢，现在，这座地牢的铜墙铁壁被砸开了，我们的耻辱被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图片现在被拿到世界各地去展示给那些外国的委员会看，而且人家还在自家的报道里说：他们所见到的，其骇人听闻和残暴的程度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我现在在这里说的是：我们的耻辱。难道说，告诉自己，所有的德国的东西，也包括德国的精神，德国的思想，德国的辞藻，全都一并因为这种不名誉的揭露而受到累及，全都被推翻，落入被严重质疑的深渊，难道说这仅仅只是杞人忧天吗？无论德国今后以何种面目见人，它还可以，还被允许在人类的事物上随便开口吗？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就是病态的悔恨吗？
总之，这里被公诸于世的东西应该可以说是人性中各种阴暗的可能，而正是德国人，成百上千的，成千上万的德国的人们，正是在他们的所作所为面前，人类感到了毛骨悚然，而一直以来始终只以德国的方式存在的东西，现在却只被拿来用于遭人鄙弃了，拿来用作邪恶的典型了。属于这样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的历史本身承载着如此恐怖之极的失败，这个民族自身已经变得疯狂迷乱，这个民族的心灵已经变得枯萎干涸，这个民族承认对自己统治自己感到绝望，这个民族至今还认为当外国势力的殖民地是其最好出路；这个民族将不得不被人圈起来，不得不与自己为伍，就像隔离区的犹太人那样生活下去，因为这个民族在四周播下的仇恨的种子正在发芽，正在长大，这个民族将不可以出界，不可以越雷池半步——这是一个不能见人的民族，如果属于这样的一个民族，那情形又将如何呢？
诅咒，诅咒那些害人精，是他们把一个原本忠厚朴实、思想正直的民族，把只是太学究气、太爱从理论出发安排生活的一类人，放进了那个邪恶的学堂！假如这种诅咒是出自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胸怀，那是多么令人愉快，那将会是多么的令人愉快呀！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祖国之爱哟，这种爱原本准备贸然捍卫的居然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其奄奄一息的垂死挣扎的这个血腥国家，这种爱原本准备贸然捍卫的居然，套用路德的话来说就是，“身上所背负”的滔天罪行。当这个血腥国家叫嚷咆哮的时候，当它宣告一笔勾销人权的时候，这群人的表现是那样的欣喜若狂，是那样的如痴如醉，而在它刺眼的旗帜的指引下，我们的青年是那样两眼放光地怀着无比的自豪和坚定的信仰迈步前进——假如它并非我们民族天性中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被强加给我们的，并且也不是我们的民族天性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那该有多好啊！这样的一种祖国之爱，在我看来，同我所认为的那种认真仔细的祖国之爱相比，怕是要高尚得多哟。然而，这个统治就其言行来看，其实仅仅只是对一种你不得不承认其性质是纯真的思想和世界观的扭曲的、令人唾弃的和厌恶的现实化，而且，这种思想和世界判断在我们的伟人，在那些最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特性的精英的性格特征中鲜明地表现出来，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有人性的人是能够不无厌恶地发现这一点的，难道不是吗？我要问——难道我问得太多了吗？啊，当然比只问下面的一个问题要多，即：这个被打垮的民族现在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目光困惑地面临一无所有的局面，因为这个民族为找到适合自身政治形式而作的最后和最极端的尝试，却是以如此丑陋不堪的失败而告终。
*
现在，这两个时间段——我正在奋笔疾书的这个时间段和这本传记所囊括的那个时间段，它们开始衔接起来了，这可真是奇了！因为我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的最后年月，即在他的婚姻计划遭受失败，在他失去他的那位男友，在那个来到他身边的美妙孩童的生命被夺走之后的1929和1930那两年，它们正好就属于随后夺取这个国家，而此刻则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走向灭亡的那个劳什子的上升和蔓延时期。
对于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而言，这是充满着一种巨大的和高涨的，我禁不住想说：怪异的，甚至令参与者本人都沉醉其中的创造性活动的两年，而且，你另外还根本不可能抗拒的印象是，它们似乎就是支付给他的薪饷和补偿，因为他服从了那种对于生活的幸福和爱的权利的剥夺。我说的是两年，但这并不正确：因为只有这其中的一部分，只有其中一年的下半年和另一年的几个月够得上是完成他的那部作品的时间，而那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他的历史意义上的最后的和最极端的东西：交响康塔塔《浮士德博士哀歌》，它的创作计划，如我先头已经透露的那样，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内珀穆克·施耐德魏因来到普菲弗尔林之前，现在，我就准备用我贫瘠的语言来专门对它进行描述。
首先有一件事情是我不可以不做的，这就是去看看它的作者，一个时年为四十四岁的男人的个人情况，去看看我用一双始终是紧张好奇的眼睛所观察到的他的外形和生活方式。在此，我最先要诉诸笔端的是我早在字里行间就已提前作好了铺垫的下述事实，即他的脸，以前，只要他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那么，它同他母亲的脸的相似性就会昭然若揭，但是，前不久这脸上却大变样地长出夹杂着灰色的深色胡子来，还是一种翘胡子呢，上嘴唇上却另外还有一个狭长的小胡子向下垂着，而且这个翘胡子，尽管它也没有让两个脸颊空着，可相比之下，下巴处的却要浓密得多，而且，同是在下巴这里，两侧的却又要比中间的更浓密，也就是说，绝对不是一个山羊胡子。这种对面部表情的部分覆盖所造成的陌生化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正是这个胡子，联合他的另外一种越来越爱把头歪向一侧肩膀的趋势一起，共同赋予他的面容以某种超脱凡俗的受苦受难的味道，确切地说，也就是某种救世主的味道。我爱用这个表达，我没有办法不用它，我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更可以保证自己的好感同情，因为这个表达显然不是指向虚弱，而是随着极端的活力和一种身体的健康而出现的，而我的朋友很擅长的一点就是，尽情地当着我的面去夸耀他的这种活力的不容辩驳。他的做法就是采用一种有点慢条斯理的、偶尔犹豫不决、偶尔又稍显单调的说话方式，这种说话方式我是新近才在他身上发现的，而且我也喜欢把这种说话方式理解为处于灵感纷至沓来的狂喜中的他在创作上审慎自制的一个信号。胃部卡他，颈部感染，痛苦不堪的偏头痛的打击，他长久以来所遭受的这种种身体的刁难，全都没有了，一个个的日子，工作的自由，对他而言是确定无疑的，他本人宣称他的健康状况是完美的，是获得了凯旋般的胜利的，而他每天又重新起来进行创作时所焕发出来的那种充满想象力的能量，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读到，这既让我充满自豪，同时也让我不免担心他会旧病复发。他的眼睛，以前它们的上眼皮大都是垂下一半的，但现在呢，上下眼睑之间的缝隙变得更宽更大了，几乎是很夸张地分得开开的，以至于都可以看见虹膜上方的一条狭长的眼白了。这可能会给人带来几分不安全感，而且，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会变得更加强烈，也就是在你可以从这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觉察到一种呆滞，或者我该说：停滞的时候，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反复琢磨这种停滞的本质，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它是以两个不完全圆的、有点不规律地被拉长了的瞳孔保持始终相同的大小为基础的，完全就好像它们是不受外界任何照明变化影响似的。
我这里所说的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是隐秘的和内在的不灵活性，你必须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观察者，只有这样你才能对此有所感知。与之形成对立的则是另外一个显著得多，也外在得多的现象——这个现象，亲爱的让内特·硕伊尔也注意到了，有一次，在她拜访完阿德里安之后，她很是多余地向我指出了这一点。这就是他不久前才养成的一个习惯，即在某些瞬间，比如在陷入沉思的当口，他会快速地让他的眼珠子来回——而且是睁得相当大地向两边——运动，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让眼睛“滴溜溜地乱转”，由此不难想见，有些人大概是会被他的这个样子吓着的。因此，即便我个人可以轻松地做到——我觉得我似乎就是轻松地做到的——把这些在我看来是奇异的特征推到这部作品头上，他当时正处在创作这部作品的巨大无比的紧张之中——但是，一想到除我之外几乎再也没有旁人看见过他，我私下里还是觉得松了一口气——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担心他可能会把人吓着。他现在真的不进城参加任何社交性质的活动了。收到的邀请要么由他那忠诚的房东大娘打电话一一回绝，要么就是不予理睬地搁置一旁。甚至连去慕尼黑购物这样具有实用目的的短暂行程也都取消了，可以说为那死去的孩子添置玩具算是他最后的几趟慕尼黑之行。以前他外出见人、参加晚间聚会和公共活动所穿过的外衣，现在全都挂在衣柜里蒙上一层灰，他身上穿的是那种最简单的家居服——但绝不是家常穿的睡袍式的晨服，这种衣服，他从来，即使是在早上，也没有喜欢穿过，只是在夜里，当他从床上爬起来到椅子上坐上一两个小时的时候才穿。他在这个时期经常穿的是一件宽松的长毛厚粗呢质地的短上衣，高领的，所以不用戴领带，下身随便配一条同样宽大的、没有熨过的小方块图案的裤子，每次他出去进行他那习以为常和必不可少的扩大肺活量的散步时，他也都是穿着这件上衣的。幸亏他的外表里还透着那股子自然的、源自精神的高雅，不然的话，甚至都可以说他邋遢得有点不修边幅了。
话说回来，他又该为什么人去约束自己呢？他和让内特·硕伊尔见面，和她一起仔细研究一些个由她弄来的十七世纪的音乐作品（我现在想起一个叫雅各布·梅拉尼的人的夏空舞曲来，《特里斯坦》中有一处是一字不拉地沿用的他的创作），他时不时地也和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见面，他和这个同他有着一样的眼睛的人一起欢笑，而在他们笑的时候，我则会禁不住在一旁出神地凝望，我伤感地发现，现在独独只剩下眼睛是相同的了，黑色和蓝色已经消失了……他最后也和我见面，我往往周末去他那里造访——也就是这些。另外，他能够需要陪伴的时间也就只有很短的几个小时，因为，他白天工作八个小时，周日也不例外（他没有把周日“神圣化”），又因为他在这八个小时里还会插进下午躲在昏暗的房间里的休息，所以，在我每次去普菲弗尔林探望他时，我总是有很多时间是被他晾在一边一个人呆着的。好像我对此很后悔似的！我当时就在他的身边，就在这部正在形成的让人痛苦、让人战栗并为人所热爱的作品的身边，现在，这部具有极高价值的作品已经被雪藏、被唾弃、被隐瞒了十五个年头，我们眼下正忍受着的这种毁灭性的解放或许能够促使它重新获得新生。曾经有那么几年，我们这些地牢的孩子做过在清晨高歌一曲，高唱着《菲黛里奥》，高唱着《第九交响曲》，去欢庆德国的解放——德国的自我解放——我们做过这样的美梦。现在，对我们有益的只有这首欢庆之歌，而这首歌或许也只会是从我们的灵魂中唱出：这首地狱之子的哀歌，这首最可怕的人的和上帝的哀歌，它，已经从主体的口中发出，开始在人间唱响了，而且，它还不止于此，它还在不断地持续地传播开来，似乎要传遍整个宇宙。
悲哉，悲哉！好一首《沉痛的哀悼》，我要无比殷勤地满怀着爱地这样大声疾呼。然而，尽管如此，从创造性的角度，从音乐史以及追求个人完美的角度来看，一个欢庆的、极度充满必胜信念的情况，这难道和那种恐怖地赠予酬劳和补偿的礼物没有什么关系吗？这难道不就意味着那个“突破”吗？在我们之间，当我们思考和讨论艺术的命运及其地位和时辰的时候，我们曾如此频繁地把它作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似是而非的可能性来挂在嘴边——这不就意味着那种重新赢得吗？这个我本不想说的，但为了精确，我现在还是要说：表现力的重构，在一个注重精神性和严格讲究形式的层面上最高度和最深厚地调动感情，这一点必须做到，为了把精于算计的冷漠转化为富于表现的心灵之音，为了人间万物真心实意地相互依托，为了完成这样的盛事，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我不断地发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描绘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既可以通过具体的东西来解释，也可以通过艺术形式的东西来解释。其实这首哀歌——而且这里所涉及的是一首永远的、不知疲倦地被强调着、摆出最痛苦不堪的“看哪——这人”——姿态的哀歌，这首哀歌就是表现力自身，可以大胆地说，所有的表现原本就是哀歌，就和音乐一样，只要它把自身理解为表现，在它的现代历史的开端变成哀歌，变成《让我死亡》，变成阿里阿德涅的哀歌，变成仙女们的发出轻轻回响的哀怨的歌唱。这部浮士德康塔塔并非平白无故地在风格上强烈而明显地体现出同蒙特威尔第和十七世纪的联系，这种音乐——同样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对回声效果，偶尔也不排除对形式方面肤浅的模仿，有偏爱：这种回声，这种把人的声音作为自然的声音的归还，这种把人的声音作为自然的声音来进行的揭示，从本质上讲就是哀歌，就是自然对人悲哀地发出“啊，是这样的！”，就是自然试图宣告人是孤独的——正如反过来从仙女们那方面看，她们的哀歌又接近于回声一样。但是，回声，巴洛克风格所喜爱的这种花样，在莱韦屈恩最后的和最高的创作之中，却常常是和难以言状的忧郁沉重的效果一起运用的。
诸如此类的一部怪异的哀歌的鸿篇巨制，我要说，必然是一部富于表现力的作品，而且，它因此也是一部解放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它做得和它回溯数百年去追寻的早期音乐一样好，而后者那时的意愿就是要成为走向表现力的解放。只是，在这部作品所占据的发展阶梯上有一个辨证的过程，那种从最严厉的束缚向情绪冲动的自由语言的转变需要通过这个辨证的过程来完成，这个过程就其逻辑而言会显得复杂之极，会令人感到震惊之极和神奇之极，远非牧歌的时代所能比拟。这里，我想提请读者诸君回想一下我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也就是在他妹妹于布赫尔农庄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在沿着“牛槽”的散步途中，我和阿德里安所有过的那次谈话。当时，他顶着头痛的压力，向我阐发了他的那个关于“严肃乐章”的想法，其中有一首名为《亲爱的姑娘，你好坏》的歌，这歌里的旋律和和声都由一个五音的基本动机，即字母符号heaees的变化来决定，他的这个想法就是从这种方式里推导出来的。他让我瞥到一种风格或一种技巧的“幻方”，这种技巧还在用被认定是同一的材料发展着那最外在的丰富性，而且，在这种技巧中不再有任何非主题的东西，不再有任何可能证明自己是某种始终相同的事物的变种的东西。这种风格，这种技巧，容不下任何声音，容不下一个在整体结构中不能发挥其动机功能的声音——再也没有什么自由的音符了，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