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证明，阿德里安那时收到这个重要的，从那陌生、同情的远方给他寄来的礼物时，高兴得跟个孩子似的，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它，虽然他从未在人前戴过它，却也私下里演练过这样的习俗，或者我该说：仪式，即在搞创作的时候戴上它：在谱写《约翰启示录》的整个过程中，如我现在所知，那他都是一直把这件珠宝戴在他的左手上的。
这枚戒指是制约、束缚，甚而是服从的象征，这一点他想过吗？他显然没有这样想过，相反，他把他作曲时戴在手上的这个东西视为一条看不见的链子上宝贵的一环，在他眼里，它就是把孤独的他和世界连接起来的纽带——这个世界于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像，它的面目，个性如何，他几乎不得而知，可是，他好像并不急于打听它的个性特征，因为我在这方面的打听比他要多得多。我问我自己，莫非这个女人的外表有什么毛病，因而决定了她同阿德里安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只能是隐身、回避、永不谋面？她可能长得很丑，可能是瘸子，是驼背，可能被某种皮肤病毁容。我不接受这样的揣测，我倒是更多地认为，如果真有某种缺陷的话，那也是心灵上的，而且，这种缺陷使得她很容易去理解任何形式的对珍惜的需要。他们的关系注定要严格坚守在纯精神领域，对于这个原则，她的伙伴也确实从未有过要去动摇的念头，反倒是一味地默默地加以遵守和服从。
我很不情愿用这个平庸的说法：“在纯精神领域”。这种说法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同某种实际的硬朗矍铄很不相称，而这种硬朗矍铄则正是那遥远的藏而不露的忠诚和关怀所特有的。一种来自那对面的非常严肃的音乐和普遍的欧洲的素养赋予他们的通信以一个非常实际的支撑，因为他们的通信正好就是在那部《启示录》作品的准备阶段及其谱写期间定期进行的。人家很善于给他的这部作品的文字结构提建议并弄来难以弄到的材料——正如事后所证明的那样，那本有关保罗幻像的古法语诗歌体翻译就是那个“世界”给他弄来的。后者精力充沛地为他操持忙碌，尽管是以转弯抹角和借助中间人的方式。正是在她的促使之下，《伊始》发表了那篇很有见地的文章——然而，这里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能够以欣赏的口吻谈论莱韦屈恩音乐的地方。而“万能编辑”出版社之所以满口答应保证出版他当时正在进行的那部清唱剧，也是由于她的暗中授意。1921年她同样也是以隐蔽的，让人搞不清楚资助来源的方式，为普拉特内尔的木偶剧，为在多瑙厄申根能够昂贵盛大地和音乐上完美地上演《罗马人的功绩》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我想坚持采用这个词及其所属的那种包容的姿态，即坚持用这个“提供”。阿德里安不可以怀疑的是，只要是他的这个崇拜者，这个孤独的上流社会贵妇，只要是她能够办得到的，那她就全都提供给了他。她的财富，可以明显感到，于她，因为有着批判的良心，所以是一种负担，尽管她并不了解没有财富的生活，而且恐怕也不会知道该怎么去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尽可能多地把她的财富，倾其所有、竭尽所能地把她的财富，拿出来放到天才的祭坛上，这于她是不容否认的渴望，而假如阿德里安愿意的话，那么，他的整个生活格调恐怕一夜之间就能按照那个珠宝的模式改变过来，然而，看见他戴这个首饰的也就只有修道院院长工作室的那几面墙壁。对于这一点，他心里跟我一样清楚。我也用不着说，他一刻也没有严肃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就我而言，只要一想到有笔巨大的财产就躺在他的脚边，他只需伸伸手，就能让自己过上王侯般的生活，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感到某种陶醉，但是，阿德里安和我不同，他肯定从来没有让这种想法沾过自己的边。不过，倒是有一次例外，那一次他竟然离开普菲弗尔林出门了，总之是出远门了，跑出去对那种几乎是君王般的生活形式匆匆进行了一次体验品尝，说真的，我还就是情不自禁地打心眼里希望他永远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接受了托尔纳夫人固定不变的、永远有效的邀请，她邀他到她的某个庄园里去住一住，只要他愿意，住多久都可以，前提当然是在她不在那里的时候。他那时，即1924年春，正在维也纳，在当地的埃尔巴尔大厅里，在所谓的“《伊始》之夜”的一个晚会上，鲁迪·施维尔特费格第一次极大成功地——特别也是为他自己——演奏了那部最终为他而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我这里说“特别也”，我的意思是“首先”，因为某种程度地把兴趣集中到演奏者身上恰好是这部作品的意图之一，尽管它的音乐手稿绝对不容混淆，不过，它却不属于莱韦屈恩最登峰造极、最骄傲的作品之列，而是，至少是部分地，带有某种尽义务的、恩赐的，我最好是说：居高临下的意味，这令我不禁想起了早年的一个预言，而发出这个预言的那张嘴此间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阿德里安也拒绝在节目结束时到热烈鼓掌的观众面前露面，当人家四处找寻他时，他已经离开音乐厅走了。我们，即举办者、兴高采烈的鲁迪和我，后来在一家小旅馆的餐厅里和他碰了头，他已经在这家位于绅士胡同的旅馆里登记住下，而施维尔特费格原本以为自己是应该住进一家位于环行大道上的饭店里的。
事后的庆祝是短暂的，因为阿德里安又头疼了。第二天他决定，先不忙返回施魏格施迪尔家，而是就他的那位世界女友人的意思，到她在匈牙利的庄园去看一看，从片刻放松他的生活的角度出发，我对他的这个决定是能够理解的。由于她当时正好——神不知鬼不觉地——逗留在维也纳，所以她不在庄园那里的条件已经满足。他直接给庄园那边打电报通知了他将作短暂拜访的消息，接着，正如我所猜测的那样，在庄园和维也纳的一家饭店之间来回进行了几次沟通。他动身前往，可惜陪他去的人不是我，因为我当时的工作很忙，基本上脱不开身去听他的这场音乐会，而这一次陪他的也不是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这个跟他有着一样的眼睛的家伙嫌累，根本就懒得去维也纳，另外也可能是他手头没有足够去到那里的旅费。最后反倒是鲁迪·施维尔特费格顺理成章地成了陪同他前往的那个人，此君既有时间，又正好在场，而且他和他刚刚还有了一次顺利的艺术上的合作，另外，他对他不知疲倦的亲近举止恰巧也在那段时间大获成功——一场后果严重的成功。
在他的陪伴下，阿德里安在托尔纳城堡过了十二天，沉浸在一种由尊贵的华丽、十八世纪的柱子和高雅居室所构成的家庭氛围中。他受到了犹如出行归来的领主一般的接待，他多次乘车穿过大小如同侯爵领地一般的庄园，来到明朗的普拉滕湖滨，由一批毕恭毕敬的、部分为土耳其裔的用人伺候着，享用着一个五种语言的图书馆、两架气派的三角大钢琴、一架家庭管风琴以及形形色色的奢侈。他告诉我说，他在参观庄园的时候发现，隶属于这片华美领地的一个村子，竟然还处在赤贫的状态，竟然还完全停留于远古的、前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准。他们的向导，本身也是庄园的管理员，一边同情地摇头，一边把值得一提的稀罕事儿讲与他们听，说这里的居民们一年里只是在圣诞节前后才能吃上一次肉，甚至连动物脂蜡烛都没有点的，真的就是鸡进窝就上床。这种状况是令人羞辱的，可是，由于习惯势力，也由于愚昧无知，这里人们面对此种境遇倒也心安理得，并不显得多么敏感，假使要想对这种状况，例如村里的街道脏得难以形容，村民居住的茅屋卫生条件完全没有，假使要想对此有所改变的话，那可真的就得发动一场革命了，然而，这却是一场任何个人都无力发动的革命，一个女人就更不可能了。当然，有一点则是可以想见的，即村子里的这种景象应该是促使阿德里安的这位隐秘女友不愿在她自己的庄园里逗留的因素之一。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的这位朋友的严肃人生当中的这样一段略显古怪的插曲，我也只能是粗略地作个勾勒而已，因为能够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的人并不是我。我当时并不在他的身边，就算他当时有意邀上我，我也是不可能去的。当时陪在他身边的是施维尔特费格，他倒是很了解情况的。可他却死了。——
又称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对激进共和主义者的蔑称。当时的贵族穿长及膝部的短裤，而法国大革命的追随者们则以穿长裤来以示区别。
位于多瑙河源头布里嘉贺河和布雷格河汇合处的一座城市，在德国境内。
德国人又称巴拉顿湖为普拉滕湖。
罗马的泉源和生育女神。
卡里马科斯（约公元前310-公元前240）：古希腊诗人，希腊文学史奠基人，亚历山大里亚派诗歌的代表。以颂歌著称于世，《阿波罗颂歌》是其留存的六首颂歌之一。
太阳神阿波罗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