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静静地躺在阁楼上，心里暗暗替父亲着急，出了一身汗。我在心里说，这事若是让我来回答，应当怎么说呢？如果说行，那房子将来真是闹了鬼，责任就将由我父亲一个人来承担；若说不行，那么多的木匠泥瓦匠等在那儿，你让德正一时半会到哪去找那么多椽子呢？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过，很快，父亲的回答就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而是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道：
“你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连鬼神都会怕你们的。”
德正一听，哈哈大笑，拍拍屁股，走了。
在一场绵绵春雨中，德正家的新房悄无声息地封了顶。不论是我，还是同彬，都没能听见上梁的鞭炮声。到了这一年的国庆节，春琴就从半塘村嫁了过来，与德正成了亲。家家户户都随了礼，可因为人太多，酒席上坐不下那么多人，德正就让每家派一个代表来喝喜酒（当然，我们家和小武松家是例外，都是全家出动）。定邦和定国两兄弟没在婚礼上露面，由梅芳一人做了代表。她带来了一床被面、一对枕巾，也带来了一大堆阴阳怪气的刻薄话。
在婚礼的前一天深夜，父亲让我把家里那头又肥又壮的母羊献宝似的牵到了德正家。到了第二天，这只羊作为宴席上仅有的肉类，很快被宾客们分食一空。按理说，大人在一起喝酒，我们小孩子照例是不许上桌的，但德正却一定要让我和父亲并排坐在一起，对于什么“父子不同席”一类的规矩，完全不予理会。按风俗，在宴席的末尾，新娘子春琴，得由德正领着，挨个给宾客们敬酒。当她来到我们桌前敬酒时，却板着脸，在众目睽睽之下，故意跳过我们父子俩，就当没看见我们。德正抱歉似的朝父亲笑了笑，也只得随她去了。
当春琴端着酒杯，走到赵锡光身边时，赵先生拱了拱手站起身来，像是不经意地对春琴道：“新娘子今年贵庚？”春琴脸一红，转过身看德正。德正又回过头去看他的岳母。春琴的母亲正端着一盆豆腐来上菜，赶紧笑了笑，接话道：“虚岁二十一了。”
赵锡光当时没说什么，可一下酒桌，就在村里四处放风说，春琴这孩子，最多不过十五六岁，还在长身体呢，“真是作孽，也不怕天打雷劈！”
听见赵先生在河边大发感慨，正在院子里晒衣裳的老福实在听不下去，就冷笑着回了一句：“都说赵先生好记性，你们家金宝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多大？”赵锡光一听有人跟他较真，提着虾网，趿拉着木拖，一猫腰，消失在燕塘对岸的树丛里。
不过，赵锡光的话想必不会错。因为春琴嫁到我们村后，不到一年，个子又蹿高了一大截。
天命靡常
“世上没有什么事是无缘无故的。”父亲说，“风雨雷电、时节更替，祸福寿夭、穷达贵贱，各有原因。如果一个人遇到不可解之事，把脑子想穿了，也找不到其中的原因，怎么办呢？他或许就会去庙里烧香，把自己的难题交给算命先生，听任他们摆布。一桩事情的真相和奥妙，通常并不藏在最深的地方，有时就在表面。只不过，一般人视若无睹。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算命先生，首先就必须学会观察，比如说——”
父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野田里”的村头。父亲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问路。她的嘴瘪塌塌的，说话不是很利索。
自从德正与春琴结婚之后，父亲果然受到了特殊的优待。他所说的“好日子”真的来了。德正搬进了新房，那处祠堂就成了大队的仓库。既然有了仓库，自然就需要一位仓库保管员。父亲及时得到了这个任命，再也用不着披星戴月，去青龙山搞什么“大会战”了。他不用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甚至不用参加群众大会。腰里别着一大串钥匙，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咣当咣当”地响。村里人见到他，终于不再叫他赵呆子，而是尊他为“赵保管”。偶尔外出算命赚点外快，赵德正也眼开眼闭，一概不问。但说来奇怪，父亲当上保管员之后，好像也并不怎么高兴。相反，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比如说，如果有人请你算命，”父亲接着说，“多半是因为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解不开的结，或者有什么重大变故，简单来说，有些走投无路。但一般来讲，人家请你去算命，不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而是要你算出来。算得对，才肯花钱请你设法禳解。所以，算命先生这碗饭其实也不好吃。你跟人家见了面，先别忙着看相摸骨，推算生辰八字，而是要通过察言观色，预作判断。三言两语之间，就要知道对方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对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
“可是，我听同彬说，算命先生全都是骗子……”我打断了父亲的话，提出了我多年堆积在心头的疑虑。其实，赵同彬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我把它栽到同彬头上，不过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我不想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刺伤他的自尊。
“也不能这么说。”父亲平静地答道，“人其实都非常脆弱。当他遇到大的灾难和不幸而无力承受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来替他扛着，并给他最后的安慰，让他安时顺变。他可能压根就不信，但他还是需要一个安慰，好把自己的苦难交出去。俗话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大早上起来还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可是到了晚上，说不定就会变成一只四肢无力、软弱可怜的鼻涕虫。所以说，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休。”
“有钱人也会算命。”我提醒父亲说，“他们没病没灾，可就是喜欢算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得没错。”父亲笑道，“有钱人最蠢，也最好打发了。他们算命大多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自己的官运和财运。这样的主顾，我们求之不得。你只要晓得多说些奉承话就行了。这些人往往也就是图个吉利，发个利市，准与不准，没什么说法。”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村中一户人家的门前。一对六十来岁的老夫妻，早已在院外迎候了。老太太十分和善，也很热情，说话时嗓门很大，唾沫星子乱溅；而老头则中山装笔挺，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面容古板，有点拿腔拿调，一看就是个干部。
这户人家院落很大，也很洁净。院子当中有一口水井，水井两侧各有一处土堆的花台。东边的花台里，栽着一棵大橘树，结满了橘子，累累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右边的一棵石榴树早已落了果，晒瘪的石榴撒得满地都是，在阳光和雨水中静静腐烂。
我跟在父亲的身后进了堂屋。屋里的桌边还坐着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不过三十出头。见我们进来，两个人都站起身来，给父亲让座。
一开始还好，大家还只是拉拉家常。那位干部模样的人自己抽着卷烟，跷着二郎腿，面无表情。父亲站起身来给那位年轻男子摸骨的时候，我的手心微微有些出汗，心也怦怦直跳。毕竟，算命先生因算得不准，或者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遭人奚落甚至痛打的事，在我们当地也并不少见。父亲替那人看了相，摸了骨，一句话没说。他又转过身去，端详着那位年轻的妇女。父亲彬彬有礼地问了问她的年龄和生辰八字，随后轻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女人就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
父亲没有替她摸骨。
这个妇女在面对父亲问话时，态度娴静，语调轻柔，脸色微微泛着潮红。亮晶晶的目光中，有一种对父亲无条件的崇敬与信赖。而父亲却像一位正在给人诊病的郎中，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不由得你不信的安稳与从容。
等到他看完相，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望着父亲。屋子里有一种难捱的紧张与静谧。不料，父亲沉思了半晌，忽然站起身来道：“我先出去解个手。”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微微一笑，又拿出一支烟来，两头都在桌子上顿了顿，这才叼在嘴上，抖着腿，似乎在说：我倒要看看，你这瞎话怎么往下编？
父亲解完手回来，坐定了，喝了一口茶，就说出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话来。对于算命者来说，这些唬人的鬼话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吧。我相信，父亲的这些话，不仅我听不懂，在场的其他人也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并不在意这些胡话，而是在焦急地等待着父亲说出他的结论，或者说，作出最终的判决。而父亲的结论是：
“你们这户人家，什么都好。可有一样，不招小口。”
话音刚落，那个妇女情绪陡然变得有点激动。她吃惊地仰望着父亲，嘴唇微微颤抖。而她的婆婆，那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太，则大腿一拍，长叹了一声：
“一点不错！”
父亲接下来的一句话，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他用一种略不经意，却分明是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老太太道：
“孩子是前年没的呗？”
“一点不错。”老太太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跟着就哭了起来，“这小祖宗是前年春上走的。这个前世的冤家生得胖墩墩、白嘟嘟的，聪明乖觉，百伶百俐。自打他投胎到我们家，捧在手心里怕伤，含在嘴里又怕化，没成想……”
老太太伤心过度，很快就泣不成声了。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此时已经明显地转变了态度。他终于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递给父亲，陪着笑，谦恭地问道：
“先生是抽烟的呗？”
父亲倒也没有推让。当他与老者吞云吐雾并小声交谈的时候，我早已如释重负。我知道，对于父亲今天的差使来说，最难熬的一关已安然度过。接下来的事情，已处在父亲的全面掌控之下。当他们急不可待地向父亲央求“破解之法”的时候，像往常一样，父亲将随身带来的青布包裹打开，从里边取出一截包着红纸的桃木桩，让他们将树桩埋在祖坟的东南角（在另外一些场合，我记得父亲也会让人家埋在西南角）。
“别担心，”父亲安慰老者道，“不出两年，你还会有一个孙子。只是有一样，十五岁前，千万别让他近水。比如河边、池塘，尤其是茅坑。”
“一点不错。”老太太兴奋地叫了起来，“先生真是神算！不瞒你说，我们家的这位小天主，前年春上就是掉在茅坑里淹死的。”
临走前，他们如数付给了事先讲好的酬金。老太太死拖活拽，一定要额外送给我们一包赤豆、一小袋糯米。
我们离开了那户人家，走到了村子里。父亲问我愿不愿意抄近路，经由便通庵，翻过磨笄山回村，这样，我们说不定可以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回到家里。我们绕过一处采石场，沿着金鞭湾绿树成荫的河堤往前走。月牙形的湾流，波光粼粼，夕照给它镀上了一层碎碎的金箔。等到周围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时，我终于有机会向父亲请教这次算命的奥妙之处。
“你是怎么算出他们家不招小口的？”
“你还记得我们刚进院时，他们家院子里的情形吗？”
“当然记得。正当中有一口井，左边有一棵橘树，右边有一棵石榴树。”
“橘树和石榴都结满了果实，可是无人采摘，任果子掉在地上烂掉。两边的花台上长满了青苔，花台的边沿也很齐整，没有孩子爬过的痕迹。如果这户人家有孩子，只怕果子还没长熟，就被摘光了。另外，院中的那口井，井盖没有盖上。明明有井盖，却没有盖上，这是不同寻常的。再说，他们让我给那对年轻的夫妇算命，可一照面，我发现他们红光满面，不像是有病有痛的样子。通常，年轻夫妇请我算命，有一多半是因为没有生育或孩子出了事。再有，你是不是还记得，他们家堂屋的墙角，搁着一个稻草编的箩窠？箩窠里堆满了杂物，这说明什么问题？”
“要么孩子已经长大了，要么，他已经翘了辫子。”
“聪明啊！要是我师傅还活着，他一定会高兴收你做徒弟的。以后别人要叫你呆子，千万别答应。”父亲用赞许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又接着道：
“我坐下来替他们摸骨看相之前，对于这户人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把握。后来，我去外面解手，无意中看到他们家的茅坑用土填平了，但茅坑四周围着的篱笆还没有来得及拆除。好好的茅坑，为什么要填掉呢？我有些疑心，如果他们家的孩子真的死了，多半就是掉在茅坑里淹死的。所以说，事情的真相，其实就在眼前。只要留心观察，你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秘密。”
“那你又是怎么算出那孩子是前年死的？”
“噢，这个也很简单。他们家堂屋的墙上，并排张贴着三张年画。第一张是观音送子图，第二张画的是孩子戴着红肚兜，跨着一尾红鲤鱼，第三张是孩子在柳林边放风筝。你注意到了没有？（我摇了摇头）这户人家每年都贴画张，但贴到前年，忽然就停了，这难道不奇怪吗？这也许表明，孩子去年已经不在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我心里也不十分肯定。”
“万一你说错了怎么办？”
“这倒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猜错了，我就会一口咬定说，那孩子从命相来看，应该是前年离世，由于种种原因，时间被提前或推迟了。这方面的说辞，对于受过专门训练的算命先生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父亲再次亲昵地摸了摸我的头，补充道：“现在是新社会，算命这一行没有什么前途。你用不着学这个。但学会观察，预作判断，将来对你大有用处。”
有一件事，这里也许应当顺便提一下。
当我们经过便通庵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一连两次回过头去张望。尤其是第二次，他站在池塘边，呆呆地望着这处古庙，渐渐地就出了神，眼睛里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悲戚。我去拉他的袖子，他猛地打了个寒战，似乎被我吓了一跳。
池塘边雪白的芦花丛中，有一艘倒扣的小木船。那是采菱角或夹塘泥用的小划子，尖削，破旧。船上栖息着两只白鹭，一大一小。它们悠闲地踱着步子，似乎也在朝我们这边张望。寺庙的屋顶有一半已经坍塌，上面落满了树叶。绚丽的云朵，在树林的背后堆积着，一轮红日缓缓西沉，正在下山。
当天晚上，我和父亲就着一盘韭菜炒鸡蛋，吃着香喷喷的糯米饭，再次把话题扯到了算命这件事情上来。在野田里，父亲曾亲口给人家许诺说，两年之内老夫妻俩就能抱上孙子，可万一到时候生不出孩子来，“人家会不会上门来找你算账？”
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莞尔一笑，有点心不在焉地对我说：“既然那夫妇是生过孩子的，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吧？孩子突然亡故，夫妻俩想必伤心欲绝，度日如年。而摆脱悲伤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刻再生一个孩子。这是可以想见的事。可生孩子这样的事，急不得。往往越是急火攻心，越是事与愿违。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只要他们心情平复，迟早还是会生的，不用担心。”
“万一呢，比如说万一生下来的是个女孩，那可怎么办？”
我有点胡搅蛮缠，丝毫没有觉察出父亲其实已经在心中盘算着另一件事且心绪烦乱。我看见他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心里也暗暗吃了一惊。这时，父亲说了一句让人提心吊胆的话——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曾反复咀嚼，体味再三。直到现在，当我回忆起父亲说话时忧悒的面容，仍然能够感觉到一阵阵心悸和自责。
“两年时间，在你看来，也许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对不对？可对我来说，它实在是长得没边。我用不着为两年后的事情操心。”
父亲一字一顿地说，他不像是在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在自言自语。
随后，父亲回过神来，起身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糯米饭，嘱咐我给婶子家送去，让礼平和金花他们也尝尝新。
背起包，跟我跑
一天傍晚，天刚擦黑，村子里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声。
高定邦、高定国兄弟，嘴里各衔着一枚铁皮哨子，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召集“青年突击营”的队员，让他们到祠堂前的大晒场列队待命。营长高定邦背着一个军用挎包，脖子上搭着白毛巾，蹿到了红头聋子家的院门口，说了句：“快，打背包，跟我跑！”朱金顺的儿子朱虎平赶紧喝完了最后一口粥，扔下饭碗就往大晒场去了。高定邦又来到小木匠家，没进门，远远地喊了一声：“背起包，跟我跑！祠堂门前集合。”小木匠赵宝明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裹，拿着一把雪亮的手电筒，风风火火地出了门，去晒场排队了。高定邦来到了更生家。他隔着池塘喊了一嗓子，更生的妈妈老鸭子手里擎着一盏油灯，从窗口露出脸来，“更生不在家，兴许是被老菩萨找去砸象棋了。”于是，高定邦向村东一阵猛跑，很快就来到了唐文宽家门口，“哔哔哔”地吹起了哨子。
过不多久，只见一个黑影从天井里出来。高定邦也没顾上多想，冲着那人喊了一句：“走，打背包，跟我跑！”
没想到，出来的这个人不是更生，也不是唐文宽，而是他老婆王曼卿。
曼卿一边系着腋下的扣子，一边扭动着她那风骚柔软的腰肢，趿拉着鞋子，人还没到跟前，一阵浓浓的异香早已把高营长熏得筋酥骨软了。王曼卿笑吟吟地斜靠在门框上，扬起脸，柔声细气地对定邦道：“跟你跑？跑哪儿去？”
高营长毕竟在部队呆过多年，他略微定了定神，使劲地晃了一下脑袋，以便让自己恢复清醒，同时挺直了腰板，对王曼卿说：“我是来找更生的。”
说来奇怪，当这句话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时候，早已变成了软塌塌的喃喃低语，且带着一种讨好似的暧昧。王曼卿说，更生今天没来家下棋，老唐这会儿也去了江都的二姨家。随后，她扑闪着让人销魂蚀魄的大眼睛，似笑非笑地对一身正气的高营长轻声道：
“要不，我跟你去？”
高定邦这时已经舌头僵硬，不怎么会说话了。他说，这个。这个。这个。曼卿上前一步，不经意中指尖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颊，嗲声嗲气地说道：“什么这个那个，能不能给句痛快话，你要，还是不要？”可高营长那会早已魂不附体，仍在这个那个地低声嘟囔，最后王曼卿也急了，一伸手，捉住了定邦的袖子，把他往门里顺势一拽，顺手将门一关，就此缴了他的械。
那天晚上，高定邦在王曼卿屋里一直待到次日凌晨才出来。同彬的妈妈新珍早晨起来刮锅底灰，偶然撞见了他，一时间，彼此都有些不太自在。
高营长的弟弟高定国和梅芳两个人在祠堂门前集合齐了人马，就是不见高定邦露面，左等右等，就到了半夜。最后，梅芳只能临时取消原本的拉练计划，将队伍解散，让他们各自回家。
这件事，是第二天上午同彬一五一十告诉我的。同彬这个人，说话爱夸张，见到风就是雨，口若悬河，打小练就了撒谎不打底稿的过硬本领。据同彬讲，祖父赵锡光曾教训他说，如果说个小谎没有人相信的话，你撒个大谎，人家就信了。不过，我总觉得，即便赵锡光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同彬也怕是错解了赵先生的原意。
同彬将那晚高营长与王曼卿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遍（就像他亲见一般），末了这样总结道：
“妈的，什么打背包，跟我跑！狗屁！到最后，人人都他娘的跟着王曼卿跑！”
正因为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反而有点不敢相信。昨晚的那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仍然是一个疑问。
王曼卿与村里的男人之间的各种故事，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我父亲有一次在码头上与老福奶奶开玩笑，说到村子里哪些人与王曼卿有勾连，父亲的一番表白很能说明问题：
“我只晓得，我和她绝对没有任何瓜葛。其他人，是个男的，都不好说。”
我知道，父亲对高定邦兄弟俩都抱有很深的戒备之心。但我的看法与他有很大的不同。有时，我躺在阁楼上，在睡梦中被村里“哔哔”的铁哨声惊醒，总要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朝东的窗户，向外张望。每当这个时候，楼下总会传来父亲的呵斥声：
“少管闲事，睡你的觉！”
于是，我只得重新钻到被窝里，面对这浓稠而静谧的漫漫长夜，久久难以入眠。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排斥在外的孤寂之中，我总是一遍遍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还要过多少年，自己才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成为“青年突击营”的一员，从而获得在野外露营宿夜的资格。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中对高定邦暗暗的好感（若说是崇拜也不过分），大概与他军人的身份有关。不论是说话还是做事，定邦总有一种干净利索、雷厉风行的军人气派。他长得高大俊朗（星星点点的几颗麻子，当然可以忽略不计），长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扎武装带，走起路来呼呼生风。
有一年夏天，社员们在风渠岸边的水田里插秧。高定邦与小武松不知因为什么事拌起嘴来。你说我老卵，我说你老卵。看着他们打了半天的嘴仗，谁也不服谁，老鸭子就从秧田里直起身来，捶了捶腰，随口开了一句玩笑：
“你们两个大男人，快别学女人样斗嘴磨牙！要不你们到岸上去打一架，见个高低？”
没想到，愣头愣脑的小武松二话没说，把手里的秧把子往水里一扔，就蹿上了岸，回头低声吼了一句：
“要是有种，你就上来！”
到了这个时候，高定邦想不应战也已经不可能了。只见定邦一边解开腰上的武装带，一边朝岸上走去。梅芳担心大伯子吃亏，伸手就要拦他，被定邦当胸一推，差点倒在水田里。村里人一看事情要闹大，赶紧都跳上岸来阻拦，但为时已晚。两个人早已扭打在一处，众人都近不了身，干瞪眼。
在一般人眼里，高定邦虽然也有把力气，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小武松的对手。在四乡八村，小武松素有“跤王”之称，早已声名远扬。众人都为定邦捏着把汗。两个人从风渠岸斜坡上打到了秧田里，又从秧田里打到了岸上，最后，在谁都没注意的时候，不知定邦使出了一个什么怪招，小武松突然呵呵地笑了两声，身子就斜斜地飞了出去，压倒了河边的一棵小树后，落在了河中。
小武松潘乾贵自打娘胎里出来，从未受过这等奇耻大辱！他浑身透湿，从河里爬上来，气急败坏，早已失去了理智。他顺手抄起一把铁锨，冲着高定邦的脑袋就抡过去了。眼看就要出大事，朱虎平眼疾手快，上前用胳膊拼死一格，算是避免了一场惨祸，但他因胳膊粉碎性骨折，在公社的卫生院躺了一个多月。
当天晚上，梅芳找到了大队书记赵德正，让他对小武松的“冒险主义”和“资产阶级盲动主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要不是虎平伸手拦了一下，我们这会儿就要忙着开追悼会了。”赵德正微微一笑，“也就是打个架，闹着玩的，你也别太当回事。不是没出人命吗？处理个屁呀！下一回，让你们家定邦跟我打。我只用一只手。”
高定邦在一场公开的较量中击败了“跤王”小武松，一时名声大噪。堂哥礼平不知从哪里听说，高定邦在部队服役时干的就是侦察兵，他学过少林拳，不要说一个武松，再有七八个鲁智深，也不在话下。雪兰一边当着我的面蹲下来撒尿，一边反驳说，高定邦是特务连出来的，抓起特务来一抓一大把。雪兰的弟弟小斜眼也插话说，据他所知，高定邦在部队是开坦克的，往往一次战役下来，就能消灭成百上千的日本鬼子。可问题是，定邦一九四八年才参的军，那时候哪来的什么日本鬼子呢？
我们几个小孩正为此事争论不休，小武松的老婆银娣刚好挑着一担豆荚从我们身边经过。她歇下担子，用一种轻佻的语调对我们说：
“屌毛啊！什么少林寺，特务连，坦克兵，都是瞎说八道。他姓高的，在湖北当的是炊事兵。除了烧火做饭，什么也不会。那天要不是朱虎平出来多管闲事，挡了那么一下，高定邦狗日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到这时，他们家的头七都该烧完了吧。天要落雨了，你们几个小鬼头，赶紧家去吧。”
见她这么说，我们几个都没吭气，可心里都有点不服。自己家的男人，明明是败了，却要编造出这么一篇鬼话来污蔑人家，有点不太厚道。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银娣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一年秋天，我在朱方镇的一个名叫“平昌花园”的小区里，与高定邦不期而遇。那时候，无官无职的高定邦已年过六旬，腰也驼了，头发也白了。看上去，就是一个平平常常、邋里邋遢的糟老头子。他因烧得一手好菜，每日带着他那瘦弱的儿子，挑着一担碗筷瓢盆，走东家，串西家，见人就哈腰。他仗着自己在部队食堂练就的本领，给人烧菜做饭，艰难度日。
“青年突击营”这个组织，原先是为了应对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而临时成立的。每到初夏，暴雨大至，江水猛涨，绵亘数十里的长江大堤需要有人日夜蹲守。另外，公社每年的文艺汇演、运动会、篮球比赛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郝乡长很快就发现，这些思想单纯、行动迅捷的年轻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这个机构的运转效率，远非那些个老迈冬烘的行政班底可堪比拟。渐渐的，公社每有紧急突发事件，郝乡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机动力量。再到后来，就出现了高定邦整天在公社开会，而作为大队书记的赵德正反而无事可干的奇怪局面。虽说村里人对此一直议论纷纷，赵德正倒也不管不问，乐得清闲自在。
赵锡光夜观星象，发现有彗星出现在村子的西北方。其光波掠过三台，渐及文昌、四辅二星，历时四十一天。很快，他又发现荧惑侵入斗宿。按照他的推算，这些奇异天象的出现，正是儒里赵村易姓换代的征兆。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异姓的人取代赵德正，接管整个村庄的权力。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有文化、有远见、有担当的复员军人”高定邦。
春琴嫁给德正后不久，师娘很快在水牛巷找到一位女孩，由马老大出面说媒，介绍给定邦做媳妇。据说这个姑娘生得眉清目秀，妩媚多姿，虽说比不上王曼卿风骚，但也差不了多少。高定邦与这个姑娘在师娘家见了一面，喜欢得合不拢嘴。两家说好，过了年，就在正月里成亲。可是到了这一年的秋末，婚事陡然生变。同彬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姑娘原本就是狐狸精转世，专门去吸男人的精血，“你等着看吧，等他们同了房，新郎官捱不到天亮，保险一命呜呼！”
狐狸精一说，当然不足为信。事情的真相是，在高定邦与这位姑娘见面时，不经意中发现后者的腋下隐隐飘出难闻的狐臭，“有点像泔脚水的馊味，又有点像臭椿，他妈的！这事怎么弄？”婚事黄了倒也不打紧，高定邦送出去的彩礼（尤其是托人从上海弄回来的一台缝纫机）却再也收不回来了。
不过，那时的高定邦，暂时还没有精力去水牛巷索要缝纫机，他的烦心事多着呢！
像往年一样，秋天的粮食收上来，颗粒归仓，交完公粮之后，郝乡长将平均亩产和总产量拟了一个数字，报到了县上。满以为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去公社的卫生院拔掉“浮在嘴里”的三颗门牙。怎么也没想到，县里忽然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要来各村紧急抽查过冬的存粮状况。郝乡长只得把高定邦叫到了公社的卫生院，托着肿得老高的腮帮子，对下属诉苦道：“这公粮一交，余粮分到各家各户，还不到年关，有的人家已经断炊了。我到哪里去找粮食，让他们过目？哎，我怎么觉得嘴里的每一颗牙齿，都是他妈的松的？”
高定邦见状赶紧安慰郝乡长说：“你就把检查团派到我们大队来吧。一切由我负责。你在医院安心拔牙。”
高定邦回到村里，召集定国和梅芳他们几个，连夜开会。快到天亮时，定国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说，干脆用芦柴卷在祠堂门口打上四个稻墩子。
“可稻墩子里装什么呀？”
“板凳，桌子，什么都可以。”定国说。
“还有水桶，粪桶，有什么装什么呗，我们又不会变戏法！”梅芳说。
高定邦睡眼惺忪地瞅着他的弟弟和弟妹，“万一人家要打开稻墩子查验怎么办？”
定国说：“现在我们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三天后，检查组一行六人，早早来到了村里。高定邦杀了一只鸡，宰了一只隔夜逮到的野兔，好酒好饭招待。从中午一直吃到天快黑，检查组这才来到了大晒场边，远远地朝那几个稻墩子瞥了一眼，组长就腆着肚子，打着饱嗝，一连说了七八个“好”字，由两人架着，跌跌撞撞地回公社住宿去了。
粮食检查组刚走，县里又派下来另一个督导组。他们是来检查冬肥的囤积与堆放的。郝乡长因在卫生院拔牙引发了感染，牙龈化脓，不得不转去镇江的医院治疗。临走前，他把接待督导组的任务再次下派给儒里赵村的高定邦。
那时已快要入冬，路上的杂草叫寒霜一打，已经枯了。这时候发动社员们去积肥，显然不太现实。定国说，还是老办法，把粮墩子拆了，用芦柴卷在村头搭上十几个肥堆，在外面糊上一层塘泥，“让他们过过眼罢了。”
“他们要是掘开肥堆，查查查，查验呢？”定邦冷得直打哆嗦，笑眯眯地看着他足智多谋的弟弟。
“我们现在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高定国说。
而梅芳想出了一个更好的法子，“其实，根本就用不着那么费事。老菩萨唐文宽他们家东边是一片桑树林，对不对？桑树林里本来就有十七八个坟包，对不对？我们让人从池塘夹上一些污泥，往那十多个坟包上一糊，就算完事。”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几天后，督导组一行五人，早早就来到村子里。定邦杀了一只鹅，让渔佬柏生从燕塘打上五六尾“翘嘴白”，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吃喝。问题是，督导组的人可不像上回粮食检查组那么好对付。领头的胡组长是苏北泗洪人，酒量大得惊人。高定邦、高定国兄弟早已醉眼蒙眬，不辨东西了，胡组长还没过瘾呢！他拿起桌上的空酒瓶看了看，笑道：“酒是好酒，只是没劲。”
梅芳一看要坏事，赶紧飞奔到小木匠家，把他家最能喝酒的大哥赵宝亮拖了来。他们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最后，赵宝亮哼哼唧唧地唱着歌，脚底打着旋子，被他父亲和弟弟架回去了。胡组长这才站起身来，放了一个响屁，由梅芳带路，一伙人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去村东的桑树林检查肥堆去了。
那时节正刮西北风。天上寒星点点，地上荒草凄凄。数不清的老鸹黑压压地在桑树林里盘旋，“呀呀”地叫着，四下里一派肃杀阴森。老胡跟着梅芳，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桑树林边，刚刚站稳，草丛中突然窜出一只黄鼠狼来，把他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胡组长定了定神，一只手顺势就搭在了梅芳的肩上，“鬼东西！真是怪吓人的噢！你妈，你要不告诉我这林子里是肥堆，我还只当是来到了乱坟岗呢。要说你们村的肥堆，跟死人的坟一个屌样！哎，我说梅主任，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前边那道山梁上，是不是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什么东西？是人是鬼？”
梅芳抬头朝远处一看，果然有一个黑影站在磨笄山的山脊上，在微微的星光下显得又高又远。梅芳虽然不相信人世间有鬼，但这时候心里也有点犯嘀咕。正在踌躇之间，那个人影倏忽一晃，便不见了踪影。
胡组长悄悄地捏了捏梅芳的手，在她耳边问道：“梅主任，你会打升级不会？会噢？那好，走走走，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去打牌。”
妈妈
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诸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心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团：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的故事，各类人物也都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你正面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当然，人人都会有一个母亲。我自然也不例外。
我之所以一直小心地避免谈论她，绝不是故意卖关子。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不愿意提及我的母亲。个人的痛苦乃至于多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羞耻感，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确实不知道应当如何去谈论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而村子里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在说起我母亲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闪烁其词。各种戏谑、推诿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不仅无助于揭示事实背后的真相，相反，这些说法将那个真相层层包裹起来，越包越紧。不过，我意识到，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我在这里都应该尽量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来到村东的唐文宽家听他说书。那天他所讲的故事是《水浒传》，还是《聊斋志异》，抑或是《小五义》，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打起了瞌睡，伏在天井的一张小矮桌上睡了过去。不用说，我很快就做起梦来。
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小院。山间苍翠阒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我的母亲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话，始终在笑。但奇怪的是，不论是笑，还是说话，我怎么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熏风给吹得没影了。她的面容看上去也很不真切，影影绰绰的。打个比方说，就好像在井中和池塘里所看见的倒影——每当我就要看清她的面容时，一阵风来，吹起一片涟漪，她的形象就在无声无息中变得扭曲、破碎，最终消迹于无形。
我从小矮桌边上醒过来，身上汗津津的。我能够记住的，就是母亲那甜美、虚幻而又破碎的幻影。当时，村子里的小孩都走光了。天井的地上落满了花瓣，春风吹拂着池塘边的青草，午后的村庄安静极了。一个外村来的拾荒老妪，背着一个破竹篓，手拿一根竹钳，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正朝村子里走来。
唐文宽的老婆王曼卿见我独自抽泣，一个人呆坐在桌边不走，就去灶下热了一碗红枣汤，端过来，放在我面前。一开始，她没有搭理我，也坐在桌边，皱眉，叹气，掉眼泪。后来，她悄悄地移身到我坐着的板凳上，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轻轻地将我搂在怀里，用一种我听到过的人世间最令人心醉的声音轻轻对我说：
“是不是梦见了妈妈？”
我能感觉到她的泪珠掉在我脖子里——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我喝完了那碗枣汤，抬起头，看着妓女王曼卿那张好看的脸——它被浓密的乌发遮住了一半，心里偷偷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那该多好啊！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心里藏着一个小秘密：在我漫长而纷乱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以王曼卿的形象来记忆母亲的。每当我半夜醒来，置身于阁楼的黑暗中，我就会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对母亲说：妈妈，妈妈呀，你究竟去了哪里？你会不会像老福奶奶说的那样，到了春天，当河边的野蔷薇全都开了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出现在风渠岸的春风里？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王曼卿那俏丽而娴静的面容。有时候，当我无缘无故地走到唐文宽家中，他们夫妇俩茫然不解地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的时候，我才猛然惊醒：我频繁造访他们家，其实就是为了多看王曼卿一眼。
那天中午，王曼卿把碗收走之后，被更生的老婆叫去打牌了。独臂的老菩萨笑嘻嘻地来到跟前，在我的鼻子上刮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对我说了一堆谁也听不懂的鬼话。见我不搭理他，唐文宽就指了指门外的树林，对我说：
“你看见那个在树林中捡破烂的女人了吗？”
我点点头。
“她就是你妈妈。你看她穿得破破烂烂，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告诉旁人啊。她其实一点都不穷，家里有的是钱。她是在装。每到春天，她就会化装成一个拾垃圾的，悄悄地到村子里来，为的是看你一眼。她的家住在江对过的高桥。他们家隔壁有一个油条铺子，有一个麻花铺子。他们住的那条街就叫糕饼街。他们家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金雀子飞到油条铺子里叼油条，银雀子专门去叼麻花。他们家的油条麻花从来吃不完。她就是你妈妈。你走到她跟前，叫她一声妈妈，你看她答应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也不要紧。你一步不落地撵着她就行。她到东，你到东。她到西，你到西。一直跟着她，回高桥。将来你们家的麻花油条要是吃不完，别忘了捎两根回来给我……”
在老菩萨唐文宽一再怂恿下，我迟疑不决地走到了屋外，来到了村头的树林里。当时，那个老妪正在垃圾堆里翻拣她认为有用的东西：像什么碎纸片啦，生了锈的铁钉子啦，玻璃瓶子啦，牙膏壳啦，诸如此类。我就蹲在草坑边望着她。
她看上去五十出头，头上包着一块脏兮兮的毛巾，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汗酸味。见我在不住地打量她，老妪就朝我笑了笑，露出了一口稀疏的大黄牙。面对这样一个老人，你大概可以想见，“妈妈”这两个字，是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的吧。不过，我还是按照唐文宽的吩咐，一步不离地跟着她。当她走到燕塘与菱塘之间的石桥边时，她见我仍然跟着她，就突然冲我吱哇乱叫起来，一边叫，一边胡乱比划。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老妪原来是个哑巴。她的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从她挥舞手中竹钳的动作来判断，她明显是希望我不要再跟着她，赶紧回家。
我又跟着她走了一段。老人似乎失去了耐心。她不由分说，举起了手中的竹钳，朝我猛跑过来，装出要打我的样子，想把我吓回去。我只得返身往回跑。等到她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又不远不近地跟上了她。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就像老菩萨所预料的一样。她拿我毫无办法。
最后，我们走到了窑头赵村前堆放砖瓦的场院边，我听见了身后远远传来的父亲的叫喊声。父亲没有沿着小路走，而是从麦地和棉花地里斜插过来。他跑到我身边，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我抱起来，放在他肩头，慢慢往回走。
这时候，我看见村头的池塘边已经聚集起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虽然隔着很远，可我还是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和哄笑声。我们回到燕塘边，那伙人就像过节一样，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与父亲打趣。说什么的都有。我看见老菩萨唐文宽也在其中。不过，他倒是没有说笑，只是一个劲地冲我眨眼睛，做鬼脸。父亲嘿嘿地跟着他们笑了几声，这才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平常怎么跟你说的？别人的话可以听，老菩萨的话是绝对不能相信的。这个人老没正经。”
虽说那天在全村人跟前出了丑，可这件事，我倒没怎么往心里去。当天晚上在吃饭时，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关于我母亲的事，我也许应该认真地与父亲谈一谈了。可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解答。一个人板着脸，闷闷地吃饭。最后他这样对我说：
“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看，丽娟偷了生产队的香瓜，被她妈妈打成什么样子？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礼平把洋钉钉在了牛屁股里，被婶子吊在猪圈里打得嗷嗷叫？小英不肯去寻猪草，被她妈妈一脚踢在心门口，一口气差点没倒过来。可我打过你吗？一次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有妈妈在，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我们两个人，不是挺好嘛？自由自在，什么都不缺。”
第二天，龙英把我叫到他们家中，让我对着一只陶钵撒尿。我在撒尿的时候，她儿子小满褪下裤子，也凑过来撒尿，被他母亲一把推开了。龙英的丈夫牛皋病得快要死了。她要用童子尿做药引。趁着她心情好，我就向她打听我妈妈的事。龙英先是一愣，然后就纵声大笑起来。她一定是想起昨天的事来了，立刻撇下我，走到她丈夫的躺椅前，把昨天我跟哑巴去高桥的事说了一遍。牛皋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可还是一只眼睁着，朝我哑哑地笑。等到他们笑够了，龙英就对我说：
“你妈呀，跑了，没了，飞了，上天了，没影了！”
说完，她把我粗鲁地往门外一推，顺手就把门关上了。
我细细琢磨着龙英的话，有些担心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心里没着没落的，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在村里胡乱逛了一通，就去了老福奶奶家。我一提起母亲，老福就撩起围腰来擦眼泪。她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小天主，你知道你这条小命是谁给捡回来的吗？你那个妈呀，简直不算个人！孩子还没断奶，她怎能下这个狠心。那一年，你还不满周岁，不吃不喝，小眼睛闭得紧紧的，眼看就没气啦！你爸爸已经去桑树林里替你挖了一个小坑。要不是我把你抢过来，当晚就给埋啦！我把你抱在手上，撬开牙齿，一点点地往你嘴里灌米汤，灌菜汁。折腾了一个多月，算是白捡一条命。快别提你妈啦，就是做了官太太又怎么样？狗屎啊！我一点都不稀罕。”
听老福奶奶这么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不管怎么说，我母亲还活着，心里总算还有点安慰。
有一年，我记得也是春天，我和婶子在桑树林里采桑叶。婶子的嘴唇紫黑紫黑的，全是桑葚汁。她拨开茂密的桑叶，摘下又大又肥的黑桑葚往嘴里送。
“你爸爸这个人，心术不正。”婶子打了个呃逆，顺手往我嘴里塞了一颗桑葚，对我说，“他头上戴着一顶富农的帽子，又是个算命的，谁能跟他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他出去算命是假，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轧姘头是真。换成我是你妈，也不会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人都有个命，其实根本就用不着算。运气这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就是捏在手里攥出水来，它还是要从你指缝里溜走的。你妈算是交上好运了。那年村里选农会主任，严政委多大的官？人家在台上讲话，她不过是一个童养媳，却偏要插嘴插舌，与人家没大没小，直上直下。那天她要站起来发言，我一下没拉住她，这下可好，跌跤捡了个金元宝，被送到县里学习去了，后来就入了党，回乡当起了妇女主任。有一次，你父亲在给人算命的时候，老不正经地摸人家黄花闺女的奶子，那户人家倒不含糊，找来三四十个亲眷，黑压压一片打上门来，你说这事怎么弄？你妈就狠了狠心，与他离了婚。再后来，她就傍上了一个大官，从此远走高飞，音信全无。别再惦记她了。妈不在，还有婶子呢。往后凡事不论大小，都由婶子给你做主，替你出头。村上要是有人敢欺负我们家宝宝，你只要跟婶子说一句，我一巴掌把他脑袋打得缩到屁眼里去！”
梅芳提到我母亲，话里话外总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嗔怒与轻蔑。她甚至不屑于提我母亲的名字，总是称她为“有些人”。比如说，有一次，村里开社员大会，梅芳在台上作报告，曾公开这样说：
“有些人天生就是机会主义者。干革命是假，爱慕虚荣、投机取巧、贪图荣华富贵是真。这些人呐，不让出头强出头，临了虚晃一枪，这不，进了城，摇身一变，喝！当起了官太太。黄鹤一去不回头，白云千朵空悠悠。”
我父亲脸一红，偷偷地打量了我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坐在他旁边的小木匠赵宝明有些不忿，悄悄地捅了一下我的胳膊，对我小声嘀咕道：“你妈妈要是知道梅芳在背后这样编排她，只要勾一勾小指头，就够她喝一壶的啦！”
仔细琢磨一下宝明的话，似乎母亲后来嫁给的这个人，官不是一般的大。
在所有那些对母亲的议论中，也许同彬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他的“情报”直接来自于师娘冯金宝。有一天中午，同彬一路小跑来到了我们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句“有情况，十万火急”，就拉着我往阁楼上爬。我们坐在阁楼的窗前，放下竹帘，他这才喘息未定地对我说：
“你妈妈姓章，立早章，叫章珠。平时在村里，大家都管她叫珠子。她老家在江北的兴隆镇。家里穷，很小就被卖到江南，给南徐巷的一户人家当养女。跟你爸爸成亲后，忽然就时来运转，被调去了县里。七弄八弄，就入了党。后来跟一个什么部队副司令认识了，两人搅在了一块。先是去了南京，后来又到了合肥，现在据说在湖北的襄樊。上街买菜都由警卫员帮着拎篮子。坐在马桶上拉屎，也有警卫员拿着一叠草纸在一旁蹲着。这都是老太婆亲口对我说的，错不了。你也别巴望着你娘能回来了，回不来啦！”
如果我们把村里有关我母亲的各种传闻拼合在一起，再适当地加以补缀，我想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者想必也能看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了上海，在虹口区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眼看学徒满师，就要另立门户了，父亲却迷上了算命这个行当，拜在曹家渡的戴天逵门下。再后来，祖父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假托病危，一纸书信，把父亲给唤了回来。祖父为了拴住父亲的心，托人从南徐巷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小两口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祖父的身体一向硬朗，自打父亲回来以后，忽然就真的生起病来，不到半年，就归了道山。
接下来，不用说，就是土改。祖父刚死，腿脚有残疾的叔叔便在婶子的撺掇下，以倒插门做女婿的名目，来到了婶子家。这一来，算是离门离户，与祖父撇清了关系，最后如愿以偿，被评了一个贫农。而祖父留下的几十亩田地，外加一处油坊，还有朱方镇的一家药店，只能算在我父亲的名下。那顶富农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到了他头上。据说，刚开始定的是地主。赵德正上台以后，与工作队的人拍桌子打板凳，并以辞职相威胁，这才在第二次土改时，勉强把成分改为了富农。父亲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偏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回到了村里，仿佛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上一顶富农的帽子。到了后来，连老婆也跟人跑了，一时间，在村里被视为笑柄。他那赵呆子的名号，就是从那时落下的。
至于说到我母亲的离婚或改嫁，倒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是一定要替她辩护。你想想，在那个年头，对一心要求上进的母亲来说，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会给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带来多大的政治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据我婶子说，母亲在当上乡妇女主任之后，她与父亲的婚姻已经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她认为，父亲生活作风的不检点，是父母反目的根本原因。
但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到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隐秘。
预卜未来
这是一个晴朗、温暖的冬日。村里忽然传出消息，村西的牛皋要死了。村里人像走马灯似的从龙英家进进出出。我和堂哥礼平到他们家看热闹，正巧撞见魏家墩的郭济仁，让人扶着，颤颤巍巍地打门里出来。郭济仁是我们当地最有名的郎中，九十多岁了，诊费高得吓人。这些年，因年老行动不便，他极少外出给人诊病。礼平说：“郭济仁一出场，就说明老牛皋十有八九是不中用了。我赌他今天晚上就会翘辫子。”
礼平的话大概是不错的。我看见龙英和几个邻居已经在门口张罗着搭灵棚了。
老牛皋双目紧闭，悄无声息地躺在屋里的一扇门板上，头冲着门，脸上灰黄灰黄的，像是打了一层蜡。老鸭子和新珍正要帮他换寿衣，马老大手里拿着一缕丝棉，凑在他鼻子前试了试，又趴在他胸口听了听，对众人道：“莫慌莫慌，还有口气呢。喉咙里‘窟噜窟噜’地响，还听得见痰音，再等等吧。”
当天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打着算盘。当他第二次催促我上楼睡觉时，我怀着一丝恐惧和即将有大事发生的期待，问他老牛皋今夜会不会翘辫子。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对我道：
“放心吧，他死不了。”
随后，他用一根针挑了挑灯芯，又加了一句：“虽说一直是病病歪歪的，可他命硬，不妨事。我看他比村子里一多半的人都要活得长。”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第二天一早，我和礼平到龙英家门口晃了晃，发现门前的灵棚已被人拆走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又过了两天，老牛皋就在龙英的搀扶下，到外面来晒太阳了。半个月之后，牛皋已经能够独自一人拄着拐杖出来转悠了。他在燕塘的水码头边遇见了正在放虾网的赵锡光，就有些得意地对他说了句俏皮话：“我倒是想早点死，可人家阎王爷嫌我在阳间的罪还没遭够，不收啊！你说咋办呢？那就活着吧。”
赵先生接话道：“你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劝你还是离水塘远一点。要不然，一个跟头栽到水里，你看阎王爷收不收？”
一天下午，我正要去赵先生家温课，正巧遇上父亲从仓库回来。他身上有一股“六六六”药粉的味道。“今天别去温课了。”父亲没来由地对我扔下这句话，把手里的一串钥匙丢在桌上，走到灶台前，揭开颈罐的盖子，舀了一勺水，直着脖子喝了下去，抹了抹嘴，示意我在桌边坐下。他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问道：
“赵先生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我知道，父亲与赵先生一向不睦，可也没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只是彼此之间有些冷淡罢了。我揣测父亲的心思，迎合他的好恶，说了赵锡光一大堆坏话之后，又说了他几句好话。父亲听了，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倒也没说什么。他的话问得如此突兀，我还以为他与赵先生有了什么龃龉，但他的提问很快就转移到村中的其他人身上：赵德正，高定邦、高定国兄弟，红头聋子朱金顺，老福奶奶，木匠赵宝明，更生，小武松夫妇，长生和新珍，包括奄奄待毙的老牛皋。我逐一对他们的为人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包括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父亲听了我的话，满意地点了点头，夸奖我“小小年纪，就已懂得一分为二，很不简单”。我有点飘飘然，但心里总觉得哪儿有点不踏实。因为我不知道父亲为何会在这个时候，突然严肃地跟我谈起这个奇怪的话题。最后，父亲做了这样一个总结（我不能保证这里记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父亲的原话，但大意就是如此）：
“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要了解那个地方的人。越详细越好，越客观越好。照我看来，一个人好，也不是说这个人从里到外都好，没有任何缺点；一个人坏，也不是说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坏，一无是处。好和坏，除了天生禀赋之外，也与周围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好和坏，不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决定的。但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好和坏，却可以在某些关键的场合，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说，了解人，观察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其余的都是小事。我希望你牢牢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将来若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换了一个新环境，我劝你在两年之内不要与任何人交朋友。说说看，这是为什么？”
老实说，父亲的这一番话已经明显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所以，我只能坦率地告诉他，我不知道。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你将来到了一个新地方，立足未稳，一团雾水，如果冒失地与人交朋友，等于是一头就扎进了本来与你无关的是非之中。这一点非常要紧。先观察两年再说嘛！等人和事都有了清晰的眉目之后再说嘛！懂不懂？”
父亲见我还是摇头，表情就略微有些失落。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换个话题。
“那么，我来问你，梅芳这个人，你到底怎么看她？”
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容易多了。我不假思索地告诉父亲，若要从世界上选出一个我最恨的人，这个人正是梅芳。父亲一听我这么说，就笑了起来：
“我以前也听你这么说她。她究竟什么地方得罪过你？你为何这么恨她？”
我想了半天，告诉父亲，她倒也没得罪过我，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可我就是恨她。如果我手里有一把枪的话，我恨不得朝着她的肚子连开二十枪。”
父亲立刻就不笑了，皱着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会，这样对我说：“你看，你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把人家恨到这种程度。这很荒唐。这好比说，你还没真正开始与她打交道，仅仅是因为某种个人的喜好和偏见，仅仅因为道听途说，就预先在心里造出了一个凶狠的敌人，这很愚蠢。你不能老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看一个人。要学会从别人的立场看问题。比如说，梅芳这个人，如果从她的立场出发，那么她所做的所有的事，说的所有的话，都有她的道理。依我说，梅芳这个人并不坏。况且，人是会变的。一个人只要还没有躺到棺材盖子上，你就不能把人看扁了。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就像俗话说的，大风刮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
在那天下午的谈话中，父亲还问了问我对村里的那些小伙伴的看法。说到同彬，父亲认为这个人虽说有些夸夸其谈、信口开河，可他对人很热情，心地干净，这就很难得。“你看他的眼睛，又亮又清对不对？表面有些流里流气，这没什么。你跟他要好，我很放心。你可以把他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结交。”
说到我的堂哥礼平，父亲的话多少有点让我吃惊：“这是一个狠角色。如果我预料不错的话，这个人将来必然会在村子里兴风作浪，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离他远点，但也不要轻易得罪他。”
接下来，父亲问我，倘若要从村里所有的这些人中，挑选出一位最善良、办事最公正、同时又值得我们信赖的人，“你会选谁呢？你好好想一下再说，不用马上回答。”
其实这个问题是用不着思考的，答案早就明摆在那儿。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村里的每一个小孩，他们的回答大概跟我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个人就是孩子王、说书人、口里没有一句正经话的老菩萨唐文宽。
“你难道已经忘了高桥哑巴那件事了吗？”父亲笑着提醒我。
虽说那年老菩萨的玩笑开得有些大，让我在全村人跟前丢了脸，可我从未在心里责怪过他。我们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他愚弄，被他欺骗。他的肚子里装着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他的脑子里有着永远也使不完的鬼点子，他的嘴巴里藏着永远也说不完的俏皮话。他在村东的那个带天井小院的房子，是我们整个童年最稳定的快乐之源。
父亲见我在言谈中流露出对老菩萨毫无保留的崇敬，大概是不愿意扫我的兴，没有马上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我听人说，他老爱跟你们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是这样吗？你能不能跟我学学，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鬼话？”
“他的话要能学，那才怪呢！”我立刻就大笑起来，“那种话，我们从来就没听人说过，只有他一个人会说。他说一次，我们就笑一次。他若说上两次，我们就笑上两次。说三次，我们就笑三次。最后，保管被他逗得昏过去。有一次，同彬踩着高跷打他门前经过，看见他把那些发黄的故事书，从一个旧皮箱里一本本拿出来，放到板凳上去晒。同彬说：‘老菩萨，你能再把那些鬼话跟我说一遍吗？这次我保证不笑。’老菩萨马上就一本正经地说起鬼话来，笑得同彬当时就从高跷上摔下来了。”
父亲仍然一脸疑惑。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我，眼睛渐渐地沁出一缕幽眇，“这个人来历不明，行动有些可疑。我相信，他本来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而且极其聪明，他的好脾气和疯疯癫癫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这一点，我有十足的把握。这个人来到我们村，也有十几年了吧，我一直在悄悄地观察他，可实在有些捉摸不透。你们去他家听说书当然没问题，凡事还是留个心眼比较好。另外，他那婆娘王曼卿，也不是省油的灯，没事别总往他们家跑。”
最后，我也向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记得，那时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夕阳从西边的窗格中照射进来，在木桌上投下了四条平行的斑条，也照亮了父亲那在桌上不安敲动着的手指。
我问他，春琴姐姐嫁到我们村，已经快两年了，为什么她每次看见我，眼光总是恨恨的？她从来也不搭理我，就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听完了我的话，几乎立刻就站起身来（这是表明谈话结束的明确信号），像往常一样，他含糊其辞地搪塞说：
“有些事，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
春琴跟德正结婚后，她妈妈四儿也带着春生时常来村里走动。春生有时候也会一个人来，给姐姐捎来家里的菱角、豇豆和花生什么的。他比以前更瘦，脸也更黄了。每次他走，春琴都要把他一直送到大队蘑菇房的墙根下，才抹着眼泪一个人往回返。每次听到村里有人议论说“那孩子恐怕也活不长”时，我的心里就会猛然一紧。心里想，春琴他们一家不至于这么倒霉吧。
春琴的妈妈与师娘冯金宝是亲戚，所以每次她来探望女儿，总要在师娘家坐上半天。大概是因为我父亲替她女儿算过命、做过媒的缘故，她有时也会到我们家坐坐。每次她来，差不多都是傍晚时分。她和父亲坐在灶下，往往说不了几句话，院子外就会传来春琴的叫喊声。春琴好像不太愿意她母亲来我们家，当然，她更不允许她妈在我们家吃饭。她自己也从不跨进我们家的院子，而是站在老福奶奶家猪圈边上，远远地喊上两声。春琴一喊，她妈就算已经端起了饭碗，也会立刻放下，对我父亲无奈地笑笑，说：“我们家这个丫头，脾气有些倔。上辈子不是王熙凤，就是王宝钏，如今嫁了人，连我也不敢招惹她。”
不过，春琴对我的冷漠和敌视并没能维持多久，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
便通庵
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有一天，父亲和我起了个大早，踏着满地的寒霜，来到了朱方镇，去公社的澡堂子洗澡。他先给我洗了头，然后帮我把浑身上下都擦洗干净，嘱咐我到隔壁的木椅上等他。他自己则趴在浴池宽宽的边沿上，让一个搓澡工替他搓背。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赤身裸体的样子。当他回到热气蒸腾的换衣间，在潮湿的地上寻找木拖时，我有些难为情，别过脸去不敢看他。父亲在身上盖了一条浴巾，唤来了修脚工替他剪了指甲，这才侧过身来问我：“过了年，你就十二岁了。假如爸爸要出去几天，你一个人在家能应付吗？”
我说我能应付。
“可你的个子刚够到灶台，怎么做饭呢？”
我说我可以站在小木凳上。
“你知道做饭时该放多少米，该放多少水？”
我说，我可以将一把铜勺沉到饭锅里。如果水与铜勺的边沿齐平，就说明水是合适的。他又问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回答说，看看灶膛里的明火有没有熄灭，特别要紧的，是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余烬掉在柴草上。最后，他问我，要是遇到什么自己应付不了的急事，那该怎么办？我说，大事找德正，小事找老福。父亲点点头，将随身带来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新做的卡其布裤子，一件藏青色的哔叽上装，让我换上。他说待会儿要带我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一张小照。
拍小照的大胡子，有点不太好打交道。从头到尾没给我们好脸色。就连父亲把手搭在我背上这样的小事他也要管。他阴沉着脸提醒父亲说，照相时最好不要勾肩搭背。我父亲虽说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可这回立刻就火了。他索性把我抱起来，坐在了他的大腿上让他照。大胡子最终让了步。
我们从红星照相馆出来，就拐进了附近的一家包子铺。父亲买了四个包子，他吃了一个，另外三个都留给我。在吃包子的时候，我问他这次出去要多久才回来，父亲想了想，眼睛看着别处说，他也拿不准。
我说：“三天？”
父亲没吭气。
“四天？”
父亲还是没吭气。
我说：“那么，五天？”
父亲咬着嘴唇，把脸转向墙壁。过了好一会，他才转过身来，笑道：“差不多吧。不过，我出去这件事，你跟任何人都不要说。”
父亲是当天后半夜离开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天落着雪。我看见父亲在大港的渡口，上了一条下水船。他要去南通找一个叫徐新民的人。奇怪的是，在我的梦中，徐新民的长相竟然与照相馆的那个大胡子一模一样。我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凡事尽往好处想，但对于父亲当时的危险处境，并非全无察觉。可一想到“徐新民”这三个字，心里就像是获得了某种安慰似的，总觉得这三个字可以帮助父亲渡过难关。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高定国挑着一担柴禾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将担子歇在了院门外。他朝院子里望了望，问我：“这两天没见你父亲的人影？他去哪啦？”我说，“哪也没去。他得了重伤风，鼻子不通，在家躺着呢。”高定国“噢”了一声，再次踮起脚来朝院内看了一眼，随后挑起担子，一脸疑惑地走了。
又过了一天，我在码头上碰见了老福奶奶。还没等她问我，我就抢先对她说，我爸爸出门了，去青龙山开矿去了，要过五天才会回来。老福看了看天上镶了金边的乌云，愣了一下，狐疑道：“青龙山那个铁矿，去年秋天不是就完工了吗？他去开什么矿？等你爸回来，叫他赶紧来我们家一趟，我有话要问他。”
终于到了第五天。
那天婶子家杀了一口过年猪，叫金花送来了一碗杂碎汤。我估摸着父亲就要回来了，就特地做了一锅米饭，想让父亲回来夸一夸我做饭的手艺。不管我怎样小心，米饭还是烧焦了。
油灯的油快要燃尽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来。我没去阁楼上睡觉，而是倒在父亲的床上过了一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叫门声惊醒时，天光已经大亮。
我打开院门，发现外面站着几个公安局的人，其中有一个腰上还别着枪。
在他们身后，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他们挤挤挨挨地站在燕塘边，就连老福奶奶的家门口也都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我看见同彬和永胜两个，骑在池塘边的一棵楝树上，正伸长着脖子朝这边踅探。小斜眼拉着他姐姐雪兰的手，张着嘴，站在树下。小武松、更生和小木匠赵宝明也在哪儿。他们都不说话。
我知道出了大事。
大约半个月后，高桥那个拾荒的哑巴，在便通庵的破庙里发现了父亲的遗体——他把蓝布包裹撕成了碎布条，吊死在缀满蜘蛛网的大梁上。
我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法，但从老福奶奶的嘴里“叫他们抓住了，没准也是个死”这样的话来判断，父亲的罪过想必十分严重吧。但父亲为何会选择在便通庵悬梁自尽，村里人的说法各不相同。这个疑问整整纠缠了我的一生。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算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按照叔叔和婶子的意见，不如就在便通庵随便找个地方，替父亲挖个坑，“用草席一卷，埋了便罢。”可赵德正坚决不同意，他执意要将父亲运回到村子里安葬。婶婶骂他多管闲事，逼问他棺材从哪里来？德正二话没说，就吩咐小木匠赵宝明去拆自己家的门板。后来，高定邦拿了个主意。他让老牛皋把那个现成的棺材先让出来，等到往后村里的林木成了材，再做个棺材还他。他和小武松亲自上门去跟牛皋商量，可老牛皋死活不肯。最后，高定邦也急了，他把眼睛一瞪，从口袋里掏出一段麻绳来，不由分说就要绑他。龙英一看对方要动粗，只得出面打圆场。她开导丈夫说：“你傻啊？有人替你死了，你就可以不死了。说不定，这棺材你根本用不上。”
老牛皋这才松了口。
父亲的遗体运回村来的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全村的人都站在磨笄山的山顶，看着那口白木棺材，由十八个人抬着，顺着便通庵前的陡峭斜坡，一点点矮下去，矮下去，到了沟底，就看不见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在父亲的棺木暂时消失的这个瞬间，我心里才会稍微松快一些：我眼前除了漫天的风雪，什么都没有。可我知道，此刻，那口棺材正从对面的山坡上一点点、一点点地升上来。正因为我暂时看不见它，当它一点点升到沟壑的顶端，突然出现在磨笄山的山顶时，才会显得更加惊心刺目。
棺材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最先上来的是小武松和朱虎平。德正和定邦互相搭着胳膊，喊着上山号子，走在了最后。
在场的人，大人孩子无不落泪。梅芳站在我身后，用手紧紧地箍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泪水掉落在我的额头上，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淌。我能感觉到，她怀有身孕的大肚子紧紧贴着我的脊背。
在那一刻，在雪花纷纷下坠的山岗上，在灰蒙蒙空旷的苍穹之下，在失去父亲的巨大悲伤和恐惧中，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天地的清明、周正和庄严。
父亲被安葬在村东的桑树林里。当天晚上，老福奶奶将我送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春琴已经在灶堂里生火做饭了。她假装不看我，只顾自己一个人流泪。灶膛的火照亮了她那张悲伤又带着怒气的脸。晚上，她照料我吃完饭后，没有回家，睡在了父亲的那张床上。我记得那天她跟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那时，我已经在阁楼的床上躺下了。春琴爬到楼上，在黑暗中一直腰，额头就被楼顶撞出了一个包。她揉着额头，在我床边坐了一小会儿。半晌，她囔着鼻子对我说：
“德正让我转告你，要是你婶婶提出来和你并家过日子，你可千万不要答应。你父亲刚死，他们已经在惦记你们家的这幢房子了。”
第二天，春琴的妈妈得到消息，特地从半塘赶了过来。她对我说：“这些天我眼皮老是跳，心里慌慌的，就知道要出事。谁知应在他身上。你妈不在跟前，也没个人到他坟前哭一哭，送一程，不好。”
于是，她就趁着天黑，独自一人来到桑树地里，跪在父亲的坟包前，撕心裂肺地哭。从傍晚时分，一直哭到半夜。最后，王曼卿被她哭得实在睡不着觉，就起身去灶下烧了一碗红糖水，给她端了过去，费了半天的劲，才把她劝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