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尚空谈，好玄学，崇虚渺，贵无为，成为风气。那时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清高出世，语必黄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便是钟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这种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驳。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而领风气之先，从而历代的研究者才认定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和现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为当仁不让的，那些如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高举这样或那样义旗的作家，动不动抹杀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却从来不用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的办法来突出自己。
年轻时，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哀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奉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的文学见解，这些人的瘪三相，真有些类似魏晋人的空谈。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死绝的恶习，如今那些充斥在报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别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干脆不准别人革命的种种文学恶少的言论，一派扯淡之声，也确是让人摇头。遗憾的是，魏晋人空谈的时候，至少还有清雅飘逸、洒脱不俗的器识和风度，可在这些恶少身上，却是丝毫找不到的。
谢灵运的诗，曾被《诗品》誉之：“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诗，就想起谢灵运的名字。但所谓诗人的“穷而后工”，对谢灵运是不合适的，他是非常轻松快活，完全是天才所致，成为大家的。所以，诗人的“愤怒”和“饥饿”出诗人说，也不能绝对化地要求。至少，对谢灵运不合适。所以，他敢自吹，天下的才华一共是十斗，曹子建独得八斗，他得一斗，其余的人共分一斗。可见他多么的张狂了。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诗人恰巧生在了顶尖儿的“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王、谢豪门，这就注定他是个纵情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儿。当时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感叹。生于豪门的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家族力量联结在一起。
成年后，袭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极其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自由不羁、放任奢豪的性格。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均见《宋书·本传》）。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游山玩水，谢大诗人也太过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勇气来说，要是生在今天的话，也许会成为皮尔·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满足于这种阔绰的生活，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膨胀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悒”，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诗人最好就只是作诗，一旦想得诗以外的东西，就要出问题。
他甚至插手政权的最高层的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天高地厚、东南西北，这就是可怕的感觉失灵了。
只要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捞点什么，就是张嘴想说点什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那么安分了。
谢灵运偏热衷于仕途，但是天真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妄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他没有想到，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给外放了。
后来大臣们到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刀光剑影，血洒宫廷，还不足以使谢灵运清醒，诗人总是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颠倒。因为宋文帝还建康后，征他为秘书监，“赏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来了。
其实，封建统治者看诗人，比喻得动听一点，是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陪坐聊天，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也就是摆摆样子的，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气象外，陪着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谢灵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嘛？就算所有的诗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前面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随从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的旅游，足以说明诗人张狂到何等程度。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后来，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只活了四十二岁，正是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走进了感觉误区的人，能有陶渊明那后来的悟性也不易。这也就是我们在文坛上经常可以见识到的，那些老少二百五的表演所为何来的原因了。
这样，固然也就多了一份热闹，但有这工夫，多写点东西不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