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杜审言恃才高以傲世……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之北面。’其矜怪类此。”
这位老先生是杜甫的祖父，而宋祁称杜甫的性格，也得其祖真传，是很“褊躁傲诞”的，没准这倒是他们家族的基因遗传了。文人爱口出狂言，非此一例，但像杜审言这样有得狂的狂，多少还说得过去。那么，一些无得狂的狂的作家，蚍蜉撼树，螳臂当车，就要令人笑掉大牙了。后来，“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这种当惯了老爷子的口气，何其耳熟能详呀！其实，大家明白，文学成就的高低，与年齿的增加，并不成正比的。因此，老作家不等于大作家。而尊老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尊重其人，未必就是尊重其文。但作家一老，便把人们对其上了年岁的尊重，看作自己文学上令人高山仰止了。所以，这种当老爷子的欲望，愈老，也愈强烈，杜审言自然不是唯一的例子。
如：“元万顷时谓北门学士，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如：“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有所感，即赋诗，李适等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唯以文华取幸。”如：“阎朝隐，性滑稽，属词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变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
这些御用文人，十之九都非善类。明代的沈德符描写过：“词臣日偃户高卧，或命酒高会而已。”好像很轻松，很潇洒，除喝酒做诗外，就是睡大觉了。其实不然，能巴结到统治者身边的文人，绝对是拍马屁、哄皇帝老子开心的高手，而且要巩固住御用的地位，必无所不用其极地上拍下踹，独领皇帝对他的恩幸，还不遗余力地做皇帝在文化界的耳目，以诛杀同类来邀宠讨好。元万顷等文人，实际是宫廷里用来分宰相行政权的特别秘书班子，一时间，权重势炽，是炙手可热的差使。唐代，宰相在南衙办公，而这些直接受命于高宗或武后的文人，都是从北门进宫，舞文弄墨，插手政治，人们才把这些品格卑污、行为龌龊、轻浮浅薄、不讲廉耻的文人，蔑称之为“北门学士”。
据《朝野佥载》，这类堕落文人的丑态，更有甚者。如：“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诗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如：“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如：“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皇后，及韦诛，复附太平公主。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闱，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如：“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膜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蹬。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
无行文人之下流无耻，莫过于此了。崔融、宗楚客之流，竟以诗文来谄媚溜舔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和僧人薛怀义，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尿壶，还做出不堪入目的样子献媚权贵。如此不择手段的阿谀奉承，说他们是名教之罪人，是一点也不错的。最下作的，还数那位崔湜，他“美容仪，早有才名，与兄弟等并有才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就这样一个贵家子弟出身的文人，竟以自己的姿容，甘为男妓，去当太平公主的面首。这还不够，为捞到一份官职，把老婆和两个女儿送到东宫，供太子寻欢作乐，连最后一点人味也丧失殆尽了。
一个文人，琢磨怎么样走门子、拜码头、串高门、攀名流的话，研究如何去捧臭脚、拍马屁、当走狗、卖灵魂的话，这样无行下去，文坛便真的成了魑魅魍魉的世界了。就是那个捧尿壶而自得的宋之问，看到另外一位诗人刘希夷写的一首《代悲白头吟》，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绝妙联句，嫉妒得要死，自己又写不出，于是找人用沙袋压死了他，将这首诗窃为己有。
无行到了极点，便无法无天了。所以，宋祁在《新唐书·文艺》的序文里，一上来就谈到文人中的这类小人，“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不胜感慨系之。
在他这篇著作中，被点到的还有：
如：“孟浩然，有文无行，好蒲博嗜酒，娶妻唯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生活上的不检点。如：“刘太真，迁礼部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作风上的不正派。如：“崔元翰，好学，老不倦，用思精致，驰骋班固蔡邕间。以自名家，怨陆贽李充，乃附裴延龄。延龄表钩校京兆，妄费持吏甚急，而充等自无过，讫不能傅致以罪云。”品质上的不可信。如：“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为李益。”精神上的不健全。据说，他为了防止妻妾红杏出墙，每晚要在她们房屋四周和门口，撒上白粉，作为隔离带，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锢防范，简直成了变态狂人。
所以，文人无行，在唐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太平广记》卷一八三引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一直到宋代，秦观在《谢王学士书》中叹息：“每观今时偶变投隙之士，操数寸之管，书方尺之纸，无不拾取青紫为宗族荣耀，而己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可见一时风气。
甚至诗坛的初唐四杰，同时代的有识者对他们的品格和行为，也是不以为然的。宋朝孔平仲《续世说·识览》中指出：“王、杨、卢、骆，谓之四杰。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杨子沉静，应至令长，余得令终为幸。’”他预言的表现较好的杨炯，也是一个“为政残酷”的人，“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第，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说到底，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浅薄文人。
裴行俭是一个政治家，不能算纯粹的文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来看待文人的。“享爵禄”，当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终结目标。但是，作为一个作家，那应该是最有文化的。作家的文化是表现在知识的丰富和行为的成熟这两个方面。因此，切莫在知识上和行为上都不及格。为文，为人，对作家来讲，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否则的话，一个打折扣的“浮躁浅陋”的作家，总是会被人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