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集外集拾遗》的《辩“文人无行”》中说：“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这里所总结的轻浮儇薄、躁狂狷急、醉生梦死、性事糜烂，倒也是被世人物议的无良文人们的典型表现。
“文人无行”，语出曹丕的《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主。”作家们行为不检、有欠自重、名声败坏，贻人笑柄，在文坛上的这类丑事糗事，确是从来不绝的。曹丕的话里，我们多少还能听出一点宽容之意。但后来的史书记载，对此种现象，颇多诟言，便不那么客气了。也许，古代文人在这方面的表演，要更招人反感些，方才绳诸笔墨，予以针砭的。
当然，如今的作家中，有教养者愈来愈多。所谓无行的文人，总的来说在减少着，应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如何，世纪交替，文明进步，发展趋势，历史必然，作家整体素质的提高，那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时下偶尔出现的，那些一定要往地毯上吐痰，一定要从窗口向外撒尿，一定要从摩天高楼上往下擤鼻涕，一定要随手牵羊从宾馆顺走些什么，一定要吃约稿女编辑的豆腐甚至动手动脚，一定要住星级饭店不然就会失眠，一定要有左拥右抱的三陪才会诗兴大发，一定要麻将打到天亮眼珠通红走出房间的文人，相对于古人的表现来说，是小小不言的无行了。
我们有理由为这种进步而高兴。如果翻一翻宋代端明殿大学士宋祁所修的《新唐书·文艺》，看看他给唐代文人画的像，就会觉得上述边幅不修的诸位哥儿们，和一定要写自己与多个男人滥交经验的姐儿们，简直是非常好样的了。
宋朝的宋祁绝无存心糟蹋唐朝文人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题司空图诗卷末》中得到证明。他说：“噫！表圣，贤者也。以其贤故，一言一物为后人爱秘若此。宁当时之人举不及后人之知表圣耶？是不然，同时者，异时者慕，尚何怪哉！”看出他是个很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学者。
唐代诗人司空图，字表圣，自号休休子，又号耐辱居士。冲其字号，知其自许甚高，故而不甘世俗。原来，他也曾很自负过的，认为有宰辅之才，后因求官不售，便遁迹中条山中，做到了真正的背靠文坛。不像当今一些声称与文学“拜拜”的名家，虽欲隐而难耐寂寞，时不时在小楼上用望远镜东张西望，如同唐代那个叫卢藏用的文人，“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之为‘假隐’”一样，是一种以隐求显的伪君子，不足为训。
司空图说隐便真隐了，最后召他为礼部尚书都不干。躲在山里，潜心从事诗歌理论研究，一部《二十四诗品》，至今还是诗歌评论界的基础读物。宋祁很尊崇他，所以这几句话写来也很有感情。宋祁所谓“媢”，即嫉妒，表现在文人身上，便是彼此相轻。对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说，“媢”，没有什么稀奇，由于名利、权位、风光以及莫名其妙的欲念而引发的竞争，而产生恨不能将对手生吞活剥的歹毒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见别人写得稍为好些，活得稍为强些，马上嫉妒得眼露杀气，心怀叵测，做出种种张致，甚而下作无耻，都是可能的。但相隔一段时间以后，前人成了故人，故人成了古人，彼此无利害冲突，感情自然是“慕”而不是“媢”。宋祁的分析很有道理，因此，他没有必要说唐人的坏话。
何况宋祁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作家。虽然他的小词写得很是清丽可爱，但他相当谦谨自约，为人赞许。他的《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仅点出春天绚丽的这一个“闹”字，其贴切准确的程度，也足以垂范千古。但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和《治戒》一文中，再三强调其水平“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他要看到后来一些自封或人封的大师，自称或人称的经典，自以为或人以为的不朽和传世，一定会惊叹这些无良文人那不亚于城墙厚的脸皮，而自惭弗如。鉴古知今，同样，以今解古，宋祁在《新唐书》里描绘唐代文人的笔墨，应该是可信的。
如：“崔信明，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坐怨谤流死。”
崔信明“以门望自负”，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恃出身好、成分好来压人。这种以非文学手段在文坛拔尖称霸消灭对手的做法，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照方抓药。其实，李百药在唐初文坛，不但资格老，而且著《齐书》五十卷，已有定论。但小文人通常就是这样没起子，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是不服气比他哪怕出色一点的同行。自负，是文人差不多的共同弱点，一旦无可骄傲还偏要骄傲的话，十之八九会产生歇斯底里。崔信明非要认为自己胜过李百药，而大家不承认，不买账，嗤之以鼻。于是，气极生疯，至少是患了轻微的躁狂性精神病。这样的人，必然要不停地折腾，一直折腾到死为止，最后因怨谤而流死，也是活该了。前几年我们也曾见识过这类人物的，结果又如何呢？最后还不是以成文坛笑柄被人不齿而告终？
如：“李勣戒刘延祐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无为出人上。’”
看来，刘延祐年轻时，就很出名了。少年有成，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才使得老干部对他进行这番善意的教导。李勣是唐初开国元勋，资望很高，把他惊动出来，可见这位神童作家大概张狂了一点。有才华，即使盖世，也不能像南朝谢灵运那样自诩：“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谢灵运最后闹得在广州弃市，焉知不是骄傲的缘故才把脑袋弄掉的？因此，一个年轻作者，写了几篇作品，瞎猫碰死耗子，红了，完全用不着亢奋得睡不着觉。文学是个漫长的竞赛过程，而做人更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刘延祐接受了老将军的劝告，后来，他的吏治在历史上还是被肯定的。
如：“张昌龄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太宗问其故，答曰：‘昌龄华而少实，其文浮靡，取之，则后生劝慕，乱陛下风雅。’帝然之。”
现在很难评断王师旦对张昌龄的诘难，是不是有些类似时下新潮作家，或者实验作品所受到的非议一样。初唐处于文学变革的时期，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流派出现，各尊一宗，互有长短，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自不足奇。但从李世民对他发出的警告来看，语气够重的：“昔祢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卿才不减二人，宜鉴于前。”估计张先生的不佳表现，是文字以外的事情了，史书未载，不敢悬拟。但对一位政治家而言，浮靡文风事小，“后生劝慕”所导致的结果事大，是不能不在乎的，就不得不举出魏晋时死于非命的两位文人，给他敲敲警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