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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鹅嘟嘟(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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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娘给予我小小的心灵以爱的熏陶。她有“砍脑壳的”一类的骂人的口头禅,也有“造孽哟”一类表示同情、感叹的口头禅。来给我家送水的大师傅,是个哑巴。那时我家没有自来水,吃饭、洗衣所需的水,都依靠拉木头大水车的师傅按时供应。大约每隔几天师傅就要来一次,先把那装水的车子停在院子里,再用水桶一桶桶地将水运进灶房间,倒进三只比我身子高许多的大水缸里,水缸装满后,要盖上可以对折打开的木盖子,往往是水注满后,彭娘就拿出几块明矾,分别丢到水缸里,起消毒、澄清的作用,当然,那是我后来才懂得的。送水师傅来了,母亲也会出来招呼,除了付钱,还让彭娘给他盛饭吃。彭娘会给他盛上很大一碗白米饭,米粒堆得高高的,那样的一碗饭叫“帽儿头”;彭娘还会给他一碗菜,菜里会有肉。有回送水的师傅吃完要走,彭娘让他且莫走,师傅比比画画,意思是还要给别家送水,彭娘高声说:“你看你那腿,疮都流脓了,也不好生医一医,造孽哟!”就跑到木桥那边住房里,问母亲要来如意膏,亲自给那师傅创口上抹药,又把整盒的药膏送给师傅。这些我看在眼里,都很养心。只是很长时间里我都想不通,为什么要用“造孽哟”来表示“可怜呀”。

彭娘使我懂得,不仅要爱护人,像我们家养的狗儿小花、猫儿大黑,还有那群鹅,都是需要怜爱的。小花本是只野狗,后被我家收留,它虽然长得很高大,其实胆子很小,彭娘笑话它:“贼娃子来了它只知道喘气,贼娃子跑了它倒汪汪乱叫!”虽然小花如此无用,彭娘还是耐心喂它。猫儿大黑一身光亮的紧身黑毛,眼珠常常是绿闪闪的,它的存在,使得我们屋里没有鼠患。鹅群里最高的那只,我叫它嘟嘟,为什么那样叫,没有什么道理,就喜欢叫它嘟嘟。我跟嘟嘟走到一起,彭娘说我们就像两兄弟。原来我家那蔷薇花台上,甚至三间草房里,常有蛇出没,自从嘟嘟它们长大,蛇都不敢到我家那个空间里活动了。我就亲眼看见,嘟嘟勇敢地把从蔷薇花台上蹿出的蛇,鹐得蜷曲翻腾,最后像绳子一样死在那里。

当我在重庆南岸那个空间里度过我的童年时,中国历史正翻动到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在内战爆发以后,我家忽然来了彭娘的儿子,我叫他彭大哥。后来知道,他是为了逃避被驱赶到内战战场上厮杀,躲藏到我家来的。他和彭娘住在草屋里,他很少出屋,更很少开口说话。但还是有住在附近的海关人士发现了他,于是父母决定干脆让他大方露面。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原来读的是不远处的海关子弟学校,父母特意将我转到离家颇远的一所私立小学去读,父亲告诉海关同事,彭大哥是被特意雇来接送我上学的。这当然说得通。于是,有一段时间,彭大哥就每天带我去远处上学。

一九四九年入秋,重庆城开始呈现真空状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撤离了,共产党的解放军却还没有开过来。于是发生了“九二大火灾”。我曾有专门的文章描述过,从南岸我家望去,重庆城的大火景象非常恐怖,炙热的火气随风扑向南岸。为了防止意外,彭大哥就拿大盆往我家阳台那边的墙壁上泼水。“造孽啊!”彭娘不让我往江那边多看,将我抱到她住的那间草屋里,搂着我说,“刘幺莫怕!有彭娘就烧不到你们家,伤不到你!”

那段日子,有若干恐怖记忆。除了目击对岸的旷世大火,还有国民党溃军的散兵游勇,时不时乱放枪。有一天彭娘去外面找难买的菜肉去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一个穿道士装的人走进我家院子,母亲站在木桥上应付他,他反复指着母亲身后的我说:“太太,你快把那娃儿舍给我吧,兵荒马乱的,你留下是个累赘啊,舍了吧,舍了吧……”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害怕到极点,一只手紧紧地攥住母亲的衣角,只听母亲镇定地说:“师傅你快去吧,莫再说了,那是不可能的,请你马上离开。”那道士后来终于转身离开了。彭娘回来,母亲说起这事,彭娘把我揽到怀里,大声“撒村”,骂那道士,我这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长大了我读《红楼梦》,读到甄士隐抱着女儿在街上看过会的热闹,忽然有道士与和尚过来,那癞头和尚指着他女儿说:“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舍我罢,舍我罢……”我就总不免忆起自己童年时的那段遭际,真乃“阳光之下无罕事”,在惊叹之余,又不免因后怕而脊背发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北京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家那时父母、小哥、阿姐头靠头挤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前,听声音不甚清晰的广播。我毕竟还小,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已被定位为“随时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能尽早戴上红领巾,尽早佩戴上共青团的徽章……

但是直到那一年的十月底,四川才算解放,再过些时候,新政权才接管了重庆海关。父亲被新政权的海关总署留用,调往北京,重庆海关则被撤销。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离别彭娘的时刻。而就在那些天以前,我刚跟彭娘闹过别扭。因为她竟把包括嘟嘟在内的鹅们都宰杀了。我大哭,不肯吃她烧出的鹅肉。彭娘试图用讲童话的方式化解我的愤懑,让我想象嘟嘟它们其实是变成了云朵飘在了天上,但那时我已经八岁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她骗不了我。

全家都兴奋地准备迁往北京。狗儿小花由邻居收养,猫儿大黑由姑妈家收养。我们先要渡江离开南岸,到重庆城里,在姑爹姑妈家里暂住几天,然后会坐上大轮船,抵达武汉后,再乘火车去往北京。我不记得是怎么在大雾弥漫中离开南岸的,也记不清在姑爹姑妈家都经历了些什么,只记得终于跟大人们上了轮船后,我问母亲:“彭娘呢?我要彭娘!”母亲告诉我:“彭娘和彭大哥都回安岳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现在才想起彭娘!那天我们离开南岸,彭娘望着你哭得好造孽,你竟连头也没回,径自蹦蹦跳跳地随小哥、阿姐他们往渡轮上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彭娘的体温,再传递不到我小小的身躯了!望着滔滔江水,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被劝回船舱,阿姐走过来,递给我一样东西,跟我说:“彭娘留给你的,你的嘟嘟!”我用迷离的泪眼一看,是一把鹅毛扇。接过那扇子,在南岸那个空间里跟彭娘度过的那些日子,倏地重叠着回落到我的心头,我哭得更凶了。

什么叫生离,什么叫惜别,我是很久以后,才懂得的。可是对于我和彭娘来说,一切都难以补救了。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打听到彭娘的消息,据说她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念叨着她的一个个亲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刘幺”。

南岸的那个空间啊,你一定大变样了!不变的是彭娘胸怀传递给我的那股生命暖流。我终于写出了这些文字,愿彭娘的在天之灵能够原宥我的罪孽——在多变的世道里,我没能保留下那把她用嘟嘟羽毛缝成的扇子,但可以告慰她的是,我心灵的循环液里,始终流动着她给予我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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