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记忆回到童年，我的空间比例感立即变更。我的视平线离地面不足一米，跟我个头平齐的是家里那几只大鹅。我混在它们里面一起朝花台那边摇摇摆摆而去。它们欢快地叫着，我觉得听明白了它们的话语，是在鼓励我朝前走，不要怕会从花台里爬出来的菜花蛇。
那时候只有大人将我抱起，我才会注意到大人的面容，当我自己在地面上跑来跑去时，我觉得亲切的面容主要是那几只大鹅。我觉得自己跟它们没多大区别，它们似乎也把我视为同类。
“刘幺！莫让鹅啄了你！”一个大人走近我身旁，记忆里没有她的面容，只有她的大手，很粗糙，很有力，握住了我的胳臂，将我拉往她的怀抱。几只鹅兄鹅弟抱怨地扇着翅膀，摇晃着让到一边。
抱起我来的，是我家的保姆彭娘。我在她怀里挣扎着：“鹅才不啄我哩！我要跟它们耍嘛！”彭娘道：“是有点怪欸，这些鹅啄这个啄那个，就是不啄幺娃！不过谨慎点为好啊！”说着彭娘就把我抱进灶房去了，把我放到小竹凳上，哄我说，“幺娃儿乖，帮我剥豌豆，我摆个龙门阵给你听……”
所忆起的这些，都在重庆南岸，那时我家的居所。
那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〇年，我四岁到八岁期间。我家那时所住的，是重庆海关的宿舍。那栋房子，是两层楼，下面一层，住的是另一家。那家的院门，在下面的一个平面上。我家的院门呢，则在山坡的另一平面上。院门由木头和竹子构成，进了院门，是个小院子，这小院子的右手边，是个几米高的坡壁，坡上有路，从那路上往下跳，按说就能跳进我家，但我家在那坡壁下面，布置了一个花台，花台上种的蔷薇，长成一米高的乱藤，一年里有三季盛开着艳红的蔷薇花，那些粗壮的藤茎上，布满密密的尖刺，令任何一位打算从坡壁上跳下的人望而生畏。就这样，我家右边形成了自然的壁垒。左边呢，我家这个院子的平面，与下面那个平面，又形成了一个落差更大的坡壁，于是安装了篱笆。那栋两层的小楼，下面一层与我们上面一层原来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两家，堵死了。那楼耸起在我家的这个小院前面，二层正与小院的平面取齐，但楼体并不挨着坡壁，楼体与坡壁之间，是一道深沟，雨后会有溪流冲过，平时也有深浅不一的沟水滞留，那么，我们家的人怎么进入自己的住房呢？那就需要通过一座木桥，桥这头在我家小院，桥那头伸进楼上的一扇门。穿过桥，进入楼里，则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充作饭堂，饭堂前面有门，门外则是一个不小的阳台，从阳台上可以望见长江和嘉陵江的汇合，山城重庆的剪影历历在目。从饭堂往右，有条走廊，走廊里面有三间屋子，有间是摆着沙发的客厅，有间是父亲的书房，尽里面最大的一间，则是卧室，我虽然有自己的小床，但常常要挤到父母的大床上去睡，夜里做噩梦，拼命往父亲脊背上靠，结果给他捂出了大片痱子。那时大哥、二哥都常在外地，小哥和阿姐在重庆城里巴蜀中学住校，父亲每天一早要乘海关划子过江到城里上班，晚上才回来，因此，大多数时候，那个空间里，只有母亲、彭娘和我。小院尽里面，有三间草房，墙是竹篾编的，屋顶是稻草铺的，一间是灶房，一间彭娘住，一间是搁马桶的，大人要到那里面去方便，我是不用去那里的，我在屋子里有罐罐，彭娘每天会给我倒掉洗净。草房再往里，高高的坡壁下，有一片菜地，彭娘经营得很好，我家吃的菜有一半是在那里自产的。
彭娘到我家帮佣，有很长的历史。大约在一九三六年父亲从梧州海关调到重庆海关任职，她就从老家来到我家了。据二哥告诉我，那时候我家生活很富裕，住在城里，每晚开饭，要开两桌，除了自家一桌，总有一些同乡，坐成一桌来吃饭。那时给彭娘的佣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以后，生活艰难起来，特别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使得父亲不得不将母亲和孩子们先转移到成都，再转移到老家安岳。彭娘在我家经济上衰落时，依然跟我母亲兄姊转移各地，相依为命。阿姐告诉我，那期间父亲偶尔会来成都看望家人，但来去匆匆，留下的钱不够用，战时薪酬发放不按时，加上邮路不畅，母亲常常面临无米之炊的窘境。她就记得，有天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母亲开口问彭娘借钱，彭娘就从她自己的藤箱里，翻出一个土布小包袱，细心打开，好几层，里面是她历年来攒下的工钱，都兑换成了银圆。她对我母亲说：“莫说是借。羊毛出在羊身上。甜日子苦日子大家一起过。只是你莫要再生那个从桌子上往下跳的心！”
彭娘规劝母亲不要从桌子上往下跳，是因为那时候，一九四一年冬季，母亲又怀孕了，那时候父母已经有三子一女，而且还有一个年纪跟大哥相仿的、祖父续弦妻子生下的小叔，跟着母亲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父母实在不想再度生育，不料父亲从重庆往成都短暂探视母亲的几天里，竟播下了我这颗种子。母亲找来不少阻止我出生的偏方，可是吃进去就会很快呕出来，于是跟彭娘说起，不如从桌子上猛地跳下，也许就可以了。有天母亲又让彭娘去为她买药，彭娘从外面回来，跟她说：“这回我给你换了个方子！”母亲说：“莫是吃了又要呕出来啊！”彭娘热好了那东西，端过去，母亲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啊？我怎么觉得分明是牛奶呀？”彭娘就说：“是我给你买的牛奶！你这么一天天乱吃药，正经饭不吃几口，看你身子还能撑几天！你带着这么一大啪啦娃儿，不把身子保养好，怎么开交？给我巴巴实实喝了它！”母亲说：“只怕喝了也要呕出来！”但是她喝下那牛奶，却不但没呕，还实话实说，“多日没喝过这甘露般的东西了。只怕上了瘾没那么多钱供给！”
于是到了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成都育婴堂街借住的陋宅里，母亲再一次临盆。母亲非常紧张，她对彭娘说：“以前都是在医院，那里边什么都是现成的……”彭娘就“赏”她——四川话把批驳、斥责、讥讽、奚落说成“赏”——“说不得什么以前现在了，抗日嘛，大家紧缩点是应当的！再说了，现在怎么就不现成？七舅母当过护士，我自己也生过娃儿，一锅干净水已经烧滚在那里了，干净的毛巾、消过毒的剪刀全齐备了，你就安安逸逸生你的就是了！”凌晨，母亲生下了我，接生的是我七舅母，助产的正是彭娘。彭娘后来说：“原准备你出来后拍你屁股一下，哪晓得你一到我手里就哇哇大哭，你委屈个啥啊？”
我的落生，虽在父母计划之外，但既然来了，他们也就喜欢。父亲给我取名，刘姓后的心字，是祖上定下的辈分标志，只有最后一个字需要父亲定夺，父亲那时候支持武装抗日立场，就给我取名刘心武，据说彭娘听了头一个赞同，说：“要得！我们幺儿生下来就结实英武，二天当个将军！莫去舞文弄墨，文弱得像根麻秆儿！”她哪里想得到，几十年后，恰恰是这个名字里有“武”字的，没成为将军，倒混成个文人。其实要说名字的“文艺味儿”，二哥刘心人、小哥刘心化，都远比我的名字更适合作为作家的署名。
彭娘似乎比父母更宠我。她说我命硬，从小就懂得自卫，才几个月，她把我放在盆里洗澡，我站在盆里，一只手死死拽住她的衣角，不使自己跌倒，“唷欸，这个娃儿，好大气力哟！”多年以后，彭娘说起，还笑得合不拢口。她又夸我天生谨慎，说是他们老家乡里，有个娃儿，养活四五岁了，有天口渴，跑到饭桌前，欠起脚，抓过茶壶就对嘴喝，没想到壶里是大人刚灌满的滚水，满壶滚水不容他躲避咕咚咕咚灌进了他食道胃肠里。因此，到我家帮佣以后，对我哥哥姐姐，她从小不忘提醒：吃喝先要弄清冷热，尤其不能把住茶壶嘴就往嗓子眼儿里灌。但是我呢，彭娘说，怪了，从很小开始，她喂我水喂我饭，明明她已经尝过冷热，是正合适的，那勺子到了我嘴边，我总会本能地用舌尖轻轻地试着舔一下，在确认不烫以后，才肯让她将水将饭喂进我的嘴里；长到四五岁自己能倒茶壶里的水喝了，见到茶壶，总要先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触一下，再轻轻摸几下，确证不烫，这才倒在杯子里，小口小口地喝。“唷欸，这个娃儿，心鬼细哟！”彭娘所肯定的我生命的本能，也许确是我存活世上的先天优势。
但是彭娘对我的宠爱，有时达到溺爱的程度，由此引出母亲与她的争议。有一回，我家那几只鹅不断怪叫，彭娘走出灶房去看，我跟随在她身后，只见我家那篱门外，有个人抛进绳套，要套走最前面的那只鹅。彭娘就冲过去，大声呵斥詈骂：“龟儿子！砍脑壳的！”篱门外的人只好收回绳套一溜烟跑掉了。我见状也冲到篱门边，朝外面大声骂：“龟儿子！砍脑壳的！”母亲听见人声，这才从屋里出来，站在桥上问怎么回事，彭娘且不报告有贼套鹅的事，而是极其兴奋地向母亲报告说：“好欸！刘幺会骂人了欸！”她那样眉开眼笑地赞我大声骂人，令母亲十分诧异。其实我那次骂人，完全是鹦鹉学舌，“龟儿子”还勉强能懂，何谓“砍脑壳的”，实在懵懵然，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是咒人遭遇杀头死刑的意思。母亲对我们子女，家教严格的一面里，禁止“撒村”即骂人是头一条，尤其不许说那些污言秽语，这种语言洁癖是否有些过分？依我后来的人生经验，是判定为有些过分的，它使得我在少年、青年时期，因此被一些其实本质不错的同学疏离，也使得我在自我宣泄时失却了一种偶可使用的利器。后来阿姐告诉我，母亲有次就跟彭娘说：“莫教刘幺骂人，他学舌你的‘村话’，你要制止他才是。”彭娘完全不接受母亲的批评，她有她的道理：“村话村话，村里人说话，就那么直来直去，有啥子不好？我看你是离开村子当太太久了，一天洗几遍手，还不是喷嚏咳嗽的，哪里有我经得起打磨！我虽跟着你们也离开村子好久了，到底还在种菜养鹅，时不时说几句村话，心里岂不痛快许多！”母亲听了，也只是笑笑，不过彭娘自己该“撒村”的时候照旧泼辣地“撒村”，却不再怂恿我学舌“撒村”。
彭娘深深地融入了我们这个家庭。她和母亲，亲如姊妹，我看惯了她们一起制作泡菜、水豆豉，罐肉肠，晾腊肉，两个人合拧洗好的床单再晾到绳子上……母亲会到灶房和彭娘一起做饭，彭娘会到我们住房里跟母亲一起收拾箱笼、拆旧毛衣、织新毛衣，她们有时会头凑头压低声音说话，一起叹息，或者相对哧哧地浅笑。彭娘爱护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父亲和大哥是一对爱恨交织的冤家，我在别的文章里写到过，也以他们为原型，将那父子冲突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一次彭娘煮好了打卤面大家围着八仙桌吃，大哥顶撞父亲，父亲气得将一碗面摔到地下，喝令大哥：“滚！”大哥搁下面碗，摇摇肩膀，取下椅背上的外衣，冲出屋子，果然一去不返。父亲盛怒，母亲也不敢马上劝解。那天小哥和阿姐都在家。到晚上小哥要找锥子修理什么东西，阿姐要拿剪刀剪劳作老师（那时有门课程叫劳作课）留下的剪纸作业，却都没在以往放这些东西的地方找到，母亲也觉得锥子和剪刀的失踪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彭娘供认，她早发现父亲和大哥都像打火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出火花燃起大火，她怕父亲一怒之下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确实，父亲恨大哥恨得牙痒时，放过类似《红楼梦》“不肖种种大承笞挞”那回里贾政那样的狠话，大哥上小学时惹祸被学校开除，父亲曾气得用锥子扎他屁股——所以为以防万一，就把锥子、剪刀等屋里的利器在晚饭前都藏了起来。第二天、第三天……几天以后大哥也没有回来，母亲急得直哭：“他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可怎么办啊？”彭娘就悄悄告诉母亲，她预见到大哥可能离家出走，因此，在大哥那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口袋里，装了好几个银圆，“他一时是有钱用的，再说了，他是条能挣到钱的汉子了，你放心，二天他回来，父子和好，你高兴的时候会有的！”母亲说要还她银圆，她生气了，“难道他们不也是我的儿女吗？”
彭娘确实是我们这些子女的第二个母亲。她最宠我，但其他的孩子也都疼。那时候小哥、阿姐每星期五晚上会从城里回南岸，小哥比我大一轮，玩不到一块儿，阿姐比我大八岁，勉强可以充当我的玩伴。每次阿姐到家前，我都会把一只大橘子，用一只大碗扣住，等她回家以后，让她掀开大碗，感到欣喜。但是次数多了，阿姐渐渐不以为奇，她到家后忙着别的事情，我几次唤她，她都懒得去掀碗。这情况让彭娘发现了，于是，有一次我缠着阿姐催她找橘子，她漫不经心地依然做别的事，彭娘就过去跟她说：“妹儿，这回刘幺给你扣了只活老鼠哩！”阿姐不信，马上去掀那只碗，谁知碗一掀开，阿姐和我都惊呆了——碗下扣的是几只艳黄喷香的枇杷果！阿姐高兴得跳起来，彭娘笑道：“老鼠变成了枇杷果！”我老老实实地说：“咦，我扣的是橘子呀！”阿姐才知道，是彭娘用枇杷换去了橘子。那枇杷是头些天客人送给我家的，父母分了一些给彭娘，彭娘说该给我小哥和阿姐留着。母亲说：“这东西不经放，你就吃掉吧。”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天气热得快，确实很容易把枇杷放烂，但是彭娘自己舍不得吃，她想出一种土办法，就是把鲜枇杷埋在米缸里，小哥、阿姐回家前取出来，果然都还新鲜。那天阿姐觉得有意外收获，小哥得到彭娘为他留的那一份也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