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后来换了个工作，调入一家杂志社，重新干起了编辑老本行。我庆幸自己离开了牟总的颐指气使，也躲开了公司办公室里紧张和恐怖的气氛——我至少以后可以多睡几个安稳觉吧？少做几个噩梦吧？
据说，在我调走以后，周中十干得还不错，有可能提升副科长，只是婚姻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他曾找过几位女朋友，还自供当过几回插足他人婚姻的第四者或第五者，但他与各种老少女人打交道，谎话总是编得支离破碎，一不小心就泄露出自己既不懂电脑也没买房子的事实，加上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喜欢唱歌，大嗓门把四五个调门一串，女人们必定笑翻，吃了他的，喝了他的，然后一去不回头。他只能经常黑着脸等待电话。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拎着一串香蕉登门找我。我女儿惊喜地扑上去叫他周叔叔，他笑笑，不知为什么眼圈红了，鼻子抽缩了两声。在我给他泡茶的时候，他细观墙上的国画和木雕，远瞄瞄，又近瞅瞅，含混地嗯嗯几声，直到完全从容够了才转移目光。但他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显然遇到了什么难事。
他粗重地叹了口气，说他母亲差点疯了——尽管他说这话的时候拉着轻描淡写的腔调，似乎根本不愿意说，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事情的原因是他去帮牟女士搬家，不小心打碎了她的一只茶壶，那婆娘说茶壶是宋代官窑青瓷，要他至少赔钱一万五。他母亲一听这事就差点晕了过去。现在他已经卖了彩电和冰箱，但还差三千多，需要我帮一把。
这是我理解和整理出来的谈话概要，他的述说当然没有这般清楚。他越说越急也越乱，常常描绘些我不明白的事物，比方有一张桌子如何重，如何长，桌沿还有颗什么可恶的铁钉等等。他说牟女士拒不承认桌子有八十多斤重，简直太不顾事实了，太主观臆断了。八十斤就是八十斤。六十斤就是六十斤。方桌子就是方桌子。圆桌子就是圆桌子。难道可以随便混为一谈么？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说话的口气完全像是一种倾诉，似乎与我从来没有什么过节。
说到母亲，他哇哇哭泣了，双拳夹击着自己的太阳穴。
我拉住他，劝了他一阵，他才忍住了嚎啕，但还是一次次摘下眼镜来擦眼窝，揪出一把把清亮的鼻涕，甩在地板上，吓得我女儿躲得远远的。
“你妈妈不是给你存了很多钱吗？”我问。
“你不知道……”他脸红，“谈恋爱多费钱呵……”
我不想借钱给他，但表示可以提供一批卖得正火的挂历，销售利润全数归他。
他高兴得鼻涕更加汹涌了，两膝已经开始下跪，“陈主任，我太感谢你了，我真不知要如何……”
我扶他起来，递给他卫生纸，“别废话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知如何报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