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英沙罗夫果然依照约言，携着行李，来到伯尔森涅夫住的地方。他没有仆人，可是，无须助手他就把他自己的房间整理好了，安置了家具，掸了灰尘，并且扫了地板。只有写字台可特别麻烦，许久许久，它硬不肯归就那指定给它的墙角；可是英沙罗夫，以他特有的沉默的坚韧，终于使它完全就范。安置停当之后，他请伯尔森涅夫预先收他十个卢布，于是擎起一根粗棍，就出去视察新居的环境去了。三小时后，他回家来；伯尔森涅夫请他共餐，他回答说，他今天并不推辞朋友的好意，可是，他已经和房东太太说妥，从明天起，他将在她那儿搭伙了。
“啊呀，”伯尔森涅夫回答说，“那您会吃得很糟的：那老太太根本就不会料理饮食。您为什么不肯跟我一块儿吃呢？费用我们可以对半平分。”
“我的经济情况怕不容许我像您这样吃，”英沙罗夫回答，平静地一笑。
在那平静的一笑里，就可以看出有着令人不能往下争执的什么；伯尔森涅夫也就不往下说了。饭后，他向英沙罗夫建议，说是要领他到斯塔霍夫家去；可是他却回答，他想拿今晚的时间给他的保加利亚朋友们写信，所以请求把对斯塔霍夫家的访问移到明天。英沙罗夫的不屈的意志，伯尔森涅夫是早已知道的；可是，只有当他和他同住在一幢房子里以后，他这才充分了解：英沙罗夫决不会变更自己的决心，也正和他决不会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一样。在伯尔森涅夫，一位地地道道的俄国人，这种比德国人更甚的严格，初看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甚至是可笑的；可是，不久以后，他也就习惯了，而终于觉得，这种严格，如果说不上值得尊敬，至少，对彼此都很方便。
移居之后的次日，英沙罗夫在晨间四时就起了床，几乎把昆采沃全都走遍，在河里洗过澡，喝过一杯冷牛奶之后，他就开始工作了；他手头的工作很不少：他正在研究俄国历史、法律和政治经济学，翻译保加利亚的歌曲和编年史，搜集关于东欧问题的材料，还在编纂一部保加利亚人用的俄文语法和一部俄国人用的保加利亚文语法。伯尔森涅夫来到他的房里，和他谈起费尔巴哈。英沙罗夫留神倾听着，间或也发表一点意见，意见虽然不多，但是非常中肯；从他的谈话里显然可以看出他是在寻找一个结论：他到底是需要研究费尔巴哈呢，或者，暂不研究也行。伯尔森涅夫于是把谈话转到英沙罗夫的工作上去，并且问他可不可以把他的成绩给他一点看看。英沙罗夫就给他念了他所译的两三首保加利亚歌谣，并且极其诚恳地希望听取他的意见。伯尔森涅夫认为翻译是很忠实的，可是，还不够生动。英沙罗夫十分注意地倾听着他的批评。从歌谣，伯尔森涅夫又谈到保加利亚现时的地位，而马上，第一次注意到，只一提到祖国，英沙罗夫就起了怎样的变化：并不是他的面孔立刻通红了，声音顿时提高了——不是！只是他的全身似乎马上就表现了无限的力量和强烈的激动，他的嘴唇的线条变得更强硬、更坚决了，而在他的眼瞳深处，则燃烧起一种沉郁的、不可熄灭的火焰。英沙罗夫并不高兴絮述他自己在祖国的旅行，可是，关于保加利亚一般的事情，他却乐于和任何人谈起。他不厌其详地谈着土耳其人，控诉他们的压迫，诉说他自己同胞的悲哀和苦痛和他们所怀的热望；在他所说的每个字里，都可以听出一种唯一的、永远燃烧着的激情，和专心致志的思考。
“啊，是的，不会错的，”同时，伯尔森涅夫思忖着，“我敢说，那害死了他母亲和父亲的土耳其军官，已经得到他自己应得的惩罚了。”
英沙罗夫来不及把要说的话说完，门就开了，舒宾在门口出现了。
他以一种近于夸张的大方而高兴的神气，走进房来；伯尔森涅夫是深知他的，一眼就看出他心里其实是颇不自在。
“我不客气地自我介绍吧，”他脸上装出一种愉快而爽朗的表情来，开始说道，“我姓舒宾；我就是我们这位青年人（他指了指伯尔森涅夫）的朋友。我想。您就是英沙罗夫先生吧，是吗？”
“我是英沙罗夫。”
“那么，让我握握您的手，咱们做个朋友吧。我不知道伯尔森涅夫跟您谈起过我没有，可是，他跟我是时常谈起您的。您也住到这儿来了吗？好极啦！我这么瞅着您，请您别介意。我是个以雕塑为业的人，也许不多久以后我就会请求您的许可，来塑造您的头像啦。”
“我的头随时可以供您使用，”英沙罗夫说。
“我们今儿做点儿什么呢，呃？”舒宾又开始说，突然坐到一只矮椅子上，两腿张着，手肘撑在膝上。“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阁下对于今儿可有什么好计划？天气好极啦；阵阵干草和草莓的香味，好像……叫人好像喝着香草茶似的。我们总得畅快一下吧？对于我们的昆采沃的新客，我们总得把这儿的无数美景给他介绍介绍吧？（“他真有些不大对劲了，”伯尔森涅夫不断自忖着。）怎么啦，你怎么不响呢，吾友霍拉旭？请开您那智慧的尊口吧。我们是畅快一下呢，还是不呢？”
“我不知道英沙罗夫觉得怎样，”伯尔森涅夫说道，“我看他像要开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