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要笑，这个书记是真心诚意这么说的，逻辑就是这样简洁和务实的。他觉得一个人读书做官，不捞点钱怎么回报家族和家乡？由此可知，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也是道德和文化的关联条件。所谓“人穷志短”—相反，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这就如同工业化能带来妇女解放—没有工业化，女强人再多也困难重重；有了工业化，妇女们想不解放都不行，谁都拦不住。这里面都有一个历史变化的水到渠成。
那么，为了补上道德与文化这块短板，与其着急和开骂，还不如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注意各种新的资源、新的方式、新的机会，以便于拿出有效的治理举措。
二、从世界看乡村
中国的人情传统源于漫长的农耕定居历史，与欧洲人的游牧史迥然有别，这个老话题我们就不说了。
这里说一说土地政策的问题。我在印度、墨西哥看到过巨大的贫民窟，所谓世界上三大贫民窟奇观，只差一个巴西的没看了。你们可能看过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满世界的乞丐和流浪汉，就是那种景象，像一片五光十色的“垃圾”海洋，把城市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谁看了都会觉得恐怖和窒息，觉得轰的一声天塌了。
稍懂得一点经济学的人肯定知道，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肯定出了大问题，土地政策一定是失败的。简而言之，因为土地私有化，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失地的农民无路可走，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而虚弱的城市和工业又吸纳不了他们，于是只能把他们排拒在城外，成了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些孤岛型城市的海洋。只有在这里，人们才可能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意义，理解土改的意义，还有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意义。说实话，以前我觉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制度—农民就这一点点田土，人均几分地，顶多一两亩地，鸡零狗碎的，怎么形成规模效益？怎么走向“大农业”？生产、销售、技术创新的单位高成本怎么降下来？我也曾差一点赞成土地私有化，差一点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解决失地农民的谋生问题。但我看到国外的贫民窟以后，发现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少经济学家说，如果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立刻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可观的原始资本，就可以自主创业，进城做生意等等，促进现代化和城市化。但我在海南工作多年，亲眼看到不少郊区农民发了土地财，卖地以后腰缠万贯，手上戴几个金戒指，兜里一掏都是美元或日元，但一两年过去，两三年过去，他们的钱很快就挥霍一空，无非是赌博，嫖娼，吸毒，养二奶，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需要社会救助的穷光蛋。林森（青年作家）是海南来的，你应该知道这些情况。由此可见，所谓人们都是“理性人”的启蒙主义假设，以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财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大半是书生的想当然，具有极大风险。
如果从实际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却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是给一大半老百姓社会保障托底。其微观经济效益如果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宏观的社会效益最优—至少让中国不至于成为全球第四个贫民窟大国。这种安排给广大农民工留了一条谋生的后路，也为工业经济应对波动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压能力，形成另类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西方媒体把中国的“农民工”普遍译成migrantlabour（移民工），完全漏掉了亦“工”亦“农”的义涵，在这方面的理解上一直不得要领。
事实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社会，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风险的。大体上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农业发展相对成功，有关经验值得借鉴，比欧美经验更重要。欧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为他们碰上历史机遇，抢上了工业化的早班车，已把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当成他们的“农村”，自己当好世界的“城里人”就行了。即算他们还有一点农业的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只有farmer（农场工），没有peasant（农民）；只有前者的现代身份，没有后者的前现代身份；不像我们这里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三农”总是捆起来说的，现代/前现代的双重挑战是需要一并应对的。
欧洲多是“雨热不同季”，土地好，气候不好，即气候不大宜农，因此那里的森林和牧场还不错，却从未有过东亚这样深厚的农耕传统，直到很晚近的时候才摆脱农产品大量进口的地位。这样，他们的经验离我们太远，参考价值不大，更不可作为发展范本。有人想让中国重复欧洲历史，比如也把农村人口比例降到5%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从未重复过他们的游牧经济、中世纪、殖民时代，为什么就一定要重复他们那种“都市化”？
东亚当然也有内部的差异性。比如，我曾注意到台湾的村庄大多人气旺，晚上万家灯火，寺庙香烛熏腾，“空心村”的现象很少见。后来才知道，台湾就那么大的地方，村里人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坐一个捷运或大巴，骑一辆摩托，也是可以回村和回家的。再不济，周末才回村和回家，也大体上能照顾村务与家务。这使他们宗族、村社、部落的格局都相对完整和稳固，一时半刻没法被掏空。相比较而言，大陆幅员太辽阔了，广西的农民工去北京，贵州的农民工跑杭州，一去就是数千里，晚上怎么回村？“白天进城，晚上回村”的生活模式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这一个地理幅员条件的制约，现在大陆的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文化、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等问题，都多出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困局。有时要找个能干正派的年轻人当村主任，配强几个村民组的业余组长，还真不那么容易。连划个龙船，跳个广场舞，都可能人力短缺。那么，大陆与台湾这一差异，是否会带来什么影响，会怎样影响两岸各自教育、民俗、公益、经济、政治、城镇化进程？
凡此种种，恐怕都是有意思的课题。
“发现故乡和乡土书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主题。今天我就此谈了一点零散的体会，算是起个头。谢谢大家。
*此文为2017年8月17日在湖南省汨罗市八景村“发现故乡与乡土书写”工作坊的演讲记录稿。